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邊疆與民族問題—當代中國的挑戰及其曆史由來

第五節 中蘇關係與邊疆問題的反思

　　中國和蘇聯兩個曾經是稱兄道弟的社會主義大國，在20世紀50年代兩國關係還有過密切合作的蜜月期。但是後來何以在意識形態領域乃至國家關係和邊界問題針鋒相對，甚至在邊疆兵戎相見呢。相反，中俄邊界問題的談判解決，主要是在被稱為“社會主義叛徒”的葉利欽時代。曆史經驗教訓何在？

　　一、關於中蘇邊界談判的總結

　　第一，在國家主權與邊疆安全問題上，不能因為意識形態而掩飾國家利益。中蘇兩國對曆史條約與談判原則，立場迥異。中方拿出馬克思和恩格斯經典中關於沙俄侵華的論述為自己辯護，蘇聯為此格外關注。同時中方認為，中蘇邊界存在著爭議地區，這是無容置辯的客觀事實；承認存在爭議地區。隻是承認中蘇雙方對這些地區的領土歸屬有爭議；關於這些爭議地區究竟應歸誰所有，需要留待將來討論邊界走向時解決。但是，蘇方在邊界談判中堅持過去沙俄時代的條約有效，並否認中蘇邊界存在爭議地區。認為中方提出“爭議地區”的概念是對蘇聯提出領土要求，是企圖不經劃界就事先解決領土問題。1969年10月根據兩國政府首腦在北京機場會見中達成的諒解，中蘇邊界談判應在不受任何威脅的情況下舉行，為此雙方應首先簽訂一個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雙方武裝力量在爭議地區脫離接觸的協定，進而談判解決邊界問題。中方堅持按上述諒解行事。但是，蘇方先是反對討論簽訂維持邊界現狀的協定，後來雖不得不同意討論這一問題，卻又不承認中蘇邊界存在著“爭議地區”，而柯西金在同周恩來的機場會見時同意了“爭議地區”這個概念。這就表明：蘇方在談判中一再從兩國政府首腦的諒解向後倒退。由於蘇方在曆時近九年的中蘇邊界談判中，始終不承認中蘇邊界存在著爭議地區這一客觀事實，使談判不能取得進展。

　　第二，中蘇在六七十年代意識形態論戰，嚴重影響了兩國關係，使邊界談判充滿了意識形態之爭的色彩。即使在北京機場會晤中也存在如此理論之爭。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中蘇邊界談判的成功，恰恰是在後來被視為“共產主義大叛徒”的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上台之後才開始的。看來還是鄧小平會見戈爾巴喬夫時的講話證明了國家和民族利益要高於意識形態的爭論，而意識形態之爭充滿了“假大空”的色彩，鄧小平說：“中國人民真誠地希望中蘇關係能夠得到改善。我建議利用這個機會宣布中蘇關係實現正常化。多年來，存在一個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理解問題。從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會談，到60年代前半期，中蘇兩黨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算是那場爭論的當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不以新的思想、觀點去繼承、發展馬克思主義，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列寧之所以是一個真正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就在於他不是從書本裏，而是從實際、邏輯，哲學思想、共產主義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個落後的國家幹成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中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並不是在馬克思、列寧的書本裏尋求在落後的中國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途徑。馬克思能預料到在一個落後的俄國會實現十月革命嗎？列寧能預料到中國會用農村包圍城市奪取勝利嗎？革命是這樣，建設也是這樣。在革命成功後，各國必須根據自己的條件建設社會主義。”

　　二、斯大林主義對中國的曆史教訓

　　毛澤東曾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對蘇聯無產階級革命在人類曆史開辟第一個社會主義政權及其對中國革命偉大貢獻的高度讚揚。列寧時期，由於較好地處理了民族利益和階級利益之間的關係，中蘇兩國關係發展還比較順利。到了三四十年代，斯大林主義中的大國沙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開始膨脹。莫斯科借國際主義的光環，犧牲他國利益，謀求蘇聯的一些不正當利益。斯大林無視公認的國際關係原則，在對華關係中，表現出強烈的大國沙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傾向，損害了中國的利益，也導致了兩國關係發展的惡化和衝突。毛澤東在1958年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的談話中曾對斯大林主義對中國的影響做過詳細的闡述，他說：“在我們的關係中，也有過問題，主要與斯大林有關。有三件事：第一，兩次王明路線。王明是斯大林的後代。第二，不要我們革命，反對我們革命。第三國際已經解散了，還下命令，說你們不與蔣介石講和、打內戰的話，中國民族有滅亡的危險。然而我們並沒有滅亡。第三，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斯大林、莫洛托夫、貝利亞就向我進攻。”“你們控製過旅順、大連後來走了……”詳細說來，斯大林主義對中國的影響，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麵。

