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作者：南林
在東南亞大陸諸國中，越南的考古學研究是起步最早，機構最完善，也是成果最豐碩的。筆者認為越南的考古學曆史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即法國殖民地時期和1945年越南獨立以後。
十九世紀，歐洲考古學興起，從此科學研究逐漸代替了對過去的推測和猜想。在東南亞卻沒有這樣的發展過程，考古學調查研究的基礎最初是由歐洲學者奠定的。隨著英國，葡萄牙等國家對東南亞的殖民擴張，法國也加緊了對東南亞的商業，軍事活動和文化擴張。
1664年，法國天主教會在阿育塔(Ayutthaya)建立教區，牧師開始在各地到處活動。西蒙.勞伯裏(Simon de la Loubere)是法國派往阿育塔的早期使者。他詳細記載報道了他的旅行見聞。他可以說是第一個描述當地地貌和推測居民來源的歐洲人。在對東南亞的殖民，吞並過程中，許多傳教士，探險家，旅行者紛紛來到東南亞。1850年天主教傳教士佩勒.查爾斯-埃米爾.博勒瓦(Pere Charles-Emile Bouilevaux) 再次發現吳哥古跡。1858年，法國學者亨利.莫霍特(Henri Mouhot)對東南亞進行了第一次純科學的探索考察。盡管他的主要興趣是植物，動物和無脊椎動物，但他的觀察擴及當地民俗及其源流。他的文章發表於1864年，引起了歐洲學者的關注。兩年以後，道達特. 拉格裏(Captain Doudart de Lagree)率領的湄公河探險隊離開西貢，沿湄公河而上進入中國南部。盡管其主要目的是商業，尋求從新殖民地進入中國的貿易路線，但探險隊對古跡也有濃厚的興趣。探險隊還對吳哥古跡進行了踏勘並製作了第一批碑銘的拓片。這些對於古代高棉古跡的初步揭示，導致了後來的以路易斯.德拉普特(Louise Delaporte)為首的進一步的調查, 他曾是湄公河探險隊的成員之一。艾提奈.愛莫尼爾(Etienne Aymonier)在對柬埔寨各地的高棉遺址進行了踏勘後，他還對越南南方進行了田野調查。第一次鑒別了所謂占人(Chams)之後的許多屬於不同的文明的遺跡。
碑銘是用梵文和當地語言刻寫的。在柬埔寨就是用古高棉語(Khmer)，在越南海濱地區就是用占語(Cham)。碑銘記載的是國王世係，軍事戰績，以及寺廟功德的捐獻者名錄。從事碑銘的翻譯和研究的先驅者有弗朗西斯.巴斯(Francis Barth) 和艾貝爾.貝庚尼(Abel Bergaigne) 等西方學者。
1865年，法國為了加強對其在遠東新殖民地的管理，在越南西貢(Saigon)成立了印度支那研究公司(Societe des Etudes Indochinoises) 。1898年，一個印度支那考古機構(Mission Archeologique d’Indochine)在西貢成立，不久更名為法國遠東學院(Ecole Fransaise d’Extreme Orient)在越南河內宣布成立。其宗旨發表於1898年12月15日，指定了一個永久性的考古機構，負責對印度支那半島考古學和語言學的研究。籌備主任是路易斯. 芬諾(Louis Finot) ，由他負責建立一個博物館和一個圖書館，並通過研究人員的努力，獲取考古學和語言學的資料。他不久就選定了早期的研究人員，他的研究隊伍很快進入了東南亞考古史上的黃金時代。1899年，保爾. 佩裏奧特(Paul Pelliot) 被指定為該學院的研究人員。當時他年僅26歲，精通中文。他的主要任務是通過中文文獻資料，研究這一地區的曆史地理學。他的貢獻在於為早期的東南亞研究機構保存了用西方語言寫成的主要資料。1900年7月，亨利.帕門蒂爾(Henri Parmentier)被指定為研究人員，他為研究印度支那的曆史遺跡奠定了基礎。他負責記錄已知的所有占人以及早期和晚期的高棉人的遺跡。他的報告附有自畫的線圖，照片和所有遺址地理位置圖。第三個被指定的研究人員是拉內特. 拉容奎裏(E.Lunet de Lajonquiere) 。他是從軍隊調任的，負責確定，描述遺跡，碑銘和雕像，以及報告它們的狀況和保護措施等事宜。他的任務早在亨利.帕門蒂爾進行他的田野工作之前就已完成。報告發表於1902年。此報告成為東南亞第一個對曆史遺跡進行學術研究分析的報告。泰國也包括在他的調查區域之內。
