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張博樹：《紀念耀邦，推進轉型 》

紀念耀邦，推進轉型

――論中共黨內民主派的曆史角色

張博樹


（本文是為《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12位老共產黨人的反思》一書所作的導言，這本書已由香港晨鍾書局出版，以紀念中共改革派領導人胡耀邦逝世20周年）


胡耀邦是中國共產黨內少見的開明領導人，改革派領袖，當代中國轉型進程中的重要曆史人物。1989年胡耀邦的逝世引發了八九公民維憲愛國運動和六四天安門事件，遂成為中國當代史的分水嶺。

今年是耀邦先生逝世20周年，寫作、編輯、出版本書首先是為了寄托有良知的中國人對耀邦先生的懷念之情。

但是，又不僅此。胡耀邦去世20年，中國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一黨專權的政治體製造成權貴資本泛濫，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結構失衡，在根本意義上阻礙中國回歸人類普世文明，當年如此，今天仍然如此，而且其嚴重、惡劣程度已經遠甚於當年。20年來所取得的所有經濟成就在一個助長貪腐的體製麵前，均顯得黯然失色。

這就是我們當下麵對的現實。它意味著，我們今日紀念耀邦，必然懷著一份深深的現實關懷；這種紀念，除了緬懷故人，更是為了推進耀邦先生未竟的事業，推進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憲政轉型。本書題為“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其意即在於此。

我更想提醒讀者關注的是本書的作者。

這是一群老共產黨人，他們有的曾是耀邦先生的老戰友、老部下，與耀邦有過密切的工作聯係或私人接觸；有的是耀邦主政時重要的黨政官員、學者專家。作為讚成改革的體製內人士，他們當年都是耀邦主張和政策的積極支持者、踐行者。20年後，這批可敬的老人大多已經進入垂暮之年，但憂國憂民的衷腸一點也沒有變。如果說有什麽變化，那就是他們對這個黨、這個體製有了更加透徹的體察和認識，對中國要走什麽路有了更加清醒、明確的理性自覺。這樣一個老共產黨人群體的出現有重要的象征意義，我把它理解為中共黨內民主派形成的某種準備，甚至起點。

這篇導言，我就想結合紀念耀邦，談談“中共黨內民主派的曆史角色”這個話題。我們將依次討論：什麽是“黨內民主派”（黨內民主派的定義）？何以說胡耀邦是中共黨內民主派的一麵旗幟？耀邦去世20年，當今中國形勢和中國共產黨的黨內形勢出現哪些新變化、新特點？為什麽人們希望黨內民主派能引領中共實現自身的理念轉型和組織轉型？這些問題的澄清，有助於加深人們對當代中國政治改革和許多重大課題的理解。

在這個基礎上，我將很榮幸地向讀者介紹輯入本書的各篇鴻文，與讀者分享我的閱讀體會，並以此表達晚輩對這些老共產黨人的敬意。

中共黨內民主派的界定

中國共產黨是根據列寧主義的建黨原則創建的革命政黨，在政黨分類上，屬於現代極權主義政黨類型。嚴密的組織、服從領袖、禁止一切派別活動是極權主義政黨的基本特征。毛澤東當政時的中國共產黨曾經把這些特征發揮到極致。在那時，不大可能出現對立於黨的最高領袖的不同政見。比如劉少奇，即便他在建國初期有一些不同於毛的主張，但遭到毛的批評整肅後迅即俯首稱臣，緊跟唯恐不及。林彪揣度毛的心理頗有心得，大智若愚的“韜晦”之術也算到了爐火純青的境地，但最終仍不免在“接班人”的位置上功虧一簣，成了中共曆史上又一次“路線鬥爭”的犧牲品。總之，在毛那個時代，中共黨內甚至沒有按照它自己的黨章規定應屬正常或起碼的“民主生活”，出現不同政見、形成有組織的黨內派別更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一個專製性政黨內部出現分化，產生不同的政治主張，隻有在這個黨生逢的曆史條件發生變化、作為極權主義政黨的黨本身也開始走向衰落時，才有可能發生。

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正是這樣一種情形。

從大的時間尺度看，20世紀是中國的大變化、大動蕩期。中國從前現代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特別是製度轉型，就發生在這個時期。這個轉型的目標本來是建立現代民主政治，用來取代在中國延續了2000年之久的皇權專製製度。但是，曆史發展本身往往充滿了悖謬。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把西方激進的社會理論――馬克思主義――引進中國，並與俄式革命戰略相結合，形成共產黨自己的改造社會的理想和綱領。令人驚異的是，這個黨在後來的曆史發展中竟然取得非凡的成功，在不到30年的時間裏打敗了自己的對手，從而獲得按照黨的既定理念去改造中國的現實機會。

當然，我們今天已經知道，這是一出烏托邦悲劇。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從告別專製、走向共和意義看，本來代表著中國現代社會政治轉型的正確選擇；1949年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致力於建設一個“階級專政”基礎上的“新社會”，其實倒是對這一曆史進程的扭曲，乃至背離。可歎的是這樣一個曆史哲學意義上的真理，中國人是在付出巨大的代價後方才認識。――當年的中共領導人和千千萬萬普通的共產黨員，不是都曾真誠地相信自己所要建設的，才是“自由民主的新中國”麽？！1949年的成功，賦予中國共產黨巨大的政治合法性，也成就了一個革命政黨向人類曆史上最大的極權主義執政黨的身份轉變。這個黨曾經是強有力的，不僅因其“革命”理念的深入人心，而且因其出色的組織控製和動員能力；而這兩者，又都與一個魅力領袖的存在結合在一起，並互為因果。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曆史條件，那就是中國社會這塊巨大的土壤。這是塊富含專製文化基因的土壤。一個極權主義執政黨隻有植根於這樣的土壤中，才能根深葉茂，如魚得水。

然而，時代在變，中國也在變。既然這個黨的理念追求在曆史哲學意義上本來是錯的，虛幻的，那麽曆史本身就總要創造出糾正這種錯誤的條件和機會。1976年毛澤東去世，1978年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這樣的機會終於開始顯現。改革開放其實是對當代人類普世價值的回歸，也是對1912年所代表的製度選擇的回歸。盡管當政的共產黨領導人不願意、也不太可能一下子就承認，但套用一句馬克思主義的語言，這是一個曆史趨勢，“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我們還要看到，這個偉大進程不但對社會的影響極其深遠，對執政黨本身的影響同樣極其深遠。社會選擇和價值傾向的多元化會在執政黨內部引起反響，引起黨內成員認知和組織意義上的分化，從而最終改變執政黨內部的政治生態。社會的民主化要求執政的共產黨自身也必須發生變化，執政黨的自我轉型已經被提上日程，而這必然意味著，共產黨作為專製主義政黨的衰落將不可避免。

中國共產黨的黨內分化首先是認知意義上的分化。

我們看到，這些年來，共產黨內出現一批有識之士，他們當年參加革命本來是為了建設一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但大半生的經曆證明，這個他們親手參與創建的體製非但建不成這樣一個“新中國”，反倒離這個目標越來越遠。隻有憲政民主，那個原來被馬克思主義批判為“資產階級”的政治體製建構，才是人類的光明正道。他們是這個黨的成員中的最早一批覺悟者。“兩頭真”可謂對這批老共產黨人的如實寫照，那就是，當年參加革命、為共產主義理想而奮鬥是真；現在提倡憲政民主、反對共產黨的一黨專製同樣為真。正是這樣一個“兩頭真”老共產黨人群體的出現，為中共黨內民主派的形成做出重要開局。

