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浮光》是一部“城漂文學”的範本

虔謙：如此犀利的文筆和觀點……我還沒有去跟讀《浮光》，卻讀了一點《受活》（老舍文學獎作品）。內地文學的很多東西，海外跟不上。

 

沙裏途  都基澳

 

                              內容提要 

 

稻城的長篇《浮光》在世界文學格局裏，是一部新流浪漢小說。這是一部“城漂文學”的範本。所有的人物，所有的情節，所有的文字都在漂。非情節因素的風土人文是漂的根基。漂是生存常態。抑鬱，孤獨，恐懼，彷徨和迷惘的個性成為必然。小說的力量就是語言的力量。現代主義的敘述方式，承擔金融文學（矛盾《子夜》）後續的使命，亦即漢字的使命。

                                

                                   一

 

以空前的力度和廣度，幾近殘酷地推進城市化進程的現實何其紛紜，本應與之匹配的小說創作在形而上總是差強人意。各個領域的長篇小說的創作空間都很大，而漢字的能量卻是無窮的。

孫鬱認為：“用白話寫作以來，長篇小說一直沒有像隨筆和短篇小說那樣，形成一種可反複閱讀的文本。”（《文字後的曆史》第219頁）閻連科在總結自己的創作經驗時則進一步強調：“現實主義，是謀殺文學最大的罪魁禍首。”“我們幾十年所倡導的那種現實主義，是謀殺文學的最大元凶。”“自魯迅以後，自‘五四’以後，現實主義已經在小說中被改變了它原有的方向與性質，……文學已經被現實主義所窒息，被現實主義掐住了成長的喉嚨。”（《受活》第297頁）可以說，閻連科的長篇創作實踐無情地剝下了偽現實主義文學的畫皮，那些和前蘇聯一樣“用虛構的故事證明現成的理論”的貨色正在失去讀者和市場。一部《受活》，一次非凡的狂想式寫作，成就了中國當代文學“狂想現實主義”的奠基。

“魯迅的文本裏，滲透的正是一部奴隸掙紮的曆史。”（孫鬱，同上第266頁）作家稻城的長篇小說《浮光》（四川文藝出版社，2010年9月版）滲透的正是這種沒有話語權的沉默的大多數的打工者的行為掙紮和心靈迷惘的曆程。

它或許沒有閻連科的狂想與尖刻，但別有洞天，獨辟蹊徑，從而抵達“唯有小說才能發現的底蘊”的生麵。可供時尚玩味，留給未來探究。

 

 

                                       二

 

 

這是一部新流浪漢小說。古典流浪漢小說堪稱歐美。一直風光無限的有格裏美爾斯豪森的《癡兒西木傳》，凱魯亞克的《在路上》，索爾·貝婁的《奧·吉馬奇曆險記》，甚至約瑟夫·海勒的黑色幽默《第二十二條軍規》，它發現了人總也逃脫不了一切都物化了的困境。我國的卻罕見。趙光鳴的《絕活》是中國第一部流浪漢小說集，長篇卻了了，還找不到好的讀本。恕我孤陋。傳統流浪漢小說敘述方式上行為大於心理，總有超人之舉；人物大都天性善良淳樸，機警狡詐，在黑暗與亂世裏抗爭。新流浪漢小說卻是心理大於行動，是心態的放逐，總在歌舞升平裏東奔西走，與光明與盛世抗爭。譬如君特·格拉斯的《鐵皮鼓》，侏儒的主人公一聲尖叫能震碎所有的玻璃，而靈魂常常就失卻了歸宿。我國的“北漂文學”，有初露端倪者卻大都是淺嚐輒止，好像沒有探雷器的人小心翼翼地進了雷區。讀不出什麽建樹。故，《浮光》隻能放在世界文學的格局裏來考量，就不足為奇。

《浮光》敘述的是主人公江凡和幾個知識男女，從異地不約而同來到西南的大都市成都打拚的人生與情感曆程。他們來時豪情萬丈，去時卻空空行囊。最終被社會的浩瀚、生活的艱辛和大自然的天翻地覆無情地吞沒。

