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汝信：《陳錫聯回憶錄》的弦外之音zt

《陳錫聯回憶錄》的弦外之音 餘汝信 　　文革十年，陳錫聯主政東北五載。當其時（文革中及文革後），能進入中央核心圈子長達十年以上，連任第九、十、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未包括候補委員）而屹立不倒者，僅為五人，即兩位元帥—葉劍英、劉伯承，兩位上將—陳錫聯、許世友，加上一位李先念而已（後三人同為出身於鄂豫皖紅四方麵軍而文革中又長期得毛庇護，毛用人之道奧妙之處,有時確值得後人好生揣摩）。陳於1999年6月去世，今年1月，根據其生前口述整理、記錄其一生經曆的《陳錫聯回憶錄》出版。初覽此書，以為文如其人，四平八穩，未得驚奇。及後再三細讀，方察內中亦別有深意，不過，須十分留心，才能品味出來。 一、“陳賴首長” 　　建國後自1950年10月到1959年8月，陳錫聯在京擔任軍委炮兵司令員，風平浪靜地過了九年。 　　“1959年8月，總政負責幹部工作的徐立清同誌給我透風，說準備變動我的工作，讓我到東北去。一天，主持軍委工作的林彪找我談話，說現在中央確定，要你到沈陽軍區當司令，你準備一下，盡快去報到。”[1] 　　林彪為什麽要陳錫聯到沈陽，陳沒有說明。實情是，1959年7、8月間的廬山會議，宣稱彭德懷反黨外還有一個“軍事俱樂部”，副總參謀長兼沈陽軍區司令員鄧華上將，涉及其中。9月，中央正式撤銷鄧華職務，未知何故，平日與心高氣盛的鄧華不大咬弦的軍區政委周恒上將，此際卻也受到牽連，被免去職務並調出軍隊係統，降為有職無權的遼寧省委書記處書記。故此，當年10月，陳錫聯被正式任命為沈陽軍區司令員，人稱“賴胖子”的北京軍區政委賴傳珠上將，同時調任沈陽軍區政治委員。 　　自朝鮮戰爭結束，誌願軍全部返國之後，沈陽軍區轄下共有八個野戰軍的編製，為當時十三個大軍區中擁有部隊、兵員最多者。陳說：“東北地區是我國主要的工業基地，是首都的屏障，與蘇朝接壤，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沈陽軍區部隊多，許多老部隊戰功卓著，有著豐富的戰鬥經驗和光榮的革命曆史傳統。我到東北工作，深感責任重大”。[2] 　　賴傳珠是井岡山上下來的，論資格比陳還老。雖然，陳是中國第八屆候補中委而賴未進入中央委員會，但在1959年11月新調整的沈陽軍區黨委內，賴排名於陳前，賴為軍區黨委第一書記，陳為第二書記。陳不僅對此安排表示服氣，且時時處處表現得對賴十分尊重，“‘陳賴首長’是軍區的同誌們對我們兩個人的習慣稱呼，在他們看來‘陳賴’不是兩個人，而是一個人”。[3] 　　“1965年12月14日，賴傳珠政治委員患急性黃膽萎縮性肝炎住院。接到報告，我立即返回軍隊。賴傳珠同誌在戰爭年代3次負重傷，解放後又長期負重工作，積勞成疾，不幸病倒。為了挽救他的生命，我們請了北京及軍內外十幾位專家和醫務人員來沈陽診治。盡管用盡了一切辦法，終因回天無力，1965年12月24日，賴傳珠同誌因急性肝功能兼腎功能衰竭，病逝在工作崗位上，終年55歲。 　　“賴傳珠同誌的不幸逝世，是我黨我軍的重大損失。中央軍委特致唁電表示哀悼，並對賴傳珠同誌及沈陽軍區的工作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指出：‘這幾年，沈陽軍區各項工作成績突出，尤其政治工作搞得好，是和陳錫聯、賴傳珠同誌分不開的’。 　　“我對賴傳珠同誌的不幸去世感到非常難過，為失去一位好搭檔、好政委而哀痛不已。賴傳珠同誌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跟隨毛主席上井岡山，是一位資格很老的同誌。他年長我5歲，我們在一起工作，配合非常默契，彼此非常信任，相互非常支持，步調非常一致。……正是在我和賴傳珠同誌緊密團結的影響下，我們軍區領導班子非常團結，進而帶動軍區各級領導班子都非常團結，上上下下工作勁頭很足，辦事效率很高。 　　“為了表達我對賴傳珠同誌不幸逝世的悲痛心情，我專門寫了悼念文章：‘我和他在一起工作，始終感到非常親密，非常融洽，非常合拍’”。