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體製內部的結構越嚴密，對社會產生的破壞力就越大。當前因為民族矛盾而引發的激烈衝突，隻是一個表麵現象，其背後的原因就在於中國的執政團隊正在成為整個社會挑戰的對象。在這場你死我活的戰爭中，人們會同情那些無辜的死難者，但是絕對不會對統治集團內部官員表示絲毫的同情。當一個年輕人千裏奔襲，在公安機關辦公場所大開殺戒的時候，人們將他視作是當代俠客；當一個年輕的女孩子為了保護自己的貞節，激憤殺人的時候，人們讚美她“江山如此多嬌”。這不是對暴力的崇尚，而是對執政團隊的不滿，幾乎所有執政團隊的官員都可能成為群體性事件中被襲擊的對象。如果中國最高執政當局仍然試圖丟卒保車，以犧牲個別官員的利益來換取整個社會的穩定，那麽，將會鑄成大錯，因為人們所攻擊的不是個別官員，而是這個導致社會不平等的官僚體製。假如不允許公民以世界普遍認可的方式選舉執政者，那麽，所有的執政官員都不安全。
發生在中國各地的群體性事件，接二連三，此起彼伏。一個小小的刑事案件，居然可以引起上萬人上街示威遊行，政府不得不出動數百乃至數千警察，維持治安秩序。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麽中國社會就像處在火山口上隨時都會有爆發的危險？
其實道理很簡單，中國腐敗的官僚體製非但不能解決問題，其自身就是問題。導火索一旦點燃，長期積累的矛盾就會徹底爆發。當前中國社會矛盾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麵：第一，官民之間的矛盾，這是當前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權貴資本主義堵塞了普通中國居民發財致富的渠道，而政治權利得不到尊重則使得居民有冤無處伸；第二，官官之間的矛盾——在極端腐敗的官僚體製下，少數處在下層的官僚找不到正常上升的通道，他們自相殘殺或者將體製內的矛盾社會化以達到發泄自己不滿的目的，（學術界將這種現象形容為官員們以暗殺的方式推翻了執政者的“麻將桌”）；第三，市場主體之間的矛盾——市場主體之間的相互競爭缺乏章法，“近水樓台先得月”的現象十分普遍，權貴資本主義使得絕大多數市場主體缺乏安全感。
部分中國體製內的學者認為，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之間的矛盾是社會的基本矛盾。其實，他們不知道，物質文明與政治文明之間的矛盾才是導致中國社會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在西方國家，市場主體之間的爾虞我詐非常普遍，但無論是勝利者還是失敗者，一旦回到社會生活中，都必須接受法律的管轄。而法律是由公民選舉的國會議員以公開投票的方式製定的。這就意味著那些在市場競爭中落敗的公民，仍然可以通過民主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意見，或者換句話說，他們仍然可以通過體製內的管道來解決問題。他們可以選舉自己的政府官員，可以投票選舉自己的國會議員，並且要求國會議員按照他們的意見製定法律規則，從而使整個社會處在一個“市場與民主”的動態平衡之中。
市場雖然不能保證每個人都有鈔票，但是民主卻可以保證每個人都有一張選票。正是這種特殊的社會平衡機製，使得資本主義國家總是能夠起死回生。當公民在市場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的時候，他們可以得到政府的救濟，因為政府官員是由他們通過民主的程序選舉出來的，任何無視弱勢群體利益的政府官員，在下一次選舉中必然會被淘汰。國會議員製定法律的時候可以聽命於壟斷集團，但是他們必須意識到，在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中他們這樣做可能帶來的風險，如果他們不兼顧弱勢群體的利益，那麽在下一次選舉中，他們將會失去自己的國會議員席位。
