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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曉聲的《父親》被歸入短篇小說。小說一般都是虛構的，在我看來，《父親》是一部紀實大散文。史鐵生的《我與地壇》一萬三千字，其中有五分之一的文字在寫他的母親。《父親》一萬八千字，顧名思義，其中大部分寫的是作者的父親。
看鳳凰衛視製作的梁曉聲訪談錄的時候，我就被梁家兩代艱辛的往事和堅忍的意誌所深深震懾。我問，為什麽那個時代的人，家家有本辛酸艱難史？中國人，為什麽這麽苦？這麽苦的中國人，才有餘華那麽苦的《活著》。
我又想，世界上哪個民族不苦，或不是曾經苦過？波蘭民族、猶太人、阿拉伯人、非洲貧困地區的人民……這麽看來，梁曉聲的《父親》，表層上寫的是作者至親至愛的人的紀實，從中揭示出來的，卻是這個民族獨特的信念、性格和宿命。
梁家祖籍山東農村。梁曉聲的父親十四歲時隨鄉親闖關東到了東北，後來成了梁家首個那個時代頗可為榮的建築工人。《父親》一開頭就說：“父親的生活原則——萬事不求人。”“ 小時候，父親在我心目中，是嚴厲的一家之主，絕對權威，靠出賣體力供我吃穿的人，恩人，令我懼怕的人。”
萬事不求人，靠賣體力賺錢養家，崇尚體力勞動，這就是梁父的信念和一生的實踐。從貧窮落後的山東農村出來，幾乎是目不識丁，轉而成為艱苦的建築工人，梁父的思維裏，不能不打上那個時代裏這樣的人生給他的許多限製以及由此造成的悲劇。他因為不信西醫而斷送了自己大女兒的生命；他是一個大男人主義者和一個大父親主義者，對自己的妻子兒女施行絕對的權威。他可以一巴掌把兒子打成口吃而置若罔聞（當然，他那一記耳光也是可以從所有那些時代和文化的局限上進行理解的）。作為這樣的一家之主，為了賺節日加倍的工資，又為了省去交通費用，他規定自己三年才能回一次家 ——大禹三過其門而不入在四千年後華夏大地的另類翻版。他為自己的家庭耗盡了畢生的體力(即便到了垂暮之年，他仍然幫助兒子打點一家，甚至幫助樓房的居民們打掃樓道和公廁衛生），甚至犧牲天倫之樂的日子。他以此為尊，以此為榮，以此為傲！
然而在那個貧困和精神專製吞噬一切的年代裏，和時代的命運相比，他的努力以及他所信賴的個人體力是多麽的微不足道，甚至無能為力。區區三十元的月薪，又如何能維係六口之家的生計。梁母無奈，隻得背著丈夫，靠借錢過日子。等到梁父闊別三年後回得家來，看到家境如此，反應就是暴跳如雷。我猜想，其實他心底何嚐沒有想到家境如此是因為把自己擺得那麽高那麽重要的他，事實上並養活不了全家。他思維的深處知道這點，可這個太傷他的自尊和他的各種微妙情感，以致他不願意去正視，反而嫁禍自己的妻子，責怪她不會持家。殊不知，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啊！
說到梁母，梁曉聲寫道：“中國的貧窮家庭的主婦，對困窘生活的適應力和耐受力是極可敬的。”梁母從自己的本職出發，一方麵總是默默忍受著丈夫無端的斥責，甚至阻止兒女們為她打抱不平；另一方麵，她終於也不得不出去打工，以補不足。從電視采訪中我了解到，梁母當時打的工是一種蓬頭垢麵、非常辛苦的工。如此艱辛的生活，如此窘困的家境，梁母，憑著她農村私塾先生家庭出身的一點點熏陶，憑著她對子女未來的希望和憧憬（按梁曉聲的觀點，這憧憬是盲目樂觀的），她總是慷慨地、堅定地支持兒女讀書學文化。梁曉聲能成為作家，應該說和他的母親有著密切的關係。
父親慢慢地老了，可家庭的重壓絲毫沒有減少。為了讓女兒能順利找到工作，梁父不得不和二兒子梁曉聲一起冒著大雨去三十裏外的地方幫街道主任拉一噸的煤。那一幕是驚心動魄的。一噸煤分三次拉，拉到第三趟時，“一隻車輪卡在鐵軌岔角裏。無論我和父親使出多大的力氣，車輪都紋絲不動，像被焊住了。…… 在暴雨中，我聽得見父親像牛一樣的呼哧呼哧的喘息聲。我扶了一把臉上的雨水，對父親大聲喊：‘爸爸，你在這兒看著，我去值班房找個人來幫幫忙！’‘你的力氣都哪去了？！’父親一下子推開我，彎下腰，用他那肌肉萎縮了的肩膀去扛車。”