[4] 　　前麵有四個“非常”—“配合非常默契，彼此非常信任，相互非常支持，步調非常一致”，後麵是三個“非常”—“非常親密，非常融洽，非常合拍”，前後七個“非常”，凸顯出陳賴關係非同凡響的“非常”！ 二、陳賴關係襯映下的陳宋關係 　　陳錫聯憶述至此，太著痕跡，筆者感到他是有意著力褒揚賴而去冷落另一個人，這“另一個人”，就是——宋任窮。 　　陳錫聯調至沈陽軍區的翌年9月，中央政治局決定重新設立華北、東北、華東、中南、西南、西北六個中央局，其中，東北局代表中央領導黑、吉、遼三省黨的工作，駐沈陽，調國務院二機部部長宋任窮任東北局第一書記。 　　其時，遵循毛澤東“黨指揮槍”的原則，各大區第一把手均兼任所在地大軍區的黨委第一書記、第一政委（或政委）。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1960年11月兼北京軍區政委（未設第一政委），翌年2月，增補為軍區黨委第一書記；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前於1958年在上海局書記、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任上即兼南京軍區第一政委，1960年兼軍區黨委第一書記；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1960年起兼蘭州軍區黨委第一書記、軍區政委（未設第一政委）；而在軍隊兼職曆史最早的是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和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他們於1955年在廣東省委書記和四川省委第一書記任上即分別兼任廣州軍區黨委第一書記、第一政委和成都軍委黨委第一書記、政委（未設第一政委）。 　　宋任窮是中央局一把手中唯一被授予過軍銜的（1955年在軍委總幹部部副部長任上被授予上將軍銜），惟未知何故，1960年他僅被任命為沈陽軍區第一政委，遲至1964年沈陽軍區召開第三次黨代會時才經中央批準，任軍區黨委第一書記，比其他中央局一把手晚了至少三年。與此同時，賴傳珠從第一書記降為第二書記，陳錫聯從第二書記降為第三書記。[5] 在敘述文革前那數年經曆的回憶錄第十五章“在沈陽軍區（上）”裏，陳錫聯在談及學雷鋒題詞時，僅有一處，也是全書唯一的一處，提及了“東北局第一書記、軍區第一政委宋任窮同誌”，[6]而在同一章裏，提及賴傳珠卻不下二十處！陳不僅對賴推崇備至，對軍區其他同僚，如副司令員曾紹山、曾思玉、肖全夫及副政委杜平也多處提及、讚揚，如稱讚曾思玉“是個‘東北通’，對東北戰區的地形、設防要點很熟”，還稱許其為“曾師傅”，又讚“曾思玉、肖全夫等同誌頂風冒雪，奔馳在白雪皚皚的黑土地上”，唯獨對宋任窮這位軍區第一把手，陳卻未著半字評價。 　　陳、宋其實都曾在二野呆過，陳錫聯更是二野有名的戰將，曾任二野三兵團司令員，宋任窮建國後也曾在雲南任二野四兵團政委。與陳不同，宋是典型的政工幹部出身，在任華野第三副政委時就說過自己主要還是在地方從事支前工作，軍內職務是掛名多於實際，任四兵團政委時，也是以雲南地方工作為主。文革前，宋雖然名義上是軍區黨委第一書記、第一政委，但陳親近出身於紅一方麵軍——四野的賴傳珠遠勝於同在二野呆過的宋任窮，陳與賴抱成一團，等同一人，宋基本上對軍區的事插不上手，難以過問，陳宋之間自然也不會有什麽過節，兩人心存芥蒂，還是在遼寧文革當中。 三、文革背景下的陳宋關係 1966年8月以後，沈陽地區紅衛兵矛頭首先指向的是遼寧省委，9月中旬，省委第一書記黃火青、第二書記黃歐東已先後被批鬥。毛澤東此時還是保宋任窮的，當年8月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宋還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67年1月，黑龍江成立臨時最高權力機構——“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周恩來讓宋去參加，並安排其講話表態，宋以後認為，周的用意很明顯是想為他出來工作創造條件。 　　