吳思：談官家主義和新民主主義 2.0版

　　


　　中國曆史分三段：第一段是西周、春秋戰國之前，封建主義時代，一群小王架著一個大王——天下共主。西方也是這樣，眾多獨立的暴力集團，上麵有一個老大，或者沒有老大。

　　這是第一段，封建製度。第二段是秦漢以來，我起的名字叫做官家主義。之所以叫官家主義，不叫封建主義，也不叫皇權專製主義，是因為官家這個詞更準確地描述了在秦漢以後的中國曆史上，究竟誰當家作主。官家這個詞，在古漢語裏有三個意思：一是指皇帝，二是衙門，三是官吏個人。在秦漢以後的曆史上，立法定規的，“主義”的，就這三個主體。皇帝立的是王法，衙門立的是地方法規或者部門法規，官吏個人立的是潛規則。這三個主體，不管內部怎麽相互爭奪地盤，但是當家作主、說了算的，始終是官家集團。

　　首先封建貴族就不是官家。封建貴族是主人坐江山。打個比方說，封建製度就好像一個商會，推選出一個老大當會長，小老板各有各的公司，老大手伸得再長，也不能伸到下麵某一個小老板的公司裏去，這就是封建製度。

　　官家主義製度好像是一個上市公司，一個人帶著幾個鐵哥們打了天下，坐了江山，比如劉邦或者朱元璋或者趙匡胤，打了天下之後，杯酒釋兵權，把那些打天下的哥們封王封侯，當然秦漢之後是虛封，不許建立獨立王國，讓他們退居二線，每年隻給俸祿。這個打天下坐江山的暴力集團聘一批人當自己的代理人，當CEO，當省長縣長，這就是代理製。董事長是皇帝，CEO是宰相，舉人進士就是MBA，聘他們打理這個公司。這就是官家主義製度。

　　官家主義製度隻有一個暴力集團，暴力資源高度集中，集中在皇帝手裏。封建主義製度下，暴力資源是分散的，分散在每個小老板手裏。封建貴族集團和官家集團所掌握的核心資源都是暴力，這是打天下坐江山的根本手段。但是，秦漢之後，官家集團大體取代了封建貴族集團，官家主義大體取代了封建主義。

　　再往下，中國曆史上的第三個階段，就說到現在了。辛亥革命之後，仍然是官家主義，但那是黨天下，國民黨的黨天下。這時候，官家集團的內部結構有所變化，首領不再是皇帝家族，不再是蒙元或滿清的部族，而是一個有現代意識形態的政黨。這些意識形態，三民主義或者共產主義，有重大差別，但和儒家的差別更大，有了明確的現代化指向。這是對西方文明衝擊做出的回應，在西風東漸這個世界史背景上建構的意識形態。我們現在仍然處在官家主義社會之中，當家作主、立法定規的仍然是官家集團。

　　官家主義又有不同的階段，不同的二級分類。比如說朱元璋打了天下，把很多大地主和大商人滅了，官家和小農共存，生產集團是小農，暴力集團以官家集團的形態出現，維持秩序，構成了小農-官家主義製度。如此發展幾十年，小農分化出地主、佃農，小農-官家主義便進化為地主-官家主義。這個時期典型的社會集團就是鄉紳，一隻腳踩著土地，一隻腳踏入官場。在這個階段中，有那麽幾次封建主義複辟，比如說門閥世族逐漸坐大，或者藩鎮割據，變成一些強大的、可以和朝廷對抗的暴力集團，這時候出現過封建複辟。

　　西方文明一進來，西方的工業化一衝擊，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開始對這個衝擊做出反應，就開始走洋務運動、富國強兵這一係列的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開始是物質層麵的學習，然後是製度的、觀念性的學習。我們有了明確的工業化現代化指向，官家集團內部的一部分人，成為宣揚並承擔這個使命、對西方做出回應的主導。從洋務運動開始，一直到幾個五年計劃，都是官家集團主導的工業化，都是官家集團憑著自己掌握的全部資源和社會動員能力、資源調動能力，尤其是以暴力為基礎的行政能力，推動全民族搞工業化，搞現代化。

