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畫師王叔暉傳略

作者：蔣力 　來源：藝苑論壇

     1984年4月裏的一天，中央美術學院連環畫係（後改為民間美術係，現已取消）舉辦了一次別致的教學活動，活動內容是放映北京科影廠新近攝製的影片《王叔暉工筆人物畫》。放映之前，當時的係副主任、版畫家楊先讓教授講了這樣幾句充滿敬意的話：

　　“王叔暉先生是我國著名的女畫家，她的作品將載入美術史冊。我們這一輩人都是她看著長大的。……一個畫家形成風格容易，想在自己已有風格的基礎上繼續創新是很難的，王叔暉的可貴之處就正在於這一點。”

　　王叔暉，浙江紹興人，生於1912年，病逝於1985年。她畢生孜孜以求，探索工筆畫藝，作畫題材以古代仕女為主，其作品計有連環畫《孔雀東南飛》、《梁山伯與祝英台》、《生死牌》、《楊門女將》，單幅人物畫有王昭君、李清照、花木蘭等，或為中國曆史上的傑出女性，或為古代文學作品中有個性的女性，晚年以《紅樓夢》人物創作為主。其代表作《西廂記》所贏得的聲譽遠遠超出了國界，她為我國工筆畫的發展做出卓越的貢獻。叔暉先生晚年深居簡出，閉門作畫，極少應酬。關於她的身世、性格和從藝經曆，見諸文字的材料並不多，已經刊布的文字中亦有疏漏或失實。筆者隨王先生左右20餘年，願藉此文勾勒出她繪畫生涯的一個輪廊，奉獻給喜愛她作品的讀者，亦慰先生在天之靈。

一、少 年

　　這是一家南方人，準確地說，祖籍為浙江紹興。紹興古稱山陰，曆史上孕育了難以計數的文化名人，但王叔暉卻與紹興無緣。清鹹豐年間，一個王姓老頭帶著5個兒子離開紹興北上，落腳京城。老頭自己做玉工，兒子們的職業各有不同。大兒子在吏部當書吏，二兒子因故被老頭打了一頓，從此不再姓王，改成了姓玉。據說最有出息的三兒子，17歲就在玉蝶館寫字，專門負責黃綾裱折的譽寫，字寫得確實漂亮，也曾因這筆漂亮的字而飛黃騰達。四兒子在一金姓人家學徒，幫助主人錘金頁子，一副金頁子錘好，可得兩個燒餅四兩醬牛肉。其實最有出息的還是五兒子，他是王家幾輩人中唯一開了洋葷的一個--遠涉重洋，留學德國，與詹天佑同學、專學鐵路建築，四國後同詹天佑一起設計了著名的京張鐵路。

　　民國初年，王家的三兒子和四兒子跑到天津，開辦了天津第一座浴池--華園大澡堂，男部女部餐館應有盡有，老三做了經理。次年，老四得一女兒，這就是王叔暉。從出生之日起，她在天津住了9年。

　　生不逢時，動蕩的歲月在王叔暉幼小的心靈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民國六年夏天，一場有史以來罕見的大水淹了天津城。那天她正在日租界內自己家的院子裏玩兒，忽而發現，地上的磚縫滋滋地往外冒水。她覺得很有趣兒，找了幾個煤球，蹲在那裏塞磚縫。塞了這一處，水從另一處又冒出來，她忙不迭又去堵另一處，忽而發現幾乎每條磚縫都在往外漾水了。這時，家裏的廚師買菜回來，一見此狀，夾起她就往屋裏跑，徑直奔上二樓。到了樓上，從窗戶往外探頭一看，水已淹沒了地麵。3天以後，三大爺派來的一條船直接劃到窗前，把她接出送到了華園。

　　也是在這年，王叔暉進了天津競存小學開始當學生，度過了她此生中僅有的為時兩年半的學生生涯。

　　按規範的標準來要求，不能說王叔暉是一個好學生，但幾十年後成為畫家的她，卻時常回憶起那段當學生的歲月。

　　教室裏的第一排有一把紅椅子，最後一排有一把黑椅子，學習成績最好的學生坐紅椅子，成績最差的坐黑椅子。王叔暉曾因成績突出而坐上了紅椅子，她發現坐這裏離老師很近，於是就偷偷給老師畫像。沒想到被老師發覺，罰到最後一排坐黑椅子去了。

