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笛：悲劇英雄引出的千年悲劇

- 2001-11-3 10:12 (151 reads) 悲劇英雄引出的千年悲劇 蘆笛 在中國曆史上，大概沒有比嶽飛更為家喻戶曉的民族英雄了。近千年來，他的名字代表著忠貞，代表著智慧，代表著勇敢，代表著堅強不屈，代表著浩然正氣，代表著被奸邪謀殺的正義，代表著被黑暗吞下的希望。 滿清入關時，年僅十九歲的民族英雄夏完淳在舉義師抗清前夕慨然寫下：“國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於氏墓，乾坤半壁嶽家祠。”抗日女英雄趙一曼在就義前高歌據傳是嶽飛所作的《滿江紅》。每到民族危難之時，奮起救國的誌士們總是以嶽武穆的榜樣激勵自己，禦侮抗敵，救亡續絕。這不再是一個簡單的名字，它已經成了一種符號，一個象征，一種精神楷模，一種民族圖騰。千百年來，嶽飛活在西子湖畔的嶽廟裏，活在正史中，活在繡像小說裏，活在說書藝人的醒木聲中，活在簡陋昏暗的社戲舞台上。人民心目中的嶽飛已不再是曆史上真實活過的那個武將，自南宋以來頻遭外敵蹂躪的漢族（乃至後來的中華民族）那苦難深重的曆史，已經賦予了這個名字過於厚重的內容。 這樣的人物在中國曆史上其實不止一個。胡適曾指出：中國的民間文學創造了許多“箭垛式人物”。人民借用曆史上的某些人物作“箭靶”，將善與惡，忠與奸，智與詐，勇與怯，清與濁等抽象品質向他們射去，讓“靶子”上集中了超量的“箭簇”。智慧超人的諸葛亮，大逆不道的曹阿瞞，義薄雲天的關雲長，明鏡高懸的包青天，精忠報國的嶽武穆，賣國求榮的秦丞相等人物，無一不是這樣創造出來的。 有趣的是，甚至在熟悉曆史者的心目中，這些藝術形象也取代了原來的真實人物。《老殘遊記》的作者劉鶚就曾指出，真實的關羽無論從哪方麵講都不如嶽飛，但隻因為《說嶽》的作者不如《三國》的作者有才能，導致關羽名氣遠遠高出嶽爺爺，直至官拜“關聖帝君”，成了和“大成至聖先師”平起平坐的“武聖”。溥儀在袁大總統登“洪憲”之極前老是嘀咕：“袁世凱是不是曹操？”連曹操不是武將、不曾篡位、而曆史上有的是篡位的武將的例子這些事實都想不起來。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內部和戰兩派爭吵不休，蔣介石說，他願意作嶽飛，可惜黨內有人要作秦檜。這些例子，再生動不過地說明了曹、嶽、秦等人已經被抽象為脫離曆史而獨立存在的政治文化符號。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在曆史上的真實麵目如何反倒不重要了。化外先生最近批嶽讚秦，說穿了也不過是在評論兩個符號而已，跟曆史其實沒有太大相幹。 要變成這樣的符號，曆史人物必須具有足夠的“箭垛性”，必須是人民感情的宣泄口，是人民希望的附著點，是公眾道德要求的生長基。套恩格斯的話來說，中國是一個“需要巨人並善於在想象中創造巨人的國家”，包拯的出現就是一個這種文學創造的典型例子。人們需要一個青天來傾訴活在暗無天日的覆盆之下的絕望之情，需要一個用虎頭鍘來重建社會公正的替天行道者，需要一個與荒淫無恥的貪官汙吏對照的一清如水、一明如鏡的道德榜樣。包青天就是滿足這種感情市場需要而製造出來的箭靶，如誤入小商河的楊再興，他讓人民射成了刺胃（蟲胃），身上插著的每隻箭都滴著點點人間冤屈。 