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家藏萬卷發表在參考文摘華聲論壇喬培華
（原載《史學月刊》一九九八年第六期·紀念周恩來、劉少奇誕辰１００周年）
內容提要本文探討了周恩來對１９５９年１１月至１９６０年４月河南信陽地區發生的以大量非正常死亡人口為顯著特點的“信陽事件”的解決和處理的曆史過程，就周恩來對這一事件發生後的作用及影響發表了看法。
信陽事件是指１９５９年１１月至１９６０年４月這半年時間內發生在河南省信陽地區的以大量非正常死亡人口為顯著特點的事件。事件發生後，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緊急派遣中央工作組前往信陽地區了解調查情況，抓住關鍵環節，盡快解決問題，以穩定局麵，安定人心。本文僅就周恩來總理在這一事件發生後所起的作用及影響談一點看法。
信陽事件的發生在當時決不是偶然的，而是與全國特別是河南省的大環境有關。河南省是１９５８年以來的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先鋒和典型，放小麥衛星、鋼鐵衛星，搞“一平二調三收款”。實行“一手高指標、一手右傾帽”，共產風、浮誇風、反右傾導致河南省內矛盾重重。當時各方麵的矛盾，政治與經濟的矛盾，上級與下級的矛盾，幹部與群眾的矛盾，都集中地表現在糧食問題上，糧食奇缺成為一個最突出的問題。
河南省１９５８年估產７０２億斤。高估產引起高征購，征購糧食達８０．８億斤。而當年河南糧食的真正產量為２８１億斤。征購糧占實際產量的２８．７１％。１９５９年２月份河南繼續高估產為１０００億斤，幾個月後落了一半，估產為４５５億斤，按估產，省裏確定征購糧食７２億斤，再加上公社的自籌糧和周轉糧，共征購糧食亦為８０．８億斤，而當年的實際糧食產量為２１７億斤，征購糧占實際產量的３７．１４％。這兩年河南省多征購了６０多億斤糧食，大量征了透底糧。
１９６０年二三月份河南省還是肯定糧食產量將達到４５０億斤。河南省不切實際的主觀臆想，在實際工作中所造成的後果是十分嚴重的。為了實現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雄心壯誌，完成高產量高征購的宏偉目標，對於那些完不成任務的地區，認為是隱產不報，從而進行了大範圍的反瞞產運動。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河南省委的精神到了信陽地委那裏體現得更加突出，更加充分。１９５９年信陽地區實際糧食產量為２０多億斤，而信陽地委浮報為５０多億斤，河南省委信以為真，分配給信陽地區征購任務９億多斤，加上下麵的層層加派，達到１０億斤以上，從而造成征了過頭糧，而且把群眾的口糧、種子糧、飼料等都搞光了，造成了信陽大量餓死人的情況。在當時的信陽地區及所轄的十幾個縣市都可謂“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有的戶死絕了人。有很多小村滅絕了人跡，甚至還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廣大農民連吃的口糧都沒有，許多人都餓死了，哪裏還有餘糧上繳呢？在征收不出糧食的情
況下，就大量地反瞞產，說不是沒有糧食，而是隱瞞不報，因而采取逼、打的手段，出現了大量的逼死人、打死人的嚴重情況。如光山縣委一位書記處書記對反瞞產有看法，縣委會上，在第一書記的指揮下，就被當場打死。縣、公社、大隊各級幹部和群眾中對反瞞產不滿而被扣上右傾帽子，被活活打死的人也有很多。
事件發生以後，信陽地區的各縣、公社、大隊分別采取了各種方式封鎖消息，民兵日夜站崗值班，不允許農民外出要飯，說外出要飯是給共產黨臉上抹黑；不準農民向上級反映情況，說那是告黑狀，是反對基層黨組織，因此就是反黨；不準私自在家做飯，說私自做飯是反對公共食堂，反對人民公社；特別是扣押許多群眾反映問題的信件。如光山縣委書記指示縣郵電局，凡是外出的信件都要進行嚴格檢查，誰寫信給外地的親戚朋友、上級機關、省市領導以及黨中央、毛主席反映情況，就扣下來，對署名的人進行開會批鬥，並戴上右傾
機會主義的帽子，對匿名信就讓郵電局的同誌回憶是誰送的信，設法查出來。有一封反映光山餓死人的信，郵電局的同誌說好象是一個女的臉上有麻子，於是光山縣對全縣的女麻子進行檢查，搞的人心惶惶①。
盡管對於信陽地區的問題，河南省委緘口不提，信陽地委嚴密封鎖。但消息還是或多或少地傳出一些。
１９６０年４、５月間，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隱隱約約聽到一些關於信陽地區大量餓死人、逼死人的消息，立即向河南省監察委員會詢問。河南省監察委員會的主要負責人劉名榜就是信陽人，家裏也有人被餓死，可是他不敢講真情。因為河南省自反潘、楊、王運動以來，五風極為嚴重。“一手高指標，一手右傾帽”，幹部都害怕講實話被扣上右傾機會主義和反社會主義的帽子。劉名榜當時是省級幹部都不敢講實話，河南省當時“左”的形勢可見一斑。
中央監察委員會在河南省監察委員會那裏得不到信息，就直接派人到了情況最嚴重的信陽地區光山縣。光山縣委嚴密地封鎖消息，千方百計地阻撓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同誌下去調查，同時對下麵的農民威脅恐嚇，不讓他們向上級反映問題。
