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風雲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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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 43 ）告狀信
汪德昭（1905年12月20日—1998年12月28日）
在這場風暴之後，我曾多次感歎在中國做事情的難。我說，想請人畫一幅漫畫，一個人揮汗如雨，埋頭幹活；十個人評頭品足；一大群人圍觀；圈子外麵，還有一個賊眉鼠眼的小人，拿著一封告狀信，上麵貼了八分錢郵票……
1985 年初，有人告我們的狀了。後來我們才知道，告狀的，不是什麽賊眉鼠眼的小人物，而是相貌堂堂的大人物。署名是“科學院部分科研人員”，實際領頭的，是科學院聲學所的所長汪德昭。
汪德昭是我國著名物理學家，中國水聲科學的奠基人。上世紀三十年代，他曾在法國巴黎大學朗之萬實驗室工作。 1956 年回國， 1964 年組建聲學所並出任首任所長。文革受到衝擊。鄧小平在二十年代也曾在法國勤工儉學，也許是因為這種淵源，所以汪德昭給鄧小平寫信。 1979 年，聲學所得以恢複。
這一次，他又是給鄧小平寫信。2009年，張福森主編了一本《中關村改革風雲紀事》，其中親曆其事的孟誌元，在《對中關村四公司的調查》一文中，透露了這封告狀信的內容。我隻列出其中關於四通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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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同誌，您好！
北京中關村地區開發技術公司林立，有的純屬倒賣、投機取利而牟取暴利。如：
1. 四通公司，專門倒賣科學院所需儀器、器材及汽車等物品，一九八四年分紅利每人達萬元以上，總經理係李昌同誌的女婿，因此什麽物資（包括國內外）都能購進，都能倒賣。
2. 中科……
3. 科海……
4. 京海……
我們隻舉幾個比較典型的例子，要說倒賣公司是太多了，真謂比比皆是。
但表麵都打著開發技術名義，中央不下決心是很難查清的。希望中央應在北京細查，並規定約束國家幹部（包括科研幹部）的法律及辦公司的規章製度，讓這些人不能鑽國家改革的空子。
同時應向領導匯報的還有：即中央文件規定黨政幹部不能辦公司、做買賣，文教衛生、科技幹部另行規定，但實際是沒有規定，因此科研單位的副院長、副秘書長、所長、副所長、處長、研究室主任都參加辦開發公司，搞倒賣，科研工作基本停滯，兩年以後，中央領導就會發現，中國的科研是倒退了。
敬禮！
科學院部分科研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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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德昭告了四家公司，首當其衝的是四通。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清楚其中的凶險。先給你們說兩個當年的實際案例。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武漢有一位工程師叫韓慶生， 業餘兼職，救活了一家鄉鎮企業，拿了 600 元額外收入，結果被判受賄罪，坐牢 300 天。折合下來，每拿 2 元錢，就要坐一天牢。
韓慶生被認為是科技人員因為下海而坐牢的第一人。
在我們被告狀之前不久，胡喬木的兒子胡石英也被告了狀， 1985 年被判了刑。其實，胡石英是一位才華橫溢的熱血青年，當時著名的開放雜誌《人才》和《醜小鴨》，就是他辦的。胡石英新點子層出不窮，想搞一個什麽函授，在社會上集資。財務上疏於管理，被人告了狀，結果在抄家時從床底下拖出幾麻袋錢來。最後以詐騙罪給判了一年零兩個月，實際關押了兩個月。
據說，這事是犯在胡耀邦手裏了，二胡也因此結怨。
而我們是犯在鄧小平手裏了，他可是有名的鋼鐵公司。當初我們把公司名字定為“四通”（ STONE ，石頭），說是可以成為改革過河時鄧能摸得著的石頭。果不其然，我們讓小平同誌摸到了，結果是被定為“不法組織”，要被“ 清理整頓 ”。
