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青年與魯迅的小資產階級文學

在魯迅傳世的一千多萬字的文學作品中，演講隻占很小的比例，但卻常常比其它的文學形式更直接的反映魯迅的思想。上回說到一九二七年九月，也就是蔣介石血腥清黨幾月後，魯迅的演講<<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並提及魯迅引用季劄的名句“中國之君子，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很快就見到有網友引用<<莊子>>來解讀季劄的原意，並進一步論定魯迅的矯飾。不由地感歎起網友的學識 --- 季劄的年代比老子更早、更別說莊子，但竟被網友考證成道家。但毫不奇怪網友對魯迅的理解 --- 這類的洞見是早已有之的。

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日魯迅發表了另一篇著名的演講<<上海文藝之一瞥>>， 其中有這麽一段，“先前的<<列寧青年>>上，有一篇評論中國文學界的文章，將這分為三派，首先是創造社，作為無產階級文學派，講得很長，其次是語絲社，作為小資產階級文學派，可就說得短了，第三是新月社，作為資產階級文學派，卻說得更短，到不了一頁。” <<列寧青年>>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那篇評論一九二九年三月載於該刊。<<列寧青年>>當時是左派的創造社的輿論陣地，於是創造社以及創造社的文學就偉大、光榮、正確，魯迅為代表的語絲社便淪落成了小資產階級文學派。當然，在創造社眼中，胡適、徐誌摩、聞一多、梁實秋等人的新月社就更腐朽沒落了。

三十年代初的魯迅就是生活在左右夾擊的困境中，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魯迅在<<三閑集>>序言中這樣記載“但我到了上海，卻遇見文豪們的筆尖的圍剿了，創造社，太陽社，“正人君子”們的新月社中人，都說我不好，連並不標榜文派的現在多升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們，那時的文字裏，也得時常暗暗地奚落我幾句，以表示他們的高明。我當初還不過是“有閑即是有錢”，“封建餘孽”或“沒落者”，後來竟被判為主張殺青年的棒喝主義者了。這時候，有一個從廣東自雲避禍逃來，而寄住在我的寓裏的廖君，也終於忿忿的對我說道：‘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來往了，說我和這樣的人住在一處。

魯迅愛國、對暴戾無能的蔣介石政權有諸多不滿，也常常訴諸於文字，所以對於來自左派青年的攻擊很感冤屈。其實魯迅自己也不免有“陋於知人心”的時候。對於左派青年，僅僅愛國是不夠的，還要能“革命” --- 而且還必須是列寧定義的“革命”。所以魯迅自認為和這樣青年們同一陣營，於是“往往給我十刀，我隻還他一箭”，但在左派青年眼中，這就是鹿馬之別，所以就不免要賞魯迅“十刀”。創造社的“勇士”成仿吾就指斥魯迅是“有閑階級”和“有錢階級”。郭沫若更進一步指出“他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魯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以前說魯迅是新舊過渡期的遊移分子，說他是人道主義者，這是完全錯了。他是一位不得誌的Fascist(法西斯主義者)！” (法西斯主義者當時被譯為棒喝主義者)。

魯迅被右派攻擊倒更自然而然，但右派青年們很感無奈的是魯迅並非共產黨，不然，捕殺了事是何等利落。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魯迅在<<二心集>>序言中這樣記載“不料不久就有一位勇敢的青年在政府機關的上海<<民國日報>>上給我批評，說我的那些話使他非常看不起，因為我沒有敢講共產黨的話的勇氣。謹案在“清黨”以後的黨國裏，講共產主義是算犯大罪的，捕殺的網羅，張遍了全中國，而不講，卻又為黨國的忠勇青年所鄙視。”

大半個世紀過去了，我們可以從容地審視魯迅所在的曆史環境以及那個時代的文學。創造社的勇士們在成為列寧青年之後沒有能留下可以傳世的文學，黨國的忠勇青年們也同樣畏縮在曆史的陰暗的一角。反倒是所謂的“小資產階級文學”和“資產階級文學”發揚光大了，而它們實質上是中產階級文學。

不論魯迅還是胡適等人在政治上都不極端。連魯迅的論敵梁實秋都確認魯迅並非共產黨。共產黨建政後開展過批判胡適的運動，而身在海外的胡適很感委屈，不禁對朋友、學生們抱怨 --- 自己其實也從沒有批判過共產黨啊！再考察一下他們的經濟，他們不赤貧，但也隻是以教書、寫作為生，以現在的標準，就是典型的中產階級。再看看他們的文學主流，雖然顯露出政治傾向上的差別，但都有愛國心、有理性、不暴戾。

在那個年代，象魯迅這樣的中產階級被妖魔化成了“小資產階級”，之後又由於統
戰需要成為共產黨的團結對象，而中共建政後又很快有被清洗出局。同時出局的也是文化。毛澤東時代政治的極左化相伴的就是文化萎縮。成仿吾這樣的“勇士”都成為大學校長了，他們的革命文學就不免要革去文學的性命了。直到鄧小平時代中產階級才逐步複蘇，也才逐漸帶來文藝複興。

列寧青年們是對的 --- 魯迅文學確實是小資產階級文學，也就是中產階級文學。但很遺憾，這麽有洞見的列寧青年們沒有留下好的文學，不免很擔心他們會逐漸地象華南虎那樣稀少，思想的曆史博物館裏缺少鮮活的標本實在是萬分可惜的。

很欣喜於中產階級的文學發展 --- 也為中產階級的文學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