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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帖]劉放：六四20周年，滿腔熱血一地雞毛

(2009-05-29 03:07:13) 下一個

六四20周年，滿腔熱血一地雞毛

作者：劉放

一

轉瞬間“六四”就過去二十年了。當年鄧小平說，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平安。言猶在耳，血腥猶在，二十年時光卻早流逝了。

胡耀邦、鄧小平、趙紫陽都已作古。改革開放的所謂三架馬車，都早已駛入曆史，化作塵埃。

二十年在曆史中實為一瞬，但在凡塵世界足於變幻萬千。蝸牛角上，石火光中，二十年間人類已整整過了一代人。二十年來，核心也已換了數代，理論從四個堅持三個代表到了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而資訊技術的日新月異，知識觀念的翻新更迭，更不知已換了多少茬多少代。這二十年可謂天翻地覆，滄海桑田。

當年許多人沒有料到的是，二十年後還要呼籲“平反六·四”（有人呼籲和解，有人主張清算）。現實嘲弄了曆史。二十年後的今天還要寫這種文章，確實很沉痛、很無奈，也很羞慚。和解也好，清算也罷，總之“六·四”問題仍未了結，仍是民眾心頭之痛，仍是當權者心中之怕。

二十年前死去的人，永遠是十七歲，十八歲，二十歲。這一曆史已被定格、凝固，在“天安門母親”眼裏，在幸存者心目中，這些人永遠是孩子，他們青春不老，精神永存。然而他們沉冤未雪，死不瞑目。這是民族之殤，國家之痛。

至今，仍有些“六·四”參加者被囚監獄。不少“六四”傷殘者仍躑躅街頭，貧病無助。大量因“六四”被牽連的人士仍被拒絕回國，流落海外。他們中有些人已是須發花白，垂垂老矣。而王若望、劉賓雁等已骨埋異鄉，魂歸無所。

對二十年前那場驚天動地的“八九”民主運動，現在仍是眾說紛紜，諸多解讀。已有點象白頭宮女閑話說玄宗。包括當年的參與者在內，都出現種種不同聲音。但有一點是必須明確的：曆史沒有如果，曆史不能假設，曆史無法後悔。那種“假如當年不怎麽樣就不會怎麽樣”之類的推論已毫無意義。任何對學生們事後諸葛式的批評指責都毫無理由，有昧良知。不管客觀效果如何，當年的學生們滿腔熱血，無非是為了國家民族，為了民主進步。但他們動機單純，的確還沒有明確的民主政治訴求。絕食要求也隻是要給一個說法：他們是愛國而不是動亂。

這就是當年“八九”學生運動的基本事實。

在當時的情境下，這場運動的發生已是一種必然，如江河入海，火山噴發，無人能阻擋，無人能控製。後果也就無人能意料。而鎮壓既是必然也帶有偶然。因為當局隻要稍有理性，當時仍有極大的回旋空間，完全可以采用和平的方式處理此事――這就可能出現另一種結局，改寫這段曆史。然而曆史無從選擇，如同覆水難收。 “六四”作為中國民主進程鏈條中的重要一環，已被深深嵌入曆史。這就是今天的現實。

無論如何，“八九”運動的影響力、曆史張力卻是難於估量的。“六四”讓中國的自由思想者一夜夢醒，告別過去，脫胎換骨。也直接影響和推動了蘇聯、東歐的政治民主轉型。這種轉型改變了曆史進程和世界格局。“六四”精神屬於全體人類。“六四”的價值屬於曆史。

鎮壓永遠也沒有正義可言。今天的中國已經頒布《國家人權行動計劃》。在人道主義被普世認同的時代，在國家為地震死難者下半旗的今天，在連戰俘都不敢虐待的世界，誰為坦克碾壓平民血肉之軀辯護，誰就將為人類所不恥。

事實上，中共當局早已將這場運動從“反革命暴亂”改稱為“風波”。也就是說，他們在道義上早已經認輸了。而當年趙紫陽在天安門廣場語重心長向學生們喊話時，隨伺在側的溫家寶總理本人，作為一個現場目擊者，對這些是非黑白他應是心知肚明。