對中共體製內變化素有研究的旅澳學者馮崇義先生曾經把判別中共黨內民主派的標準歸納為如下三項：“第一，認同自由主義民主的價值體係，盡管在學理上對自由主義民主政治的認識程度可以有深淺不同。第二，反對一黨專政。從民主的角度反對個人迷信、領袖獨裁但並不明確反對一黨專政的人，至多也隻能算是半個民主派。第三，在行動上從中共內部積極推進中國的民主化政治改革，區別於有思想而沒行動的黨內潛在民主派、也區別於作為公開的反對派從事民主運動的黨外民主派”。“嚴格說來，中共黨內民主派實際上指的兩部分人，即極少數完全意義上的自由民主派和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自由主義民主傾向但未必完全認同自由主義民主的‘半民主派’”。（參見馮崇義“中國民主化的進程和中共黨內民主派”等文）

我基本上讚同崇義兄關於中共黨內民主派的這個界定，需要補充的是：這裏的“派”隻是廣義而言，指具有相同或近似價值取向的黨內成員所組成的鬆散群體；識別他們的“共同性”的，首先、而且（就目前而言）主要是他們認知上的特征，而不是組織上的特征。這就是說，廣義的中共黨內民主派的出現，首先是中共黨內認知分化的結果。它有可能發展為中共黨內的某種組織派別，甚至導致中共的組織分化，但這是未來的事，遠不是當下。

但黨內認知分化作為一個事實的存在，仍然意義重大。在當代中國改革的偉大進程中，中共黨內民主派的孕育產生乃至隆重登場，就將以此為始。

胡耀邦是中共黨內民主派的一麵旗幟

中共黨內民主派有兩麵旗幟，一麵是胡耀邦，一麵是趙紫陽。二位都曾擔任過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又都在這個職務上被黨內保守勢力拉下馬來。

胡耀邦是中共黨內有名的“紅小鬼”，參加過長征的老革命。耀邦當年曾頗受毛澤東器重，長期主持共青團工作，盡管在60年代特別是文革中受到過迫害，卻從沒有動搖他對共產主義的原初信仰。文革後複出，耀邦積極推動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大力平反冤假錯案，重新評估黨的曆史，極力反對個人崇拜和“終身製”，倡導“說真話”，愛護和保護知識分子，營造寬容的社會氛圍，堅持“發展”、“創新”馬克思主義，在經濟、科技、教育、農村發展、“精神文明建設”、國家發展戰略、和平外交等領域提出廣泛的改革設想或舉措，凡此種種，均是為了拯救這個黨，試圖重新恢複這個製度的生機，給中國人民帶來幸福。耀邦確曾真誠地相信，經過共產黨人的不懈努力，黨的原初理想的實現仍然是可能的。

當然，耀邦的局限也在這裏。耀邦先生雖勤奮好學，但在認知方麵未能超出傳統馬列意識形態的囿限。耀邦為人真摯、坦蕩，人格高尚，這在共產黨高級領導人中是極其難得的。但是，他的獨立人格一旦與“組織原則”發生衝突，就往往發生變形，這使耀邦內心深處充滿痛苦。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反自由化”問題上，耀邦雖盡力與鄧、陳周旋，乃至抗爭，但也免不了委曲求全，對兩個“左王”反擊不力，所以如此，除了現實政治鬥爭的複雜、殘酷外，耀邦自己並未從根本上反思一黨製社會主義的弊端，是重要原因之一。認知方麵是一個因素，心理方麵是另一個因素。長期的黨內生活、巨大的意識形態傳統和禁錮使得即使耀邦這樣的人也未敢觸動心靈深處的禁區，這種無意識的自我防衛機製是尚待科學研究揭示的重要秘密。1987年胡耀邦含冤下台。在生命的最後兩年耀邦同吳江、李銳、於光遠等人的交流說明他已在思考一些更深層麵的問題，可惜曆史沒有能給他足夠的時間完成這種思考。

總之，無論就認知層麵還是就組織行為層麵言，胡耀邦仍然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共產黨人，是一個並未同舊體製決裂、仍然試圖在傳統軌道內為這個黨和這個國家尋求出路的探尋者。那麽，我們為什麽又說胡耀邦是中共黨內民主派的一麵旗幟呢？

我以為，可以從下麵兩個含義上理解這個命題：

首先，耀邦的認知理路雖然總體上仍未擺脫傳統意識形態的羈絆，但他的思考中已經包含大量可供挖掘的新的思想元素，這些思想元素或認知元素帶有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因子，經過提煉、提升，完全可以轉化為當今中國政治改革和憲政轉型所需要的思想資源和體製內動員力量。

舉個例子。早在文革剛剛結束不久的1977年，耀邦就曾指出：“禁錮我們這個民族創造力的，一個是精神枷鎖，什麽‘一句頂一萬句’，‘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一直到‘兩個凡是’，都是教條主義的。還有一個是‘組織枷鎖’，曆次政治運動積累起來的冤假錯案，各種錯誤的組織結論，把幹部知識分子壓得抬不起頭來。他們的親屬、朋友，被剝奪了擔任適當工作的權利，無法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這樣一個精神上、組織上被禁錮、被壓製的不自由的民族，怎麽可能與世界上的發達國家進行自由競爭呢？”（盛平主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香港泰德時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頁56）

“這樣一個精神上、組織上被禁錮、被壓製的不自由的民族，怎麽可能與世界上的發達國家進行自由競爭呢？”――此話講得何等之好！雖然耀邦這句話有它特定的語境和所指，但卻蘊含了太多可供思考、可供挖掘的東西。關於民主，耀邦曾坦率承認自己還沒有“研究清楚”，但他明確指出“民主問題沒有研究清楚前，各種各樣看法都可能提出來，但都不可當作定論”。（同上，頁330）這裏表現的是一種開明態度，因為既然還沒有“定論”，就應當允許人們就民主問題進行討論，發表不同的見解或主張。關於“黨性”，耀邦曾這樣講：“以前我們很長時間把黨性理解為聽黨的話，任何情況下服從組織決定，理解為就是組織性紀律性。看來，這不應是最本質最核心的東西。我想，實事求是，追求真理，才是黨性的核心。”（同上，頁729）盡管耀邦自己也沒有能完全做到這一點，但提出這個觀點本身，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已經十分難能可貴。關於這個黨的現狀和未來，耀邦則時不時表露出深深的憂慮：“現在是我們當權，現在是我們登台表演，今後10年中間，我們這些人究竟演出什麽戲來？是演出一場威武雄壯的話劇來，還是演出一場悲劇來？是演出一場笑劇來，還是演出一場醜劇來？”（同上，頁332）耀邦對這個黨走向衰退心存警惕，對黨內越演越烈的腐敗現象痛心疾首，大聲疾呼“不要忘記國民黨在抗日戰爭勝利後幾年就垮台的教訓”。（同上，頁1092）雖然從目前掌握的資料言，耀邦尚未將自己的沉思上升到從理念和製度層麵為共產黨另尋出路的高度，憲政、多黨製、建設一個強大成熟的公民社會等尚未係統進入耀邦的思考視野，但耀邦主張大膽探索，不要為這樣的探索設置禁區，已經預設了一個人道的、理性的觀察問題的立場和出發點。而且，我們不要忘記，耀邦是頂著多大的壓力在做這樣的事情啊！