可是在中國，普通老百姓既沒有平等參與市場競爭的機會，同時也沒有借助選票表達自己意見的機會，所以，他們普遍處於焦慮和憤怒的狀態，就好像被關進一個封閉的屋子中，無法發泄自己的情緒，一旦街頭出現了官民之間的衝突，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加入到遊行示威抗議的行列。假如政府允許他們合法地進行遊行示威抗議，那麽，他們至少可以緩解心中的憤懣，可令人感到不幸的是，現行的法律甚至連這一點權利都沒有賦予他們。曾經有一位學者感到納悶，在西方國家政府鼓勵公民上網發表意見，可是，卻很少有人通過互聯網絡參政議政；在中國政府千方百計地阻止公民在網絡上公開發表政治評論，可還有不少中國公民喜歡利用互聯網絡參政議政。到底是中國公民的政治欲望強烈，還是西方國家公民普遍患上了政治冷漠症？這些學者或許沒有想到，中國公民沒有合法上街遊行示威的權利，他們隻能在虛擬的互連網絡世界，發泄自己的情緒，對政府官員表達自己的不滿。
可以這樣說，中國現在正在成為一個被割裂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裏既得利益集團掌握著國家的資源，他們為所欲為，翻雲覆雨；可是在這個既得利益集團的外部，卻出現了龐大的弱勢群體，這些人既沒有參與市場公平競爭的機會，同時也沒有自由表達自己政治意願的機會，他們隻能通過極端暴力的手段，表達自己的憤怒。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社會形態，它會使每一個人都成為受害者，也可能會使每一個人都成為加害者。
假如執政團隊內部鐵板一塊，那麽，這種非常危險的脆弱平衡或許還能持續一段時間。可令人感到不安的是，由於執政團隊內部缺乏一個公開競爭的機製，結果導致內部也發生了斷裂——許多地區的黨政官員已經徹底腐敗，所謂民主選舉，隻不過是黨政一把手徇私舞弊的借口，在執政團體內部形成了一種自下而上的封建體製，任何人想要改變這個體製都必須冒殺頭的危險。
按照中國的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人民代表大會，構成了國家的政治基本形態。從理論上來說，地方人大會議選舉產生地方政府官員、司法官員，但是，由於中央通過人事調整，可以隨意地改變地方人大作出的決定。所以，地方人大選舉產生的官員，名義上是對地方選民負責，實際上是對中央負責。各級官員表麵上做出一種親民的姿態，但是在暗地裏他們非常清楚，他們隻需要對少數人負責。這種隻對上麵負責不對下麵負責的官僚體製，使得中國的官員普遍存在暴戾的心態，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拚命地培植自己的政治勢力，並且在自己的政治圈子裏，撈取各種利益。中央政府出台文件，要求清正廉潔，可是地方政府官員卻修建豪華的辦公場所，購置高檔的公務用車，尋找借口到海外去遊山玩水，過著窮奢極欲的生活。中國的絕大部分財政資源，都通過各種形式進入到執政團隊官員的手中，而在執政團隊內部根據官員級別的高低，分配國家的財政資源。所以，在中國一個公立大學的負負責人，可以動用上百萬上千萬乃至上億元的國家資源；一個新聞傳媒集團的負責人，可以坐在裝修豪華的辦公室裏耀武揚威。可憐那些真正為社會創造財富的公民，不得不在這樣的官僚體製下飽受欺淩。他們沒有能力抗爭，也沒有機會抗爭，他們唯一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以死抗爭。
在這個令人絕望的社會裏，每一個人都經曆了從希望到絕望的心路曆程。在等級森嚴的官僚體製中，每個人都想獲得更大的權力，但是，當他們擁有更多權力的時候，他們的罪惡就會增加一層。這是一個讓好人變壞的社會，這是一個缺乏前途和光明的社會。
