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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10日，“2009·北京·六四民主運動研討會”在北京舉行。徐友漁、莫之許、崔衛平、郝建、徐曉、周舵、梁曉燕、秦暉、郭於華、李海、劉自立、錢理群、滕彪、田曉青、王俊秀、許醫農、殷玉生、張博樹、張耀傑參加了會議。
這天正好也是母親節，會上全體與會者起立，向六四事件中失去孩子的天安門母親致敬；並靜默3分鍾，向六四遇難者誌哀。
研討會涉及了豐富的議題，包括1989年六四事件真相、它的後果和意義、六四之後的社會形勢、中國民主進程及前景等。
第一個發言的錢理群教授深情地說，他來參加這個會議有兩個動因。一是出於教師的良知，20年前，許多學生為中國民主事業獻出了生命，他作為教師，未能保護他們，一直心懷內疚，因為保護受難學生是教師的天職，也是北大的傳統。90年前的 “五四”，當學生被捕，挺身營救的就是蔡元培校長。學生犧牲而不能保護，已經欠了一筆債；學生蒙冤至今不得昭雪，如果再不說話，就是愧為人師。其次，是出於學者的良知。政治家可以不為六四平反，而學者卻必須將六四寫入曆史，進行學理的討論與研究。
周舵講了他在1989年從4月中旬到6月4日的經曆，其中包含一些不為常人所知的重要事件的細節，這引起與會者的興趣和各自的回憶，並引發了關於“拒絕遺忘還是保持集體沉默”的熱烈發言。
徐曉回顧了自己從上世紀70年代起就參與民主運動的經曆，並向大家發問：“作為個人，我們可以做到拒絕遺忘，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延續記憶；但是，麵對一個看起來日益強大、甚至可以影響世界格局的政權，麵對一個以實用主義、犬儒主義為主流的社會，我們能夠在什麽意義上堅持與堅守對抗的姿態？”
崔衛平認為，“這麽長時間，我們對於六四集體保持沉默，實際上參與了隱瞞這樁罪行，這使得我們每個人，對於這件事情已經有了一定的責任。”她還問：“在六四20周年之際，我願意向周圍所有朋友提出這樣的問題：二十年來的沉默和隱瞞，給我們社會帶來的影響是什麽？給我們民族的精神和道德帶來怎樣的損害？而我們自己在工作、生活中所受的損失又是什麽？我們還打算繼續沉默嗎？”
莫之許說，20年來抵抗遺忘的鬥爭獲得了顯著成果，這既來自於市場化、全球化的社會進程，還來自於互聯望網的恩惠。這一勝利的成果已然進入了新一代的生活，當他們遇到權力的暴虐時，總是不由自主地將之與20年前的悲劇聯係起來。從而，六四日漸成為當下反對壟斷權力，反對專製政體的精神資源、象征符號和認同基礎，通過這一紐帶，越來越多的人走上了追求自由民主之路。
李海談到了六四如何成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他在六四之後生活、工作受到了直接影響，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他感到現在需要考慮如何降低這種影響，回到一個正常人的生活軌道。
劉自立從曆史縱深的維度，以“啟蒙、秩序和反革命”為題，從思想文化角度解讀從五四到六四的重大變化和事件：“從五四開始的國家主義和個體主義爭奪話語權，轉變成為人民革命；廢黜傳統的文化虛無主義，又轉型為紅色革命文化，繼而消滅一切文化；1949年代表民主轉變成為獨裁極權；1966年文革代表極權主義人民運動和極權主義國家統治的結合；改革之1978年，代表極權主義取消革命。後六四政權，以建立中國價值，對抗普世價值。”
張耀傑論文的題目是“根本解決與點滴改良”，對比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胡適的漸進改良主張與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魯迅、周作人、李大釗等人的激進革命態度，認為六四時“假如絕食學生及時撤退的話，既給當局提供了考慮其它選項的餘地，也可以消解開槍鎮壓的理由和借口。”並建議現在“維權人士也應該提出‘剛性抗爭’和‘韌性抗爭’的概念”。
秦暉在發言中將六四與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運動在運動模式、結果等方麵做了比較。他認為六四民主運動發生在一個組織資源極度貧乏、政府與民眾極度缺乏互信、互動關係的社會中，但中國的學生、市民和知識分子組織較快，訴求和行動都十分理性、和平，幹得不錯。針對六四鎮壓產生了中國經濟大發展的說法，他從曆史學者的角度出發，認為不能從一次事件就總結出曆史規律，他指出，六四鎮壓與經濟發展隻有時間的先後關係，而很難證明它們之間存在著因果關係。
研討會多篇論文指出，六四天安門事件是當代中國史的一個分水嶺，六四帶來一個視野是質疑中共統治的合法性。田曉青提出，六四之前的合法性雖然不是建立在民意的自由表達之上，但有一種借助於革命權威的合法性：自稱爭取自由民主，反抗反動派的壓迫和不義；由宣傳造成的想象——人民政府為人民，人民當家作主，專人民的敵人的政；以及實行改革得到擁護產生的合法性。但六四的暴力卻是純然非法的，取消了有關合法性的想象，自此，權力之依托從合法性轉向有效性（去意識形態化）：暴力之有效性和利益之有效性。改革之道義（政治）目標被取消，黨也從意識形態集團轉變為利益集團。
