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紀傳文學的嬗變--- 從列傳到傳記(譯作)
(原名: 從 列 傳 到 傳 記)
作者: 倪來恩 (Brian Moloughney)
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記聖朝功德、述忠臣賢士事業、載奸臣妄人醜行，
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
-----李翱 <<百官行傳奏>> [1]
傳記文是中國傳統史學著述的主要文體。一個王朝的興衰被認為與其皇帝、
大臣及眾官員的品行相關，從而史學家的要務就是記載這種社會典範的生平業績----為
之作“傳”。中國傳統散文藝術之簡明扼要的特點恰好為傳記文學提供了適宜的工具。
這種傳記與曆史的緊密相關確保傳記作品展現傳統儒學史觀的全部特征。史學被視
為以記載治國安邦之社會業績來為儒學理論作注----所謂“經者治之理，史者治之
跡”[2]。
十九世紀末，這種狀態隨著儒家傳統的衰退而得以改變，最終隨著儒學典
章製度的徹底崩潰而結束。盡管滿清政府的合法性於十九世紀初就受到挑戰，但直
到十九世紀90年代，新儒學規範開始崩潰，儒家地位的合法性才受到質疑。新史學
----有別於傳統官方史學----的倔起，也構成了摧毀儒學傳統的力量之一。即使在
史學最重要的功能方麵----儲前人經驗之寶藏、傳先哲賢士之典範，新史學觀也在
直接挑戰和打擊舊傳統。隨著對西方的逐漸開放，特別是受日本接納西學情景的影
響，中國的新史學開始棄離傳統的儒家理學的舊史學觀----史者經之據。新觀念和
新方法的使用，使得傳統的“傳”很快失去其在史學中的主導地位。
所有這些意味著傳記著作首次擺脫傳統史學觀的限製而樹起獨立的旗幟。
這一解放為傳記文學帶來新的曙光。巨大的寫作興趣立即表現在對人物個性的描述
上。這一轉變反映到新的傳記和史學的關係上，就是促使“曆史傳記”作為一種獨
立的體裁成為現代史學的寫作慣例之一而出現。
紀傳體的起源
紀傳體在中國的出現，也許源於人們企圖超越死亡的欲望。<<左傳>>認為
這種超越死亡的“生存”得以實現須在以下三種成就中得其一二----立德、立功、
立言[3]。當一個人的德、功或言的成就顯赫而不隨時間而退色，他就“永垂不朽”。
儒家學者早就意識到，在無法確保自己的種族必定繁衍不絕的情況下，試圖超越死
亡而不朽，所能選擇的唯一途徑就是“立言”。早期的“立言”主要是敘述某人生
前功德的悼文，進而發展成各種形式的葬禮銘文，如墓誌、墓表、神道碑等[4]。這
曾是當時文人的重要社會職責之一。劉勰指出“ 誄”在西周時就已出現，盡管隻能
在<<左傳>>中才能見到其最早的例證。<<左傳>>中魯哀公對孔夫子之死的悼文，並
未告訴我們關於孔子本人的事跡，而僅僅是說他曾多麽多麽受人尊敬，也將多麽多
麽被人懷念。這種表達哀思的祭文後來發展為對死者生平的傳記。但追尋這種轉變
的軌跡則非易事。也許社會政治環境的變化對中國傳記文學的出現是最重要的因素。
從周末到秦初，直至漢代早期，是眾所周知的社會巨變期，它允許不同階層的個人，
特別是所謂的“士”階層發揮重大影響。在這個百家爭鳴的時代，湧現出一批諸如<<左
傳>>、<<國語>>、<<戰國策>>、<<諸子百家>>等精美作品。在這些精心撰著中，更是
可以看到作者對獨特人物的寫作興趣和高度評價。這個時期確實為那些富有才華、勇
於探索、滿懷信心的文人們的成名成家提供了最佳機會。
這一時期的敘事文學中出現了對人物性格方麵的描述，如<<左傳>>中著名
的鄭氏兄弟的矛盾故事[5]。這可被看作是敘事文學傳記轉變的標記。隨著對人物性
格之揭示的重視 (如上述故事中人物的誠信)，這些逸聞趣事的寫作中顯示出早期中
國傳記文學的許多特征。當然這些描述人物性質的文字仍是以孤立的趣事和隻言片
語穿插於正文中為敘事服務。人物的生活還不是重心。真正的傳記文學就是從這些
早期作品中脫胎而出的。<<四庫全書>>認為<<晏子春秋>>是中國的第一部傳記文學
[6]，其中的故事可能收集於公元前四世紀，盡管目前見到的文本是經後世劉向編輯
過的。當代學者並不同意 <<四庫>>的說法[7]。與其說<<晏子春秋>>是部傳記，倒
不如說它是一部故事集。其中晏子這個人物更像是這串故事的載體，而不是反過來。
如果<<晏子春秋>>可稱作傳記，那麽<<論語>>、<<孟子>>也可歸入傳記之列了。的
確有人這樣認為，譬如胡適就曾聲稱<<論語>>是中國最古老的傳記著作[8]。無論如
何，將<<論語>>、<<孟子>>之類看作論說文的典範更合適些，盡管它們在儒家經典
中占有顯著地位。<<晏子春秋>>在編入<<四庫全書>>的傳記類之前，也一直被視為
哲學著作。這也許更合適些。
嚴格意義上的傳記始於<<史記>>，這要歸功於司馬遷的天才。 不同於過去
那種集中於事情詳情細節的平鋪直敘，司馬遷開創了一種通過主人公的生活軌跡來