中央的紅頭文件報送“ 小平、耀邦、紫陽、仲勳、啟立同誌”。然後再批轉“ 錫銘、鶴壽、宋健同誌 ”。這陣勢，這動靜，要比前麵說的那兩件事情，大得多了。
1985年3月18日，李玉從外地出差回到北京，當晚接到一個電話，有人把從3月5日至3月12日，從鄧小平的講話到中央和北京市各位大員的層層批示讀給她聽，一道比一道嚴厲。當時她感覺毛骨聳然，緊張得直打哆嗦。
據孟誌元同誌的文章，中央的批示是“由北京市委牽頭，中紀委、國家科委都參加，組成調查組對信中反映的情況進行認真調查，並對有關公司進行清理和整頓。”
根據中央領導的批示，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提出“北京市由市紀委牽頭，請市工商局、市審計局和市科委組成一個聯合調查組，並請中紀委和國家科委派人參加。”
最後，組成了 18 人的聯合調查組，時任北京市紀委副書記的孟誌元擔任組長，以清理整頓的名義，進駐四通、京海、科海和中科四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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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 44 ）父子兵 
我和儲忠（1986年，深圳）
1985 年 4 月 8 日，調查組正式進駐四通、科海、京海、中科四家公司，一直到同年 11 月 7 日宣布撤出，前後 “ 清理整頓 ” 了我們七個月。
在調查組進駐之前，已經是風聲鶴唳。
在 1985 年 3 月 4 日發出的中央紅頭文件中，四家公司已被定性為 “ 不法組織 ” ，那我就是不法組織的 “ 壞頭頭 ” 。四通是被告的首犯，而 GCD 的政策向來是 “ 首惡必辦 ” 。
為什麽汪德昭告狀時把我們列為首犯，先生已過世，無從得知其詳。但有一個細節，就是為人海派、 “ 外黑內白 ” 的崔銘山，曾經是聲學所所長的司機。
就像四清工作隊進村了，我就是那個 “ 四不清 ” 的村幹部；就像文革時工作組進校了，我就是那個要被打倒的走資派，不，是要被整肅的反動組織的壞頭頭。
所以當工作組進駐時，我們立即 “ 靠邊站 ” 了，準確地說，是被攆到走廊裏了。我們的辦公室隻留下財務，其餘的都被工作組占領，我們在過道裏放了條長沙發，每天在走廊裏照常辦公。
負責調查四通的分組長叫趙陸，北京市工商局的副局長。一開始，看我的目光都是冷森森的，因為在他眼裏，我已經是準專政對象。所謂調查，不過是收集證據。待證據確鑿，就要將我繩之以法了。
在他們看來，像我們這樣的民辦公司，肯定是一團爛賬。你看那個胡石英，居然把大筆現金裝在麻袋裏塞在床底下。所謂調查，重點就是查財務。
這方麵，恰好是我最不擔心的，因為我有一個好父親。我父親是一位非常專業、而且敬業的會計師，我在《童年記憶》裏曾說過一段往事：解放前夕戰亂當中，我父親保管銀行的一筆巨款，完璧歸趙時，連捆紮現金的繩子都沒有解開過。而且，他長期擔任財務稽查，專門查別人的賬，所以四通的財務管理極其規範。
公司的每一分錢支出，都有根有據，五分錢的公車票，都要整齊地粘在憑證欄裏，以供備查。
有一件公司初創時的軼事：王安時出門談生意，經常是坐公交車，回來要憑票報銷。有一次，我父親拿著兩張五分錢的公車票，問王總：
“ 你這次出門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 ”
王答： “ 一個人。 ”
“ 那為什麽這兩張公車票的票號是連著的？ ” 我父親又問。
把王安時鬧了個大紅臉。
老王不以為忤，還讚賞有加。這件事是他親口告訴我的。還說： “ 老爺子這樣管賬，不會出事，大家放心。 ” 我誇他心胸開闊： “ 所以你能做成大生意。 ”
四通賬目之清楚，讓調查組歎為觀止。沒有查到問題，反而贏得了他們的尊敬和一片讚歎。說： “ 就是國家單位，也沒有幾個能像四通這樣賬目清楚。 ” 最直接的證據，是調查組的一位成員在調查結束以後，辭掉了公職，要求到四通來上班，我們也愉快地接納了她。更有把自己的子弟推薦到四通來的，我們都照收不誤。
當然，這是調查結束以後的事了。但七個月的調查，對我父親來說，是一種煎熬。幾千萬的往來賬，要把每一筆說清楚，拿出每一張憑證，相當耗費精力。不到一個月，我父親累得眼白出血，紅得鮮血欲滴，十分可怕。他還是每天捂著眼睛，照常上班，因為調查組不會罷休。大家都很心疼，但誰也幫不上。老沈說，他的大舅子，李秀萍的哥哥，在密雲的一個單位做會計，要不請他過來幫幾天忙？
我立即同意。第二天，大舅子來了，來了一天，看陣勢不對，第三天就不辭而別了。
