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粟裕的“原罪”問題2

作者：本老夫子 留意軍史老文章、回憶錄，每每見到林彪的處世待人很有些粟裕“族類”的習性。感覺就是場合不同而已，表現大致不離。可就沒見到涉及人事後“聲討”他的執拗或冷漠（9.13以後的那些爛賬不談它），反而時常還留存一筆讚歎、感慨的詠哦文字。我們僅就解放戰爭說事。比如說林的“目中無人”就特絕。進入東北的46年初，梁1師、黃3師那麽多的老部下與老師長一別就是8年，在興城一線乍一重逢，那種喜出望外，百感交集的心情，又致敬，又問好的，恨不得一擁而上來個“貼麵吻”。可林就沒什麽表情，一開口問出的話是：部隊住下來沒有？凡人看，這已經不是什麽會否團結同誌了，簡直一個不近人情！可那些跟過他的旅長、團長什麽的就是一個敬佩不已：林總就是愛兵，見麵就談下情。又說林的專行獨立“範例”。48年底東野進關，軍委再三叮囑各縱應分頭分批從冷口、喜峰口等處秘密入關。林彪先也照交代過了幾個軍，後來一觀察，這舍近求遠、勞命費時的指示也聽得？那空軍就在頭上，對傅作義有什麽秘密可言？下命令的同時也就一紙電文告老毛：已令最後三個縱隊直出山海關。毛後來不是“甚好甚慰”地稱讚東野部署極妥，一下子就包圍、分割開了京、津、唐麽？因此林的這次專斷在四野戰史書中就被舉為“卓識機斷的指揮典型”。再看林彪的“陽奉陰違”表現吧。前日還在“我們決計照中央指示死守四平”，然後是一、兩天的連報“新6軍前沿攻擊甚為瘋狂”，也不說我打算怎樣？到第三日再告老毛時戰事已經走樣：……城垣陣地已失，部隊正在撤出。多麽簡單了事，因為這四平林總一開始就不讚成死守。後來軍內的公議不都認為：“為和平不惜最後一戰”啥回事？老毛也難得天真爛漫一回！誰人指出林彪的“陰險狡猾”了？ 　　 　　因此，圍繞粟裕“作風”也好，“人品”也罷方麵的問題，談好論醜完全取決於周圍人際主觀的判斷，認識。其實就是“人和”範疇的事，沒什麽是非曲直，也沒什麽客觀標準。林彪、粟裕這種獨擋一麵的戰將，超常或“特異”的一些“作風、品性”是應有共存。因為幾十年艱苦卓絕的戰爭經曆成就他們非凡人生之同時，幾百仗爭鋒鬥勇的實踐賦予他們真知灼見的經驗、理論之同時，戰爭塵埃也注定會磨損、銷蝕其“人之初”，造成他們離索而沉鬱的“獨孤”性格。他們的心靈甚至有一些扭曲，滋生了一股傲岸的英雄氣質，因而外在表現出一些常為眾人不解或者誤會的處世為人風格。 　　 　　按照西方的哲學，這就必然產生本文題目揭示的原罪問題。其實這也是一個中國文化曾經準確認識，但從未進行過深入理性分析的問題。先哲的概括告之：“木秀於林”就提出“原罪”問題；“匹夫懷璧”也提出“原罪”問題。“少年得意”、“超凡脫俗”等頌詞的“背景音”無不暗吟“原罪”反調。根據這類“矛盾論”悖理，同屬年富得道，武功絕倫的軍事將領之林、粟必然在其建功立業的同時就賦存受獲了“原罪”問題。 那麽為何粟裕的“原罪”問題就傷及“人和”而使其落難，但身同此“罪”且表現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林彪就未“犯眾怒”（僅陳大將暗含些忿忿之色）而得享平安呢？這是因為林彪成大器時日極早。還在中國紅軍草創時期，他隨朱、毛在湘、贛兩省創造的那些奇巧妙絕的運動、遊擊戰就確定了他在軍中的威望和位置。他1930年夏即榮升共軍頭等主力“井崗紅4軍”的第二任軍長（時年僅23歲），後來的蘇區不管誰人當權，他官運一直穩中上升。他的“原罪”問題相信在他25歲（時任“天下”第1軍團長）前即已解決。其時有資格（還要有願望）羅織他的“原罪”的上級或前輩如王爾琢、胡少海、張子清、朱雲卿等均先後兵敗犧牲，或者惡戰死節；夠級別（或者有交往）非議他的“作風、品性”的同僚或戰友如伍中豪、何長工、彭清泉、鄧毅剛等也或者遇難身亡，或者“換崗”走人。他進入共軍高級將領行列，作為一代名將的地位在30年代初即得以鞏固。比較此前後才陸續進入中央蘇區的劉伯承、葉劍英、肖勁光等北伐舊將，周士第、聶榮臻、左權等黃埔“大哥”都還在紅軍各部“老兵新傳”地學習觀摩朱、毛的遊擊戰術，研究交流農軍隊伍的帶兵方法；威信和實力也都尚不足以獨立擔任紅軍的一員方麵大將。而發現擢拔林彪的朱德、毛澤東、陳毅等紅軍“頂級”領導那時正忙於開展（或應對）三個方麵的激烈鬥爭。一是爭奪紅軍內部的指揮權；二是應付來自省委、中央的瞎指揮；三是反抗何鍵、魯滌平等地方軍閥的軍事清剿。因此他們非但不能非難手下那些統兵將領，反而正依靠林、彭（德懷）等頭號軍頭出力支持己方。