陳述曆史的寫法。因而太史公不僅是創造了一種新的史學文體，而且開創了傳記體
的中文傳統。眾所周知，司馬遷將他的<<史記>>分五部分。首先是十二篇“本記”，
記述主要的社會事件。但它卻是以對該事件起主導作用之人物的刻劃為核心，無論
他是不是帝王。第二部分是十篇“表”----對重要事件和人物的編年表。第三部分
是八篇“書”，是對政體、政務的評論。第四部分為“世家”共三十篇，記載了當
時最有影響的人物及家族。第五部分為“列傳”共七十篇，但卻是全書篇幅最大的
部分。這種寫作方式恰當地協調了無比繁雜的史料。雖然太史公也論及某些特殊群
體(如匈奴)，但<<史記>>通篇主要記載他認為重要的典型人物。
盡管許多人斷定有不少早於<<史記>>的舊史作對司馬遷孕育其傑作有某種
影響，如借用“表”、“紀”、“世家”等名目，但這並不能否認司馬遷創新史學
體裁的功績。正如李少雍所說：“司馬遷的獨創性，歸根結底表現在變‘編年’為
‘紀傳’這個根本點上。雖然紀傳體是由五體組成的，但它主要包括本記、世家、
列傳三體；三體的記敘方法雖不完全一樣，但基本上都是最能體現紀傳體的特點和
實質的、以一個或幾個人物為主的傳記。‘編年’和‘紀傳’的本質區別在於：前
者強調‘事’，後者強調‘人’”[9]。
司馬遷的這種寫作體裁被後世作為標準成為官方著正史的模式。“傳”成
為史學編撰的主要寫作體裁。自然也不是所有的傳統史學著作都模仿<<史記>>模式。
另一個顯著不同於紀傳體的體裁是自唐代以降的官修史著，它集中記載朝政業績，
而不是官員和名人的事跡。無論如何，自司馬氏起中國史學編撰保留了紀傳的特色。
官方給紀傳體以權威的地位，這種傳統一直保留到二十世紀。
傳統紀傳體的性質
雖然司馬氏創立了用紀傳體修史，但用紀傳體寫什麽卻一直是不確定的。
直到唐代早期官修史學中標準的紀傳體出現之前，所謂的“傳”可謂是五花八門，
其大部分不能稱為史學著作。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偽傳記集<<列女傳>>，其內容廣為
流傳。基於該故事的圖畫廣繪於牆以鼓動人們效法六位烈女的美德。事實上，這部
所謂的“傳” 不過是“傳說”而已 。<<列女傳>>的故事常被看作是傳記與公元三
世紀出現的那種道德教化式的誌怪小說之間的過渡產物。道家與佛家作者也用“傳”
來塑造他們的聖主聖徒。第一部道家的這種著作應推<<列仙傳>>，雖然後來葛洪的
<<神仙傳>>要精致的多。幸存最早的佛家傳記為慧皎所編的<<高僧傳>>。有趣的是，
在大量編譯印度傳教文獻時，中國佛家采用了“傳”這種原作中沒有的文體，以貼
近儒家正統史學體例，這樣就使得原來帶有的某種異國情調的舶來品在民族文化史
中取得名正言順的地位。從聖人傳記到誌怪傳奇，“傳”的用途之廣，不僅表明其
史學中的權威地位，也說明早期的“傳” 是極其多樣化的。
公元一世紀已出現帶有明顯地方色彩的傳記集。一些地方誌中就有很大的
紀傳成分。強化統治基礎的需要促使官方廣求賢士，這便繼而刺激地方政績和地方
人物紀傳的寫作[10]。可惜許多這樣的著述未保留下來，因而難以知曉其細節。從
傳記寫作日益增多的跡象看，傳記的寫作對象主要是具有地方聲譽的人物而不是帝
王將相。
另一個相伴而生的現象是對“品題人物”的寫作興趣大增。這是一種通過
品評人物性格和能力而估價其從政資格或業績的文類。隨著漢朝的衰落直至崩潰，
儒家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弱化，這種對個體價值的關注受到鼓勵。在這種政治文化氛
圍中，傳記大量出現並成為最受歡迎的文學形式。也許最明確的標誌是大量“別傳”
的湧現。從公元三世紀的後漢到隨朝統一後的公元六世紀是“別傳”的繁榮期[11]。
盡管這些傳記也被用於編史，但恰如裴鬆之評<<三國誌>> 所言，這些“別傳”似乎
是獨立產生的而非為編史而作，因而總是顯示某些別出心裁之處，而且也更客觀一
些。
由玄奘的弟子慧立和彥□合著的著名的佛教紀傳<<玄奘>>是標誌著中國
紀傳著作進一步發展的又一範例[12]。有人認為它是中國古代紀傳史著最佳者。它
是一部完全獨立的(而不附屬於任何史學著作)著述，而且篇幅長於大部分傳統傳記
著作。但這樣的著述並未被其他學者效仿。唐初，官方重建官修史學機構。在官方
控製之下，傳記必須為修官史服務，這種狀態一直為以後曆朝沿用。
官方修史機構的建立使得對曆史事實的權威性敘述處於官方的控製之下。
傳記在必須為修史服務的前提下，也因此而得到更大的聲譽和讀者。顧炎武曾指出，
列傳為太史公所創的史著體裁，非史官不宜為人作傳[13]。 顧也許是對的，但事實
上民間的傳記要比官方的多。由於“傳”在官方史學中的地位使得民間傳記均采用
相似的文體。傳記用於官方修史給紀傳體寫作帶來聲譽，同時也要求紀傳的寫作須
符合官史的要求。這就意味著紀傳主題的狹窄化，從而變成了行政事跡的記錄。<<明
史>>中傳記220篇，其中158篇記錄官吏的政績史，其餘記載一些“忠孝節義”品格