　　這個過程好像不容易替代，因為在一個工業基礎薄弱、到處都是地主佃戶和小農的社會裏，可能這是最有效、最迅速的實現工業化的方式。我們在五年計劃、156個大項目裏，可以看出高度的有效性。蘇聯工業化的經驗也證明了這個有效，當然也伴隨著損失慘重，效率低下。但是整體效率好像還不錯。這個評價我做不好。不管怎麽說，見仁見智，對這一段可以有不同的說法，但也得承認它有巨大的完成工業化的動員能力和實現工業化的速度，有這方麵的優點。

　　這段曆史時期，還是官家主義，但前綴已經不是小農或地主，而是資本或工農。如果依靠資本的力量去完成工業化，調動民族資產階級的積極性，又堅持官家主導，搞統製經濟，像國民黨那樣，就是資本-官家主義。過去稱之為官僚資本主義。其實資本不能主導，占據支配地位的還是官僚或官家。

　　在毛澤東時代，公私合營，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開始了五年計劃之後，那時候，中國的官家主義，成了工農-官家主義。不僅把地主全給滅了，把資本家也滅了，直接由官家通過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通過國家計委、各級國營企業即官辦企業來直接管理工人、農民。這一段積累的速度非常快，統一部署，集中力量辦大事，也很有效。缺點是代理鏈太長。官營企業也好，民營企業也好，關鍵是看它的效率。官營企業的效率如何？從最高層到最底層，代理鏈可能經過五六環，每一環都有損耗，國有企業的代理人想方設法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導致虧損還不能破產，產品不適銷對路，企業虧損、幹部工人怠工。我在七五年和七六年到石油行業的工廠和油田學工，工人每天才幹三四個小時，不像現在農民工那樣玩命幹十一個小時。我幹到三四個小時，工人師傅就說你別幹了，再幹群眾對你有意見。

　　可能地方不一樣。我認識的人、我的同學，分到工廠的，建築公司的，都缺乏勞動積極性，平均每天幹三四個小時。還做私活，往家拿鋼管，做家裏的台燈。這還是石油戰線，飄揚著大慶紅旗的行業。

　　總之，工農-官家主義雖然有優點，但有個大缺點，就是代理鏈太長。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一報還一報，代理鏈長了，作惡可能得善報，激勵機製存在嚴重缺陷。

　　生產隊、人民公社的特征，就是國家替你下命令，責任卻由你自己承擔。我當過生產隊長，大隊副書記，按照縣委和公社的命令，以糧為綱，多少勞動力用在副業上，都有規定，過了頭兒就不行。想到外麵打工賺錢嗎？學大寨，車馬歸隊，勞力歸田，不能自己選擇最能掙錢的行業。

　　我當生產隊長，最發愁的就是農民偷懶，不幹活。在自留地裏苦幹，在生產隊拄著鎬聊天。這種現象很普遍。我們公社曾經是學大寨的一個典型，並不落後。我寫陳永貴，到昔陽去和當年的縣委書記聊天，他告訴我一個順口溜：“你呆著，我坐著，打不下糧食咱夥餓著。”你不幹，占我的便宜，那我也不幹。大家都不幹，一起挨餓。

　　工農-官家主義的代理鏈太長，不能一報還一報，激勵不對稱，於是效率低下。結果，農業糧食不足，工業嚴重虧損，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大受影響，被迫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首先把人民公社製度取消，回到小農-官家主義，農民積極性調動起來了。工業方麵，引入資本，回到資本-官家主義，不用官員去對付工人怠工了。國有企業這個詞，我覺得嚴重誤導，應該叫官辦企業。改革之後，民營資本占據了半壁江山，從無到有迅速發展起來，各種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大幅度提高。

　　從以上背景看，文革也是改造官家主義的一種嚐試。既反對走資派退回小農官家主義和資本官家主義，又試圖建立民眾對以權謀私的官家集團的製約。這兩種嚐試都以失敗告終。

　　未來怎麽走？不管是哪種官家主義，工農-官家主義、資本-官家主義、小農-官家主義、地主-官家主義，都有一個共同的大問題，就是官家集團太強大了，生產集團太軟弱了。官家集團擴張起來，盤剝起來，用各種方式撈錢，沒有哪個社會集團擋得住。非生產的、帶有掠奪和寄生性質的集團越來越強大，最後壓垮生產者。稅率太高，大家都破產。掠奪率太高，生產是無法存在發展的。這不是意識形態問題，而是人的本性問題。任何人都會憑借自己手中的資源獲取最大利益，投資如此、打工如此、弄權也如此。隻要能夠憑借權力撈錢，他們就不停地撈，如果這個社會缺乏製約權力的製度，製止不住權力膨脹，權力就會壓垮這個社會。

