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的陳炯明與孫中山 (圖)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陳炯明算得上是一位叱吒風雲的人物，也是一位充滿爭議的人物。在一般人印象裏，陳炯明是背叛孫中山的反動軍閥，其罪證之一，就是 1922年6月16日的炮轟總統府，逼得孫中山化裝出逃上海。然而，時至今日，如果我們不是以尊重史實的態度，把曆史事件放在相應的曆史條件下作客觀的考察，還是率由舊章，簡單地用“亂臣賊子”、“犯上”、“弑主”、“逆倫反常”之類封建罪名，作為定讞，實在無助於重新厘正這筆曆史舊賬…… 　　根本分歧 　　陳炯明於清末廣東法政學堂第一屆畢業後，當選為廣東諮議局議員，是維新運動所培養出來實行立憲的人才。他早年參加同盟會，策劃了廣東獨立。辛亥革命後，他主政廣東，致力於把廣東建設成為全國模範省，禁煙禁賭，改革教育，發展經濟，提倡新文化運動，邀請陳獨秀擔任廣東教育委員會秘書長，支持共產黨領導的工會組織和報紙，推行地方自治，民選縣長、縣議員。 　　陳炯明和一般軍閥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對軍治、黨製，提倡民治。這就未必為國民黨人以至孫中山所同意。孫中山的理想是成立一個正式的中央政府，領導全國革命，他把國民革命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在他眼裏，人民是“無知可憐”的幼兒，革命黨則是保姆，他說： 　　我們建立民國，主權在民，這四萬萬人民就是我們的皇帝，帝民之說，由此而來。這四萬萬皇帝，一來幼稚，二來不能親政。我們革命黨既以武力掃除殘暴，拯救得皇帝於水火之中，保衛而訓育之，則民國的根基鞏固，帝民也永賴萬世無疆之休。（居正：《中華革命黨時代的回憶》） 　　陳炯明並不讚成此說，他曾經批評： 　　訓政之說，尤為失當。此屬君政時代之口吻，不圖黨人襲而用之，以臨吾民。試問政為何物？尚待於訓耶！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為極則，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機會，專靠官僚為之代治，並且為之教訓，此種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國行之數千年，而未有長足之進步。國民黨人有何法寶，以善其後耶？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機會，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訓政之謬說，阻礙民治之進行。（《陳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 　　陳炯明所傾心的，是聯省自治。 　　“五四”運動後，一些文人學者認為，既然南北政府都無力統一全國，與其連年征戰，不如各省先行自治，把自己的事情辦好了，再實行聯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通過武力而最終實現全國統一。聯省自治者最津津樂道的，就是北美13州經獨立戰爭脫離英國後，經由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聯”，進而建立“聯邦”的曆史。這似乎為久經戰禍、渴望和平統一的國人提供了另一可行選擇。因此，聯省自治的主張一經提出，不僅風靡南方各省，而且迅速波及北洋政府治下的北方省份。 　　