這些年輕學子們唱著共產黨的《國際歌》走上街頭。他們將用墨水塗汙天安門毛像的人扭送公安派出所。說他們幼稚可以。過程中有些混亂或失序也是難免的。但這是暴亂嗎？說他們顛覆國家政權更是荒繆絕倫！對付這樣的學生用得著機槍坦克湯姆彈嗎？據信，6月4日前夕，在廣場堅持絕食的僅剩下數千人。最極端的辦法，出動一萬特種部隊，幾人對付一個，連拉帶拽也把這些學生們拖出廣場了。可他們舉起了屠刀，殺死了這些年輕的孩子！

“莫道書生空議政，頭顱拋處血斑斑”！他們在和平的年代，以和平的方式請願卻遭殘酷殺害。

千古奇冤！

這些都已成為曆史。可以肯定的是，不管以後中國如何變化，社會發展如何迂回曲折，哪怕是九曲十三彎，曆史終將公正地還原真實，正義終將得到伸張。曆史將永遠記住他們，這些為中國民主進步而灑血的人們。

二

二十年後的今天，中國和世界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六·四”之後，讓許多政治家們大跌眼鏡的是，當鄧小平揩幹了刀上的血跡，卻在經濟上采取更為自由開放的政策，在政治左傾的口號下急劇向右轉（人稱打左燈轉右彎）。包括引進市場經濟，鼓勵私營經濟等。中國經此二十年的發展，經濟空前強盛。今年雖受世界金融危機影響，GDP仍可望保持百分之六以上。中國經濟一枝獨秀，似乎成為世界金融風暴中唯一的不倒金剛。

而另一邊廂，世界金融風暴使美國這個世界第一強國、金元帝國，經濟呈現全麵衰退，大量企業倒閉，失業人數急劇上升，危危然有如大廈將傾。幾乎整個西方都進入經濟的嚴寒冬天（類似的局麵，在1930年代也曾出現過，當時西方經濟一片蕭條，蘇聯經濟高速增長）。

就這樣此消彼長，好象已是輸贏定底，良莠已見。“北京模式”、“中國速度”被有些人視為楷模。在此種現實麵前，連一些西方人士也葷頭轉向。憤青們對西方的災難則是節日般興高采烈。再加上台灣阿扁的貪腐案，泰國“紅、黃衫軍”的混亂，整個世界一地雞毛。

確實，如許情狀足於讓人困惑。一時良幣劣幣難分。政治體製改革的討論陷入迷思，自由民主普世價值觀受到挑戰、質疑，主張民主憲政的自由思想者倍受壓力，處境尷尬。許多人保持了沉默。也有些早已開悟的老人把持不住了。

無疑，這樣的現實增加了解決“六四”問題的難度，也對推行憲政民主政治改革蒙上新的陰影。

無可否認，資本是貪婪的。此次金融風暴顯露出西方民主社會存在的嚴重弊病，一些矛盾浮出水麵。民主社會必須在這場危機中吸取教訓，迅速自療。如加強完善金融監督管理、限製有些人（如企業高管）的膨脹私欲，堵塞金融流通漏洞等。另外，由極端自由民主派生的某些“政治正確”，也成為西方文明的悖論，成為社會進步的陷井和絆索，讓西方社會作繭自縛，難於作為。

西方民主社會曆經數百年發展到現在，也是在不斷改進、修正中發展完善的。他們甚至吸收了有些社會主義中的有益成分。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尊重人，保障人的自由、平等，尊重和保護個人權利，包括個人財產擁有權利。民主架構中有效的監督管理機製、開放透明的新聞製度、獨立的司法體製，保證了社會能公平、有序運轉下去。事實證明，這仍是迄今為止最不壞的社會體製。

因此，西方成熟的民主社會一般不會因這樣的危機而崩潰、分裂。由於他們具備一定的物質基礎和資源條件，更不可能出現因饑荒等因素觸發的大動蕩、大災難。無論出於何種動機，以為西方民主已走向沒落的臆測都缺乏依據。順便說一句，在全球一體化時代，西方國家的災難也並非是中國之福。

