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白色革命”的啟示: 與中國驚人的相似zt

縛來賓 【前言：鄧公說“發展是硬道理”。但是，單純的增長不等於發展。我們現今的情況同當年伊朗的“白色革命”如出一轍，即經濟增長、政治高壓和經濟腐敗的“三結合”。伊朗當初的“白色革命”是企圖在不變更政治體製的前提下實現經濟現代化的 “變革”，但這種變革不僅沒有給廣大人民帶來和平、穩定和繁榮幸福，反而加劇了社會矛盾、貧富差別。一九九二年以來，中國的“改革”已經產生了種種類似於巴列維王朝末期的現象：犧牲絕大多數下層人民的利益，來造就極少數的新權貴。如此，隨著社 會各階層民眾對現實不滿情緒的不斷積聚，必將引發社會動亂。作為當政者，為了避免 重陷巴列維王朝“白色革命”後果的覆轍，最好的選擇是，主動走憲政改革的道路，用 開明的、善意的態度對待人民。】 1941年巴列維繼承王位。經過漫長的努力，巴列維才取得了一個國王所能有的絕對 權利。六十年代初，在最高權力圈內，反對勢力已經消除，主要掌權者都服從國王的權 力，不再向王位挑戰。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國王就覺得有必要再搞一場旨在從根本上改 變伊朗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結構，以便使伊朗盡快向資本主義現代國家轉化的革命，即 “白色革命”。所謂“白色革命”，意即“不流血的革命”. 巴列維的“白色革命”包括六項內容，其中最有影響的是“農業和土地製度的改革 ”。這是一個十分激進的改革運動，巴列維在《白色革命》一書中對他的“白色革命” 作了詳細的說明：“導致這場革命的根本思想是：權利應歸全民，而不得為少數人所壟 斷。”“我們需要進行一場深刻的、根本性的革命，一舉結束一切社會對立和導致不公 正、壓迫和剝削的因素，消除一切妨礙前進，助長落後的反動勢力”。“總之，“我們 這場真正的革命，全部都遵循我指出的兩個神聖的總原則，即：考慮精神和宗教的因素 並維護個人與社會的自由，消滅一切剝削痕跡，消滅隻對少數人有利而對大多數人不利 的現象。”所以要“進行土地改革來消滅封建主義和地主及雇農的關係；勞資關係也要 建立在新的、工人不再感到他們是被剝削者的基礎上，還要提高婦女地位、消滅文盲” 等等。 改革之初，在農業和土地製度方麵顯現得最有成效。1962年伊朗政府公布的土地改 革法涉及到許多方麵，從所有權的轉移到農業服務項目的增加。它規定個人占有的土地 不得超過規定數量，多餘的土地必須出售給土地改革局。地主階層雖然不滿，卻無法對 抗政府和廣大農民的壓力。到1975年土改結束為止，全國有近200萬戶農民獲益，92%的 農民有了自己的耕地。應該說，“白色革命”初期，國王在處理農民與地主土地占有關 係的過程中采取的政策比較得當，也因此受到了農民們的堅決支持和擁護。 從1963年開始，他著手從神職人員手中奪回了教育和司法權，創建了從小學到大學 的現代學校體係，用世俗的科學知識取代神學教育，建立了以法國法製為藍本的現代司 法體係，以民法取代伊斯蘭法，尤其不準教會幹政。為了移風易俗，他提倡穿西裝，並 要婦女摘去遮蓋了千百年的黑色麵紗。這些自然遭到宗教勢力的強烈反對，王室同教會 發生激烈衝突。為鎮壓教會，國王曾率兵前往什葉派領袖的的居住地庫姆，公然無視伊 斯蘭最基本的戒律，穿著馬靴踏入神聖的清真寺，用手杖抽打一名德高望重的阿亞圖 拉。殘酷的打壓終於使教權屈服於王權。 巴列維的改革短短幾年即推動了伊朗經濟的迅速發展。