陳炯明對聯省自治尤為心馳神往，1921年2月，他在《建設方略》一文中，詳細解釋了自己的政治見解： 　　近世以來，國家與人民之關係愈密，則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寬簡為治，一切政事皆與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為謀之。若事事受成於中央，與中央愈近，則與人民愈遠，不但使人民永處於被動之地位，民治未由養成，中央即有為人民謀幸福之誠意，亦未由實現也。（《陳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學出版社， 1998年9月） 　　然而孫中山成立正式政府和選舉總統的主意已定。1921年1月12日，非常國會在廣州複會。孫中山號召國民黨人，像推翻清政府、袁世凱那樣，再發動一次全國性的革命，來推翻北洋政府，他宣稱：“北京政府實在不是民國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國。” 　　總統選舉 　　對孫中山的主張，陳炯明等人則不以為然：依總統選舉法，總統由兩院聯席選出，出席議員至少須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舉行選舉總統會，現在廣州的舊國會議員才兩百多人，還不夠原眾議院人數的一半，而且實行記名投票，這豈不是自毀法律嗎？和北方毀法，又有什麽本質不同？一旦廣東成立正式政府，結局隻有一個：南北之間將再次陷入戰爭之中。什麽地方自治，什麽建設模範省，統統都變成鏡花水月。 　　孫中山則以為陳炯明的保境息民懷有私心，他的性格，是認準了的目標，便義無反顧地走下去，成敗利鈍，在所不計，此亦所謂“知難行易”也。陳派的人最終拗不過孫中山。1921年4月7日，兩百多名議員召開非常國會，表決通過了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在這個大綱中，隻規定了大總統的產生和權限，卻沒有任期，也沒有規定政府的組織架構。一切政務、軍務、內閣任免，均由大總統“乾綱獨斷”。 　　會議采用記名投票，“以示負責”。結果孫中山得218票，陳炯明得3票，廢票一張。孫中山當選為中華民國大總統。整個過程僅用了不到兩個小時。 　　正如陳炯明預料的一樣，孫中山當選總統和西征、北伐，僅僅是一件事情的三個環節，它們是緊緊相扣的。 　　6月，孫中山任命陳炯明為援桂軍總司令，葉舉為前敵總指揮，開始第二次粵桂戰爭。粵軍以雷霆萬鈞之勢，楔入廣西境內，8月初，進駐南寧。 　　隨後，孫中山派鄒魯到廣西，敦促陳炯明出師援鄂，並由廣東政府接濟軍費400萬元。但陳炯明說，粵桂戰爭花費巨大，能動用的錢差不多都投進去了。他想盡一切辦法，也隻能籌到200萬元，還要等北伐軍出發以後才能付出。雙方信使，徒勞往返，無濟於事。孫中山親赴南寧，當麵向陳炯明曉以大義。結果陳炯明仍然主張先定省憲，以確立民治的基礎；再議國憲，循序漸進地推進統一。他說自己並不反對北伐，隻是現在兵疲將憊，囊空如洗，根本不可能遠征北方。 　　 10月29日，孫中山在梧州設大本營，一麵派汪精衛回廣州籌餉，一麵躬親督師，溯江北上，向桂林前進。他憤然表明：“我已立誓不與競存（陳炯明字）共事。我不殺競存，競存必殺我。”（《華字日報》）1922年6月24日）遂有把手槍交給黃大偉，令其刺殺陳炯明之舉。（章太炎：《定威將軍陳君墓誌銘》，載《廣州文史資料》第9輯，此事亦經黃大偉本人撰文證實） 　　鄧鏗之死 　　經過長時間的醞釀之後，1922年2月3日，孫中山決計取道湖南，進兵北伐。但由於連年被兵，湖南方麵無論是當局還是人民久已厭戰，所以宣布保境息民，公開拒絕北伐軍假道。入湘計劃於是告吹。 　　3月26日，孫中山在桂林召開會議，決定班師回粵，改道江西北伐。這時廣州發生了一件凶案。 　　3月21日，陳炯明的親信、負責為北伐軍在後方籌劃的粵軍參謀長鄧鏗從香港公幹回省，在廣九車站突然遇刺，兩天後身亡。