　　資本-官家主義再往下怎麽走？主要是解決官家主義的曆代王朝循環的問題，應該有對權力製約的手段。這種手段，不管叫民主、法治，還是叫憲政，叫什麽都行，反正得讓被剝奪者、受欺負者、被盤剝者、被敲詐者，有一個比較便宜的反製手段，與權力抗衡的手段，建立這樣一套製度。比較現成的製度，就是民主、自由和法治，這跟憲法規定的精神也是一致的，不需要什麽特別的革命和創新。如果官家集團受到了抑製，權力受到了製約，民眾當家作主了，把官僚集團變成了自己的守夜人，那就進入了民主主義社會。這是未來解決官家主義問題的方式。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看到資本和官家結合正在以私下勾結的方式進行，資本通過行賄和收買完成了一種革命，由官家主義轉向私下的非法的資本主義，我把這種現象稱為“一個人的革命”。

　　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集團，沒有能力、也沒有膽量在中國搞法國大革命式的，由第三等級當家作主的革命，但是他們又有錢，又想控製政治運作，想在立法、執法、行政各方麵獲得政治上的支持，於是他們就開始收買。一個市長或縣長下麵，通常有幾個老板，互相照顧，老板掏錢給官員買房子，送孩子留學，官員則向老板提供一係列的方便，從政策上提供偏袒，近似立法。從執法和行政上，一路開綠燈，於是私下完成了一次革命，不是官家說了算，而是資本說了算，官員為資本服務，共同發財，資本在這個局部革命成功了，當家作主了，說了算了，所以叫“一個人的革命”。中國到處都有一個人的革命，官家主義已經被一個人的革命侵蝕得千瘡百孔。這樣的社會，既不是資本-官家主義社會，也不是權貴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不能合法地當家作主，隻能是潛規則意義上的權貴資本主義，“潛權貴資本主義”。

　　其實，這種局麵對每一個資本家，對整個資產階級來說，都是不好的。它在某個局部領域，借助權力的幫助，排斥競爭者，保護自己的地盤，已經違背了資本主義的普遍原則，自由市場的原則被暴力支持的壟斷原則替代，不利於資本的流暢周轉和整個階級利益的最大化。這實際上帶了封建割據色彩，成為封建資本主義或資本-封建主義。這個走向是一個很糟糕的走向，這個未來對誰都不利，包括對他們自己。

　　對一個有出息的資本家來說，如果他有市場才能，就想把企業做大做強。而在“一個人的革命”當中，他收買了一個官員，三五年之後這個官員調任或退休了，這個市場就得重新收買，還可能價格談不攏，所以他就不能做長期投資，包括科技研發的投資，隻能采取短期行為，撈一把就走，靠權力幫助他收益最大化。這對經濟不利。對他本人也不利。對官場的投資雖然合算、便宜，但是有效期太短。另外，錢掙到幾個億，缺的不是一兩百萬，而是安全，可是他被迫用行賄的方式，用“一個人革命”的方式玩命，拿自己最缺的安全，換取自己最不缺的錢，顯然，對資本、對官員、對全民來說都不好。可是這條路非常現實。這是一個大問題。

　　怎麽解決呢？我認為，不管是資本-官家主義，還是“一個人革命”所導致的潛權貴資本主義，在意識形態上都沒完成合法化，在政治上也沒有合法化。他們是偷偷摸摸的，不能夠光明正大地做，光明正大地說。他們不敢說：就是應該官家集團說了算、不許人民當家作主，就是應該官商勾結、權錢交易。因此，反其道而行的解決方法就是，通過光明正大的政治體製改革，在民眾和輿論關注下的改革，使官家權力受到製約，然後，用這種公平的權力創造一個更公平的競爭市場。一句話，解決辦法就是走向民主法治的政治體製改革。

　　我對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的前景是相當樂觀的。因為，中國轉型，進行政治體製改革，包含著巨大的利益，全民族的利益。