1967年2月16日，“遼寧省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委員會”（簡稱“遼聯”）在沈陽宣告成立，宋任窮在成立大會上講話以示支持。“遼聯”以東北工學院“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等學生造反派為主體，思想較為活躍，得到了相當大一部分機關中下層幹部和已經“站出來”的高級領導幹部的支持。“遼聯”反對沈陽軍區1966年下半年後對軍內造反派和1967年1月介入地方文革後對地方造反派的壓製，陳錫聯在回憶錄裏提及的“炮轟延安裏，火燒陳錫聯”（延安裏是軍區領率機關所在地）、“打倒陳、曾、曾”（指陳錫聯、曾紹山、曾思玉）恐怕也就是壓製產生的反彈，隨之成為“遼聯”派主要的政治口號。[7] 　　同年4月21日，東北局書記處發表“關於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三點意見’”，其主要內容為：1、最近進駐或衝進東北局機關的“東工紅旗造反團”、“革命造反團”和“遼大紅衛兵”是保守組織；2、他們進駐或衝進東北局機關是違反毛主席親自指示的軍委八條命令和中央2月21日的通知的，是非常錯誤的，希望他們按照中央軍委八條命令和中央2月21日通知精神撤出；3、我們堅定不移地站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堅決支持一切無產階級革命派，堅決同他們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 　　“三點意見”引起了衝擊東北局的較保守一派學生組織的強烈不滿。5月4日，這一派組織在沈陽市人民廣場召開大會，批判“三點意見”，會場上與保宋任窮的“遼聯”派發生衝突，釀成流血事件。5月10日，衝東北局一派在沈陽南站前廣場召開“遼寧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站”（簡稱“遼革站”）成立誓師大會，聲討和批判“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及其在東北的代理人”，予頭直指“宋、馬、顧、喻、徐”（指當時尚未打倒而又與“遼聯”觀點一致、受到“遼聯”支持的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第三書記馬明方、書記顧卓新、候補書記喻屏和遼寧省委書記處書記徐少甫）。 　　6月5日，以遼寧大學“八三一”為主體的遼寧“八三一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八三一”）成立。至此，遼寧地區三大派三足鼎立、相互抗衡的局麵形成。三派觀點鮮明：“遼革站”—“保陳打宋”；“遼聯”——“保宋打陳”；“八三一”——“既打宋，又打陳”。一般認為，“遼革站”是保守派，“遼聯”與“八三一”是造反派，不過，“遼聯”是造反派中較穩健一翼，而“八三一”是造反派中更激進一翼。 　　“三點意見”使本應長於政治鬥爭手腕的宋任窮本人及其為首的東北局書記處事與願違，陷於被動。雖然，宋於7月4日被迫以他個人名義收回了“三點意見”，但已於事無補。8月6日，中國中央作出“東北局停止對東北各省市領導的決定”，“決定”標誌著毛、周在權衡利害後最終放棄了保宋，從此，遼寧以至整個東三省為年初已介入“三支兩軍”的沈陽軍區所左右。 　　1968年5月8日，中國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聯名發出“關於成立遼寧省革命委員會的批示”，決定省革委會主任由陳錫聯擔任。在省革委會委員中，軍隊幹部占16%，地方幹部代表占22%，三派群眾組織代表占62%，雖然在人員構成上表麵是“軍幹群”三結合且軍隊幹部最少而群眾組織代表最多，但實際上是軍隊幹部主持了大局。 　　自1968年後，正當盛年的陳錫聯春風得意。這一年6月，經中國中央批準，正式免去宋任窮在沈陽軍區的一切職務，三個月後，陳錫聯任軍區黨委第一書記，這使陳不僅成為遼寧第一把手，而且名正言順地成為支左部隊遍布全東北的沈陽軍區第一把手，實際上也就正式坐上了全東北的第一把交椅。