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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老也沒想到他們會走回頭路。
老萬生日快樂！
萬爺中秋節快樂！！！
特別的日子裏給特別的點讚！88
拂卻浮雲上碧巔 讚讚讚
萬爺，祝您兔年快樂，萬事如意幸福安康！
馬建
作家
更新時間 2011年12月19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11:07
哈維爾曾經發表公開信呼籲中國當局釋放《零八憲章》起草人之一的劉曉波。
當聽到捷克作家哈維爾去逝的新聞，我感到難以接受，因為這個時代不能缺少他。
去年冬季劉曉波因沿著哈維爾《七七憲章》的理念，發表《零八憲章》以推進中國民主進程而入獄一周年時，我還發表文章寫道，……是哈維爾的思想鼓舞了我們這些夢想中國也將擁有自由的人。而我們也希望在明年的11月，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向哈維爾頒獎，以令他的高貴品質得到褒揚。
這顆偉大的頭腦停止了，並伴隨他進入黑暗的隧道，我們再也讀不到那更深妙的思想。哈維爾，在一個缺乏思想家，更缺乏政治家的時刻，匆匆離去。
我不知道還有哪一位政治家對中國如此關注和了解。當劉曉波入獄時，他是唯一敢到中國駐捷克使館遞交了抗議信的前任總統。正如哈維爾當年發起了《七七憲章》運動，衝擊了捷克的極權社會，哈維爾的政治理念也激勵了劉曉波和大批有渴忘自由思想的中國人。可以說，由於捷克和中國的相似，他就是一位中國思想界的導師。
我又翻出哈維爾的評論文集，打開疊起的一頁：……哈維爾作為一位作家的影響力很多是來自傳統，他代表了捷克思想中最崇高那一部分……。是的，無論哪個國家，甚至哪一個專門扭曲甚至痛恨思想的製度，也都有一種正確的思想存在著，也可稱作民族的靈魂。古有文人孔子、屈原、杜甫，今有魯迅、胡適等。
那些承載了民族思想的作家詩人也許會被政權拋棄和流放，但他們忠實於自已的寫作信念：誠實。不帶著假麵具生活，更不會為一個謊言政府圓謊。
哈維爾就是勇敢地站在已經失去了道德底線的強權對麵，拒絕成為謊言的犧牲品。他以不被豢養的筆，去表達自己的政治思想。他的文學便成為社會的真實，對威脅思想自由的社會發出警告。可以說，哈維爾的寫作證實了文學的靈魂就是政治。沒有政治道德不對同胞處境表示關注的作家，都是偽君子。文學和政治合在一起就是良知，是思想最純粹的那一部分，它通行於全人類，並且總是有人繼承下來又不斷地行動著，哈維爾無疑就是這樣一位偉大的作家。
因此，正如當年的哈維爾一樣，一個文明的中國正從劉曉波這些政治犯的思想中逐漸浮現，正在中國的思想界發酵。哈維爾留給世界的不僅是一位政治思想家的精神遺產，而是千萬個後繼者，用行為在改變社會，在推動哈維爾理念青年學者。哈維爾不但活在膽敢追求公民社會以及真正自由的作家、政治家心中，也會成為普通人的楷模，因為他就是一個普通的總統，普通的生活常人，即能真誠地對待敵人，也真誠地對待自已。這個時代缺少的就是哈維爾。
筆者非常欣賞1989年哈維爾等在布拉格“公民論壇”製定的對話守則：
1. 對話的目的是尋求真理，不是為了鬥爭。
2. 不做人身攻擊。
3. 保持主題。
4. 辯論時要用證據。
5. 不要堅持錯誤不改。
6. 要分清對話與隻準自己講話的區別。
7. 對話要有記錄。(按：匿名也要負責。)
8. 盡量理解對方。
作者：哈維爾
[捷克]哈維爾著 吳小洲、張婭曾、劉康譯
??
一
一個幽靈，一個西方稱之為“反叛”的幽靈，正在東歐大地徘徊。這個幽靈並非從天而降，它所困擾的製度，正進入了一個曆史階段，它乃是這個曆史階段不可抗拒的自然產物。千萬條理由都注定了現製度依賴純粹和殘暴無理的權力來扼殺一切異端的日子，已經一去不複返了。反叛的幽靈應運而生。現製度在政治上已成一具僵屍，因此在體製內的任何異動、背離都是無法進行的。?
這些所謂的“不同政見者”們是何許人也？他們的觀點來自何方，有何意義？他們合力推動的“獨立首創運動”意義何在，又有幾分成功的把握？ 能否視“不同政見者”為反對黨？若是反對黨，他們在現政權體製內的實質究竟是什麽？他們做些什麽？在社會上扮演何種角色？他們的希望是什麽？基礎是什麽？這些位於權力中心之外的次等公民們，這些“不同政見者”們，他們靠自己的力量能對社會和社會製度產生什麽影響呢？他們真的能改變現實嗎？?我想要檢討這些關於“無權者”們的潛力的問題，首先要研究一下無權者們生存環境中的權力的本質。?
二?
我們這個社會製度通常稱之為專製製度，更確切來講是一個操縱了社會經濟、政治命脈的官僚製度。恐怕“專製”這個名詞，不管在其他場合有什麽含義，往往不是澄清，而是混淆了我們社會製度的本質。通常，專製是指一小撮用武力攫取政權的人，他們的權力是公然的，直截了當的，專製者們隨心所欲地使用手中的權力，他們與大多數被統治者之間的分野涇渭分明。傳統或古典的“專製”概念，一個基本特點是暫時性、短促性，缺乏曆史基礎，其壽命由統治者們的生命長短來決定。這種專製通常有區域性局限，無論它所標榜的正統意識形態如何，其權力最終來自軍隊和警察。對它的最大威脅，就是敵手的武裝實力可能超過它，進而取而代之。?
僅就以上簡淺分析論，我們這個社會與傳統的專製相似極微。首先，現社會製度不受小範圍的區域地理局限，反之，它在一個超級大國的操縱下囊括了一大塊政治版圖。當然，不同地區、國家之間有地方上或曆史上的差異，然而這些差異最終由一個單一、 統一的權力構架所製約。 專製不僅在各國有相同的政治原則和結構(由占統治地位的超級大國操縱演變)，而且超級大國的中心控製網絡滲透到每個國家，它們對超級大國的利益唯命是從。當然，在當前核均勢僵持不下的世界格局內，我們的社會製度較之傳統的專製有前所未有的外在穩定性。許多區域性危機如果發生在孤立的國家，可能會引起政權的蛻變，但在東歐則由其他成員國的武力幹涉來解決問題。?
再者，傳統專製的一個特點是缺乏曆史基礎，常常表現為曆史上的反複，群眾性暴力的非理性行為所異致的非理性結果，但我們的社會製度則不那麽簡單。雖然我們的專製製度與當年造就這一製度的社會運動早已異化了，但這些社會運動的真實性(我指的是19世紀以來的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運動)仍然賦於現製度不可抹殺的曆史意義。這些曆史淵源為現製度的建立提供過堅固的基礎。直到現製度演變為今天的新的社會政治現實，這個現實成了當代世界格局的一個不可分的組成部分。這些曆史的根源有一個特點，就是對當時的社會矛盾和衝突有一個正確的理解，因而導致了社會革命運動。正確的理解的核心，就孕育著運動發展過程中的異化傾向。這個問題在這兒並不重要。這個問題當然是當時的氣候造成的，有機成長發展的，也有同樣曆史根源的。?
現社會製度的第三個特征，就是當年的“正確的理解”的遺產。這是區分現製度與其他專製的特征。現製度的意識形態十分精確、合乎邏輯、易於理解，其精髓又很靈活應變。就其完整性而論，這個意識形態幾乎是一個世俗化的宗教。它能夠解答一切問題。人們很難部分接受它。全盤接受，則對生活產生深遠的影響。在當今世界，一切形而上的，存在的確定觀念都處於危機中。人們失去了根基，互相異化，喪失了理解世界的能力。但我們製度的意識形態則擁有催眠的法術。它為四處遊蕩的人類提供了家園：一旦接受它，一切就會一目了然，生命又有了新的意義，一切神秘莫測的疑難，一切憂慮和孤獨感，都煙消雲散了。毫無疑問，要住進這間廉價公寓，代價極高：人們必須放棄個人的理性，良知與責任感。因為這個意識形態的根本特點就是把理性與良知交到更高的權威手裏。這兒的原則是：權力的中心，就是真理的中心 (在我們這兒，與拜占庭的教廷有驚人的相似：最高的世俗權威即是最高的精神權威) 。當然，意識形態現在已經不再能掌握群眾了，起碼在東歐國家之內 (俄國也有可能是個例外，那兒的農奴心態，那種對統治者盲目和宿命的崇拜，對命令的無條件服從，仍占著上風，而且與超級強權的愛國主義結合，將王朝利益高置於人類利益之上) 。但這無關緊要，因為意識形態在我們社會裏的工作仍是卓有成效的(後麵我還要詳談)，這正是歸結於意識形態的本質。?
第四，傳統專製的權力運用必包含某種程度的隨機性。權力結構大部分都不穩固，常常導致偶然性、非常規的權力運作。反對派的言論在社會上、心理上和實際環境中都有存在的條件。簡言之，權力表層有許多漏洞和空子可鑽，這樣政權的穩固就難以實現。但我們的製度在蘇聯已發展了六十多年，在東歐也有三十餘載。其中很多結構上的特點，是從沙皇的專製主義演變而成的。在權力的外在機製方麵，造就了複雜縝密的、直接和間接控製全體國民的係統。這種係統作為權力的基礎，代表了一種全新的權力結構。我們同時不應忘記，這個體製的效率通過國有化經濟、中央指令性生產方式而得到極大強化。因此，權力結構具有前所未有、難以駕馭的自我投資能力(譬如在官僚體製和警察係統方麵)。作為唯一的雇主，權力結構更易於把公民的日常生活消費牢牢掌握住。?
最後，倘若革命風潮、英雄主義、獻身精神和狂烈的暴力是傳統專製的特征的話，那麽這樣的特征在蘇聯集團國家裏已消失殆盡了。東歐集團多年以來已不複是一個孤立於國際發達社會之上的封閉世界，不受國際社會發展的影響。正相反，蘇聯集團已成為大世界不可分的一部分，同世界共享和共創未來。具體來講，西方發達國家的價值觀實質上已在我們的社會出現，與西方的長期和平共處加速了這一同化的進程。也即是說，我們的社會也演變成為一個消費和工業化社會，帶有該社會形態的一切社會、思想以及心理方麵的問題。不考慮這些因素，則無法理解我們製度內的權力的本質。?
在權力結構上，我們現製度與傳統專製的深刻差異 (希望我上述膚淺的比較已經說清了這個差異) 使我尋找某種適當的概念來在本文目的範圍內描述我們的社會製度。我下麵將要用“後極權製度”來形容我們的製度。雖然我知道我的概念並不是最精確的，在還沒找到更貼切的用詞時，我們姑妄用之。我不是說名詞前綴“後”是指我們的製度已不複專製獨裁了。正相反，我是指現在的獨裁形式與我們所理解的傳統的極權和傳統專製有根本的區別。?
我上麵提到的環境，隻構成了後極權社會權力構成的一部分條件因素和某種現象上的框架，我下麵將分別加以闡述。?
三?
某個水果店經理在洋蔥、胡蘿卜陳列櫥窗上貼了一幅標語：“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他這樣做目的何在？究竟向人們傳送什麽信息？他是否對全世界無產者的大聯合真的十分熱衷？ 他當真覺得他的熱情促使他非得讓公眾都來了解他的理想不可？他是否真的想過，這個大聯合該怎麽實現，實現了又怎麽樣？?我敢斷言，大多數商店經理們對於櫥窗上標語的意義從來是不會過問的。他們也不會用那樣的標語來表達自己真實的意見。標語是上麵批發洋蔥和胡蘿卜的同時發下來的。水果店經理拿過來往櫥窗上一貼就完事了，因為這是習以為常，司空習慣的事情。但要是不貼，就會有麻煩。上麵會指責他不按規定布置櫥窗，有人甚至會控告他反黨反社會主義。為了過得下去，他非照章辦事不可。這樣的小事千千萬萬，做了才能有過上“與社會諧調一致”的生活保障。?
水果商對於標語的內涵是不聞不問、無動於衷的。他不會有什麽個人願望來讓公眾了解標語表達的理想。這當然不是說水果商的舉動毫無意義的，或者說標語什麽都沒告訴大家。標語確實是一個符號，包含了一個說不出口來但卻十分明確的信息。口頭上說起來，可以這樣表達：“我，水果商某某，是懂得我該作什麽，是守本分的。我是個靠得住的人，無可挑剔。我很聽話，所以該過上平安日子。”這個符號當然有一個接受者，那就是水果商的上級領導；符號同時也是一個擋箭牌，用來防範那些揭發舉報者。標語的真實意義因此深紮在水果商的生存之中，反映了他的根本利益。那麽，什麽是他的根本利益呢？?
請注意：假如水果商奉命貼上這麽條標語：“我膽小怕事，因此最安分守己。”雖然意思是真的，水果商對其內涵反倒不會無動於衷了。在櫥窗上張貼這樣直截了當地表明他的怯懦的標語，水果商是感到非常羞辱的。這是很自然的，因為他是一個人，有著做人的尊嚴。為了解決這個難題，水果商就得采納這樣的符號來表示忠誠， 起碼在字麵上看起來具有不涉及個人利益的信念。 它必須讓水果商能夠說：“全世界無產者的聯合有什麽問題沒有？ ”這樣符號可以幫助他遮掩一下他惟命是從的可鄙境界。同樣掩蓋了權勢的可鄙基礎。它用某種高等的東西掩蓋基本的現實，而這個高等的東西就是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解釋世界的方式。它賦予人類以認同、尊嚴和道德的幻象，而使人們與實質輕易地脫離。作為一種“超個人”的與客觀的武器庫，意識形態讓人們欺騙自己的良知，掩蓋他們的真實境況和不光彩的動機，自欺欺人。意識形態很講求實用，但有時則冠冕堂皇地為上上下下正名與開脫。它既麵對芸芸眾生也麵對在天之神。它是一層麵紗，用來掩飾自己的失落的境遇，卑瑣和安於現狀的心態。它是人人都能用的藉口。水果商用對全世界無產者大聯合的熱情來掩飾他對失業的恐懼；官僚們用為工人階級服務的詞藻來掩飾對權力的貪欲。意識形態開脫和障眼術的根本功效是向後極權社會內的支柱和受害者們提供假象，讓人們相信製度是與人類和宇宙的法則諧調一致的。?
假若專製的國家較小，在現代化過程的分化程度較弱的，獨裁者的意誌就發揮得更加直截了當。換言之，獨裁者可以訴諸赤裸裸的法令，避免意識形態所包含的複雜的解釋世界和自圓其說的程序。但如果權力的機製越複雜，社會分化程度越高，權力建立的曆史越久，與外部世界的關係越多，意識形態的作用就越重要。意識形態在人民與政權間起了橋梁作用，使二者相互溝通。由此可明白意識形態在後極權社會裏的重要性：專製製度的生存是依靠各種複雜的官僚體製、等級製度的傳送帶、種種間接的控製手段來保證其天衣無縫的整體運轉的。如果沒有意識形態來為一切開脫，為每一部分找尋借口，那簡直是難以想像的。
四?
在後極權製度的目標和人類生存的目的之間有一個巨大的鴻溝：生存的本質是傾向於多元、多樣和獨立、自治，轉向人類自由和完善的。而後極權製度要求服從、統一和紀律。生存在不斷地尋求創造新的、無或然性的生命，而後極權製度則強迫將生命納入其可能性和規臬。這個製度顯示出內傾性這個基本特征。這個製度不斷地、無保留地向著自我運轉，而影響圓周則不斷地擴展延伸。它為人民提供的隻是使人民為之效力的最起碼生存條件。除此之外，一切能讓人們超越他們指揮的角色的舉動，都被視作大逆不道，是對製度本身的攻擊。的確如此，任何一點越規之舉，都是唾棄現製度的表示。因此我們可以說，後極權製度的內在目標不僅僅是表麵上權貴們死抱權力不放而已。這種自我保護的社會現象是受一種更高的、盲目的自動性製約。整個製度都受這種自動性驅使。在權力金字塔中，個人不論職位高低，在整個製度裏他們自身是無足輕重的，隻不過是這個自動的大機器的部件和能源罷了。因此，個人的權力欲隻有在與整個製度自動性的方向一致時，才能夠允許實現。?
意識形態在社會和個人之間建立了一座橋梁來開脫和提供借口，跨越社會製度與生存的目的之間的鴻溝。它假設製度的需要是產生於生存需要的，是一個用來代替真實世界的表象世界。後極權製度觸及到個人生活的每個角落，不過在這樣作的時候披著意識形態的麵紗。因此，虛偽與謊言充斥著社會：官僚政府叫作人民政府；工人階級在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名義之下被奴役；個人地位的徹底喪失說成是人的最終的解放；剝奪人民的新聞渠道被稱為保障人民的新聞渠道；用權勢駕馭人民說成是人民掌握權力；濫用職權、專橫跋扈便是實行法治；壓製文化就是發展文化，擴張帝國主義勢力，成為被壓迫民族的支援；毫無言論自由就是最高的言論自由；選舉鬧劇是最高的民主；禁止獨立思考是最科學的世界觀；軍事占領變成了兄弟援助。因為當權者作了自己的謊言的俘虜，就不得不把一切都顛倒黑白。它篡改曆史，歪曲現實，虛構未來；它捏造統計數據；它假裝不存在一個無孔不入和無法無天的警察機器；它裝作尊重人權，從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裝什麽都不怕；它假裝從不弄虛作假。?
人們毋須相信這一切神話。但他們不得不裝成篤信不疑的樣子，至少對一切都默許、忍受，隨波逐流。這樣，每個人都隻能在謊言中求生。人們不必去接受謊言，他們承受在謊言中和與謊言為伍的生活，這就夠了。就是這樣，人們確認了這個製度，完善這個製度，製造了這個製度，(變成了)這個製度。?
五?
我們看到水果店標語的真實意義和字麵意義不相幹。即使如此，大家對其真實意義都心中有數，因為誰都明白規則：水果商對上司獻忠誠(除此之外他別無選擇)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接受規定的儀式，把幻象當作現實，服從遊戲規則。因此，水果商也就變成了遊戲中的一員，使得遊戲得以開鑼，得以延續。?