　　首先是避免王朝循環和權力不受製約導致的大崩潰，這是全民族的利益。其次，一旦轉型成功，人民可以獲得更多的財富。轉移支付方麵做得更公平。工會出現了，可以在跟資本的討價還價之中提高工資，於是內需增加。再次，中國還會獲得更好的世界環境，不至於讓人一說就是這個專製那個專製的，也能夠降低別人的不安全感，提升我們自己的安全感。內需發揮出來後，更有利於建立進出口平衡，外部經濟環境的敵意也會下降。第四，還有社會公平帶來的社會和諧，社會各界在精神方麵的滿足，資本和各個社會集團共享的巨大的社會安全感。第五，官家仍然存在，官僚集團什麽時候都存在，但是不能“主義”了，隻是一個公仆，是公共產品的提供者，而不是掠奪者。政府隻能按照交易的方式，人家願意出多少稅，讓你辦多少事，你就拿錢辦事，而不是我說收多少就是多少，我一個文件發下來，費和稅怎麽收怎麽花就算定了。

　　接著往下說。政治體製改革蘊含著巨大的利益，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際關係方麵。對中華民族來講，整體利益巨大。利之所在，眾人趨之，擋眾人財路是不得人心的。這是大勢。

　　再具體點分析，官家集團內部也有政治體製改革的受益者。比如人大，如果向政治體製改革方向走，可以擴大自己的權力。還有法院，憲法規定審判獨立，法官不願意獨立審判嗎？你擔責任，人家給你判，判錯了，你背黑鍋，正常人都不願意這樣。如果這些憲法上規定的東西落實了，他們的利益也會擴大，這是政治體製改革在條條方麵潛在獲益者。

　　還有各個領域的個人，官員個體。那些有理想的人，有野心的人，不得誌的人，想最後賭一把的人，他們也是潛在的獲益者。

　　無論是條條塊塊的部門層麵還是地方層麵，官員個人層麵，甚至中央層麵，都存在一些主體，可以通過改革擴展自身在現有政治體製中的利益。最高層麵，比如綏化市委書記馬德賣官，中央憑什麽替你挨那些罵？如果在爛透的地區搞政治體製改革試點，讓民眾選舉官員，讓老百姓監督政府，這對中央不好嗎？連朱元璋都試圖這麽做。地方政府，麵對著行業壟斷巨頭，比如能源、金融，既不讓浙江自己建核電站，也不讓地方辦銀行，上千億的壟斷利潤都讓你拿走了，地方難道不想改革？

　　一旦把這些力量調動起來，在加上民間的促進，政治體製改革就獲得了來自各個方麵的強大力量的推動。這時候，就像鄧小平那樣，最高層隻要說三句話，天下就麵貌一新。當年，麵對強大的阻力搞經濟體製改革的時候，鄧小平的三句話是：“允許看，大膽試、不爭論”。

　　允許看，把所有激烈的反對者穩住，你可以不幹，在旁邊看著，不逼著你幹。

　　大膽試，在無人號召的條件下，現在都有一些地方搞政治體製改革的試驗，不管出於什麽動機，有理想，有野心，賭一把，反正有人試。如果像鄧小平當年那樣號召一下，替試驗者承擔風險，搞砸了上邊兜著，搞好了提拔獎勵，下麵的省地市縣自然有人試。試三五年，成功的提拔上來，這種激勵機製運轉起來，全局就活了。用不著什麽大動作，靠著試點推動，就能讓中國的政治麵貌煥然一新。

　　不爭論，當年的意識形態環境對改革不利，動輒問姓社姓資，所以不敢爭論。現在的輿論環境跟那個時候大不一樣，主張政治體製改革的呼聲占壓倒優勢。一說搞政治體製改革，比如溫家寶說句話，網絡上擁護的聲音如山呼海嘯一般。說幾句反對民主的話，吐沫都能淹死你。在這種環境下放開爭論，可以得到民間和輿論力量的有力支持，政治體製改革的前景更令人樂觀。這是我對未來的看法。

　　最後再談談曆史觀和方法論問題。

　　官家主義這套說法，背後的曆史觀或方法論依據是什麽？我們熟悉的曆史觀是曆史唯物主義，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階級都是根據生產關係中所處的位置定義的。這套曆史觀談的全是生產和經濟，我們可以用生產要素的概念定義各大階級，地主就是土地要素的擁有者，工人就是勞動要素的擁有者，資本就是資本要素的擁有者，都屬於生產集團。問題是，暴力要素的擁有者算什麽？暴力集團算不算一個階級？他們靠暴力打天下坐江山，像劉邦似的，把天下看作自家的產業，憑借暴力獲取自己的那份收益。曆史唯物論沒有給這種社會集團一個概念、一個標簽。