　　這期間，父親很少問及她的學業，因為他在家的時候本來就不多。民國五年，他就任甘肅皮毛局局長，民國九年，應江西省長楊繼高和督軍陳光遠之約，任江西煙酒工業局局長，三大爺則當上了江西稅務局局長。哥兒倆一起南下，也帶上了王叔暉。把女兒帶在身邊，不過是略表一點親情，其時，他已玩樂成性，又娶了一房年輕貌美的姨太太。他的官做了不到3年便被免職，隨三哥重又回到北京。

　　到了京城的小叔暉沒有因不能上學而感到痛苦，12歲的孩子看重的不是課堂和老師，更願意無拘無束地玩兒。經常在一起玩兒的是她的弟弟和兩個叔伯兄弟，那兩個兄弟喜歡京劇，其中一個作為票友，還為京劇老生名角餘叔岩操過琴呢。他們影響著小叔暉也愛上了京劇，以至於有一段時間裏她見到有眼兒的東西就想吹，見到有弦兒的東西就想拉，甚而動了報考戲班子的願望。為此，她一人躲在家中後院獨自練功，還挖了一個大坑，在腿上綁上了沙袋，從坑裏往上跳。她幻想著將來能成為一個名角，也幻想著體輕如燕，出外劫富濟貧。大人發現了她的動機，明確表示，不允許她去唱戲。那個練功的大坑也被填掉，徹底毀滅了她小小的心願。

　　怕她外出淘氣的大人，索性沒收了她的鞋，讓她在床上學女紅。她困在床上，僅有的幾本書翻來覆去地看，最後真可以倒背如流了。除了背書，她鼓搗個舊相機，竟學起照相來，對著人物和景物，她忽然想起了上學時的愛好：畫畫。於是，她看著窗外雪後的景致，饒有興趣地摹畫起來。家裏來了客人，她便在一邊偷偷描摹客人的服飾。一日，有位客人發現了正在畫畫的她，仔細審視了一番她的“作品”，鄭重地向她父母建議：送這孩子去學畫吧，或許將來會有出息。

　　就這樣，15歲的王叔暉由二姐夫的弟弟、日後曾頗有名氣的畫家吳光宇介紹，進了中國畫學研究會。

　　中國畫學研究會始建於1920年，創始人是當時的大總統徐世昌，會址設在中山公園“來今雨軒”東側。每個月有6次例會，屆時，學員們帶來畫稿，請研究會評議、講師等先生們指教。身兼古物陳列所（現故宮博物院的一部分）所長的周先生仗職務之便，時常從陳列所借出一些古畫，讓研究會的學員臨摹。王叔暉從這時起開始看到一些曆代名畫珍品，並有幸帶回家認真臨摹。

　　研究會雲集了身居京城的一批畫家，眾多文人聚於一處，切磋技藝者有之，相輕相蔑者亦有之，這種相輕相蔑對同輩中的佼佼者和後學者尤甚。所幸，一位名叫孫誦昭的女畫家對王叔暉格外賞識，才使她免遭更多的白眼。孫先生出身書香門第，自幼讀文史，亦通琴棋書畫，曾在京城女子師範大學等數所高等學府任教，並在研究會任評議。孫先生發現，這個小姑娘的功底不錯，肯用功，便特意告誡王叔暉：想畫好畫，須先練好字，多寫鬥方大字，腕力練到家，勾線才會流暢自如。王叔暉照此練去，筆下功夫出現了明顯的長進。入會3年來，她幾乎年年得到研究會頒發的獎品。周養庵看到她臨摹的一張古代仕女畫後，讚賞之餘，特意在畫上揮毫題道：”閨香中近百年無此筆墨”，還聘請她擔任了研究會的助教。後來文濟寺大悲殿的三十二觀音應真，皆由中國畫學研究會出人繪製，周養庵所點的幾個人中，唯一的女性便是王叔暉。

