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暫別四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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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28）第一夜
中國駐紐約總領館
第一次，越過浩瀚的太平洋。盡管下麵是波濤洶湧，但機艙裏一片寧靜。我的心，卻靜不下來。雖說是受人之托、雖說是為人搭台、雖說是客串，但無論做什麽，我都是百分之百的投入。這六個月的奔波，把心跑野了，現在要回歸平靜的書齋，這心，還收得回來嗎？好像有點難。
持續了十幾個小時的航行，一直在浮想聯翩。機長的廣播，才把我拉回到現實時空。快著陸了，空姐在分發要填寫的入境表格。記得其中有一項，要回答“你是否參加過共產黨、納粹或其它恐怖組織？”我們事先得到訓令，一律回答“NO”。當時心想：“美國人真有意思，居然把我們的偉光正和那些組織相提並論。”過了許多年，才明白，美國人有他的道理。起碼有一個地方，他們是共同的：對人的生命的漠視。恐怖組織可以把一個鮮活的生命，變成一顆炸彈；納粹則把一部分他們認為屬於劣等的生命送進煤氣室；GCD 則認為“在需要犧牲的時候，就要敢於犧牲”，把所有的生命，都當作齒輪和螺絲釘。
我要去的那個Gainesville，是個很偏遠的大學城。去那裏，中間要停三站：舊金山、紐約、亞特蘭大。在舊金山機場辦理了入關和轉乘手續，我靜靜地坐在那裏等待去紐約的航班。落地窗外是一個小院，綠樹、草地、噴泉，這是我腦海中留下的對美國的第一印象。兩股噴泉，一高一低，水柱又粗又壯，突突的，仿佛無盡無休地在訴說著什麽。說什麽呢？既沒有熱情，也不是冷漠。也許，它不過是在那裏自言自語罷了。
轉機到達紐約JFK 機場，已經是當地時間晚上十點。到機場來接機的，除了中國駐紐約總領館的人，還有兩位未曾謀麵的朋友，一位老王，一位小王。老王是王傳智，蔣敏美的老實丈夫；小王是王平，王安時的聰明女兒。老王在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小王在紐澤西的史蒂文斯學院念書。
同機到達的還有其他的中國學生，我們一起搭乘總領館的麵包車進城。在國內見慣了輕薄的日本車，美國車的厚重結實也讓人印象深刻。總領館在曼哈頓42 街和十二大道的街角，原來是一家旅館，我將要在那裏留宿兩個晚上。
車窗外突然一片璀璨，我們進曼哈頓了。這時候差不多已近午夜，42 街還是燈紅酒綠。九月紐約的深夜，已經相當有寒意。目擊到的窗外的景象，讓我驚呆了：滿街是從事特殊行業的粉領工作者，濃妝豔抹，隻穿著比基尼，一邊在寒風裏簌簌發抖，一邊仍不忘搔首弄姿。腐敗的美帝國主義，這回可是鐵證如山了。
紅色中國的總領館，坐落在紅燈區，哈哈，有意思，紅到一塊兒去了。
朱利安尼的鐵腕掃黃，是許多年後的事了。那時候我再去紐約，42 街變得和其它街道一樣普通、乏味。我東張西望，想發現一星半點當年的香豔，卻一無所獲。不由得感到一些惆悵，總覺得少了些什麽。現在，隻能從百老匯的音樂劇“42街”裏，重溫當年這條街的輝煌。
不過，也有網友告訴我，不必惆悵，香豔文化也是西學東漸，現在大江南北，早已是全國山河一片紅了。
進了總領館的鐵門，首先是要繳費。住一個晚上，要繳十五美元，這在當時，對我們來說，是一筆不小的費用。考慮到我們公費生一個月隻有300 美元，這樣的地方，不吃不喝，隻能住20 個晚上。據說這是總領館的創收項目。一位對美國情況顯然比我熟悉的同學在低聲抱怨：“他們這是非法經營！”抱怨沒有用，進了這道鐵門，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地。在這裏，GCD 說了算。
領館的一位領導（教育參讚？），給我們簡單地訓了話，宣布了外事紀律和注意事項，如不能單獨外出之類。有一條告誡讓我刻骨銘心：要準備一些零錢，最好是一張20 美元，放在你的上衣胸前的口袋。如果遇到搶劫，千萬不要反抗，舉起你的雙手，示意對方你放錢的位置，讓他們自己取錢。切記不要自己伸手，以免對方誤會你是在掏武器，因此遭到不必要的攻擊。這條訓示後來還真派上了用場，看來這是在紐約人生活的必備常識。
一位網友還告訴我一個真實的笑話。後來有一個省代表團來美國訪問，首站紐約也是住總領館，經曆完全相同。唯一不同的是外事教育時增加了一項新內容：在外出時見到外國人，千萬不要隨便說“Yes”。之前曾有一位副省長帶團考察，閑來漫步42 街，也算是考察紐約市容。翻譯和隨員走在前麵，總領館近在眼前，副省長大人在後麵不慌不忙邁著方步東張西望，不時有外國人友好地和他打招呼，老先生很是高興。其間有兩個黑人熱情地和他打招呼，嘰裏咕嚕講了一大堆。副省長大人為表示上國禮儀之邦的友好，連聲說“Yes！Yes！”結果被前呼後擁地送進了房間，直到姑娘上來扒他的衣服方知不妙！可憐老革命使盡渾身解數無法脫身，幸虧身上還有一張總領館的聯絡名片，最後靠組織出麵才算把人領了出來。後來如何處理不得而知，隻是此後的外事教育多了這樣的再三交代。