就在那時，風馳電掣的火車來了……最後雖然是有驚無險，但梁父挨了人家惡狠狠的罵。這個時候作者看到了父親一張絕望的臉。這是一個老了的慈父和嚴父，一個畢生相信體力的人，終於感到自己再沒有能力以自己的力量來幫助子女時的那種絕望。想象那一幕，一個滿臉皺紋發須灰白的老男人，一個肌肉不複健壯心裏卻依然傲骨的建築工，背後是那輛歪歪斜斜滿載著煤的、仍然卡在鐵軌上的推車，巨大的火車車燈的強光照著他和那個對他粗暴嗬斥的鐵路人員……這是一個幾近殘酷的悲劇景象；一個父親的宿命，在這裏定格。
雖然梁父時常顯得專製、頑固甚至無知等等，可通篇讀下來，我硬是恨不起他來。這裏有很深的道理在。為了揭示這個道理，作者在文章的末尾部分插入了一段類似小說的內容。作者寫到一位年輕的都市女青年找上門來要聊敘。這節內容和整篇《父親》顯得非常不協調，因為就像作者說的，那位女青年來自另一個世界；她有著一種不愁吃穿了以後的貴婦人無病呻吟式的煩惱。更不湊巧的是，女青年在門口撞見了梁父，而梁父恰恰是她所看不起看不慣的那些人中的一種。
由此梁曉聲寫出了（喊出了）這篇文章的最強音：
“小雨，大雨，都是下雨的夜 為什麽保留在我記憶中的都是雨夜呢？我畢竟從我生活中的兩個雨夜度過來了。我畢竟扯著父親的破衣襟，扯著一個沒有受過文化教育的，頭腦中有著狹隘的農民意識的父親的破衣襟，一步步從生活中走過來了，一歲歲長大了……我在想，她（指那個女青年）那顆心一定很渺小，因此也隻能產生這麽一點渺小的悲哀，我已經不再同情她。我告訴她，那白胡子老頭，肯定就是我的父親……‘我並不想否認，我的父親沒有文化，他在掃盲時所認識的字，絕不會比你這件花外衣上的花朵多，他還很愚昧，由於他的愚昧，由於他的農民意識的狹隘，給我們的家庭造成了重大的不幸，因為他不相信醫生的話而相信算命先生的話我的姐姐夭折了！我的哥哥，因為他鄙薄文化而崇尚力氣、瘋了！我原諒了他，但卻不能忘記這些，我要比你更加憎恨愚昧！我要比你更加明白文化對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意味著什麽！我詛咒造成愚昧和沒有文化的落後狀況的一切因素！……’”
文章以梁父乘火車離開、在作者對父親摯愛的呼喚聲中嘎然結束。
不錯，《父親》有不少親情的內容，但我覺得，如果僅僅把《父親》歸結為就是寫親情，那就大大降低了這部作品的分量和思想高度。作者為什麽不恨因其種種缺點而對家庭鑄成大錯的父親？為什麽始終如此的愛著自己的父親？除了天然的親情以外（親情是靠不住的），還因為梁曉聲深深理解沒有文化、愚昧不是父親的罪過，而是曆史的罪過。梁父在自己所局限的曆史天地裏，已經盡了他最大努力。在那個物質上野菜充饑，精神上黨即一切的時空裏，不僅人性扭曲（梁父的動輒發怒），就連親情也是扭曲的。“在我的情感世界中，父親愈來愈成為一個我想要報答而無力報答的恩人。報答這種心理，在父子關係中，其實質無疑於溶淡骨血深情的衡釋劑。它將最自然的人性最天經地義的倫理平和地扭曲為一種最荒唐的債務，而窮困之所以該詛咒，不隻因為它造成物質方麵的債務，更因為它造成精神上和情感上的債務。”
梁曉聲在電視采訪中說:文學作品有兩類：批判現實的和褒揚光明的；兩者不可或缺。具體到“父親”這個題材，寫父親的作品，很多宣揚父愛如山，而梁曉聲的《父親》不僅描寫了這位父親的缺點弱點，更深入一步，通過對這缺點弱點的描寫，揭示了時代的缺失。通過對這位父親的全方位的刻畫，襯托出這個民族沉重的曆史足跡，她的性格，她的信念和期盼。所有這些，都是充滿感情地表達出來的。字裏行間情愛厚重的《父親》，體現了作者真誠 的現實主義精神，他從一個社會的底層出發對於人的深切的愛和關注。
我喜歡梁曉聲和他的語言文字，我喜歡他和他的作品中流露出來的平民思想、人文關注以及他對家國民族的摯愛；這摯愛從他的現實主義的文字中流露了出來。一個人能成為一個著名作家或有偶然因素，但是在梁曉聲這裏，更是一種必然。
謝謝你的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