1973年12月，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陳調任位置更顯重要的北京軍區司令員，一個月後，成為負責處理軍委日常工作的軍委六人小組成員，直至1975年2月成立軍委常委會，為常委之一。同年1月，任國務院副總理。1976年2月2日，葉劍英被宣布停止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改由陳主持，10月，參與粉碎“四人幫”的行動，次年中國十一屆一中全會再次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並再次擔任中央軍委常委。 　　而自1968年，卻是宋任窮比較倒黴的時候。說是“比較倒黴”，那是因為其在“走資派”中待遇尚不算差。早在1967年中，宋已被中央接到京西賓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群眾組織的劇烈批鬥。1968年4月，宋雖被轉移至條件較差的海運倉總參一所，但在5月遼寧省革委會成立的中央批示中，點了馬明方、顧卓新、喻屏、周恒的名，卻對宋是留有餘地，沒有點名。翌年10月，又再疏散到遼寧39軍“二五農揚”勞動，分配的工作是喂豬，農忙季節收莊稼，同時寫交待材料，且不時被拉到沈陽、阜新、朝陽、淩源和大石橋等地批鬥。在此期間，宋任窮可沒有得到他曾任第一政委的軍區部隊的任何關照，以後的事實證明，這段日子給日後複出的宋心靈上留下了長長的陰影。[8] 　　1974年9月，宋任窮回京，交中央組織部管理，雖然視為已被“解放”，但未有分配工作。文革結束後複出，1977年10月出任國務院七機部部長，次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接替胡耀邦出任中組部部長，掌控中央組織大權，地位漸見吃重。 　　1980年2月的中國十一屆五中全會，是陳、宋地位變易的分水嶺。此次全會決定重新設立中央書記處，已是71歲高齡的宋任窮當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仍兼中組部長），而陳錫聯此際卻被視為凡是派大將之一員，“根據黨內外廣大群眾的意見，決定批準他的辭職要求”。自1968年後，陳、宋似乎一直都在暗地裏較勁，而在他們人生的晚年，也似乎最終決出了勝負，後笑者，應該是宋任窮。 四、“少壯派”的命運 　　賴傳珠最為沈陽軍區的老人們所稱道的，是思想開明，不墨守成規，放手培養接班人。因賴之故，自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一批四十餘歲、抗戰後參加革命的“三八式”幹部，走上了正軍以至更高的領導崗位。 　　正軍以上，如李震，1937年8月加入中國，1962年48歲提為軍區政治部第二主任，兩年後改任主任，再後於1965年提為軍區副政委；李伯秋，1936年入黨（剛挨上“抗戰前”的邊），1938年參加中國抗日武裝，1965年49歲提為軍區政治部主任（接替李震）。 正軍級多人： 田維新，1939年加入中國，1964年48歲由陸軍第16軍副政委提為軍區政治部副主任； 汪 洋，1937年加入中國，1964年46歲由陸軍第16軍副軍長提為軍長； 王淮湘，1937年加入中國，1963年43歲由陸軍第16軍副政委提為政委； 張 午，1937年加入中國，1964年46歲由陸軍第23軍副政委提為政委； 於敬山，1938年加入中國，1964年45歲由陸軍第38軍副政委提為政委； 李光軍，1937年加入中國，1963年44歲由陸軍第39軍副軍長提為第64軍軍長； 張 峰，1939年加入中國，1964年42歲由陸軍第39軍副軍長提為軍長； 陳紹昆，1940年加入中國，1964年43歲由陸軍第39軍副政委提為政委； 劉光濤，1938年加入中國，1961年41歲由陸軍第40軍副政委提為政委； 劉振華，1938年加入中國，1964年43歲由陸軍第40軍副政委提為政委； 郭玉峰，1938年加入中國，1964年45歲由陸軍第64軍副政委提為政委。