橫跨太平洋、橫跨美洲大陸，一連兩個橫跨，我已經是精疲力竭。回到房間就寢，已經是下半夜。兩個人一個房間。昏暗的燈光下，原來淺色的地毯已經變成深棕色，散發出一種刺鼻的怪味，熏得我久久不能入睡。
在美利堅的第一個夜晚，睡得，不踏實。
百老匯音樂劇《42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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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29）趙鑒芳
CST公司總裁趙鑒芳
因為我隻有從北京到紐約的國際航班機票，從紐約到Gainesville 的美國國內航班機票，要由領館幫助安排，所以我在紐約多待了一天。
第二天一早，我趕緊到外麵去呼吸一點新鮮空氣。走出鐵門，是瀕臨哈德森河的十二大道。不遠處，能看到停泊在碼頭邊的“無畏號”航空母艦，這是一個老古董，越戰後退役，現在是博物館。灰色的船艦、灰色的天空、灰色的河水、灰色的馬路，身後灰色的高樓林立，一切都顯得髒、亂和破舊。和我在日本看到的光鮮和整潔，反差很大。我想，難道美帝國主義老牌了，也開始衰敗了？
百無聊賴中，我想到有一個人在紐約長島，口袋裏正好有他的名片：趙鑒芳，美國計算機係統及技術公司（CST）的總裁。我已經忘記是在什麽場合拿到了他的名片，和他不過是一麵之交。一麵之交就能引出後麵的故事，這就叫緣分。
趙先生比我年長16 歲，山東青島人。1949 年，他們的說法是大陸“淪陷後”，我們則稱“解放後”，到了台灣，成功大學電機係畢業。到美國留學後，在華盛頓市立大學電機及計算機工程係當教授，還當過係主任。1971 年北美興起保釣運動，趙先生是一方領袖，因此和一群熱血青年走到一起，其中的幾位骨幹成為後來趙教授創辦CST 公司的合夥人。
紐約街頭的公用電話，比比皆是。我隨意找了一個，開始好奇地琢磨它。當時的我，囊中羞澀，更沒有那麽多誇脫（25 美分的硬幣），所以隻能望機興歎。我仔細認讀刻在電話機箱上的使用說明，突然有了新發現：Collect Call！這是一種由對方付費的服務方式。於是我懷著一種忐忑的好奇，按機箱上的指示，撥通了趙先生的電話。我報了姓名，接線員詢問對方是否願意付費？接電話的是一位素昧平生的女士，居然沒有掛斷電話，還同意付費！她把電話轉給了趙總裁。我告訴他我已經到了紐約，下榻在中國總領館，明天將會去佛羅裏達。他顯然很驚訝：一個並不熟悉的年輕人，剛到美國第一天，就會用這種聰明的方式和他通話。他立即承諾下班後來和我會麵。
傍晚時分，趙先生自己開車來了，接我去曼哈頓下城的China Town（中國城）共進晚餐。在這次見麵之前，“趙鑒芳”對我來說，隻是名片上的一個符號。就像我記不清第一次見麵的場景，他的形象也模糊了。現在，麵對麵，可以仔細打量這位可敬的長者。趙先生方臉，往下傾斜的三角眉，非常有特點。黝黑的皮膚、高鼻、大嘴，嘴角的線條顯露出山東人的剛毅。
CST 公司當時的主要業務是做PDP 計算機的係統集成，客戶主要在中國大陸。李玉的姐姐樓敘真，在二汽計算中心引進過這樣的係統。我曾幫大姐翻譯過PDP係統資料，討論問題時我常常能無師自通，偶爾也一鳴驚人。大姐是那種要安排別人命運的人，是她一錘定音：“阿南，你應該去搞計算機！”哈哈，就這樣我改行學起了計算機。人家是“長青指路”，我這是“大姐指路”。
對了，也許就是那次和PDP 係統的接觸，才有了和趙先生的一麵之交？不過，這都不重要了，現在，我們麵對麵，可以推心置腹地交談了。我言簡意賅地介紹了四通的成長。我用的語氣越平淡，趙先生顯然越感動。我說，我會先去佛羅裏達大學報到，安頓下來以後，希望和CST 公司探討可能的合作機會。
他說：“無論何時、何地、何種方式，都願意和你合作。”差不多是開了一張可以由我任意填寫金額的空白支票。如果上海人說這樣的話，你可以理解為這是一種禮貌語言。但趙先生是山東人，他說這話，用的是山東人的實誠。
人與人之間的緣分，有時候，往往取決於一些細節。素昧平生的人來Collect Call，一般都是立刻掛斷，因為這樣的電話收費很貴，但那天接電話的女士沒有拒絕。後來趙先生專門向我引見了她。她叫袁美南，公司的副總，也是當年保釣運動的熱血青年。
（1984年，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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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30）覺不酣
