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自： 鄧嗣源：社會的分化與現代民主（二）——兩種類型的理論
三，如何處理社會分化與矛盾
人與人的差異和競爭，社會的分化與矛盾衝突，伴隨著無數血淚和苦難，構成了人類社會演變的重要方麵。成千上 萬個生命被毀於一旦，輝煌的文明成果被付之一炬，這類慘烈的災禍，在曆史上曾經一現再現，有時會連綿百年甚至更久。人類的理性從不停頓地思考著，怎樣處理 社會的分化和矛盾？怎樣才能使社會矛盾得以緩和、避免激化，怎樣才能讓競爭納入和平的良性的軌道？
理性，使人們的思考在以下這一點上得 到共識：社會成員必須聯合起來，製定公共的規則（法律），用公共的力量來保證規則的實施，隻要大多數人能遵循規則，將使社會成員的公共生活及相互競爭處於 有序和可控的狀態，將能避免社會矛盾的激化。這一共識也可表述為：建立一種製定法律及執行法律的框架，或稱之為“政治體製”。但問題是，該製定怎樣的規則 （法律）？由誰來製定規則（法律）？由誰來掌握並行使公共的力量？不同的時代、不同的人們對這些問題有著不同的思考和回答，隨著曆史的演進和文明的發展， 人類的理性逐步成熟，出現過若幹彼此相異的理論。
本文先舉出兩種類型的理論，簡略地著重討論一下，它們在處理由差異、競爭、分化而產生的社會矛盾這一方麵有何異同。
第一種類型，就如，以孔子、孟子、荀子為代表的儒家理論。
孔 子的理想，就是要恢複周朝製度下的那種社會，其政治製度是天子統治下的等級製，思想道德則以忠孝為本，強調“正名”，社會成員分成等級，個個安守並忠於本 分，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臣對君要忠，子對父要孝，誰破壞這個規矩，就繩之以法、弑之其身。孔子認為，周朝的後期，天下大亂，原因就在於，諸侯要 奪天子的權和利，大夫要奪諸侯的權和利，小人要奪君子的權和利。所以必須嚴格實施周朝的道德法規及其製度，使“亂臣賊子懼”。
說“亂臣 賊子懼”這話的，是同樣身處於天下大亂之年代的孟子，他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又道：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滕文公章句下》），他要繼承孔子的思想，立誌以統一天下為任。他說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離婁章句 上》）。所謂“仁政”，簡而言之就是“耕者九一、仕者世祿”（《梁惠王章句下》）。孟子把社會成員分為兩大等級：“仕者”或“君子”或“勞心者”為一個階 層，“耕者”或“野人”或“勞力者”為另一階層。二者的關係是：“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或者說：“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滕文 公章句上》）。所謂“仕者世祿”即指王公大臣“世卿世祿”，世代相傳。孟子還仿照周朝的模式提出爵祿的具體等級，王公分為五等（天子、公、侯、伯、子與 男），朝廷分為六等（君、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各等級所得俸祿，均有相應規定。所謂“耕者九一”，即按“井”字狀把一裏見方的土地一分為九，八 戶耕者各得其一為“私田”，剩下一份為“公田”，公田的產出供作王公仕者的俸祿，八戶合力先種好公田，名曰“先公後私”。如此一來，“分田製祿可坐而定 也”（《滕文公章句上》），庶民耕者不饑不寒，王公仕者世卿世祿，兩個階層各守本分，二者相安無事，世代相傳，天下太平！這就是孟子繼承孔子的理想所要建 立的社會製度。為了維護這種製度，必須建立君父的絕對權威，確保忠孝為本的禮法製度，孟子認為，無君無父，是禽獸，屬亂臣賊子。有人說，孟子的《仁政》之 核心是“仁愛”，即“愛民”，其實，孟子所說的“民”就是指“耕者”或“野人”或“勞力者”，是為了保證王公大臣的俸祿，世世代代在田間勞苦耕作的被奴役 者。
荀子繼承、發揚孔子思想，並作出詳盡的論述。社會、國家何以組成？天下何以大亂？道德、法規、製度何以產生？天下何以平治？荀子一 一作出回答，他說：“人何以能群？曰分”（《王製篇》）。這裏的“群”即指組成社會、國家，“分”即指社會分化，荀子認為，“分”是組成穩定的社會、國家 的必要條件。關於“分”的原理及其實施辦法，在荀子的多篇著作中都有論述，這裏僅舉三段文字。他在《富國篇》中寫道：“無君以製臣，無上以製下，天下害生 縱欲，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也。……離居不相待則窮；群而無分則爭。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群矣。”在《王製篇》中寫 道：“分均則不偏，執（勢）齊則不壹，眾齊則不使。”