顯著的人物。官史傳記喪失了史記中內容的豐富多彩和風格多樣的特點。某些唐代
傳記尚無此弊病，寫過一些無法入“史”(官史) 的普通人，甚至包括某些不入流的
奇事。明代晚期出現較高層次的愛情傳記，當然是非官方的，這隻是一些例外[14]。
而常規的傳記寫作是官方史學所關注的具有政德成就的人物。
官史的限製也造成紀傳體寫作結構的模式化。開篇總是姓、名、字、號和
祖籍，有時還提及其一兩位顯赫的祖先。隨之而寫的必是其品格在童年時即已顯現
或被培養的例證。主體部分是科舉成就、曆任官職、頭銜和榮譽以及在社會事務、
政務中的成就。有時引用其遺作，有時也引用一些趣事以進一步揭示人物性格。最
後部分交代其卒年及身後事，包括封號及其子孫的主要業績。此外，再加一個醒目
的結尾，稱為“讚”，即對主人公的生平給予概括性的評價，這也是很重要的部分。
通過人物示範一種道德規範，正是作者的寫作要義。不論作者是否是官方史家，都
在通過人物生平的描述有意識地示範和倡導某種治理國家和社會的德政規範。讀者
正是產生作者的那個文人士大夫群體，因而傳紀的功用正是為這些人從政治國提供
標準的道德倫理指南。
傳記材料的取舍方麵也是嚴格遵循儒家的史學觀和政治標準。大量文字取
材於該名人死後的紀念性文字。諸如碑文、“行狀”。翻開儒家文人的著作，這是
很常見的寫作。對於高級官員，官設的“考功司”將編撰其政績。但更常見的是由
其家族邀請著名文人或德高望重者撰文讚譽死者生平。這種紀念性文字隨後可交於
官方，以企在官修史冊中占有一席之地。這是官史傳記的主要史料來源，通常就是
摘錄碑文或行狀中的原文。
這種寫作的全部意旨在於不斷地關注那些做人的典範。無論是在家族範圍
還是官方史學界，都持有一個強烈的理念----即傳記應為子孫後代提供做人的榜樣。
因而，從這些銘文、行狀中取材時，標準是是否與齊家治國的德行有關。一個優秀
作者應在塑造典型形像的同時又能揭示人物的特有性格。例如蘇軾為司馬光作的長
篇“行狀”。傳記作者一個常見傾向是略去主人公某些對倡導賢明國政不利的言行。
不僅僅是史學中的傳記，可以說整個儒家寫作的一個中心教義就是以褒貶的藝術塑
造典型人物。傳記成為中國史學著作的主要文體這一現象導致連家族的祭文都向官
史看齊，從而突出地強調個人生平中的公益性事跡是如何體現儒家道德規範的。
中國傳統史著的另一種形式是“年譜”。它的最早起源可追溯到注釋<<詩
經>>的作品[15]。這種著作致力於按作品寫作年代先後的次序重新排列。年譜最適
於反映作者的生平。明代以後，這種形式變得普遍起來。其原因部分是因為它與史
著是明顯分離的。日益增長的對官史所限的標準史著----“傳”的不滿，促使作者
轉而用年譜取而代之。民間學者可借助這種形式記載和評述官方史學所未能容納的
史實。盡管如此，直到二十世紀初官方史學的崩潰，“傳”一直都是中國傳記著作
的主要體裁。
對史學家而言，傳記的魅力不難理解。從一個人的生平到其本性和為人的
方方麵麵，可以窺見其時代的特征。選擇性地描述具有曆史意義的人物，可以獲得
對其時代狀態的深刻理解。但這並不意味著傳記一定要介入史著。在希臘羅馬時代，
傳記和史著由不同的學者寫作，但事實上兩者間存在著某種程度的重疊。著名希臘
傳記作家普盧塔克 (Plutarch) 在其<<亞曆山大的一生>>中，開篇便聲明他寫的是
傳記文學而非曆史[16]，這表明兩種體裁之間存在明確的距離。不過，敘述人物的
特殊生平， 既是涉及其在社會活動中的橫向對比，又涉及其縱向發展的過程。因而，
既是曆史的也是個性(傳記性) 的。早期的曆史著作是多樣化的，普盧塔克可能試圖
將自己的著作與另一希臘著名史家波利比奧斯 (Polybius) 所提倡的頗具實用性和
政治性的史著區別開來。他當然不反對伊索克拉底(Isocratean) 派倡導的包括傳記
體的多樣化史學傳統。古羅馬著名學者西塞羅 (Cicero)曾在其致當時的執政官盧卡
拉斯 (Lucceius)的信中表達過此類觀點。他希望史學著作不僅是一部幹巴巴的編年
史，而應是能以趣味吸引讀者和以情感打動讀者的傑作，使讀者在閱讀時充滿鮮明
生動的享受。他用 Fabula 一詞命名這種文體 [17]。
西塞羅應能很容易地區分中國古代史著中的“傳”與“傳奇”文學的不同，
就如羅馬史著與 Fabula 的不同一樣。中國學者章學誠則注意到中國史著的兩種主
要形式：撰述與記注。他認為前者放眼未來，以史為鑒；後者靜觀既往，須理智客
觀，故“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18]”。章氏認為司馬遷的<<史記>>就
示範了一定的撰述傳統。<<史記>>不僅是簡單的記事文獻，而是運用史料構造傳記，
因而需要思想性與史實兼顧。而“傳”這種形式便完美地符合這一目的。無獨有偶，
希臘的普盧塔克也正是因為將道德原則置於首位，因而也轉向傳記文體以傳承曆史
的經驗和教訓[19]。盡管在褒貶人物事件時的道德中心論是司馬遷和普盧塔克的共
同特征但他們的傳記作品仍有顯著的區別。普氏從不認為自己的傳記可歸入史學編