學校大門口（1984年，美國）
1984 年9 月7 日，我乘聯航（UA）的航班到亞特蘭大，然後在那裏換乘東方（Eastern）的支線航班去Gainesville（下文簡稱G 城）。這兩家航空公司在完全不同的候機樓，而且相隔很遠。UA 的航班經常性的晚點，今天也不例外。結果中間轉機的時間相當局促，我拖著笨重的行李，人生地不熟，還要看懂指路的標識。緊趕慢趕，一身大汗，總算在起飛前登上了飛機。
剛登機，就起飛了。這是一架小飛機，噪聲大、顛簸大，但有一個好處：因為飛得低，地麵上的風景看得真切。當飛機在G 城上空盤旋的時候，下麵是一片蔥翠的原始森林。星星點點的水塘像點綴的藍寶石。我由衷地用英語讚歎了一句：“This is a beautiful country!”(這是一個美麗的國家！)
別以為我英語有多棒，哈哈，我就會那麽一句半句。句子雖然簡單，來源卻不簡單。這是尼克鬆演說中的金句。當年我在中科院研究生院GESLC（成人英語中心）補習外語的時候，老師讓我們聽一些語音材料，其中有一篇尼克鬆的演講，題目是“Bridge the Gap ”(為鴻溝架起橋梁)，說他首次訪華，離開中國的時候，從飛機上看到的大地一片焦黃，飛回美國上空，看到的大地一片綠色，他由衷地讚了一句自己的祖國：“This is，a beautiful country!”贏得了聽眾長時間的掌聲。我此刻頗能體會尼克鬆的心情，就這麽學了一句。那時候我說的大部分英語，老美都聽不懂。但這一句，因為學了他們總統大人的語調、節奏，坐在我旁邊的老美聽懂了，還應了一句：“Yeh, Particular in this area.”（是啊，特別是在這個地區。）
到佛羅裏達大學來當訪問學者的，除了我，前麵還有一位中科院昆明天文台的陳培生。他自己不會開車，請了一位有車的唐同學，一起到機場來接我。途中，陳溫馨提示，要我付唐同學五美元汽油費。我自然照辦，同時感慨在美國人際關係變得如此簡單，一切都可以明碼標價。
橫跨太平洋和美洲大陸的長途跋涉，又讓紐約總領館的刺鼻的地毯熏了兩個晚上，中間的轉機又是驚險緊張，到達目的地，已是精疲力盡。好想找一張舒服的床，蒙頭大睡一覺。可是，磨難還沒有結束。
我在北京時，已委托陳同學幫我找一個住處，他也回信說找妥了。這會兒，他告訴我，那個地方已經讓人捷足先登。現在要去另一個地方，一棟破舊的House，有十幾個中國學生擠在那裏。我們到達時，房東，一個中年美國人，已在房間裏等我們。那時候我們公費生的標準，一般是每月300 美元，我們所在的佛州生活指數低，隻有270 美元。見了房東，先繳一個月的房租，90 美元。住房開支占一個人收入的三分之一，這是在美國生活的常識之一。
付了錢，才讓進房間。這不是一間普通的臥房，不，它根本就不是臥房。本來是和廚房連在一起的餐廳，現在隔出來，成了我的房間。別人都是木地板，隻有我的房間是大塊的磚地麵，而且，布滿了油膩。我顧不上這些了，和大家感了謝，道了別，關上門，倒頭就睡。
你們一定會認為我這一覺睡得特別香甜吧？錯！剛關上燈，還沒有來得及閉眼，就覺得有什麽東西在我臉上爬。趕緊開燈，發現滿地是成群結隊的蟑螂，有許多已爬上了床！在強烈的燈光下，這些蟑螂立馬躲得無影無蹤。我歎了口氣，開著燈，終於睡下了，但不踏實。
似睡似夢似醒，我想起了卡夫卡的《變形記》，格裏高爾變成的那隻“巨大的甲蟲”，仿佛就是蟑螂。我有一種強烈的感覺，如果在這裏呆久了，也會變成蟑螂！趕緊離開！是啊，人生一天，有三件要事：覺酣、飯香、便暢。這睡不好覺，絕對要讓人“變形”。至於會變成什麽，就不好說了。反正，得想個辦法，趕緊離開。
很快，我找到辦法了。
佛羅裏達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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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31）換房記
左起：我和老孔、小孫（1984年，美國）
那棟爬滿蟑螂、擠滿中國學生的房子，是早年中國大陸留學生在海外艱苦生活的一個縮影。從這裏，走出了許多出類拔萃之輩。後來在全美學自聯的幕後，有個留學生精英組成的CC 俱樂部，其中有一位骨幹，叫陸文禾，就是當時我在佛大的校友。
佛羅裏達大學座落在一片原始森林裏，校園裏有漂亮的愛麗絲湖，湖邊有醒目的標示：“小心鱷魚！”我仔細觀賞過他們，體型不大，是一種短吻鱷，學名alligator。佛大有名的是足球隊，其隊名就是alligator：鱷魚隊。學校的校刊，刊名也是alligator：鱷魚報。
