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說說北洋軍閥

也說說北洋軍閥 翟羽佳 在中國近代曆史教育中，最為不值得稱道就是北洋政府。可是，就政府的人性而言，在中國近代曆史中，最值得稱道的也就是北洋政府了。五四運動發生在北洋軍閥政府時期，是中國曆史唯一勝利的學生運動。 五四運動之所以勝利，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北洋政府的寬容和“人性”。盡管北洋政府的寬容與人性，是在張作霖、孫中山的威脅下，但是，在對待平民方麵，北洋軍閥的確是最為寬容和人性的?br> 1926年3月18日，數千名學生在段琪瑞執政府門前示威情願，執政府的衛隊居然在慌亂中開槍。在得知衛隊開槍打死學生之後，段琪瑞既也沒有把責任軍隊，也沒有把學生說成是暴徒或反革命動亂分子，而是頓足長歎。段祺瑞在知道政府衛隊打死徒手請願的學生之後，隨即趕到現場，麵對死者長跪不起，之後又懲處凶手，撫恤死難者家屬，並從此終生食素，以示懺悔。 麵對學校舉行的各種悼念活動以及全市的“國民追悼大會”和各種報刊的廣泛而詳盡的報導，段琪瑞執政府也沒有進一步對受害者加以清算，更沒有對參加遊行的學生發配邊疆，而是默許了人民的各種抗議活動。 在北洋軍閥時期，人民不僅有廣泛的言論自由，而且還可以組織政黨。正是因為寬容和人性的緣故，孫中山才得以多次起來革命。盡管在革命的炮聲中，北洋政府失敗了，可是，北洋政府對人民的寬容和人性足以讓曆代中國政府感到羞辱。 北洋政府的寬容和人性孕育了革命的暴君，但是，我們不能因為革命者的殘暴，而無視北洋政府的寬容和人道。北洋政府的寬容和人性，是中國曆代政權之豐碑，很值得今天的政府學習和參照。 清華和北大的學術自由，是在北洋政府時期奠定的。其後，清華、北大就乏善可陳了。正是北洋政府的寬容和人性，北大、清華在上個世紀為中華民族創造了的輝煌學術自由，培養和聚集了一大批民族精英。因為北洋軍閥的首領們畢竟受舊文化熏陶，遠比以後的政府高官有涵養和人性。 李敖說：“北京大學怎麽出來的，北洋軍閥，什麽人叫蔡元培校長做北京大學校長，那時候他是國民黨人的身份，是北洋軍閥，北洋軍閥有這個肚量把全國最好的大學交給和他敵對的一個政治勢力的守敵，我們現在罵北洋軍閥，我們有什麽資格罵北洋軍閥呢？我們不要罵北洋軍閥，我們要做曆史性的反省。” 北洋的曆史是亂世的曆史。袁世凱死去後，北洋軍閥集團發生了分裂，各派係為了爭奪政權，攻戰不已。政壇更迭頻繁，短短的13年，就有38屆內閣，最短的兩屆隻有六天。連年的內戰，給老百姓帶來了沉重的災難。王朝的短暫，加上北洋軍閥是國共北伐的共同敵人，自然也就不被曆史看好。 可是，如果我們重讀北洋的曆史，就會發現，北洋時代是中國曆史上最為開明的統治者。在近代曆史上不僅對外關係處理較為穩妥，而且對內政開明，稱得上亂世中的治世。他們經濟上，鼓勵發展民族經濟，取得了公認的經濟成就。 很多北洋人物多為世家出身。袁世凱本人就出身於河南大家族，為政到也比較平和。在執政的幾年裏，雖然有實行帝製的錯誤，也有殺害革命黨領袖的嫌疑，但是，他對革命黨一直比較寬容。北洋軍閥時代的領導人，也多是出身於紳士大家，執政起來，一般比較不太殘暴。 北洋軍閥之所以讓步，一方麵是因為當時言論自由、組黨自由以及民間組織的合法化；另一方麵則是北洋軍閥的官員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內心有所節製。 曆史上，每個王朝開國，都要大肆殺人。而北洋曆史上，卻沒有出現一個的“暴君”。雖然，袁世凱推行帝製，段祺瑞查封報社，曹琨賄選，但是，北洋軍法依然沒有使用傳統的大開殺戒的統治術。北洋軍閥時期，承襲了袁世凱的內政、外交，民間自由繼續發展。五四運動勝利，就產生於北洋執政的時代。這是曆代中國絕無僅有的事情。就民主和自由來講：北洋軍閥是人民最自由的時代，卻是統治階級最不自由的的時代。 從袁世凱下台，到五四運動，到“三.一八”慘案，政權一貫正確的神話被打破。在政府不義行為發生之後，也隻有北洋軍閥時期才能伸張正義。能讓政權認錯，這在北洋軍閥時代是常有的事情。在此前此後，中國統治者很少能象北洋軍閥政府一樣，統治者敢於向被統治者讓步。 當然北洋政府的寬容和人性，也並非建立在自願和自覺的人性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強大的輿論監督和強大的民間力量製約之上的。反思北洋政府的氣度，我們應該從新聞和權力製約入手。要想擁有一個寬容和人性的政府，沒有權力和輿論的監督，都是一句空話。建立一個寬容和人性的政府，其實，不要急於學習西洋，隻要學學北洋——開放黨禁和報禁，用輿論和反對黨來製約政權的濫用。 老舍《茶館》中有句台詞：民國不如北洋；北洋不如大清。從人性和寬容的角度來看：北洋政府時期，盡管社會活躍，可是，因為抗議政府被關押或被殺的人很少。北洋政府選舉雖然存在賂選，但是，還說明北洋政權不敢公開地或赤裸裸地強奸民意。 （部分資料來源：於成玉在《段琪瑞人性中的一道亮光》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