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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飯時,我和來自台灣、韓國、印度等地的幾位同事常坐一起聊天。前日台灣同事說,有一位韓國爸爸為他三個兒子起的名字,串起來就叫做“我愛大韓”。
韓國同事一聽便說:“不好,不好,一切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的東西都應該去掉,這個世界應該是無界的。”
這位金姓同事並不是第一次說出這樣的看法,不久前他還說:“所有旗幟都應該去掉,這個世界不需要旗幟。”
金同事嘴裏的旗幟,就是那些象征著國家、民族或意識形態的旗子。台灣同事當場就拿我當靶子對金同事調侃說:“你說不服瑪格麗特(指我)的,她很愛她的祖國哦。”
沒錯,就當今講,金同事的觀念顯得有些過激,地球村裏的無界也不一定非要破除所有的旗幟。首先,除了政治、經濟以外,國家、民族也和文化、文明相聯係,而文化的東西是應該要保護的。第二,國家和民族也是一個人自我認知的依歸、依托之一,是一個人所從來路上的一環:對我來說,“我”來自家,家來自國,國來自地球,地球歸結於上帝……
可話又說回來,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思想難道不是從古到今許多人們的理想嗎?美國國歌唱到:上帝之下,一個國家。同理的結論就是:上帝之下,一個地球村。我們幾位來自不同國度的同事,對特朗普總統有著同樣的批評,因為,從世界要走向大同的意義上講,特朗普的關卡關壘言行剛好是倒行逆施。
在美國國內,也有迫切的“大同”的問題。眾所周知,美國是一個多移民多民族多文化的國家。理想的方向應該是大家互相理解、包容,平等和諧地共處,但是這個國家內部不同族類之間卻時有衝突出現,這種衝突甚至延伸到了不同膚色的警、民之間。
這種衝突也影響到了我。在美國生活的很長時間裏,我對警察一直都懷有一顆尊敬和愛戴感恩的心,因為我知道,社會治安是他們在維持,而他們的工作,卻常常是不安全的。
經過了幾次大的警察誤打誤傷事件,近幾年來,我對警察悄悄生出了另一種感覺,開始對他們有所畏懼。每次經過警車,我都會夾著兩隻手,目不斜視,唯恐他們誤會我有威脅。走出幾步遠了後,我仍然懼怕背後會突然槍聲響起,讓我一命嗚呼。
昨天傍晚雨後放晴,我出去散步。走入街對麵的公園,赫然發現公園邊沿處停著一輛警車。一方麵,我知道他是在那裏值勤,保護公園的安全;另一方麵,我又懼怕他把我當作目標。那時公園裏一個人都沒有,隻有我這個亞裔女人。我在園裏呆了頗長一段時間,動作盡量緩慢平和,盡量避嫌。最後,等拍完夕陽照後,我徐徐地走出公園。
我剛剛步出公園,那輛警車便呼地開走了。我對自己做了一個鬼臉,竟然疑惑:噢,他一直停在那裏不走,是在保護我呢?還是在監視我?現在想起來心中也是感恩與懼怕參半。
精神是不是有些分裂、心態是不是有些扭曲了?一個社會讓一個良民生出對警察的恐懼憂慮感,這個社會一定是有問題的了。我在想,如果我們摒棄大同思想,有意無意地加深族群間或不同意識形態間的區隔,那麽,這種恐懼和猜忌恐怕不會隻是存在於一個國家裏的警民之間,這種不和諧也會演化出衝突混戰。當今的世界,難道不就是這樣的嗎?
在我們社區的一條大路上,一棟公寓大樓門前插著一排顏色鮮豔的彩旗,不時地迎風招展,甚是美麗壯觀。工地上和沙漠探險路途中,也可以看到大小各種旗幟。那些旗幟隻用於人們之間的互相協調幫助。也許我們真的應該期待有一天,所有的旗幟上都沒有任何印記,而隻有藍天白雲和彩虹的色澤。到了那個時候,旗幟就像貝多芬第九交響曲那樣,隻代表歡樂與和諧,而再沒有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