撰的行列。因而他的人物形像在生活與時代之間存在一種張力，而這種張力是中國
傳統“傳”中不存在的，不僅是司馬遷的<<史記>>，而且大量其它傳統傳記也一樣。
傳記附傭於史學的結果是鼓勵實錄傳記和自傳的寫作。盡管多數作者從未想象傳記
獨立於史學，但它仍被大量撰寫，直至國家中心的史學觀崩潰後，才確立了傳記與史
學的根本不同的觀念。
新史學和傳記
事實上，在皇家舊史學徹底崩潰之前，儒家史學界內部關於史學家之要務
的看法已經發生了改變。清代中葉的非官方史學家就已開始背離傳統的褒貶原則而
強調“實事求是”，並進而意識到史學家的作用是記載史實，讓事實說話而不是先
入為主地按道德條令套用明君盛世或昏君亂世的模式。在經典研究領域則強調考證
法。宋明理學的權威地位漸遭弱化，出現了古經學派和新經學派及曆史主義和經典
主義之爭。考證派強調采用多種來源的資料。這一學風為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史學家
留下了珍貴遺產，使他們能在中國自己的傳統中發現與當時迎麵而來的西方史學有
類似之處，從而為經過自己的努力而重建後孔時代的新史學奠定了重要基礎，盡管
他們的學術重點不同。考證派學者仍保留著相當多的儒家傳統，他們不會質疑儒家
世界觀的基礎，也不會質疑官方史學的權威性。他們所關心的是解決史著中的疑點
和矛盾之處。直到1898年維新運動失敗，大批學者逃亡日本之後才正式提出真正有
本質區別的明確反傳統偶像的思想。而在日本明治維新時代，史學變得更為科學化和
社會化，這種變化對後來的中國學者產生了巨大影響。根植於中國的考證學在那裏
已發展到相當水平，從而成了修官史的基礎。它的成果便是<<大日本編年史>>，動
筆於1882年[20]。該書以考證方法為中心，顯示出史學與道德政治的日益分離和對
當時歐洲史學方法日益增長的興趣，特別是德國的史學傳統。1887年，德國史學家
Ludwig Riess (1861-1928) 執教於東京帝國大學曆史係，教授西方史學研究法。
Riess 在 日本居住 到 1902 年 ， 一 直 為 許多 日本 學者 教授Rankean 的
科 學 史學 。 當 時， 日人 坪 井 九 馬 三(1858-1996) 也 教 授 德 國 史學
研究 法 。 中 國 學者 由 此 首 次 接觸 德 國 史學 研究 法 。 1902 年，
中 國 學者 開 始 討論 新 史學之際，坪 井 九 馬 三的著作之精華被介紹到中國
在[21]。所謂“新史學”，雖然人們很難給出清晰一致的定義，但有一點是清楚的，
即有別於傳統儒家隻關心個人和道德的舊史學。在方法學上就是探討運用西方史學
方法組織和評估史料，把史學作為一種科學並與其鄰近學科諸如地理學、考古學和
哲學聯係起來。新史學的含義還不止這些，它還含有這樣的意思，即史學應研究已
往社會的各個方麵，而不僅僅是統治者和行政官員。這方麵中國學者也同樣受日本
史學的影響。對文明史和文化史的關注是明治史學的另一主要特點。這裏的焦點是
社會而不是方法。文明史的作者以歐洲的社會學理論為框架，如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巴克爾(Henry Buckle) 、基佑(Francis Guizot) 等人的觀點。 影響最大的可
能要數日本的福澤諭吉(1835----1901) 。他的觀點在田口卯吉 的<< 日本開化小史
>> (1877----1882) 、 三 宅 米 吉 的<< 日本 史學 提要>>(1886) 、嵯 峨 正 作
的<< 日本史綱>>( 1888) 等人的著作中得到進一步發展 。 這些著作的中心思想
是，曆史是進步的而非循環的， 它見諸於社會生 活的整體中 ，而不僅僅是君主和
官員們的活動 。 福澤諭吉曾在其<< 文明論概略>> 中討論過“民族智慧”和“時
代精神”( 或 “時勢”)，認為這是推動曆史前進的動力。
關於個人的曆史作用，新史學觀與儒家的精英決定社會命運的觀點顯不同
。 文明史的作者們循著福澤諭吉的方向將史學關注的問題擴張到廣闊的社會領域：
地理、風俗、宗教、文學、種族特征等各個方麵。閱讀這些著作的中國學者從中看
到超越了“科學方法”的“新史學”。當然也超越了儒家的政治道德史。它能將中
國的文明史置於更易理解的境地。梁啟超，當時最有影響的人物，用其暢銷的刊物
在這方麵作了大量工作，將這些觀念帶到中國人麵前。
二十世紀初，逃亡日本的梁啟超一直呼籲，中國人的一切方麵都需再造，中
國需要新國民、新文學、新史學。這些主要論點形成他對儒家傳統具有強烈批判力
的“新民說”。他認為一個新的民族國家應建立在全體人民需要的基礎上。對此一
個基本的要求是文學與史學要為新國民服務。1901年，梁開始寫作自己認為的新的
中國通史。雖然他隻完成了第一章，但梁啟超與傳統史學徹底決裂的新史學觀已彰
然其間。他寫道：“近世史家之本分與前者史家有異。前者史家不過記載事實，近