　　短短3年多的時間裏，王叔暉從臨摹入手，苦練基本功，繼而開始嚐試創作。3年之後，18歲的王叔暉開始了以賣畫謀生的獨立生涯，嚴酷的環境逼著她過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擔。

二、謀 生

　　1930年，王叔暉的家境發生了驟然之變。父親丟下一家人，攜帶姨太太和錢財一去不回，從此杳無音信。姐姐出嫁了，家裏剩下3口人：母親、弟弟和叔暉。她心裏清楚，這個養家的重任非她莫屬。學了三年多的一技之長，竟是這樣實實在在地開始發揮它的作用了。

　　當時的賣畫規則是這樣的：各大書畫店都掛有畫家的筆單，按尺標價。顧客看中哪位畫家的作品，便與店方談妥尺寸、內容、材料（或紙或絹）及取畫時間，店裏的夥計負責登門向畫家通告，送上紙絹，然後再按約定時間來送錢取畫。但是，顧客買畫是不會顧及畫家忙閑的；於畫家來說，時忙時閑則意味著時時窮忙。

　　忙時，大多是湊巧應下了幾張畫的買賣，一畫起來，便無日夜之分。近乎於作坊式的作業，很難畫出什麽精品。但以一個不大出名的青年畫家在當時社會上的地位來說，幾乎無法按個人意願去創作，即使偶爾得閑，畫一幅自己心愛的作品，也不過是轉瞬即逝的事。

　　一次，王叔暉用了一個星期的時間，精心畫了一幅4尺整紙的仙鶴圖。王叔暉並不是擅長花鳥的畫家，這張畫於她就更屬罕見之作了。

　　畫全部完成時，榮寶齋的夥計正巧來取別的畫，王叔暉讓他把這幅也帶走掛到店裏。夥計問：”標什麽價？”王叔暉最後看了一眼這幅得意之作，按捺不住內心的欣喜，脫口而出：”標40塊大洋吧！”

　　夥計帶上畫走了，王叔暉頓感倦意襲上心頭，她鬆了口氣，美美地睡了幾個小時。醒後，心裏仍想著那幅畫，索性出了家門，直奔榮寶齋。到了店裏，她未顧上和熟人打招呼，先轉了圈，想看看那畫掛出來的效果。一圈轉下來竟未見著，她轉過頭來問店主，店主笑眯眯地告訴她說：“賣了，上午一掛出來就賣出去了，買主根本就沒討價。”

　　王叔暉聽了當然高興，但也有點悵然若失的遺憾。

　　數十年後，笑談往事，王叔暉說：“解放前的生活，歸納起來就是兩個字--窮，忙。生活所迫，想不窮就得忙，但忙了半天，也還是窮。”

　　在這樣的環境下，她學會了抽煙，學會了熬夜。她的畫案，那張伴隨了她整個繪畫生涯的大寫字台，桌麵的四周密密麻麻布滿了香煙熏過的痕跡。她的習慣是畫畫離不開抽煙，煙點著了，顧不上抽時就放在一邊任其燃到頭，有時，則是她太累了，點著煙沒顧上抽就睡著了。

　　1939年，王叔暉的母親患肺病去世，死時還不到60歲，她的心境受到極大影響，煙也抽得更凶了。但她斷然沒有想到去依賴別人，她給自己訂下的生活信條是：出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自己的事情自己幹！

　　賣畫收入不能完全解決溫飽，做畫之餘她又開始收學生。徒弟們的家境比起先生來大約稍好些，除了必交的學費之外，有時她們眼看先生的日子見緊，有時一根蘿卜就是一天的夥食，便不約而同地略盡一點心意，這個送來一棵白菜、那個帶來一袋煤，另一個把先生接到家去吃頓飯。