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同誌排除重重困難，直接到村子裏找農民群眾了解情況。這才知道問題太嚴重了，餓死人的數目很大。後來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同誌又調查了其他幾個縣，情況同樣嚴重。通過初步調查，查有實據死人數目７０多萬。這一情況立即匯報給中央監察委員會和中央組織部的主要領導，他們感到問題重大，決定當天晚上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向周恩來總理匯報信陽的情況，緊接著，中央監察委員副書記王從吾又寫了一個關於信陽事件的書麵報告，上報周恩來。
周恩來看了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王從吾的報告後，感到問題的嚴重性，隨即向毛澤東主席談了信陽事件的情況。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第二天周恩來主持召開國務院緊急會議，通告信陽事件。周恩來在會議上心情十分沉痛地說：“信陽發生了這麽大的事，我有責任，原來沒有一個人匯報，中央不知道。”②會議上周恩來決定立即成立中央工作組，馬上深入信陽地區，進一步調查情況，向中央作詳細的匯報。
由周恩來親自點將所組成的工作組是高規格的。組長是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王從吾，副組長是國家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他們率領從三個單位抽出來的幾十人前往信陽地區。中央工作組在信陽調查了一個多月，情況比較嚴重的縣基本上都走到了。中央工作組回到北京後，給黨中央、國務院寫了一份正式報告並附有零星報告和隨時報告。後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和周恩來的安排，調撥大批糧食到信陽以解燃眉之急，同時指示從河南省直單位抽掉了一批幹部到信陽工作，幫助當地進行民主革命補課和整社整風運動。這對信陽事件的及時解決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我們也應該看到，由於特殊的曆史原因，特別是毛澤東批示中指出信陽地區是“壞人當權”，因此不可避免的在對一些基層幹部的處理上出現了鬥爭升格和擴大化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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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３０日上午訪問王從吾記錄。中共河南省委文件，豫發（６１）
２７２號。
周恩來全力解決信陽事件，距今已經過去３８個年頭了。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我們仍然可以從中得到有益的啟示。
周恩來對信陽事件的重視不僅有助於具體問題的解決，而且起到了牽一發而動全局的作用。信陽事件的嚴重性、典型性明白無誤地證明了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０年連續三年的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使中國陷入了嚴重的經濟災難之中，使黨和人民麵臨著建國以來最嚴重的考驗。毛澤東同誌是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倡導者、發動者和推廣者，作為政府首腦的周恩來一方麵要尊重毛澤東的決策，一方麵又要麵對現實經濟工作中出現的難題。嚴峻的現實使周恩來認識到應當把下麵的真實情況策略地反映給毛澤東。
信陽事件的出現提供了一個契機。周恩來是中央最高決策者中最早接觸到信陽事件的，他以特有的敏感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與典型性，立即上報毛澤東，並在毛澤東的同意下，及時派中央工作組到信陽解決問題。對信陽事件全過程的了解和認識，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我們黨的注意和思索，要對所實行的違背客觀規律的政策進行思考。信陽事件事實上成為６０年代調整時期到來的源頭之一。正如周恩來後來所言，對中央領導層的決策提供了可資借鑒的依據。關係到國家和人民安危的事，要特別慎重，來不得一絲一毫的草率與衝動。要抱著
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謹慎態度。
周恩來勇於承擔責任。在召開關於信陽事件問題的國務院緊急會議上，周恩來首先說：“信陽發生這麽大的事，我有責任。”①對國家經濟工作中出現的失誤勇於承擔責任是周恩來的一貫態度，這也表現在七千人大會上他的發言中，他說：“在這幾年的政府工作中有許多缺點和錯誤，由於這些缺點和錯誤，浪費許多民力，消耗許多國家資產，造成不少損失，給大家很大壓力，我借這個機會代表我們做政府工作的同誌向大家認錯，道歉。”②