比起包拯來，嶽爺爺有著多得多的“箭垛性”。自東晉開始，漢族一直被北麵或西麵來的蠻子打得頭破血流。盡管生產方式遠比蠻子們先進，國家遠比蠻子們富裕，文明遠比蠻子輝煌，人力財力超過了蠻子們不知多少倍，然而我中華上國就不是那些吞腥茹嬗（左為羊）的蠻子的對手。現在迷醉於“漢族優越”的愛國者們可能不知道，連他們時時引為自豪的“唐宗”，其實也是胡人後裔，隋朝皇帝就更不用說了。 這本來也沒什麽丟人的，我在《罕見的失言》中分析過，一個注重社會秩序、隻許社會成員循必然性途徑謀求成功的靜態的農耕社會，無論怎樣富庶，打起仗來都難得是高度機動、靠偶然性冒險發財的遊牧強盜的對手，這就是孟子說的“民無恒產者無恒心，有恒產者有恒心”的道理。老孟沒發現的，是“無恒心者恒勇，有恒心者恒怯”。後人當然也不可能看到這一點，他們看到的隻是沒文化的“騷韃子”以寡擊眾，以少勝多，一次又一次地打得咱們出乖露醜。等到宋朝，便稱臣稱侄、割地納幣也沒法買靜求安了，八萬（？）金兵的鐵蹄便能踏破漢家宮闕，將兩位國家元首擄去，百般侮虐。這不隻在“以孝治天下”的大宋是趙構和全國人民的恥辱，更是自有漢族以來見所未見的奇恥大辱。立誌雪恥的宗澤飲恨而亡，在死前大叫“渡河！”可不但黃河沒渡過去，連淮河都成了國境線，中原成了蠻子們傳種接代的家園。陸遊詩“中原幹戈古亦聞，豈有逆胡傳子孫”，就道出了士人普遍的憤懣之情。 在這需要巨人的時代，嶽飛應運而生了。無論從哪方麵來看，他都符合人民的期望：嶽家軍紀律嚴明，“餓死不擄掠，凍死不拆屋”，與別的如同土匪的官軍相比，是堂堂正正的仁義之師；嶽家軍解民倒懸，一鼓蕩平趁國難打劫、糟害地方的洞庭水寇楊麽；嶽家軍英勇善戰，迭挫強敵，打破了金兵不可戰勝的神話，北伐一直打倒了河南，贏得了朱仙鎮大捷，卻又被朝廷以十二道金牌召回；最重要的是，這樣一個符合“人民救星”形象的英雄，最後卻屈死在懦君奸臣手上。他的屈死，完成了悲劇英雄完美畫像的最後一筆。 很少有這樣一個悲劇時代的完美悲劇人物。如果嶽飛不在大捷後被朝廷強行召回，如果嶽飛不和他的義子以及女婿被朝廷以謀反罪處死，那麽可以想見，嶽爺爺的英雄形象在後世決不會如此完滿高大。曆史不可虛擬，已發生了的事沒法讓它不發生，然而這兩大悲劇情節卻不可避免地要在世人心目中留下若幹個巨大的“如果”。當淪陷區人民在侵略者的鐵蹄下呻吟時，他們一定會在心裏想象：“倘嶽家軍不曾班師，你每騷韃子老巢便早被嶽爺爺搗了！”（注：白話裏的第二人稱複數“你每”【你們】是元代才出現的，這裏是戲說。）當宋軍大敗，作了俘虜之時，他們一定會在心裏罵道：“若嶽爺爺不曾給秦丞相害得歸天，爾等賊斯鳥還不是我手下之囚！”最後，當南宋亡了國，陸秀夫抱著幼帝投海，文丞相引頸就戮的那一瞬間，他們心裏說不定會閃過最後的念頭：“若夫昔者不與金人議和……” 嶽飛死了，在身後留下的不隻是個人的冤屈，而是全民族的遺恨，而這才是真正的悲劇所在。人們不會去仔細推敲如果嶽家軍不被召回，他們是否真能實現嶽爺爺“直搗黃龍，與諸君痛飲”的戰略目標，不會去認真琢磨如果嶽飛不被冤殺，南宋偏安的局麵是否就真無法形成，而中原就真能規複，不會去嚴肅探討如果不和金國議和，南宋是否就真的不會被打遍全世界無敵手的蒙古精兵滅掉。他們不會這麽做的，對大多數人來說，有一個遺恨的宣泄口、失去了的希望的附著點就夠了。嶽飛和秦檜在後人記憶中存在的價值，主要還是一種鎮痛劑作用，它讓人們相信咱們並不是真的不行，毛病在於害死了忠臣的奸臣，不是我們的製度。 