主題隻有一個字：漂。

浮光漂於水麵，塵埃漂於空氣，人漂在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及其芸芸眾生的夾縫中。他們身不由己，卻在頑強不息地尋找生活和未來的出口。命運將肉身拋向遠方，靈魂一刻不停地渴望歸宿。宗教曾經被革了命，理想主義的大廈早已坍塌，新的價值體係尚在模模糊糊，一切理念都那麽曖昧，因此金錢高於一切價值尺度。農民工、大學生、海歸的遊子，不斷下崗的失業者，上不了學的少男少女，統統漂泊在大都市的人海裏。

漂，成了空前的人生常態。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浮光》的每一個字都有“漂”的感覺。那非情節因素的風土與草木，一片葉，一滴露；那情節裏的酒店舞廳，職場馬路，房間溫床，一杯酒，一首歌；那人物生活的衝動與理智，溫柔與決絕，喜怒與哀樂，一蹙眉，一淺笑；都像浮光一樣在水麵與萬物的表麵上漂。實詞在漂，虛詞也在漂。人物的每一聲歎息，都漂著凝重的無奈。浮光在水麵上炫耀與浮誇，掩蓋了水的真實存在。人生的漂浮，遮蔽了社會原本的秩序。《浮光》個性的漂，恰是社會共性的虛無縹緲，浮光掠影。回歸人類個性的尊嚴，恢複社會的常規，必須在漂浮落定之後。眼下的漂，將是一代人甚至幾代人必須付出的代價。我們都生活在職場，我們又生活在別處。我們活著的尊嚴就是卑微的活著，所以漂就是生存的常態。可見，這個主題寓言著深刻的現實和高遠的未來。

而當下就是未來。

 

當審美主體進入審美客體之後，讀者會一下子就被小說“漂的氣場”所俘虜。小說作用在人物上的漂是那麽層次分明。

稻城的《浮光》正是通過看似溫軟的，流暢的，如同漂著落花花瓣的河流一樣的人物命運，人物生存狀態，人生故事的鋪展和描述，讓讀者身臨其境般地感受到江凡、鄭雁鳴、韓眉和柳燕們“漂”的命運波瀾及其所散發出的韻味。在感受詩意的曆史名城成都的氛圍中，細膩而瑣屑地感受其生活的真實，感覺人物的一言一行，心靈的一次次脈動，甚至細致到成都這座文化深厚的古城的一花一草，一風一雨，一聲流水，一滴鳥鳴。在巨大的文化能量上空的漂，正是風箏有了底線的牽扯。因此，漂就是紛亂飄搖的成長。沉淪了，出局了，回歸了，無論何種結局都是曆史的必然。

 

主人公江凡，一位為生存所迫從異地來到成都的“成漂”（也可能是“北漂”，“廣漂”，“上漂”等等，命運把他拋到了天府之國的首府）。他一表人才，金融碩士，從事著令人羨慕的證券行業，而且順理成章地得到了美女的青睞，又有一位市長助理的“老同學”的關懷，生活不可謂不“美好”。雖然故鄉、童年、母親甚至家鄉的飯菜一次次破夢而入，但這位正充滿青春夢想、青春激情的年輕人正憑著自己的實力奮力追求。現實並不如人意，社會的無序和生活的粗礪，讓他迅速地被磨損，而這“磨損超過了他的想象”。很快他就發現，有尊嚴的活著是一種負擔，美好的精神生活成了一種奢侈，個人如同一片樹葉，隨風起落，隨流遊走，完全失去了主宰的能力。氣流，洪流，物流，人流，各種流的裹挾讓他的“漂”更充滿被動的苦悶。這種典型環境造就了他的典型性格。他的個性特征就是抑鬱、孤獨與恐懼。

他在股市裏守望，卻被無序股市的潛規則一次次耍弄。他寫下大量的股市分析文章，隻是對股市黑幕保持沉默。他幾乎天天出入娛樂場場所，把大塊的時間消耗在飯店、酒吧和歌廳，卻總是沉默不語。處處帶有一戰後，“迷惘的一代”的青年人的影子。海明威《太陽照常升起》的敘述方式，在轉型時期的東方得到了合理的繼承。無論東西方，每個漂著的青年都帶著心靈的創傷，卻一刻也不能停止扇動的翅膀。江凡在職場裏的磨損，卻在大自然裏，在風土人情的文化底蘊裏得到了療傷。他酷愛在巴山蜀水、杜甫草堂、石板光亮的小巷，流連忘返。一向守身如玉，頗有操守的學人，在大自然的懷抱裏完成了青年男女的雲雨，就順理成章了。