發生在中國的大規模群體性事件，讓執政者感到焦慮萬分。傳統的鎮壓手段邊際效用越來越小，而安撫行為雖然可以平息個別矛盾，但卻無法解決整個社會發生的深層次矛盾。在中國執法人員成為群眾攻擊的首要目標，這就好像當年農民起義和工人造反一樣，那些站在街頭為執政者看門護院的執法人員，往往成為社會變革的犧牲品。
部分學術界的同行認為，隻有引進西方國家的政治體製，才能從根本上克服矛盾。其實他們不知道，中國並不是沒有引進西方國家的政治體製。中國現在實行的所有製度包括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幾乎都是舶來品。中國的市場經濟源於自由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實行的人民代表大會製度也是源於馬克思所倡導的巴黎公社製度。但是，這些製度之間不兼容，與中國社會傳統也不相匹配。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沒有平等。而平等是一切製度設計的基礎，也是一切製度追求的總目標。
“人生而平等”是西方國家憲法體製的核心價值所在。雖然我們知道每個人都追求平等，而社會始終處於不平等的狀態，但是，西方國家的憲法為公民平等競爭創造了條件。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市場經濟允許爾虞我詐，通過優勝劣汰實現財富的集中，但是西方國家的憲法和法律明確規定，所有創造財富的人，都必須承擔社會責任，通過稅收的方式回饋社會。所以，那些在市場競爭中取勝的投資人，會自覺地依照法律的規定，將自己的財富捐贈給社會，而公民通過投票選舉政府官員，並且監督政府官員妥善地使用這些財富。在這個過程中，公民既可以找到就業的機會，同時也可以分享社會福利。正是這種機會上的平等，使得人們對未來滿懷憧憬。
中國是一個典型的亞細亞形態，從政治上看，它實行高度的中央集權；從經濟上來看，它允許諸侯割據。自從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中國社會就已經不是一個封建形態，因為西方國家的封建社會是一種建立在自治文化傳統基礎之上的社會。而中國恰恰缺乏這樣的自治傳統，中國公民的一切財富都來自於君王，所以，他們必須接受君王的支配。皇帝為了管理國家，自上而下建立了一套非常嚴密的官僚體製。在官僚體製內部存在著絕對的下級服從上級的規則。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之中，居民被區分為體製外和體製內兩種人，體製之內的人是精神上高度壓抑，但是物質上絕對富足的人，他們根據自己官職的大小，享受不同級別的待遇，為了獲得更大的官職，他們可以承受精神上的一切，甚至願意放棄暫時的物質利益，在這樣一個政治結構中，每個人都是權力奴隸，他們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出賣他人的利益。在中國的官場上流行過這樣一個笑話：縣委書記和縣長之間進行男女對話，縣委書記說所有的縣委書記都“幹”過縣長，而縣長則回答，縣委書記都是縣長生（升）的。假如不了解中國的國情，那麽，很難理解這則政治笑話所包含的意蘊。這個笑話充分體現了中國官場的肮髒和汙濁現象。在中國要想當官，不但要出賣自己的人格而且要出賣自己的妻子。共產主義在中國官場內部以這種特殊的形式得以實現，這是多麽令人心酸的一幕！
