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的堅持、率性與玩世不恭

《明鏡》記者：黃舒心

“中國民主運動走向低潮，跟年輕一代不關心政治有關，但中國年輕一代還是很關心國際間的熱門事務，比如諾貝爾獎，因此劉曉波獲和平獎，會讓中國年輕人開始思考民主、政治議題，使他們在共產黨、在漠視目前大環境之外，多一個政治選項。”美國哥倫比亞政治學博士、民運人士王軍濤對《明鏡》說。

六四民運時密切接觸

與許多在1980年代中期聽說過劉曉波的人一樣，王軍濤也是由於劉曉波批評五四時期的大師，才注意到他。王軍濤回憶，他當時在武漢看到報導，有個北師大的博士劉曉波，發表了“驚世駭俗”的評判，那時，王軍濤覺得劉曉波有點像文學忿青，但由於兩人思想上都比較開拓，因此第一反應是覺得這件事“挺好玩”。“我也覺得他講出一些道理，不過那時候沒太在意，隻覺得是個新聞事件。”

隨後，天安門學運爆發，王軍濤認識了劉曉波，兩人幾乎天天接觸，但剛開始的交往也擦出意見不合的火花。

王軍濤回憶，此前前往美國作訪問學者的劉曉波，在當地參與了一些與民運有關的學術活動，1989學潮開始後，劉曉波在美國時，參加了一些與民運有關的學術活動，1989學潮開始後，時任《聯合報》美加新聞中心副主任的孟玄受《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先生委托，拿了幾張機票，詢問是否有誰願意返回中國，在其它人都未表態的情況下，劉曉波挺身而出。（注：孟玄對此段的回憶為，當時受委托在《聯合報》或《世界日報》上刊登文章，詢問是否有人願意回中國）

王軍濤就在閻明複希望學生撤出廣場之際，見到返回中國的劉曉波。當時劉曉波勸學生領袖與政府軍對話，爭取雙贏，和平解決問題，但王軍濤認為，雖然這些學生領袖表明願意接受閻明複的動議，但他們不能代表所有學生。“我隻是說出自己的判斷，但閻明複不再找我了。”

後來，劉曉波確實遇上困難，當他協助學生領袖回到廣場勸說學生時，他的話，學生聽不進去。“劉曉波覺得主要是學生不相信他，擔心被出賣。”王軍濤說。

在隨後召開的“首都各界社會愛國維憲社會協商聯席會議”上，劉曉波提出幾個建議，呼籲建立人民發言人製度，將當時人民運動中培養出來的王丹、吾爾開希、柴玲和王軍濤做為人民的發言人，長期對中共進行監督，劉曉波也提出由知識分子進行絕食，贏得學生信任後，才能與學生討論如何和平解決學運。

“我覺得他的想法當然好，但難度太大，其次，我擔心絕食會把這事搞得更亂，所以我否了他，因為是維憲會，一般都比較相信我的判斷，因此其它人也否了他。”由於這件事，劉曉波後來曾對王軍濤說，當時的王軍濤很霸道，不讓他說話，但王軍濤也不甘示弱開玩笑回擊：“誰叫你說話老結巴，說不到點。”

雖然在維憲會中得不到支持，但劉曉波仍決定展開絕食，最終也獲得王軍濤的讚揚，尤其是劉曉波寫出的兩句話，特別讓王軍濤感動。

王軍濤表示，絕食展開後，劉曉波希望讓他來做新聞發言人，但他相當不願意，因為他事前已經否決了絕食的想法。“但後來我看到劉曉波在文章上寫：‘我們沒有敵人，不要讓仇恨毒化我們的智慧’，就這兩句話，特別讓我感動，覺得這就是我們的心裏話。”也因此，王軍濤接下新聞發言人的工作。

6月3日當晚，王軍濤回了旅館，之後聽說戒嚴部隊已經把天安門廣場圍得水泄不通，劉曉波和周舵四人經過斡旋，冒著極大的危險，利用6月2日絕食換來的學生影響力，在當晚成功說服學生接受撤離決定，避開了一場血腥鎮壓，“要不是他們，六四那天可能會出現更多的天安門母親。”王軍濤說。

總為社會奔走努力

六四學運時期，王軍濤與劉曉波幾乎天天見麵。“他性格挺好玩，我挺喜歡，他提到對一些問題的看法時，率性而為，不回避任何問題，相當灑脫。”但王軍濤也不諱言，不喜歡劉曉波的一些想法。“他有的立論，為了警醒世人，會說得重一點，也比較少考慮世俗的東西，這也不能他是理想主義，因為他有時也是挺嘲諷理想的人。後來我想想，他是做文學批評的，因此說得直率一點沒什麽。”

不過，劉曉波直率的個性到了90年代中期以後，多了份嚴謹。王軍濤表示，人的想法是會變的，有人說劉曉波在1989年時曾有過軟弱，後來想變得更堅強一點，因此才勇敢地去做一些事，“他是很性情的人，1989年的表現他自己可能也未必滿意。”

王軍濤說，90年代中期以後，劉曉波走上願意承擔政治和社會責任的道路，從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出發，推動多項運動。例如1995年時，劉曉波一一找到包遵信、王丹、陳子明等人，希望辦一個“吸取學運教訓”的運動，結果因為此事，幾個人都進了監獄。劉曉波出獄後，腳步沒停下，又與王希哲發了一份《雙十宣言》，呼籲兩岸簽署和平協議，王希哲因此緊急出逃，但劉曉波度被判入獄，出了獄的劉曉波，又投入獨立中文筆會的工作。

“那時候的他，越來越多地接觸很多的人，慢慢成為一個指標性人物，同時他也在適應這個社會對他的期望，並不斷調整自己，另外，他與天安門母親、與丁子霖的合作也越來越多，他為天安門死難者做了很多事情。”

不過，王軍濤笑著說，劉曉波“玩世不恭”的態度，仍時而顯露出來。2008年時，王軍濤建議給六四當事人做一個片子，也讓劉曉波挑一首他喜歡的歌，劉曉波選出的歌曲，讓王軍濤記憶猶新。“他選了《一無所有》，他覺得這首歌符合他的精神，一般對於政治比較投入的人不這麽挑的，但他就跟卡瑪．辛頓（CarmaHinton）給天安門挑了一首‘我是一隻來自北方的狼’一樣。”

但總地來說，王軍濤認為劉曉波不論在什麽樣的衝突上，始終堅守原則，絕不妥協和屈服，同時強調和平對話與理性，在民間運動中有矛盾時，劉曉波也會先將症結點指出，再用合作的方式解決問題。

“所以我覺得劉曉波獲和平獎實至名歸，你說魏京生問大陸有沒有人更合適，我覺得也不能確定沒有人更合適，但實至名歸是肯定的，至少劉曉波在最重大的政治關頭始終主張和平、理性解決爭端。”王軍濤說。

“1989 年之後，西方曾經製裁中國，但後來發現製裁不管用，覺得要用另一種方式解決中國問題，希望把中國納入國際關係體係，讓中國接受國際社會的規則，並在接受外部規則時轉而內化內部規則，西方認為，為了達到目標，不應該激怒中國，因此回避敏感問題，使得民主、人權都遠離了西方的外交遊戲。”王軍濤指出，金融危機後，西方意識到中國政府不但沒有變成他們所希望的那樣，反而令他們感到不安，因此又重新考慮讓中國的內部力量來改變中國，將和平獎頒給劉曉波，便具有這樣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