另一方麵，這恰是抑鬱的遞進。

 

當“漂”的沉重感一直窒息著人的生命和心靈時，對故鄉、對家園的回望便成了漂泊者精神上的最後的寄托。雖然夢醒時發現的依然是“楊柳岸曉風殘月”。孤獨就是這樣誕生的。江凡對“蒲公英女孩”的反複回味便是對這種守望故鄉的心靈吟鳴。

懷舊，牙齒一樣反複咀嚼著孤獨。

 

春光彌漫的田野上，剛及腳踝的玉米苗被西下的陽光映出明亮透明的嫩綠明紫，搖晃的葉片將綠中帶紫的顏色弄得閃閃爍爍，田間的土路邊砌泥草豎著齊刷刷的剛及寸高的葉片，鋪出了閃著春日絨光的綠毯。砌泥草中間一簇簇開著金子般耀眼的蒲公英，花朵嬌豔潔黃，齒狀的葉片襯著花朵，將彌漫的春光渲染到極致……這時有一位小姑娘，背著書包，穿著校服，辮子上插著蒲公英，手裏擎著蒲公英，輕巧地走在長滿砌泥草的土路上。田野裏的禾苗在她的旁邊鋪向遠處，西天的春日顯出明麗而毛茸茸的柔軟，如一個巨大的燒紅的鐵輪……小姑娘叫黃春英，她唱著“老菇花，刺薇薇，哥哥趕車叫妹妹……”又唱“不要問我從哪裏來……”黃春英邊唱邊向我這邊望著，她黃朧朧的辮子在她的肩後跳躍……雲雀在春天的天空中啁啾……（〈浮光〉第018頁）

 

在孤獨中，反複時光的重現，恰是“戀母情結”他化。而在記憶的那隻搖籃裏，人們疼愛著的是時間。孤獨，往往就是被時間挽留。

在原本的世界已經被完全顛覆，精神被連根拔起，從小孕育並已成長的理想被漂泊衝毀，尋求寄托的心靈被掛空的繁紛、駁雜、喧囂、浮躁、暴戾的時代裏，這為數數億的漂泊一族，其心靈遊離，精神深受創傷，白天被湍流衝涮，夜晚縮蜷在脆弱的蛋殼裏喘息。唯一的心靈安慰是故土、故裏，他們試求借助記憶回到故鄉，回到精神的本根，但他們很快便發現，這種努力如同他們現實中的追求一樣，同樣是奢侈的，是異常艱難而且空前渺茫的。

但我們同樣真切感受到人物的巨大失落、空洞，以及作者蘊於日常生活、生命的細枝末節中的肉體漂泊、精神流浪、心靈無處安放的傷感和茫然。這種創傷何嚐不是當下中國最為普遍，最為真切，最為嚴峻，又被最認真地掩蓋於一派升平裏的精神處境？

孤獨，四周籠罩著漆黑的迷茫。

 

小說裏的人物對飯店酒屋的流連，鄭雁鳴與江凡的深夜對酒而無語，無不透出這些“漂族”在巨大的社會、經濟、體製劇變中，在生活的巨大壓力下，對社會低層群族被邊緣化，被陌生化，被碎片化的恐懼。

心靈的孤獨，必然化為對外界的恐懼。

 