[9] 　　李 震、李伯秋是1955年授的少將，田維新以下十一人，均由沈陽軍區提名於1964年晉升少將。這一批“少壯派”軍人，除李震、於敬山1966年調離沈陽軍區，李光軍、郭玉峰1967年分別隨部調離或奉調中央機關工作外，其他各人在文革中繼續受到陳錫聯的重用。 　　“珍寶島作戰前，軍區班子隻有我、政治委員曾紹山、副司令員唐子安、江擁輝、肖全夫、參謀長汪洋、政治部主任李伯秋7人，第三政治委員潘複生兼任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主任不參與軍區工作。由於人員少，難以適應準備打仗的需要。1969年8月，經軍委批準，調整充實了軍區的領導班子，我仍任司令員、軍區黨委第一書記，曾紹山任政治委員、第二書記，潘複生兼政治委員。副司令員在唐子安（常委）、江擁輝（常委）、肖全夫（常委）後，增加了鄧嶽（常委）、劉永源、遊好揚、張峰、汪洋（兼參謀長、常委）、吳習智（兼後勤部長）、汪家道（兼黑龍江省軍區司令員）。副政治委員有李伯秋（遼寧省革委會副主任）、鄒衍（常委）、陳紹昆（兼政治部主任、常委）、劉振華（兼旅大警備區政治委員）、李少元（兼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政治委員）、王淮湘（吉林省革委會主任）、劉光濤（兼黑龍江省軍區政治委員）。調整後的班子成員，戰爭年代先後擔任過兵團、軍、師的領導職務，年富力強，富有作戰指揮經驗。1969年底至1971年初，田維新、汪洋、陳紹昆，劉振華先後調出、劉德才（兼旅大警備區司令員）、曾雍雅任軍區副司令員，張午任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10] 　　雖然陳錫聯的回憶有不大準確處,如珍寶島作戰時期沈陽軍區參謀長仍為肖全夫兼任，汪洋是在作戰後（1969年8月）方調升為軍區參謀長，另1969年江擁輝、肖全夫、李伯秋三人不僅是軍區黨委常委，且是黨委副書記，王淮湘、劉振華亦為黨委常委而汪洋卻不是，[11]惟陳錫聯提及這些當年的同僚、部屬，口氣顯然是讚許的：“年富力強，富有作戰指揮經驗”。 　　受到陳錫聯肯定的這一批文革中軍區的主要領導，凡紅軍時期入伍的，留在軍隊未到地方支左的，以後全都平平安安在軍隊安渡晚年，而凡抗戰後參加革命而又奉派至地方支左一線者，日後卻曆終坎坷。如李伯秋，遼寧省革委會副主任、遼寧省委書記，曾紹山之後的遼寧第二把手，1977年3月停職審查後被開除黨籍；王淮湘，吉林省革委會主任，省委第一書記，1977年已調任武漢軍區副政委而被吉林地方揪住不放，終被勒令停職審查，後降級退休處理並開除黨籍；劉光濤，黑龍江省革委會主任、省委第一書記，1977年後被令轉業並降職使用；陳紹昆，國務院冶金工業部部長，1977年後免職，受留黨察看處分。 　　有老人說，這些人的處理，與宋任窮在文革中與軍區結下恩怨，利用執掌中央組織大權以報一箭之仇多少有些關係。對李、王、劉、陳的處分是否含有個人恩怨的成份，我們沒有事實依據，不好評論，但從宋任窮對“少壯派”之一的郭玉峰的態度，倒多少可以看出些端倪。宋在回憶錄中提及郭時曾說道：“康生講，郭玉峰是全軍最優秀的軍政治委員，因此把他調來當中央組織部的部長。康生從1970年起曾3次提名郭玉峰任中組部部長，第一、第二次都未獲毛主席和黨中央同意，第三次才被認可，可見當時中央和毛主席對郭玉峰任中央組織部長，並不是康生一提就同意的，而是有過較長時間的猶豫的”。[12] 　　郭玉峰是陳、賴賞識提拔的幹部，文革初，是軍部地處遼寧本溪山溝裏的陸軍第64軍政委，在經沈陽軍區推薦、奉派至北京之前，與在中央工作的康生根本不認識更沒有任何聯係，郭是否優秀，隻能是沈陽軍區向中央的反映和評介，就算康依據沈陽軍區的反映說過郭的好話，那也不能就此說明郭就是康生線上的人吧？總不能憑康生說過這麽一句話就宣判了郭下半生的命運吧？而根據宋任窮的邏輯，卻就是如此荒唐推斷。 　　據老人們說，1967年10月，郭玉峰奉命到京，本來說是到中央參與專案工作，後因原中組部業務組負責人、總政幹部部副部長朱光要調回部隊，要郭接任朱的職務（文革中，中國中央各部僅中組部沒有采用軍管形式，而是由軍隊派人組成業務組，為中組部最高臨時權力機構，不是宋所說的部長），郭為人老實聽話，到中組部是身不由己，以後在中組部的所作所為，也是奉命行事，並不見有故意整人、打擊報複、落井下石、投機鑽營之所為。