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筆名故事

網絡時代，作家風起、筆戰紛紛，有筆戰就不免就有多重筆名穿梭其中，筆名也就得到了一個誣名化的稱謂 --- 馬甲。擁有眾多筆名的魯迅也就因此被誣名為馬甲大家。其實，網絡本虛幻，何必起塵埃。馬甲即是筆名而已。但借著眼下的馬甲熱聊一聊魯迅的筆名故事。

魯迅在其文學生涯中留下了一千多萬字的作品，使用了一百多個筆名。網上有些朋友感歎過魯迅的筆名太多，但如果能想到平均每個筆名對應著十萬有品質的文字創作，是不是也感自愧不如？魯迅使用筆名的緣由也不同於廣大網友上，而且在其創作的前期、後期又各有不同。

“魯迅”這一筆名首用於1918年發表的《狂人日記》，但在其前後，也有不少其它筆名被使用。魯迅在《阿Q正傳的成因》這樣論及過自己的前期筆名：

“我所用的筆名也不隻一個：LS，神飛，唐俟，某生者，雪之，風聲；更以前還有：自樹，索士，令飛，迅行。魯迅就是承迅行而來的，因為那時的《新青年》編輯者不願意有別號一般的署名。

現在是有人以為我想做什麽狗首領了，真可伶，偵察了百來回，竟還不明白。我就從不曾插了魯迅的旗去訪過一次人；“魯迅即周樹人”，是別人查出來的。這些人有四類：一類是為要研究小說，因而要知道作者的身世；一類單是好奇；一類是因為我也做短評，所以特地揭出來，想我受點禍；一類是以為於他有用處，想要鑽進來。

那時我住在西城邊，知道魯迅就是我的，大概隻有《新青年》，《新潮》社裏的人們罷。”

從上可以看出魯迅淡泊功名、敢發心聲，雖在《新青年》時期有大量創作，但由於使用了不少筆名，所以其文名還並不廣為人知。上文中魯迅所沒有提及的是，當時《新青年》的稿源有限，又不希望被認為是人數很少的思想山頭，所以《新青年》的編輯者也希望主要作者使用多重筆名。常常一期《新青年》會有魯迅的多篇作品，但發表時會用不同的筆名。魯迅在《憶劉半農君》中曾涉及到當年《新青年》的情況，“他(指劉半農)活潑，勇敢，很打了幾次大仗。譬如罷，答王敬軒的雙簧信。。。” 所謂“雙簧信”是在一九一八年初，《新青年》為了推動文學革命運動，開展對複古派的鬥爭，曾由編者之一的錢玄同化名王敬軒，把當時社會上反對新文化運動的論調集中起來，摹仿封建複古派口吻寫信給《新青年》編輯部，又由劉半農寫回信痛加批駁。由此可以管窺那時用假名、唱雙簧也是推動新文化運動的手段，而魯迅的多重筆名也正合《新青年》的潮流。

《新青年》在前期推動新文化運動、開展思想啟蒙，但後期在陳獨秀的掌舵下漸漸左傾，從第8卷第1號（1920年9月1日）起，成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公開出版的機關刊物。所以魯迅同《新青年》也漸行漸遠。但魯迅使用多重筆名的習慣持續，此後的幾年也沒有固定的筆名，在《晨報副刊》分章刊載《阿Q正傳》時的署名是“巴人”，也引起了讀者不必要的猜疑。在《阿Q正傳的成因》是這樣記載的：

“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確已有了好幾年，但我一向毫無寫他出來的意思。經這一提，忽然想起來了，晚上便寫了一點，就是第一章：序。因為要切“開心話”這題目，就胡亂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實在全篇裏也是不相稱的。署名是“巴人”，取“下裏巴人”，並不高雅的意思。誰料這署名又闖了禍了，但我卻一向不知道，今年在《現代評論》上看見涵廬的《閑話》才知道的。那大略是──“我記得當《阿Q正傳》一段一段陸續發表的時候，有許多人都栗栗危懼，恐怕以後要罵到他的頭上。並且有一位朋友，當我麵說，昨日《阿Q正傳》上某一段仿佛就是罵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傳》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為隻有某人知道他這一段私事。從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傳》中所罵的，都以為就是他的陰私；凡是與登載《阿Q正傳》的報紙有關係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認為《阿Q正傳》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聽出來《阿Q正傳》的作者名姓的時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識，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聲明說不是罵他。”