誠然，中國二十年來取得的經濟成就有目共睹。作為華人，誰都希望祖國繁榮強盛。如果對中國取得的經濟成功視而不見，對國民整體生活程度的提高、個人自由的有所改善不予承認，那也是不現實不嚴謹的態度。

把中國的經濟繁榮說成是社會主義的勝利，未免牽強。中國實行的是市場經濟，引進的是西方的技術、資金、管理經驗。有些方麵，中國比資本主義還資本主義。但若說是極權管製下的畸形市場經濟發展速度更快，則基本沒有異議。即便如此，誰能證明中國的失業率比西方還低？誰能肯定中國工人農民的生活質量比西方民眾為高？

的確，人們走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大街上，那種繁華、富貴、大氣、酒綠燈紅，可說是舉世無雙。中國各級政府超豪華辦公大樓讓西方同級政府建築相形見絀。中國富人出手闊綽一擲萬金也令西方人目瞪口呆。

然而，中國的存在問題同樣是無法回避的。中國人均GDP在世界排名仍是百位之後。中國百分之零點四的人占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財富。中國的教育經費比重低於印度和一些非洲國家。中國本就極低的醫療經費中，百分之八十的資源為不到百分之五的人所占用。中國的貧富懸殊，兩極分化，道德的墮落，官員的貪腐，已到了驚心動魄的地步。同時，由於缺乏監管，沒有健全獨立司法，權勢者為所欲為，有些官員胡作非為已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以致群體事件日益增加，上訪民眾成千上萬，社會矛盾尖銳突出。中國已經分裂為兩個世界，形成兩種社會兩重天。

與此同時，中國為經濟高速發展付出了高昂的環境代價，資源消耗殆盡。以上種種事實，已無須再去羅列，一般讀者都了然在心。中共中央也早就意識到這是關係亡黨亡國的大問題。

很顯然，這些矛盾和問題都是深層的，製度性的，難於解決的。繁華是表麵現象，危機是實質存在。將這種低人權、高能耗、犧牲環境的“北京共識”、“ 中國速度”作為楷模實在難於讓人接受。也不信經數百年曆史驗證的自由、民主、人權普世價值讓一兩萬億外匯儲備就買斷了。以此為藉口抵製憲政改革更是大錯特錯。

中國出現的嚴重社會問題，主要原因恰恰正是政治體製改革嚴重滯後、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嚴重分離、脫節所致。引進了自由經濟，但無法建立相應的監管機製。經濟基礎經濟結構改變了，上層建築沒有相應改變。社會的觀念完全變了，官方意識形態沒有改變。政府宣傳與社會實際南轅北轍。為適應統治需要，曆史被掩蓋、歪曲。事實黑白被混淆顛倒。在這種情況下，官員隻能講假話。明明不相信的東西，照講不誤，口是心非。上行下效，講假話成為社會之風氣。

也由於意識形態的混亂，至今無法確立民族的核心文化價值體係、信仰體係。也就無從建立應有的道德體係。當然文化傳統與道德體係的破壞並非始於開放改革，而是源自六十年來一次又一次的折騰。

前路茫茫。如何改變？如何解決？相信包括最高階層在內，大家都心中無底。重拾孔孟學說，從曆史文化中吸收精神遺產，也許可以嚐試。但不管這些傳統遺產實際價值如何，其核心理念、精神實質與馬列主義卻是相悖的。

如此，又怎麽能建立起和諧社會？

三

二十年後，中國社會已變得更加複雜和多元。這是一個複雜微妙，觀念顛覆，前所未有的曆史時期。沒有一個模式可以參照，沒有任何範本可以解讀。

應該承認，在這唯利是圖、金錢至上、物欲橫流的社會，一般民眾大都對“六四”表現冷漠、麻木。許多人根本就忘卻了“六四”。在政治打壓和經濟收買下，被稱為社會良知的中國知識分子日益犬儒化、奴化。為極權政治諂媚舔痔的文人墨客，優伶小醜越來越多。他們早就與“六四”無關。學術造假，教育腐敗，宗教墮落。偌大神州，已沒有一片精神心靈的清淨地。