我從鱷魚報上看到一則廣告：轉租（sublease）二樓公寓、一室一廳、全新地毯、冰箱廚房、設備齊全。先電話預約，按約找上門去。房主是一位帶眼鏡、相當斯文的美國女孩。我結結巴巴地說我對房子有興趣。她帶我參觀了一下，寬敞明亮、幹淨整潔得讓我歎為觀止。然後開始談條件。她說原來的合約還有三個月，因為在學校找到一份課餘工作，提供她條件優惠的住房，所以已經搬走了。房子的租金是每個月270 美元。我很快盤算了一下，這樣好的房間，再找兩個人來分租，應該不難。於是表示願意租下來，但有一個條件，要免一個月的房租。我說明，我已經付了那邊房東一個月的房租，沒有能力同時付兩份，但希望馬上搬過來，因為在那邊我不能很好休息，你這邊的房子空著也是空著。美國女孩猶豫了一下，看我誠懇的樣子，就痛快答應了。
我回來約原來的房東，想找回一點房租。旁邊的中國學生說：這是不可能的事！我也知道不可能，但還想試一下，權當是學習在美國的生活常識。我對房東說，我要搬走，因為休息不好。我隻住了三天，應該付你9 美元，所以你要退我81美元。他非常不高興，遲疑了半刻，雖不情願，但還算痛快，全額退還了我90美元。我很快找到兩位新室友，一位孫同學，在電機係讀本科的年輕小夥子，我們叫他Tony；另一位孔同學，和我年齡相仿的訪問學者，我們叫他老孔。
這邊免了我90 美元，那邊退了我90 美元，我第一個月的房租是0！小孫和老孔，一起享受首月免租的福利，皆大歡喜。嗬嗬，剛來三天，就折騰出這麽個結果，讓許多中國學生對我側目而視。唉，我能感覺到，不完全是好評。
對了，忘了給你們說幫我聯係學校的畢克茜了。她和陳春先的太太畢慰萱是親姐妹，在生活習慣上，卻大異其趣，不，簡直是兩個極端。姐姐隨意到馬馬虎虎，妹妹講究得一絲不苟。我來美國的時候，帶了一個大箱子、一個小箱子。大箱子是替她帶的，小箱子是我自己的。在家整理行李的時候，李玉頗有煩言。我說：“寧可自己的東西少帶，也要替她把東西帶上，人家幫我聯係了學校，要還人家這份人情。”
我到G 城的當天晚上，畢克茜就來看我，取走了她的行李。她還帶來了一些罐頭、水果和生活用品，介紹了學校的環境，交代了注意事項，還送了我一輛二手自行車。這就叫人情還人情，中國人之間，就是有還不完的人情債。
畢克茜來訪，還給我帶來一個十分意外的消息：原來答應收我的那位教授，在我風風火火辦公司的那段時間裏，已經不幸過世了。現在我要歸到誰的名下，要由係主任來重新安排。據小畢介紹，這位係主任平時相當難講話，尤其是對外國學生很不友好。
看來，我的留學生涯，一開始有點不順。
約好了，第二天，9 月10 日，星期一，我去找係主任。
校園裏的愛麗絲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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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32）周教授
我們在周教授家作客（1984年，美國）
我心情忐忑地站在係主任麵前。碩大的頭顱、往後梳的稀發、無邊眼鏡後麵的眼神透著威嚴，係主任坐在一張大辦公桌後麵。我按照準備好的、背了無數遍的說辭，介紹了自己。他間或皺一下眉頭，我明白他沒有聽懂某幾句糟糕的發音。我感覺自己額頭上冒汗了。
出乎意料，他的態度非常友好。我知道，在很大程度上，他是出於對剛故去的同事的眷顧。他示意我坐下，當場親自打印並簽署了一封給係裏其他八位教授的信，詳細說明了我的情況他要我拿著他的信，分別去和這八位教授麵談一下，然後把最後決定告訴他。
剛談到第二位，我就決定了，就是他，周教授。周教授是早年從台灣來美國讀書、畢業、任教的中國人，說一口標準的國語。和其他的美國教授比，溝通起來方便太多了。周教授的專業領域是計算機局部網絡、以太網。這方麵我完全是外行，既然我已誌不在此，專業不專業，就無所謂了。
周教授是我平生遇到的最好的老師之一。說話不疾不徐、輕聲細語，從來不說“你應該怎麽樣”，而是問“我可以為你做什麽？”誠懇細致、循循善誘、體察人意、成人之美。不說做學問，僅如何做人這一方麵，我就從周教授那裏學到了很多。
周教授有一個幸福的家庭，漂亮的太太、兩個可愛的兒子，小的才四歲，已經在學習拉小提琴。他邀請我到家裏作客，讓小兒子給我們演奏，咿咿呀呀的，我沒聽出什麽名堂，但那姿勢，卻已經是有模有樣。據周夫人說，是一個日本人發明的什麽教學法，從小就給小孩子灌輸一種理念：練琴，和吃飯、睡覺一樣，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不知道這樣的教學方法能不能培養出天才。不過，據我所知，朗朗的鋼琴差不多就是這樣練出來的。
我找機會和周教授談了我的想法，介紹我的四通故事，探討我們將來可能的合作。他顯然饒有興致。周教授明白我的興趣在辦公司，便帶我去參觀了三家風格迥然不同的計算機公司。
首先拜訪了一位教授在自己車庫裏辦的一人公司。喬布斯在車庫裏辦成了蘋果公司，使車庫成為美國創業夢的吉祥地。這並不是唯一的成功故事，而是前有先驅，後又來者。早在1933 年，HP 就是從車庫開始的，終於成為矽穀的鼻祖。後來的成功故事是Google，他們也是從Palo Alto 的一個車庫起家的。