當年金聖歎不過讓盧俊義作了個夢，就輕而易舉地砍下了一百零八個腦袋。可惜現實不是夢境，相反，這種設置嶽－秦兩極臉譜的國民文化，雖然可以撫慰咱們受傷的自尊，培養虛驕的自信，卻恰是新的民族災難的根源。南宋覆滅的巨大陰影，從此陰魂不散地籠罩在後人的心頭，“主和＝賣國”，“主戰＝愛國”的簡單公式，從此刀砍斧鑿地深深刻在每個稍通文墨的人的心上，成了一種全民的obsession。 本來，主戰還是主和，應該隻是個戰略主張不同的問題，與“三忠於四無限”的路線覺悟毫不相幹。該和還是戰，應該從戰爭是否是正義的、是否可以避免，戰、和各自可能導致的後果，開戰是不是老子說的“不得已而用之”的解決問題的最後手段，開戰有無取勝把握等諸因素上去全麵考量、慎重決定。不幸的是，人們卻把這政治軍事上的策略考慮道德化了，把對戰爭的態度當成了道德劃線標準。不管實際情況如何，主戰派一律成了誌士，主和派一律成了國賊，不負責任的感情宣泄代替了慎重的廟謨籌劃，最後便出現了浮囂民意強奸政治家和軍事家的可笑亦複可悲的荒唐局麵。 晚明的悲劇就是這樣的。萬曆年間，女真在努爾哈赤率領下崛起，攻城掠地，侵奪大明的疆土和人民。明朝派大軍進剿，出動二十萬大軍，不但有銳不可當的“紅夷大炮”對付人家的原始弓箭，而且還有“事大”的朝鮮盟軍助陣，卻被人家的五六萬軍隊打得全軍覆沒。唯一懂軍事的將領熊廷弼好容易穩住了陣腳，守住了關隘，與女真相持，朝中大臣卻彈劾他臨陣膽怯，不敢出戰，派敢打的文官“將軍”走馬換將。這主動出擊的結果，是再一次全軍覆沒。熊廷弼再次出為統帥，力主持重堅守，受他名義領導、但不受節製的將領卻貿然出戰，再次導致全軍覆沒，害得老熊搬進了錦衣衛的招待所，最後弄到傳首九邊的地步，變成中國曆史上繼嶽飛、於謙之後第三個被冤枉砍頭的民族英雄。因此，從一開始，女真的崛起，靠的不但是明軍徹骨的爛，更是主宰大明朝廷的那種隻戰不守、不容妥協的“主動出擊”的“戰略”思想，這種戰略的英明，就是專砍自家將士的頭，幾場大戰下來，不但順利地高效率地賠進近五十萬大軍，連熊大帥的腦袋都給成功地砍下來了。 等到袁崇煥匹馬出關，靠西洋大炮專打防禦戰，三戰三捷，才好容易堵住了辮子兵，穩住了危局。袁大帥知道，論素質，明軍根本不是辮子兵的對手，於是提出了“守為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的戰略。這個平凡戰略的英明，就是它敢於承認自己不如人，承認明軍打運動戰根本打不過老辮們，隻能守堅城，用大炮痛轟原始蠻子，以文明人的“唯武器論”去堵住蠻子的“人的因素第一”。在實行“守”這個正著的同時，袁大帥的偉大之處，是他認識到了“和”這個旁著的重要。 女真當時局處東北一隅，論全國人口不過數十萬，地瘠民貧，和擁有數百萬平方公裏和上億人口的大明比起來，端的是耗子比大象。但明軍人雖多，士氣、將士素質、後勤供應等都遠遜後金，除袁大帥外無良帥，特別是朝政更腐敗到了潰爛的程度，士兵動不動就因欠餉嘩變。這種中國特色決定了明軍根本沒有可能消滅對方，隻能采取戰略守勢，同時爭取達成和議，以贏得時間來訓練軍隊，改善後勤，鞏固工事，等到強弱易手後再與對方進行戰略決戰。這是在當時的情況下能夠想出來的唯一合理戰略。 然而這合理的戰略卻遭到了朝廷的傲慢拒絕。官家不知自己爛到了何等地步，非要去繃那個繃不起來的“天朝”臭架子。