如果意識形態起先不過是製度與獨立個人之間的橋梁，那麽一旦個人踏上橋頭，這座橋溝通的就是製度和屬於製度的個人了。也就是說一開始，意識形態由外部用心理的借口和名義了促成了權力的形成，一旦人們接受了那個借口，權力就由內部產生，人們也就變為權力的活躍的一部分。意識形態開始成為權力製度內部的儀式交流的主要工具。?
假若沒有某種“形而上”的秩序來維係權力結構中的各個部分 (我們已討論過它的外部陳述) ，那麽整個權力結構就無法生存。這個“形而上”的秩序使各部門順理成章，各司其職，有統一的規章可循，提供各種規章、指令、法令的遊戲規則。在整個權力結構中，這一形而上的秩序是根本的、標準的，綜合結構中的各個交流媒介，在內部傳遞各種信息和指令。它好似交通訊號、路標的匯編，給整個過程定形定量。這個形而上的秩序是極權製度內部聚合性的保障。它又是粘合劑，是約束性的法則，是實施極權戒令的工具。如果沒有這個粘合劑，極權製度的結構就會完蛋，就會四分五裂，各部分自行其事，亂成一團糟。極權製金字塔一旦失去了粘合劑，自己便會像一枚引爆的炸彈，分崩離析。?
作為權力結構對現實的解釋，意識形態最終聽命於權勢的利益。因此，意識形態具有自然的背離現實的傾向，製造假象，變成祭祀的儀式。在權力競爭公開化的社會中，公眾控製權力，自然也掌握了意識形態為權力辯解和開脫的手段。在這樣的社會裏，總會有辦法來糾正意識形態用假象代替現實的傾向。但極權社會沒有這種糾偏的辦法，無法阻止意識形態脫離現實的趨勢。這樣就逐漸導致了後極權社會裏的現狀：一個充滿假象的世界，隻有祭祀的典儀，隻存在一種形式主義的、與現實脫節的語言，一種祭祀的、假裝和偽造現實的語言。?
然而我們看到意識形態正日益成為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權力的核心支柱，為權力的存在製造借口，提供內在凝聚力。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加強了，越來越遠離現實，但卻具有了特異而實在的力量。它變成了現實本身。當然，這是個完全自我封閉的現實，在權力內部，這個偽現實在某種程度上比真正的現實還有份量。祭祀儀式的重要性越來越超過藏匿在後麵的現實。現象的重要性不再產生於現象自身，而在於它在意識形態概念世界裏所據的座標。不是現實決定理論，而是理論決定現實。因此，權力離意識形態更近，離現實更遠了。權力從理論中汲取力量，成為理論的附庸。這樣難免就導致了一種悖乎常情的結果：不是理論和意識形態為權力服務，而是權力為意識形態服務。就好象意識形態在權力中淩駕權力之上，自己變成了獨裁者。最後，看起來是理論、意識形態和儀式來做出影響人民生存的決定，而不是相反。?
如果意識形態是權力內在同一性的根本保障，它同時也成為權力連續性的重要保證。在傳統專製社會裏，權力繼承是個複雜的問題 (篡位者無法為篡權正名，因而總是訴諸武力) 。在後極權社會裏，權力從個人到個人、派別到派別、老一代到新一代的交替則基本上有章可循。遴選僭位者時有一位“王位選定人”出來主持：這是儀式的合法性，依靠儀式，完成儀式的要求，利用儀式，從而僭越儀式之上。當然，後極權社會內也存在著權力鬥爭，而且往往比開放的社會要劇烈得多。這是因為鬥爭是不公開的，隱秘的，不受民主程序製約和公眾監督的 (很難找出一個執政的共產黨第一書記換馬時各種軍事與保安力量不處在戒備狀態的例子) 。然而這種權力鬥爭就像傳統專製一樣，從來不會對政權的本質和延續造成威脅。最多隻能動搖一下權力結構，但很快就會恢複正常。這是因為維係這個製度的意識形態未受到破壞。不論誰代替誰，權力繼承都隻能在儀式的範圍和背景之下實現，而絕不可能在否定儀式的情況下實現。?
由於專製是儀式性的，權力則取消了個性，個性幾乎在儀式中消解。個人任憑儀式主宰命運，經常看起來是儀式把個人一舉從默默無聞中抬上了權力的寶座。個人在權力金字塔的各個階層，常常被一群沒有麵孔的人和木偶、執行儀式和常規的穿製服的阿諛小人們推來推去，這樣的情形在後極權社會裏難道不是司空見慣的嗎？權力結構的自動性取消了人性，個性的消亡變成了一個基本原則。看上去正是這個自動性的專製特征決定了那些毫無個性的人為權力結構服務，正是充滿空洞詞藻的專製召集了那批善長空洞詞令的人，來保證後極權製度自動性的連貫和延續。?
西方的蘇聯學專家們常常對後極權社會內的個人作用誇大其詞，而忽視統治者們盡管擁有中央集權製度的極權力量，卻常常是這個製度的內在法律的盲目執行者這個事實。統治者們從來不會，也不可能對這個內在法律進行反思的。經驗一再告訴我們，這個製度的自動性遠比個人意誌強大。如果一個人有更為獨立的意誌，則不得不把他的意誌掩藏在毫無個性的麵具之後，非此不得進入權力的門坎。一旦入了門，這個人若企圖實現他的個人意誌，必將遲早被有著巨大惰性的自動性作為異體排除出去，或者被迫逐漸放棄他的個人意誌，從而重新融匯於自動性中，為之效勞。這樣一來，這個人與他的前任後任們就又難以區別了 (讓我們回憶一下胡薩克和齊穆卡的命運吧) 。不斷掩藏在幕後和訴諸儀式的必要性，使得權力中那較開明的人士也常常為意識形態所困擾。他們無法直接麵對現實的底層，而總是設法混淆黑白，根本上就是利用意識形態的虛假現實 (依我所見，杜布切克集團在1968年失去對局麵的控製，原因之一就是在極端情勢下和最後問題麵前，權貴們根本無法從假象世界裏徹底脫身) 。因此，我們可以認為，意識形態作為保障權力的聚合性的內部聯絡工具，在後極權社會內已超越於實際權力的實施之上，而具有相當的支配力量，趨向於保證權力的連貫。它是這個社會處在穩定的支柱之一。?
但這個支柱的基礎卻是很不穩固的。這個基礎建立在謊言之上，隻有當人們願意在謊言中生存的時候，才能奏效。?
六?
為什麽我們那位水果商要把他的忠誠在櫥窗裏張貼呢？ 他難道在各種內部和公開的場合表示得還不夠嗎？在工會投票時他總得循規蹈矩，總是參加各種競賽活動。選舉時他是個守法公民。他甚至在反對憲章運動的文件上簽了名。那麽除此之外他為什麽還要公開表白他的忠誠呢？ 無論如何，行人在櫥窗前是不會止步來看他的標語，認為水果商想讓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事實上，行人根本不會注意這條標語，他們也許根本沒看見。如果你問一位在櫥窗前停步張望的婦女看到了什麽，她一定會告訴你裏麵有沒有西紅柿，而不會注意到標語，更不會看清標語的內容。?
看起來，讓水果商公開表白他的忠誠是毫無意義的。但是這個意義卻非常清楚。人們不會看他的標語，因為四下裏貼滿了同樣的標語：櫥窗裏、路燈杆上、廣告欄上、公寓窗戶上、建築物上，到處都是。這些標語構成了生活總體的一部分。人們忽略細節，但對總體的存在卻了如指掌。水果商的標語無非是日常生活那巨大背景上的一部分而已。?
水果商不得不把標語貼在櫥窗裏，這並不是因為他想讓人家來看它、相信它，而是同千千萬萬同樣的標語一樣，來構成這個人人皆知的生活全景。這個全景當然還有一個含蓄的意思：它提醒大家注意生活的環境和對每個人的期望。它告訴大家每個人都做的事情，讓他們跟著做，假如他們不想被排除在社會之外，不想受孤立，與社會離異，破壞規矩，冒失去和平、安寧和平穩之險的話。?
那位對水果商的標語視而不見的婦女也許一小時以前在她辦公樓的走廊裏張貼過一張一模一樣的標語。她貼的時候想也不想，就跟水果商一樣。她這樣做是按照社會全景的要求。她對此很明白，在這個全景裏當然包括了水果店的櫥窗。水果商去訪問她的辦公室時，同樣也不會看見她的標語。然而，他們的標語互相依存，互相了解共同的大背景，我們可以說在那個大背景的控製之中。他們共同幫助建設了那個大全景，造就了專製的機器。水果商和辦事員按照環境的要求來生活，同時也幫助造就了生活環境。他們做了已經做的，該做的和將要做的，同時他們的所作所為確認了一切都非做不可這個事實。他們俯首於特定的指令，由此維係了這個指令的永恒性。抽象意義上，水果商不貼他的標語，則辦事員就不會貼他的標語，反之亦然。他們互相向對方建議來重複某種行為，也互相接受對方的建議。他們對彼此標語內容的視而不見，隻不過是一種幻象。在現實中，他們張貼標語，敦促對方接受規矩俯首於權勢。首先命令他們張貼標語的就是權勢。這兩者均為控製係統裏的客體，同時也是主體。他們都是權力係統的受害者，也是權力係統手裏的工具。?
假若某個市區到處充斥著誰都不看的標語，這在一方麵是區黨委書記向上級黨委的一個交代，同時還有更進一步的意義：這是社會自我完善原則的一個小小的範例。後極權社會本質的一個方麵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圈入它的權力範圍之內，不讓人們實現他們的人性，而是讓人們放棄自我和人性，服膺於整個係統，變成係統的自動性的代理人和其自訂目標的仆人。這樣一來，人們就會像浮士德受製於梅菲斯特一樣，加入到體製的普遍義務中，被體製攫取和奴役。
更進一步來講，人們的普遍參與製造了一個常規，迫使其他公民俯首貼耳。再者，人們學會了心甘情願地參與，以為那是理所當然的。最後他們毋須任何外部壓力，就會視那些不參與者為異端或傲慢不遜的人，是對大家的侮辱和對社會的背叛。後極權社會就是這樣，通過把一切人拽入權力的網絡，使一切人變成社會自動整體的工具。?
每個人都參與了，被奴役了，無論是水果商還是國家總理。在權力結構中地位的不同，不過表示參與程度的不同而已：水果商參與的程度較小，他手裏的權力也很少。國家總理當然權力較大，但他的參與程度也更深。兩者都無自由，隻是形式不同不已。整個參予的同謀不僅僅是另一個人，而是體製自身。權力結構中地位決定了一個人的責任和罪責，但這不是無限製的，也不能為某個個人徹底開脫罪過。所以生活的目的與體製的目的之間的衝突不是兩個定義明確和分離的社會集團之間的衝突；隻有非常空泛的觀念才會把社會劃分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這個特征是後極權製度與傳統的專製的根本區別之一。在傳統專製政體內，社會衝突仍可按階級來劃分。
在後極權社會，社會衝突事實在每個人身上發生，因為每一個人在不同形式上都是社會製度的受害者和支持者。我們所理解的社會製度不是一群人強加在另一群人頭上的，而是無處不在的和造就了社會的因素。僅僅從原則上幾乎無法把握住和下一個定義，然而它卻作為社會生活的重要特征時刻表現出來。?
人們每時每刻都在創造這個自我定向的製度，通過這個製度剝奪他們自身的最深刻的本質。這並不是因為對曆史的某種不可思議的誤解，也不是曆史誤入歧途。這更不是冥冥中某種高超的神明不知何故來讓人類的一部分如此受折磨。這種情形之所以得以發生，就是因為顯然在現代人類之中有某種與之相呼應的東西，人們思考和容納這個東西，使人性中美好部分的任何反叛的意圖都被瓦解。人類被迫在謊言中生活。他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實際上具有這樣的情形下生活的能力。因此，現製度不僅使人類異化，異化了的人類同時支持這個製度，以此為他們必然的綱領，成為他們蛻變人性的現象，為人類的自身失敗的紀錄。?
生活的根本的目標存在於每個人身上。每個人都希求人性正當的尊嚴，道德的完善，人性的自由表現和對現世存在的超越感。然而每個人多少都具有在謊言中生存的能力。每個人都會屈從於世俗的降低人格的企圖和功利主義。每個人都有與芸芸眾生溶為一體，在虛偽的生活中同流合汙的意願。這不僅是兩種不同本質的簡單對立。這是對人類本體自身的挑戰。?
簡單來說，後極權製度是建立在專製政體與消費社會曆史性聚合的基礎之上的。與謊言同流合汙的極大調和性，社會自動總體的隨意的蔓延，難道不是和人們消費型心態裏不願為了精神與道德尊嚴而放棄物質實惠的特點相連嗎？ 難道不是由於人們在現代文明降低人格的種種誘惑之下寧願放棄更高的價值觀嗎？ 難道不是因為人們易於與大眾的麻木不仁認同嗎？ 說到底，後極權社會生活的蒼白與空虛難道不是現代人類生活境況誇張了的一幅漫畫？ 我們的情形難道不是對西方社會的一種警告(雖然表麵上看來我們的文化遠遠落在西方之後)，揭露西方隱藏著的一種趨勢？?
七?
讓我們設想一下，某一天我們的水果商忽生變故，為了自娛，停止四處張貼標語。他不再去投票，明白那不過是一場鬧劇。在政治會議上他開始講心裏話，他同時找到了自己的力量，來表達他對那些他的良心所支持的人的認同。水果商的反叛讓他從謊言中脫身。他拒絕了儀式，也破壞了遊戲的規章。他再度發現了自己被壓製的人性和尊嚴。他賦於他的自由一個實在的意義，他的反叛是為了在真實中生活。他的代價很快就來了。水果店的經理職位被解除，他被派到倉庫去。他的工資降低了。他在保加利亞渡假的希望成了泡影；他的子女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受到了威脅。他的上司會來騷擾他，同事們會對他大惑不解。周圍的人這樣對待他並非發自內心。他們不過是受到環境的壓力，那個環境曾迫使過水果商四處張貼標語。他們迫害水果商，不是因為他們非做不可，就是因為他們得設法向上司效忠，或者僅僅是社會大環境的一部分。在這個大環境之下，人們明白如何處理這樣的事，該作什麽不該作什麽，特別要小心不要讓自己沾上任何嫌疑。命令執行者因此與大家無本質上的區別，隻有程度上的差異：他們是後極權社會的組成部分，都是其自動性的代理人，都是社會自我運轉的工具。?
權力結構就是這樣通過命令的執行者們，這些體製的毫無個性的零部件，來清除水果商。權力體製用在人民中的異化的力量來懲治水果商的反叛。體製的自動機製和自衛功能驅使它這樣做。水果商的罪行不是一件簡單、孤立的特殊個案，而是十分嚴重的。破壞遊戲規則，就意味著破壞了遊戲自身，揭開了遊戲的廬山真麵目。他動搖了假象世界這個社會的支柱。他打碎了將這個社會支撐起來的事物，破壞了權力的結構。他告訴大家，在謊言中生活就是在謊言中生活。他打碎了社會種種受敬畏的偶象，讓權力的基礎脫然於世。他指出皇帝沒穿衣服。因為事實上皇帝光著身子，就出現了極為危險的情形：水果商的行為宣告大家，讓人們看見了幕後的真相。?
他向大家昭示在真實中生活的可能性。隻有大家都願意在謊言中生活，才能產生這個社會製度。其原則必須讓所有的人接受，滲透一切事物。它絕不允許有人在真實中生活。因為任何越軌行為都是對原則的背判，對整個體製造成了威脅。?
這是可能理解的：隻要表象不與真實相碰頭，就難辨真偽，在謊言中生活的人隻要不遇到真實中生活的人，就不存在揭露謊言的視角。隻要一有不同的選擇，表象和在謊言中生活就受到了威脅，在本質上和無所不包的特征上都是如此。同時這個不同選擇的地盤究竟有多大是無足輕重的，因為這個不同選擇的力量不在其物理的特性，而在其揭露社會支柱和不穩定基礎所投射的光。水果商對社會構成的威脅不來自他個人所擁有的實際力量，而來自於他的行為超過了自身意義這個事實。他的行為啟發了周圍，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因此，在真實中生活，對於後極權社會不但具有存在方麵的意義(讓人性複歸)或認識上的意義(揭示真相)和道德上的意義(為別人樹立榜樣)。它還有一個十分確定的政治意義。假如社會的支柱是在謊言中生活，那麽在真實中生活必然是對其最根本的威脅。這就是這種行為受到比任何罪行更嚴厲的懲罰之故。?
在後極權社會，真相在最廣泛的意義上有特別的重要性，這在其他環境下是聞所未聞的。真相在這個社會，作為權力的一個因素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或者作為一種政治力量。真相的力量如何運作？作為權力的因素如何運作？它的權力是如何實現的？?
八?
個人的自我異化是因為存在著產生異化的事物。在這個範圍內的侵害對象就是人們的真實存在。在真實中生活與在謊言中生活在這裏互相直接交織在一起。在謊言中生活是一個被迫的選擇，是對真實的目標的一個不真實的反應。隻有在這個背景之下，在謊言中生存才具有意義，隻是由於這個背景才存在。這種向壁虛構和自圓其說的人類秩序的基礎，乃是人類對於真理的傾向的一個反應。所以在謊言世界井井有條的表麵之下，隱藏著生活的真正目的，和生活隱藏的對真理的開放性。?
在真實中生活的不可估量的巨大力量來自這樣的事實：在真實中公開地生活，有一個雖然看不見但卻無所不在的同盟即隱藏的領域。在這個領域裏，在真實中生活的目標得以發展，得以公開發表它的言論並得到理解。在這裏存在著互相溝通、交流的潛力。這個領域是隱秘的，對於權勢來說也是十分危險的。其中孕育的風暴一直在暗處發展，一旦衝破黑暗，從各方麵對社會製度產生震撼的時候，再按常規來遮遮掩掩，已為時晚矣。這樣造成的局麵，就使當局驚恐萬狀，狼狽不堪，被迫作出極不明智的反應。?