　　風雨如晦，賣畫維生20年，做畫當以千計，而手頭除了畫稿，王叔暉幾乎一張畫也沒留下。30年後，筆者在北京東琉璃廠一家畫店裏見到一張標價出售的王叔暉的工筆仕女畫。從畫麵上看，線條的秀中有力、設色鮮而不豔等一以貫之的風格，已經初見端倪，而人物的造型和神態與她70年代的作品相比，卻完全無法同日而語了。1982年，王叔暉接受了《連環畫論比》副主編曹作銳的采訪時說：“解放前，我畫了20多年，不論什麽扇畫、條屏、中堂、百子圖、百美圖都畫，大約畫了有一千多張。但是，好作品並不多，因為那時我來不及仔細推敲，我要趕時間，要多畫。我靠賣畫養家，靠賣畫給母親治病，不多畫就揭不開鍋。隻有到解放後，我的藝術創作道路才算是真正開始。”

三、西廂情愫

　　談到畫家王叔暉先生與工筆人物畫《西廂記》的創作很多人可能一下就想到郵票《西廂記》，創作這套郵票的動議產生於1979年，完成於1980年年底，1983年2月發行。而王叔暉的第一部《西廂記》（彩色）連環畫，是在1954年畫的。前前後後，曆時近30年，堪耐尋味。

　　195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新婚姻法公布之後，人民美術出版社把創作《西廂記》連環畫的任務交給了王叔暉。選擇這題材當然有配合宣傳的意思，但當時大概任何人都沒有料到，一年後問世的這部連環畫，竟成了載入新中國美術史冊的佳作。

　　專家評價這套16幅作品的《西廂記》連環畫的特點是：人物形神生動，環境充滿詩情畫意，色彩典雅端麗，線條流暢剛勁。畫這組作品，王叔暉幾乎投入了幾十年畫仕女畫的全部經驗，也投注了自己的豐富情感，10年之後，這部作品榮獲第一屆全國連環畫創作評獎的“繪畫一等獎”。

　　1957年，王叔暉再次提筆，創作了128幅本的白描連環畫《西廂記》。如果說前一次畫《西廂記》所要求的是超越古人，那麽，這一次創作的要求是超越自己。

　　1979年初，《西廂記》重印本的“再版說明”寫道：“這本畫冊繪畫技法嫻熟，形象刻劃生動細膩，對從事美術創作的同誌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寥寥數語，肯定中夾帶著含糊，顯而易見，十年動亂在人們心頭造成的精神桎梏還沒有全部消除。

　　1983年第1期《中國畫報》將16幅本的工筆連環畫《西廂記》全部刊出。

　　對王叔暉先生，畫家、理論家潘契茲是這樣評價的：

　　“王叔暉是老一輩著名的女畫家，也是新中國成立後最早以工筆重彩形成從事連環畫創作對連環畫藝術的提高做出重大貢獻的一位。她的《西廂記》運用極其嫻熟的傳統技法，細膩而生動地刻劃了人物的形象，再現了這個千古傳誦的愛情故事，稱得起是一部劃時代的傑作，是可以和王實甫的《西廂記》名劇百世並傳的。……中國連環畫史將永遠記載她的創辟之功和這部代表作品。”看得出來，潘先生的評價在采納那個“再版說明”中的觀點的同時給予了更高的肯定，但這個肯定是在王叔暉先生“蓋棺”之後做出的定論，實不為過，惜為時已晚。

　　讓我再回過頭來講講《西廂記》郵票的故事吧。

　　1979年第四屆全國文代會期間，郵票設計家劉碩仁代表郵票設計發行局長到王叔暉，提出設計《西廂記》郵票的想法。自建國至此30年間，我國發行的郵票還沒有以古典文學作品為題材的，此後先於《西廂記》郵票問世的《西遊記》、《紅樓夢》郵票，都是那段時間裏同時約稿、設計的。雖然仍是畫仕女，但專為郵票而畫，王叔暉還從未畫過。她考慮了一下自己的時間安排，答應在次年年底之前完成。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1980年，王叔暉未能按預定的計劃進行《紅樓夢》人物畫的創作，但在這年年末，畫完了4幅《西廂記》郵票圖稿。

　　4幅畫的尺寸是一樣的，大約為2×1.5，分別名為“驚豔”、“聽琴”、“佳期”、“長亭”，這4個場景在原來的16幅《西廂記》中都出現過，考慮到郵票篇幅的局限，人們都盡量放大，占了畫麵上的主要位置，同時舍去了次要人物和一些場景。