隻有深入體察耀邦當年處境之險惡，才能理解耀邦精神之可貴。耀邦去世後兩年，六四突變，軟禁中的趙紫陽繼續了耀邦的思考，把耀邦很多還沒有來得及想明白的問題徹底搞清楚了，趙紫陽也成了中共體製內第一個公開與專製體製決裂的前領導人。胡、趙的思想遺產，是當今和未來中共黨內民主派的重要精神財富，是中國改革事業的寶貴精神資源。在這個意義上，說胡耀邦是中共黨內民主派的一麵旗幟，難道不是恰如其分麽？

其次，更重要的是，胡耀邦和一大批以他為代表的力主改革開放的共產黨人，是極權政治達於頂峰後走向反麵的產物，是這個黨痛定思痛過程中產生的體製內新生力量。盡管這個力量還很弱小，在認知、行為方式等方麵遠未掙脫舊體製的影響，但他們卻在客觀上代表著某種新的方向。共產黨作為一個極權主義執政黨需要脫胎換骨的改造和轉型，才能從一個專製政黨轉變為憲政民主體製框架內的民主政黨。這是中國社會轉型的需要。對中共來說，這也是一個痛苦、艱難的自我解構和重建過程。它需要一係列的刺激和推動，包括來自自身內部的刺激和推動。胡耀邦和他的黨內改革派同事恰恰充當了這樣一種推手的角色。盡管在當時，他們自己也未必清楚意識到這種角色，但曆史發展往往是這樣的，行動者在大的曆史轉變年代不自覺地充當了曆史進步的工具，甚至火車頭。

耀邦曾經痛切地指出：“要看到，我們的國家野蠻落後。一個國家要有正常的政治生活，首先執政黨有正常的政治生活。”“一個黨，一個國家，如果沒有正常的政治生活，就等於滅亡，實際上是一個軀殼。”（同上，頁211）正是基於這一點，基於對文革等痛苦經驗的深刻反思，耀邦堅決反對任何個人崇拜，力主廢除事實上的黨和國家領導職務的終身製。耀邦曾表示，希望中國也能有自己的華盛頓，“我一定隻幹一屆，到70歲就退下來，成為黨內首先自覺退下來的一個！”（同上，頁790）事實上，過去30年中國共產黨在政治體製改革方麵所取得的為數不多的進展，其中之一就是結束了領導職務的終身製現象，至少在形式上。這與耀邦的努力是分不開的。當然，鄧小平也積極主張廢除終身製，但他的言辭和行動並不一致。鄧在十三大後名義上退出了政治局，實際上卻仍然是共產黨的太上皇。它反映了我們這個民族根深蒂固的專製傳統，要改變之，談何容易？！

耀邦倡導全麵的改革觀。他主張中國的改革必須“全麵而係統地改，堅決而有秩序地改”。（同上，頁826）1986年，耀邦主持製定《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這個文件強調“我國社會主義發展中的主要曆史教訓，一是沒有集中力量發展經濟，二是沒有切實建設民主政治。”（參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曆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全會重要文件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頁426）應該說，這如實反映了胡耀邦和80年代主張改革的一批共產黨人的共同認識。他們希望切實推進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強調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凡此種種，均在客觀意義上有助於推進執政黨的自身轉型。後來曆史又一次發生大的逆轉，六四天安門事件結束了80年代的改革蜜月，但曆史卻記錄下耀邦和他的改革同道的奮鬥足跡。今天和未來中共黨內民主派對改革事業的繼續推進，都是對那一段曆史的承續和拓展。

在這個意義上，把胡耀邦視為黨內改革派的前驅和中共黨內民主派的旗幟，也顯得極其自然，並符合曆史發展本身的邏輯。

當今中國形勢和中國共產黨的黨內形勢出現哪些新特點？

耀邦逝世20年，也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中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正麵看，中國的經濟總量有了很大增長，國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經濟生活中的自由選擇度在加強，這個國家已經從開放中領略到市場經濟的無限好處。但是，與此同時，貪腐也在增長，也在膨脹，而且這個膨脹的速度遠快於國民財富總體增長的速度，更快於普通國民收入提高的速度。人們用“權貴資本”來形容這個日益龐大的貪腐集團，因為他們很多是靠非法利用公權力發的財，然後再憑借這些不義之財進一步染指、控製公權力。這股巨大的貪腐勢力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社會軀體上最大的毒瘤。

那麽何以至此？這就要回到六四發生後執政者對自身狀況的基本估計和他們采取的應對之策。六四無疑是中共當政者建政40年遇到的最大危機，用坦克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和普通市民，幾乎使這個政權的合法性在一夜之間蕩然無存。鄧小平何嚐不懂得這個道理？所謂“大氣候”、“小氣候”不過是給武力鎮壓找一點說辭，他自己也清楚，老百姓對“官倒”、腐敗的憤恨才是這麽多人走上街頭的真正原因。為了穩定局麵、收回人心，六四後、特別是鄧小平南巡後的中共執政者采取了兩套並行的辦法：一套是狠抓經濟，促進增長，我們可以稱之“GDP”戰略。執政者的邏輯是，經濟發展了，老百姓得到“實惠”，人心就可收回，政權就可穩定。這樣，人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麽GDP會成為過去20年中央考核地方各級政府“政績”的硬指標。另一套辦法就是體製內的反貪腐戰略。盡管信心不足，黨的領導者至少希望這樣的努力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遏製體製內腐敗的蔓延趨勢。體製內反腐還有一層含義，那就是把它作為真正的政治體製改革的擋箭牌和替代品。黨的領導人努力讓他的黨員和普通臣民相信，似乎依靠黨的各級紀律檢查機構，就可以解決權力監督和權力製衡的難題。兩套戰略的總目標是維持“穩定”，說的再透徹些，是為了維持共產黨的統治，也就是執政地位。而這樣兩套戰略的實施必然同時意味著，上個世紀80年代黨內曾經醞釀過的政治體製改革將被長期擱置，因為今天的領導人甚至不再具有勇氣領導這樣的改革；至於多元化和以憲政建設為目標的政治改革，則更是被徹底否定，因為這樣的改革被解讀為要從根本上“革”共產黨的“命”。黨的“第三代”或者更新一代領導人肩膀太嫩，心胸又太小，他們似乎扛不起“丟掉祖宗江山”的惡名。

&nb sp; 那麽，這樣的戰略能否真的奏效？既可能，又不可能。說它可能，是因為市場經濟畢竟沒有被否定。盡管遠談不上健全，市場經濟還是在“有中國特色”的製度背景下踉蹌地發展著，並給中國帶來了機會和財富。更何況，中國還有足夠多的低價勞動力，可以在國際貿易領域盡顯某種“優勢”。在上述意義內，GDP的連年大幅增長並不令人感到意外。隻是到了最近，這種增長模式內含的危機才逐漸暴露出來，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則給國內公開的或潛在的經濟瘡疤添了一把鹽。說它不可能，又因為體製內反貪腐絕無成功希望，否則人性就該改寫，人類的曆史也早該是另外一幅模樣。30年來，體製內反貪不可謂不努力，但貪官越整越多，貪術越整越高，反“反貪”的手段越來越精明，也越來越無恥。中國的官僚權貴集團、產業權貴集團和文化權貴集團已經在六四後短短的20年間分別坐大，以至有人說，中國的幾百個權貴家族已經控製了這個國家的命脈！