看起來，在真實中生活就是後極權社會最廣義上的反對派的溫床。反對派與政權間的衝突的形式，顯然與公開化的社會和傳統專製社會不同。一開始，這一衝突就不在真正製度化、量化，依不同工具的權力層次上展開的，而產生於完全不同的層次：它產生於存在的層次，即人類意識和良知的層次。這一層次裏的力量是不能用信徒、選民和士兵的數量來估量的，因為它伸沿到社會意識的第五階層，在生活的隱藏的目標中，在人類受壓抑的、對尊嚴和基本人權的追求與向往中，在人類真實的社會和政治利益中。這個力量不在於政治和社會集團的確定的勢力，而在於隱藏在整個社會中，包括政權結構之中的潛在力量。這股力量不依賴自己的軍隊而依賴對手的軍隊，也就是每個甘心在謊言中生活的人。這些人理論上是能夠領悟真理的力量的(還有一批人出於保護他們手中權力的本能，也可能與真理力量相協調)。這是一種細菌的武器。時機一旦成熟，一個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用來解除一個整師的武裝。這股力量並不直接參予權力鬥爭，而是對人的存在這個難於揣測的領域發生影響。這股力量所推動的是隱秘的運動，是可以產生看得見的影響的 (難以預料的則是在何時何地、何種情形之下和多大程度上這種影響得以產生) ：一場真正的政治事件和社會運動，一場突然爆發的社會動亂，表麵上鐵板一塊的政權內部的劇烈衝突，或社會和文化界氣候的無法壓製的轉變。因為所有的關鍵問題和矛盾都被謊言厚厚的外殼掩遮著，我們無法弄清楚什麽時間那最後一刻會到來，最後打擊的性質又是什麽。這也是當局對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在真實中生活的企圖進行幾乎是防衛性的鎮壓的原因。?
索爾仁尼琴為什麽被驅逐出他的祖國？ 當然不是因為他擁有實力，或者說當局覺得他會向當權者們奪權。索爾仁尼琴的被逐，有其他的緣故：他力圖發掘真理的令人可畏的根源。真理可以轉變整個社會意識，而這個轉變終將給社會帶來無可估量的影響。因此，後極權製度作出了十分典型的反應：為了捍衛它自己，就得捍衛假象世界的完整。謊言世界的外殼是由奇怪的物質構成的，隻要它把整個社會封閉起來， 它就會看上去堅如磐石。 但是一旦有人打破了一個小小的缺口，有人喊出“皇帝光著身子”，打破遊戲規則，揭露遊戲本質，這時，一切事物都原形畢露，整個外殼就會無可拯救地四分五裂。?
我們說在真實中生活，自然不僅僅指思維的產物而已，如一群知識分子寫信提出抗議等等。它可以是個人或群體反抗奴役的任何形式：知識分子的抗議信，工人的罷工，搖滾音樂會或學會示威，拒絕參加選舉鬧劇，在官方會議上發表聲明，或者絕食，等等。假如壓製目的的過程是很複雜的，是對生活的一切言論和輿論的不同方麵的操縱，那麽，生活中每一個自由的言論和表述都在政治上構成了對後極權製度的間接威脅。這些言論包括了那些在其他社會製度內絕不會產生任何潛在的政治意義，更不用說具有爆炸性力量的言行。?
人們通常認為布拉格之春是在真正的權力層麵上兩個集團的對抗：一派要維持這個政權。但人們常常忘了這個對抗不過是一幕長劇的不可避免的結局。這幕劇的劇場，則主要是社會的精神和良心的領域。在這幕劇的開端，有一群人在最黑暗的時刻裏表達了在真實中生活的願望。這群人手中無權，也不對權力抱有妄想。他們想在真實中生活，其實，算不上什麽政治觀點。他們也許就是一批詩人、畫家、音樂家，或者是保持著個人尊嚴的普通公民。現在自然很難確定何時、通過何種地下和曲折的途徑，他們的言行對環境產生了影響。我們也難以追尋真理的細胞是如何逐漸浸透到充斥著謊言的生活的軀體之中，最終導致其土崩瓦解。現在清楚的是：政治改革的企圖並不是社會覺醒的原因，而是社會覺醒的最終結局。?
我想，我們當前的局勢也能由此經驗而得到更好的理解。千餘人的憲章分子與後極權製度對抗，政治上看來是毫無希望的。如果我們透過開放社會的傳統角度來觀察，這個結論一定是正確的。在開放社會裏，政治力量的強弱主要根據其實際掌握的權力。從這個角度來看，像憲章派這樣的小黨派一定不會有贏的機會。但我們一旦把這個對抗放在後極權製度的背景裏來觀察，則會得出根本不同的結論。目前還難以確定捷克斯洛伐克是怎麽看《七七年憲章》運動的存在和地下活動，以及憲章運動喚起民眾的企圖。這種投資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能夠產生政治改變方麵的利潤，就更難預測了。但是憲章運動的一切，當然是在真實中生活的一部分。作為在存在的意義上的一個構想，它把個人重新帶回到他們的自我和個性的堅固的土壤；作為政治行動，它把個人拋入一場機會的遊戲，人們在這場遊戲中不是一無所獲，就是得到一切。因此，投身到這場運動中的人都是那些相信為了得到一切不惜冒一無所有之險的人，或者是相信在捷克斯洛伐克，目前無任何其他從事政治活動的真正選擇。?
這其實是一回事：這個結論隻有那些不願為了政治而犧牲他或她的人格的人才能得出，抑或是那些不相信政治必須犧牲人格的人才能得出。?
後極權製度對在真正權力層麵上的對手和任何獨立於其法律自製性之外的政治力量的挫傷越徹底，任何政治威脅的中心就越為轉向存在的和政治之前的層麵，一般毋須任何有意識的努力，在真實中生活就會自然地變成一切反抗體製是自製性活動的出發點。即使這種活動終於超越了在真實中生活的範圍，轉化為各種平行的結構、運動和團體，開始成為政治性活動，開始對官方體製產生壓力並且事實上對真正的權力產生了某種影響，它們始終都保持著它們這一起源的標誌。因此我以為，隻有不斷地思考這個特殊的背景，才能正確理解我們所稱的不同政見者運動的意義。
九?
在謊言中生活造成人類自我認同的深刻危機，這種危機轉而製造了在謊言中生活的條件。它當然有道德上的意義。首先它表現為社會的深刻的道德危機。個人一旦被消費價值觀誘惑，其自我在大眾文明雜七雜八的熔爐中消失，在存在的秩序中失去了根本，對任何比自己的個人生存更高的事物失去責任感，他就變成了非道德的人。後極權製度依靠這個非道德化，加強這個非道德化，而且事實上就是非道德化的社會中的化身。?
與此相反，在真實中生活作為人類對強加的境遇的一種反抗，企圖重新掌握自己的責任感。換言之，它顯然是一個道德的舉動，不僅因為個人必須為之付出高昂代價，而且主要因為它不是利己的：冒風險可能的報酬是情況的全麵改善，也可能一無所獲。在此方麵，如前所述，它是一場全贏或全輸的賭博。很難想像一個有頭腦的人投身這個事業僅僅是為了讓今天的犧牲得到明天的報答，哪怕是普普通通的感謝 (補充一句，權勢的代表們毫無二致地不斷把各種功利主義的動機加在那些在真實中生活的人頭上，說他們貪欲權力和財富，想至少也把他們納入那個非道德化的世界)。?
如果在後極權製度裏在真實中生活成為獨立和反對政治理念的溫床，那麽，一切對於這些理念的本質和前景的思索必得把這個道德意義視為政治現象 (如果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視道德為“上層建築”的信條妨礙了我們的朋友們全麵認識這個問題的意義，用某種方式把這個問題包含在他們的世界觀內，這隻能傷害他們自己：對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耿耿忠心阻止了他們對自己的政治影響機製的正確理解，從而使他們自己變成“虛幻意識”的犧牲品——這正是他們作為馬克思主義一向懷疑別人如此的情形) 。後極權製度中道德的特殊政治意義在現代政治史上至少是一個奇怪的現象，我在下麵想說明的它可能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
十?
不可否認，在胡薩克領導集團1969年出現之後，捷克斯洛伐克的最重要政治事件是《七七憲章》的誕生。但是它出現前後的精神和思想氣候不是任何直接的政治事件的結果。產生這個氣候，是一場對與“宇宙塑料人”滾石樂隊有關的青年音樂家們的審判。這場審判不是兩種不同政治勢力或觀點的衝突，而是兩種不同的生活觀念的衝突。衝突的一方麵是後極權製度嚴峻的清教主義，另一方麵是默默無聞的、想在真實中生活的一群青年，他們不過想演奏自己喜歡的音樂，唱和他們的生活有關的歌，想在尊嚴和合作中自由地生活。這些人過去沒有從事過政治。他們既非野心勃勃充滿活力的政治反動派，亦非從權力結構中被清除的過時政客。他們完全可能適應現狀，接受在謊言中生活的準則，過不受當局騷擾的平安日子。但他們決定走一條不同的道路。盡管如此，也許正因為如此，他們的案子對每個沒有放棄希望的人發生了非常特殊的影響。不僅如此，在審判的時候，一種新情緒在多年等待觀望、對抵抗行動的麻木不仁和懷疑彷徨之後，終於出現了。人們“對厭倦情緒感到了厭倦”，他們對於消極、無所事事和僅僅盼望著事情終將會變好起來的態度忍無可忍。在某種意義上，這次審判是最後的一擊。許多在此之前一直彼此孤立，不願合作，或采取難以實行合作的行動的傾向各異的小組，突然意識到自由是不可分割的。每個人都明白，攻擊捷克地下音樂會是攻擊一個最基本、最重要的東西，一個實際上每個人聯在一起的東西：這是對“在真實中生活”這個觀念的攻擊，是對生活真正目的的攻擊。人們把演奏搖滾的自由視作人類的一種自由，其本質上同進行哲學和政治的思考、寫作、表達和捍衛社會中各種政治意見的自由是一回事。?
人們受到啟迪，真正覺得他們與青年音樂家們站在一條陣線。他們漸漸認識到，無論他們的創作方式和人生觀相去多遠，如果不挺身而出捍衛他人的自由，便是放棄自身的自由 (沒有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就沒有自由；沒有自由，就沒有法律麵前人人平等) 。《七七憲章》賦於這個古老的命題一個嶄新的、典型的意義，它對於現代捷克史有極其重要的影響。斯雷別謝克在其《六八年》一書的精辟分析裏所闡述的“排他性原則”，乃是我們今天一切道德與政治痛苦的根源。這個原則產生於二次世界大戰之末，是民主黨人和共產黨人奇特聯盟的產物，隨後不斷深入發展，直至“苦難的終結”。《七七憲章》幾十年來首次打破這個原則；憲章派的成員們第一次平等地攜手共事。《七七憲章》不僅僅是共產黨人和非共人士的同盟——這種同盟在曆史上屢見不鮮，道德和政治上也不具革命性意義——而是一個以向全民開放為前提的組織，其前提是任何人都不會置於低下的地位。這就是《七七憲章》誕生之時的氣候。誰能預料，一兩個無名小輩的搖滾樂隊受審案會產生如此深遠的結果？?
我認為，《七七憲章》的起源很好闡明了我前述的觀點：後極權社會內那些日後逐漸演變為政治運動的活動背景，通常並不是由公開的政治事件和公開的政治觀點與力量的衝突所組成的。這些運動大部分是來自其他政治之前的更廣泛的領域，在謊言中生活與在真實中生活，在那兒發生衝突，也就是說後極權製度的規定與生活的真正目的發生了衝突。生活的真正目的當然有各種形式。有的時候，表現為某一個人或某一集團的基本物質利益或社會利益；別的時候，可能表現為某些思想和精神的利益；再有些時候，可能是最根本的生存需要，如人們渴望在尊嚴之中生活。這種衝突之所以帶上政治色彩，並非因為這些目標的根本政治內容力圖顯示自己，而是因為在後極權製度賴以生存的那個複雜的管理體製麵前，每一個人類的自由言行，每一個在真實中生活的企圖，都必然對其造成威脅，因此就成了最具有典型的政治行為。這種由政治之前的邊遠地帶發展起來的運動，它的任何最終的政治宣言都是衍生的。它的發展和成熟是隨後與體製衝突的結果，並不是一開始就以政治方略、政治規劃和政治衝動和麵貌出現的。?
1968年的事件再次證明了這點。想對體製進行改革的黨內政治家們推出他們的方案，並非由於突然受到神啟，而是受到持續不斷的壓力。這些壓力產生於生活中與傳統意義上的政治毫不相幹的領域。實際上，他們試圖用政治手段來解決社會衝突(實質上是製度的目標與生活的目標之間的衝突)，這些衝突每天都在社會的每個角落發生。他們多年來一直在思考這些問題，而且越來越公開化。學者和藝術家們受到整個社會的響亮的呼聲鼓舞，用各種手段來揭露問題，而學生們則要求解決問題的方案。?
《七七憲章》的創建也說明了我指出過的問題的道德層麵所具有的特殊政治意義。如果沒有各不相同的團體之間的強烈共識，沒有那種忍無可忍的，那種無論會遇到何種製裁，不顧前景和結局如何難以預料，也非得團結起來大聲疾呼的急迫意識，《七七憲章》運動是不可想像的。揚·巴托契卡死前不久寫道：“有些事情，是值得為之受難的。”我想憲章分子們不僅僅把這句話看成巴托契卡留下的遺產，而且作為他們的所作所為最好的解說。?
從外麵看，尤其是從社會製度及其權力結構的角度來看，《七七憲章》的出現乃是料想不到的晴天霹靂。當然它不是什麽晴天霹靂。但這種感覺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孕育風暴的地方在暗處，在那個忽明忽暗的地域，事情是難以梳理清晰的。預測憲章運動出現的可能性正像現在要預測它何去何從一樣機會渺小。這又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震撼，常常產生在隱藏在暗處的事物猛然衝破在謊言中生活的假象的時刻。一個人在假象世界裏陷得越深，這種事件發生時就越感到震驚。?
十一?
在後極權製度統治的社會，所有傳統意義上的政治生活都被取消了。人們沒有機會公開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更不用說建立政治組織。由此產生的空白，則由意識形態的儀式來填補。在這樣的情形下，人們自然喪失了對政治的興趣，大多數人將那些還可能存在的獨立政治觀點看成不現實的、牽強附會的、自我陶醉的遊戲而已，與他們的日常生活相去太遠。人們還會覺得這些獨立觀點也許值得推崇，但卻不著邊際，因為一方麵純屬空想，一方麵又極端危險。眾所周知，當局對任何這樣的舉動的迫害，都是殘酷無比的。?
但即使在這種社會，仍會有堅持從事政治活動的個人或團體，他們以各種方式，努力獨立思考，表達自己的觀點，甚至建立政治組織，作為他們在真實中生活的一種努力。?這些人的存在和他們的工作本身就是極其重要和有價值的。在最艱難的歲月，他們維護了政治思想的連貫。如果從中產生了某些真正的政治衝動，出現在政治之前的衝突中而且較早地正確表達了自己，從而增加了成功的機會，常常應該歸功於這些單槍匹馬、“沒有士兵的將軍們”。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時刻保持了政治思想的連貫，因此在正確的時機能夠用他們自己的政治思考的成果來豐富這些新的政治衝動力。這個過程在捷克斯洛伐克可找到充分的證據。幾乎所有70年代初期的政治犯當年在一個完全麻木不仁和道德淪喪的社會，由於從事堂·吉訶德式的政治活動而無辜受難，現在他們理所當然地成為最積極的憲章分子。在《七七憲章》中，人們十分珍惜他們早年所犧牲的這份遺產，他們用親身體驗和政治思考豐富了這個運動。?
但是在我看來，這些從未放棄直接的政治活動，而且隨時準備承擔直接政治責任的人，他們的思想和行動常犯一個一再犯的錯誤：就是他們對後極權製度作為一個社會政治現實的曆史特點缺乏足夠認識。他們不了解這個製度擁有的權力的特殊本質，因此過分強調了傳統意義上的直接的政治活動的重要性。更有甚者，他們不懂那些“政治之前”的事件和過程的政治涵義，而這些事件為真正的政治變動提供了富有活力的有機土壤。作為政治角色，或者說作為有政治抱負的人，他們不斷企圖接著完成一般政治生活留下的問題。他們保持的行為模式在正常的政治環境下可能合適。在新的、完全不同的環境，他們無意識地照搬過時的思想方式，舊的習慣、觀念和原則，對於新環境裏出現的問題的意義和實質不首先加以考慮，不顧它們現在的政治意義，何種事物能產生政治影響和潛力，采用何種方式。因為這批人已被權力結構排除在外，他們無法再對權力結構施加直接影響。還因為他們一直相信建立在多少民主製或傳統專製製度上的政治觀念，在某種意義上他們常常與現實脫節。他們這樣講：既然我們的建議一項也不會被采納，為什麽還要與現實妥協呢？因此，他們隻是在一個真正的烏托邦世界裏思想。?
如我要指出的，在後極權社會裏影響深遠的政治事件的起源和方式是與民主製社會不同的。如果公眾大部分對新政治模式及規劃和反對黨的建立無動於衷，甚至有所懷疑，這不僅僅是因為對公共事務的普遍麻木不仁和“更高責任感”的喪失。換言之，不隻是普遍的非道德化的結果。在這種態度裏，還有一些健康的社會本能在起作用。似乎人們本能地感覺到，如俗話的“一切都同看上去的不同了”，因此，從現在起一切都得用完全不同的方法來做。?如果近年來蘇聯集團國家中最重要的政治衝擊力一開始(在真正的權力層次產生影響之前)來自數學家、哲學家、物理學家、作家、曆史學家和普通的工人等等，而不是來自政治家，如果各種“不同政見者運動”後麵的推動力來自從事“非政治性職業”的廣大群眾，這不是因為這些群眾比那些以政治家為己任的人更聰明，這是由於不是政治家的那些人沒有讓傳統的政治思維和政治習慣所束縛，因此反而對真正的政治現實有更多的認識，對在這種情形下該如何行事有更多的敏感。?