到中組部後，曾三次給中央、毛、周去信要求回部隊，委任為中組部部長後又為回部隊事再次去函毛、周，均未獲準。1977年免職後，關係還在64軍，直至1980年被令辦理轉業手續，未幾被關進秦城監獄，翌年2月在陳雲、鄧穎超過問下得以釋放，1983年被開除黨籍，下放河北邢台安置，每月發給生活費150元，2000年因病去世。在“少壯派”中，郭可稱晚景最淒慘者。 　　對“少壯派”中上述一些人的晚年處境，有老人希望陳錫聯向中央作實事求是的反映，不知陳說了沒有，但即使他說了，估計也不起什麽作用。陳能在回憶錄中對他們的過往加以肯定，多少算是已盡本心，除此之外，他還能做些什麽？ 五、備受質疑的三件事 　　文革期間，陳錫聯最備受質疑、為人詬病之事有三：一是指其與毛遠新關係非同一般，被質疑將毛遠新奉為遼寧以至東北的“太上皇”；二是遼寧的糧油副食品供應嚴重不足，陳被戲稱“陳三両”（指每人每月限供三両食油）；三是取代葉劍英主持軍委工作。前兩事發生在遼寧，陳在回憶錄中略去未提，後一事發生在調京工作之後，陳在回憶錄中作了解釋。 　　1976年2月2日，中國中央經毛同意以中發[1976]1號文發出通知，內容有二：一是經毛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由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二是經毛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在葉劍英同誌生病期間，由陳錫聯同誌負責主持中央軍委工作”。 　　那正是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初期，葉劍英多少也受到猜疑，但又未能抓住他什麽辮子，毛隻好以生病為由讓其“休息”，可是誰來接葉的“負責主持中央軍委工作”呢？ 　　“當時，既是軍委常委又是政治局委員的人有我、汪東興、王洪文，張春橋等人。毛主席說陳錫聯從小參加革命，會打仗，帶過兵團，管過炮兵，國務院也有個職務，就讓他管一下吧。中央開會的時候，我見到毛主席，主席當時眼睛不好，視力比較差，我就對主席說：我是陳錫聯。主席拉著我的手說：你要掛帥啊。會議結束時，毛主席又拉著我的手說：你要掛帥啊。後來政治局開會，一致同意毛主席的提議。 　　“粉碎‘四人幫’後的第二天，我就在玉泉山向中央寫報告，要求不再主持軍委的工作，還是請葉帥來主持。華國鋒同誌說，你這個報告先不要寫，葉帥還要協助我處理國內的事情，軍隊的事情你還要繼續管一下。他要我收回了報告。這樣一直到1977年3月中央正式發文件，宣布葉劍英同誌的身體已經康複，經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今後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由葉劍英同誌負責主持，陳錫聯協助。 　　“在我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期間，經常向葉帥匯報工作，聽取指示。葉帥也時常過問軍委的事情，支持我的工作。 　　“當時，一些同誌由於對情況不了解，對我存在一些誤解，說了一些批評、指責的話。我對此是能夠完全理解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專門就這個問題作了說明，原來不了解情況的同誌弄清了事情的經過，消除了對我的誤解。記得有一次我在301住院，粟裕同誌也在住院，他來看我，對我說：原來不了解情況，現在搞清楚了，根本就沒有那回事。小平同誌在找我談話時也說：我是了解你的，你是沒有野心的。”[13] 　　陳錫聯的能力，搞好一個軍區大抵沒有問題，但不足以主持軍委工作。至於其以上“解釋”是否能真正消除“一些同誌”的誤解，不知道。無論如何，這段事兒始終對其本人形象產生了負麵作用，卻是幾乎可以肯定的，惟以今日眼光平心而論，陳當時的處境，大概也是身不由己的罷。 　　至於陳在遼寧的兩件事，沈陽軍區的老人們另有說法，筆者聽後覺得也有道理。 　　