在洗腦教育下，年輕一代對此更是一無所知，以致有年輕編輯將“六四”登上報紙廣告――他們以為是某次礦難。而就讀香港的國內大學生們，與他們那些投身“五四”、“六四”前輩學友立場相反，針鋒相對地與港大學生辯論，公然為鎮壓辯護。他們深信“六四”屠殺是編造的謊言。

“五四”傳統、北大精神已經消失。

在政治定位妾身不明，主流意識形態矛盾、模糊，曆史問題未及時厘清，甚至有意掩蓋封鎖、歪曲與作假的情況下，一些極左思潮也死灰複燃。某些毛時代的受益者，或改革中的失意者，社會上的弱勢群體，和一些無知憤青（或許也有些理想主義者？），形成一股新的潮流和勢力，他們對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持根本否定態度，將希望寄托在回歸毛時代那樣的體製。這雖然不是主流，但隨著社會矛盾的激化，他們的影響將越來越大，勢必成為政治民主化的新阻力新障礙。

當然事情也有另外的一麵。二十年來，經濟變化無可避免帶來人們思想觀念的變化。網絡資訊技術讓人們能以不同的視野觀察和認識世界。私營化也使社會結構產生根本改變。在這樣的基礎上，部分中國民眾的公民意識逐漸形成。各種抗暴、爭取權益的民間維權活動從未間斷。去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中，一些民間組織、民間團體走上社會舞台。互聯網更衝破新聞壟斷和封鎖，成為難於操控的民間新聞輿論平台和自由傳播渠道。一個追求公平公義、弘揚人道精神、以民主訴求為目標的公民社會已呼之欲出。在後極權時代，客觀地說，共產黨本身也在變。而當權者對許多事都已是力不從心，捉襟見肘。這多少給自由民主思想的探討、傳播提供了空間。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這種環境中日趨成熟。他們於2008年底推出“零八憲章”，正式將中國的憲政民主改革提上議事日程。他們跳出了“六四”的思維局限，再不是二十年前幼稚的書生。

事情很明顯，“六四”問題的解決，與政治改革即民主憲政的啟動已是在同一個按鈕上。隻要按動這個按鈕，就不隻是解決“六四”這個單一問題了，勢必牽一發動全身，引起骨牌效應。人們已不再隻滿足於平反，而是期望以此為契機，推動民主政治，實現百年自由民主之夢。

這也是解決“六四”問題的難度所在。而最大的阻力則來自既得利益集團。他們可能放棄手中的權力與利益嗎？而有些“六四”屠殺責任人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對罪惡的清算也是這些人最懼怕的。

如今的中共最高層已不是“六四”屠殺的當事人。他們對此也不可能完全無動於衷。在理性上，在價值評判上，在道德良心上，他們都應明白解決“六四 ”、進行憲政政治改革、走自由民主之路是大勢所趨，是時代潮流。不管是出自內心還是裝飾，胡溫在某些場合都提到自由民主，甚至承認普世價值的存在。對此次 “零八憲章”，胡溫本人都沒有直接表態。而是由江的舊臣賈慶林、吳邦國等出麵回應。或者說，這本身也是一種表態。

而走出這一步需要大的勇氣和魄力，需要超凡智慧和膽識。還要有冒險和犧牲精神。在曆史跨度上，這一步相當於十萬八千裏。在曆史機遇麵前，並非人人都能走出這一步。曆史是有偶然性的。除了世界觀價值觀，關鍵人物的性格特點、氣質也都影響著曆史走向。

如今中國這部機器實際已主要是以一種慣性在運轉。中共高層都有著極大的危機意識，他們以相對圓熟的統治技巧維持著這種運轉。強勁的經濟則為這種運轉提供了潤滑劑。 “維穩”是壓倒一切的中心，“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他們運用強大的國家機器，包括武裝警察和先進的科技手段實施管控，維持著社會的穩定。包括抓捕劉曉波在內的種種掩耳盜鈴式行為，都是這一“維穩”思維的產物。

然在資訊時代，這種慣性運轉的時間勢必難於長久。曆史大勢，天時，環境，氣候，民心民意，都已形成巨大的壓力。事情已到了一個臨界點上。一切都表明，曆史已到了又一個重要轉折關口。