此外別無選擇：不管一個新的政治模式多麽美好，它都不再能夠與“隱藏的層麵”對話，不再激勵人民和社會，喚起真正的政治風暴。後極權製度的潛在政治的真正天地在別處：在製度的複雜指令與生活目標的不斷和殘酷對峙中。生活的目標是人類生存的基本要求，起碼能和諧地活著，以可以忍受的方式活下去，不受官員和上司的侮辱，不受警察的日夜監視，自由地表達自己，為創造力尋找發揮的途徑，享受法律保障的安全，等等。跟這個有關的一切具體事件，跟這個基本的、無處不在的對抗相關的一切，都必然引起人民的關注。關於理想的政治經濟秩序的抽象計劃不能使他們感興趣。這不僅是因為人們知道它們成功的可能甚微，也因為人民覺得政治色彩較淡些的政策出於具體、此時此地的考慮。如果他們把眼光盯住抽象的未來，就更容易陷入新的奴役人性的羅網。在後極權製度下生活的人們，實在是太清楚對他們來說不能像人一樣地活著遠遠比哪個黨派掌權和如何標榜自己的問題更重要。?
拋棄傳統政治原則和習慣的負擔，向人類存在的世界無保留地開放自己，隻有在分析了局勢後才下結論，這樣不但在政治上更為實際，同時就事物的理想狀態而言，也更有政治上的希望。就像我還要在別處講座討論的，事物真正持續、深刻的好轉不可能產生於任何傳統政治觀念的勝利(如果這種勝利是可能的)。這種傳統觀念隻能是外在的，即結構和製度上的概念。事物的變化與過去的任何時候都不同，將來自人類的存在，來自人類從根本上重建他們在世界上的地位，重新確立人類相互之間與宇宙的關係。一個更好的經濟政治模式的誕生，很可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不同，一定來自社會的存在和道德的變化。這種變化不是像設計和推廣新型汽車那樣，它要是不再是過去的墮落的新形式，它一定是生活改變自己的麵貌的過程的表現。一個好的製度不會當然地保證一種好的生活。正相反，隻有創造更好的生活，才能發展出更好的製度。?
我要再次聲明我無意貶低政治思想和觀念上的政治工作。相反，我認為真正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工作正是我們沒有做到的。我說的“真正的”，是指擺脫了所有傳統政治模式的思想和觀念上的工作。傳統模式由一個永遠消失了的環境輸入我們的現實(那個環境即便能回轉，也無法給最重要的問題提供永久的解決方案)。?
第二和第四國際同許多其他的政治力量和組織一樣，可以為我們的各種努力提供強大的政治支援，但它們誰也不能替我們解決問題。他們在不同的世界裏運作，也是不同環境的產物。他們的理論觀念對我們也許有意義，並有指導作用，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僅僅與這些組織認同，是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的。在民主國家裏辯論有重要的作用，在我國就有些人想把我們的事業放在辯論的背景之內，這往往是十分愚蠢的。譬如說我們能不能認真地議一議我們該不該去改變製度或去改革製度？在我們的生活環境裏這根本算不上是個問題，因為目前根本就無法實現其中的任何一個目標。我們甚至弄不清改革何時結束，變更何時開始。很多嚴峻的經曆告訴我們，不論是改革還是變革，本身什麽都不能保障。我們知道，原則上看不管現製度是否“改良”了或是“變革”了，結果都是一回事。我們所關心的，乃是能否在這種社會裏尊嚴地生活下去，這個社會是否為人民服務還是人民為它服務。我們正在為這個目標奮鬥，使用的是現有的、有成效的手段。深陷於無聊政治把戲中的西方新聞記者們或許會給我們的方法貼上過分拘泥了法律，太冒進，修正主義，反革命，資產階級，極右和極左種種標簽。但是我們對此不感興趣。
十二?
反對派這個概念經常引起混淆，主要是因為這個概念是從完全不同的環境裏輸入到我們的社會的。後極權社會裏的反對派究竟是怎麽一回事？ ?傳統議會製政府的民主國家裏，反對派是在實際權力層次上的一股政治勢力 (常常是一個黨派或幾個黨派的聯盟) 。這股勢力獨立於政府之外。它提出一個不同的政治綱領，以政權為訴求，並且作為國家政治生活裏的正常一部分得到現任政府的承認與尊重。它利用政治手段來施展影響，在一致讚同的法律基礎上競爭政權。?
除了這種形式的反對派之外，還有一種“議會外反對派”現象，這種反對派大致上也是實際權力層次上的組織，但是它們在製度製造的法規之外運作，所用的手段通常亦有別於體製內的策略。?傳統專製社會裏的反對派是指提出不同政綱的政治力量，它們采用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但無論如何，它們都無法在一致讚同的法律範圍內競爭權力。反對派或者是指打算以武力與當局對抗的力量，或是像遊擊組織和解放運動那樣，已經覺得處於與當局武力對抗的狀態。?
反極權製度裏的反對派同上述任何一種情形都不一樣。那麽在何種意義上我們可以用反對派這個名詞呢？??
1?有些時候，主要是些西方記者，用“反對派”來指體製內部的人士和團體，這批人發現他們正與最高領導層處在隱蔽的對立狀態。這種對立也許是由某種差別(當然不會是極端的差別)引起，這是一種觀念上的差別。但更多的是權力欲，或大權在握的人之間的個人恩怨所導致。?
2?“反對派”也可以理解為任何一種前麵指出過的產生間接政治效應的行為，也就是讓後極權製度感到受到威脅的行為，實際上的確讓它受到了威脅。在這個意義上，反對派就是每一個在真實中生活的企求，包括水果商拒絕在櫥窗上張貼標語和一首自由創作的詩。換言之，反對派就是任何一個以生活的目標超越製度的目標限製的行為。?
3?然而更多的情形是那些公開表達他們的不合作態度和批評意見的人， 那些從不隱瞞自己的獨立思想，多多少少自認為有政治力量的人，被稱作反對派 (主要又是那批西方記者的手筆) 。這個意義上的“反對派”和“不同政見”的意思差不多，雖然接受這個標簽和反對它的程度是有很大差異的。這不僅取決於這批人對他們的政治力量的認識，對參政的抱負，也取決於他們各自是如何理解“反對派”這個概念的。??
我們還可以舉出一個例子：《七七憲章》在其最初的宣言裏強調，它不是一個反對派，因為它並無意推出一套政治綱領。因為它沒推出這種綱領，因而覺得它的使命不同。實際上，如果以具有不同綱領為後極權國家內反對派的定義，則七七憲章不能算是反對派。?然而從一開始，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就把《七七憲章》視為公然的反對派團體，並以此采取對策。這即是說政府自然而然地按照我上述第二條意義來理解“反對派”的，大致不差，也就是說任何一種擺脫全盤控製，否認製度有主宰個人命運絕對權威的行動。?
倘若我們接受這個反對派的定義，那麽我們必須同政府一樣把《七七憲章》看作是真正的反對派，因為它代表了對建立“在謊言中生活”基本上的後極權權力的完整的嚴重挑戰。?在考慮每一個別的憲章簽名者對於反對派的自覺程度時，則是另外一碼事。我覺得他們多數對反對派的理解是很傳統的在民主社會(或傳統專製)建立的定義。因此，他們認為“反對派”甚至在捷克斯洛伐也是一股政治力量，雖然無法在權力層麵運作，更難以在政府承諾的法令範圍內活動，但仍然不會放棄參政的努力，因為它在某種意義上具有不同的政治綱領，它的創建者們準備接受直接的政治責任。鑒於此，很多憲章分子——絕大多數——不把自己看成是反對派。少數人是這樣看的， 即使他們完全尊重在《七七憲章》 內部無法進行這種意義上的“反對派”活動這項事實。但是同時，每個憲章分子可能都非常了解後極權製度的特殊條件，明白不僅僅爭取人權的鬥爭有著獨特的政治力量，而且更加“清白單純”的活動亦是如此，這樣一來，他們是代表了反對派的一個方麵。在這個意義上，任何一個憲章分子都無法否認是反對派的一員。?
另外，還有一種情形使問題更複雜化了。數十年來，蘇聯集團國家的當權派們用“反對派”作為最嚴重的罪名，與“階級敵人”為同義詞。給某人扣上“反對派成員”的帽子，便是指這個人企圖推翻政府，顛覆社會主義 (當然，他一定是拿了帝國主義分子的酬金) 。過去的歲月裏，這頂帽子曾把人直接送上了斷頭台，這樣一來人們當然不情願自己給自己戴上這頂帽子。再說這畢竟是一個名詞，事情是怎樣做的遠遠比怎樣稱呼的更重要。?許多人拒絕這個名詞的最後一個原因，是因為“反對派”這個概念的負麵意義。將自己定義為“反對派”的，是以與前導的“主流派”的關係來定位的。換言之，他們把自己特別與統治者聯係起來，根據政府當局的位置來確定自己的位置，對於那些僅僅決定在真實中生活的人，那些大聲說出他們的心裏話， 表達與人民大眾攜手一致， 按自己的願望創作，和諧地與他們的“自我”相處的人，自然很不情願將他們自己的、獨創的和積極的位置下一個負麵的定義，取一個不相幹的意義，把自己看成為一群與某種事物作對的人而不是簡單地把他們就看成他們自己。?
顯而易見，唯一避免誤解的辦法就是在使用這個名詞之前，先把“反對派”和“反對派成員“的意義和在我們的社會是如何被理解的問題，說得清清楚楚。?
十三?
如果說“反對派”一詞是由民主國家輸入到後極權國家的，雖然環境大變，但人們卻對其意義沒有一致看法，則“不同政見”這個詞正相反，是西方記者選用的。現在被普遍接受為描述後極權製度裏一種特殊現象的專用標簽，那種現象在民主製國家內幾乎從未發生過。?
這些“不同政見者”們何許人也？ ?這個名詞似乎主要用來形容蘇聯集團國家裏的、決心在真實中生活的人們，這些人並且符合下列的條件：??
1?他們公開地、 係統地表達他們不合作的立場，他們這樣做是在極端受限製的條件之下，故受到西方矚目。?
2?盡管他們無法在國內出版， 盡管他們受到政府無所不用其極的迫害，由於他們的態度，他們贏得了公眾和他們的政府的某種尊重。因此，他們在自己的環境中事實上擁有一種非常有限、非常奇特的、間接的實際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至於受到最糟糕的迫害，或者一旦他們受到迫害，起碼給政府造成某種政治麻煩。?
3?他們的批判視野和追求的事業超越了他們直接環境的狹隘範圍， 涵蓋了具有普遍性的事業。因此他們的工作就是政治性的了，雖然他們把自己視為直接政治力量的自覺程度有很大的差異。?
4?他們是一群傾向於追求知識思想的人， 是一群“文人”，文字是他們的主要——常常是唯一的——政治媒介，這尤其能使得他們吸引海外的注意。他們在真實中生活的其他方式，不是由於撲朔迷離的地方環境讓外國觀察家們未曾加以注意，就是看上去僅僅是比他們的寫作較難察覺的補充材料而已，哪怕他們的這些行為超越了地方環境的範疇。?
5?這批人不論他們的實際職業如何， 西方人常常把他們作為積極活動的公民來談論，與其說是談他們在自己的領域內作的“真正”的工作，毋寧說是議論他們的批判的、政治的方麵。根據我的親身經曆，我明白有這樣一條看不見的線，你們不想也不知不覺地逾越——一旦逾越了，他們就不再把你當作一個作家，同時也是一個關心國事的公民，而把你開始當成一個“不同政見者”來對待，這個人幾乎是偶然地(也許在業餘時間裏)同時也在寫一兩個劇本。??
毫無疑問，滿足上麵全部條件的人是有的。值得爭議的是我們是否可以用一個特定的名詞來形容這樣的團體，按照這樣根本上偶然性的方式；更具體的是我們究竟應該不應該把他們稱為“不同政見者”。人們就這樣稱呼他們，我們對此無能為力。有時候為了便於溝通，我們自己甚至也這樣稱呼自己，雖然心裏不以為然，總是帶點自嘲，總是把這個名詞加上引號。?
也許現在應該列舉一下“不同政見者”們對這種稱謂大為不滿的原因。首先，從詞源上講這個稱謂就大有問題。我們傳媒界告訴我們，“不同政見者”就跟“叛徒”或“墮落分子”差不多。但不同政見者們並不覺得他們是什麽叛徒，原因很簡單：他們並沒有否定和背叛什麽。相反，他們努力弘揚人性。要是他們真的否定了什麽，那不過是生活中的虛偽和異化因素，“在謊言中生活”的層麵而已。?
但這還不是最重要的。“不同政見者”一詞常常暗指一種特殊的職業，好像同正常的職業一樣，有那麽一種特殊的怨天憂人的職業。事實上一個“不見政見者”不過是一個物理學家，一個社會學家，一個工人，一個詩人；他們是一群做他們覺得該做的事的人，正因為這樣，他們不得不處在與當局公開衝突的境況。這個衝突並不是他們有意引起的，而是他們的思想、言行和工作的內在邏輯所導致的 (這個邏輯常常與外在環境對抗，往往超出他們的控製之外) 。換言之，他們並沒有著意作一個職業性的不滿分子；他們不過想作個裁縫或鐵匠罷了。?
實際上他們直到做不同政見者做了好久之後都不會意識到他們已成了“不同政見者”。“不同政見”的動作與對名利的欲求大相徑庭。簡言之，他們沒有決心作“不同政見者”。哪怕他們一天24小時為之工作，也不是當成職業，而是作為一種存在的態度。再說這種態度根本不是得到“不同政見者”之名的人的專利，即便是這批人偶然符合前麵說過的外在條件。有成百上千默默無聞的人想在真實中生活並為之努力，更有千千萬萬的人想這樣做，但無法做到。而做不到這點的原因很可能是他們非得在他們的生活環境裏拿出比那些邁出第一步的人多出十倍的勇氣才能做到。如果從這麽多人中間任意挑選幾打，把他們置於特別的範疇，這便會完全歪曲整個情形。這種歪曲有兩個方麵。一方麵它假設“不同政見者”乃是一批名流，受特殊保護的類型，能獲準做其他人做不得的事，政府可以用他們來標榜自己的寬宏大量。另一麵，這可以用來支持一種假象似乎一小撮不滿分子無所事事，其他所有的人則都很滿足現狀，要不然他們也就成了“不同政見者”了。?
但還不止這些。這個範疇有意無意地支持這樣一種印象，這批“不同政見者”們主要關心的是他們這個小團體的狹隘私利，他們與政府的全部爭論也就看上去不過是兩個團體之間玄秘莫測的衝突而已，完全與社會脫節。然而這種印象與“不同政見”的真實態度完全背道而馳。不同政見的態度是與大家的利益共生共死，關心的是全社會的疾苦，或者說是代表著所有沒站出來說話的人的利益。如果“不同政見者”有什麽權威的話，如果他們還沒有像奇形怪狀、無所事事的昆蟲們早就消聲匿跡的話，那並非是政府對這個特殊團體及其特殊想法有什麽特別的敬畏，而是因為“不同政見者”們完全了解根植在隱藏領域裏的“在真實中生活”的潛在政治力量，了解不同政見產生發展的世界和他們麵對的人類日常生活的世界，了解充滿著生活的目的與製度的目標之間日益衝突的世界。 (《七七憲章》一出，政府就發動運動，迫使全國百姓來譴責《七七憲章》；還會有比這更有力的例證了嗎？ 成千上萬的憲章上簽下的名字都證明了以上範疇的謬誤。) 政權與警察機構向“不同政見者”發起如此強大的攻勢，好像政府害怕另一個權力幫派一樣害怕他們——不是因為他們這些不同政見者真是什麽權力幫派，而是因為他們不過是一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關心一些普普通通的事，他們與別人不同之處，僅僅是他們公開大聲說出別人不能說或不敢說的話罷了。我前麵已提到索爾仁尼琴的政治影響：它並不在他個人擁有的特殊的政治權力，而在於千千萬萬個古拉格的受害者們的經曆之中，索爾仁尼琴不過是把這經曆放大了，讓千千萬萬個有良知的人們知道罷了。?
將一群著名“不同政見者”們的精英團體模式化，實際上意味著抹煞了他們的活動的最本質的道德層麵。我們已經看到，“不同政見者運動”產生於平等原則，建立在人權和自由不可分割的信念基礎之上。說到底，“著名的不同政見者”們難道不是聯合起來，共同捍衛無名的工人的利益麽？ “著名不同政見者”們在《七七憲章》的聯合不是因為保衛那些無名音樂家們，才走到一起來的麽？ 他們在《七七憲章》中不正是同音樂家聯合在一道，從而成為“著名不同政者”的麽？ 越多的公民挺身而出捍衛其他的公民，他們就越被貼上一個實質上把他們從其他公民們隔離開來的標簽，這真是一殘酷的似是而非的的悖論。?
我的這番解釋，希望有助於澄清我在本文中通篇為“不同政見”一詞加上引號的意義。?
十四?
在捷克與斯洛伐克的疆土隸屬於奧匈帝國的時代，捷克和斯洛伐克人在帝國範疇之外尋求自我認同的曆史、政治、心理和社會條件均不存在。那時T·G·馬薩裏克就已基於“從小處著手(”small-scale work“)”的見解製訂了一個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的綱領。對這個見解的解釋，在各個極不相同的生活領域裏——但必須限於現存的社會秩序之內——誠實而盡責地工作，來促進民族的創造性和民族自信心。自然馬薩裏克極為強調智慧的文化教育背景和修養，並且重視生活中的道德與仁愛的層麵。他認為，一個較有尊嚴的民族命運唯一可能的起點，便是人性本身。人性的當務之急是為更為人道的生活創造條件。按馬薩裏克的觀點，人的改變是民族形象改革任務的開端。?
“為民族利益工作”的觀念已在捷克斯洛伐克社會紮根，在多方麵頗有成效，而且至今依然充滿活力。有些人用這個觀念作為他們與當局合作的巧妙的借口。但除了這批人之外，還有許多人至今仍然始終不渝地堅持著這個理想，在某些領域裏，起碼可以指出他們的無可置疑的成就。很多人勤勤懇懇、盡心竭力、奮鬥不息。為了社會的真正需要作出最大貢獻，他們付出了不可避免的”在謊言(王守雲)中生活”的最低代價。假使沒有他們的努力，我們就難以想像局麵會糟到何種地步。他們正確地認為，每件出色的工作都是對政治惡行的一次間接的抨擊。他們也覺得在某些情況下，這種作法是頗為可取的，即便這意味著他們放棄了進行直接批評的理所當然的權利。?
但是， 即使與60年代的情形相比， 現在這種態度顯然有一些局限。試圖實行“從小處著手”原則的那些人頻頻與後極權製度發生矛盾，並陷入了進退維穀的困境之中：不是從原來的立場上後退，喪失良心、責任心和堅忍性的基礎，幹脆隨波逐流(此為大多數人所持的態度)，就是沿著老路繼續走下去，從而不可避免地與當局發生衝突(此為少數人所持的態度)。?