實在沒有辦法，我和父親商量： “ 要不叫小忠來替一下？ ” 小忠是儲忠，我的同胞兄弟，比我小六歲。我在《童年記憶》裏說過他的故事。當時他已經從複旦金融係畢業，在上海工商行工作，還是所謂 “ 新長征突擊手 ” ，單位裏 “ 第三梯隊 ” 的培養對象。
父親有點猶豫，我說我來給小忠打電話。
一個電話，小忠就飛過來了。二話不說，就留下來幫助父兄排憂解難。什麽叫 “ 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 ” ？這就是現實版。
我的這個弟弟，和我長得很像，公司裏都有人把我們搞錯。海澱信用社的老祁，有一次去家裏找我父親，我不在家，儲忠初來乍到，沒有和老祁打招呼。老祁回來跟崔銘山嘀咕： “ 那天我去萬老家，見到萬總了，不知道為什麽他不理我 ……” 小崔說： “ 哈，一定搞錯了，你把儲忠當成萬總了。 ” 1989 年 6 月出事以後，我離開北京時買機票、住酒店，用的是儲忠的工作證，絲毫沒有破綻。當然，這是最後的故事了。
汪德昭的告狀信裏，關於四通的問題，用了 65 個字，除了“ 總經理係李昌同誌的女婿 ”這 11 個字為真，其餘的全屬子虛烏有。例如說我們“倒賣汽車”，更是捕風捉影。其“風”或“影”是：區農工商總公司的李丹迪曾找我，說密雲有一批汽車，要我們拿 200 萬元人民幣，一轉手，就是 400 萬元人民幣。我有點為難，因為是上級公司。我同父親商量，他說：這事堅決不能做，因為我們沒有這個經營範圍。我就用這個堂而皇之的理由婉拒了。不久就看到一個通報，說密雲汽車案是個大騙局，有許多單位上當受騙。我在慶幸之餘，更體會到“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前麵講過一個例子是李文元腰斬爆炸噴塗，後來的例子是萬老否決汽車案。老爺子處事方正、待人謙和，在公司裏相當有人緣。
就這樣，父子兄弟都聚到一個公司了。後來四通發達以後，常有人詬病我搞 “ 家天下 ” ，我心說： TMD ，那時候你們誰肯來啊？！不僅新人不敢來，就是原來的始作俑者、原來打算到四通來入夥的，也不見蹤影了。我照常給印甫盛、劉菊芬送每個月的顧問費，他們不僅不敢收，還把原來的退回來了，我理解他們的苦衷，已經有人給他們打過招呼了；段永基不見了，我理解，是時機不對；李文元也不來了，我更理解，因為他在鄉裏已經檢討兩次了，還過不了關。
公司裏也是人心浮動。“ 紅旗還能打多久？ ” 在許多人內心深處，是個問題。我能感覺到大家關注的目光。出於一種天性，我表現得十分淡定，照常西裝筆挺，頭發紋絲不亂，皮鞋擦得鋥亮。在古人當中，我喜歡謝安。《世說新語》中有一則他的故事：謝安和朋友乘船出海，遇到了風浪，他“ 吟嘯不言 ” 、 “ 貌閑意說 ” ，而後 “ 浪猛，諸人皆喧動不坐，公徐雲：‘ 如此，將無歸。 ’ 眾人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在當時的四通，光是 “ 吟嘯不言 ” 、 “ 貌閑意說 ” ，已不足以鎮安朝野。我看到大家臉色的憂鬱、感受到他們內心的不安。深思熟慮之後，我作了一個重大決定，這個決定，可以說是石破天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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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 45 ）絕後路
樓敘坡（左）和宋衛東翩翩起舞（1985年，北京）
孫子兵法上說：“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我決定破釜沉舟。這是我一生中少有的幾個重大決定之一，但文字表達隻有短短兩行字：
“中科院計算中心領導：根據我目前的具體情況，我決定提前結束我在美國的進修學習，並辭去在中國科學院計算中心的工作。請批準。”
計算中心的領導非常體諒，立即同意。
現在的人，辭職算不了什麽大事，甚至是職場生活的常態。但在當時，許多人夢寐以求的，是鐵飯碗，更何況，是科學院這種所謂“國家隊”的鐵飯碗；許多人想方設法的，是出國，尤其是去美國。而我卻反其道而行，逆潮流而動，可以說是從天上掉到地下。其影響：可謂石破天驚；其作用，猶如定海神針。
我把四通全體員工召集到營業部的二樓。二層是隔出來的，非常低矮，層高隻有1.9米。當時人心浮動，人聲噪雜，在壓抑的空間裏更顯其亂。當我平靜地宣讀了我的辭職信以後，全場一下子安靜下來，大家精神為之一振，陰霾為之一掃。我又看到了四通人臉上特有的陽光燦爛。