究竟誰在“革”共產黨的“命”？不是什麽“民運分子”，也不是什麽“敵對勢力”，而恰恰是這些憑借專製體製飛黃騰達的權貴資本和各個領域的官僚權勢集團！――這一點，人們已經看得越來越清楚了，因為正是他們的為所欲為，造成增長中的GDP的不良傾斜，造成日益嚴重的社會不公、官民衝突，造成讓黨的最高領導人寢食不安的“穩定”危局。不過30年啊！當年那麽昏庸無道的大明帝國，還維持了276年之久；大清帝國也延續了12帝，如果不是外力壓迫、內部變化，也許還會多維持個一代、兩代。中共建政不過60年，改革開放僅僅30年，領導人更替也不過三、四代，雖然外表還擺出一付“盛世”模樣，骨子裏卻已經腐朽。這是多麽令人震驚的曆史一幕？！

這就是當今中國的基本形勢。

當然，對同一個現象，往往會有不同的解讀。麵對“盛世”外表下的深刻危機，僅就中國共產黨黨內言，已經出現三種不同的聲音，每種聲音代表著一個特定的立場，一種回應危機的方案。

第一種聲音，黨內民主派的聲音。他們認為，30年改革開放的曆史證明，隻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跛足”改革路線最終是難免要失敗的。體製內反腐解決不了體製性貪腐的頑症；隻有憲政民主，中國才有希望，而憲政民主意味著不能再繼續共產黨一黨專政的老路。

第二種聲音是黨內“毛派”的聲音。“毛派”指責30年改革背叛了社會主義理想，製造了大批“新生資產階級”。他們認為，隻有回到毛的“繼續革命”立場，回到 “公有製”，回到文革式的“大民主”，中國才有希望。這個中共黨內“左翼”派別的出現和近幾年來的“當紅”，一方麵證明了毛的遺產的複雜性、多麵性，另方麵也證明，中共壓根兒也沒有對這筆遺產做過真正認真的、夠水準的曆史清理，以至在許多最基本的問題上竟然還歧見迭出，一團混亂。

第三種聲音則是通過“主流傳媒”傳達的黨的“主旋律”聲音。這種聲音過於熟悉，在此就不必贅言了。總的說，隻要黨的最高領導集團還沒有從這種進退維穀的兩難境地中找到出路，或者即便內心明白但一時半會兒還不便說出，也沒有真的下定決心走出曆史決定性的一步時，他們就隻能繼續維持那套自欺欺人的“特色”神話，既忽悠全國的老百姓，也忽悠當權者自己。所謂“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堅持要用“核心價值觀”對抗普世價值，用“特色社會主義”對抗憲政民主，不過是此類裝腔作勢立場的最新表現而已。今年“兩會”期間圍繞吳邦國的人大工作報告在官辦媒體上展開的鋪天蓋地般的反“西化”、反“三權分立”、反“兩院製”的宣傳，則再一次暴露了官方意識形態色厲內荏的虛偽性質。

以上三種不同聲音的並存再次證明，中國共產黨黨內認知上的分化已經是一個無可回避的事實。這是當今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出現的一個新特點，也是中共作為老牌專製主義政黨正在走向衰落的明顯標誌。

黨內民主派的曆史責任：引領中共實現自身的理念轉型和組織轉型

那麽曆史如何繼續往前走？去年12月，民間發表了呼籲推進中國憲政改革的《零八憲章》，代表了自由知識界和廣大公民追求民主、自由、公正、建設一個憲政中國的心聲。就體製內改革言，人們則希望，黨內民主派能逐漸發展壯大，在中國社會轉型的偉大進程中，擔負起引領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實現理念轉型和組織轉型的曆史責任。這種“希望”並非虛妄，它是對中共黨內三種立場各自會引出何種結果進行客觀分析後得出的結論。

首先，“毛派”主張的無出路性是明擺著的。中國不可能再回到過去，回到文革，除非中國人都是弱智，中華民族是一個健忘的、不可救藥的民族。我並不讚成對毛澤東年代的全盤否定，對毛本人和毛時代的遺產確實還需要進行更深入的曆史清理。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用“繼續革命”的辦法解決不了“新生資產階級”的問題，過去如是，今天仍然如是。“繼續革命”的理論前提本身就是錯誤的，雖然它曾反映了一代共產黨強人領袖的衝天豪情。更何況，毛時代也從來沒有過什麽“人民民主”或“大民主”。獨裁者半是出於烏托邦想象、半是出於黨內鬥爭需要恩賜給他的臣民的“上海一月革命”式的“民主”，與真正的公民自由民主相差十萬八千裏。

其次，“主旋律”主張的無出路性也是明擺著的。麵對深刻的社會矛盾，采用鴕鳥政策，堅持“特色”神話，無助於化解執政者的危機，卻在客觀上保護了權貴勢力，等於共產黨的慢性自殺。君不見建國60年，如此“乾坤扭轉”的“曆史紀念”年頭，我們的中央政府卻是以“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為全年工作的總綱，還先後把全國2000多個縣的縣委書記、公安局長招來北京，接受應對“突發公共事件”的培訓，執政者危機感之深刻、之切膚由此可見一斑。但為什麽不敢在政治改革方麵勇敢地向前邁出一步呢？須知，將錯就錯，抱守殘缺，猶抱琵琶，硬充好漢，既不敢在國際場合公開與世界民主大趨勢叫板，又在內部死守專製政治的底線，這是最無能的選擇，也是最糟糕的選擇。

隻有黨內民主派的主張切中時弊，他們的見解與民間自由力量關於中國前途的見解是完全一致的，代表了良心尚存的體製內人士對形勢的清醒判斷。所以我們說，中國的希望在憲政民主；中國共產黨的希望在中共黨內民主派。

關於中國未來政治演變，我在我的那篇《中國憲政改革可行性研究報告》的“主報告”結尾處，曾分析了這樣幾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中共黨內民主派與溫和的民間反對派聯合起來，共同主導中國的改革，通過較平穩的製度轉型，達致憲政改革的成功；

第二種可能：當權者拒絕憲改，社會矛盾激化，最終走向崩潰；

第三種可能：當權者拒絕憲改，但用更加純熟的手段維持統治，使專製體製死而不僵。

顯然，隻有第一種可能，才是我們要盡力爭取的，因為它才是中華民族的出路。

我還想特別指出的是，這條路既是中國的出路，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出路。一黨專權的政治體製必然死亡，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組織卻有可能獲得新生。這種新生的前提和途徑則是成功實現中國共產黨的理念轉型和組織轉型。那麽，何為理念轉型？何為組織轉型？理念轉型指中國共產黨放棄過去的專製邏輯和敵對思維，認同普世價值，也就是自由、民主、公正、尊重人的基本權利的價值觀，認同多黨製和權力的可替換是監督、製衡公權力的最佳製度安排。組織轉型，則是指中國共產黨通過自身努力，逐步解構原來作為極權主義執政黨的組織結構和組織體係，按照現代民主政黨的建構原則實施組織改組，使這個黨變為一個全新的、可以在憲政民主製度框架內運作和行動的黨。

