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入黨的過程寫得如此輕鬆，仿佛送上門似的，還外加莫紮特，許多人表示匪夷所思。有位學長說：“記得當年我要不斷思想匯報，使勁自我批判，和自己也莫名所以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家庭影響劃清界限才很晚得以入團。”我想別是老年癡呆了，自己的記憶出了毛病？細想了一下，覺得仍是這麽回事，還從中悟出了一些人生小道理。
輕鬆不輕鬆，全看你的機遇和心態。你去追尋機遇，自然不會輕鬆；但機會來找你，大概就不會感到沉重。在我們那個年代，入黨申請書幾乎是人人都要寫的，特別是在文藝社團那種被稱為“修正主義苗圃”的地方。如果有例外，也許隻有邊國政這樣的特殊人才。能不能入黨，寫申請是必要條件，組織上對你的看法才是充分條件。我寫了申請，但沒抱希望。我出身一般，學業過得去，但也並非出類拔萃，比我強的，大有人在。和我在文藝社同宿舍的鄭元芳，昵稱“鄭媛媛”的，就是一個。名字嬌滴滴的，人家可是出身工人的紅五類。
今天給你們講講鄭元芳，這可是個聰明絕頂的家夥。記得學校裏搞過一次工程畫比賽，我的水平是拿到了入場資格，他的水平是拿到了名次。這就叫差距。鄭元芳後來讀研、留美、在美國大學當教授，都走在同輩的前頭。記得我在八十年代的《參考消息》上，還讀到過他在美國的學術研究出了成果的報道。九十年代末，聽說他在OHIO大學當電子工程係的主任。我和他的一位同班同學叫閻淮的，一起從東部開車去拜訪他。闊別三十餘年，相見分外感慨。他還是那樣斯文，如果要說變化，隻能說他當年是斯文的好學生，如今是斯文的名教授。他講了一些當係主任的秘辛和瑣碎，我很佩服他連洋人都能擺平。最新的傳聞是他也“海歸”了，現在是上海交大電子工程學院的院長。也許，今天他應該另有一番感慨了。畢竟，擺得平洋人，未必能擺得平自己的同胞啊。
我的輕鬆入黨，全靠兩位入黨介紹人的青睞。我很感激他們的知遇之恩，不說“士為知己者死”，起碼我也回報了他們終身作為朋友的忠誠。後來在兩個不同的場合，當麵聽到過他們對我能力的評估。雖然我覺得他們的用語有點誇張，但能體會到他們對我由衷的稱讚。
一次是八十年代初，蔣南翔校長複出後到國家科委工作。羅征啟帶我去見他，推薦我去給他當秘書。論年齡優勢、人品可靠，我知道自己還行。說到能力時，老羅誠懇地說了句：“他的文章寫得比我好。”蔣校長聽了眼睛一亮，幾乎是當場就封官許願：“先在我這裏曆練一下，不會總讓你當秘書的……”我還用宜興話同老校長交談了幾句，鄉音更拉近了我們的距離。後來嘛……我老嶽父李昌堅決反對。這事就作罷了。蔣和李算是清華同年，一起搞學運，一起到延安，一起上團中央，一起到大學當校長，一個到清華，一個到哈工大。當然這不是反對的理由。李昌是認為搞不了業務的人才會去搞政治，而我當時在科學院計算中心，業務上似乎也還有點前途。
八三年底，我在科學院參與的項目搞出了點名堂，評了個三等獎。我被選派到美國進修。因為是公費，英語要通過教育部的EPT考試。工科學生的英語閱讀能力一般還過得去，聽、寫能力則一塌糊塗。第一次參加考試，很慚愧，才得了57分。後來到科學院研究生院成人英語中心惡補了一下，第二次考了104分（滿分120，其中寫作20分）。
