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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有一位讀者一口氣讀了我的許多作品:《不能講的故事》、《銀女》、《最後一個女人》和我的新作《吉女花》等,給我留了這麽一句話:“虔謙成了真正的女人代言人。曆史跨越巨大,故事細膩連貫。篇篇動人心弦。”他還沒有讀我的《二十九以前,不要結婚》。
不說受寵若驚,他的話對我有些振聾發聵。我在接受江少川教授采訪時,還覺得自己對女性題材重視不足。其實我在自己不注意的時候,竟做了“女性代言人”。
迄今為止我所有小說按側重點不同可分為兩種類型:寫人和寫事(小說兩樣都得有,我是說側重點)。前者以《不能講的故事》為集中和成功的代表。後者我認為是寫於2008年,修改於2013年的《二十九歲以前,不要結婚》(原名《…不要在29歲以前結婚》,那部小說主要寫的是無愛情的婚姻。
《不能講的故事》所塑造的蘆花我認為是有經典意義的。我在《回憶我那不能講的故事的激情歲月》裏寫道:
“我那激情,為的是我的女主人公蘆花和她的命運,她的情愛,她身邊的男人和親人。我那激情,為的是蘆花一生的苦難和悲歡離合,為的是她的寬容、善良,堅韌、愛和付出。
《不能講的故事》的難以超越處,在於蘆花這個人物的難以超越。蘆花這個人物,簡單,樸素,完美並撼動人心。”
“神啊,給我一個蘆花 ……” 蘆花是一個時代中國女性的優秀代表,中國女性在苦難中所迸發出來的人性光輝的集中體現。
後來我寫了長篇小說《二十九歲以前,不要結婚》 (2013年最新版正在搜狐熱傳)。這部小說以寫事為重心。我現在打心裏認為這部小說不輸給《不能講的故事》。 2008年底在讀者對小說女主人公彭惠的評論熱潮中(抨擊的為多),我寫了《彭惠拿什麽和蘆花比?》一文。文中寫道:
“其實, 彭惠和蘆花都是女人, 所以本質上她們的同處多過她們的異處。 我認為她們的異處, 更多的是標誌著不同時代的印記。
首先, 蘆花是被賣的孤女。 這一悲慘身世本身就能引起人們的極大同情。 但是蘆花的悲慘還不止於此, 無辜的她二度遭遺棄, 她的人生也從此進入旋渦和飄零。
第二,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個年代裏象蘆花這樣的農村婦女, 並沒有自由戀愛的觀念。 有的隻是嫁雞隨雞, 逆來順受的倫理反射。
第三, 蘆花真正的魅力在於她衝破了這一切, 超越了命運的不幸、世道的艱辛和生活時代的局限。 蘆花人性裏的全部美麗, 是在那不幸和艱辛中層層展現出來。
反過來看彭惠。 她處在與蘆花完全不同的時代。 一個女性愛情已然覺醒的時代。 彭惠的早戀一方麵表現了她人性的純真和早年性格的明快勇敢, 另一方麵也是這個時代女性覺醒的鮮明標誌。
女性覺醒的一個重要表現, 就是女人的天地不再僅僅是丈夫和孩子, 她有自己的工作、職業、 興趣愛好等等。 這些女性生活的要素可能會和她的愛情生活形成矛盾。
女性覺醒的另一個重要表現, 是女人對愛情的深度和高度追求。 這種追求, 是有年齡局限性或者說敏感度的。
但是彭惠的故事不止於此。 和蘆花一樣, 彭惠本質上是個純真、善良和自律的女人。 因此她和林文傑的婚愛過程也是她的良善本性和她的情愛追求之間近乎殘酷的交戰過程。 最後她明白了婚姻的本質。 她明白了婚姻可以是真愛的結合, 也可以不是。 但是無論如何婚姻有著神聖的責任和家庭親人紐帶。 婚姻裏頭可以沒有愛情, 卻一定有愛。
我個人覺得彭惠這個人物在層次上要比蘆花立體一些。 她的不盡完美性構成了她的立體性。
蘆花和彭惠同為女人。 在她們的身上我能看到女性跨越時代的恆古美德, 那就是善良和自律說到忍耐。 彭惠的忍耐性是隨著年齡的增長和意識的成熟而成熟的。”
短篇小說《銀女》寫的是大眾情人。因為是大眾情人,在社會的眼裏可能是不貞不潔的,但是小說描寫了一個實際上充滿了女性美的少女。小說的結尾是童話式的。這部小說收入晉江小說集《重奏》(海峽文藝出版社2013年)。
《吉女花》還在創作中,字數將會在八萬字上下,是長中篇或者說小長篇。她描寫了杏真從純情少女如何被迫從娼,她的遭遇對其女兒命運的衝擊等等。小說涉及娼妓、牢獄和拆遷,是我關注社會和社會底層的又一個嚐試。《吉女花》的另一個嚐試在性的描寫上。飲食男女,性是人(人生,人性)的一部分,文學作品涉及性是自然的,關鍵在於怎樣涉及。該小說這方麵的描寫應該說是我作品中較為成熟的。它含蓄洗練,有睛無龍,傳達神而不是形。
從蘆花,到彭惠,到銀女再到杏真(從懵懂時代的純美,到成熟時代的掙紮再到改革前後的風霜,注意,不是風塵),就是我女性形象的大致脈絡。應該說難度都相當的大。除了生活經曆、積累和沉澱外,寫蘆花靠的是難以再現的激情和作者本人的人性外化,寫彭惠靠的是硬弓強拉的寫作韌性和認真態度,銀女透露出作者的理想主義女人觀,寫杏真和寫《阿蔥尋妹》、《痕》、《晨芳2112》、《樸山男孩》等一樣,從一個新的層麵、以新的時代背景體現了作者對社會和底層人物,尤其是女性的關愛。
值得一說的是,除了《晨芳2112》外,以上所有作品,它們的地點背景都是閩南,我最熟悉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