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

黨內民主派顯然肩負著引領中國共產黨完成這樣兩個轉型的曆史使命和曆史責任。

當然，今天的中共黨內民主派還很弱小，阻礙中共實現兩個轉型的黨內對抗力量（特別是權貴資本的力量）又十分強大，這容易讓人感到悲觀。中共黨內民主派要能夠左右中共的發展方向，引領中共的未來，就必須在中共組織內的各個層級上產生自己的代表人物、領軍人物，特別是在中央決策層產生這樣的人物。由於這個體製的腐朽和它所特有的逆淘汰人才選拔機製，產生這樣的人物和這樣一種力量似乎顯得越來越困難。這些都是事實，不可視而不見。但我還是相信一點：曆史總是要向前走的。中國要實現憲政民主，這是大勢所趨，誰也阻擋不了。執政黨或是自己主動改，或是被曆史推著改，或是被曆史所淘汰。無非是這幾種可能。如果在這樣一個偉大的曆史轉型過程中，擁有數千萬黨員的、諾大的中國共產黨裏邊竟然產生不了幾個像樣的改革者，產生不了一群真正以中華民族未來為己任的、敢於向舊體製宣戰的大智大勇之人，產生不了能夠引領這個黨走向新生的一支健康力量，那隻能證明這個黨真的氣數已盡，無可救藥了。果若如此，則不獨是這個黨的悲哀，也實在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悲哀。

但是，我們不希望看到這樣一個結果。

我相信，眾多中共黨內的有識之士也不希望看到這樣一個結果。

本書作者們的努力，就是在向相反方向，也就是使中國共產黨獲得新生的方向，所作的努力。它給人們帶來了希望。

本書各篇鴻文的大致介紹

本書共輯入12位老共產黨人的大作。

李銳先生和胡績偉先生是讀者十分熟悉的中共黨內改革派元老。李老以一部《廬山會議實錄》名揚天下；胡老上個世紀80年代執掌《人民日報》，為“人民性”振臂呐喊。二人都是中共黨內著名的改革先鋒。如今兩位老人都已經90多歲，但仍然關心著國家的前途和這個黨的前途。記得在兩位老人家中，晚輩與他們切磋書稿的主題、結構時，兩位老前輩都極其認真。稿子也都經過反複推敲、修改。李老的文章題目是“不當奴隸，更不當奴才”，這是對耀邦先生人格的讚美，反過來也是對這個體製培養了大批“奴才”的尖銳批判。李老指出：“中國自古以來，專製王朝，老百姓當慣奴隸，少數官員效忠當奴才。過去共產黨是必須當馴服工具，群眾學雷鋒當螺絲釘，少數奴才們助紂為虐”，黨內生活“極不正常 ”。是胡耀邦開始打破這個傳統。“胡耀邦能在共產黨內出現，非常了不起，戰爭年代出來的人，服從慣了，更不容易了。他獨立思考，他不當奴隸，更不願意當奴才。延安搶救運動時，到處大抓特務，他當時擔任總政組織部長，自己做了個試驗，找幾個絕對沒有問題的年青人，一逼供信，就都承認是特務了。於是他立即找毛主席說，不能再幹這種事情。這是他親口對我說的。”李老還在文章中引用了88歲壽辰時自己寫的詩“唯一憂心天下事，何時憲政大開張”，並再次呼籲，“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黨地位的合法性計，為國家、民族和天下蒼生計，政治體製改革迫在眉睫，時不我待！”

胡老這些年來在老伴狄沙女士的協助下著述頗豐，不斷有新作問世。這次胡老給本書提供的文章是“要自由民主，還是專製壟斷？”胡老認為，“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就存在著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路線是自由民主的路線，一條是專製壟斷的路線。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胡耀邦，他實行的是一個自由民主的路線，追求的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後者的代表人物是鄧小平，他搞的是一個專製壟斷的社會。”據胡老看，胡耀邦、趙紫陽當政的12年，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最好的12年；這個“胡趙新政”，是對建國初期“新民主主義”建設路線的繼續，可惜後來被黨內的保守勢力腰斬。對於當今的政治體製改革，胡老認為，2007年謝韜提出中國應該走民主社會主義的道路的觀點引起很大反響，但“我左右尋思，感覺使用‘新民主主義社會’一詞更為合適，雖然多少有些不得已”。事實上，胡老近年來一直主張用“新式的民主主義革命”的提法來概括今天的改革，認為這種提法執政者更有可能接受。值此耀邦去世20周年，也是“六四”20周年紀念之際，胡老呼籲，應該從為胡耀邦、趙紫陽平反開始，走向平反六四，為中國的改革開出新局。

謝韜先生也是我所尊敬的共產黨人老前輩。我和謝老還有一段師生緣分。那是20多年前，我還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讀書時，謝老是研究生院的第一副院長。1987年，我們曾同乘一列火車到襄樊遊覽古隆中諸葛亮故居，後到湖南張家界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有機會向謝老當麵討教，包括那個把謝老牽連進去的胡風案件。時隔多年後師生再次見麵，謝老已因他的民主社會主義主張名噪海內外。那是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我去謝老家拜訪謝老，討論謝老為本書提供文章的主題。謝老當時精神非常好，與晚輩圍坐沙發，侃侃而談近兩個小時。我們商定謝老這篇文章的主題將圍繞執政黨的組織轉型話題展開。謝老已經就這個話題寫過一篇短文，發表在第20期《領導者》雜誌上，但言猶未盡，很想就此機會做一個更深入的探討。謝老還索要了一些有關耀邦的資料，表示在訪談、寫作前再做些研究準備。遺憾的是，這件工作還沒有來得及進行，謝老就突發腦血管病住進了醫院。幸虧搶救及時，總算脫離了生命危險。目前，謝老的病情已有很大好轉，但繼續原來的訪談、寫作計劃在短期內是不現實的。有鑒於此，本書收錄了謝老在《領導者》刊發過的那篇文章“共產黨組織轉型的思考”供讀者分享。這篇文章指出，共產黨強調自己的“先鋒隊”性質，組織上奉行“集中製”和“集權製”，在政黨組織形態上其實是極其落後的。“先鋒隊”理論完全不能適用於建設一個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的、開放的、群眾性的現代政黨。這樣一個政黨應該強調“民主”而不是“集中”，強調“分權”而不是“集權”。謝老還以國民黨為例，指出“ 中國國民黨作為一個百年老黨，已經經曆了從革命黨到專政黨再到憲政黨的轉變。1948年‘行憲’後，本來國民黨就應當向憲政黨轉化了，由於在內戰中失敗，國民黨先是在大陸後來在台灣實行了四十年‘戒嚴狀態’，延誤了組織轉型。中國共產黨要獲得新生，也必然要走國民黨走過的憲政之路。覺悟越早，轉型越及時，對於黨的未來發展就越有利。”――這真是一位老共產黨人拳拳愛國、愛黨、又企圖去“救黨”的肺腑之言。我們衷心希望，謝老能早日康複，繼續為我們這個民族展現他的良知，貢獻他的智慧。