除了對考古學進行廣泛的研究之外，路易斯. 芬諾本人還參與了法國傳統的對梵文的研究。翻譯了許多新發現的碑銘石刻。比如，1902年，他報導了兩塊占人國王巴德拉哇曼(Bhadravarman)的新的碑銘。和他的先驅者們弗朗西斯.巴斯和艾貝爾. 貝庚尼以及後繼者喬治.科岱斯(George Coedes) 一起，路易斯. 芬諾在建立早期柬埔寨和占婆年代序列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這些早期的研究成果，發表在<<遠東學院院刊>>第3卷上。為後來的人們試圖確立東南亞最早期的國家的地理位置和性質奠定了基礎。法國遠東學院並未壟斷考古學研究，因為當時的印度支那聯盟地質局(Geological Service of the Indochinese Union)的成員中有兩個有才華的田野工作者，馬德林.科拉尼(Madeleine Colani)和亨利.曼休。他們各自的貢獻在於奠定了認識越南東京地區(現在稱為北部-Bac Bo) 的早期狩獵/采集者經濟的基礎。
1902年，弗朗西斯.黑格爾(Franze Heger) 發表<<東南亞的古代金屬鼓>>(Alte Metallstrommeln aus Sudestasien) ，描述了在東南亞和中國華南發現的144麵青銅鼓，並把它們分為黑格爾I-IV型。同年12月，在河內舉行的第一次遠東研究國際會議(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Far Eastern Studies)上，黑格爾首次發表了他對銅鼓的分析論文<<論東南亞的古代金屬鼓>>(On the Old Metal Drums of South-east Asia) 。引起了法國遠東學院學者們的興趣。從1920s開始，遠東學院的考古學者們開始特別關注東南亞青銅時代的器物。1924年，一個越南漁民在越南清化省(Thanh-hoa)馬江(Ma River)邊上的東山村(Dong-son)發現了幾片青銅器，賣給當時的法國海關官員艾米爾.帕荷(Emile Pajot) 。1925年，他代表法國遠東學院對東山遺址進行了發掘。1929年，戈鷺波(Victor Goloubew)在法國遠東學院院刊上發表了“東京和安南北部的青銅時代”(L'age du Bronze au Tonkin et Dans le Nord-Annam) 闡述帕荷的發現。這是越南也是印度支那考古史上的新發現。1932年，遠東史前史學者第一次國際會議(the First Congress of Prehistorians of the Far East)在河內舉行, 戈鷺波又發表“論金屬鼓的起源與分布”(On the Origin and Diffusion of the Metal Drums), 再次吸引了國際學者的注意。
由於法國遠東學院的學者在東山的早期發掘多少帶有挖寶的性質，1934年至1939年間，瑞典考古學家奧拉夫.簡斯(Olav Janse) 被巴黎博物館(the Museums of Paris)，法國遠東學院等機構指定為領隊，再次對東山遺址進行了科學的發掘。出土了青銅兵器，銅鼓，扣飾和儲藏器等。之後，瑞典漢學家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奧地利漢學家海涅.格爾登(Robert von Heine-Geldern)和法國遠東學院的其它成員都先後發表文章，認為越南青銅時代，以東山文化為代表是外來文化傳播的結果，不是本地的產物。1941年，同是法國遠東學院會員的越南學者在越南<<知新>>(Tri Tan)雜誌上撰文，挑戰西方學者的觀點。
法國遠東學院總是得到法國的支持，在印度支那聯盟存在的56年中，使它能夠得以生存和維持主要的研究項目。法國遠東學院的院長還把握住與非法國的西方考古學者合作研究的機遇。與其它東南亞國家相比，法屬殖民地越南的考古學研究走在時代的前麵。 隨著越南抗法反殖民主義鬥爭的繼續和後來的柬埔寨武裝衝突的卷入，考古研究的曆史出現了一個轉折點。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法國遠東學院的院部一直設在越南河內。它發表了一係列重要的報告。奠定了高棉和占人文明研究的基礎。對於晚期青銅文化和漢文化對紅河流域的影響的研究，是通過對考古發掘，出土文物的研究而進行的。