世史家必說明事實之關係與其原因結果。前者史家不過記述人間一二有權力者興亡
隆替之事，雖名為史，實不過一人一家之譜諜。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
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曆。[22]”
第二年，梁啟超將此觀點寫成文章發表於他的新刊物----<<新民叢報>>。
梁進一步指出新史學必須關注全體國民生活的進步變化而不是隻關注皇家官員少數
人的生活。梁斷言這樣的新史觀是中國重生的必由之路，“沒有史學的革新，中國
就不可能得救[23]”。梁啟超有句評判舊史學的名句：“正史專為帝王作家譜也。”
這一觀點已漸為人所接受，進而新史學在梁的這種不斷批判中開始呈現雛形。令人
不解的是，梁在爭辯傳記(至少列傳) 不能為史學提供主要體裁時，梁自己卻在此時
期寫了大量傳記。梁關注的是史學應更有力地反映國民的發展進步，並記載保存中
國的文化遺產，從而有效地激發國民的愛國精神以便迎接中國正在麵臨的挑戰。當
時的梁看到歐洲愛國主義的力量和獨立精神的基礎，深信新史學可以在中國激發出
相似的愛國民族主義精神。可見梁啟超雖然批判傳統史學隻關注一兩位人的事跡，
但他自己卻在寫他所認為的重要人物的傳記，以企激發中國人的愛國熱情。他認為
喚起人民的愛國情感對拯救中國是必須的。梁啟超的第一篇傳記寫得是1898年維新運
動失敗的六君子。後來十年中，他寫了許多小傳，很有點象傳統的“傳”，但梁有
他超越傳統之處。他嚐試寫新式傳記，這體現在為李鴻章、康有為撰寫的傳記，特
別是其代表作<<王安石評傳>>中，該篇發表於1908年。
在李鴻章傳中，梁聲稱開始有意避開傳統形式的“傳”而轉向西方風格。
的確，這部作品不同於傳統傳記，梁強調主人公的社會生活背景。在此前提下，梁
著手寫作李鴻章、康有為和王安石的傳記。其中著重敘述與主人公所處時代的主要
社會政治事件及主人公的作用。多年來，梁一直在思考個人在曆史中的作用，探討
英雄與時代的關係問題。這一主題在梁的傳記寫作中得到進一步發揮。他這種在某
特殊人物身上見出某種價值觀或理想的作品倒是繼承儒家傳統的範例。不過，他不
認為特殊人物是單純的英雄，一部傳記不可能脫離時代背景而獨立地描寫英雄或他
所創造的業跡。重要的是梁啟超認為傳記應是獨立的。這樣就不能象傳統“傳”那
樣缺少時代背景描寫，因為傳統“傳”屬於整個史學體係的一部分，背景材料包括
在整個史著中。梁因而強調在新傳記寫作中，一個基本的問題是和諧地寫出主人公
的活動與社會時代背景的關係。這裏強調的是英雄與時代之間的一種張力，這正是
西方傳記寫作中所謂的張力中心。梁在這方麵為中國的傳記寫作作出了傑出貢獻。
除寫作思想的變化外，梁的新傳記也反映了傳記結構和體裁的變化。新傳記
擺脫了傳統傳記的人物事件支離破碎感而呈現一種整體感。在這些變化的背後，還
存在另一個重要的變化，那就是進化論思想的影響在不斷加強，從而導致儒家權威
的衰弱[24]。進化思想使人們質疑兩大傳統 史學觀----曆史退化論和治亂循環論。
新史學提倡社會的直線進步觀，這樣的思想需要新體裁相適應。
傳統史學的文體結構按內容特點而分割為大量內在相關的篇章，因此，有
關某一人物的史料未必集中於同一篇章中。例如司馬遷的<<史記>>就是這樣。比如
與武安候田□的事件就見於不同篇章中。要想知道司馬遷對田□的全部描寫，須通
讀<<史記>>而不是僅讀一篇。這種“詳於此而略於彼”的互見法也是所有傳統史學
著作的通例[25]，而現代傳記寫法的特點之一便是一改這種支離破碎的寫法。這種
轉變同樣可以在當時新的中國文化通史著作中見到。這標誌著新史學開始站穩腳跟。
在這些著作中，傳統的史學體裁----“編年”、“紀傳”及“紀事本末”均被放棄，
而代之以連續綜合的敘述形式。最初作此嚐試的是日本學者那珂通世，他的著作展
示了對中國曆史的一種新的理解和寫作方式[26]。在中國則是梁啟超的友人和同事
夏曾佑的通史首先擯棄了舊體例，為開創新史學奠定了基礎。夏在序言中聲稱他的
中心議題是暢釋而不是詳述曆史事件的方方麵麵[27]。他對中國社會的進步作了綜
合討論，正是這種形式與內容的統一，使他的通史顯著區別於傳統史著。夏的著作產
生了極大影響，在二十世紀初期的頭十年中它被大中學校作為主要教科書采用。新
史學規範的建立促使傳記寫作從傳統的列傳轉向現代獨立的專題傳記。
對梁啟超而言，重要的既不是文體結構創新的嚐試，也不是執著地尋求由
列傳體到現代傳記體的轉變，而是傳記中主人公的政治意義。在李鴻章傳的寫作中，
他意識到他要寫的是西方式的傳記。的確，該傳記在李鴻章形像的塑造和性格特點
的描寫方麵，細節之多是用傳統傳記筆法不可能達到的。出版於1908年的<<王安石
評傳>>是他所寫傳記中篇幅最長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在這部傳記中，梁采用了類似
傳統年譜的形式以便更細致地刻畫人物性格的發展，進而引用王安石的信件和同時