何方先生1950年代曾在張聞天身邊工作，在中共黨史研究方麵有重大建樹。這次何老為本書提供的重文是討論耀邦對民族政策問題的貢獻。眾所周知，民族問題曆來是十分敏感的政治與意識形態話題，最近由於西藏問題的凸顯，這個話題尤其具有格外的尖銳性。何老並沒有做任何回避，而是嚴肅批評了執政黨在民族政策製定和實行中的許多自相矛盾之處：“60年來，我們一直宣告實行的是民族區域自治，但這隻是表麵的和對外宣傳用的，實際情況卻是另一回事。因為所謂自治，就得允許各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務之權’，但我們實行的則是‘黨管一切、漢人當政’。”“黨曆來在所管轄的地區，都強調和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建國後不但沒有放鬆，而且還隨著各種政治運動得到不斷加強。所謂一元化領導，實際上就是一黨專政的人治，也就是黨管一切和以黨代政。在內地如此，對少數民族地區更不放心。既然黨管一切，哪裏還談得上‘民族自治’？”“我們不隻是要‘黨管一切’，而且還要‘漢人當權’。例如以前蘇聯也是實行一黨專政和以黨代政的，但它的各加盟共和國，黨的第一把手大體上都是該共和國的主體民族出身，黨委和政府成員也多由本地人組成，很少由中央和外地派來。少數民族幹部到中央工作都是擔任實職，而不是虛位。有的全黨和全國領袖就出身於少數民族，如斯大林、鐵托。這在中國，既沒有發生過，也不能想象。”就西藏而言，何老並沒有否定共產黨本意在“解放百萬農奴”的初衷，但“黨在少數民族地區推行和內地一樣的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還以救世主自居，這本身就違背馬克思主義關於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原理。從外麵輸入的這種製度變革，大大超出了少數民族群眾的覺悟和認識，變成了名副其實的強加。”“我們長期從階級鬥爭的立場出發看待民族問題，也一直用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鴉片的觀點看宗教，所以對宗教總是不信任，總有一種近乎自發的排斥心理，不但要加以控製，還要按自己的模式進行改造。這當然隻能引起他們的不滿和反對。我們又習慣於不從自己方麵找原因，隻知道強製教育和進行鎮壓。但是壓力愈大，反抗力也愈大，矛盾就越來越激化了。”想想近年來西藏發生的一係列事情，這位老共產黨人的金玉良言真值得我們的當政者駐足沉思！何老在文章中回顧了耀邦對民族問題的主張，認為應該繼承當年耀邦的精神，尊重和信任少數民族，實行真正的充分的民族區域自治；尊重少數民族的文化權利，實行憲法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活動自由。何老特別強調，“所有這些旨在使各民族團結友好、愛國家愛民族，使自治區和平穩定、繁榮開放的政策與措施，能夠實現的先決條件，還是整個中國的民主化。也就是經過政治改革，變成一個憲政法治的國家，否則沒有可能。”這篇材料翔實、說理充分的兩萬字的長文，很難想象出自一位87歲高齡的老人之手。何老寫此文時，由於精神高度集中，導致失眠，曾一度住院。即便是在病床上，何老的思考與寫作也沒有停止。其情其景，實在令人感佩。

鍾沛璋、辛子陵、林京耀三位先生的文章則從耀邦與知識、知識分子，耀邦反對文化專製，耀邦對發展民營經濟的貢獻等不同角度，對耀邦先生做了深情回憶，強調要繼續耀邦未竟的事業，把中國的改革推向深入。

鍾老上個世紀50年代就在《中國青年報》工作，80年代曾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新聞局局長，與耀邦有不少工作上的接觸。“當時中宣部也在中南海辦公，有機會見到耀邦同誌。我看到香港報刊登載許多以胡喬木為代表堅持極左觀點的一些領導，對耀邦的攻擊活動，感到很擔憂。一次我帶了幾本香港刋物去見耀邦，想請他看一下。耀邦卻坦然明確地對我說：‘我不看！’。有一次去看耀邦，他正在案前思考，他說：‘不要誇大文藝作品的作用，應該允許創作自由，不要把文藝創作看成洪水猛獸。’可以看出為了保護文藝創作自由，耀邦想了許多。”鍾老是著名的“兩頭真”式的老共產黨人，他的回憶讓我們不由得生出幾多思考，又幾多感慨！

子陵先生的大作則在紀念耀邦的基礎上，把論題直指當代中國的新聞體製改革。“長期以來，特別在改革開放以前，我國鉗製輿論，萬馬齊喑，眾口一詞，黨犯多大錯誤都是‘偉、光、正’，領袖犯多大錯誤都是‘萬歲、萬歲、萬萬歲’，使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一再遭受嚴重挫折，給我們留下了極其慘痛的曆史教訓。改革開放30年了，經濟建設事業有了飛躍的發展，但政治體製改革沒有跟上，言論自由問題仍然沒有解決。紀念耀邦同誌，我們要繼續反對文化專製主義，為中國人民的言論自由而鬥爭。”事實上，這些年來，子陵先生自己就創作了大量獨立研究基礎上的嚴肅作品，產生很大的社會影響。在為本書提供的這篇文章中，子陵先生回顧了建國60年來中國新聞事業發展和被扭曲的坎坷曆史，呼籲新聞改革不能再拖延，公民要有“臧否時政的自由，有對黨和政府的路線、方針、政策討論批評的自由”；還應該“設置對立麵，扶持民營報刊”；再就是“製定新聞出版法，新聞出版徹底擺脫人治”。共產黨真的要懲治腐敗，新聞自由是最好的良方。“事實證明，中國特色的黨內反腐機構管不住黨內的官員，官員監督官員，等於用白貓監督花貓，是靠不住的，多年來‘越反越腐’就是證明。真想反腐敗，就把對官員的監督交給群眾，交給媒體。希望中央以此表明反腐敗的誠意和政治體製改革的決心。”

耀邦關注社會，關注民生，積極支持發展民營企業，把個體經濟發展和民營企業發展譽為當代中國的“光彩事業”，這些，林京耀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做了寶貴的回憶。比如，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城鄉的個體買賣活動出現並且發展迅速，“有人把從事販賣糧食和其他農副產品的人稱為‘二道販子’，對此，耀邦同誌說：‘什麽二道販子？是二郎神！農民手裏隻有點糧食，不販賣糧食還有什麽好賣！應當允許長途販運，應當幫助農民出賣餘糧！’這樣旗幟鮮明地支持農民和個體商販販賣農副產品的活動，在當時是需要很大的勇氣的。”事實上，耀邦還係統地提出了有助於改善民生的“富民政策”。當然，政治體製改革跟不上，“富民”最後變成了“富官”，這是後話，也是今天中國憲政改革必須解決的難題。