雖然魯迅說過“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也著實不以罵人為然，但常常有人自覺被魯迅罵過。同樣，雖然魯迅不在意功名，但文名卻還是避不開。以“魯迅”署名的小說集《呐喊》於1923年8月由北京新潮社出版後立刻引起轟動，“魯迅”一下子就成了大家。但把“魯迅”這一筆名同作者本人一同公布於眾的卻是魯迅當時的論敵陳源。在1926年1月30日《晨報副刊》發表的《致誌摩》中，陳源指出“魯迅即教育部僉事周樹人”。這正合魯迅歸納的情形之一，“一類是因為我也做短評，所以特地揭出來，想我受點禍。”其後不久，由於發生318慘案，魯迅因直言抨擊段祺瑞執政府後受到人身威脅不得已離開北京南下。在廈門、廣州等地輾轉了一年後最終寓居上海。

在上海寓居的近十年是魯迅文學生涯的後期。在此期間，由於諸多原因，魯迅更換筆名的頻率更高。而首要原因是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取代了北洋政府後帶來的更大程度上的文化禁錮 --- 魯迅的諸多筆名常常進入發表管治的黑名單，因此也不得不更頻繁地更換筆名。《偽自由書》收錄了魯迅1933年1月至5月間一月寄給《申報》上 的《自由談》的雜感。在其前記中，魯迅論及文章署名時坦陳：“因為我舊日的筆名有時不能通用，便改題了 “何家幹”，有時也用“幹”或“丁萌”。” 雖然換用了新筆名，“我的投稿，平均每月八九篇，但到五月初，竟接連的不能發表了”。由此可見，在那個時代裏，魯迅筆名的生存周期往往隻有數月。

一黨專政，言論自由當然並不能真正實現。《申報》上《自由談》編者於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五日發表啟事：“這年頭，說話難，搖筆杆尤難”，“籲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少發牢騷，庶作者編者，兩蒙其休。” 之後一段時間魯迅繼續投稿《自由談》， 但以談風月為主，也繼續使用著各式筆名。在《準風月談》的前記中，魯迅是這樣解釋的：“從六月起的投稿，我就用種種的筆名了，一麵固然為了省事，一麵也省得有人罵讀者們不管文字，隻看作者的署名。然而這麽一來，卻又使一些看文字不用視覺，專靠嗅覺的“文學家”疑神疑鬼，而他們的嗅覺又沒有和全體一同進化，至於看見一個新的作家的名字，就疑心是我的化名，對我嗚嗚不已，有時簡直連讀者都被他們鬧得莫名其妙了。”

魯迅更換筆名偶而也有同報刊編輯賭氣的成分。魯迅在《花邊文學》的序言提及：“我的常常寫些短評，確是從投稿於《申報》的《自由談》上開頭的；集一九三三年之所作，就有了《偽自由書》和《準風月談》兩本。後來編輯者黎烈文先生真被擠軋得苦，到第二年，終於被擠出了，我本也可以就此擱筆，但為了賭氣，卻還是改些作法，換些筆名，托人抄寫了去投稿，新任者不能細辨，依然常常登了出來。”

魯迅發表文章時雖用種種筆名，但出版文集時還是不得不得匯總 --- 畢竟文集才更能賺錢。在網絡時代，人人可以不受人身威脅地自由發表，網友們已經沒有必要象魯迅那樣擁有上百個筆名。網友們用單一或多重筆名都在兩可之間，隻要能無愧於心，用多重筆名也未嚐不是情趣。歸根結底，網友們還是要灑脫點，網絡世界也隻是對現實人生的調劑和補充，其中的是是非非是不必深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