如果說，過去人們從未把“從小處著手”的觀念看成為人們在現存社會和政治結構中“不惜一切代價維持生存的必要條件” (在這種情形下，讓自己被結構排斥在外的人，看上去一定是放棄了“為民族利益工作”) ，那麽，在今天這種觀念就更無意義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行為準則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說，我們手頭沒有簡明扼要，而且行之有效的辦法，來決定“從小處著手”何時不再“為民族利益服務”而“有害於民族”。然而我們很清楚地看到，這種逆轉的危險與日俱增。“從小處著手”頻頻受到限製，而超過這個限製之外的避免衝突，就意味著放棄了“從小處著手”的實質。?
1974年， 我曾在一家啤酒廠工作。我的頂頭上司是某位S君，一位釀啤酒的高手。他對自己的職業引以為榮，想讓廠裏釀出好酒來。他把幾乎所有的時間都花在工作上，不斷想方設法改進工作。由於他錯以為我們也跟他一樣熱愛釀酒工作，他常常讓我們感到窘促難堪。在一群社會主義造就的消極怠工者中，很難想像有更有創造性的工人。?
管理啤酒廠的領導既不精通業務，也不熱愛本職工作，可是他們在政治上卻更有權勢， 他們導致了工廠的倒閉。他們不但拒絕接受S君的建議，反而對他的成見越來越深，並且千方百計地阻撓他把本職工作做好。最後，情況變得糟得不可收合，S君不得不給他的經理的上級寫了封長信。 他在信裏分析了廠裏的重重困難，解釋了該廠為何在本地區名次倒數第一的緣由，並指出了誰應該負任。?
S君的呼聲是有可能被上級聽到的。 那位經理在政治上有權有勢，但卻對啤酒一竅不通。他憎恨工人，專搞陰謀詭計。這樣的人本該被撤換，啤酒廠的條件本該按照S君的建議得到改善。 假如這種情形真的發生了，即可成為“從小處著手”產生作用的範例，令人遺憾的是，與此恰恰相反的情形發生了。該廠經理乃是本地區黨委委員之一，在上層機關裏也有朋友，於是他促成了事情朝有利於他的方向解決。S君的分析報告被打成“誹謗的證據” ，他本人則被誣陷為“政治顛覆犯”。從啤酒廠被開除後，他被貶到另外一個不需任何技能的工作崗位上。在此“從小處著手”的觀念便在後極權製度麵前碰了壁。 S君因為說了真話，越出了雷池，犯了法規，被逐了出來，結果成了一名次等公民，並被誣陷為階級敵人。現在他可以隨心所欲地發表意見，但是從原則上說，他的話再也沒有人聽了。他已成了東波希米亞啤酒廠的一位“不同政見者”。?
我認為，從另一方麵著眼，這件事是一個闡明我在前麵的觀點的模式：一個人之所以成為一名“不同政見者”，並非僅僅因為他某一天這人忽然決心投入到這個非凡的事業中。他自己的責任感，以及各種複雜的外在因素，驅使他加入這一事業。他被現製度拋棄，而且置身於與之相衝突的地位，事情以努力做好工作的良好願望開始，以被打成社會的敵人告終。這就是我們現今的情形無法與奧匈帝國時期相比的原因。巴赫絕對專製統治是黑暗的時期隻有一名真正的“不同政見者”——卡雷·哈佛裏謝克，他身陷囹圄，被囚禁在布裏欣。但現在我們要是不浮媚的話，就得承認“不同政見者”比比皆是。?
對“不同政見者”放棄“從小處著手”一事說三道四是荒謬可笑的。“不同政見”並非馬薩裏克原則的替身，而常常是其唯一可能的結果。我說“常常”，是強調這並非一貫如此，我不相信隻有正人君子和有責任心的人才會與現社會及其政治製度產生抵觸。釀酒專家S君畢竟有獲勝的可能，對那些堅持自己立場的橫加指責，因為他們堅持自己的立場而未成為“不同政見者”，就像把他們標榜為“不同政見者”一樣荒唐可笑。總之，如果不根據事實本身，不根據事情的好壞與否，而根據試圖在真理中生活而產生的個人環境來判斷人類行為的話，那麽這是同整個“不同政見”態度格格不入的，而“不同政見”乃是在真理中生活的努力。?
十五?
上麵提過的那位水果商在真理中生活的努力也許僅限於拒絕作某些事情。一旦他意識到在窗外掛旗的唯一動機是為了避免被公寓管理員打小報告，他就決心不掛任何旗子。他不去參加他認為是虛偽的選舉；他不再對上級隱瞞自己的觀點。換言之，他所能做到的，不過是拒絕服從現製度強加於他的一些要求而已 (當然這並非沒有意義) 。然而這種行為可能會有所發展。水果商也許會開始做些具體的事，作些超出為了抗拒控製和自衛範圍之外的事，也做些表明自己新發現的高度責任感的事。譬如他可以把他的同事們組織起來共同捍衛他們的利益，他可以上書不同的機構，提醒他們注意在他四周發生的種種不正常和非正義的現象。他也可以收集非官方出版物，影印之後向朋友們散發。?
如果我所稱的在真實中生活是“獨立的公民首創性”“不同政見者”或“反對派”運動的存在意義上的起點，那麽這並不是說每個在真實中生活的企求都自然而然地屬於這個範疇。正相反，按最初和最廣泛的意義，在真實中生活涵蓋麵很廣，且含糊而難以界定。其中充滿了人類意誌的溫和言論，大部分都是不具名的，其政治影響可能永遠也不會被察覺，最多不過被看成社會氣候和環境的一個部分而已。這些言論多半停留在反抗控製的初級階段：你不過是挺直了一下腰杆，更為尊嚴地活下去罷了。?
由於某些人的特性、見解和職業，也由於某些偶然的情形 (如當地環境特征、朋友等等)，在這片廣漠、荒蕪的曠野上，或許會出現較為連貫和清晰的首創精神。這種精神超出了純粹個人的反叛行為，轉化成更有意識、有組織、有目的的工作。在真實中生活不複是對在謊言中生活的否定，而由特殊方式變得積極敢言，這時就會產生出可稱為“社會的獨立精神生活與社會、政治生活”。這種獨立生活與其他的生活(“依賴性生活”)之間並無極為嚴格的界線，在同一人身上常常是二者兼存。但是，獨立生活最重要的中心是高度的內在的解放。這樣獨立生活猶如一葉小舟，在任人宰割的生活的汪洋中，雖然中風浪中顛簸飄搖，但總能不斷浮起，在為在真實生活看得見的使者，為受壓製的生活目標仗義直言。?
何為社會的獨立生活？ 它的言論和行為的範圍自然是極廣泛的。它囊括了自我教育、對世界的思考、自由創造活動、人際的交流、各種自由的民間觀念，也包括了獨立的社會自我組織。總之，社會的獨立生活就是在真實中生活得以充分體現和實行的領域。?
因此，下文所稱的公民的“首創精神”、“不同政見者運動”甚而“反對派活動”，就像一座冰山浮在水麵的十分之一部分一樣，出現在這個領域，這個社會的獨立生活之中。換言之，正如社會的獨立生活是從最廣義的“在真實中生活”發展而來，是這個生活的清楚而具體的表現，“不同政見”也是逐漸從“社會的獨立生活”中產生。不過這兒有一個明顯的差異：如果我們能夠至少在外表上把社會的獨立生活看成在真實中生活的較高形式，我們卻很難肯定“不同政見者運動”必須是社會獨立的較高形式。這種運動不過是生活的一個方麵，它也許是生活中最引人矚目和一眼看上去闡明最充分、最有政治色彩的表現，很難說它必定是最成熟或最重要的，無論在普遍的社會意義上或在直接的政治影響上，都是如此。
無論如何，得到一個特殊的名字之後，“不同政見”就被人為地驅逐出它的出生地，然而，實際上想把“不同政見”及其全部背景分離開來是作不到的，因為不同政見是由其背景衍生而來，並且是背景的有機組成部分，從大背景中獲得生命力。總之，綜述以上對後極權製度特征的分析，我們結論是，在特定時期內，表麵上最有政治色彩的力量，不見得就是真正的政治力量。它是否是真正的政治力量的問題完全取決於政治之前的背景。
從上述情形中可以得出什麽結論呢？ 結論隻能是：隻有先以不同方式參加社會的獨立生活、但又並非都是“不同政見”的人的工作，才能談“不同政見者”們的實際工作及其效果。他們可能就是些作家，按自己的願望寫作而置官方的審查和要求於不顧，當官方出版社不予以發行時，他們則由地下方式(SAMIZDAT)發表他們的作品，他們也可能就是哲學家、史學家、社會學家，或進行任何獨立學術研究的人，如果不能通過官方渠道，他們則通過地下方式散發他們的著作，或者組織秘密的討論會、講演和專題研討班；他們也可能就是老師，秘密地把官方學校不允許的知識傳授給青年；他們可能是牧師，無論是否任神職或被褫奪了傳教的權利，也努力堅持自由的宗教生活；他們可能是畫家、音樂家或歌唱家，不顧官方機構對他們的看法，盡管去作自己的工作；他們可能是分享和幫助傳播這個獨立文化的任何人，可能是用一切手段來代表和捍衛工人利益的人，致力使工會工作有真的意義或組織獨立的工會；他們可能是大膽向官方呼籲，要他們注意不公正的事情，力爭繩之以法的人，他們也可能是各種青年團體，竭力擺脫控製並按照自己的價值觀而過獨立的生活。這些人的名單還可以列下去。?
極少有人會把這些人叫作“不同政見者”。那麽，那些著名的“不同政見者”跟這些人又有何區別？事實上“不同政見者”的行為與這些人又有何兩樣？難道他們不撰寫學術論著並以地下方式發表嗎？難道他們不在創作劇本、小說和詩歌嗎？難道他們不在給地下“大學”的學生講課嗎？ 難道他們不在與形形色色的非正義行為作鬥爭，努力確定和表達社會各階層人民的真正利益嗎？ ?在說明不同政見者的態度的由來，內在結構及其他方麵之後，顯然我已經把我的觀察由外部轉移到分析探討“不同政見者”的實際行動、表達首創精神的方式和他們的取向。?
那麽我們的第一個結論就是：開始時預先決定一切活動的最重要活動範圍，就是企圖創造和支持“社會獨立生活”來作為“在真實中生活”的公開輿論。換言之，即持續、有目標和光明正大地為真理服務並作好組織工作。這是理所當然的：如果在真實中生活是反抗現製度異化壓力的起點。是所有獨立的政治行為的唯一有意義的基礎，最後也是“不同政見”立場的最根本的存在源泉，那麽就很難想像除了為真理、為真正的生活服務，為真正的生活目標創造空間之外，還會有什麽其他的基礎存在。?
十六?
後極權主義製度正在向人類發動一場全麵進攻；人類慘遭遺棄，孤獨無援，隻有孤軍奮戰。因此一切“不同政見者運動”自然都明顯是保衛性的，它們反對後極權製度的目標，捍衛人類及其真正的生活目標。?
波蘭的團體KOR現在就叫社會自我防衛委員會。 “防衛”一詞也出現在波蘭其他類似的團體名稱裏，甚至連蘇聯的赫爾辛基條約監控小組和我國的《七七憲章》，也顯然有防衛的性質。?
就傳統的政治而言，防衛性的綱領可能顯得調子低，臨時的和最終負麵的，這畢竟是可理解的。由於無新概念、新模式和新意識形態，它就不符合一般意義上的“政治”定義，因為政治總有一個“正麵”的綱領，並且不把自己限製在保衛某人、反對某事上麵。
我以為這個觀點表現了傳統政治觀察法的局限。後極權製度畢竟不是某特殊政府遵循的某個特殊政治路線的表現形式。它是一種截然不同的製度。它對社會的侵害，或對社會的自我侵害，是長期、複雜而極其沉重的。僅僅靠先確立一條不同的政治路線，再力圖更換政府，這不但不現實，而且完全不夠，因為這樣根本不能接近事物的根本。長期以來，這個問題已不再是路線或綱領的問題了，而是一個生活本身的問題。?
有時候，就像為了在白天觀察星辰，我們必須下到井底一樣，為了了解真理，我們就必須沉降到痛苦的底層。我認為在某種特殊意義上 (不僅僅就我們的生活環境而言) ，這個”低調的“、“臨時的“和“負麵的“綱領，這個僅僅捍衛人民的綱領乃是現在最理想、最積極的綱領，因為它迫使政治回歸到唯一本原的起點；要想避免所有過去的錯誤，政治就必須回到其起點本身——個體的個人。在民主社會，對人的侵犯並不顯得那麽明目張膽、殘暴無情；基本的政治革命有待發生，情況也許非得變得更糟才能在政治上反映出革命的急需。在我們的社會，正由於我們的痛苦，政治似乎已經過了那個轉變：政治思想主要關心的不再是抽象地臆造一個“積極的“、自我贖救的模式(當然還有政治投機這個負麵的因素)，而是迄今為止一直被這種模式和投機束縛的人們。?
誠然，每個社會都要求有某種程度的組織。如果這個組織是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為了什麽別的目的，則人民應得到解放，空間應得到擴展，使得人民按有意義的方式，自己組織起來。［依靠深明“人民所需“的人］用各種手段把人民組織起來，從而使人民可能獲得所謂解放，對這種腐惡昭彰的作法，我們早有切膚之痛的了解。?總而言之，大部分深受傳統政治思考方式束縛的人，把“不同政見者運動“的防禦性特征看成是弱點。我的看法正相反：這個特征乃是其最強大的力量所在。我認為，正是依靠這一力量，這些運動才取代了那種視不同政見者運動綱領為不當的政治觀。
十七?
在東歐的“不同政見者運動“中，保衛人類通常采用捍衛人權和民權的形式。各種不同的官方文件，諸如《聯合國人權宣言》、《國際人權協約》、《赫爾辛基國際會議最後決議》以及各國的憲法均以捍衛人權和民權有明文規定。這些運動的旨趣在於保護所有因為按這些權利精神行動而受到迫害者；他們轉而按同樣的精神繼續他們的工作，不斷堅持要求當局承認並尊重人權與民權，提醒大家注意人權受到踐踏的情形。?
因此，這些人的工作是建立在法律原則基礎之上的：他們公開地工作，毫不掩飾；他們不但堅持他們的行為與法律一致性，並且堅持尊重法律是他們的一項主要目標。 這個法律的原則為他們的活動提供了構架及出發點。 這一現象在東歐所有“不同政見“組織中頗為普遍，雖然各組織對此不曾達成共識。這個情形產生了一個問題：為什麽在權力被廣泛地濫用的情形下，人們還會普遍而自然而然地接受法律原則呢？ ?首先，強調法製是後極權製度的特定條件下的一種自然表現，亦是初步了解其特征的必然結果。倘若事實上僅有兩條為自由社會而鬥爭的道路——一條是通過合法手段，另一條是通過暴力手段(武裝或非武裝)——那麽，在後極權製度下采取第二條道路顯然是極不恰當的。隻有當各種條件都處於公開和明顯的動蕩狀態，比如戰爭時期，或社會和政治衝突達到危機狀態的情況下，才適合起義。起義同樣適合於剛剛建立的、或處於崩潰邊緣的舊式專製製度。?
換言之，隻有在實力相當的兩股社會力量 (比如侵略者的政權和為自由而戰的民族) 為爭奪實際權力而互相衝突的情形下，或在篡權者與被征服的大眾之間產生明顯裂痕的情形下，或當社會處於公開危機狀態時，才適合起義。除了匈牙利1956年起義那種爆發性情形之外，後極權製度下發生的情況都與上述情況相反。這兒情形是靜止而穩定的，社會危機多半隻是潛伏存在而已(雖然這些危機會有所加深)。?
就實際的政治權力而言，社會並不是兩極分化的。然而正如我們所見，每個人身上都經曆著各種根本的衝突，在這種情形下，任何起義的企圖都無法在其他社會階層得到絲毫反響，因為社會正處於“酣睡“狀態，沉浸在消費者的狂熱競賽之中，並且完全卷入進後極權社會(即加入該製度的行列並充當其“自動作用“的代理者)，從而無法接受任何暴動。社會把暴動看成是對社會本身的攻擊，不但不支持暴動，反而極可能加深對社會製度的偏愛，因為它覺得製度起碼能夠保障某種半法製性。?
此外，另一個事實是後極權製度手中掌握一個直接或間接監控的複雜機器，這架機器史無前例。顯然，暴動的企圖不但在政治上死路一條，在技術上也幾乎沒有成功的可能。暴動的意圖還沒來得及付諸實施之前，就會被扼殺。即便暴動是有可能的，那也不過是幾個散兵遊勇的孤立行為，不但麵臨國家(和超國家)政權機構強大的反對，而且會受到他們以其名義來造反的社會本身的反對。而且會受到他們以其名義來造反的社會本身的反對 (隨便提一下， 這就是當局及其宣傳機構一直把“恐怖分子“的罪名強加在“不同政見運動“頭上，譴責這些運動采取非法謀反手段的另一個原因)。?
然而，所有這一切都不是“不同政見運動“主張法製的主因。這個原因深藏於“不同政見“觀點的內部結構中。這種觀點勢必與暴力變革的觀點水火不相容，反對把信念寄托於暴力 (一般說來，“不同政見“的觀點隻有在極端情況下才把暴力作為必需的罪惡加以接受，那時唯有以暴抗暴，而消極地不抵抗則實際上意味著對暴力認可，讓我們回憶一下第二次大戰的一個起因，就是歐洲國家盲目的不抵抗主義) 。如上所述，對於相信隻有通過任何手段來改變製度和政府才能實現深刻社會變革的政治思想，並認為為了這些根本“的變革應犧牲“不重要“的東西，即人的生命觀點，“不同政見者“們是頗不以為然的。那樣的話，尊重理念就超過了尊重生命，這乃是又一次奴役人性的一大威脅。?