　　曾有一位音樂行家向王叔暉指出：16幅本《西廂記》中“聽琴”一幅有個小小的錯誤，張生彈琴右手用了食指撥弦，其實應該用中指。這一提醒，王叔暉在心裏記了多年，終於在這次創作中得以改正。

　　1983年2月21日。特種紀念郵票《西廂記》發行，那一年，王叔暉已71歲高齡。

　　1983年2月21日上午10點，我走進鼓樓附近的辛安裏70號大院時，後院裏王叔暉所住的西房廊下，送煤工人剛剛卸下幾筐蜂窩煤堵滿了門口。王先生家一直生爐子，工人每月送一次煤，時間大都在21或22號，這個日子我已經記住，自己的事若能調開，我總要趕到先生家幫助“倒煤”。於王先生這麽一單身，體弱的老人來說，這實在是一件過於沉重的體力勞動。這天，久病初愈的先生正瞧著一堆煤犯愁，見我來了，自然鬆了一口氣。

　　“倒煤”的事一會兒就幹完了，進屋洗手，做飯聊天，我告訴先生：剛才來時路過地安門郵局，見門外排著長隊都是要買郵票的人。先生聽了微微一笑。我們估計頂多到下午，郵票發行局的人一定會送郵票來，怎麽也不至於讓老先生自己去買一套回來先睹為快吧。

　　午飯後王先生仍覺身體不適，躺下睡了一會兒，起來後還不見送郵票的人來，便找出電話號碼問問，我到方磚廠胡同的公用電話亭撥通了郵票設計發行局的電話，劉碩仁不在，接電話的孫和穎給我吃了定心丸：“他準會去的。”

　　打完電話回到王先生家，陪先生繼續聊天。這時，有人敲門。我喜出望外，趕緊去開門，一看，不是送郵票的人，是王先生過去的老學生王溫良，兒子剛上中學，是郵票迷，王先生早就答應，郵票出來後送徒孫一套。不用說，王溫良也是衝著郵票來的。

　　5天以後，郵票設計發行局的人才帶著郵票出現在王先生家。先生提出：郵票已出，能否將原畫退還？對方答曰：所有的原稿按規定一律存檔，不可能破例。

　　那套原作--4幅《西廂記》工筆人物畫，付給王叔暉的稿酬是：每幅80元。

　　一個月後，3月24日出版的英國《集郵周刊》，以全套《西廂記》郵票作為該期的封麵；5月號的英國《外國郵票》月刊在封麵顯著位置刊登了“聽琴”這枚郵票，評價文章認為：這套郵票無論構圖、色彩還是印刷，都是成功的。郵票上的人物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它不僅僅是郵票，而且是精美藝術品。

　　一年之後，國內的“最佳郵票評選”活動將這套郵票評為1983年最佳特種郵票。日本的集郵雜誌將其評為1983年中國最佳郵票。

　　集郵愛好者寄來請簽名的明信片、紀念封絡繹不絕，無以計數。王叔暉的畫日常很少展出，一般人極難看到原作，所以，一個簡單的簽名就已使很多喜愛她作品的人感到滿足，視為藝術珍品而藏之了。

　　郵票《西廂記》使王叔暉獲得了更高的聲譽，擁有了更多的讀者。

四、紅樓未竟

　　1977年年末的一天晚上，人民美術出版社幾位負責同誌敲開了王叔暉家的門，他們來的目的一是給王叔暉拜年，二是動員她考慮畫一組《紅樓夢》人物畫。

　　這個建議確實觸動了王叔暉的心，她無法無動於衷，因為她太喜愛《紅樓夢》這部不朽之作了。

　　1957年，王叔暉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創作了工筆畫《晴雯補裘》。這一動人的情節出自《紅樓夢》第52回。畫麵上晴雯坐在床上，抱病為寶玉縫補孔雀裘，麝月在一旁拈線幫忙。畫家真實地再現了“頭重身輕，滿眼金星亂迸”、“狠命咬牙捱著”的晴雯形象，連一些細節性的用具都按著原著描寫畫去，如晴雯杯口大小的竹弓繃子和身後的繡枕等。朱砂色畫花、染就的大紅色帳子，表麵看去既增加了作品的年畫效果，更襯托了晴雯火一般的鮮明性格。