盡管後金國主皇太極多次卑詞求和，甚至自去帝號，願意在名義上作為大明藩屬，顢頇的朝廷就是要堅持“主權不容談判”，堅持“武力解放建州”、消滅“辮獨”。不但朝臣無一讚成袁的議和主張，還有人彈奏他，說他的主張實際就是重複南宋的悲劇。皇太極屢次發來國書，朝廷竟從不回複，以此來否認對方的合法地位。這籠罩在大明滿朝文武頭上的曆史陰影如此濃厚和沉重，連皇太極那個外國人都看了出來。他在給祖大壽的信函中就挑明了說：“爾國君臣，惟以宋朝故事為鑒，亦無一言以複我。” 皇太極大概沒看出來的是，所謂“以宋為鑒”，其實是無人敢出來頂著“清議”，不顧罵名，以國事蒼生為重，毅然作“漢奸”，肩起曆史的責任來。我想，滿朝袞袞諸公，難道就隻有袁大帥一人能看出今非昔比，如今的明、金之間的格局根本就不是宋、金之間的關係？宋時大片河山剛剛淪於敵手，金軍喘息未定，戰線太長，還來不及鞏固對新獲大片土地的統治，和局隻能讓他們在那裏“逆胡傳子孫”，讓細蛇從容消化囫圇吞下去的巨象，所以議和其實是資敵。而明時後金局處一隅，國小民貧，跳蚤頂不起被子，和局不但不會危及國家安全，還能保住腐敗無能的軍隊守不住的土地。問題在於，作“漢奸”太沉重，當“國士”最輕鬆，除了袁崇煥那種不顧身家性命的傻子，誰不願避重就輕？ 袁大帥避輕就重的結果，是終於成了“漢奸”。也許，曆史上最能暴露中國人醜陋的一幕，是滿懷義憤的北京市人民把國之幹城、撐天獨柱活活吃了。袁大帥的肉給炒到一錢銀子一片的高價，人民咬一口他的肉罵一聲“漢奸”。隻要身有一錢銀子，作這樣的愛國誌士實在既輕鬆愉快，又熱鬧過癮。我真想不出還有什麽別的愛國姿態比吃人更激烈，隻是不知等後來辮子兵進了北京城，當年的吃袁壯士們是否又對著人家亮出了滿口白森森的牙齒。 “吃奸救國”的醜劇最終斷送了大明，讓全國人民“走向反麵”，從壯士淪為亡國奴。崇禎末年，闖賊和獻賊的“人民起義”搞到朝廷昏慘慘燈將盡。崇禎再是瘋子，此刻也看得出這內外夾攻的兩線作戰是再也打不下去了，火燒眉毛，先安內、再攘外是唯一的救國之道。他於是密令國防部長陳新甲背著朝臣去與大清（此時後金為照顧大明朝野的心理變態，已避漢族之諱，改國名為清）秘密議和。不料消息走漏，舉朝大嘩，崇禎抵賴不成，竟殺陳滅口。金庸歎道：“從這件事中，可以見到當時對議和是如何的忌諱，輿論壓力是如何的沉重，連崇禎這樣狠辣的皇帝，也不敢對群臣承認有議和之意。”民意昏過強過昏君兼暴君，無複此極。 “吃奸救國”的優良傳統發揚光大到了近現代，便成了“打愛國擂台”。愛國不再是一種行動，卻變成了一種表演，一種比賽誰的唾液腺最發達的“口水大賽”。奇怪的是，這表演整個是為自己人設計、供國內市場消耗的。在政治家們，噴涎擂胸、斥敵炫己的目的，是在人民心目中把自己打扮成武穆再世，從而打倒政敵；在民眾，當務之急不是去考慮如何嚴肅對待外侮，卻是去揪出睡在我們身邊的秦檜，而要完成這個任務一點也不難：隻需看誰的大腦比唾液腺發達，誰就一準是漢奸。“灑向人間都是痰，務使漢奸罕見”後，國事也就不堪問了。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身擁重兵的張少匪一槍不放，恭恭敬敬地送上東四省。本來，該事變是日本關東軍一小撮中下層軍官的密謀，日本政府事前並不知情，也沒有相應的戰略計劃與部署。如果東北軍殊死抵抗，引起國際注意，向日本政府施壓，是有可能將事變局限下來的。後來日本拒絕國聯裁決，為此退出國聯，是因為彼時東北已經到手，礙難吐出。一般來說，人們對未到手和已到手的東西的態度大不相同。