代的其它史料來充實人物。當然，他並不是簡單地將史料按時間順序排列，而是將
之安排在不同章節，以便全麵體現王安石政治生涯的各個方麵。大量史料引自蔡上
翔(1717----1810)的王安石年譜。這並不新鮮，但有意義的是他的引用表明某些傳
統方法是可以經過適當改造而適應新史學之需。“新”並非簡單地意味著“西化”，
這種改造舊形式以適應新體裁的思路是梁在1920給南開和清華所授的著名課程“中
國曆史研究法”中的內容之一。王安石評傳出版之後，梁的注意力轉向其它事情。
傳記似乎不是他十分優先考慮的事。他的寫作限於傳統的祭文和年譜。盡管如此他沒
有放棄對傳記和新史學的關係問題的興趣，這成了他第二個方法論課程“中國曆史
研究法補編”的中心議題[28]。
在這個課程中，梁提出五大範疇作為構成現代史學核心的專史的組成部分。
這五大部分的第一部分即是人物史，它包括各種形式的傳記，因而傳記是史學著作
的核心[29]。五種傳記中的四種取自傳統形式：“列傳”、“年譜”、“合傳”和
“人表”。四種傳記形式各有其功用，因而可以作為現代史學整體中的一部分。但
更重要的一類是“專編”或稱“專傳”。它的典型例子就是梁自己的李鴻章傳和王
安石傳。對梁啟超而言，人物史是史學之核心，而“專傳”就是核心之核心。之所
以如此，是因為梁認為某些曆史人物在某個時代具有核心意義。另外，梁強調在人
物與時代之間保持一種張力，傳記中的主人公是一個匯聚其時代重大事件的焦點。
梁不大感興趣於人物的個人生活而注重那些涉及公眾意義的事務，他認為那才是史
學家應該關注的。
專傳也不同於年譜，不僅僅是按時間順序記錄人物生活的大小事件，而是
對人物的一生提供深刻的理解並揭示其對當代世界的意義。梁曾考慮如何以上百人
物的係列專傳來勾勒中國文明發展史。他設想將中國文化史分為思想、政治和文藝
三大部，每部各選有代表性的人物幾十個。這樣也許可以為中國曆史提供一個獨特
的視角和理解。“若做的好，可以包括中國全部文化在一百篇傳內”。事實上，在
梁啟超的倡導之前，已有人在作這方麵的工作。許多人認為傳記是曆史學家的工作
之一，但大部分人仍采用傳統“傳”的形式。這種寫作在二十世紀早期的中國相當
普遍。清史的撰寫就使許多史學家涉入，而列傳作為傳統史學的部分仍保留其權威
地位。這時的許多民間文人仍繼續進行傳與銘文的編輯。更重要的是隨著年譜在清
史編撰中的增加，傳在史學中的作用逐漸減弱。對大多數史學家來說，新史學的議
題更有吸引力，傳記的寫作不再顯得那麽重要。
與梁啟超同時代的其它學者，如何柄鬆，在梁開設有關新舊史學關係問題
的課程時，則向學生介紹了完全不同的新史學觀。許多編譯自西方的曆史研究法教
科書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是十分受歡迎的。何柄鬆在北京大學講授曆史研究法時，
采用自己翻譯的教科書即James Harvey Robinson的頗有影響的論文集<<新史學>>。
這種方法學的特點是強調離開對政治方麵的關注而轉向關注對社會和經濟這種對社
會起更久長作用的因素。這裏提倡的是某個以問題作為研究中心的新方法，顯然傳
記體對這種史學研究的表達幾無價值。
對於應用這種新史學思想的史學家，“整理國故”成了他們的學術主題。
他們的注意力轉向中國文化的基礎，開始重新評價經典著作和傳統觀念。新史學觀
導致他們質疑傳統史學傳記中主人公的典範地位。傳統傳記中的人物並非是真正具
有特殊意義的人物，而是符合儒家道德規範的人物[30]。對傳統史學核心問題的再
考察是新史學----後孔時代史學，建立過程中的基本工作，這也進而削弱了傳記作
為史學著作的主要體裁的觀念。
隨著新史學對傳統的超越，“傳”已不再象過去那樣受史學家的重視。不過
中日戰爭的爆發使這種情形有所改變。當時出現了相對激進的民族主義史學，在曆
史英雄中尋找民族精神，從而傳記寫作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出現回潮，但這時
的史學家已不再采用傳統“傳”的體裁。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傳記已脫離傳統史學走
向獨立，史學家們開始新式傳記的寫作。
現代曆史傳記的產生
史學家日益增長的新興趣本已大大削弱了傳統傳記的地位，而五四時代對傳
統的激烈批判更加促進了這種趨勢。這時期的代表人物應數魯迅。他對傳統傳記的
批判也許最為有力、最有影響。他在其最著名的小說“阿Q正傳”中，開篇便不無嘲
諷地說在傳統的“傳”中找不出適於阿Q這個小人物的體裁：“傳的名目很繁多：列
傳、自傳、內傳、外傳、別傳、家傳、下傳......而可惜都不合”[31]。魯迅諷刺
傳統“傳”的刻版形式，暗示傳必須脫離傳統史學的附屬地位而獨立為更靈活的形
式。這樣的批評在當時甚為普遍，有些觀點其實並非新創。如胡適就抱怨，為什麽
那麽多傳統的傳中總是充斥空洞、詞藻、語焉不詳的廢話，而缺少真正揭示人物特