我在十字路口站了一會兒，然後走到春熙路的休息椅上坐了下來。帶著暖意的微風陣陣吹來。盛開的櫻花花瓣便簌簌落在肩上，衣服上和腿上，也一股一股地落在腳下的花崗岩地麵上。雖有風，卻不能影響與櫻花雜陳的丁香花清新的芳香陣陣撲鼻而來。丁香花的芬芳是濃鬱的，又是清新的；但簌簌飄落的櫻花和丁香花瓣又給人以盛花已過的憂傷。我喜歡丁香，曾癡呆地找尋過據說是象征幸福的五瓣丁香。櫻花更是美豔得短暫。我坐在春熙路步行街的休息椅上，心中忽然湧上一陣蒼涼。我的眼前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或情侶相擁或朋友相攜，都腳步匆匆。最多的自然是青春少女和妙齡少婦，她們一律生機勃勃，新潮時裝裝點著她們青春的肢體，裹在牛仔褲裏蓬勃爆滿的美臀和鬆垮布衫下飽滿顫動的乳房在眼前飄飄揚揚，水中魚兒一樣地在空氣中流動。還有墨鏡、花傘、俏麗的隨身包兒，再有踏踏的高跟鞋和沙沙的運動鞋聲，渲染出這個城市時尚的風情……但在這熱鬧的流中，我感受到的是幾絲清冷。這擁擠的人群中誰也不會注意到坐在櫻花樹下的我。（〈浮光〉第188頁—第189頁）

 

這裏不僅僅是傷感，更是直接對存在的恐懼。誠然，我們無法簡單評述當下中國這種步伐日益加快，氣勢如暴風驟雨，如地震、泥石流一樣不可阻擋的城市化建設給中國社會，尤其是給中下層百姓帶來的巨大震撼、巨大衝擊和巨大改變。傳統的生活方式不複存在，隨著城鄉的震蕩與湧動，生產關係，原有的體製、倫理道德、價值觀念以及人們的行為方式和心態在眼睜睜的注視下土崩瓦解，來不及思索、被動地匆忙地進行著變異組合，以致幾億人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漂泊、移動、掙紮，喜劇、悲劇，更多的是難說是悲劇還是喜劇的人生命運戲劇，在社會極度冷漠無視的情況下血淚交流地發生，上演，並如它無聲發生一樣又瞬間消失。

孤獨源於心理，恐懼來源外力。生存壓力是人類唯一的恐懼。民族還有分裂（台灣），民權依舊虛無（司法不獨立），民生不得保障（就業難），多媒體充斥著虛假新聞，所有的監督都是自我監督（紀委監督黨委），就是沒有監督。太平盛世，歌舞升平，浮光下是一個多麽和諧的社會形態的初級階段。

然而，社會高度和諧的下麵，卻是人類生存的極端無常。這就是江凡們無端端的陡生恐懼的根源。

 

這層次分明的漂，每個人都是有聯係的，每個人又都是孤獨的。人人都在惶惶不可終日的心態裏度日如年。生存恐懼如影隨形，注滿本應盡情享受的紅酒，房間，職場和馬路。人生最大的快樂就是有一分鍾“我不因為生存問題而恐懼”。然而，現實是人人自危。

鄭雁鳴是個大官（市長助理），一位幾乎算是“顯赫”的年輕官員。雖然這“顯赫”的開始是借助於京城位高權重的準嶽父的影響力。但“漂”到成都後，他也同樣相信憑自己的能力和熱情會紮下根來，但最終卻在“5·12”大地震中魂歸汶川江石中。在他幾近壯烈的終結中，讓讀者看到一位官員的“漂”劇，雖然這劇讓人心痛。可以說這是一個更大的漂泊，更為沉重的遊離，更為淒切的悲音。高官在自危。

另一位“80後”的美少女韓眉，她的“漂”更為典型。她醫學院畢業，成為醫生，信奉“奉處”結婚。但生活卻擠得她東奔西突，忽來忽去。渴望紮根，渴望愛情，渴望一個溫暖的家，但人人都在彰顯魅力的背後，亮著綠幽幽的眼光盯著她的不過是她的肉體，是她“兩腿間”的東西。我們從韓眉的身上，更清楚地看到我們賴以附著的東西不存在了。你越尋求，越想抓住在手中，越想走進精神家園，融入心靈的棲息地，就越是發現那些你渴求的東西已遠離自己。自己“漂”向的是一個困境，一個轉不回身的死角落。你麵臨的也許正是一種放棄一切的被吞噬。青春在自危。