如我所述，“不同政見運動“的觀點與此正好相反。他們認為製度的改變是表麵的、次要的，並不能保障任何東西。因此，他們不再作關於未來的抽象政治構思，而轉向實實在在的人生，找尋行之有效的捏衛人類的方法；這種態度自然與一切打著“為美好未來“的旗號的暴力格格不入。他們深信，用暴力製造的未來隻會比現製度更加邪惡。換言之，暴力換得的未來隻會讓暴力打上致命的烙印。同時我們不應該把這種觀點誤解為政治上的保守主義和溫和主義。“不同政見運動“並非因為暴力的改朝換代方式過於激進才回避它。正相反，回避的原因是它顯得很不夠激進，在他們看來，問題已經積重難返，單憑製度上的變化(政府的或技術上的)是無法解決的。有些人死抱著19世紀古典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不放，把我們的製度看成剝削階級對被剝削階極的強權統治，並由此推論剝削者永遠不會自動放棄手中的權力。他們看到的唯一出路就是以革命來將剝削者掃地出門，自然他們認為爭取人權是機會主義的，法律上太過拘泥，很不現實，而且會誤入歧途，因為其前提就十分令人生疑：你能在虛假的法製基礎上與剝削者進行誠實的談判。問題的症結是：他們無法找到意誌堅定的人來從事這種革命，結果他們變得怨天尤人，消極彷徨，最後冷漠木然——也就是說，變成了現製度想要他們變成的人。這就是在後極權社會環境中機械搬用另一世界、另一時代的意識形態模式而使自己誤入歧途、不可自拔的一個例證。?
當然，當法律——尤其是關於人權的基本法律——不過是一扇假象世界的櫥窗，是受到暗中完全操縱的一出把戲的時候，人們詰問訴諸法律的真實意義，也不必非去鼓吹暴力革命不可。“他們可能批準任何法律，因為他們仍然會置法律於不顧而為所欲為“。我們常常聽到這樣一種觀點。堅持“信他們(政府)的話“，強調連小孩子都明白不過是政府可任意玩弄的法律，難道到頭來不是一種自欺欺人的偽善，一種阻撓之舉，最後則變成玩把戲的另一種花招，另一種形式的自我欺騙嗎？ 換言之，訴諸法製的方式真的能與“在真實中生活“的原則兼容並蓄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先得看一看後極權社會內法律作用的廣泛內涵。?舊式專製製度較之於後極權製度，其統治者的意誌是以更無約束和直截了當的方式貫徹執行的。專製毋庸隱瞞它的基礎和權力動作的真相，因而不必設立法典來羈絆自己。而後極權製度卻完全擺脫不了把一切都約束在大一統秩序之內的必要。在這種情形中，生活中充滿了規定、公告、指示、準則、命令和條例的網絡(稱之為官僚網絡不是沒有道理)作為固有的、以複雜手段主宰人們生活的直接工具，這些準則和規定在後極權社會裏發揮作用。個人變成了這架龐大機器上的一個微不足道的齒輪和螺絲釘，他的意義僅限於他在這架機器裏的作用。總之，個人的工作、住房、活動、社會和文化的言行和一切的一切，都被牢牢地箝製。事事受到預先決定，受到限製和控製。每一個越出規矩的行為都被看作放縱、違章、違法之舉。沒有官僚機構難得頒發的許可，餐館廚師就不能為顧客烹飪特別的菜肴，歌唱家就不能在音樂會上演唱新歌。從廚師到歌唱家，每個人生活的各個方麵都被一張官僚規章文牘的羅網籠罩，這張羅網就是後極權製度不可避免的產物。這張羅網自己的目標束縛一切生活的目標，而它的目標就是它自身平穩、自動運轉的既得利益。?
狹義上來說，法典也以直接方式為後極權製度服務，或者說法典也是那個法規禁令森嚴的世界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同時它也以間接的方式為製度服務，使法典與意識形態的關係拉得很近(根據法典卷入的程度)，在某些場合，變成了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
1?與意識形態一樣， 法典是一種藉口，把權力行使的卑劣過程掩飾在法律的尊嚴的袈裟裏，給人一種愉快的幻覺：正義得到伸張，社會受到保護，權力運作有客觀的規章製度可循，這一切都是為了掩蓋後極權製度法律實踐的實質：對社會實行全麵控製操縱。如果讓對捷克斯洛伐克的生活一無所知的外國觀察家來研究我們的法律的話，就根本無法理解我們在抱怨什麽。下麵的一切，都會對這位外國觀察家隱瞞起來：對法院和檢查官的政治操縱，律師為客戶辯護受到的限製，實際上的秘密審判，公安部隊的蠻橫無理和淩駕於司法部門之上的權勢，對法律條文中幾條故意寫得模棱兩可的條款任意擴大適用範圍，國家對法律中正麵條款 (關於公民的章節) 的完全不顧，等等。這位觀察者的唯一印象也許是我們的法典並不比其他文明國家遜色，除了某些奇怪章節，譬如憲法中規定永久性的一黨專製，對超級大國鄰居的熱愛等等，這部法典與其他國家別無二致。不僅如此，如果觀察者有機會研究警察與司法程序的形式方麵和文字記載，就會發現大部分情形刑法的普遍規則得到了遵守；被捕者在規定期限內受到起訴，拘留者亦是如此，起訴程序循規蹈矩，被告亦有律師，等等。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有理由：他們都依法行事。可是事實上他們卻殘暴無端地毀滅了一位青年的生命，也許僅僅因為他或她秘密影印了被取締的作家寫的小說，也許因為警方蓄意捏造證據(對此從法官到被告，人人皆知)。可是這一切都隱藏在幕後。從審判記錄上看，偽證不見得就一目了然，而且有關的章節並不正式排除對影印禁書進行起訴的適用性。換言之，起碼在某些方麵，法律條文不過是假象世界的一扇櫥窗而已。那麽它存在的理由何在？ 跟意識形態存在的理由一模一樣：為現製度和個人之間搭起一座尋找借口的橋梁，使個人更容易進入權力結構，為權力的任意要求服務。這種借口把個人引入騙局，讓他們錯誤地認為他們隻不過是在維護法治，不讓罪犯侵擾社會(如果沒有這種借口，招聘新一代法官、檢查官和審判員的工作必將困難重重) 。然而，作為表象世界的一側麵，法典不僅欺騙了檢查官的良心、欺騙了公眾、欺騙了外國觀察者，也欺騙了曆史本身。?
2?法典跟意識形態一樣， 是權力結構之外儀式交流的關鍵工具。正是法典本身為權力的實施提供了形式、框架和法則，正是法典本身讓現製度的各部門互相交流，充分說明和建立合法性。它為整個遊戲提供了“規則“，為它的工程師提供技術。若沒有這個普遍儀式的成全，充當維係權力結構各部門的共同語言，後極權製度內的權力實施是根本無法想像的。壓迫工具在權力結構中的地位越重要，就更有必要遵循某種正式的規章。否則，假如沒有法官、檢查官、審判員、沒有辯護律師、法庭速記員和厚厚的卷宗，假如沒有某種嚴格的法令把一切集中為一個整體，特別是看起來毫無害處的關於煽動罪的第一百條，那麽，怎麽會那麽輕而易舉地、難以覺察地把影印了幾本禁書的人關進監獄呢？ 當然沒有法律和輔助工具，這一切也能辦得到，但隻能在某個由烏幹達匪幫控製的短命獨裁社會裏實行，而不可能在包括了文明人類一大部分的、代表現代世界中的一個完整、穩定和受尊敬的部分的製度內實行。沒有法典，不僅無法想像，在技術上也是完全不可能的。要沒有法律作為儀式上的聚合力量，後極權製度就根本無法存在。儀式、假麵和借口的整個角色看上去最精彩的部分當然不是法律禁止性的、規定公民不允許做的和法律製裁的理由的章節，而是闡明公民權利及義務的章節。這些章節除了空洞的詞藻之外別無他物，但即便是這些章節對製度來說都極為重要，因為製度就靠著它們在本國公民、學童、國際公眾和曆史的麵前建立起它的合法性，對此製度不能不聞不問，因為它不能懷疑對它的生存至關重要的意識形態的基本原則 (我們已經看到權力結構如何被自身的意識形態及其聲譽束縛) 。懷疑它就等於否定自身要表現的一切，並會損害製度的一大支柱：表象世界的完整。?
如果權力的實施就像血液在血管中循環一樣，在整個權力結構中流動，法律就是強化血管壁的藥。如果沒有這個強化劑，權力的血液就不能有規律地循環，社會軀體就會四處大出血，秩序就會崩潰。?
人們堅持不懈、始終不渝地訴諸法律——不僅僅是有關人權的法律而是全部法律——並不意味著他們相信法律在現社會不過是一紙空文的幻像，他們深知法律扮演的角色。但正因為他們明白現製度對法律，即對法律“崇高“言詞的極端依賴，他們也知道訴諸法律的手段是何等重要。因為現製度不能沒有法律，非得裝作遵守法製不可，也就不得不對訴諸法製的呼聲作出某種反應。要求依法行事因而就是在真實中生活的一項行動，威脅了整個虛偽的法律製度裏最虛偽的環節。這樣的訴求一次又一次讓公眾和掌握政權的人看清了法律純粹儀式上的實質，讓大家注意它的實際物質本色，從而間接地迫使躲在法網之後的人，認可並守信於本來是製造借口的機構、交流工具和社會血管的強化劑。沒有這種血管，他們的意誌便無法在社會裏循環。為了自己的良心，為了給外人留個好印象。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 (這是製度的自我保護機製和連貫性原則的一部分) ，或者幹脆就是怕別人指責他們執行儀式時的表現太拙劣，他們不得不這樣作。此外他們別無選擇：由於無法拋開自己的遊戲規則，對這些規則隻能更加小心翼翼。對挑戰不理不睬，意味著自毀借口，並會失去對自家相互交流的係統控製。認為法律隻是裝潢門麵，毫無約束力，訴諸法律隻是無的放矢，這種想法就是加強了法律裝潢門麵和製造儀式的作用。這等於肯定法律為假象世界的一個方麵，為那些濫用權勢的人舒舒服服地用最廉價 (也是最虛偽的) 手段製造借口大開方便之門，我經常看到，警察、檢查官和法官和經驗豐富的憲章分子及敢作敢為的律師打交道時，如果他們受到公眾注意 (大家知道了這些執法者的名字，他們沒辦法再受到機器的匿名性的保護) ，他們就會匆匆忙忙、十分急迫地變得特別謹慎，小心不讓儀式出現紕漏。這當然並不改變專製政權隱藏在儀式之後的事實，然而官員們的緊張和不安就必然對專製的動作有所製約、限製和削弱。?
這些當然是不夠的。但“不同政見“觀點的一個基本要素，就是它來自人類現實生活的“此時此地“。盡管它不夠完善，隻能減輕個別平民百性的痛苦，但它重視反複和持之以恒的具體工作，基於對不確定未來的抽象的“最終方案“的關注。總之它看起來就像馬薩裏克式的另一種 “從小處著手“， 乍看上去與“不同政見“觀點南轅北轍。?
現在我得強調一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策略有哪些內在的局限，否則問題就不會講得很全麵。關鍵是：哪怕在最理想的情形之下，法律不過是保護生活好的一麵、避免壞的一麵的一種手段而已，而且是很不完善的，基本上是外在的。法律本身並不能把事情辦得更好些。它的目的是提供服務，其意義亦不在法律本身。讓大家都尊重法律，也保證不了大家都過上好日子。創造美好生活是人們的工作而不是法律機構的職能。可以設想整個社會法治健全，人人遵紀守法，但人們卻無法生活下去。反之，也可以設想某個社會法治極不健全，執法、守法都不完善，但人們的日子還算過得去。關鍵問題是生活質量如何，法律有助於生活的提高還是壓製生活，而不是法律是否得到遵守 (嚴厲的施行法治，往往對人類的尊嚴帶來災難性影響) 。博愛、尊嚴、美滿、幸福的生活，關鍵不在憲法和刑法。法律隻是對何事能做，何事不能做製訂尺度，因此可以讓生活過得更好，也可以讓生活過得更糟。法律或限製、或允許、或懲罰、或寬容保護，但卻不能給予生活以實質或意義，為法治而奮鬥，就必需把法治放在現實生活之中來觀察。如果對生活的光明麵和苦難的真正狀況毫無認識，如果生活與道德毫不相幹，這場鬥爭遲早將會敗在某種學究氣的自圓其說的理論手裏，哪怕不情願如此，這樣做的話，就越來越像外國觀察者，單憑審判記錄來結論，滿足於一切規章都受到遵循。
十八?
假如“不同政見者運動“的基本任務是為真理服務，即為真正的生活目標服務，如果這個任務必然發展為捍衛個人及其享受自由、真實生活的權利 (即捍衛人權，並為維護法律尊嚴而鬥爭)，那麽下一階段的任務，也許是迄今為止最成熟的階段，便是瓦克雷夫·本達所稱的平行結構的發展階段。?
決定在真理中生活的人們無法直接影響現存的社會結構，更不用說參加到這個結構之內，他們就開始創造我所說的“社會獨立生活“，而這個社會獨立生活就開始以某種方式自行產生自己的結構。有些時候，我們隻看得見這些結構過程的早期的跡象；而另一些時候這些結構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它們的產生和發展與“不同政見“現象是密不可分的，即使他們的活動範圍遠遠超出了通常所指的、隨意性定義的“不同政見“。?
那麽，這些結構是什麽呢？ 伊凡·吉魯斯乃是捷克斯洛伐克創造了“第二文化“這一概念，並付諸實踐的第一人。雖然起初他想到的主要是反潮流的搖滾樂和某些感性與搖滾樂家們相近的文藝作品和演出，但“第二文化“一詞卻很快就用來指整個受壓製的獨立文化，即不僅包括藝術及其各種流派，並且也包括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和哲學思維。這種“第二文化“很自然地創造了自己的基本組織形式，如地下出版的書籍和雜誌，秘密演出，地下音樂會，地下討論會和展覽會等 (所有的這些形式在波蘭均得到極大的發展；波蘭有不少獨立的出版社和更多的期刊雜誌，甚至還有政治期刊；除了複寫紙之外，他們還有別的印刷工具。在蘇聯，地下出版有著更悠久的曆史，但顯然其形式有所不同) 。因此，在文化領域內，我們可以看到“平行結構“最高度發展的形式。本達當然也曾經思索過這一結構在其他領域裏潛在的雛形。從平行的信息網到平行的教育形式(私立大學)、平行的工會、平行的對外交往， 以及平行的經濟的假想， 他都考慮過。據此“平行結構“，本達發展了“平行政體“或平行國家的概念。或者更確切地說，他從這些結構中看到了這種平行政體的基本要素。?
在發展的一定階段，社會的獨立生活和“不同政見者運動“無法避免一定數量的組織和機構。這是一種自然的發展過程，除非社會的獨立生活由於某種原因遭到嚴厲鎮壓和取締，否則這種傾向就會發展。與此相呼應，平行的政治生活也必然發展，某種程度上，已存在於捷克斯洛伐克。各種各樣帶著政治色彩的團體將會繼續作出政治上的自我界定， 並且互相作用和衝突。 ?這些平行機構，可以說代表了“在真實中生活“的最清晰明了的言行。“不同政見“賦於自己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支持和發展這些結構。它再度證實了一個事實：即社會反抗極權製度的一切努力，歸根起源於政治之前的範圍。這些平行機構，正是可以實現不同的生活，與自己的目標協調一致，並能夠讓結構自身與生活目標協調一致的領域。這些社會自我組織的早期活動，正是讓社會的某些部分在真實中生活，讓社會擺脫後極權主義自我維持的因素，從而讓社會自身從後極權製度裏脫身而出。這些人民的非暴力活動，正是為了從自己開始徹底否定後極權製度，並且在自我人格的新基礎上建立他們的生活。這些傾向，正是對於向活生生的人性複歸的原則的再度肯定。平行機構畢竟不能先驗地產生於體製改變的理論觀念中，而來自生活的目標和人們活生生的、真實的需要(沒有政治派別要卷入進去) 。實際上，製度的最終變化(我們現在能觀察到的僅僅是其基本形態而已) ，均是由下而上的。這是生活的壓力使然，而並不是先於生活、指導生活，把變化強加於生活。?
曆史經驗告訴我們，個人生活的任何一個有意義的出發點都具有某種普遍性，它並非某種帶有片麵性的東西，隻適合於有限的團體，對其他人不適用。恰恰相反，這個出發點必須能夠適合於任何人，必須能夠預示某種全麵性的解決方案。因此，它不僅表達了個人對他們自己、為他們自己的內傾的、自我滿足的責任感，而且對全世界、為全世界的責任感。因此，如果把平行機構或平行政體理解為倒退行為、孤立的行為，隻顧自己小團體利益，對大眾的利益漠不關心的話，就是大錯而特錯了。
總之，認為平行機構隻是局部利益的方案，與大局無關乃是一種錯誤的觀念。這種觀點一開始就會把它的出發點從“在真實中生活“、即關心他人的原則那兒異化，最終不過變成“在謊言中生活“的另一種複雜的形式而已。這樣一來，就當然不再是個人與團體的真正出發點，並會讓人想到對“不同政見者“的誤解：他們不過是一群利益特殊的特殊集團，與權勢進行特殊的對話。總之，至少是在後極權製度內，平行結構中最發達的生活方式和最成熟的平行政體，隻有在個人通過千絲萬縷的聯係同時在“第一位“的官方結構中生活這個條件下，才有存在的可能。這些聯係也許不過是在國營商店裏購物，用官方的貨幣遵守官方法令而已。我們當然可以想像在平行政體中相當興旺的生活“底下“的部分，但是這種生活如果是蓄意當成一種固定程序來過的話，這豈不成了每個人必須過的、精神分裂的“在謊言中生活“的翻版嗎？ 如果某個出發點不是“榜樣性“的，對別人不適用，對個人自身也同樣是無意義的，對此我們又有了進一步的證實。巴托契卡曾經說過，責任感最重要的特征，即是我們隨時隨地都負有責任。也就是說，責任是我們的，我們必須此時此地——在上帝賜與我們的時間和空間裏接受、承擔責任；我們無法轉移別處——不管是印度教寺院還是平行政體——而逃避責任。如果說西方青年常常認識到隱退入印度教寺院並不是解決個人和團體困惑的方法，顯然這充分而必要的說明了遁入教門並無普遍意義，因為並非每個人都能遁入教門。基督教則提供了一個相反的出路：這是我們此時此地的出發點，這是由於每個人無論何時何地都可以走這條路。?