　　生態行為學裏有一個概念：生存策略。如果我們承認暴力掠奪也是一種生存策略，就好像畜牧和耕作一樣，我們就可以擴展階級的概念，給暴力集團找到合適的標簽。出售勞動力是一種生存策略，投資或出租土地也是生存策略，每一個生存策略集團都可以定義為一個階級，或者叫做“階群”，每一個階群裏有不同的階級，比如暴力集團這個階群裏有皇帝、貴族、軍閥、士兵、土匪、強盜等等。生產集團這個階群裏有地主、佃戶、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等不同的階級。

　　這套分類所依據的方法論，不是黑格爾想象的辯證法，對立統一，否定之否定，量變引起質變等等，而是進化論的簡單原則：遺傳變異、適者生存。在文化領域，遺傳變異可以解讀為繼承創新。你學習繼承的生存策略好，你就按老路子活下去。你的生存策略不夠好，競爭不過人家，適應不了環境，那麽，你或者被淘汰，或者發生變異，也就是創新，發明新的生存策略。誰的生存策略最適應環境，誰的受益最多，就是興旺發達的階級或階群。這就是以進化論為基礎的方法論，也是一種曆史觀。

　　這種曆史觀和大眾想像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不一樣。社會達爾文主義常常被用來支持種族主義，但人類社會中，生存策略的載體並不是種族，而是文化。無論你的種族和性別如何，都可以學習並創新，誰都可以耕作，煉鋼，玩電腦，隻要你玩得精，就能夠在競爭中出類拔萃，適者生存，有更多的追隨者。

　　社會達爾文主義還常常被用來支持弱肉強食，暴力競爭。官家主義這套理論承認暴力天然存在，但反對暴力。所謂文明，恰恰是對暴力的限製，對作為生存策略的暴力掠奪的抑製。抑製不足就是野蠻，這樣的文化最終將被淘汰。暴力的正當合理性隻在於以暴抑暴，維持適宜的生產環境，讓不同的社會集團在剔除暴力的社會環境中彼此競爭，優勝劣汰，發展出更加繁榮昌盛的文明體。

　　基本的輪廓是這樣的：開始是一個個由家庭或家族構成的采集狩獵群體互相打，在暴力競爭中形成部落；部落由采集群體聚集而成，沒有形成部落的很容易被消滅，在這種逼迫之下，部落大量出現。然後，部落之間開打，例如黃帝打炎帝。對暴力的抑製，家族內部沒多少暴力，但是家族之間有暴力。部落出現之後，抑製暴力的共同體擴大到部落，再到封建王國，越來越大，現在擴大到全國，而且試圖在全世界弄出一個聯合國，雖然不成功，但在國家層麵已經成功了，這就是文明進程。

　　從封建主義進化到官家主義，最大的好處就是暴力濃度降低了。春秋戰國戰亂頻繁，秦並天下後，秦始皇麵對封建製和郡縣製的選擇爭論，裁決說：“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現在“賴宗廟，天下初定”，我再去封邦建國，是“樹兵也”，那時候，“求其寧息，豈不難哉？”於是廢封建。暴力資源集中了，暴力競爭減少了。在暴力濃度相當低的情況下，各大王朝平均維持了171年的壽命，這就是官家主義比封建主義優越的地方。但官家主義經常官逼民反，民主憲政可以創造更和諧的社會，進一步降低暴力濃度，提高文明程度。

　　剛才盛平問到新民主主義的問題，木生還說到有關爭論。後來木生和我又談過兩次，一次是陽光衛視陳平張羅的，一次是《南方周末》張羅的。那兩次談得更深入，很多關於新民主主義的問題，我問過木生了，得到一些簡明的答複，我把這些答複轉達一遍。木生所說的新民主主義政策，分政治、經濟、文化三個方麵，這是《新民主主義論》的路子。

　　木生說到的新民主主義政治，和現在有所不同。首先是有工會，有農會。其次，人民代表大會也要做實，不能是70%的官員，那不叫人民代表，是官員代表。

　　新民主主義是無產階級通過共產黨領導，但是跟現在不一樣。除了黨的領導之外，我們還要真有工會、農會、做實人民代表大會製度，有更多的權力開放，不僅僅是共產黨人掌握權力，這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

　　新民主主義經濟，木生說到的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點，就是國有企業或者官辦企業真要做成人民的，通過一個基金會，全民持股，登記到人，不許買賣。我也覺得特別好。但是耕者有其田這一項，木生說沒有。