美女柳燕當然更不例外，她在以色開路的“漂”的人生命運軌跡中，麵臨的是共同的窘境。在這些列舉之後，是聯想的空間。美麗在自危。

一言以蔽之，自危是所有人的心理常態。數以億萬計的“城漂”粉塵一般飄揚在祖國的上空。他們被無常無情地捉弄著：我曾經豪情萬丈，歸來卻空空行囊。

 

《浮光》的這種存在主義觀照中，我們看到了“漂”族生命無處落地，心靈飄在空中，精神處於漂移的寂寞、鬱悶，壓抑、驚悸、恐慌、浮躁、空虛和無奈。從這個意義上說，《浮光》是一部尊重靈魂，追尋心靈，追尋人類之命的生命敘事，是一個“靈魂的傷懷，生命的喟歎”（謝有順《賈平凹小說的敘事倫理》），也可以說是對“漂”之生命的傷感的抒情曲。而漂浮在文字上麵的是優美的憂傷。有如鬱達夫《春風沉醉的夜晚》一樣，洇著丁香般的淡淡的憂鬱。這正暗合裏米蘭·昆德拉詩意派小說的創作理念，在無情地批判專製與腐朽時，在苦難的生存狀態中詩意的棲居與生活。

這種憂鬱的文風是個頗具感染力的磁場。挑燈夜讀時，往往使人潸然淚下。

 

 

                                     三

 

 

《浮光》將“5·12”大地震作為小說故事的高峰，甚至可視為結局。即所謂的高潮即結局。這既是現實，同樣也不乏象喻意義。老子以一“道”字，高度抽象出自然界的最高法則，宇宙的起源，自然和社會的規律與關係。順道者昌，逆道者亡。當眾人逆“道”而貪婪，不懂得“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管子《五行》）的基本道理時，災難常常會不期而至。水麵上，屋宇上，草木上，大地、馬路與街區上的所有浮光，瞬間被一道藍光所沒收。人類的命運，在這個結構裏急轉直下。這一刻，偉大的人類和渺小的蟻群沒有什麽不同。

結構，即內容。奧地利小說理論家斯坦策爾指出，現代小說的美學特征有三：“第一，由客觀事物和事件組成的外在世界不再重要，除非這些東西能被上升到象征的高度，變得透明以展示思想，或用做意識發生過程的背景；第二，小說家全神貫注於時間主題；第三，對敘述技巧和手法的試驗。”維·什克洛夫斯基在《散文理論》中也指出：“光描寫結構還不夠，還要研究它的起源。”

傳統的小說敘述結構，大都以時空順序敘述故事的過程，或幾線並列，或幾線交叉，或幾線並列又交叉，往往形成一個清晰可見的線性結構。讀過《浮光》，不難發現，小說故事的結構與此不同，時間的線性蹤跡隻是模糊、斷續，隱約在文字後麵。從小說全力展現的主題和故事內容上看，“生存狀態”這一中心已經預示了小說抽象的結構風格，並決定了《浮光》的結構不得不是網狀的。它由“我”（江凡）這個中心伸展出去，形成了縱向的線性。又在各點的關聯中形成橫向的聯結，於是邊界不封閉的網狀結構便形成了。這正如斯坦策爾所說：“當一個小說家求助於抽象寫法的模式時，故事講述的結構形式也許被拋棄了。”在《浮光》這樣的小說裏，其結構基本單位並不是冗長的情節的連續，而是片斷，通常是突然插入和同樣突然結束的較短的情節的斷麵。這種自然形態，塊狀形態的結構，與這群人“漂”的生存狀態結構相吻合。比如很多葉片，在透明的大網兜裏飛，有時獨處，有時重疊，有時還聚成一堆。那個提著網兜在走的是一隻無形的手，他輕輕一抖，葉片漫天飛舞。

“當人類賴以生存的時空環境發生變化，人的審美意識不會無動於衷。人們的審美趣味也一定會發生這樣那樣的變化。”（李小江《後寓言——〈狼圖騰〉的深度詮釋》）城市化的隆隆推進，社會轉型的無情深化，人的社會生活和家庭關係便變得殘缺不全，其空間不再是一個封閉的場景，而是開放的表麵下暗布著層層阻隔的大空間。小說《浮光》表現的正是這樣一個大空間，因此它也就跳出了線性敘事的模式，用縫隙很大的網狀這樣一個自然邏輯的結構將這些許多小故事、小人物，以及他們各自的今天、過去串連起來，展示著一群生命的生存狀態和生存價值，承載著一個個不同的生命曆險，在橫向環形的輻射中次第展開。