點的內容。胡適實際上在重複自唐以降就不曾斷過的批評。可能對胡適影響最大的
是章學誠的“古文十弊”[32]。章在此文中指出他所認為的傳統文人的十大通弊，
諸如文過飾非、曲意誤導、誇大其詞、無中生有等等劣習，而他所舉的大部分例子皆
來自“傳”。章特別批評傳的寫作流於文學化，因而多有拔高美化、畫蛇添足之筆。
章認為“夫傳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足矣”[33]。胡適也有類似言論，
認為傳隻要簡潔準確地傳人述事即可，而這恰恰是傳統傳記的缺點。
誠然，對傳的批評不僅這些，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儒家強調人物的典範作用
使傳的寫作模式化、靜態化而缺少個性，不能顯示人物個性的變化和內在動機。正
如胡適所言：“傳記寫所傳的人最要能寫出他的實在身份，實在精神，實在口吻，
要使讀者如見其人，要使讀者感覺真可以尚友其人”[34]。
進而，人們也意識到，傳記不應把人物寫成天生的就是某種理念的化身，
而是一個性格逐步發展的生命過程。當然，這種觀念反映了當時人們對進化論的興
趣，認為個體生命的發展變化與社會生活的發展變化一致。同時也反映了五四時期
人們日益增長的對個體生命的關注。
五四時期對西方文學的興趣也為中國的新傳記寫作帶來影響。<<新月月刊
>> (1930年) 刊載了一篇 Andre Maurois (1885-1967) 於1928年在劍橋大學所作
的關於傳記寫作的講演。該刊還發表介紹歐洲傳記作家，諸如 Maurois，Emil Ludwig(1881-
1948)，Lytton Strachey (1880-1932) 等人的新作品[35]。這些文章介紹了這些作
者是如何采用軼文趣事來寫新式傳記文學，以及為什麽刪略無意義材料以減輕讀者
負擔是作者的義務。這種作品是對19世紀歐洲的長篇多卷體傳記文風的反彈。正如
Strachey 所言：“這種長卷巨著不過是我們祭奠死亡者的習俗而已”[36]。
而中國的某些年譜也許與維多利亞的宮廷傳記相似。但大部分中國傳統傳
記比較簡約。當然，官方史學中的長傳所作的預定模式對現代作者而言顯得愚蠢可
笑。因而，諸如 Maurois 和 Strachey 這樣的傳記作者所強調的抓住人物的靈魂以
及類似小說家那樣關注人物性格發展的寫作方法便吸引了那些想塑造新人物形象的
中國作者。
盡管此觀點源自西方，但有人認為他們不過是回到司馬遷早已實踐過的方
法上。他們認為隻有司馬遷的“傳”可稱為傳記文學。幾乎所有的其他中國傳統傳
記，特別是唐以後的官方傳記都不能稱為傳記文學而隻能特稱為“傳”。傳記文學
以其描述人物精神境界並揭示其內在動機 (而不是一幅靜態肖像) 而區別於單純的
“傳”[37]。
持這種觀點的人主要是那些熱衷於自我表現者和某些抗拒1920-1930s 的社
會變革的人。從這些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們感興趣於傳統文學形式中長於表現
個人風格的體裁，如筆記、小品文一類的散文。林語堂主編的刊物<<論語>>、<<人
世間>>、<<宇宙風>> 等，就是最佳佐證。這些刊物的傳記和自傳的一個顯著特點就
是人物個性鮮明。張默生是這個作者群的代表之一。他的傳記文學即屬此類。張總
是選擇他周圍熟知的人物入傳而且開篇總是先描述他與該人物的關係和為什麽寫此
人物[38]。隨後是以一連串的有趣故事來刻劃一位獨特的人物形象。他從不寫名人
而是從普通人中選擇其獨特對象。其首部傳記文學集<<異行傳>>大獲成功。其中某
些篇章大有柳宗元散文之遺風，但最明顯的影響還是來自司馬遷。 張認為傳統官史
中之列傳大多刻板而無生氣，但司馬遷的傳與眾不同，特別是“項羽本記”。象司
馬遷一樣，張也是塑造具有教育意義和陶冶情操的典型人物。鑒於傳的形式有欠生
動， 他寧願選擇小品文。但他也意識到小品文難以承載人物生平的大量細節。於是，
他的<<異行傳>>第二集采用了長篇傳記體形式。其代表作是為四川怪傑----哲學家兼
教育家的李宗吾所作的<<厚黑教主傳>> [39]。
該書分為三部分，各以傳統名稱命名。首篇為“別傳”，寫張與李的結識
過程即兩人的交誼過程。中篇為主，名為“正傳”，描述了張一生中大大小小的故
事，並引述了許多李的哲學、教育學方麵的警句。此外，還有引自李自傳中的資料。
李的自傳也是在張的鼓勵下完成的。張在正傳中巧妙地穿插了一些趣事以使人物性
格生動傳神。該書末篇名為“外傳”，其中敘述評論了李的某些未發表的有趣作品，
此外還表達了作者自己對李的看法和感受。此三篇互不相幹，自成一篇，但有互補
作用。這樣做的部分原因是由於張感到自己不得不幾乎是逐字逐句地介紹李的作品。
李對中國傳統觀念有很尖銳的批判，其多數著作不是被禁，就是被限，有些 則未能
發表。於是，張寫這些傳記的目的，不僅僅是介紹李宗吾其人，而且是要將其思想