　　另外，對於民營企業，比現在要寬鬆得多，不能老勒著它。這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

　　新民主主義文化，不是不許爭論，可爭論，各講各的道理，比現在寬鬆得多，這方麵沒有展開談，但是大意傾向是這樣。不能是一個專製主義的文化政策。

　　我的想法。當時我和木生談，尤其是第二次，我就明確說：這些政策比現在好多了，我同意。這些政策能夠推進我們走向獨立、民主、自由、統一、富強的中國，離那個目標更近，比現在近多了。我覺得很好。

　　我跟木生有點不同的意見是：盡管政策好，但支持這套政策的理論自身的說服力有問題，你得經得住人家追問。比如說，朱厚澤就有四問，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三問。

　　第一，就是時代判斷有問題。當時的時代判斷是，社會主義在興起，資本主義在衰落。是這樣嗎？世界曆史已經證明，至少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崩潰了，而資本主義不斷地解決自己的問題。所以這個判斷有問題。不正視世界曆史這個問題，理論的解釋力就禁不住一問。

　　第二個問題是無產階級的領導。無產階級憑什麽有領導權？新民主主義理論的依據是馬克思、恩格斯通過唯物史觀分析出來的，這是理論分析的結果，事實上經得住曆史檢驗嗎？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就不是無產階級，科技革命、信息革命也不是無產階級搞的。無產階級一定會有自己的訴求和政治力量，比如工會和社會主義，但是你憑什麽說這些就代表了人類的未來？你這麽說也行，事實呢？事實證據不足。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新民主主義未來要走向社會主義，中國已經搞了三大改造、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這樣的社會主義還要再來一遍嗎？這樣的未來值得爭取嗎？

　　就是這三個問題。我又補了兩個問題，在朱厚澤老師的基礎上。

　　第一個問題是，新民主主義對中國社會性質的判斷有問題，中國怎麽能說是封建主義社會呢？封建主義到秦朝就完了，進入官家主義了，所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象是官家主義。不能把君主變成官主就算完事，還得把官主變成民主才行。得建立一個針對官家集團的權力製衡，才算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

　　第二個問題是，新民主主義理論和實踐都顯示出它內部的矛盾，理論自身的矛盾，就是既堅持民主又堅持黨的領導，這兩個都是主人。你怎麽統一起來？《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的統一方式是：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和向人民負責的一致性，斷定黨和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曆史已經證明並不一致，毛澤東就憑著自己的意誌把農民的意誌抑製住，走向人民公社。我們隻有正視不一致，承認理論內部的矛盾，解決這個矛盾，才能讓這個理論有說服力，才能解釋好曆史和現實。

　　我匯集了這五個問題。我的想法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可進可退，退一步就是把新民主主義的“新”字減掉，變成民主主義。世界史上有的是這種經驗和理論。第二個辦法是加一個字，在新民主主義前再加一個“新”字，新新民主主義。一旦加了一個新字，就升級為2.0版。

　　2.0版首先要承認世界史的基本事實。20世紀世界史的基本事實是：社會主義沒有興起，資本主義沒有衰亡，無產階級沒有一貫正確，資產階級也沒有一貫錯誤。世界曆史是各個社會集團、各個民族、各個國家共同創造的，因此沒有任何一個階級可以說我比你強，天生我就是上帝的選民。所有公民一概平等，這樣就沒有任何人可以說我是天生的領導階級。你可以爭取成為領導力量，按照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的方式說，誰能夠領導中國走向民主，誰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誰就是領導力量。得用自己完成曆史使命這個功能和承諾來獲得領導地位，不是天生就可以當領導的。

　　2.0版還得承認中國曆史的基本事實，就是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有可能出現矛盾，而我們沒有解決好這個矛盾，經常使得權力和黨淩駕於人民的利益之上。2.0版需要解決一元化的問題：在發生分歧的時候究竟誰說了算？後來木生和另外一位朋友明確說，人民至上，人民說了算。我覺得這很好，這樣的新民主主義我讚成。隻要沿著這個方向，在人民至上的基礎上，建立一元的新民主主義或者叫做新新民主主義理論，理論內部最核心的矛盾就解決了。然後，就是建立一個內部的權力製衡機製，讓人民真的能夠當家作主。我覺得，在這個基礎上去提升新民主主義，也是一條可行的路，盡管需要做一些調整和修改。

[無名男英雄]

新瓶裝陳酒，了無新意。但文筆還是比較幽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