換言之，平行政體超越了自身，隻有作為加強人們對整體的責任感的一種行動，作為發現責任感的方法，而不是作為對責任的逃避，才有意義。?
十九?
我已經談過了在“真實中生活“的政治潛力，以及對在“真實中生活“的某一言行如何導致變化而進行預測的局限性。我也指出了，在這個問題上預測究竟該冒多大風險，是徒勞無益的，因為獨立的、積極主動的行動的基本特征是，它們總是(起碼在起初階段)一種滿盤皆贏或皆輸的賭博。?
然而，我們起碼也要大致地考慮一下“不同政見運動“能實際改變社會的一些不同途徑，否則我們對這種運動的概述就不完整。也就是想一想對整體和整體的責任感可能(並非一定如此)付諸實踐的不同途徑。?
首先必須強調，包括社會的獨立生活、“不同政見運動“的整個範圍，當然不是能夠影響後極權國家曆史的唯一潛在因素。在後極權製度內，潛伏的社會危機可能在任何時候不受這些運動的影響，而引起一係列深遠的政治變更。這種危機可以將權力結構肢解，導致和加速各種隱藏的衝突，從而造成一連串人事、觀念、或者至少是“氣候“的變化。它可能會極大地影響整個生活氣氛，引起意想不到的社會動亂和不滿情緒的爆發。在蘇聯集團國家中心發生的權力轉變，可能會以不同方式對不同的國家產生影響。當然，就像世界文明的總趨勢具有重大影響力一樣，經濟因素也有重要影響力。國際政治，另一超級大國和其他國家的政策，國際利害關係不斷變化的結構，東歐各國的立場等等，是一個極端重要的領域，它可能成為巨大變化和政治動亂的根源。甚至那些身居最高職位的人，也不是沒有影響力的，雖然我已經強調過不應過高估計後極權社會高層領導人物的重要性。諸如此類的影響及其種種綜合因素十分繁蕪，並且隻有在這種廣泛的背景和特定的環境下，才能想像“不同政見運動“的最終政治影響。這隻是影響政治發展的眾多因素之一 (而且遠非最重要的因素) 。它與其他因素的區別，恐怕在於它根本上是從保衛人類的角度來考慮政治發展的。並且要把思想直接付諸於行動。?
我們看到，這些運動外部走向的主要目的，是要對社會產生影響，而不是影響權力結構，起碼不是直接和立竿見影的影響。獨立的主動性涉及隱藏的領域，表明“在真實中生活“是人類和社會的另一種生活的抉擇，並努力為這個生活創造更多空間，幫助(雖然隻是間接地幫助)提高公民的信心，打碎假象世界，揭開權力的廬山真麵目。“不同政見者“不扮演救世主的角色，他們不是社會的前衛和精英，先知先覺者，其使命是“提高未覺悟大眾的思想覺悟“ (這種傲慢不遜的自我投射，屬於一種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自以為對某種“理想的規劃“擁有專利，有權將其強加在社會頭上) 。“不同政見者“們卻不想作任何人的領袖。他們以每一個人根據自己的經曆和工作來作出抉擇 (如果捷克斯洛伐克的官方宣傳把憲章分子描繪成“自我封官論職的人“的話，那並不是強調他們想當前衛的野心，而是那個政權思維邏輯的自然流露。這個政權一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那個攻擊性的宣傳後麵可以看到打著“以人民的名義“的旗號發號施令，把權勢者從高位上拉下馬來取而代之的俗套。這套把戲，當權者們已經耍了很多年了)。?
因此，作為社會整體一部分的“不同政見運動“，總是以間接方式來影響權力結構，因為它主要關切的是社會那隱藏的領域，因為問題並不在於在實際權力的層麵與政權直接衝突。?我已經闡述了一種途徑，即了解法律，恪守法製的責任感就得到間接地加強。當然，這是更廣泛影響的一個具體例子，是在“真實中生活“的一種間接的壓力。這個壓力可由自由思想、不同的價值觀和“不同的言行舉止“產生。而權力結構不管是否願意，非得不斷對這種壓力作出某種反應，但這種反應總是局限在壓製和適應這兩個範圍之內。有時候一方占上風，有時候另一方占上風。例如：波蘭的“飛行大學“現在受到更多迫害，“飛行教師“們被警方拘捕。但同時，官辦大學裏的教授們卻采納了一直被視為禁臠的課題，豐富了他們的課程，這便是“飛行大學“的間接壓力造成的結果。 適應的動機可以不同， 從“理想的“(隱藏的領域得到了信息，良知和求真的願望被喚醒了)，到純實用性：當權者的生存本能迫使他們對風雲詭譎的思潮，心理與社會氣候加以重視，作出靈活反應。這些動機在特定的運動中究竟哪些在起主導作用，對於最終的結果並無大影響。?適應是政權的反應的正麵因素，通常可以有多種形式和不同階段。有些人可以試圖把“平行世界“的價值或成員納入官方的結構，利用他們，讓兩者之間多少有些相像，從而調整顯而易見和難以相持的不平衡狀態。在60年代，開明的共產黨員開始“發現“某些未受到認可的文化價值和現象。這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一步；可是這一步也不是沒有危險的，因為被“溶合“和“利益“的價值已經喪失了一些獨立性和創造性，披上了官方和合法性的外衣，它們的信譽也因此減弱了。在下一個階段，這種適應可能引導官方按其最終目標和現行結構進行種種改革嚐試。這種改革通常隻是些不徹底的措施，企圖結合和協調為生活服務和為後極權製度“自製性“服務的目標。但是改革隻有到此為止。它們混淆在真實中生活與在謊言中生活原本一清二楚的界限，施放煙幕、迷惑社會、把水攪混，讓人們迷失方向。當然，這並沒有改變改革從根本上說來是件好事這個事實，因為改革開辟了新的空間。但改革的確使得劃分“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妥協的界線更加困難了。?
另外一種更高的適應階段，是官方結構內部分化的過程。因為生活真實的需要，官方結構向多多少少製度化了的多元化形式開放 (一個例子：不用改變集中化和製度化的文化生活基礎，新的出版社、社團刊物、藝術團體、平行研究機構與工作室就會在由下而上的壓力下湧現出來。例二：作為後極權製度典型的“傳送帶“官辦的單一、獨家的青年組織在生活真正需要的壓力下，瓦解成若幹多少有些獨立成分的組織，如“大學學生會“，“高中生學生會“、“勞動青年團“等等) 。這種分化鼓勵了自下而上的主動性，新的結構出現了，兩者之間有了直接的關係。新結構有的已經形成了平行組織或獨立的組織，同時受到官方的尊重，或者至少在不同程度上得到認可，這些新組織不是適應生活的真正需求的、自由化的官方結構，同時也直接地表明了生活的需求，並在現今環境中要求占有一席之地。換言之，它們真正表現了社會自我組織的大趨勢(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這種組織最出名的是KAN，非共產黨員積極分子俱樂部，K231——一個前政治犯的組織等)。?
作為後極權製度代理人的官方組織機構是按照自動性原則產生並為之服務的。在分化的終極階段，官方組織開始萎縮衰亡，最終被新的組織取而代之。新組織由下而上發展而來，組成的方式也是截然不同於官方機構的。?
當然我們還可以想像許多不同的途徑，來取得普遍的組織方麵的政治變革，全麵削弱現政權對社會的嚴密控製。在此，我隻提到了普遍的組織方麵的變革實際上的途徑，正如我們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所親身經曆的那樣。還有一點我們必須補充一下：所有的具體例證都是特定曆史進程的一個部分，我們不應將其視為唯一的選擇和一定能夠重演的示範(尤其對於其他國家)。這個事實當然絲毫減弱不了其作為人們迄今仍在尋求教訓的重要性。?
論及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問題，有必要指出當時運動發展的一些特點。所有的變化起初隻是一種氣氛，後來在概念和結構上發展，但並未受到今天那種平行結構的壓力。這種平行結構和官方結構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在當時根本不存在，也沒有什麽現在所說的“不同政見者“。那時的變化是局部的人。人們自發地試圖爭取更自由的思想方式、獨立的創作和政治發言權。通過長期自發的、不引人注目的努力，社會的獨立生活滲透到現在的結構之中。這種努力通常是從官方結構的邊緣和周圍開始，悄悄地建立了獨立生活的機構。也就是說，社會覺醒的過程是逐步的，在隱藏的領域逐漸開放的“緩慢“過程 (官方宣傳中談到所謂捷克斯洛伐克的“步步為營的反革命活動“，多少真實地描述了生活目標前進的過程) 。在社會覺醒後麵的推動力量並不見得僅僅來源於社會的獨立生活，這種獨立生活構成了可確定的社會環境。當然動力的確源於獨立生活，不過人們還沒有普遍認識到這點。還有一個來源，就是在官方結構中供職的那些人，多多少少與官方意識形態認同。當他們與現實本身發生了接觸，潛在的社會危機和他們在官方權力機構中的痛苦親身經曆便使他們逐步認識了現實 (我說的是許多支持“反教條主義“改革的共產黨人，長期以來已漸漸形成了一種體製內的力量) 。當時像現在“不同政見運動“這樣的完全站在體製外、絲毫得到不了官方認可的情形和理由並不存在，特別對於當年有限的、“自我組合“的獨立運動是這樣的。當時，捷克斯洛伐克後權級製度尚未像今天這樣僵化和固步自封、停滯不前、死氣沉沉，人民不得不依靠他們自己的力量來建立組織。由於曆史與社會的原因，1968年的政權較為開放。政權已被斯大林專製主義折騰得疲憊不堪，而不得不在絕望中摸索不痛不癢的改革道路。?但它已經無可挽回地從內部開始腐爛，再也不能拿出明智的手段，反擊社會情緒的變化，反擊青年一代的世界觀，和反擊千千萬萬的、在政治以前的範圍內捍衛生活的言行舉止，這些言行舉止如雨後春筍，在官方與非官方之間的廣闊的政治原野上脫穎而出。?
從更廣的角度著眼，另一種典型的情況也顯得很重要：就實際的結構上的變化而言，1968年的那場社會風暴，從來沒有超越過對現結構改革、分化和替換的範圍，而這些不過隻具有第二位的意義而已。那場風暴沒有動搖後極權製度的本質，即政治模式和社會組織的根本原則。就連經濟活動完全由政治體製控製的經濟模式，也未受影響。政權的直接工具(軍隊、警察、法庭等)也沒有發生任何根本上的結構變化。這一層次上的變化不過是變動一下氣氛，人事安排，政治路線，歸根結底是行政上的變化。其他一切有待討論、計劃。在這個方麵，最深入、得到官方批準的兩項方案， 是“捷共1968年4月行動綱領“和“關於經濟改革的方案“。前者免不了矛盾百出，都是些半途而廢的措施，不動權力實際層麵的毫毛。經濟改革方案相當大刀闊斧。接受了許多生活對經濟活動真正需要，如經濟利益和動機的多元性、靈活多樣的經濟刺激，限製指令性經濟體製的權限等等，但卻絲毫沒有觸及經濟經權益的基本支柱——國家經營的原則，而不是生產方式的真正社會所有製。因此，也許除了短暫的匈牙利起義之外，後極權製度中還沒有任何社會運動能夠成功地填平這兩者之間的鴻溝。?將來會出現什麽其他的發展形式呢？ 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隻能作一番純粹的推測。我們暫時可以這樣說：現行製度裏潛伏的危機總是會 (有理由認為如此)導致種種政治與社會的動亂(1953年在德國，1956年在匈牙利、蘇聯和波蘭，1968年在捷克和波蘭，1970年和1976年在波蘭均發生過動亂) 。這些動亂的背景、發展過程以及最終結果不盡相同，造成動亂的種種因素錯綜複雜，因此，我們無法預料各種偶發事件要積累到何種程度才會掀起隱藏領域裏的風暴，衝破黑暗，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即“一觸即發“的臨界點問題)。由於存在著兩種互相對立的傾向，我們也無法猜測將來會發生什麽：第一種傾向是東歐集團不斷加強整合，擴充實力；而另一種傾向是在非俄羅斯區域的民族意識不斷覺醒的壓力之下，產生了蘇聯統治逐步瓦解的希望 (在這個問題上，蘇聯無法永遠不受全世界的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的影響) 。綜上所述，我們必須明白長期性的預測的企圖是徒勞無益的。?
總之，既然“不同政見“畢竟不產生於純粹的猜測，我相信，這種純粹推測不會對這些運動有什麽直接的意義。因此，把運動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就意味著把自己從自己的本原異化。?
就“不同政見運動“本身的前景而言，未來的發展似乎完全排除了官方政體和平行政體兩者長期和平共處的可能，因為這兩者互相隔絕，老死不相往來。在“真實中生活“的言行隻要一如既往，則一定會對現製度構成威脅。難以想像這種言行會繼續與在“謊言中生活“的言並行不悖，相安無事，隻要社會的獨立生活堅持對整體、為整體承擔責任的立場，隻要後極權製度維持現狀，那麽這兩者的關係不是處於潛伏的衝突狀態，便是處於公開的衝突狀態。?
在這種情形下，隻有兩種可能：其一，後極權製度繼續得以發展 (或者有發展的能力) ，這樣就難免會演變成喬治·奧威爾筆下的那種可怕的世界，一切都受到絕對控製和操縱，任何在“真實中生活“的言行都被完全取締；其二，社會的獨立生活(平行政體)——包括“不同政見者運動“在內——肯定會逐漸變成一種日趨重要的社會現象，人們將以越來越明確的姿態真正加入到社會生活之中，並對整個局勢施加影響。當然，這始終將是影響整個局勢的眾多因素之一，主要在背景上產生作用，並以與背景作用相適應的方式與其他諸因素協調合作。?關於是否應該把工作重心放在改革官方體製、鼓勵體製內分化或以新的機構取而代之的問題，關於是否應該“改良“現製度，或者摧毀現製度的問題，諸如此類的問題，隻要確實是言之有物的問題，都可以由“不同政見運動“提出，但隻有在特殊情況下，在運動麵臨著具體任務的時候才能提出。換言之，隻有根據真實的、生活的具體需要才能夠提出這些問題。我認為，抽象地回答這些問題、根據某種假想的未來而形成政治綱領，意味著重返傳統政治的精神和方法的窠臼，就會限製和異化“不同政見“的工作，而這種工作乃是“不同政見“的本質所在，亦是未來寄托了真正希望之所在。我已經反複強調過，“不同政見運動“的出發點並不是發明什麽體製變更，而是腳踏實地，為美好生活堅持不懈地進行真正的鬥爭。至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生活為自己發現、找到的政治組織係統一直是不完善的，有限的，並會受到削弱破壞手段的幹擾。這沒有什麽別的選擇，我們必須對此有所準備，不要喪失信心，我們的首要任務，就是為自由、真實、尊嚴的生活而堅持不懈、不圖報償、永不停止地奮鬥，永不自設限製、決不三心二意、首尾不一，決不陷入政治伎倆的圈套，不臆測自己行動的成果，也不幻想未來。當這場鬥爭與後極權製度發生真正衝突的時候，保持鬥爭的純潔性，就是取得勝利的最佳保證。?
二十?
雖然後極權社會條件的特征是沒有一個正常的政治生活，無法預測任何意義深遠的政治變化，但它卻有其積極的一麵：它迫使我們根據其內在的一致性來檢討我們自己的情形，根據全球性、長遠的世界發展趨勢來考慮我們的未來。人類與現製度之間最內在、最根本的衝突比傳統政治層麵上的衝突要深刻不知多少倍。這個事實同時也決定了我們思考未來的走向。?
因此，我們就得自然而然地注意到最根本的問題：整個當代技術社會的危機。海德格把這種危機描繪為：麵對全球性的技術強權，人類無能為力、束手無策。技術——現代科學之子(現代科學乃是現代形而上思維的果實)——擺脫了人類的控製不再為人類服務，它奴役人類，迫使人類準備自己的毀滅。人類別無出路：我們既無理想，又無信仰，更無政治構思來幫助我們重掌對物的控製。我們親手製造的那台冷漠無情、轟隆作響的機器不可避免地將我們吞噬，把我們從自然環境中強硬分離(譬如將我們從廣義的、包括生物圈的棲息環境中分離)，把我們從“自在“的經驗世界拋入“存在“的世界，而我們隻有束手無策地坐以待斃。對這種情形人們已從不同的角度描述過，而且許多個人和社會團體都曾費盡心機，企圖另辟蹊徑 (譬如通過東方思想或成立各種公社等等) 。生態平衡的運動是唯一改變現狀的社會或政治的嚐試，包括某種普遍性的必要成分(對人類和為人類整體負責)。這是一個絕望的、由於世界的動蕩局勢而日見式微的呼聲，而且它局限在以技術反抗技術專製的框框之內。?
“現在隻有一個上帝才能拯救我們“，海德格說。他還強調“另一種思維方式“的必要性，即是脫離千百年以來哲學的局限，從根本上改變人類認識自我、世界、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方式。 海德格知道我們別無選擇， 他能向我們建議的唯有“準備期望“而已。?許多不同的思想家和思潮認為不妨把這個尚未可知的出路泛稱為“存在的革命“，我也這樣認為。同時我還覺得，僅靠一些技術性的手段，即外在的變革動議，或者是純哲學、純社會、純技術甚至純政治意義上的革命，我們是找不到解決的方案的。?
在這些範圍內，人們能夠覺察，也應該覺察到“存在的革命“的後果；然而，隻有最廣義的人類存在，才是最本質的中心點。隻有在此基礎上，它才能成為普遍倫理的、最終也是政治意義上的社會重建。?我們所稱“消費型和工業化“ (或後工業化) 的社會，以及奧特迦·伊·加塞特所理解的“大眾的反叛“，和當前世界知識上、道德上和政治上的痛苦——這一切也許隻是深刻的危機的一個方麵而已。人類在危機中被全球性技術文明的自動機拽入泥淖，也在危機中找到了自我。?
後極權製度是現代人類無法掌握自身命運的普遍境遇的一個特殊層麵，由於它的極端性，把問題的起源就暴露得更清晰了。後極權製度的自動性不過是全球性技術文明自動機的一個極端特例，它所反映的人類的失敗，不過是現代人類普遍的失敗的一種變體而已。
這種對人類地球上位置的宇宙性的挑戰當然也同樣在西方國家發生，區別僅在於不同的社會和政治形式。海德格一針見血地稱之為民主的危機。我們拿不出什麽真實證據來表明西方的傳統議會或民主可以提出更為深刻的解決方法。我們甚至可以說，在西方民主之中生活真正目標的活動空間越大(與我們國家相比)，危機就隱蔽得更巧妙，人們卷入的程度就越深。?