《浮光》的結構形式，往往會深刻影響敘述的節奏，而不同的節奏又會造成不同的審美效果。這種節奏性的感受效果反過來又將影響對作品的欣賞。《浮光》的節奏在“5·12”之前，一直是自然流暢的，甚至是舒緩的文麵，而到了“5·12”地震一章，節奏驟然緊張，力度如鼓點般加強，最後止於輕風細雨般的飄浮中。

這種節奏感是表現人物生命節奏律動的需要。也就是“漂”的主題需要。就像所有的自由元素，無不製約於萬有引力的定律。

這印證了形式即內容，結構的抵達就是主題思想的抵達。

 

 

                                   四

 

 

我們最無法忽視的還有《浮光》中大量的幾乎無處不在的對成都這座有二千多年曆史和文化積澱的名城的風土人情的描敘。高行建的《靈山》，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雪國》，顯克微支的《燈塔看守人》，甚至海明威的《老人與海》…… 不誇張地說，《浮光》中的非情節因素與經典範本裏那些點相比並不遜色。

這種非情節因素的鋪排與張揚，不僅讓我們感受到主人公們“漂泊”之地的自然文化風貌，領略到小說詩化了的自然與社會環境，更讓讀者更深層地體味到這更是對主人公們漂泊的生活，焦慮、遊離的心靈的一種外圍開掘。一方麵具有強勢文化的奠基和後盾，另一方麵又有了漂的根基。為什麽麵對那些人文的和自然的景觀主人公總是暗自流淚，黯然神傷？因為他們對這片悠久的土地和文化愛得太深。越對這種情節外的非情節因素沉迷，就越能深刻地感受到生命“漂”的沉重和疼痛。這種非情節因素的鋪排已完全與人物命運、生命的掙紮融為一體。當然，它更是一種反襯。想想在如此的美好上麵的那些腐敗、那些拜金、那些物欲橫流、那些勾心鬥角和爾虞我詐，小說人物怎能不焦慮、鬱悶、彷徨與迷惘。物是人非正是物我交融，渾然天成在相反相成裏。最不可戰勝的就是文化的力量，它能給予人們反思與抗爭的勇氣和信心。

非情節因素與情節因素的關係就是交匯貫通，這是語言藝術的特質。語言藝術就要突出語言的力量。小說是書麵語言的藝術，小說的力量就是語言的力量。《浮光》的非情節因素緊緊抓住了地方風土人文的特質，靠的就是語言的力量取勝。

江凡在朋友韓眉忽來忽去時“被揪到”青城山參加培訓，培訓者滿嘴炫耀卻空洞得隻剩炫耀，江凡的心卻被“窗外”掠奪而去：“培訓會址被安排在青城山下的岷江山莊。……此時正值雨季，窗外雨線綿密，刷刷地落著，似乎又悄無聲息。好像雨也是綠的，綠蔭和雨水一樣流淌，在綠色的空氣中流淌，帶著花草的香氣，泛著青碧的光衝擊。站在廊下，青城山的峰嶺就在牆外。放眼望去，青城山更綠，山嶺如巨大的綠色的雲朵，一層一層向空中疊壘上去。綠樹包裹的青城山是軟的，棉花般鬆軟，但它又是湧動的，山風拂過，山體似乎在擺動，似乎也在升騰，在飄浮。（《浮光》第131頁）”足見他的心思不在利欲，而在山水。成都的街道每一枚葉片都放射著詩歌的光芒，深厚的底蘊給予它們豐富的文化養份。江凡漂在無序與迷茫裏，但麵對苦難他詩意地放飛心靈。又有誰人不是在籠子裏歌唱，戴著鐐銬跳舞？

 

江凡的思緒又回到故鄉和仍在故鄉的母親，以及母親過世帶來的傷痛上。這裏我們清楚地看到作為“成漂”一族的江凡，精神在四牽八拽的撕扯中撕碎了心靈。文化的力量戰勝了浮躁的現實，小說的寓言性呼之欲出啊！