周教授又帶我去參觀了座落在森林裏的“宇宙之廟”（Temple of Universe），嗬嗬，這不是真的廟，而是一家計算機軟件公司的名字。一群年輕人，理想主義者，他們討厭塵世的奢華和虛偽，躲到森林裏，返璞歸真，自己動手，一起蓋房子、一起做家具、一起編軟件。據說，他們編寫的醫療管理軟件，相當受醫界的歡迎。
最讓我興奮的，是周教授帶我去看到了IBM 的真身！從Gainesville 往南約300英裏，差不多到了佛羅裏達半島的南端，有一個地方叫Boca Raton ，那裏有IBM的一個研發及製造中心。周教授領導一個項目，和那裏有合作，他們還提供佛大相當的經費。定期的，周教授要去那裏向他們報告工作進程和交流情況。同行的，還有周教授的兩位美國學生：喬和馬克。喬曾經是賽車手，一路上都是他開車。是啊，對他來說，這點路，小意思啦。
IBM，以前，我隻是從劉英武的嘴裏聽說過，從托馬斯的書上讀到過，已經使我悠然神往。現在，真實的IBM，盡管隻是一部分，出現在我麵前，我徹底被震撼了。
一個直徑一英裏的人工湖，綠水映著藍天，漂亮得讓我歎為觀止。環湖，是一棟接一棟風格相似的淺色二層建築，一萬多人在裏麵井然有序地工作，IBM 小型機係列1，就是這裏的產品。和HITACHI 的神奈川工廠相比，這裏多了一分大氣和從容。我要了一張這裏的大幅照片，一直掛在我的床頭。在我的夢想裏，將來的四通，就應該是這樣的。
許多年以後，大約是1989 年初，海澱區的史定潮區長帶我去上地，那時候上地還是一片農田。史區長看著規劃圖，問我要哪一片。這時候，我腦海中浮現出IBM 在Boca Raton 的圖景，我依稀感覺到，離我的夢想，已經不是很遙遠了。可惜，半年後的風潮，把這一切推到了永遠的遙遠。一歎。
IBM（Boca Ra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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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33）大學城
大學城街頭（1984年，美國）
Gainesville 是一個美麗的小城。座落在亞熱帶森林裏，與其說是一座小城，不如說是一個大花園。學校的紀念塔、別具一格的傳播係大樓、森林小路、愛麗絲湖、湖裏的鱷魚、小城晚霞……常常在我腦海裏浮現，勾起我許多溫馨的回憶。
G 城約十幾萬人，其中三萬多是學生（據說現在已超過五萬人）。就規模而言，佛羅裏達大學在全美列前五名，就質量而言，在公立學校裏是常春藤。大學是城市的主體、中心、商業服務的對象。那時候，從中國來這裏的學生隻有三十多人，為了省錢，大家聚居在幾處衛生條件較差的房子裏。中國人就是不同凡響，到哪兒都能建立起自己與世隔絕的窩。
每天早晨，呼吸著清新的空氣，邁步在兩旁綠草茵茵的小路，經過樹木森森的校園，絕對是一個靜心讀書的好去處。可是我的心，已經靜不下來了，就像滿地活蹦亂跳的小鬆鼠。小家夥總是瞪著明亮的黑眼睛，甩著鬆軟的大尾巴，友好地和你打招呼。
不僅鬆鼠友好，小城裏的所有人都非常友好。剛來乍到，要到市政廳去辦一個社會安全號。我一邊問路，一邊在秋陽下頻頻拭汗。這時候，一位黑兄弟開車停在我身旁，問我要去哪裏？我說了目的地。他高興地邀請我上車，說是順路，可以帶我去。我卻有點望而生畏，因為這位兄弟不是一般的黑，除了牙齒和眼白，看上去一團漆黑。我硬著頭皮坐上他的車，才發現他的車也不是一般的破，仿佛是剛從汽車垃圾場開出來的，不僅座椅翻著花，連頂棚都掉著渣。開起來哐當哐當的，不用按喇叭，行人就躲得遠遠的。黑兄弟看我驚恐的樣子，一路上直跟我說對不起。下車的時候，我緊緊地握了握他的手，由衷地表示了感謝。
其實，校園裏有巴士，到哪裏去都還方便。隻是車次少，一般要在巴士站等二十多分鍾。也就是在候車期間，我有過一次“豔遇”。嗬嗬，別想歪了。我是說，“遇”到一位漂亮女生，她讓我感到驚“豔”。這位美國姑娘，清新得像早晨森林裏的一縷空氣，飄逸得像藍天裏的一朵白雲，俏麗得像夜空裏的一輪彎月。我卻像是看到了太陽，腦袋就像向日葵，不由自主隨著她的腳步轉動；更像是遭到了雷殛，目光直了，緊張得透不過氣來。她目不斜視，走過了人群。我還沒有來得及失落，她突然回眸朝我燦爛一笑，擺了擺手，說了句：“Hi”。這聲“Hi”讓我緊張的神經立刻鬆弛了下來，讓我從想入非非中回到了現實世界，仿佛大夢初醒。沒想到這一聲“Hi”，有這麽大的功效，我暗暗稱奇。後來我也學了這一招，在一個特殊的場合，派上了大用場。
佛說，前世500 次的回眸，才換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過。如果這一次算回眸，那麽還需要499 次；如果這一次算擦肩而過，那麽前世已有過500 次回眸。所以我說，和這麽多朋友在網上結緣，起碼得有三生三世的情分，應當要倍加珍惜。