徐友漁宣讀論文時指出，六四開槍性質嚴重，意義深遠，舊有的意識形態源遠流長、精致牢固，如果沒有六四的鮮血，人們並不容易掙脫；支撐1989年學生運動的精神資源，相當一部分是出自於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一個學生運動領袖麵臨即將到來的殘暴鎮壓時說，要用鮮血來喚起中國人民的覺醒，此話不幸而言中。六四事件沒有改變中國的政治體製，但它為中國政治體製的改變昭示了緊迫性，並準備了思想條件。
六四之後社會形勢的變化發展以及對於現狀的認識和分析，是與會者討論比較集中的話題。殷玉生認為，六四之後，政府的意識形態基本失效，統治靠武力支持下的經濟高速發展，這掩蓋了幾乎所有的矛盾，但從發展中權貴獲益多，底層民眾獲益少，當民眾的覺悟和要求提高時，反抗的成本會降低，而一旦出現經濟危機，將引發社會動蕩進而引發政治轉型。王俊秀說，六四以後中國的變化有兩點，第一，20年來形成了一個畸形改革的“中國模式”，經濟上表現為低人權福利保障的出口發展戰略，形成了一個資本與權貴結合的新壟斷階層；第二是2003年以後興起了公民維權運動，《零八憲章》是公民維權運動的進一步發展。
梁曉燕談到了“八九”一代年輕人和今天的年輕人思想、精神狀態的差別，她曾經請幾個年輕人看卡瑪拍的《天安門》，他們對於“八九”一代年輕人眼神中透露出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眼神，感到十分陌生和吃驚。今天年輕人遭受現實生存壓力，生活、思想空間受到極度擠壓，精神狀態呈現荒蕪景象。不過，在這種大的冷漠氣氛中也出現了某種希望，這就是近幾年大量誌願者的出現，他們身上體現的承擔責任和獻身的精神，與“八九”精神有某種程度的相接。
維權律師滕彪指出，現在的維權運動是建立在八九民主運動的基礎上的，80年代民主運動采取當時的形式，是與那時的政治環境相聯係的，而現在的維權運動主要通過個案參與、網絡媒體、民間聯合等方式，推進人權、法治，從而推動政治體製轉型。通過維權抗爭的人會越來越多，因為受到侵權的人越來越多，從根本上說是因為極權-後極權體製與人性是敵對的。在互聯網時代，維權的方式更多元化。從甕安事件、楊佳案到三鹿奶粉事件可以看出，現存統治的基礎正在逐步喪失，公民社會力量在漸漸成長，政治轉型形一定會發生。
郭於華指出，想要結束曆史悲劇，惟有真實、徹底地記住曆史——真實的民主運動。惟有曆史的真相是“狼奶”的解毒劑，而在這方麵我們依舊任重道遠。郭於華還指出，當下抗爭的空間是在抗爭過程中撐開的；抗爭能力是在抗爭實踐中產生出來的。不能指望統治集團自動地放權，或釋放空間。
郝建的發言題目為“從六四民主運動看中國執政者與百姓的受迫害妄想心態”，他試圖借用心理學中的“受迫害妄想症”（Persecution paranoia）來分析這種心理狀態對中國政治生活的影響，分析走出這種負麵心理狀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從六四前後中國執政者的種種言行來看，他們中的主要決策者存在著誇大威脅、有偏見地選擇證據從而走向偏執反應的情況。受迫害妄想心態在中國百姓中也有表現，而在六四之後，過分誇大執政者的能力，過分誇大執政者的非理性狀況成為中國百姓的普遍心理氛圍。
張博樹在其論文中指出：“六四的血腥結局，顯然與當時的中共最高決策者的‘敵對思維 ’邏輯直接有關。在這個邏輯中，真正的愛國者變成了‘顛覆者’。20年後的今天，黨專製的體製已經發生深刻的衰變，‘敵對思維’邏輯對當政者來說已經徹底轉化為抗拒憲政民主、抗拒人類普世文明、維護黨專製體製的手段。然而，這些年的一個重大變化是，中國民間民主力量已經開始掙脫原來束縛自己的‘敵對思維’ 傳統，我們一方麵主張現存體製是沒有出路的，它最終將被真正的憲政民主製度所取代；另一方麵，我們不把當政者視為‘敵人’，而是人們順應曆史大勢，成為改革的促進者而不再是阻礙者。這是一個更高的道德基點，體現了完全不同的政治思維和政治文化。”
在會議自由討論的環節中，針對“以流血換取穩定”的說法以及六四鎮壓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大家展開了認真嚴肅的討論。對於這些為開槍鎮壓辯護的說法，與會者不予認同，認為這樣的邏輯是拿別人的生命為代價換取經濟發展，實際上目前中國社會嚴重貧富不均，充滿各種危機。圍繞“敵對思維”的提法，研討會進一步展開了有關民間社會與政府之間關係的討論。
附件二：研討會論文選登（點擊即可閱讀）
1、錢理群：“一個未完成的曆史任務”
2、張博樹：“論敵對思維--為紀念六四天安門事件20周年而作”
3、徐友漁：“從1989到2009——中國20年思想演進”
4、張耀傑：“根本解決與點滴改良”
5、崔衛平：“為什麽要談六四”
以前專業的教育部領導全部換馬，上來的是一批不一樣的不知如何講這些人。總之，三年後，大學裏很多變化。接下來中學，小學，現在，很多學校都是商業和腐敗的戰場。沒有了做學問的氣氛。
如今的年輕人都是茫然，哪裏是中華文化？倒是從台灣島國來的人身上能找到一些中華文化的樣子為什麽幾千年的文明古國，屢遭創傷，不能有自由？唯求上帝憐憫中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