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被打倒三次，晚年周揚是被人氣死的zt

　這是充滿矛盾與壓抑的10 年，也是他生命最輝煌的10年…… 　　周揚是一位悲劇性的人物，誕生於1908年，到“文革”結束時，他已69歲。從那時到1989年他去世，這12年，就是周揚晚年。這是充滿矛盾與壓抑的10 年，也是他生命最輝煌的10年，顧驤有幸得以親炙，身受熏沫，成為忘年之交。(以下是顧驤的自述) 　　我與他第一次直接接觸在1977年10月，他住萬壽路中央組織部招待所，我任文化部理論組組長。那段時間，對於過去因他工作關係受到冤屈的人，逢人要道歉。大會、小會，他差不多每會都要檢討。因“反周揚”的罪名被打成右派的侯敏澤，對周揚的檢討曾抱有疑惑，但終為周揚的真誠所感動。在第四次全國文代會上，周揚當選為全國文聯主席，後調中央宣傳部任主管文藝的副部長。 　　80年代不叫運動的運動 　　1982年11月間，賀敬之來文藝局傳達中央的一項決定：1983年3月14日為馬克思逝世100周年，將舉行紀念活動，開兩個會，一個是紀念會，胡耀邦作報告；另一個是學術討論會，周揚作報告。 　　春節假期剛過，一上班，我就接到電話，說周揚要我去天津，還要我通知王若水一起去。我與文藝局的同誌打了一個招呼，約了若水下午五時在北京站見麵，乘晚上六時火車赴天津，抵達周揚下榻的天津迎賓館。元化也於當日由滬比我們早幾個小時到達。這時，我們明白無誤地知道了我們的任務是協助周揚起草馬克思忌辰100周年報告稿。 　　若水、元化和我協助他起草這份報告，是他自己挑選的。上世紀60年代，王若水被毛澤東稱作“桌子”哲學家，為毛欣賞，還是周揚將這信息傳達給他的。若水有思想，文筆犀利。元化在逆境中埋首於古典文論的研究，頗有成就。 　　第二天我們就開始工作，進行討論。周揚住一個大套間，客廳有40平方米，周揚、若水、元化和我四人，圍坐一張小方桌旁，像搓麻將，各占一方。周揚要求先不談“報告”怎麽寫，寫什麽，先“務虛”。我們四個人真正做到了敞開思想，毫無顧慮，談了整整兩天，每個人半天，若水先談，元化次之，我再次之，最後周揚。 　　討論完畢，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若水與其前妻離婚一案，法院將開庭審理，通知若水出庭。不得已，第三天若水便回京了。執筆起草便落到元化與我兩人身上。“報告”分四部分，我寫第一、四部分，元化寫第二、三部分。若水實際上未參加執筆。但是後來“清汙”時，周揚被列為迫害對象，不問情由，若水也被劃入此列。 　　為了保證寫作不受幹擾，周揚與天津市委聯係，對賓館進行“封鎖”。賓館有兩道門衛、外人無法隨便進入。元化和我在自己房間裏寫作，周揚則在他的客廳裏讀書。我們第一稿交出後，他則改稿，休息時，或飯後，他常到我們房間坐坐，隨便聊聊。 　　一次他說，胡耀邦曾對他講，他現在副部長的位置太低了。(可不是，胡喬木過去與他同事，現在成了政治局委員，鄧力群原來是他的下屬，現在成了書記處書記。他從1949年進城一直到如今，30多年“副部長”一直未變。)茅公去世後，全國政協還缺一位文教方麵的副主席，準備將來把他安排到政協。(由於周揚後來挨整，胡耀邦離職，這件事當然泡湯了。) 　　緊趕慢趕，稿子竣工已臨近會期。3月6日我們趕回北京，當晚在《人民日報》印刷廠排印，元化與若水一起在印刷廠最後進行校改、潤色。我當晚因事回家了。我做夢也沒有想到，竟然會因此而成為一個政治事件，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不叫運動的運動。