路怎麽走，中國怎麽變，是人們關心和爭論的焦點。國內外都有些論者擔心中國將出現大的社會動蕩，出現大的災難。但一般來說，短時期內還不至於此。如上所述，不能低估了慣性的力量。但可以肯定的是，政治改革越往後拖延，則出現這種危險的可能性就越大。

也有些激進的觀點認為中國需要一場徹底革命（奇怪的是，國內極左派也持這一觀點）。推翻、鏟除之類的口號不時見諸網絡。但坦率的說，這並不具備操作性。在資訊和軍事科技現代化的時代，象陳勝吳廣那種揭竿而起的造反，朱毛式的井崗山革命都再難成氣候。我們知道，2004年發生在俄國首都莫斯科一間軸承廠歌劇院的人質危機事件，俄羅斯特種部隊於二十多分鍾內即趕到並控製了現場。現在的衛星定位係統甚至能監控大街上的某個行人。

中國的自然環境、資源條件、社會和道德現狀都已無法再承受暴力革命，它帶來的將是萬劫不複的大災難。用句流行的話來說，成本太高了。而且，目前為止也沒有任何政治組織能有這種實力和承擔。說的人多，行動就是另一回事了。

因此，許多人仍冀望於體製內的和平轉型。無疑這是成本最低、震蕩最小的變革。果能如此，則於國家於民族，於世界於曆史都是萬幸。

但也有許多人認為這其實是不可行的。理由是統治者絕不會自動放棄他們的權力和利益。認為這無異是與虎謀皮。應該說這種觀點不是沒有道理。然而這也並非是絕不可能的。任何事都不能看死了。事實上，前蘇聯和東歐的政治轉型，恰恰是共產黨體製內高層自己完成的。象前蘇聯那樣的超級軍事強國，沒有人能夠摧毀她，除非她自己改變。

中國的情況也大同小異。中、蘇的體係是一樣的，有著許多共性。其發展規律應也有共同之處。如果說有什麽不同的話，那麽中國今天的條件比當年蘇聯轉型時已更加成熟，簡直已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程度。

越來越多的人士，包括許多體製內上層的自由思想者都已清醒地認識到，這是應該努力爭取的，也是幾乎唯一可行的一條路。因為其他的路都不現實。

時間和曆史是最大的魔術師。不管人們願意與否，新一代，即經曆過文革的知青一代，還有海歸一代，都已進入中國的權力中心。從中央最高層到省部委一級，都已有他們的身影。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中國必將是他們的天下。這是自然規律，無人能夠改變。

這一代人的出身背景、人生經曆、教育程度都與他們的前任不同，視野也更加開闊。這就決定了他們比前任將更具現代意識。他們不可能不思變革。求變是生存法則，是曆史發展必然。問題隻是在於速變，還是漸變。對政治人物，不能隻聽他們現在說什麽，而是要看他們以後怎麽做。

如果這些經磨曆劫、也經過思想解放洗禮、在世界民主化潮流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還是不想變革，那麽恕我直言：大限就不遠了。

當然這並非是守株待兔式的引頸相望。這同樣要有許多人來推動，作出貢獻與犧牲，以創造更為成熟的條件。包括啟蒙，喚醒公民意識，推動公民社會的形成，完成理論建設，組建成熟理性的反對黨等。中國的政治轉型無疑要靠一種合力來推動。沒有人能夠獨力完成。

也不能指望政治民主化即可以解決中國的所有問題。以中國問題積澱之深，這必將是一個漫長曲折而艱難痛苦的過程。文化、道德的重建比政製建設還要艱難得多。而一個沒有良好文化道德基礎的民主社會就不會是個成功的民主社會。

但中華民族會有希望的，我們會有希望的。

在這裏引用著名史學家、八旬老人袁偉時先生的一段話，與大家共勉：

“為什麽我總是那麽樂觀？我深信人性。或者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沒有人生來就愛當奴隸、當奴才……人性的複蘇勢不可擋。一股巨大的要求自由和幸福的潛流已在中國形成，它會在各個領域逐步衝決一切網羅。為此必須逐步建立保障公民自由權和其他公民權利的製度——法治、民主、憲政，這是誰也阻擋不了的。過程是長期和曲折的，但要回到官長控製一切的時代肯定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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