先說毛遠新一事。早於1967年1月，毛遠新已是黑龍江省臨時權力機構“黑龍江省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的負責人，此前，將黑龍江的造反經驗傳授至吉林延邊，其伯父毛澤東本人對此舉大為讚賞，批告周恩來：“總理：應當把延邊反革命派手中的權力奪過來，請你布署一下。毛遠新去延邊工作一個月，那裏大有起色。他今天去哈爾濱，如尚未走，可找他談一下”。[14] 　　1968年5月8日，中央同意成立遼寧省革委會，在中央的批示中，毛遠新列名為副主任，排名第七。經查證檔案資料，毛遠新被安排至遼寧任職，並非沈陽軍區或陳錫聯本人主動提出，前於4月22日，陳錫聯向中央、中央文革並軍委辦事組提交“關於籌建遼寧省革命委員會的初步意見（第二次修改稿）”，這是陳關於此問題的最後一個報告，共有三大點意見，提出了省革委會中地方幹部、軍隊幹部、群眾組織代表的人選，其中完全沒有提及到毛遠新的名字。[15] 　　不過話說回來，中央安排毛遠新至遼寧任職，陳錫聯當然是求之不得，這與“攀龍附鳳”的想法大概沒有什麽關係，而是當時即使陳錫聯這樣高級別的幹部，也難以捉摸透北京的所謂“中央精神”，有毛遠新這樣能直達天庭的人在身邊，也就應無走錯路之虞。 　　陳錫聯1973年12月調離沈陽軍區，一個月後的翌年1月20日，軍委突然任命毛遠新為沈陽軍區空軍政委，不及一月（2月12日），又免前職再任命其為沈陽軍區政治委員，後又由中國中央批準增補為軍區第三書記，不過，其時李德生已到任軍區司令員，這些帳無論怎樣算已不能算在陳錫聯頭上。[16] 　　再說“陳三兩”之綽號（估計是“遼聯”和“八三一”派封之）。遼寧是一工業省，城市工業人口眾多而農業相當落後，文革前，糧油食品大多由外省調入。文革中，調入困難，造成供應緊張，加之陳為一赳赳武夫，經濟工作從未沾手，很是外行，以此角度思之，由於客觀原因他沒有做好他所不熟悉的工作，也是情有可原，未可求全責備的了。（2004年7月，文革史讀書劄記之四） 注釋： [1]、[2]陳錫聯：《陳錫聯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年1月），頁405。 [3]、[4]同[1]書，頁431—432。 [5]參見《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五卷、附卷二（北京：中國黨史出版社，2000）。 [6]同[1]書，頁438。 [7]本文有關遼寧文革的進程，主要參考高峰主編：《中國遼寧黨史大事記（1949.10—1989.12）》（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5）、《中國共產黨遼寧省組織史資料（1923—1987）》（沈陽，1995）及其它文革小報資料。 [8]宋這段時期的經曆，參見其本人所著《宋任窮回憶錄[續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 [9]參見《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組織史資料》第四卷（北京：長征出版社，1995），沈陽軍區部分。 [10]同[1]書，頁448—449。 [11]同[9]書，第五卷，頁106, [12]同[8]書,頁27。 [13]同[1]書，頁474—475。 [1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195。 [15]遼寧省檔案館存檔，縮微膠卷檔案號：501—5—27。 [16]同[9]書，第五卷，沈陽軍區及沈空部分。 [11]同[9]書，第五卷，頁106, [12]同[8]書,頁27。 [13]同[1]書，頁474—475。 [1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195。 [15]遼寧省檔案館存檔，縮微膠卷檔案號：501─5─27。 [16]同[9]書，第五卷，沈陽軍區及沈空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