60年代伊朗經濟比50年代末 增長了3倍多。僅石油收入，就從1964年的不足40億美元增至1974年的200多億美元。伊 朗開始同美、英、法等工業國家簽訂一係列協議，購買建設項目所需設備，其中僅1975 年同美國的技術合作協議一項，開支就高達150億美元，購買包括八個核電廠，十萬套 公寓住宅，一個港口、二十座預製構件廠等。“白色革命”初期人民的總體生活水平有 了明顯的提高，國力亦迅速增強。從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巴列維的現代化似乎取得穩 固的成就：十多年間，國民經濟高速增長，1969-78年增16-17%，人均國民生產總值 1960年為160美元，1977/78達2250美元。在此期間，不僅發展了原有的石油，紡織、煙 草水泥等部門，還建立了石化、機器製造、冶金等新興工業部門。1975年1月伊朗《世 界報》發表社論說：“如果一切按計劃進行，再過10年或12年，伊朗將趕上歐洲主要國 家的現有生活水平。25年內，在工業基礎和繁榮方麵達到相當於世界上最先進國家的水 平。” 伊朗一促而就的現代化夢想卻隨著人民不滿情緒的積聚和王室政府的腐敗而迅即破 滅。雖然“白色革命”短短十幾年裏是伊朗經濟得到了迅猛發展，但與此同時，在政治 上巴列維國王卻一直不思進取繼續實行專製統治，王室和政府卻因此腐敗不堪。一般來 說，隻有民主和法治才能遏止腐敗，但巴列維卻不這樣認為，他認為隻有牢牢地抓住權 力，任何人也撼動不了他。經濟上改革的成功使巴列維忘乎所以，忘記了自己是個獨裁 者，所以他在政治上無所作為。經濟改革的火箭已經跑到月球上去了，政治改革還停留 在設計圖紙之中。他不相信兩者互為依存的關係，他相信人民吃飽了飯、過上了好日子 就應該感謝他。因此1975年3月，他宣布取締一切政黨，組成禦用的“伊朗民族複興黨 ”，實行一黨專製。專製和日益加深的腐敗則激起了群眾的不滿，霍梅尼運用宗教力量 組織反國王的群眾運動，於1978年初，在德黑蘭、庫姆、大不裏士等大城市開展大規模 的反國王、反美運動，要求廢除君主製。這就是霍梅尼領導的“伊斯蘭革命”。國王先 是實行武力鎮壓，繼之妥協讓步，但都無濟於事。1979年1月中旬，巴列維國王終被推 翻，逃往國外，這等於了巴列維王朝宣布覆滅。同年2月，霍梅尼由法國回伊朗。2月11 日，伊朗宣布成立伊斯蘭革命委員會，廢除君主製，建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從此霍梅 尼以宗教為依托的封建勢力全麵複辟。 這裏我們需要探究的是，為什麽很多威權主義國家後來都實現了民主化，從而走上 了現代化的道路，而巴列維為複興國家的“白色革命”為什麽會徹底失敗？ 一、伊朗的現代化不僅沒有給廣大人民帶來和平、穩定和繁榮幸福，反而加劇了社 會矛盾、貧富差別。 “白色革命”初期應當說的確給人民帶來了經濟實惠。頭幾年人民還是堅決支持 “白色革命”的，最有說服力的就是巴列維對伊斯蘭宗教勢力的打壓並沒有引起篤信伊 斯蘭教的伊朗人民的抵製。一方麵巴列維積極倡導改革，一方麵卻極力維護傳統封建勢 力。現代化的本質趨向於新的社會力量，而舊的社會力量不可能順應現代性，他們往往 是社會變革的絆腳石。由於伊朗的封建專製政體是以小農經濟社會為基礎的，而伊朗 “白色革命”的實施和大工業的發展卻無情地摧毀了這一社會基礎，為了換取傳統勢力 對改革的支持，隻能任由他們肆意吞噬現代化過程中開辟的新的財富和權力。這樣就不 可避免助長了嚴重腐化行為。 伊朗一方麵經濟高速增長，一方麵王室、大臣、官員普遍貪汙腐敗。