看來，傳統的議會式民主並不能對技術文明的自動性和工業化消費社會進行有效的反抗，因為這些民主製度也無可奈何地被後者拖入了泥淖。民主製度控製人的手段比後極權社會的殘暴手段要複雜高明千萬倍。然而這個僵化的政黨綜合體，思想綱領雜亂無章，政治綱領實用至上，掌握在一班職業化的政客手中，它卸除了每個公民一切形式的具體、個人的職責。資本積累的複雜網眼從事於秘密的操縱和擴張。?
消費、生產、廣告、商業、消費者文化，以及洪水般的信息的專製統治無所不在。以上一切，人們都不斷加以分析、描述，但卻很難把它們想像為人類自我重新發現的起源。 1978年6月在哈佛，索爾爾仁尼琴談到了沒有以個人職責為基礎的自己的虛幻本質，因此，傳統的民主製度周而複始地麵對暴力和極權無所作為。我們對於民主社會裏人們享受的許多個人自由及保障聞所未聞，但自由和保障最終並沒給人們帶來益處。因為他們最後也是同樣的自動化的犧牲品，不能保衛他們對自我本質的關切，避免自己流於膚淺，也不能超越對個人生存的關心而變成社會的自豪而充滿責任感的成員，並為改變、創造自己的命運作出真正的貢獻。?
因為我們所有的大變化的前景都是非常非常遙遠的，我們有義務關切這個傳統民主的深刻危機。假如能夠在一些東歐國家中創造民主的條件 (雖然這種可能變得越來越小) ，這可能會是一種適當的過渡性解決方案，可以幫助我們恢複飽受摧殘的公民意識，恢複民主的討論，並容許基本形式的政治多元化作為生活目標的一個根本表現得以落實。但依我之見，死抱著傳統議會式民主政治理想不放，一味迷信，覺得唯有這種“久經考驗“的民主才能保障人類永久的尊嚴及人類在社會中的獨立地位，至少是鼠目寸光、毫無遠見的。?
我以為政治重新重視實實在在的人，這遠比回到西方(或資產階級)民主的常規有更深遠的意義。1968年，我覺得隻要成立一個與共產黨公開競爭權力的反對黨，就能解決問題，然而我長期來逐步認識到問題遠非如此簡單，正如單憑新的選舉法本身那樣，單憑反對黨本身，是無法保障社會免除新的暴力形式的。沒有一個“幹巴巴“的組織手段本身能提供那樣的保障，而且我們在這些手段裏將不得不得出這個結論：上帝便可獨自拯救我們。?
二十一
那麽，現在該問我這個問題了：我們應該做些什麽？ ?我很懷疑不同的政治模式和體製改革或改造能夠拯救我們。當然，我並非懷疑所有的政治思想。我強調應該重視活生生的人生，這也並不是說我就對結構上變化的可能性漠不關心。相反，第一項已經說到了，第二項也應該論及。但我隻想談幾點非常一般性的看法。?
歸根結底，任何存在的革命都應該給人類的道德重建帶來希望，也就是徹底更新我所說的“人類秩序“，即人類的相互關係。這種關係是任何政治的秩序所無法替代的。一種新存在的體驗，一種在世上重新再生的根基，一種嶄新的、高度的責任感，一種新發現的人與人、個人與集體的內部關係——這些因素清楚地告訴我們應該追尋的方向。
政治上的結果又如何呢？ 它們會在新的機構中得到體現。 新的機構將來源於“新的精神“、人的因素，而不是來自政治關係與保證的特殊構成。也就是說，問題的關鍵是價值重建：信任感、坦率、責任感、團結與友愛等。我相信這樣的機構：它們的目標不是權力行使的“技術“方麵，而是權力運作在這些機構中的意義。這些機構由對社會團體重要意義的共識維係著，而不是被向外擴張野心的共識所操縱，必須有開放的、生氣勃勃的小型機構，因為個人的信任和責任感這種人際關係超過某種界線就不起作用了。原則上一定有對新機構的產生不加限製的機構，任何權力的積累(自動化的特點之一)對新機構是格格不入的。這些機構像社團，，而不是官方機構的組織製度。它們的權威當然不能依賴冗長空洞的傳統，如群眾性政治黨派的傳統，而是取決於它們具體處理問題的態度和方法。各種組織最好在需要的時候出現，對特定的目的充滿熱情。目的一旦達到，組織隨之解散。這樣比把各種各樣早已成形的組織進行戰略整合的辦法要高明。領袖的權威應產生於他們的人格，並且在特殊環境中接受考驗，而不能產生於被賦予的職位。他們應該獲得高度的信任，靠這種信任也應該有高度的立法權力。這似乎是擺脫傳統民主組織典型的軟弱無能的唯一途經。傳統組織常常看起來依靠的不是相互信任而是懷疑，不是責任感而是集體性的不負責任。唯有依靠每個成員最充分的存在意義上的支持，社會才能建立起抵抗“蔓生的極權主義“的堅強堡壘。作為社會“自我組織“結果，這些機構自然是由下而上產生的，它們的力量來自與生活的真正需要的不斷對話、交流。一旦生活的這些真正需要已經不存在了，這些機構也就隨之消失了。它們的內部組織原則應該是多種多樣的，並且隻有最少的外部規章。“自我組建“的根本標準，是這樣一些組織的真正意義，而不是一種抽象的規則。?這些不斷出現、不斷消失的生機勃勃的組織進行形式多樣的和全麵的合作，就是政治和經濟生活的基礎，對於社會的經濟生活，我相信自我管理的原則。這個原則也許是實現一切社會主義理論家們夢寐以求的理想的唯一途經：工人階級真正(非形式的)參予經濟決策，從而產生對於他們的集體勞動的真正責任感。控製和約束的原則應該擯棄，而由自我控製和自我約束的原則取而代之。?
從上麵如此簡略和一般性的概述中，我們也許可以看清，“存在的革命“帶來的製度上的變化遠遠超過了傳統議會式民主的範疇。為了便於討論，我提出了“後極權主義“一詞。也許現在應該把剛才所描述的暫時稱為“後民主主義“製度的前景。?
無可置疑，這個概念不可以進一步發展。但我覺得這種發揮乃是愚蠢之舉，因為這樣一來，這個概念就慢慢地與其自身異化和脫節。無論如何，“後民主“製度的本質是：它的發展必須通過生活事實，是從生活直接產生的一種過程，來自新的環境，新的“精神“ (政治思想在其中當然也起了作用，它的角色不是導演，而是一個向導) 。如果新精神尚未存在，我們也不清楚它的真實麵貌，就對其組織、結構上的表現加以臆測，未免流於主觀武斷。?
二十二?
要不是因為我有一種不斷的感覺讓我這樣做，我也許略去前麵整節更適合於個人反省的文字。我的感覺可能會顯得相當武斷，因此，我想把它作為問題來提出：“後民主“結構的想法，是不是讓我們回想起某個“不同政見“的小組和某些個人的觀點，而這些觀點我們通過周圍的環境已經是很熟悉的了。這些各種小團體，受著共同的磨難而走到一起來了。它們是不是導向我們所談論的有特別的“人性內容“的政治關係和紐帶呢？ 這些團體(是團體而不是大的組織機關)的活動動機主要是對它們的使命的深遠意義有一致的看法，因為它們沒有直接的、外部的成功機會。?
官方機構中司空見慣的公式化、儀式化的紐帶，由團結和友愛的真情實意而取而代之。這些團體不就是在這種環境裏團結在一起的嗎？ “後民主“的人際關係是人與人互相的、直接的信任，以及由其而產生的個人的、非正式的權益。這種人際關係的背景，不正是大家共同體驗到的困難嗎？ 這些團體的出現、發展和消失，擺脫了空洞的傳統的負擔，而來自生活具體、真實的需要，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難道在冷漠、麻木不仁的社會中，努力創造“在真實中生活“的明確形式，努力重建高度的責任感，不正是某種初步的首先重建的征兆嗎？ ?換言之，這些由信息靈通、無官僚氣、生機勃勃、開放的團體構成的“平行政體“難道不是後民主政體更有意義的體係的一種初步的雛形，一種有象征意義的模型嗎？ 而後民主體係是可能成為美好的社會的基石的。?
我從無數的個人經曆中明白，在《七七憲章》上簽字這個簡單的事實，就足以在過去是陌生的人們中間直接創造了一個更深、更公開的關係，並且激發了突然、強烈、真誠的團體感。在麻木不仁的官方機構中長期共事的人們中間，這樣的事情極少發生，人們似乎要了解、接受某種共同任務，共享某種經驗，就能夠轉變自身與周圍環境。人們的社會公益工作似乎更有人性內容，而這一點在別的地方是難以找到的。?
也許這一切隻不過是受到一種共同的威脅的結果，也許一旦這個威脅消除或停止了，它所幫助創造的氣氛就會隨之消逝 (然而威脅者的目的正好與此相反。威脅者們以各種卑鄙的手段來破壞受威脅團體中人與人的關係，他們這樣作所花的精力簡直叫人吃驚)。?
然而，盡管如此，這絲毫也改變不了我所提出的問題的內容。?我們不知道擺脫世界衰敗的途徑。如果我們把自己所作的那一點點看成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案，把我們自己、我們的團體和我們解決自下而上問題的辦法看成世上唯一值得做的事，那將是不可饒恕的狂妄。
即使如此，如果我們對極權社會的思考是正確的，人類在不斷捍衛他們的自我，發展了內部的組織，那麽我所提出的問題還是恰如其分的。我的問題別無它意，目的隻是引起人們對我們自己的體驗作具體的反思，想一想我們經驗中的某些成分能否有更深刻的訴求(也許我們對此並無自覺)，超越它們明顯的局限；想想在我們的周圍，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很多挑戰還沒有得到解釋，還在靜候著被詮釋，被掌握的時機。?
而真正的問題是：“光明的未來“難道真的一直是那麽遙遠嗎？ 如果事實正好相反，這個未來已經早來到了，隻是因為我們的盲目、我們的軟弱，讓我們看不到這個在我們身旁、在我們中間的未來，使我們無法進一步開創這一未來，我們該怎麽辦呢？??
注：①揚·巴托契卡(Jan patocka 1907-1977) ：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的學生，哲學家，現象學家，《七七憲章》理論的創始人。??
1978年10月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三日出版的捷克第一百二十號法例，載有關於民權和政治權利的國際協定，以及關於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國際協定；這兩個協定，我們的共和國會於一九六八年參加簽署，又獲一九七五年的赫爾辛基會議批準，並從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三日開始，在我國實施；從那時起，我們的人民應享受這些權利，而政府也有義務遵守這些協定。
這兩份協定對個人所保障的自由，乃是文明的一項重要財產。它們曾是過去很多進步人士所發動的運動的目標；而它們的實施，必能對我們社會的人道的發展作出重大的貢獻。我們歡迎捷克社會主義共和國同意參加這些協定。
但是，不幸地，它們的頒布卻立即提醒我們，很多基本的人權，在我國隻存在於紙麵上。例如，第一個協定第十九條所保證的言論自由的權利，是頗為渺茫的。數以萬計的公民，僅因他們的看法與官方不同，就被禁止從事自己的行業。他們經常遭受形形色色歧視並受政府或社團的排斥；他們被剝奪了任何自辯的機會，並且是實際上隔離與歧視製度的受害者。數以萬計的其他的公民，則被剝奪了第一個協定序言中所述的“免於恐懼的自由”；他們生活在一旦發表意見，就會有失去職業或其它福利的恒常恐懼。
與第二個協定第十三章——保障教育的權利——相反，很多青年人，由於他們的觀點，甚至是由於他們父母的觀點，而被阻止接受較高教育。無數的公民害怕一旦說出真心話，就會使自己或子女失去教育的權利。 一運用“不受國界限製、不論口頭、書寫或印發”、“或出諸藝術形式”去“表達、接受和傳播意見”的權利——第一個協定第十三章第二節——人民就會不單在法庭外被禁止，還會在法庭內遭刑罰。這通常是刑事處分（除了其它例子外，最近一批青年音樂家的審訊案可以證明這一點了。）
政府控製所有公眾傳播媒介——包括出版和文化機構——壓製了言論的自由。任何稍稍不符合官方觀點的偏狹框框，不論是政治、哲學、科學或藝術的工作，就被禁止產生。對社會現狀的公開批評被禁止；雖然，對個人名譽受到攻擊第一個協定是第十七條毫不含糊地規定有合法申辯的權利。針對官方宣傳機器所作的虛假宣傳和造謠誣蔑也無法公開反駁。當局的虛假的指控不容反駁，想在法律上糾正和尋求援手是徒勞無功的。對知識和文化問題的公開討論絕對不允許。很多科學和文化工作者及其他公民，隻不過因過去他們曾合法地出版或公開地提出一些被當前政權所譴責的看法，而受到歧視迫害。
第一個協定第十八章所強調保證的宗教自由，正被一種獨裁的強橫加以有係統的摧殘。傳教士的活動受到種種限製，經常受到政府會撤消他們活動的批準之威脅，在行動上或言論中發表對其宗教信仰的人，會失去職業，或受到其它的壓迫；學校的宗教課程被壓製等等。
國家機構和組織屈從於統治黨的政治指示及少數權勢極大的個人的意願，使到全部民權遭受嚴厲或完全被取消。不論捷克憲法或其它法律都無法約束這類黨指示的內容、形式或執行；這類指示經常用口頭發出，普通老百姓無法知曉，無法控製。雖然這類指示對立法、行政、法庭、工會、社會組織、其他政黨、商業、工廠學校和類似機構都具有決定性作用，但發表這些指示的人隻需向自己或其所屬的上層負責，而他們的指示卻高於法律。
任何社團或公民對他們的權利和義務的理解與這些指示衝突時，他們卻不能求助於一個中立的機構，因為根本沒有這種機構存在。從而，由第一個協定第二十一章和二十二章引伸出來的集會自由和防止對集會自由權利的限製、由第二十五章引伸出來的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所有這些權利都被嚴厲地剝奪了。這種狀況，阻止了勞動人民自由地建立工會或其它的組織，來保衛自己的經濟和社會利益；也阻止了他們自由地運用第二個協定第八章第一節所提供的罷工權利。 其他的民權，包括在第一個協定第十七章中實際禁止“對私人生活、家庭、住宅和通訊之故意幹擾”，都在事實上被嚴重地限製了——內政部用各種方法控製公民的日常生活，例如偷聽電話、監視私人住宅、檢查信件、人身恐嚇、搜查住房、在各階層公民中布置情報網（通常用非法恐嚇，有時用利誘公民互相檢舉告密等等。內政部還常常幹涉雇主的決定、鼓勵各級機關和組織用歧見去排斥他人、影響司法機關、甚至指揮公共媒介的宣傳運動。內政部這些活動並不受法律約束，是秘密進行的，因此公民無法保衛自己去反對他們。
在帶有政治動機的司法製裁中，調查機關和司法機關侵犯了被告及其辯護律師的權利，違反第一個協定第十四章以及捷克本身的法律。人民因政治原因而被判入獄的會失去人類對尊嚴、損害他們的肉體健康並企圖在精神上摧毀他們。
第一個協定第十二章第二節保證自由出入國境的權利，被普遍違反了。在第三節內所提及的“保衛國家安全”的藉口下，自由離開國境的自由被各種非法的條件所限製。外國人入境簽證同樣遭受專橫對待，很多人由於與我們國家內受歧視的人有職務上或社交接觸，而被禁止在捷克旅行。 有些公民——私下地在他們工作場所，或通過國外的傳播媒介（這是他們能找到的唯一公眾講壇）——曾呼籲注意這類對人權和民主自由的有係統侵犯，並曾要求對某些特殊情況作出補救。但他們的申訴毫無反應，甚至自己竟變成受調查的對象。 國家天然有責任保障民權。但並單隻在它身上。每一公民對國內的一般狀況都應負有一份責任，因此對已生效的協定也應負有責任；這些協定是既約束人民亦約束政府的。
由於這種共同的責任感，由於堅信公民應參與社會事務和準備投身參與，再加上急需一種新的更有效的表達方式，才促使我們提出七七憲章的想法，而我們現在公開宣布它的產生。
七七憲章是各種不同信念、宗教和職業的人士之自由而非正式及公開的組織，在捷克和全世界為尊重人權和民權而以個人或共同工作的願望聯結起來——這些權利在上述已生效的兩個國際協定、在赫爾辛基會議的最後條約和在其它許多反戰、反暴力，反社會和精神迫害的國際文件中都提出過。它代表了人權的一份總宣言。
七七憲章是以人們的團結和友誼為基礎——他們對於自己生活和工作密切關聯的理想的命運，分擔了一項責任。
七七憲章並非一個有形的組織；它沒有章程、沒有常設的機關，也沒有注冊的會員。每一個同意它的理想、參與它的工作和支持它的人，都是七七憲章的會員。
七七憲章並不打算變成政治反對的基礎。它的願望是為人類共同的利益服務，正如東西方很多類似的民權組織一樣，它並不打算提出它自己的政治或社會改良或社會變革的綱領，但它企圖在活動範圍內與政黨和政府當局進行建設性的對話——特別是促請當局注意對某些顯然違反民權和人權事件、準備用文字公布這些事件真相、提出解決方法、提出擴大這些權利及保障這些權利的更多的一般性建議、在可能犯錯的衝突場合中擔任調解人角色。
七七憲章這一名詞標誌著它是在被稱為保衛政治犯人權年的一九七七年的前夕、是在審查赫爾辛基宣言執行實效的貝爾格來德會議的過程中成立起來的。
我們作為這份宣言的簽名人，公推簡·佩頓克博士（Dr.Jan Patocka）、哈夫爾博士(Dr.Vaclav Havel)和海耶克教授(Professor Jiri Hajek)作為七七憲章的發言人。我們授權上述發言人代表七七憲章向政府和其它組織，並向國內和全世界公眾發言，他們可以代表我們簽名，以證明文件的真確性。他們可在我們及日後參加七七憲章的簽名者中挑選人員參加必要的交涉行動，以分擔部分任務並承擔全盤責任。
我們堅信，七七憲章將有助於使全體捷克公民作為自由人而生活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