國民黨官史一向說鄧鏗是被陳炯明暗殺的，然而，從目前的史料看，這種說法大可質疑。據羅香林記述：“公知凶手所自來，且身中要害，知不能免，急命司車者駛回省署，告陳公（炯明）暨家人親友以後事。”（羅香林：《革命先烈鄧公仲元傳》）《陳炯明叛國史》也說：“鄧被刺後，抬入總司令部，曾向大眾歎氣言曰：‘我知參謀長地位危險，何必自己人殺自己人。’有問凶手為誰者，鄧又歎氣，謂：‘我認得，真不料他殺我。’” 　　如果鄧鏗認得凶手與陳炯明有關，他怎麽會在受傷後馬上返回省署（陳炯明辦公的地方），又命人通知陳炯明呢？後來陳炯明辭職離開廣州時，“鄧仲元（鏗）夫人及鄧之介弟聞訊，趕至車站送行，陳與之談話甚久，語及鄧仲元身後時局之狀況，相對泣下。”（《申報》1922年4月30日）可見鄧的親屬都不認為陳炯明是幕後黑手，陳鄧兩家還一直保持著通家之好。 　　密切關注局勢發展的駐穗美、英兩國領事館也認為，刺殺鄧鏗，是孫派國民黨人所為。美國副領事在1922年4月4日有一份報告說：“關於謀殺鄧鏗的動機，我從外國情報探得兩報告，一說是廣西係所為，另一說是國民黨，以警告陳炯明而下毒手。”英國總領事在4月22日也有一份報告說：“國民黨謀殺陳炯明的參謀長鄧鏗，現已為眾所周知的事實。” 　　鄧鏗之死，對孫陳間本來就脆弱不堪的關係，可以說是致命一擊。有一種說法是，陳炯明不願全力支援孫中山的北伐，孫中山為解兵馬糧餉之憂，必欲除之而後快，是以殺陳手下的第一大將，以收殺雞駭猴之效。（汪榮祖：《鄧鏗之死真相探索》，載《李敖千秋評論叢書》，1990年2 月） 　　4月9日，孫中山決意變更計劃，令在桂各軍一律返粵，潛師而行，到了梧州，陳炯明才知道。孫中山讓廖仲愷轉告陳炯明：一、陳炯明參加北伐，二、籌措500萬元的軍費。陳炯明無法接受孫的條件，遂被罷黜。 　　舉兵北伐 　　4月23日下午，孫中山在越秀山總統府召開全體幕僚會議，決定行止。大本營內，有兩種意見，一是主張暫緩北伐，先清內患，解決“陳家軍”；二是立即轉道北伐，避免與陳炯明直接衝突，雙方仍留轉圜餘地。 　　孫中山讚成第二種意見，“競存叛跡未彰，在桂粵軍數年奮鬥，猶欲保存”，因此，他決定親自督師北伐，“兩廣仍交競存辦理，給以殊恩，當能感奮”。 　　孫中山急圖北伐，與北方形勢的發展，不無關係。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孫中山與奉、皖軍閥一直有秘密接洽，結成三角同盟。孫中山深感這是聯合奉、皖軍閥，夾擊直係的千載良機，必須立即出兵策應，他已無暇顧及解決陳炯明問題了。 　　但出乎意料的是，直奉開戰，僅及一周，奉軍便被吳佩孚擊敗，狼狽退回關外，南北夾擊直係的計劃，化為泡影。但南方的北伐，卻如弦上之箭，不得不發了。 　　5月9日，孫中山在韶關大誓三軍，旌麾北指。“出師宗旨，在樹立真正之共和，掃除積年政治上之黑暗與罪惡，俾國家統一，民治發達”。然而，當孫中山謀求與奉、皖結盟時，已經把北伐降格為一次普通的軍閥戰爭了。 　　6月2日，北洋總統徐世昌在巨大的壓力之下，宣布辭職。由於孫中山曾一再發表政治宣言，承諾隻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將同時下野。因此，輿論普遍認為，徐世昌下台後，停止內戰，和平統一，終現一線曙光。6月3日，蔡元培、胡適、高一涵等兩百多位各界名流，聯名致電孫中山和廣州非常國會，呼籲孫中山實踐與徐世昌同時下野的宣言，可見這個要求在當時是頗得人心的。 　　炮轟總統府 　　駐守在廣西的粵軍，在聽到陳炯明下野的消息後，頓時沸反盈天。5月8日，孫中山委任陳炯明的部下葉舉為粵桂邊督辦，以示對粵軍的信任。然而葉舉並不領情，5月20日，他率領六十多營粵軍，突然開入省城。 　　粵軍雖然打著迎陳複職的旗號，但內部已經開始分化。