國王的親屬不 僅壟斷了伊朗的商業，而且王室成員和當權者在同外國簽訂合同時，充當中間人、擔保 人，收取巨額傭金、回扣。王室成員和當權者利用特權經營各種企業，大發橫財。首相 胡韋達貪汙了巨額金錢，而遭免職。盡管國王也口口聲聲說要反腐敗，可是卻沒有一點 效果。王族成員總共63人，卻在瑞士銀行有數十億美元存款；國王本人也揮金如土、窮 奢極欲，用黃金建造廁所，花費10多億美元為自己預修墳墓；首相和各部部長也照此辦 理，想方設法為自己撈錢，除公開的合法收入外，紛紛在各大公司和政府機關設立秘密 預算，日常生活甚至“從荷蘭買花，從法國買礦泉水，從東地中海購買野味，從非洲購 買水果”。曾經擔任 14年首相的胡韋達說，反腐敗必須“從國王的家庭和隨從開始， 否則毫無意義。向腐敗開戰是一項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國王本人在這方麵也不 是兩袖清風。” 農民支持土地改革，城市工人階級從經濟繁榮中獲益，但他們經濟地位脆弱，對國 王的官僚現代化造成的腐敗和貧富懸殊十分不滿。伊朗經濟的迅速增長雖使人民生活有 了總體提高，但由於種種原因卻造成了驚人的兩極分化。大量思想保守的農民一部分淪 落為城市貧民在貧困線上掙紮，而少數有錢人卻揮金如土。伊朗的經濟是發展了，但下 層老百姓的生活卻沒有得到明顯的改善。斷電、缺糧、高昂的房租、嚴重的通貨膨脹， 造成了人民的極度不滿。相反，貧富懸殊卻更加明顯了。首都德黑蘭明顯分成兩個部分 ，北部是富人的天下，那裏建的是豪華的酒店、舞廳和夜總會、西式別墅，而南部則充 斥著貧民窟、小巷子和汙染的空氣。在人口眾多、文盲大量存在的伊斯蘭世界。下層穆 斯林老百姓隻得從古蘭經衝尋找答案。他們期待真主重臨人間，來幫助他們擺脫苦難， 重建公平、正義的天國。這一切為以霍梅尼為首的激進派教士集團在伊朗政治舞台上的 迅速崛起創造了有利條件。 二、社會不公與官員的腐敗造成了百姓心理上的對抗，封建宗教勢力乘虛而入。 “白色革命“觸動了宗教界的利益。由於不尊重教會，巴列維與教會的關係就一直 非常緊張。當巴列維國王把原先屬於寺廟的土地分給了無地的農民時，就撼動了教會的 生存根基。此後，他們將不得不將就著依靠信徒的布施度日。對此，他們無法忍受。此 外，教會在霍梅尼領導下出於本能堅決反對世俗化和現代化。政治上的專製，國王、政 府官員的生活腐敗，社會風氣的敗壞，也觸動了教會的神經。婦女怎能摘下麵紗？又怎 能走出廳房？這是違背真主旨意。教會還認為“白色革命”不僅侵犯了教產，而且還敗 壞了道德。德黑蘭街頭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電影院、酒吧間、賭場、豪華酒店和日益 泛濫的色情業是道德嚴格的伊斯蘭教無論如何無法容忍的。 1963年，當國王宣布了他的雄心勃勃的計劃後，毛拉們首先就起來反抗了，大批穆 斯林走上街頭，沿路看到商店就砸，見到沒帶麵紗的婦女就打。政府出動了軍警，發生 了流血衝突。德黑蘭上空槍聲陣陣，坦克和裝甲車肆意橫行，一場反政府暴亂終於被鎮 壓下去了。霍梅尼被迫流亡伊拉克。雖然絕大多數伊朗人都是虔誠的信徒，然而他們在 國王的改革中卻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利益，因此，９５％以上的伊朗人在國王與霍梅尼的 衝突中站到了國王一邊，堅決支持國王的現代化目標，使巴列維國王的改革取得了巨大 的勝利。 但是，此一時彼一時，經過隻有經濟改革而無政治改革的“白色革命”的伊朗已經 矛盾重重。