主人公走在街上，對街景的欣賞更透出江凡讓讀者心碎的透明的孤獨與渾濁的無奈。

 

元旦過後明顯感到忙起來了。春節的腳步聲在一千米的高空中遝遝傳來。春熙路上自不用說，人流如織，密度加大，所有的商場空氣稀薄，令人窒息。馬路上仿佛從地縫中鑽出了一群群汽車，如同螞蟻從蟻穴中湧出。路有多寬，有多長，車和人就有多寬有多長。如空氣一樣充塞了每個空間。商家促銷的廣告牌、橫幅、彩色巨型汽球懸掛著招徠口號和聳人聽聞的出血“讓利”訊息鋪天蓋地。在這個城市裏，除了神一樣主宰別人命運的國家機器剩下的就隻有商人了。

在這紛揚的氣氛裏，你可以看到人們那美麗的笑臉。他們或者是快樂的孩子，甜蜜的戀人，也可能是滿足的老人。當然最讓我難忘的，還是那些貧窮的民工臉上洋溢的歡笑。那天我在老碼頭火鍋店外麵就看到一個也許不足20歲的女孩站在人行道上打電話。她穿著火鍋店的服裝，胸前的兜裏揣著點菜用的黃色簡易筆和特別的菜單。但她在用綴著小卡通的手機跟家裏人通電話。那時天飄著雨，但雨點一點也不密集，逗人似的風倒也吹得舒暢。吹得她的衣衫揚起來，這使她如舞女一樣成為街中的風景。她響亮地笑著，把笑聲和她的歡樂隨風傳到四周……我喜歡看人們笑著，喜歡看洋溢著笑容的臉，喜歡聽朗朗的笑聲。雁鳴說我看人笑臉的樣子有點呆，尤其是看女孩子的笑。這樣瓜娃子一樣的盯著女孩看，而且別人笑，我卻不笑，早晚會出事。（〈浮光〉第155—166頁）

 

小說第26節江凡極具恐怖感的孤獨的春節的描寫也是一個極好的範例。能夠充分感受到這種通過非情節因素的渲染，展現“漂族”人物的肉體和心靈在被抽走背景，無所附著的悲劇色彩。這是人的漂泊，這是知識的漂泊，這是靈魂分離肉身的漂泊。因此，“對知識分子，拿掉他的眼鏡就夠了。”（帕拉《瞞騙警察的笑話》）所以，性格悲劇就是語境悲劇。

有很多人說非情節因素難以卒讀，往往一掠而過。那或許是語言出了問題。而語言的蒼白，正是思想的困乏。思想是一切文本之根本。

一切理論都是灰色的，唯有生命之樹常青。因為它能不斷地抽著思想的枝條。

 

小說對股市敘述方式也頗耐人尋味。它將股市有節奏地做了切片分析。江凡作為一位證券明星分析師，幾近生命曆險的方式，揭示投資行業嚴酷的生存方式。從中窺現精英如何專業操作，犀利解讀行業裏鮮為人知的金融黑洞。這在作為金融小說的奠基作《子夜》的後麵，終於可以看到後來者居上，是我國文壇一大幸事。

孫鬱說：“《子夜》的宏大曾給我們驚喜，但過於時尚和理念化，便失去了自己的豐富性。”（《文字後的曆史》，第219頁）對於前輩的遺憾，作為一個學者作家，稻城有了填補的自覺。他的創作因此就有了使命感。這是一個作家重要的，也是必須的能動與能指的先決條件。

遺憾的是具備與時尚對壘，懷揣使命感的作家總是鳳毛麟角。因此，稻城的創作愈顯難能可貴。它是流俗裏的崇高。

 

                                 2012年2月27日8時30分，記畢於大連幸福e家福祥園

 

 

參考文獻

 

孫鬱《文字後的曆史》（春風文藝出版社，2001年9月版）

閻連科《受活》（春風文藝出版社，2004年1月版）

張學昕《話語生活中的真相》（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9年10月版）

米蘭·昆達拉《不朽》（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版）

薩特《薩特讀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5月版）

 

轉自沙裏途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1704fe0102dwtu.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