一派要求陳炯明馬上回省，恢複所有職務，鎮攝大局；另一派則不滿陳炯明對孫中山的態度過於軟弱，希望由葉舉來領導粵軍，與孫中山徹底決裂，如果陳炯明不同意，就請他出洋，或者繼續留在惠州休養。5月31日，上海《申報》的一篇文章，透露了粵軍內部的分歧：“現在陳之部曲，亦分兩派，一主張陳氏即速回省，則大局立定；一主張陳氏不可造次，俟解決完妥後，始可返省。” 　　陳炯明則在惠州隱居。各界籲請陳炯明回省的函電，鋪天蓋地，見諸報端；前往勸駕的使者，車水馬龍，絡繹不絕。甚至連陳獨秀也到了惠州，勸陳炯明不如加入共產黨，領導華南地區的革命。 　　6月1日，孫中山率領兩營警衛，從韶關返回被粵軍重重包圍的廣州。6月2日，孫中山在總統府設宴招待粵軍將領，竟沒有一個高級軍官應邀前來，隻來了幾個中下級軍官。他對那幾個小軍官說：“告訴你們的長官，不要以為據守白雲山，便可胡作非為，我立刻上永豐艦，升火駛入東江射擊你們，連你們的根據地也一並鏟除！現在東江水漲，永豐炮艦可以直行駛入陳炯明的老巢！” 　　孫中山一連拍了三封電報，要求陳炯明立即到廣州麵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駕。但陳炯明拒絕在這個時候到廣州。他說，在省城軍隊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廣州。顯然，他不希望被人誤解。陳炯明曾經說過，一旦粵軍叛孫，則“天下之惡皆歸焉”，這是他所不願意看見的。 　　然而，局勢在繼續惡化，6月3日，葉舉宣布廣州戒嚴，大街通衢，遍布崗哨。6月12日，孫中山邀請廣州報界出席茶會。他決心通過報紙，向陳炯明攤牌，他宣布： 　　我下令要粵軍全數退出省城30裏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壓服他。人家說我孫文是車大炮（講大話），但這回大炮更是厲害，不是用實心彈，而是用開花彈，或用八英寸口徑的大炮的毒氣彈，不難於三小時內把他六十餘營陳家軍變為泥粉。但殘害六十餘營的軍人，且驚動全城的居民，不免過於暴烈，但我不如此做去，他們終不罷休。我隻望報界諸君，主持正義，十天之內，做足工夫，對於陳家軍，加以糾正。陳家軍若改變態度，即不啻如天之福，萬一無效，就不能不執行我海陸軍大元帥的職權，製裁他們了。（《申報》1922年6月19日） 　　6月15日深夜，粵軍高級將領在鄭仙祠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發動軍事政變，驅逐孫中山下台。就在這危急關頭，“陳炯明在惠州派秘書陳猛蓀持親筆信勸止葉舉……信大意說孫中山出兵北伐如果能勝固好，如其失敗，我以陸軍部長身份暫將部隊調返東江訓練，做充分準備，到時仍可收拾殘局。陳猛蓀持信送到鄭仙祠。葉舉閱後，當著陳猛蓀的麵將信擲落地上，說陳炯明不知軍事，還說：回東江哪裏找吃的？叫陳猛蓀回報陳炯明事情已不容不發……陳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彭智芳：《叛孫前後的陳炯明部隊》） 　　叛亂終於發生了。6月 16日淩晨，粵軍圍攻總統府，孫中山登上軍艦，海軍宣布和叛軍開戰。饒是如此，這場叛亂同謀殺還是有點差別，因為葉舉等人並不想致孫中山於死地，隻想將孫趕出廣東，所以他們在開炮前讓人打電話給孫透露了消息，讓他趕快逃跑。他們提出的要求，也正是前麵蔡元培等人所提出，請孫中山兌現他與徐世昌一齊下台的諾言。（《晨報》，1922年6月4日，並參見袁偉時先生相關分析：《文化專橫與曆史汙穢》，載《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三期，2002年6月29日） 　　孫中山與陳炯明的政治分歧，幾經波瀾起伏，最終不得不訴諸武力，以悲劇收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