留在我記憶裏的，除了這美麗的瞬間，還有美式足球的翹楚、佛羅裏達大學的鱷魚隊。鱷魚隊不止一次在全美大學聯賽中得冠，球隊的粉絲稱Gator，象征色是桔黃。我到體育場看過一場比賽，除了鋪天蓋地的桔黃色，桔黃的帽子、桔黃的T 恤、桔黃的紙花、桔黃的絲帶……別的，沒看出什麽名堂。隻看到兩組彪形大漢，穿著盔甲、戴著麵具，互相衝撞著、撕扭著。除了比蠻力，體會不到一點點體育的美。所以，我一直搞不懂美國人為什麽要因此而瘋狂。這一次，鱷魚隊在主場又是大勝，全城沸騰了，幾個年輕人擠在一輛敞篷車上，揮舞著橘黃色、嚎叫著，特地去掉了汽車的消音器，聽起來就像是放鞭炮，從我們身邊轟然而過。許多年後，在電視裏又看過幾次美式足球比賽，算是明白一點了，但仍然不喜歡。不僅是不喜歡美式足球，我也變得不喜歡讀書了。原來，我最喜歡的就是讀書，學什麽都甘之如飴、廢寢忘食、過目不忘、出類拔萃。但讀書需要心靜，但現在心靜不下來了。心不靜便思動，很快，我又有了新動作，再次讓周圍的中國同學側目而視。
鱷魚隊在主場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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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34）找上門
在CST公司大門前（1984年，美國）
大學城很漂亮，但熱帶雨林裏的那種濕熱，讓人有點受不了。我感到背部隱隱作痛，晚上睡不好覺。開始，我以為是床墊不好。那時候，我們的床具都是從垃圾場拖回來的。每到假期結束，畢業的學生把他們帶不走的家具扔在外麵，新來的學生就從裏麵挑挑揀揀。我到得晚，隻撿到一個彈簧支楞著的單人床墊，每天晚上硌得難受。室友老孔有一個質量不錯的床墊，他見我睡不好覺實在痛苦，友好地提議我們換鋪睡。開始感覺好一點，但不久以後，依然是背疼。
這其實是心髒有問題的早期症狀，但那時候不懂。我當時的飲食習慣非常不健康，為了方便，也因為便宜，隻吃幾種：米飯、雞腿、西瓜、冰淇淋。尤其是冰淇淋，草莓的、香草的、巧克力的，買了三大罐，放在冰箱裏，一碗一碗地吃，真過癮，也真糟糕。眼角出現了可怕的黃斑，這是高脂血的典型症狀。更可怕的是我的無知，不懂，還責怪床墊、甚至怪罪佛州的氣候。
終於有機會暫時離開佛州的濕熱了。10 月初，趙鑒芳教授邀請我到他的公司去訪問一周。CST 公司在紐約長島，G 城到那裏沒有直達的航班。雖說這次旅費趙教授主動作了承諾，但我還是想要盡量省錢。從G 城往東北70 英裏，有一個城市叫Jacksonville，從那裏有到Newark 的便宜航班。從G 城到Jacksonville，
有機場接送服務（Airport Shuttle Service），收費10 美元，而從那裏到Newark的“紅眼航班”（一種過了午夜後起飛的航班），單程是57 美元，合計67 美元。我從紐約來G 城的機票，領館安排的，花了200 多美元。現在的花費不到三分之一，絕好的性能價格比。哈，小時候沒在上海白呆，也學到了一點點上海人的精明。那時候我剛到美國一個月，所有這些安排，既讓人側目而視，也讓人刮目相看。
提供便宜服務的航空公司叫“People’s Express”，像上公共汽車那樣，在登機口排隊交錢上機（隻收現金），上機後自己找座位，坐滿為止。托付行李一件5美元，機上的任何服務都要另收錢。這樣，才能保障機票最便宜。不僅服務方式新穎，公司組成方式也特別：飛機是租來的，沒有老板，所有的員工，從駕駛到乘務員，都是股東。美國人的創新能力，真是層出不窮。不知道為什麽這家公司後來不見了。在美國航空界，也許隻是曇花一現，但就是這“一現”，讓我經曆了，也留給我許多難忘的思考。
到達Newark 機場，是淩晨2 點。離第一班地鐵，還有四個小時。我坐在一家通宵服務的飲食店裏，要了一杯最便宜的咖啡。美國人的咖啡淡得像法國人的涮杯水。但是，法國人的濃咖啡要4 美元，隻有一小杯，旁邊隻放兩小塊方糖；美國人的淡咖啡隻要1 美元，可以喝無數杯，糖隨便加。從這件小事，也可以看出新大陸和老歐洲的區別。也難怪，法國人從心眼裏瞧不起美國人。
我坐在那裏，一連四小時，不停地喝咖啡。喝得我在後來很長一段時間裏，隻要一想到咖啡，胃裏就直泛酸水。在這四個鍾頭裏，我有足夠的時間，可以從容地、仔細地研究一下紐約的地鐵線路。從Newark 機場，有地鐵通曼哈頓34 街的Penn Station。CST 公司在長島的Farmingdale，從34 街到那裏，沒有直通車，中間要在Jamaica 轉車。我把中間要經過多少站，都弄得清清楚楚。那時候年輕，不光讀書可以過目不忘，看地圖也可以過目不忘。東方剛剛露白，當我踏上第一班地鐵去34 街Penn Station 的時候，已經胸有成竹了。