不滿情緒不斷在積聚，人民早已經對巴列維王朝的經濟成就不屑一顧了， “我們認為這個國王是撒旦，就算他做得好事，我們也認為是邪惡的”。這就是百姓對 巴列維的看法！老鼠多了自然就想到貓。人們開始懷念過去雖不富有但是還算公平的社 會。喜歡幹政的宗教領袖霍梅尼適時把握時機利用了這一點。霍梅尼雖長期流亡國外， 在國內影響卻極大。70年代後期，他充分利用日益嚴重的社會危機，鼓惑民眾堅決反對 國王的現代化變革。而腐敗不堪的社會為霍梅尼鼓吹完美理想社會的原教旨主義提供了 深厚的民眾基礎。霍梅尼成了反對國王的象征。於是反君主專製的群眾革命，導致了 “原教旨主義”的迅速崛起。 三、巴列維國王的獨裁統治，象癌細胞一樣吞噬著整個國家和社會製度 “白色革命”和迅速現代化增強了中產階級的力量，他們一方麵支持國王的經濟政 策，一方麵強烈要求擴大政治參與，實行民主憲政。國王雖致力於伊朗的民族複興和現 代化，但憲政徒有虛名。社會力量因國王實行民族主義和反共主義而容忍了他對憲政的 踐踏。但巴列維王朝卻麵臨巨大的合法性危機。國王為了維持專製王權不得不強化國家 對社會的控製。巴列維的“現代化”政策是在加強特務統治、嚴禁反對派批評政府的情 況下實行的。這個集司法立法於一身的巴列維國王顯然不明白，不改變專製製度本身就 注定他的革命隻能以悲劇收場。 在國王個人獨裁統治下，巴列維國王加緊控製輿論，任何被視為對國王和政府有不 滿的言論都將遭到嚴厲處置。國家的司法機器越來越充當著執行獨裁意誌、鎮壓民間異 見、剝奪自由和迫害人權的工具。在國家安全的名義下，製定了“顛覆罪”、“煽動罪 ”、“泄密罪”等等，用來來打壓媒體、拘捕異見者和製造文字獄。巴列維統治的伊朗 人權記錄卻極糟糕，經常成為美國人權外交攻擊的對象。美國一再向巴列維施壓，要求 其改善伊朗政治環境，但巴列維置若罔聞，不予理睬。 早在49年巴列維國王就向眾議院提出了一個限製新聞報道自由的法令，這個法令規 定，今後凡是有關國王或王室其他成員的侮辱性的言論，都將認為是犯罪行為，警察當 局如發現哪家報紙有這樣的言論，就將立即查抄這家報社，並逮捕它的發行人和有關記 者。這樣一來，輿論自由全部被扼殺了。即使是麵對當初堅決支持他變革的一些知識分 子們的批評也在所不惜。人們不能在議會裏發泄不滿情緒，清真寺成了反對政府活動的 中心。霍梅尼在國外反對國王的講話錄音被帶回伊朗，並通過清真寺在國內四處傳播。 隨著國王的日益驕橫，知識分子對他也漸離漸遠。當危機來臨時，社會各界同教會一起 結成了反對君主獨裁作為共同目標的廣泛聯盟。 1977年，伊朗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在國際社會的壓力下，巴列維國王不得已著手 推行“民主自由化”，實行新聞自由、放鬆對反對派的壓製等。但為時已晚，反國王的 鬥爭如火如荼，巴列維王朝行將就木了。 ……… 綜觀伊朗巴列維國王的改革，正如亨廷頓所指出的那樣，致力於現代化的傳統君主 製國家的政治體製會陷入一種“根本性的困境”：一方麵，傳統君主為了追求合法性不 得不進行現代化改革，其初期現代化改革的成功有賴於削弱本來能夠促進政治參與擴大 的傳統機構，加強君主的權威；另一方麵，初期現代化改革的成功削弱了傳統君主製的 合法性，而傳統君主製卻由於其自身內在的專製邏輯難以通過擴大政治參與獲取穩定的 現代政治合法性。這種根本性的困境決定了現代化進程中繼續維護專製政體，任何蠱惑 人心的社會變革隻能要麽失敗要麽夭折。 改定於2005.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