（意思是，資源就那麽多，要均勻分配，不可能普遍實行；勢均力敵，相互對峙，不可能達到統一，成為一 個整體；人人平等，沒有等級差別，誰都不聽誰，無法駕馭和統治）。他接著寫道：“執位（即等級）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足夠），則必爭。爭則必亂，亂則 窮也。先王惡其亂也，故製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在《禮論篇》中寫道：“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 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製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於物，物必不屈於 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從這幾段文字中，可看出以下幾層意思：一是，所謂“分”，就是指分出君臣，分出上下，分出富貧，分出貴賤，等等；不但 分出等級，而且“足以相兼臨”（“兼臨”即製約的意思），即“君以製臣，上以製下”，一級製約一級，下級順服上級。隻有這樣才能組成穩定的社會和國家，否 則天下大亂。二是，亂是由競爭造成的，競爭有其根源，即“人生而有欲”、“欲多”或“縱欲”，但“物寡”或“物不能澹”。用現今的話說，就是人人都謀求生 存和發展，但供以滿足的資源卻是有限甚至稀缺，不可避免要相互爭奪，爭則亂。三，要解決亂的問題，必須從根源著手，節製“欲多”或“縱欲”，對人的欲求 “度量分界”，換言之，必須將社會成員謀求生存和發展的權利按大小高低劃分界線，再具體地說，就是將社會成員謀求財富、名聲、地位和權力的欲求，按大小高 低劃分界線、形成等級，分出富、貧、貴、賤，要求每個社會成員堅守等級界線，不得超越。節製了人的欲求，也就可以把爭奪、衝突及其混亂控製在有限的範圍 內。由此，形成一種人人遵循的社會秩序，於是天下太平。四，如何才能讓每個人都堅守等級界線呢？辦法是“足以相兼臨”，即君製臣，上製下，上一等級製約下 一等級，下一等級順服上一等級，那個人要想超越等級界線，要想造反，即當亂臣賊子處之，必繩之以法、弑之其身。從荀子以上的論述可以看到，他的確繼承並發 展了孔子創建的儒家理論。
由上可知，儒家理論是如何處理社會的分化和矛盾的？就是建立起一種製定法律及執行法律的框架，建立起一種政治 體製，這一框架、這一政體就是專製統治與等級製。等級製是指：對社會成員謀求生存和發展的權利，按大小高低劃出界線分成等級，有的等級維持溫飽，有的等級 可發財或升官發財，有的等級是王公貴族，等級製的尖端是君主皇帝，他擁有製定、執行法律的最高權力。專製統治是指：由一個皇帝（一個領袖）、一個朝廷、一 統思想（一個主義）實施集中的專斷的統治。具體地說，就是以君製臣，以上製下，決不容許“反製”，君主皇帝的最高權力、地位以及上級的權力、地位不容競 爭、不容挑戰、不容反對，誰造反，千刀萬剮。這一框架、這一政體必須配置以忠孝為本的思想道德體係，不容“爭鳴”、不容挑戰、不容反對，誰若反對，人人喊 打。按照儒家理論所設計的以等級製為骨架的專製政治體製，其實質是，隻允許少數精英強者擁有特權，保證他們實施謀取財富、權力、地位、名聲的權利，同時剝 奪或遏製其它階層社會成員謀取財富、權力、地位、名聲的權利；其理論依據是：人之“欲多”或“縱欲”，與“物寡”或“物不能澹”產生不可克服的矛盾，這決 定了人與人之間必然要相互競爭，隻有對人的欲求“度量分界”，才能控製競爭，維護穩定的社會和國家。至於什麽樣的人應該劃在什麽樣的等級，儒家理論也作出 大量論證，那又是另一個大題目，本文難以涉及。
第二種類型，就如，由盧梭開創，經由馬克思加以“科學化”、又經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發展”、後人稱之為“馬列主義”的那種理論。
馬 列主義雖然對盧梭有所批判，但卻繼承並發展了盧梭思想的主要方麵。本文不可能對盧梭和馬列主義的理論作更多的論述，僅僅圍繞如何處理社會分化和矛盾的問題 列舉它們的相通之處。譬如，盧梭指出，人類社會的曆史“顯示出來的似乎隻是強者的暴力和弱者的受壓迫”，指出社會成員分化為強者與弱者，並聲稱要清除強者 所建立的政治製度，為全體人民謀幸福；馬列主義指出：“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曆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曆史”，指出社會成員分化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把強 者與弱者的對立修改為階級的對立，並聲稱要推翻剝削階級所建立的政治製度，為全體人民謀幸福。又譬如，盧梭提出，要建立消除社會分化、實現人人平等的社 會，那是美好的社會；馬列主義提出，要建立消滅階級、消滅差別的共產主義社會，那是美好的社會。