我還宣布，根據目前的形勢，不可能再允許兼職。要麽摔掉鐵飯碗，到四通來落草為寇；要麽離開四通，回去繼續捧你的鐵飯碗，兩者隻能選一。當時四通所有的核心骨幹：沈國鈞、王安時、蔣敏美、崔銘山、王緝誌、張齊春……都選擇了落草為寇。後來有一種說法：科學院的七位工程師出來創辦了四通，可能就是指這七個人。他們是後來四通輝煌的奠基人。
為了穩定軍心、激勵士氣，我說了一句連我自己都十分感動的話：“我們是打不倒的，因為我們已經躺在地上了！”
當時也有選擇回去捧鐵飯碗的，我記得其中有老沈的連襟，李龍文。
樓敘坡是李玉的高中同班同學，她們有一個共同的姐姐，樓敘真。而樓敘真是我大學裏的學姐，後來我一直管她叫大姐。因為這層關係，樓敘坡就成了“姑奶奶”。公司裏吃喝玩樂的事，都由她張羅。
因為調查組剛來兩天，所以“姑奶奶”來請示：“這舞會……還開嗎？”我毫不猶豫回答：“舞照跳！還要把動靜弄得大一點，去把左鄰右舍，尤其是也被調查的那幾家兄弟公司的老總都請來，我有話要說。”
舞會開場前，我致了簡短的開幕詞。李玉保留了這份講話稿，以下是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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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來賓、諸位公司同人：
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們今天晚上的舞會，由北京四通總公司舉辦的舞會。
四通公司是在去年經濟改革的新形勢下誕生的新型公司。它從事的是知識密集、人才密集的高技術產業。
去年，我們慎重初戰，剛剛開了頭，今年我們要在新形勢下慎重再戰，務求必勝。
鄧小平同誌講，幹革命，搞建設，都要有一批勇於思考、勇於探索、勇於創新的人。四通的事業，反映了一代人的思考，一代人的探索，一代人的創新。
我們是在從事一種新的事業，更重要的是，我們要造就新型的人，創造一種新的精神。這就是我們從公司成立的那天起，一再強調的我們要有四通人的形象，要有四通人的精神。
什麽是四通精神？社會上給我們做了高度的概括，他們說：四通人的境界高，效率高，效益高。我不敢說我們已經是這樣，但這確實反映了我們追求的目標。
新事物總不會使所有的人看得順眼。現在有一些
四通的事業，是不甘心什麽也不幹的人的事業，是四通八達的事業。四通八達的事業，一定會得到四麵八方的支持。今天，大家來參加我們的舞會，就表達了這種支持。
四通從它開始的那天起，就是為想幹一番事業的人準備了一個舞台。今天，我們為想跳舞的人也準備了一個舞台，我們不要站在旁邊冷眼旁觀的人。各位已經在改革的舞台上大顯身手，現在請你們在今天的舞會上也一顯身手。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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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大家都能聽得出我的話外之音。在烏雲壓頂的時候，我們不僅是“舞照跳”，而且“春照遊”。五月初是傳統的春假， 1985 年 5 月 1 日和 2 日兩天，我帶領公司大隊人馬，遊玩了已闊別七年的承德避暑山莊。
是的，已經是1985年5月了，公司快滿周歲了……
左起：司機、關智慧、萬潤南、李玉、趙毅、何弓（1985年，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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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 46 ）一周年
左起：萬潤南、史定潮、焦若愚（1987年，北京）
光是“舞照跳、春照遊”，並不能幫助我們度過難關。四通還有相當務實的應對：“活照幹、生意照做、錢照賺……”
1984 年，我們通過 2024 打印機的二次開發，打開了局麵，營業收入 980 萬元，贏利 100 多萬元。到 1985 年，我們卻不得不退出 2024 打印機市場。原因很簡單，我們自己既沒有外匯渠道，也沒有進口批文。一旦有外匯、有批件的國營企業也進入該市場，我們肯定競爭不過，所以隻能出局。我們開發的驅動程序，他們隨便拷貝，盜版沒商量。如果有獨家代理協議，也許能保護自己。但當時，我們既沒有經驗，也沒有實力。如果要當獨家代理，就要承諾一定的銷售額。