所以如果東北軍誓死抵抗，不讓土地輕易陷敵，那場未經日本統帥部統籌過、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偶發性的戰事很可能在國際幹涉下停下來。然而張少匪卻捆上甲馬、踩上風火輪，一道煙跑進關中，“日薄榆關何處抗，煙花場上沒人驚”去了。 後人把這筆爛賬算到了蔣介石頭上，據說是他下令“絕對不抵抗”的。奇怪的是，少匪後來被全國輿論抨擊，卻從不把那份電報拿出來給大家看看，證明他是服從命令的好軍人。就算真有那份電報，老蔣也根本指揮不動張老胡子創下來的東北軍。而且，以常理度之，如果我是老蔣，就算少匪想把燙山竽扔給名義中央，我也不會上那個當，去背千古罵名，隻會回電讓他相機處理。因此，所謂蔣下令“絕對不抵抗”一說，我看多半是現代史上的神話之一。蔣在《西安半月記》中說，他在被張學良扣押後責罵張，說東三省丟了後，他替張在全國人民麵前扛了爛木梢，作了替罪羊，這大概就是指蔣不出來戳穿少匪的“不抵抗”電報的彌天大謊。 日寇占了全滿，下一步往何處去，其實是心中無數的。當時日本軍人分兩派：北進派和南下派。彼時日蘇關係非常緊張，戰爭一觸即發。斯大林從來相信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遲早要打他，為避免兩線作戰，遂命令中共“武裝保衛蘇聯”。根據最近披露的當時的中共中央文件（載《》），中央指示全黨：帝國主義國家目前正唆使日本北上侵犯蘇聯，我黨必須動員民眾起來開展武裝鬥爭，保衛蘇聯（大意）。這保衛的最好辦法，當然是犧牲自己，挑起事件，讓日本人南下打中國。日寇一旦陷在中國泥塘中，自然也就無力北顧了，這就是“開堤放水淹自家”的共產主義“龍江風格”。 其時中國正在從孫大炮弄出來的十年內戰的穀底爬出來，進入了現代史上最有希望的時代。然而國家久為戰禍所苦，積弱之至，而且中央政府隻控製了江南一隅，東北、西南、西北全在名義上歸順中央的軍閥控製中。林思雲先生在傑作《真實的汪精衛》中批評蔣介石不搞民主，私心太重，隻想削平各路軍閥。他沒看到的是，這正是蔣的英明之處。大敵當前，不完成國家軍令政令的統一，何以應付那隨時可能降臨的外侮？難道去靠林先生批評過的“私家軍”？當時的中國根本就不是日本的對手。真要打起來，倘日人傾全力以赴，亡國之禍不旋踵。要明白這一點，隻需看看後來的太平洋戰爭中日人大敗英美軍，後來美軍靠著絕對的海空優勢，和日人逐島爭奪還弄到死人盈島、不得不動用原子彈來結束戰爭就夠了。 先總統蔣公定下來的方略，是當時那種情況下惟一合理的辦法，那就是對日忍辱避戰，“犧牲未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放棄未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放棄。”一麵加緊裝備、訓練國防軍、積極備戰，一麵加緊根絕匪禍，削平軍閥，實現中國的真正統一。這就是“攘外必先安內”的英明戰略。 戰略雖英明，人民不配合。象對待袁大帥“守為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的英明戰略一樣，被特工煽動起來的人民隻會應用唾液腺，喊出“殺到東京去”、“剿滅倭奴”的雄壯口號。抗日救國的學生運動席卷全國，為口水大賽提供了空前壯觀的愛國擂台。