我們知道，早在１９５６年周恩來同誌就對經濟工作中出現的冒進進行過糾正，以致後來遭到批評。事實上發動大躍進的過程，就是批判反冒進、批判所謂“右傾保守”不斷升級的過程。當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導致了嚴重經濟災難時，負責政府工作的周恩來出來收拾局麵，承擔責任。
周恩來有著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這主要源於他對人民的厚重的真誠的愛。周恩來得知信陽事件中有許多群眾被餓死，而國家的糧庫就在附近，受饑餓的群眾卻沒有一人去搶倉庫時，被深深地震動了，他整整一夜沒合眼③。信陽地區是革命老區，這裏的人民曾經用生命來保衛中國革命事業，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這裏建立了鄂豫皖革命根據地。１９３０年紅四方麵軍西征轉移離開信陽地區後，國民黨對這裏進行了全麵血洗。羅山縣卡房一帶有６８９戶被殺絕。著名的將軍縣新縣的田鋪、泗店有８９１個村莊被毀滅，２５００
０人被殺。商城縣南部方圓百裏成了無人區。固始縣草廟集四萬多人口的地區被燒得寸草不留。光山縣中部有４３９個村莊被燒光，２０８戶被殺絕 ④。信陽人民對中國革命作出的貢獻是巨大的，與中國共產黨是有著血肉情感的。就是在出現這種嚴重事件的情況下，信陽人民仍然對中國共產黨無比信賴，表現了博大的胸懷。麵對著可愛可敬的人民，周恩來認識到，治國與管理必須慎之又慎。盲目的或主觀的決策，違背客觀規律，後果隻能是災難性的。因而，周恩來下決心真正從人民利益出發，堅決地主張進行經濟調整，並主張花較長的時間進行調整。
今天，在周恩來總理誕辰１００周年的時候，回顧往事，更使我們明辨得失，縈懷偉人。
〔作者喬培華，１９５５年生，河南省委黨校教授。鄭州，郵編４５０００２〕
【責任編輯公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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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④信陽地委黨史辦資料《勝利的曙光》，１９８７年５月。《國史通鑒》第二卷，
紅旗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８７頁。
③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３０日上午訪問王從吾記錄。
（原載《史學月刊》一九九八年第六期·紀念周恩來、劉少奇誕辰１００周年）
（原載《史學月刊》一九九八年第六期·紀念周恩來、劉少奇誕辰１００周年）
內容提要本文探討了周恩來對１９５９年１１月至１９６０年４月河南信陽地區發生的以大量非正常死亡人口為顯著特點的“信陽事件”的解決和處理的曆史過程，就周恩來對這一事件發生後的作用及影響發表了看法。
信陽事件是指１９５９年１１月至１９６０年４月這半年時間內發生在河南省信陽地區的以大量非正常死亡人口為顯著特點的事件。事件發生後，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緊急派遣中央工作組前往信陽地區了解調查情況，抓住關鍵環節，盡快解決問題，以穩定局麵，安定人心。本文僅就周恩來總理在這一事件發生後所起的作用及影響談一點看法。
信陽事件的發生在當時決不是偶然的，而是與全國特別是河南省的大環境有關。河南省是１９５８年以來的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先鋒和典型，放小麥衛星、鋼鐵衛星，搞“一平二調三收款”。實行“一手高指標、一手右傾帽”，共產風、浮誇風、反右傾導致河南省內矛盾重重。當時各方麵的矛盾，政治與經濟的矛盾，上級與下級的矛盾，幹部與群眾的矛盾，都集中地表現在糧食問題上，糧食奇缺成為一個最突出的問題。
河南省１９５８年估產７０２億斤。高估產引起高征購，征購糧食達８０．８億斤。而當年河南糧食的真正產量為２８１億斤。征購糧占實際產量的２８．７１％。１９５９年２月份河南繼續高估產為１０００億斤，幾個月後落了一半，估產為４５５億斤，按估產，省裏確定征購糧食７２億斤，再加上公社的自籌糧和周轉糧，共征購糧食亦為８０．８億斤，而當年的實際糧食產量為２１７億斤，征購糧占實際產量的３７．１４％。這兩年河南省多征購了６０多億斤糧食，大量征了透底糧。
１９６０年二三月份河南省還是肯定糧食產量將達到４５０億斤。河南省不切實際的主觀臆想，在實際工作中所造成的後果是十分嚴重的。為了實現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雄心壯誌，完成高產量高征購的宏偉目標，對於那些完不成任務的地區，認為是隱產不報，從而進行了大範圍的反瞞產運動。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河南省委的精神到了信陽地委那裏體現得更加突出，更加充分。１９５９年信陽地區實際糧食產量為２０多億斤，而信陽地委浮報為５０多億斤，河南省委信以為真，分配給信陽地區征購任務９億多斤，加上下麵的層層加派，達到１０億斤以上，從而造成征了過頭糧，而且把群眾的口糧、種子糧、飼料等都搞光了，造成了信陽大量餓死人的情況。在當時的信陽地區及所轄的十幾個縣市都可謂“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有的戶死絕了人。有很多小村滅絕了人跡，甚至還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廣大農民連吃的口糧都沒有，許多人都餓死了，哪裏還有餘糧上繳呢？在征收不出糧食的情