在紅河流域附近的階地上，曼休(1924年)和科拉尼(1929年) 發掘了洞穴遺址，出土了有名的 “和平文化”(Hoabinhian) “北山文化”(Bacsonian)的遺跡。1928年和1932年間，當時越南以法文，中文，越文三種文字同時出版，以政治，經濟，地理，曆史，考古為主題的<<南風>>(Nam Phong)雜誌，刊登了一係列的文章，介紹曼休和科拉尼有關東京史前時期的發現，和法國遠東學院的學者對安南(Annam)和占婆(Champa)的曆史和考古研究。曼休在柬埔寨三隆盛(Samrong Sen), 萊維(Levy) 在柬埔寨姆魯普雷(Mlu Prei) 研究了史前的露天居住遺址。這至少比在泰國東北部農諾塔(Non Nok Tha)和班清(Ban Chiang) 發現的類似的遺址要早80年。在越南的海岸沿線，帕特(Patte,1924年和1925年)發現了海濱居址，通常以貝丘為特征。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巴裏斯(Paris) 還描述了從空中可見到的貫穿於湄公河流域的多沼澤窪地上的河道。在日本占領時期，研究工作仍然在繼續進行。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馬勒裏特(Malleret,1959-1963年) 在越南南部港市發掘了俄厄(Oc Eo) 遺址。發掘表明該遺址是漢語稱為扶南(Funan)的古代社會的一個部分。
在法國遠東學院的曆史中，對這一成熟時期的傑出貢獻是由其院長喬治.科岱斯匯編了東南亞大陸著名的梵文碑銘。每一塊碑銘都附有原文和法文翻譯以及曆史和文化背景材料。是研究該地區古代文明的重要資料。
法國人撤走以後，情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945年越南獨立。以胡誌明(Ho Chi Minh)為首的新國家，非常重視考古學的研究和發展，派遣人員去蘇聯和中國留學，開始培養自己的考古學家。河內的路易斯. 芬諾博物館(Musee Louis Finot) 改成了國立博物館，越南考古研究所(Vietnames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取代法國遠東學院而成為考古研究的中心機構。胡誌明生前曾多次前往越南考古研究所視察。盡管缺少專業人員，該所所從事的研究已大大豐富了越南史前史的知識。尤其是1959年以後，越南的考古研究迅速發展，聘請俄國資深中亞舊石器研究專家博裏斯柯夫(P.I.Boriskovskii) 到越南從事史前史研究和培訓。越南社會科學委員會成立(the Committee for Social Science of Vietnam)，下設越南考古委員會(the Archaeology Committee)。即使在美國對越戰爭的高峰時期，發掘工作仍然在繼續。在中國，德國和新西蘭的幫助下，對出土物繼續了碳14年代測定，到此時，越南晚期史前文化年代序列已具雛形。
現在越南的考古研究主要是致力於越南舊石器，新石器，青銅器，鐵器時代及史前史的起源與發展的研究。河內大學設有考古係，負責培訓越南自己的考古學者並有博士專業。越南主要的考古學刊物<<考古學>>(Khao Co Hoc) ，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早期便致力於發表越南學者的考古文章。過去隻有越南文和法文目錄，近年來已配有英文目錄。越南考古學者每年舉行一次年會，與會者提交的論文均匯編成論文集。
在與國外學者的學術交流方麵，越南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首先，近年來加強了與同一地區東南亞國家的合作交流。越南與中國廣西，雲南接壤，是唇齒相依的鄰邦，兩國的古代曆史和文化存在著密切的聯係。2003年1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古代表團訪問越南，尋求雙方在考古學領域的交流與合作。美國古人類學家與越南考古學者早在1987年就開始合作進行古人類學調查，在越南尋找直立人(Homo erectus)和巨猿(Gigantopithecus)的遺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