沒有任何意外，沒有一絲差錯，整個行程順利得讓我覺得有點乏味。哈，從審美角度看，這就是謀定而動的缺點。當我按圖索驥，拖著行李，站在CST 公司大門口按鈴的時候，把公司所有的人都雷倒了。
趙總裁張大了嘴巴，瞪大了眼睛。他說，你們大陸人到了機場，隻會做，也隻需要做一件事，就是給我打電話，然後我開車去機場接。像你這樣，不需要接，不叫出租車，乘公共交通自己找上門的，絕無僅有。
顯然，對這位絕無僅有的年輕人，趙教授願意提供任何方式的合作。
還能靜下心來讀書嗎？好像有點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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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35）哈林區
行走在哈林區（1984年，美國）
趙教授熱情地把我介紹給他的幾位副總，都是他學生輩的年輕人：金震、黃湘、袁美南。金震豪爽、熱情，方顎、大嘴，典型的猛男，太太是德國人，有一個精力十足、聰明頑皮的小男孩。黃湘，一個身材修長、相當清秀的小夥子，從名字就知道他原籍湖南，看來他是外省人的第二代，他和袁是夫婦。我到美國的第一天打Collect Call，接電話的就是袁美南。哈哈，幸虧她沒有掛斷電話，否則就不會有這次紐約行了。
趙總裁讓他們分別給我介紹公司的市場、銷售、工程、財務等方麵的情況。他們主要做三種係統的市場開發：大係統是VAX780；中係統是68000；小係統是PC。客戶主要是國內的單位。
他們真正的生財之道，沒有講。但通過幾天實地觀察，我自己發現了：他們把客戶的培訓費用，變成了不動產投資。那時候國內單位購買一台計算機係統，很重要的一項內容就是在海外培訓，例如1980 年我們在日本的培訓。客戶要為這樣的培訓付很高的費用：食宿、交通、師資、資料等等。我們在日本住王子飯店、吃伊藤博文老宅的中華料理，花的都是科學院付的錢。CST 則把這部分錢用來作為買一棟房子的首期，安排客戶在裏麵住，冰箱裏給他們準備了肉蛋、蔬菜、水果、牛奶、飲料和各種中國食品，由他們自己開夥。客戶對這樣的安排非常滿意，CST 則把本來要付給旅館、飯店的錢放進了自己的腰包，轉為房產的投資。你看，他們有多聰明！
當年在長島他們所在的地區，買一棟很像樣的房子，也就是10 萬美元左右。那時候他們已經買了兩棟。這方麵的投資回報，可能遠比他們的主業要高。
我自己會乘地鐵，所以很方便單獨活動。我約了王傳智，蔣敏美的老實丈夫，在曼哈頓見麵。老王原來在北外學英語，現在在哥大學美國外交史。哥大在曼哈頓的上城，再往上，就是哈林區了。
哈林區，是一個讓人談虎色變的地方。這是曼哈頓漂亮臉蛋上的一塊傷疤。據說，從110 街往上，其“危險指數”也與街號的序列成正比。老王住在129 街，嗬嗬，正在危險的中心區。一出地鐵站口，我就被震撼了：焚燒過的破敗公寓、滿街的黑兄弟、詭異的目光……是的，一個壯實的黑男人，牽著一個黑黑的小女孩，他用詭異得的有點惡狠狠的目光，肆無忌憚地盯著我。不，是盯著我拎著的、港商吳為烈送給我的、漂亮精致的真皮公文包。陽光下，真皮的光澤加上金燦燦的銅鎖扣，顯得分外刺眼。
我加快了腳步，他同步加快，我的心跳也同步加快。我突然想起佛大校園裏的漂亮女生。於是，我回過頭來，友好地、一臉燦爛地，和他打了個招呼：“Hi”。我發現，他原來緊繃著的臉部肌肉，明顯地鬆弛了。我又特別笑著和小女孩擺了擺手，親昵地小聲地再說了一遍“Hi”，這時候，黑大叔臉上也有了笑意。我知道，危險警報解除了。
躲得了初一，躲不過十五。在哈林區，我還是被搶了。那是晚上，我從外麵回到老王的公寓。按了鈴，上麵給了信號，我推開了鐵門。進屋的時候，旁邊跟著竄進了一個黑影。我上電梯，黑影也上電梯。這時候才發現，是一個黑女人。她突然朝我跪下，不是搶劫，是乞討。她咕咕噥噥說了一堆話，我隻聽懂幾個單詞：Children、Hungry、Money，大意是說她有一個孩子，在饑餓中，給點錢。這時候，給她一美元，甚至幾個誇特，就可以打發。但我正好沒有，隻有在上衣口袋裏按領館指示給搶匪準備的二十美元，我有點舍不得。她見我沒反應，又怕我離開，就一把抱住了我的腿。我使勁想把她推開，不小心碰到了她的胸部。她顯然誤會了，立刻就開始解扣子、脫衣服。我慌忙扔下僅有二十美元，奪門而逃。
氣喘籲籲到了老王的房間，他奇怪我怎麽半天沒上來。我說了曆險記。同屋的朋友們反應很平淡，因為他們都有過被人用槍頂著腦袋的經曆。他們非但不同情我，還說我好運氣，連碰到的搶劫，都是個溫柔版。
當時和老王一起在哈林區混的，都非等閑之輩。我記得有大導演謝晉先生的兒子。還有一位和老王來往密切的朋友，就是後來蜚聲畫壇的陳逸飛。
當時，我很懊惱，懊惱為什麽不隨身多帶點零錢；很心疼，心疼我這二十美元；甚至有些責怪，責怪領館的告誡不夠全麵。
當然，也有感恩，感恩校園裏的那位回眸一笑的漂亮女孩，還有那一聲甜蜜的“Hi”。