再譬如，盧梭提出，要剝奪每個人的“絕對生存”，每個社會 成員必須把自己的財產和一切權利上交給國家，歸國家所有，再由國家按“生存需要”分配給每個人，不允許發財致富；馬列主義提出，要剝奪私有財產，實行公有 製，個人的生活資料由國家分配，大致保持均等水平，杜絕一切謀求更高水平的觀念和企圖，發財致富的思想和行為是剝削階級的思想和行為，屬批判和取締之列。 再譬如，盧梭宣稱，“公意”體現了人民“全體一致”的意誌，代表了人民的最大利益和全體的最大幸福；馬列主義宣稱，共產主義體現了全體人民（也是世界人 民）爭取解放、平等和正義的共同意誌，代表了人民根本的、長遠的利益。盧梭把“公意”說成是永遠不變的、普遍的、至高無上的理性存在；馬列主義自詡為正確 反映社會的客觀規律，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唯一真理。還譬如，盧梭提出，要確立“公意”的絕對權威，誰反對，就對他采取迫使的手段，包括流放、驅逐、判刑、 處死；馬列主義提出，要確立共產主義（馬列主義）的絕對權威，誰反對，誰就是反革命、“修正主義”，按敵人處置，實施無產階級專政，包括流放、驅逐、判 刑、處死。還譬如，盧梭指出，為了實現“公意”的絕對統治地位，隻有依靠一個人物即“立法者”，這是洞察並把握“公意”的、神明般的、非凡的、具有最高智 慧的人物；馬列主義指出，為了實現共產主義，隻有依靠由偉大的馬列主義者作為領袖的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在盧梭的一個領袖、一個主義後麵再加上一個政 黨。盧梭雖然禁止黨派，但稍有政治經驗的人都懂得，他所設計的政治體製單靠一個“立法者”是萬萬撐不住的，必須有一批人，去執行“迫使”的手段，去從事灌 輸“公意”的事宜，去收取、管理上交的財產，去分配生活資料，等等，這些人當然是那些崇拜和忠於“公意”的人，否則這個政治共同體一天也無法維持；而馬列 主義則把忠於共產主義的人組成為一個政黨。等等。
從以上列舉的盧梭和馬列主義的相通之處，可以看出，之所以把它們看作為同一類型的理 論，是因為在如何處理社會分化和矛盾的問題上有其共同的特點，其一，主張消除社會分化，消除差異，這正好與第一種類型理論針鋒相對，後者主張把社會分化固 定下來。其二，主張把社會成員謀求生存、發展的權利限製在大致均等的水平，用平等來遏製競爭；這也跟第一種類型理論針鋒相對，後者認為，應該把把社會成員 謀求生存、發展的權利按大小高低加以區分、劃成等級固定下來，從而控製競爭，避免社會矛盾的激化。其三，即主張由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政黨實施集中的 專斷的統治；在這一點上，卻與第一種類型理論有相同之處，後者主張由一個皇帝、一個朝廷、一統思想實施集中的專斷的統治。
由上可見，兩種類型的理論，在如何處理社會分化和矛盾的問題上，其觀點和思路是正好相反的，但是，它們所設計的製定法律及執行法律的框架，即它們所設計的政治體製，卻在本質上是相同的。這是為什麽？值得人們去深思，而且由此我們將取得一個重大發現。
這 一重大發現是：兩種類型理論的觀點和思路表麵上看來針鋒相對，實質上卻有相同之處：它們都主張要實施剝奪和壓製，而且它們要剝奪、壓製的是同一種東西，那 就是：人的謀求生存和發展的權利。第一類型理論要剝奪和壓製的，是大眾弱者的這一權利，隻允許大眾弱者實現其謀求生存的權利（甚至這一權利也無法實現）， 不允許實現其謀求發展的權利，卻保護少數人謀求發展的權利，即謀求發財、做官、富貴榮祿的權利。第二類型理論要剝奪和壓製的，是所有人（剝奪者除外）的發 展權利，即所有人謀求更多更高的財產、名聲、地位、權力的權利。該理論的宗旨是要建立沒有分化、沒有差異的美好社會，為此，首先要剝奪剝削階級的一切財產 和權利，並壓製其“妄想複辟”的思想和行為；與此同時，被“解放”了的非剝削階級，他們終於可以實現謀求發展的權利（不僅僅是生存的權利），可以謀求更多 的財產、地位、名聲、權力等等，這種思想和行為一旦滋長開來並逐步得逞，將產生連鎖反應，形成恢複差異和分化的社會趨勢，這等於宣告該理論的破產。所以， 第二種類型理論由於其自身的邏輯，為了確保社會成員生存條件的均等狀況，必然要剝奪和壓製每個社會成員（剝奪者除外）謀求發展的權利，即謀求更多財產、名 聲、地位、權力的權利，也就是要杜絕一切謀求超越平均水平的觀念和企圖。
由此可見，按第二種類型理論的主張，所要剝奪和壓製的對象，遠 遠多於第一種類型理論；為了時刻不斷地實施這種剝奪和壓製所建立的專製統治，必須比第一種類型理論更加嚴厲、更加強硬、更加徹底。同樣，由此還可以推知， 當第二類型理論主張的平等狀態不再保持或不再存在時，則它與第一類型理論的差別就縮小以至不再有差別，二者就殊途同歸了，這就解釋了當今中國出現的如下現 象：在共產黨號召並實現了“少數人富起來”的時候，共產黨就開始從儒家思想體係尋找維護統治的精神支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