　　王叔暉在出版社畫室畫完這張畫後，社裏一位年輕的女同事興奮不已，想讓其他同事也一睹為快，她拎起畫就往外跑。不料剛跑到院裏，一陣風吹來，畫頓時折成兩半，那位女士一下就傻眼了。

　　我不敢說這是什麽不吉利的征兆，但王叔暉當時確實是準備著手創作《紅樓夢》係列人物的，種種客觀原因使她未能如願。這幅畫裝裱印刷之後，幾經輾轉，被遼寧省博物館收藏。1979年，人民美術出版社專門派人去遼寧拍了此畫，收入1980年出版的《王叔暉畫輯》。

　　重畫《紅樓夢》，首先要畫的自然是林黛玉。1978年初，王叔暉開始閉門謝客，潛心琢磨黛玉這一形象。這張畫從起稿到完成，大約用了十幾天時間，這在王叔暉的創作中是極為少見的。依我揣測，她當時是處於一種矛盾的心理狀態中，一方麵，禁錮許久剛剛放鬆，到底畫不畫、畫成什麽樣，都值得考慮；另一方麵，我久久蘊藏在心底的美妙形象終於在筆下出現，創作欲望處於興奮之際便無暇顧及其他問題，索性一氣嗬成，畫完再說，因而，當我看到這幅畫時，畫已基本完成，隻差題款和鈐印了。

　　1978年二三月間的一天，王叔暉在家裏趕畫連環畫《楊門女將》封麵，中央美術學院的劉淩滄教授和他的夫人郭慕熙來了。

　　兩位落座之後，未及寒暄，劉淩滄徑直提出：“聽說你畫了張新畫，我們特地來看看。”

　　王叔暉笑嗬嗬地說：“消息真靈通。不是什麽新畫，一畫就是古人。”她特意強調說：“這回是社裏讓畫的，林黛玉！”

　　說著，王先生從書櫃裏取出一個紙卷，將一頭用圖釘釘在“抗震床”的棚沿上，緩緩展開--哦，這就是那張剛剛畫完的林黛玉，一張典型的工筆仕女畫。

　　劉淩滄戴上花鏡，認真看了許久，然後連聲說：“好畫，好畫！”

　　看過畫後，三位老者才隨意閑聊起來。

　　劉淩滄談到文化部長黃鎮最近視察了中央美術學院，特別指示應當保存和發展工筆畫技法。劉淩滄說：“我們的有生餘年不多了，現在條件好了，應該抓緊了。”

　　王叔暉點著頭說：“我也想過，是得抓緊，將來我死時，準得有一幅未完成的‘傑作’；也許，我就死在這畫案邊……”

　　出版社有關同誌看到這幅畫後，立即決定出版。社裏的許多老同事看到王叔暉的仕女畫新作，都很高興，他們對王叔暉筆下的林黛玉一致表示認可，覺得與他們心中的林黛玉形象吻合。至此，王叔暉動筆之間顧慮已基本上煙消雲散了，她自定目標：10年內一定畫完紅樓十二釵。

　　8年間，繼黛玉之後，王叔暉陸續畫了湘雲、寶釵、鳳姐、李紈、迎春、元春、惜春等，此外還創作了兩幅寶琴立雪。畫這兩幅畫，主要是實驗一種畫鳧魘裘的技法，第一張上的衣服感覺過沉，顏色凝滯，遂又重畫。

　　這組作品畫隨即出版，大多已作為年畫發行。1985年3月，榮寶齋總編室負責人孫樹梅登讓了解創作進展情況，他和王先生商議，如能在10月前全部畫完十二釵，榮寶齋可以出一本紅樓人物掛曆。王叔暉先生接受了這個建議，事後和我談及，我說平均每月一幅，連續畫5幅，照以往的速度，顯然太緊張了。王先生微笑著說：“豁出去了！”