中國的對外關係與外交政策製定，是普通讀者通常不熟悉的領域；耀邦在這個領域的貢獻，恐怕就更少為人知曉。宋以敏女士的長文“胡耀邦在對外關係上的撥亂反正”為我們展示了這個領域許多鮮為人知的事情，堪稱是一篇深入研究基礎上的有分量的作品。以敏教授的文章上來就指出：“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得到快速發展，國際地位有了顯著提高，人們都歸之於十一屆三中全會對國內工作方針作了根本性的撥亂反正，也就是改‘以階級鬥爭為綱’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當然是對的。但在對外關係上的撥亂反正，長期以來，人們卻提得不多，可能重視不夠。其實，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實際上，這兩個撥亂反正不但密不可分，而且後者更為重要。因為對世界形勢的根本判斷，是我們製定對外和對內政策的基礎和前提。試想，如果我們一直認定，大戰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那還能放心大膽地埋頭於經濟建設嗎？正是在這個世界形勢判斷和對外政策的撥亂反正上，胡耀邦在當時中央領導人中是認識比較清醒、也提出得最早的一位，對我們黨和國家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滅的貢獻。但是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他在這方麵極為豐富的思想和實踐，或被抹殺，或被歪曲，人們很難看到曆史真相。”以敏教授用大量史料證明，正是胡耀邦，較早得出關於世界形勢和時代問題的新判斷，那就是應該用“和平”代替“戰爭”，用“發展”代替“革命”，並以此作為製定外交戰略和外交政策的基礎；正是胡耀邦，第一次正式提出中國要奉行完全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而一改過去外交政策中的“一邊倒”或“一條線”。在外交思想、外交業務和外交風格上的撥亂反正，耀邦也有很大功勞。而“胡耀邦所以能為對外關係撥亂反正做出巨大貢獻，是因為他站到了曆史潮流的前麵，具備非凡的眼力、魄力和毅力，並且有一套正確的政策思想和具體做法。他的貢獻，有些是我們今天外交成就的重要源泉之一，隻是沒有得到應有的承認；有些沒得到很好的理解和接受，因此沒能收到應有的成效。這是他本人的遺憾，也是我們國家和人民的損失。”我想告訴讀者的是，以敏女士是何方先生的夫人，夫婦二人同在外交部工作多年，所以這篇文章自然也傾注了何老的心血，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視為這對老夫婦、也是兩位誠摯的老共產黨人聯袂向讀者做出的奉獻。

在討論了內政、外交諸領域耀邦的傑出貢獻和它對當今中國社會轉型的意義後，我想換個角度，提請讀者關注一個更具思想意味的話題。一般而言，關於耀邦與這個體製的關係，關於這種關係所具有的矛盾的、乃至相互錯位的性質，迄今為止還缺乏有深度、有力度的研究和反思。張顯揚和杜光兩位先生為本書提供的重文，則對此做了有意義的探索性開掘。

顯揚先生在本書作者群中，是很特殊的一位，因為他既是一個老共產黨人，卻又因“一貫反對馬克思主義，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罪名”而於1987年被開除黨籍。不過，這倒也成就了顯揚先生作為叛逆者和獨立思想者的英名。顯揚先生這次提供的文章標題是“胡耀邦下台的意識形態背景：人本思想與黨文化的分歧”。這篇三萬字的長文闡述了這樣一個觀點：胡耀邦是一個真誠的“人民主體”論者，一切以人民的利益為轉移；那些批評耀邦的人則是“黨國主體”論者，或“權力主體”論者，一切以黨國的權力、實際是他們自己的權力為轉移。而耀邦在和這些人抗爭時“隻覺得他們這樣做很不正派，卻沒有把這些惡行和他們的意識形態背景聯係起來。其實，這正是他們所服膺的以‘黨性’為標榜的黨文化使然。見利忘義，出爾反爾，趨炎附勢，落井下石，是這個黨文化在黨內鬥爭中很正常的表現。幾十年來，黨內鬥爭無數，有哪一次不是這樣對待不幸淪為鬥爭對象的人？何況，他不是別人，而是被認定為離經叛道之人。另一方麵，由於沒有把自己的所言所行，上升到意識形態高度去反思，他也沒有意識到，自己心中，還深藏著一個與黨文化完全不同的以彰顯人性為指向的人本思想。這個人本思想，類似於一種潛意識，看似默默無聞，實際上一直在引領著他的思想和行動。”我們可以把這種現象理解為無意識支配著耀邦行動的個人人格與現存體製的明顯錯位。顯揚先生還指出：胡耀邦的人本思想，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和個人特點；他所關注的，是革命實踐中的實際問題，不是一般的理論問題。他是革命家、思想家，不是理論家。他的人本思想，不成體係，甚至連“人”這個人本思想的核心概念，都是借助於“人民”、“群眾”、或“人民群眾”這些普通的政治術語來表達的，但它絕對符合人本主義的基本精神。他所理解的人民，不是抽象的集合概念，更不是可以拿來自我標榜的符號，而是由一個一個活生生的人組成的實實在在的群體。所謂人民的幸福，人民的痛苦，都是一個一個活生生的人的幸福和痛苦。他的“人民主體”思想，真正是以“人”為本的，是人本主義在當代中國條件下的獨特表現。顯揚先生特別語重心長地指出：“中華民族是一個缺乏民主、自由、人權和人道主義傳統、而封建主義流毒很深的民族，胡耀邦留下的這份人本思想遺產，顯得格外珍貴。它對於我們沿著由普世價值鋪就的世界文明大道，進行現代化建設，尤其是進行政治改革，具有重大指導意義。現存的政治製度是按照黨文化，即‘階級本位’論和‘黨國至上’的國家主義建構起來的。這樣的政治製度，和以專製主義為核心的封建主義遺毒互相適應，互相促進。胡耀邦的人本思想和‘人民至上’的民主主義，正是改革這種政治體製的最好的指南：它們既是‘階級本位’論和‘黨國至上’的國家主義的對立麵，又是封建主義遺毒的強大的消毒劑。”

杜光先生也是我很熟識的著名學者，活躍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黨內老前輩。杜老的文章從另一個角度深入分析了作為“偉大的民主主義者”的胡耀邦。這篇文章首先指出：胡耀邦襟懷坦白，光明磊落，從來不隱瞞或美化自己的所作所為，是一個罕見的陽光型的政治家，“滿身透明，滿身陽光”。但是，如何從中國民主革命的曆史高度，來觀察胡耀邦的傑出貢獻的性質，仍然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中國一百多年來的曆史，是一部曲折複雜的、至今遠沒有完成的反封建反專製的民主革命史。撥開曆史的迷霧，我們不難發現，從洋務運動到現在的一百多年歲月裏，充滿著民主主義同專製主義的矛盾與鬥爭。在這個曆史時期裏，登上政治舞台的人物，都不能不在這個矛盾麵前作出自己的選擇，並在民主主義與專製主義的鬥爭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展露自己的真容。所以，評價這個時期的曆史人物，都應該把他們放在這個宏大的曆史背景下，揭開各種各樣的粉飾和偽裝，從他們對民主主義還是專製主義的取舍抉擇裏，記錄下他們的所作所為，在這個基礎上，作出褒貶臧否的結論。”杜老指出：“我說胡耀邦是偉大的民主主義者，根據的是他的實踐，是他對社會和曆史所作的巨大貢獻的性質，而不是他的理念。”“胡耀邦是一位真誠的共產黨員，他相信自己一生都在為共產主義而奮鬥。但在客觀上，他為之窮盡畢生的聰明才智，獻出全部精力以至生命的事業，卻是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在中華大地還籠罩著專製主義的迷霧的曆史時期裏，任何一個憂國憂民的仁人誌士，都不能不屈從這個不可違抗的曆史規律。所有真誠地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的革命者，大概都處於這樣的曆史錯位之中。”這是一個重要的、給人以啟迪、又可能引發爭議的觀點。杜老接著探討了“民主主義的實踐怎麽會以烏托邦式的共產主義為旗幟”這個更具曆史縱深感的話題，討論是從兩個層麵進行的：一是世界範圍的共產主義運動，二是中國近百年來的社會現實及其發展。這位老共產黨人、如今的自由派學者認為，共產主義這種19世紀的理想在沉寂一段時間後再度出現，而且出現在世界的東方，確實是一個曆史的誤會和不幸。“如果說，19世紀40年代在歐洲出現的共產主義，由於缺乏應有的社會經濟條件而不得不流於空想烏托邦的話，那麽，在更加落後的東方，舉起共產主義的旗幟來引導革命，就顯得更不合時宜了。也許，曆史的諷刺就在於，越是貧窮落後的國家與民族，企圖改變落後麵貌的善良願望就越發強烈。因而，在理念的選擇上，很容易趨向於雖然高不可攀、卻被認為是有可能迅速達到的目標。於是，通過暴力來解放全人類的共產主義，就成為革命家的最佳選擇。但是，由於根本不具備實現這個理念的客觀條件，結果不能不跌落在更加落後的泥坑裏。共產主義並沒有把俄羅斯和中國帶進天堂，卻引出了專製主義的魔王。在這個曆史事實裏，滲透著多少血和淚的教訓啊！”