林彪就是在這種曆史際遇中實現了其人生抱負，正是“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點卯58年間軍擴會落座參會、開批粟裕的那上千共軍將領，當時絕大多數不過就是些連、排長級的毛頭小夥（少數南昌起義的老資格如陳奇涵、聶鶴亭、彭明治等將則是跟林後得了些軍功“蔭護”），那位置和軍長差距太大，說當年見到林軍團長就是那“高山仰止”的感覺一點不過。所以即便其時有人（如賀龍）慫恿也順帶來個批林重審“原罪”，那不等於就是鼓動“反黨亂軍”麽？我想肯定是“眾將聞之皆股栗不止，莫敢趨前出陣雲雲”。當時的林彪元帥就是這般威勢烜赫，不然為何當老彭58年的這潭渾水蹚得過深（他要連“踹”劉、粟、蕭三座“軍衙”，真不懂“各個擊破”！）而可能“自溺”（此時眾將有些自危，想“撒把”後撤了）的關鍵時刻由他出麵“挺彭”呢（極可能是奉毛命：不能壞了中央整風部署）？ 　　 　　粟裕雖算年輕，但“出道”年代就晚得多了（紅軍時基本容身偏師）。粟抗戰在新四軍諸將中可稱得起優秀，但畢竟隻是在1師這個小圈子內打轉轉。粟大將真正光芒四射，“聞達”於四方“山頭、諸侯”是在自衛戰爭的“七戰七捷”之時，隨後豐功偉業一發而不可收。照毛澤東的表達就是：解放戰爭，誰不識華東粟裕啊。這場“決定國共兩黨生死存亡”的戰爭在華東戰場打得最為激烈恢宏，雖然也殺得個“幾進幾出”，但始終穩操勝算，這其中粟裕居功至首不容置疑。隨著勝利的不斷奪取，軍權的集中落實，出人頭地的粟裕之言行舉止必然引起其上下左右“舊袍澤”們的特別敏感。那些為征戰謀劃的“奇巧淫技”即便得計也免不了招來“新收”眾將的側目，妄議（粟不像當時的林、劉，不善/便分說自己的戰略戰術思想，隻給戰案）。還有那淮海決戰，華野“小”前委每每自行調兵遣將，引領發展戰局，“使喚”（也就是報告一聲）得個坐鎮“總前委”的陳、鄧常委隻能因應配合，追認簽章而盡其“職責”。這場景頗難堪，令鄧書記三十年後也不能解悶釋懷。什麽叫“天妒英才”，更況人乎？因此粟裕的“原罪”問題就不時地在各級層次“曝光”閃現。這在勝利之時尚無傷害，倘遇到如七月分兵，初出中原等混亂失利時日，那些犯上的“攻訐”和諉過的爭吵了就來上下夾攻了。不過那時不論陝北決策的毛澤東，還是華東壓陣的饒漱石都明白：勝利是壓倒一切的；粟裕是華野不能少的。於是就有了終於調出陳毅，喝退許世友的經典故事。於是就有了粟裕一生中的最“幸福時光”。這大概是從濟南戰役之後算起一直到1954年秋初任總參謀長時的6年間。屈指一算這段也是饒漱石處於位高權重之時。小饒此人德才真正如何不得而知，但他是一代黨要權臣肯定無疑。他“慧眼”識得隻有粟將能成為他華東“幕府”的軍事支柱，因此在關鍵時刻他都出力“挺粟”，這符合自家“山頭”的利益（比較老鄧此時在西南“幕府”也為加強自己的兵權，正玩“拆廟設壇”的把戲，坐壇“法師”卻選賀龍）。粟任總長前一段饒都兼中組部長，粟能順利“接班”於徐、聶二帥，饒“閣部”下台前幾年應是狠薦了一把，這也符合“黨同排異”的邏輯。所以我前述：其中把饒的水平看低了——他當年哪會“累”及粟呢？ 　　 　　因此，粟裕或者由於戰爭的需求，或者由於黨內重臣的維護，或者也由於江山雖定但仍麵臨外敵入侵威脅這樣的理由，其“原罪”問題沒得到及時清算（或叫“整風”；粟裕確實也未見識過延安整風），今後一發動必然是“秋後算總賬”。所以上述“暫緩”條件一旦消失，粟裕“東窗事發”且一起“買單”就是遲早發生的問題了（何況他解放後又結下“新仇”，故假手或彭或聶了斷都屬必然）。中國不是有句話叫：不是不報，時辰未到嗎？因此就有了上麵詳述過的軍委千人擴大會議的“大批特批”和數“罪”並判了。 　　 　　《從來英雄多寂寞》舊作中指出：粟裕陷於“勝仗越多越大則人情越發冷薄”的尷尬境地，這已經有些“原罪”的意味了。但思路未能梳理清楚，反認為粟的功業名氣不彰是由於時勢尚不濟，戰功還不夠，並設想粟領軍援朝當達成其軍功的光輝頂點（這點完全可能。如果粟裕指揮朝戰，基於對手，他的戰功不會比解放戰爭更大，但戰局效果肯定好過彭、鄧）。一點都未思考曆史果真如此的話：粟得以與世界“頭強”交手，國家勝麵更好而將獲 “頂級”榮譽時，他的“原罪”程度會更加嚴重，“傷及”的黨內軍內英豪、“列強”會更多（可能屆時一世爭強的林帥也會有些坐臥不安哩）。粟裕極有可能真成為“全（滿）世界的罪人”。若此，那等功業沒有也罷！ 　　 　　老夫子 2005年9月於昆明 12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