打日本人不是愛國者們熱心的事，打賣國賊才是他們的專業，因為打得過癮而且安全，哪怕是打了外交部長也屁事沒有，又何樂而不為？幹這種勇敢而安全的事，人民從來是最熱心的，當年在北京吃袁大帥已經玩過一遭了。當然，如果當時的外交部以及後來的老美大使館門前排下坦克和裝甲車，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說到底，漢奸罕見的根本原因，是作漢奸太沉重，當國士最輕鬆，而貪生怕死、好逸惡勞是人類本性。 和晚明稍不一樣的，是這次昏民懦將昏過強過了明君。張少匪沒膽子打日本人，劫持隻帶了一點侍衛的統帥倒一身是膽，於是老蔣隻得屈從民意。蘆溝橋槍聲響起，帝國主義唆使日本軍國主義北上的陰謀終於被徹底粉碎，開堤放水成功，武裝保衛蘇聯告捷。中日戰爭全麵爆發後，斯大林當然不希望中國一觸即潰，讓日本人如虎添翼，挾戰勝餘威，去動西伯利亞的腦筋，於是給中國送來軍火和飛行員。等到和日本簽訂了中立條約，斯大林覺得安全了，就馬上中斷了對華援助。這就是後來官家大肆歌頌的“蘇聯無私援助”、“蘇聯飛行員的熱血灑遍中國的長空”的真相。 大戰起來後，這秦－嶽兩極臉譜的把戲有人還是沒玩膩。京滬決戰後，國軍德械師主力喪盡，根本就沒法守住南京。在這種情況下，按國際慣例，應該宣布首都為不設防城市，聽任敵人和平占領，以避免平民遭受無辜戰禍。但日本不是日內瓦公約簽字國，本質上是個現代化了的野蠻國家，此法顯然不可行，唯一的出路是撤退。身為統帥的蔣介石看出了這一點，準備放棄南京，然而屬下唐生智卻毅然站了出來，大拍愛國胸脯，狂噴愛國口水，說他願以日寇決一死戰，與南京共存亡。既然人家如此愛國，蔣公還有什麽辦法？哪怕身為最高統帥，照樣得怕漢奸那頂太沉重的帽子，於是便將該城的防衛交給了唐誌士。 唐英雄為何突然愛國，愛到喪失理智，讓全城軍民毫無必要地殉城而亡呢？原來，唐英雄曾請教了一位氣功大師，該同誌根據周文王創立的預測科學，算出了日軍根本不會進攻南京。所以，唐英雄的突然愛國其實不突然，乃是想玩愛國，再玩一次當年北京人民吃大帥那種英勇而安全的把戲。他玩愛國、充英雄本不打緊，作秀本來就是玩愛國的主旨，隻是不該把全城軍民拉來跑英雄戲的龍套。那種危急時刻不是演戲的時候，這麽做就是以萬民為芻狗。 可惜的是，那位國師推算時，用的不是後世易大旗先生用的國貨真本（搞笑，請易先生勿介意），卻是劉阿鬥和宋欽宗的戰略顧問們用過的鬼子捏造出來的偽劣盜版。等到唐壯士發現日本人如大興安嶺火災似的不受氣功場製約，向南京挺進之時，他便扔下滿城將士鴻飛冥冥，不但不指定各部隊撤退的路線，甚至連撤退的命令都不下達給某些部隊，導致全城大恐慌，爭相逃命，互相踐踏，又被沒接到命令的守軍轟擊，死傷狼籍。我常常想，天曉得南京大屠殺死去的人中，有多少是讓唐鵬舉給害死的？ 倒是過去的“漢奸”如今玩命和日寇幹。張自忠將軍當初曾卷入過“華北自治運動”。那場活動是蔣“忍辱避戰”的戰略實施，張不過因為是當地駐軍首長，奉命行事罷了，卻被國人爭相咳吐，如同剛登上幫主寶座的北丐一般，最後隻好“出洋考察”，躲避痰飛頓作傾盆雨。抗戰軍興，張將軍回國馳驟疆場，壯烈捐軀。殉國的國軍將領中，似乎誰也沒有他那樣死得悲壯莫名，彷佛是去自殺一樣。我常常想，張將軍如此不顧後果，毫無必要地以上將之身親冒矢石，手持鋼槍和敵寇肉搏，似乎完全是以死自明。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他是讓當年那些勇於汙辱他的愛國壯士們害死的。 