1984年，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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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36）黃玫瑰
CST公司副總裁金震
和CST 公司的合作，談得很順利。我和趙教授一起為我們的將來，作了大致的安排：我在佛羅裏達大學的訪問學者的身份，到這個學期結束告一段落，然後轉到紐約來。從1985 年1 月1 日起，從原來的公費轉為自費。今後我在美國的費用，由CST 公司支付。趙總裁問我需要多少，我報了一年大約9000 美元。他沒有任何遲疑，一口就答應下來。他相信、我也自信，我能為CST 帶來的收益，遠遠不止這一些。
王傳智希望我幫他找一份有報酬的業餘工作，來改善他在哈林區的困境。我順便把他介紹給趙教授，趙痛快地同意了。在我們的藍圖裏，我將來會穿梭在美、中之間，而老王則可以算是我在CST 公司的常駐代表。在美國的公司裏，沒有免費午餐，更沒有吃閑飯的。公司安排老王給來美培訓的代表團當班車司機。老王很敬業，把平凡的工作幹得有滋有味。
袁美南卻問了我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老王他開心嗎？”。我理解她的問題，一個在美國名校學美國外交史的學者，現在做一個司機的工作，能開心嗎？但是，我確確實實能感覺到，老王很開心。我想，這是因為人生在不同的階段，在不同的生存環境，會有不同的需求層次，“Happy”（開心）的興奮點也不一樣。我們這一代人，經曆過文革，下過廠、插過隊，接受過再教育。對沒有這些經曆的袁來說，她確實很難理解，我也一時說不明白。
回到佛羅裏達，我作了在那裏的結束安排，準備轉到紐約來。告別了可敬可愛的周教授，告別了相處時間不長的同學們。另外，給休士頓的中國領館寫了信，告訴他們從下個月起，不用給我寄270 美元生活費了；並報告了我的去向，轉到紐約以後，我就歸42 街附近的紅色領館管轄了。
CST 公司在紐約長島，趙教授的家還在華盛頓DC。他邀請我和他一起回家過聖誕節。這是我第一次在一個美國家庭過聖誕。那天，到達華盛頓已是深夜，街區籠罩在一片薄霧裏，我看到一個花攤，攤上擺了一大堆帶著新鮮露水的黃玫瑰。我估計自己是攤主最後一個客人了，於是同他討價還價，最後談妥50 美元，把攤上的全部黃玫瑰包圓。嗬嗬，真正的一大捧，我準備把花獻給女主人。
趙夫人叫瑪麗，一位優雅的美國女人。趙教授有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都處在十幾歲的青春叛逆期，基本上不會說中文。因為我語言能力差，所以很難和他們溝通。但那一大堆黃玫瑰，確實讓夫人和孩子們都很開心，他們把家裏所有的花瓶都插滿了，還餘下了許多。
但最開心的，是大家圍著聖誕樹，打開趙教授為我們準備的聖誕禮物。孩子們開心地朗聲笑著，趙夫人矜持地抿嘴笑著，我也禮貌地有點拘束地笑著。不過，我確實很開心，我第一次得到了一份聖誕禮物：趙教授送了我一個旅行用的西裝包，那種可以把西裝掛在裏麵，然後折疊起來的旅行包。
趙教授意味深長地對我說：“小萬，以後你可能要經常在旅途上背著它了。”之前，他去了一次北京，拜訪了四通，見了老沈。他告訴我：“公司狀況不錯，但有一些問題，你應該回去一次了。”
趙教授繼續留在華盛頓和家人渡聖誕假期，我隻身去紐約，準備轉機回中國。接待我的是金震，我在他家裏留宿了一個晚上，第二天他送我去機場。吃早餐的時候，我第一次嚐到抹麵包的草莓醬，那種酸酸甜甜的味道，好爽口。嗬嗬，可別笑話我老土，在佛羅裏達的時候，我光吃冰淇淋了，還沒來得及嚐草莓醬。
但金震的太太，一位風趣的德裔美女，還是笑話我了。她說：“萬先生，你可能會在機場出關時遇到麻煩。”我表示不解。她一本正經地說：“因為你違反了美國政府的規定，夾帶了大量的美國植物種子離境。”
嗬嗬，她是笑話我吃了太多的草莓醬。
當然，我在出關時沒有遇到任何麻煩。很順利地，1984 年的最後一天，12 月31日，我乘坐的航班平安降落在北京機場。
1984 年結束了，我的“一帆風順”也結束了。迎接我的，將是不順利。非但是不順利，而且是滅頂之災。
（1984年，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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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完）
我認識一個根紅苗正的文革時期被選進空軍，那裏白糖隨便吃，結果吃出毛病了。沒有飛上天，至今苦於糖尿病。
XiaoS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