不僅是我，即便是老於世故的周揚，大概也沒有料到。 　　第三次打擊後成了植物人 　　3月7日，馬克思逝世100周年學術報告會，在中央黨校舉行。中央黨校禮堂坐滿了人。中央黨校校長王震與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 宣部部長鄧力群出席了會議。周揚作主旨報告。報告稿是由《人民日報》印刷廠打印的清樣。他作了一個開場白，他說，這個講話是找了幾個人一起商量寫成的。報告由一位女播音員代讀。後來知道這位女播音員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著名的播音員。她音色優美，吐字清晰，聲調頓挫，為這篇報告增色不少。報告結束，獲得了長時間的掌聲。 　　會議休息時，鄧力群上前向他祝賀，說講得好。王震也說講得好。大約過了三天，聽他說，耀邦將講話稿退了回來，隻是在名字上畫了圈，沒有講什麽。按照通常的理解，是同意通過了。 　　然而，出乎人們意料的，在學術報告會的第二天下午，傳來了一個非同尋常的消息：會議休會兩天，會期延長兩天結束。後來知道，出席報告會的中 宣部理論局負責人盧之超在7日下午，通過胡喬木秘書，向胡喬木作了報告。8日下午，鄧力群從醫院出來向我們布置說：經與喬木商定，這個紀念會要延期兩天，周的講話內容事前大家都不知道，他的觀點並未報告中央同意。 　　3月10日，胡喬木到周揚家，談他對周揚講話的看法。3月12日繼續開會，四人在大會上發言，沒有點周揚的名，也沒有直接批評周揚的報告，但是觀點是鮮明批駁他的。11月6日，首都各報發表了周揚的談話，檢討在紀念馬克思逝世100周年研討會上所作的講話。1984年1月3日，胡喬木選擇中央黨校禮堂，也就是十個月前周揚作學術報告的同一地點，宣講他批判周揚的重頭文章：《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同樣，講話也是由中央電台廣播員代讀的。 　　這年春天，周揚到南方訪問。5月，他在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獎、授獎大會上講話，題目是“要有真正藝術家的勇氣”，周揚沒有被壓服。9月，周揚從廣州回到北京，很快進了北京醫院，經診斷患腦軟化症。周揚對他女兒周密說，他一輩子先後被打倒過三次，每一次都是為自己信任的人、尊敬的人所誤解。這第三次打擊更加難以承受，還不在於以他為靶子的全國範圍的批判，更在於他在別人軟硬兼施下舉措失當，所作的違心“檢討”而帶來未曾料到的影響。 　　至1985年夏以後，周揚已進入膏肓，隻能偶爾喉嚨裏吐出一兩個含糊的音節，一年之後，他成了植物人，靠鼻飼延滯生命。醫生“謝絕探視”，我每隔三四個月去探視一次，每次都拿陸定一的探視牌，他長期住院。我去探視，對周揚來說已毫無意義，倒不如說主要是我自己靈魂的需要。最後一次見麵是1989年春節，周揚靜靜地躺在那兒已五年了，原來魁梧的身材，瘦成了皮包骨頭，萎縮成單薄枯瘦的身軀，隻有一點遊絲般的氣息。 　　1989年夏天，我在牡丹江鏡泊湖的一個小島上休息。8月1日早晨，我在湖邊林間漫步，呼吸著新鮮濕潤空氣，手中握著一隻微型半導體收音機，聽早間新聞聯播。突然，節目的最後一條消息使我怔住了，僅有一句話、短得不能再短的消息：文藝理論家周揚於今日逝世。他走了，陸定一說，“他是被人氣死的”。 　　1989年9月5日，秋風兮兮，秋雲澹澹。人們告別了周揚。八寶山的遺體告別儀式十分隆重，大約是“文革”以後，一位文化人受到的最高規格的喪儀禮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