況下，就大量地反瞞產，說不是沒有糧食，而是隱瞞不報，因而采取逼、打的手段，出現了大量的逼死人、打死人的嚴重情況。如光山縣委一位書記處書記對反瞞產有看法，縣委會上，在第一書記的指揮下，就被當場打死。縣、公社、大隊各級幹部和群眾中對反瞞產不滿而被扣上右傾帽子，被活活打死的人也有很多。
事件發生以後，信陽地區的各縣、公社、大隊分別采取了各種方式封鎖消息，民兵日夜站崗值班，不允許農民外出要飯，說外出要飯是給共產黨臉上抹黑；不準農民向上級反映情況，說那是告黑狀，是反對基層黨組織，因此就是反黨；不準私自在家做飯，說私自做飯是反對公共食堂，反對人民公社；特別是扣押許多群眾反映問題的信件。如光山縣委書記指示縣郵電局，凡是外出的信件都要進行嚴格檢查，誰寫信給外地的親戚朋友、上級機關、省市領導以及黨中央、毛主席反映情況，就扣下來，對署名的人進行開會批鬥，並戴上右傾
機會主義的帽子，對匿名信就讓郵電局的同誌回憶是誰送的信，設法查出來。有一封反映光山餓死人的信，郵電局的同誌說好象是一個女的臉上有麻子，於是光山縣對全縣的女麻子進行檢查，搞的人心惶惶①。
盡管對於信陽地區的問題，河南省委緘口不提，信陽地委嚴密封鎖。但消息還是或多或少地傳出一些。
１９６０年４、５月間，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隱隱約約聽到一些關於信陽地區大量餓死人、逼死人的消息，立即向河南省監察委員會詢問。河南省監察委員會的主要負責人劉名榜就是信陽人，家裏也有人被餓死，可是他不敢講真情。因為河南省自反潘、楊、王運動以來，五風極為嚴重。“一手高指標，一手右傾帽”，幹部都害怕講實話被扣上右傾機會主義和反社會主義的帽子。劉名榜當時是省級幹部都不敢講實話，河南省當時“左”的形勢可見一斑。
中央監察委員會在河南省監察委員會那裏得不到信息，就直接派人到了情況最嚴重的信陽地區光山縣。光山縣委嚴密地封鎖消息，千方百計地阻撓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同誌下去調查，同時對下麵的農民威脅恐嚇，不讓他們向上級反映問題。
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同誌排除重重困難，直接到村子裏找農民群眾了解情況。這才知道問題太嚴重了，餓死人的數目很大。後來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同誌又調查了其他幾個縣，情況同樣嚴重。通過初步調查，查有實據死人數目７０多萬。這一情況立即匯報給中央監察委員會和中央組織部的主要領導，他們感到問題重大，決定當天晚上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向周恩來總理匯報信陽的情況，緊接著，中央監察委員副書記王從吾又寫了一個關於信陽事件的書麵報告，上報周恩來。
周恩來看了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王從吾的報告後，感到問題的嚴重性，隨即向毛澤東主席談了信陽事件的情況。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第二天周恩來主持召開國務院緊急會議，通告信陽事件。周恩來在會議上心情十分沉痛地說：“信陽發生了這麽大的事，我有責任，原來沒有一個人匯報，中央不知道。”②會議上周恩來決定立即成立中央工作組，馬上深入信陽地區，進一步調查情況，向中央作詳細的匯報。
由周恩來親自點將所組成的工作組是高規格的。組長是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王從吾，副組長是國家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他們率領從三個單位抽出來的幾十人前往信陽地區。中央工作組在信陽調查了一個多月，情況比較嚴重的縣基本上都走到了。中央工作組回到北京後，給黨中央、國務院寫了一份正式報告並附有零星報告和隨時報告。後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和周恩來的安排，調撥大批糧食到信陽以解燃眉之急，同時指示從河南省直單位抽掉了一批幹部到信陽工作，幫助當地進行民主革命補課和整社整風運動。這對信陽事件的及時解決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我們也應該看到，由於特殊的曆史原因，特別是毛澤東批示中指出信陽地區是“壞人當權”，因此不可避免的在對一些基層幹部的處理上出現了鬥爭升格和擴大化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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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３０日上午訪問王從吾記錄。中共河南省委文件，豫發（６１）