廣為傳播。張的傳記展現出一個有血有肉、極具吸引力的人物。書中許多動人之處
多是張與李思想交流中的共鳴和生活交往中的友情。這種知交關係的細節一般不能
納入史學傳記。張則強調為使人物生動傳神而必須如此。他也的確做得恰到好處。
他以自己的成功表明，史學著作可以有更豐富的表達方式。張的成功同樣表明，傳
統傳記體裁並非非廢除不可。象梁啟超一樣，張默生堅信傳統形式也可以寫現代傳記。
他的作品就示範了怎樣才能作到這一點。他的這種寫法有點象西方的新傳記體，諸
如Lyttor Strachey 傳記。但他並不是模仿自西方模式，而是直接取之於中國的傳
統文體，並適應性地發展為實際所需的傳記形式。
四十年代初，傳記已變得極其受歡迎。部分原因是由於象張默生這樣的
作者以全新的的人物形象賦予傳記文學以活力，另一原因是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的
變化。抗日戰爭的爆發激起的愛國主義精神重新喚起了人們對曆史上那些為抗擊入
侵者犧牲的英雄們的興趣。許多愛國英雄的廟宇、紀念堂突然從門庭冷落變得香火
旺盛。1937年，重慶的國民黨政府教育部頒發行政令，要求各大學院校開設傳記課
程。這些課程的開設是引發四十年代傳記熱的主要因素。
在傳統傳記繼續受歡迎的同時，現代傳記也開始向曆史傳記聚焦。梁啟超
以其成功的著述 <<王安石評傳>>為中國傳記寫作指示了新的方向。這種形式的傳記
在三十年代末變的越來越受歡迎。它比傳統傳記允許更多的評論。有人會覺得其中
主觀意見太多，人物事件即使不缺分毫，也是隨評論而展現[40]。通常按時間順序
編寫的傳記主要致力於陳述人物生平的主要事件，這種形式的傳記較少主觀評論。
不過，即使是某些用白話寫的傳記，如胡適的<<張學誠>>也仍然難免有支離破碎感，
盡管該傳記結構完全按年譜方式展開[41]。專傳的形式擺脫了評傳主觀評論太多的
的局限，保持按時間順序敘事的方式。但它按故事本身的連續性發展，又可以比年
譜有更多的靈活性。專傳可容納評論，但焦點不離人物情節。梁啟超曾用“專傳”
或“專編”命名這一新形式。但四十年代不斷增加的這類傳記仍被稱為傳記。“傳
記”這術語本身並不新鮮。早在<<漢書>> 書目中就有<<五行傳記>>兩部。但隻有到
十八世紀，“傳記”二字才專指人物傳記而不是用於故事。該詞逐漸狹義化，一直持
續到二十世紀早期。直到四十年代，“傳記”二字才人所共知地作為現代傳記的傳用
名詞。它通常泛指所有傳記著作，也特指現代“專傳”。
具有潛在專傳價值的是張孝若為其父張騫 (1853-1926) 所作的傳，刊行於
1930 年。該傳詳細敘述了其父生平 (但未作評論)。盡管其中的故事之間缺乏密切
聯係，但無論如何作為一篇用白話寫作的連貫傳記，對現代專傳的奠基起了很大的
促進作用。正如胡適在為該傳所作的序中所言，該著開創了中國家傳寫作的新時代。
它與張默生為李今吾所作的傳記的意義相同，都展示了作者與人物之間的親密關係
對傳記寫作的明顯益處[42]。這種親密關係在純粹的的史學傳記中是不可能得到表
現的。史學家通常不欣賞私人關係的信息。無論如何，這類作品顯示了注重細節對
人物生平的敘述具有極大潛力。
在當代專傳的確切概念和性質仍不那麽明確的時期，一些作者如張默生就
倡議對這種傳記寫作應更生動豐富些，而不是簡單冷靜地敘述人物的主要生平事跡。
這樣，當現代專傳於四十年代大量湧現時，這種蓄勢便爆發出來，使傳記寫作呈現
千姿百態的景觀。正是這種多樣化嚐試最終使現代傳記成形。
由抗戰所激發的大量傳記寫作，標誌著中國現代傳記時代的到來。許多出
版公司都出傳記。其中最具影響的是國民黨政府辦的係列專傳集<<中國曆代明顯故
事集>>。該係列著作以普及本形式首次由勝利出版公司推出。該係列分為三大部分，
由當時的一些傑出史學家撰寫。第一部分主要是傑出政治人物專傳，特別是那些成
功的帝王如秦始皇，但也包括了諸如孔夫子與孫中山。第二部分主要是傑出曆史人
物諸如諸葛亮、文天祥、鄭成功、洪秀全等。第三部分由傑出學者和思想家組成包
括墨子、韓愈、王守仁、曾國藩、梁啟超。這一係列傳記的出版使梁啟超早先關於
以一批傑出人物的傳記反映中國文化史的倡議得以實現。這一巨大工程對中國現代
史學專傳的奠基做出突出貢獻。
然而，真正的現代史學傳記還不是出自這一係列，而是出自朱東潤1945年
出版的<<張居正大傳>>。朱真正自覺地嚐試創立新型傳記[43]。當時這種向現代傳
記的轉型已成定勢。朱的著作也許不象他自己想象的那麽具有絕對的創新性，但他
的著作在人物塑造的細節描述和整體部局兩方麵都明顯地比當時的其它傳記做得大
為出色。現代傳記對曆史人物塑造的潛在價值至此得以完滿實現。因而，該書於1945
的出版，可看作是中國史學界完成由傳統“列傳”到現代傳記的轉型的裏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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