我說自己不經意就入了黨，你們就“匪夷所思”，如果我說一不小心創辦了四通，你們該“瞠目結舌”了吧？基本上還就那麽回事。八四年初，我一心在準備出國，辦企業並非我當時的人生規劃。印甫盛來電話約我去一次。我到了老印家，他給我介紹了幾位新麵孔，領頭的叫劉海平，清華計算機係的學弟。當時老印在計算機一行裏已經是“大腕”級，那幾個年輕人準備自己出來辦公司，想請老印出山。
“辦公司？憑你們幾個？”老印一臉的瞧不起人，然後斬釘截鐵地搖了搖頭：“不行！”
“這種事情，我也不行。”老印緩和了語氣。
“今天我給你們介紹一個人，”他指了指我，“他比我行。”
老印如此高抬，我有點不知所措。想起我在科學院的一些同事也在為辦公司蠢蠢欲動，於是說：“我的幾位朋友也有此打算，大家可以合起來商量一下。我在出國前正好有點空餘時間，可以先跑跑腿。”
這就是創辦四通的緣起。如果沒有老印的慧眼識人，大概也就不會有四通。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裏馬。”我不敢自詡“千裏馬”，但他們兩位確有伯樂之明。我其實是那種隨遇而安的人，沒有人去激勵，我會活得很平庸。因為我從來不刻意去規劃什麽，連小時候上學，都是一個意外。姐姐七歲上學時，我們都在宜興外婆家。農村小學為了提高女孩子的入學率，允許她們帶弟妹上學，我就跟著去學校。沒有課本，我小姨幫我用鋼筆抄了一本。我跟著聽課、跟著舉手回答問題、跟著要考卷參加考試。第一次大考，我算術考了100分，語文考了99分。填空時我把“田野”的野字的右邊旁，寫成了矛。多了一撇，扣了一分。為此我刻骨銘心了一輩子。我比姐姐小兩歲，就這樣一路跟上來了。那一年，我還不滿六歲，恰好是我孫女萬朵現在的年紀。
因為比同班男生小，所以常常受欺負。我從小笨嘴拙舌，也不會告狀，隻能吃啞巴虧。後來在江湖上麵對各種明槍暗箭，尚能處之泰然，就是因為我從小就練了“童子功”。通過幫助同學溫課，我逐步改善了自己的處境。老師也常常護著我。但有一天，我遭到教導主任孫老師的一頓嚴厲訓斥。農村小學因為教室少、老師少、學生少，所以雖然也分六個年級，但隻分三個班上課。一、二年級在一起，三、四年級在一起，五、六年級也在一起。上課時前半堂這邊預習，那邊講課；後半堂這邊講課，那邊做作業。這給了我兩邊聽課的機會。一天六年級那邊老師問了一個難一點的問題，居然沒人回答得出來。我在五年級這邊就雀躍起來，舉著手，半蹦著高，嘴裏還喊出聲來：“我來！我來！”生怕失去自我表現的機會。沒料到孫老師勃然大怒，用教鞭敲著講桌，嗬斥我驕傲自大、不知天高地厚、自以為了不起。一頓傾盆大雨、當頭棒喝，我懵了、蔫了，大概這就是所謂震撼教育吧？從此就滅絕了性格中的“張揚”，變得“少年老成”了。前些天我在網上看到一個比較中美教育的帖子，對孩子的“自我表現”采取鼓勵還是壓抑，完全是兩套不同的思路。也許，我的經曆可以提供一個例證。唉，那一年，我還不到十歲。
當我轉到上海念書的時候，在老師和同學眼裏看到的這個鄉下孩子功課好、懂禮貌、不是非、還……少年老成，幾乎是零缺點。從此前程似錦，少先隊當到大隊長；剛到年齡就入團，從高一到高三，當了三屆校學生會主席。到清華又遇到兩位不同凡響的伯樂，他們對我的一生都產生了重要影響。每當我用感恩的心情念及這些師長的時候，我就會想起孫老師的當頭棒喝。
也許，這就是佛教禪宗所說的“頓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