２７２號。
周恩來全力解決信陽事件，距今已經過去３８個年頭了。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我們仍然可以從中得到有益的啟示。
周恩來對信陽事件的重視不僅有助於具體問題的解決，而且起到了牽一發而動全局的作用。信陽事件的嚴重性、典型性明白無誤地證明了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０年連續三年的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使中國陷入了嚴重的經濟災難之中，使黨和人民麵臨著建國以來最嚴重的考驗。毛澤東同誌是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倡導者、發動者和推廣者，作為政府首腦的周恩來一方麵要尊重毛澤東的決策，一方麵又要麵對現實經濟工作中出現的難題。嚴峻的現實使周恩來認識到應當把下麵的真實情況策略地反映給毛澤東。
信陽事件的出現提供了一個契機。周恩來是中央最高決策者中最早接觸到信陽事件的，他以特有的敏感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與典型性，立即上報毛澤東，並在毛澤東的同意下，及時派中央工作組到信陽解決問題。對信陽事件全過程的了解和認識，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我們黨的注意和思索，要對所實行的違背客觀規律的政策進行思考。信陽事件事實上成為６０年代調整時期到來的源頭之一。正如周恩來後來所言，對中央領導層的決策提供了可資借鑒的依據。關係到國家和人民安危的事，要特別慎重，來不得一絲一毫的草率與衝動。要抱著
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謹慎態度。
周恩來勇於承擔責任。在召開關於信陽事件問題的國務院緊急會議上，周恩來首先說：“信陽發生這麽大的事，我有責任。”①對國家經濟工作中出現的失誤勇於承擔責任是周恩來的一貫態度，這也表現在七千人大會上他的發言中，他說：“在這幾年的政府工作中有許多缺點和錯誤，由於這些缺點和錯誤，浪費許多民力，消耗許多國家資產，造成不少損失，給大家很大壓力，我借這個機會代表我們做政府工作的同誌向大家認錯，道歉。”②
我們知道，早在１９５６年周恩來同誌就對經濟工作中出現的冒進進行過糾正，以致後來遭到批評。事實上發動大躍進的過程，就是批判反冒進、批判所謂“右傾保守”不斷升級的過程。當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導致了嚴重經濟災難時，負責政府工作的周恩來出來收拾局麵，承擔責任。
周恩來有著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這主要源於他對人民的厚重的真誠的愛。周恩來得知信陽事件中有許多群眾被餓死，而國家的糧庫就在附近，受饑餓的群眾卻沒有一人去搶倉庫時，被深深地震動了，他整整一夜沒合眼③。信陽地區是革命老區，這裏的人民曾經用生命來保衛中國革命事業，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這裏建立了鄂豫皖革命根據地。１９３０年紅四方麵軍西征轉移離開信陽地區後，國民黨對這裏進行了全麵血洗。羅山縣卡房一帶有６８９戶被殺絕。著名的將軍縣新縣的田鋪、泗店有８９１個村莊被毀滅，２５００
０人被殺。商城縣南部方圓百裏成了無人區。固始縣草廟集四萬多人口的地區被燒得寸草不留。光山縣中部有４３９個村莊被燒光，２０８戶被殺絕 ④。信陽人民對中國革命作出的貢獻是巨大的，與中國共產黨是有著血肉情感的。就是在出現這種嚴重事件的情況下，信陽人民仍然對中國共產黨無比信賴，表現了博大的胸懷。麵對著可愛可敬的人民，周恩來認識到，治國與管理必須慎之又慎。盲目的或主觀的決策，違背客觀規律，後果隻能是災難性的。因而，周恩來下決心真正從人民利益出發，堅決地主張進行經濟調整，並主張花較長的時間進行調整。
今天，在周恩來總理誕辰１００周年的時候，回顧往事，更使我們明辨得失，縈懷偉人。
〔作者喬培華，１９５５年生，河南省委黨校教授。鄭州，郵編４５０００２〕
【責任編輯公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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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④信陽地委黨史辦資料《勝利的曙光》，１９８７年５月。《國史通鑒》第二卷，
紅旗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８７頁。
③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３０日上午訪問王從吾記錄。
（原載《史學月刊》一九九八年第六期·紀念周恩來、劉少奇誕辰１００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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