　　孰料，《惜春作畫》竟成絕筆，畫未終，人先去，綿綿紅樓情愫，未得盡意揮之筆端，留下了永久的遺憾！

五、絕 響

　　1985年7月23日，臨終前彌留之際的王叔暉沒有留下一句遺言。誰也不知道那一瞬間她在想什麽。

　　20天前我去雲南出差之前，去看望先生，她的病基本上已好，但身體仍很虛弱。我為先生做了飯，她很高興，吃了不少，還喝了一點酒。萬萬沒有估計到的是，天氣驟然變熱，先生的病再次複發，最後竟連去醫院的時間都沒等及。我出差返京，於7月25日得到先生去世的消息。

　　事後聽說，先生那些天進食極少。亦滴酒不沾。我夫人7月19日去看王先生，帶去兩瓶王先生日常愛喝的金獎白蘭地，放在牆角兒根本未動。先生吃了數日中藥，瀉肚已10日，最後幾天身體完全垮了下來，眼窩深陷，嘴唇無色。一位幾十年前受業於先生的老學生來看先生，問她想吃點什麽，先生的回答是：想吃燉肉。

　　臨終之日，一個學生過來探望，敲了10分鍾門，先生才掙紮著從屋裏出來開門，然後便說要上廁所，走了幾步，突然感覺不對勁，顫抖著說：“來扶扶我，腿好像抽筋了。”急忙扶她進畫室，靠在床上時，人已停止了呼吸。

　　先生40年前教過的老學生費競聞訊從出版社趕來，大哭一場，為先生擦了身，換上了一件嶄新的緞麵絲棉襖。這棉襖，是先生解放前結識的一位老裁縫年初剛剛為她做的，從未穿過，派此用場，也算恰當了。

　　當時，先生的遺體被送進積水潭醫院太平間。

　　7月25日，我去先生家，開門的已不是也不可能是先生了，我所熟悉的先生那一聽到敲門就緩步而來的腳步聲再也聽不到了。屋裏已收拾得幹幹淨淨，畫案上的玻璃板一塵不染，沒有了鋪開的畫稿，沒有了插滿毛筆的筆筒，沒有了擺滿小半張畫案的顏色碟。立在書櫃前的畫板上不見了先生的新作，潔淨的煙缸裏不見了繚繞的煙。就在我枉自安慰著“先生出門了”時，忽而看見了畫案上先生的戶口本中夾著薄薄的一紙，那紙上，赫然入目的五個黑字是：死亡證明書。

　　這五個黑字實實在在地告訴我，先生真的去了。

　　那未畫完的、卷放在書櫃裏的《惜春作畫》告訴我，是先生的絕筆之作，畫中人伏案亦在作畫。

　　先生與畫，畫與先生，不分形影，相伴始終。

　　我隻能詛咒：七十三、這中國古話中早已認定的“坎”，為什麽竟在先生這裏又一次試證！

　　我泣不成聲地麵對先生遺容，是在八寶山公墓的追悼會上。先生穿的那件絲棉襖顯得很合身，頭發像是剛剛洗過，那副戴了數十年的白邊眼鏡沒有摘下來，臉龐似乎比平常胖了。

　　我聽說，出版社裏找不到一張王叔暉先生正規的照片，隻好從一本名叫《人生》的雜誌封麵上翻拍了先生的照片，放大掛在這裏，照片上的王叔暉先生是在微笑的。

　　據說，先生的行政級別不夠進骨灰堂的資格。20多年前，先生被評定為文藝6級，此後再未調過級。為了進骨灰堂，出版社專門在辦各種手續時為先生調了級，使她勉強夠上在這裏存放的資格。名利如浮雲，這些，先生生前都不大在意，何況身後乎。

　　3年後，骨灰盒在骨灰堂存放到期，移入骨灰堂西側新修的骨灰牆。密封墓穴的黑色大理石上沒有照片，隻寫著：

　　畫家王叔暉之墓：1912-1985年

　　在這之後，我向人民美術出版社提出提議：為叔暉先生出版畫集、舉辦遺作展、召開藝術研討會。

　　幾年過去了，這些建議已不知再向誰言。如今，我能做到的隻有提起筆來，寫下我所知道的點點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