依靠這樣的官僚體製來駕馭中國的局麵，如果不是癡心妄想，那麽就是心存僥幸。蘇聯執政80年，由於內部腐敗而導致蘇聯共產黨在一夜之間轟然解散；中國共產黨執政已經60年，當前中國官場的腐敗現象與蘇聯共產黨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隻要看一看中國的新聞報道，人們就會發現中國官僚體製已經腐敗到何種地步，一個小小的公車改革，居然長時間討論沒有結果。在這個體製內部每一個人都痛恨腐敗，但是，每一個人都向往腐敗的生活。這是一個變態的官僚結構。當大大小小的官僚耀武揚威，發表重要指示的時候，普通老百姓在內心深處，早已產生了抵觸的情緒。共和國的總理到一個地方視察，走進一個退休工人的家中，以體現對退休職工的關懷，可是，這位退休老職工毫不客氣地對總理表示，希望他能真正地關心國家大事。好在這位總理表現非常機敏，在第一時間告訴他，群眾的事情無小事，關心群眾就是大事。其實這位國務院總理不知道，老百姓並非不需要領導關心，但是，他們希望國務院總理關心體製內部的腐敗問題。假如讓那些腐敗分子有所收斂，那麽，老百姓的利益就不會受到更大的損害。百姓不是不喜歡關心他們利益的國務院總理，而是他們認為國務院總理鞭長莫及，在中國現有的體製內部，大大小小的貪官汙吏早已經將老百姓的利益侵蝕殆盡，而國務院總理的噓寒問暖，除了掩蓋社會矛盾之外，不可能會解決任何問題。
政治體製改革被中共當局賦予了嶄新的含義，他們認為製定法律就是政治體製改革的表現。所以，每當西方新聞媒體指責中國政治體製改革不到位的時候，他們總是搬出憲法、法律等一係列的法律文件，證明他們已經還權於民。他們這樣做十分愚蠢。假如這些法律不是為了約束行政權力，假如這些法律不是由選民真正的代表製定出來的，那麽，這樣的法律越多，在社會上產生的負麵影響就越大——因為法律規定的權利和現實生活中的情形完全相反，公民麵對法律隻有憤怒，不可能會有感激。
在這個充滿虛情假意的社會裏，每個人都可能成為恐怖分子，都會隨時以身試法。作為一個學者，我當然希望通過技術上的改革，徹底打破中國的官僚體製，建立一個真正平等的開放的自由的社會。但是，通過對中國共產黨的長期觀察，我感到非常失望。這個擁有世界上最多黨員的執政黨，現在麵臨的問題不是群體性事件，而是執政團隊內部的腐敗問題。中國的腐敗是一種典型的體製性腐敗，在這個執政團隊的內部，所有腐敗的東西都可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舉個例子來說，假如是一個法院的院長，那麽，整個法院的資源都掌握在他的手中，法院的資源就是法院院長個人的資源；假如是一個公立大學的院長，那麽，整個學院的資源就是個人的資源；假如是一個報社的社長，那麽，整個報社的資源就是個人的資源。這種中國社會的“家天下”現象，被法律定義為“首長負責製”，換句話說，首長隻要能夠擺平上級首長，那麽，在他管轄的範圍內，所有的人都是他的臣民。這樣的官僚體製會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種特殊的“拍馬屁文化”，或者中國特有的“太監文化”—— 每個人都自願地為首長服務，但是回過頭來，立即對自己的下屬頤指氣使，以此來尋求心理上的平衡。
中國當前形成一個又一個封建小朝廷，在這些小朝廷內部產生了等級森嚴的官僚體製，在這個官僚體製內部，可能會因為分贓不勻而導致官員之間大打出手，但整體而言，這是一個排他的、不具有開放性的、對普通公民具有攻擊性的顛覆文明社會的官僚體製。這樣的官僚體製是中國社會所有問題產生的總根源。
可以這樣說，官僚體製內部的結構越嚴密，對社會產生的破壞力就越大。當前因為民族矛盾而引發的激烈衝突，隻是一個表麵現象，其背後的原因就在於中國的執政團隊正在成為整個社會挑戰的對象。在這場你死我活的戰爭中，人們會同情那些無辜的死難者，但是絕對不會對統治集團內部官員表示絲毫的同情。當一個年輕人千裏奔襲，在公安機關辦公場所大開殺戒的時候，人們將他視作是當代俠客；當一個年輕的女孩子為了保護自己的貞節，激憤殺人的時候，人們讚美她“江山如此多嬌”。這不是對暴力的崇尚，而是對執政團隊的不滿，幾乎所有執政團隊的官員都可能成為群體性事件中被襲擊的對象。如果中國最高執政當局仍然試圖丟卒保車，以犧牲個別官員的利益來換取整個社會的穩定，那麽，將會鑄成大錯，因為人們所攻擊的不是個別官員，而是這個導致社會不平等的官僚體製。假如不允許公民以世界普遍認可的方式選舉執政者，那麽，所有的執政官員都不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