聰明的王安時，立即轉戰 1570 彩色打印機，同樣是 24 針，價格和 2024 相當，打印速度卻提高了 1.5 倍，而且能彩色打印。一推出，立即風靡當時國內的打印機市場。我們的合作對象是日本的另一家大商社：伊藤忠。這一次，我們爭取到了 1570 的獨家代理權。
會上，我發表了周年講話。這次講話，沒有講稿，我隻寫了幾條提綱，但李玉有一個不完整的記錄稿，下麵是其中的一些片段：
“四通公司成立一周年了。這一年，是探索改革的一年，是紅紅火火的一年，也是風風雨雨的一年。我們經曆了創業的艱難、豐收的喜悅、風雨的考驗。”
“這一年，我們可以用五句話來概括：開辟了舞台；凝聚了人才；形成了特點；做出了貢獻；經受了考驗。”
“我們這些科技人員，想多做貢獻，但是苦於沒有舞台和渠道。於是我們自己起來搭台。有了四通這個舞台，為我們自己，也為一切有誌於改革的有識之士，建立了一個小小的根據地。現在，科研單位一些科技人員想做事情而得不到應有的支持時，他們就會感歎：‘唉，還不如到四通去。’四通無意中已經成為一種選擇模式，成為現行體製不足的一種補充。不管人們喜歡不喜歡，四通和海澱一條街上其他兄弟公司一起，已經成為一種象征，成為一種希望。正象美國 CST 公司總裁
“我們長期在科學院工作，非常了解目前科研體製的弊病：科研與生產脫節、成果與商品絕緣。成千上萬的科技人才，擁擠在這個封閉體係中，追求成果、職稱、論文、鑒定；相互碰撞、牽製、磨耗、抵銷，把聰明才智和創造能力在內鬥中耗盡。國家每年大量投資（僅科學院就每年 8 億元左右），全部花掉，但卻無聲無息，不產生任何經濟效益。領導部門不滿意，科技人員自己也不滿意。據說，紫陽同誌曾批評：‘把餞扔到水裏還聽到一聲響，扔在你們科學院連個響聲都聽不到。’這不僅是錢財的浪費，更重要的是人才的浪費。”
“如何為廣大科技人員創造一個發揮他們聰明才智的舞台和環境？這是我們創辦四通的初衷。 公司對於每一個來者，都待之以禮，委之以任，施之以惠，幫助他們實現自己的理想。冶金部自動化所的王緝誌，在原單位有許多很好的想法，卻不能實現。他辭職來到四通，找到了發揮自己聰明才智的舞台。在 1570 的技術開發中，他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四通，我們真正做到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我們承認智力勞動創造的價值。我們尊重學曆，更尊重人的實際才能。隻要你有真才實學，我們都會放在適當的位置上培養重用。所以四通有很強的內聚力——聚賢的能力，也因此四通人才濟濟，充滿活力。”
我正麵談到了這次“清理整頓”。
“ 4 月 7 日，北京市工商、物價、稅務、外匯、銀行等管理部門，聯合組成了調查組，進駐四通，檢查我們的工作，我們認為是必要的、有益的，我們持歡迎的態度。因為我們在從事一個全新的事業，怎麽做，誰也沒有經驗，經驗需要總結，政策需要明確。摸著石頭過河嘛， Stone （四通），本來就是一塊石頭。”
“公司初創，我們還在打基礎的階段，政府就調動各方麵的力量，對我們作了一次全麵、嚴格的體檢。長遠來看，對我們今後的健康發展，非常有好處。一個月過去了，我們經受住了、並將繼續經受更為嚴苛的考驗。”
“調查組的同誌要求我們‘慎之又慎’，說得好。經商辦企業這條路，對我們來說，充滿了陷阱，我們必須慎之又慎，才能站穩腳跟，紮紮實實地邁出每一步。”
“一切革新都會招致孤立，創造性始終包含有做人所不熟悉的事情的意義。它需要有一種能拋棄人所共知的事情的意誌。”
最後，我鼓勵大家要有一種精神：鬥牛士精神。我引用了一段語錄，已經忘了原文的出處，隻記得尼克鬆在一次演說中也引用過：
“這個人滿臉都是塵土、汗水和血，他英勇地進行鬥爭，他一再犯錯誤，達不到目的。因為沒有任何努力是沒有錯誤和缺點的。但是他確實努力幹。他有巨大的熱情，有偉大的獻身精神，他獻身於一種有價值的事業。他知道在最好的情況下，他終於將取得勝利並取得巨大的成就；在最糟的情況下，如果他失敗了，那至少是在冒險致力於偉大事業的情況下失敗的。”
現在讀來，依然有一絲悲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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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完）
好文章得慢慢寫。尤其是有名有姓有事實的。
這是能幹大事業的人才能寫出的大氣磅礴的文章.
壯哉, 老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