這樣，問題仍然被歸結到當代中國的主題，那就是結束專製主義，建設一個符合人類普世原則的憲政民主國家。本書最後給讀者奉獻的兩篇重文――王家典先生的“曆史實踐嚴酷檢驗馬克思主義”和周成啟先生的“緬懷耀邦，把中國的民主化事業推向前進”――就分別從理論研討以及製度設計和轉型戰略兩個不同角度探討了這個問題。

王老原是江蘇省社科院的民國史專家，這些年專攻晚年恩格斯的思想和第二國際理論家們的曆史貢獻。在“曆史實踐嚴酷檢驗馬克思主義”這篇大作中，王老提出要把“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的分野搞清楚。“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以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綱領為基礎，在過去很長的時期裏被認為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正宗。列寧和第三國際是“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的鼓吹者和實踐者，他們強調這種“社會主義”不可能在舊社會內自發地、自然地生長出來。事實上，第三國際共產運動和各國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體製的產生和形成，最突出的曆史特點，就在於它完全是以這套東西作為意識形態和模式而自覺地、有意識地、有計劃地構建起來的。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蘇東巨變則標誌著這套東西的徹底破產。“有些共產黨的政治家、忠誠信仰者和理論家認為：蘇東事變並不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根本失敗，隻不過是一種局部性失敗、暫時性挫折而走向了它的低潮時期。是這樣嗎？不，不是的，絕對不是這樣的。蘇東事變，是一種全局性的、不可逆轉的、永劫不複的失敗，標誌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徹底失敗，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的徹底崩潰。”而晚年恩格斯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則代表著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自我修正、成熟發展的新階段。王老認為，“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和理論家，直接繼承了恩格斯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繼續領導了歐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就是他們最傑出的思想家代表。曆史已經作出了公正的選擇和判決，無疑地，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已經出局，民主社會主義卻正在並繼續顯示它的生命力。”就中國而言，文革後胡耀邦給億萬“政治賤民”摘帽平反，事實上抽掉了“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的專政對象。“沒有了專政對象，專政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義。專政對象消失了，無產階級專政存在的基礎瓦解了，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周老原是經濟理論專家，也是基於時代的召喚，在貴州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位置退下後，開始傾全力研究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並於近年推出《中國民主建設研究報告》，這是一個由中共黨內人士提出的、具有相當理論深度和實踐操作價值的重要文獻。當我向周老建議把這個研究報告的部分內容納入這次為紀念耀邦而作的文章中時，周老欣然同意。周老認為，“ 我們今天緬懷胡耀邦，最好的辦法，是繼承他的遺誌，把他一直關心和倡導的民主化事業推向前進，把中國實現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的政治改革推向一個新階段。我認為，實施憲政，建立民主政治，實現勞動人民當家作主，是中國政治改革的根本目標，也是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和曆史趨勢。”周老的文章列舉了民主政治的若幹基本通則，著重分析了中國民主化應該爭取的長期目標和近期目標。“長期目標當然指按民主政治的共同遊戲規則，全部達到民主政治的各項要求，實現‘人民當家作主’。達到或者沒有達到，這不能由哪個人說了算，而是按照共同的遊戲規則進行衡量。也就是說，不管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還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隻要是實行民主政治，就必須做到：1，少數服從多數，又保護少數；2，人民代表和政府負責人要通過選舉，包括差額選舉、競選執政，有時是一人一票的直選；3，多黨製或一黨多派製；4，三權分立，權力製衡；5，實行自由平等原則，保障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各種自由；6，實行嚴格的法製和法治；7，人民議政參政；8，軍隊國家化；9，實行自治，包括民族區域自治和群眾自治。做到以上各點就算實行了民主政治，達到了民主政治的長期目標。”近期目標則是指近期經過努力可以達到的那些東西，要有路線圖和時間表。“我意可以先易後難，由低級到高級，一步一步地來。先實行鄧小平已經提出過的，後實行鄧小平還沒有提出過的；先實行已取得共識的，後實行意見分歧大的。譬如：先允許言論自由，讓人民群眾有‘話語權’，能自由地發表意見，能使每人說真話，做到思想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再進而允許結社自由，成立新的黨派，和共產黨展開競爭。應該說，做到第一步是容易的，它不影響共產黨的領導權，影響一黨專政。它不過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讓大家說說話而已。大多數人是好心的，可以建言獻策，為國家出主意、想辦法，排憂解難，化解矛盾。這有利於國家加強執政能力，有利於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周老強調：“一個明智的政治家不會不搞政治改革，也不會忽視黨內思想派別的客觀存在，更不會動用國家機器、采取‘專政’辦法消滅政治異見者。在台灣，統治者尚知吸取教訓，麵對曆史上的慘敗與大陸和平統一祖國的呼聲，勵精圖治，並適應人民的民主要求，解嚴開禁，允許多黨競爭，而不敢重蹈曆史覆轍，不敢實施專製獨裁統治。中國內地已今非昔比，廣大人民群眾的民主意識已日益增強，實行民主政治的條件更臻成熟。隻要今日執政黨的當權領導人，能拋棄個人的權位觀念和私心雜念，順應曆史潮流，做到民意至上，那麽，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實行民主政治，是大有希望的。”

以上是對12篇大作的一個基本介紹。我們已經大致領略了這些老共產黨人、老前輩的寬闊胸襟。當然，更仔細的閱讀後讀者會發現，在總的立場、價值判斷大致接近的前提下，各篇文章的觀點也有不盡相同之處。在一種開放的討論中，這是完全正常的。重要的是，它們如實記錄了一代老共產黨人的反思，關於耀邦，也關於這個時代。還是那句話，我們這個民族總是要向前走、向前邁進的。如果說《零八憲章》是民間自由力量為中國轉型做出的努力，那麽黨內民主派的努力，本書就是證明。它們都代表了一種偉大的曆史擔當精神。

我願意把這些可敬的老共產黨人的真誠反思推薦給讀者，並相信，在紀念耀邦先生逝世20周年之際，對本書的閱讀會成為我們每一個人一次重要的心靈之旅。

（本文完稿於2009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