抗戰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承受的最慘痛的民族犧牲。它不但導致上千萬中國人民喪生，無數財產被毀，更從根本上打斷了原來大有希望的現代化過程，使中國從此墮入黑洞，文明大幅度倒退，至今無希望掙紮出泥塘。這個打擊的沉重，似乎遠遠超過了成吉思汗的子孫毀滅世界第一流的南宋文明、最終使瘋子朱元璋得以上台、完成文明全麵倒退的的罪行。不需要超人的想象力就能看出，如果張少匪九一八時奮起抵抗，使日本無法“進入”中國，今天的中國會是什麽光景，而如果三十年代的愛國昏民沒有強暴劫持理性政府，使先總統蔣公避戰備戰、安內攘外的英明戰略成功實施的話，今日中國又是何等模樣。隻要西安事變不爆發，隻要抗戰能往後推延數年，哪怕國府沒有全麵完成備戰計劃，對日作戰也決不會遭致如此慘重的犧牲，而今天的中國也決不會是這般窩囊樣。 這幾個“如果”，比嶽爺爺當年留下的那幾個沉重萬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人們樂於回答嶽爺爺的“如果”，卻很少有人想想三十年代張少匪和青年“嶽飛”們對民族犯下的不可饒恕的大罪。這原因其實很簡單，回答嶽爺爺的“如果”，能讓我們在想象中獲得感情的宣泄，能讓我們在幻覺中證明自己其實不窩囊。而要正視三十年代的“嶽飛”們留下來的那幾個如果，就得麵對那令人無法相信的無邊的全民愚昧。袁大帥如嶽爺爺一般冤屈，死的慘酷百倍於嶽飛，而且滿清修《明史》時已公布真相，正式為他洗雪，他的英名卻遠不如嶽飛響亮，一般百姓根本就不知道他，這是為什麽？因為嶽飛的名字使民族低沸點的熱血沸騰，而袁大帥的名字代表著全民族的難堪！ 因為咱們的自尊心如同崔鶯鶯的臉蛋風彈得破，所以自然沒人去想那幾個“如果”。這結果，就是唾液腺一天天大起來，大腦一天天小下去。甚至在當今春和景明、波瀾不驚的國際大環境中，有人就硬是要去充嶽飛，發揮唾液腺的異常想象力，捏造出什麽“新八國聯軍”的鬼話來，閉眼不看中國的騰飛取決於西方的資金和技術，卻要喪心病狂地煽動仇外思潮，彷佛中華民族再一次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都再度被迫超負荷使用唾液腺一般！當嶽飛不僅成了勇敢、輕鬆、安全的幹活，而且竟然成了專門和民族利益對著幹的把戲，甚至成了催動政府與老美打核大戰，好讓民族絕種斷根的高效自殺術！ 事情成了這個樣子，當然不是嶽飛的錯。嶽飛的名字一旦成了曆史遺產，便“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任後人擺布去了。南宋以降，物換星移，參橫鬥轉，不知道發生了多少改變，而他的名字卻如同刻在失劍之舟上的那個固定記號，成了放之一切環境而皆準的絕對尺度，最後竟墮落為政治家作秀的道具和民族切腹的好快刀。作為幾百年前的一個愛國軍人，嶽飛的戰功遠不如徐達，屈死遠不如袁崇煥，卻因個人的冤枉和國運的衰頹編織在一起而被越捧越高，陰錯陽差地變成壓斷民族脊梁的巨無霸神祗。讓後人如此強奸，想來嶽爺爺生前做夢也不曾夢見。我想，這才是這個悲劇英雄的真正悲哀所在。 【全文完】 說明：文中關於晚明的史實史識，多采自金庸《袁承誌評傳》。 2001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