　　第一，在外交戰略中，蘇聯奉行民族利己主義，謀取中國領土，嚴重損害了中國的領土完整。特別是在中國抗戰後期，蘇聯民族利己主義的表現，最為突出。蘇聯出兵日本對早日贏得反法西斯勝利起了積極作用，但斯大林出兵的目的卻明顯帶有極端民族利己主義傾向。1945年9月3日斯大林發表的告人民書》就是很好的證明。《告人民書》說：“日本還在1904年日俄戰爭時就開始了反對我們國家的侵略，俄國在戰爭中的失敗，給我們國家留下了汙點，我們人民相信並等待著日本被擊敗和洗刷汙點的這一天的到來。我們老一輩等待這一天已等了四十年。而這一天終於到來了。”按照斯大林的說法，1904年發生在中國土地上的日俄戰爭是日本對蘇聯的侵略，蘇聯出兵參戰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向日本複仇，奪回原來屬於蘇聯的利益。這完全抹殺了口俄戰爭是帝國主義國家間爭奪在華利益的性質。正是基於這樣的目的，蘇聯在雅爾塔會議上，對中國領土提出了非分的要求。在蘇聯的要求下，美英等同盟國家為了自身利益，通過秘密條款，不惜犧牲同樣是抗戰同盟國的中國的利益，滿足了蘇聯的不正當利益。《雅爾塔協定》規定：“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狀須予維持。二、庫頁島南部及鄰近一切島嶼須交還蘇聯；大連商港須國際化，蘇聯在該港口的優越權須予保證，蘇聯之租用旅順港為海軍基地須予恢複。三、對擔任通往大連之出路的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應設立蘇中合辦的公司共同經營之；經諒解，蘇聯的優越權須予保證而中國須保持在滿洲的全部主枝。四、千島群島細交予蘇聯。”從上可以看出，蘇聯的意圖非常明顯，它要盡可能恢複以前俄國在中國東北的權益，削弱美國對中國的滲透，防止整個中國都落為美國的勢力範圍。後來，蘇聯又通過《中蘇同盟條約》使這些不正當要求得以合法化。這完全暴露了斯大林在大戰末期處理遠東國際關係時，毫不遵守列寧的無產階級公開外交與國家主權平等原則，已經不滿足建立東歐勢力範圍，還要尋求遠東的利益，從而開始推行損人利己的霸權主義政策。這完全無視中國的領土主權，這和美帝國主義本質上沒有什麽分別。

　　第二，在對華外交政策中，斯大林推行官方外交與意識形態相互利用的“雙重外交”，追求蘇聯利益的最大化。蘇聯成立後，在處理與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時執行雙重外交方針。所謂雙重外交，即指：一是官方外交，即蘇聯與資本主義各國政府之間建立的正式外交關係；二是革命外交，即蘇聯與其他國家無產階級革命和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形成的關係。兩種外交互相補充，共同服務於蘇聯外交目標的實現。蘇俄成立後，在對華關係中，也奉行了雙重戰略。它一方麵謀求與北洋政府建立形式上的官方關係，解決在華利益問題；另一方麵，又積極同在廣州建立南方革命政府、力圖推翻北洋軍閥統治的孫中山政權加強聯係和接觸；同時，還幫助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推動了國共第一次合作。正是由此開始，蘇聯對華雙重外交的局麵得以形成。蘇聯對華雙重外交不僅表現在蘇俄成立初期，而且貫穿於整個民國時期的中蘇關係中，在不同的曆史時期有不同的側重點，其調整完全是出於亦聯自身的國家利益和霸權需要。1917-1935年，蘇聯對華外交以革命外交為主，特別是在1927年後，中蘇官方關係斷絕，革命外交更成為蘇聯對華外交的主流。1935年後，中蘇通過談判改善了國家關係，蘇聯開始重視同執政的國民黨政府的關係，並努力推動實現國共第二次合作。在抗日戰爭期間，蘇聯向中國提供了軍事和經濟援助，向中國派遣誌願人員幫助抗戰，蘇聯對華外交向官方外交傾斜。這一段時間，蘇聯對中共力量不了解，也不重視，沒有看到中國革命的前途。1945年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後，蘇聯為實現國家安全利益和鞏固在戰爭中得到的權益，更加重視對國民黨的外交，曾認為領導戰後中國的隻能是蔣介石和國民黨。但這時蘇聯並沒有完全放棄革命外交，它有限度支持和援助中共，使國共力量趨於平衡，把中共視為中國政治舞台上的一支民主力量，以製約執政的國民黨的戰略與政策直到1948年，中共控製大部分中國後，蘇聯才逐漸改變了對中國革命的看法。

　　從整個蘇聯對華雙重外交的發展過程來看，在抗日戰爭前，蘇聯支持中國革命的做法應該主要是枳極方麵的。但抗日戰爭後期開始，直到1940年代末期，蘇聯在對華雙重外交中，為了自身的霸權利益，主要以支持國民黨政府為主，而對中國革命的支持完全服務於美蘇之間對全球利益的爭奪這一總的戰略目標，暴露了蘇聯大國沙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的本質。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蘇聯對華雙重外交才宣吿結束。蘇聯對華政策的雙重性，完全是根據自身利益的變化而作出調整，反映了對華政策的實利性，這對中國革命和蘇聯同中共的關係帶來了很大的影響。特別是在1930—1940年代，表現的尤其明顯。當然，任何國家通過對外政策實現自己的利益是無可厚非的，但蘇聯在對華關係上完全以利益尺度來決定對外政策的取舍，就變成了實用主義和純粹的利用關係。比如，抗日戰爭期間，蘇聯為什麽隻向國民黨提供援助，而不向意識形態更接近的中共提供援助？除了外交原因外，就是認為中共力量弱小，向中共援助不能實現拖住日本、避免兩線作戰的目的。蘇聯不援助中共，卻又要求中共北上與日軍作戰，以牽製日本西進的圖謀。中共拒絕蘇聯的要求後，蘇聯領導人又利用各種場合貶低中共。這說明蘇聯對中共也完全是實用化的態度，而不是出於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的階級利益。

　　第三，具體而言，在中蘇邊疆問題上，斯大林以鄰為壑，支持新疆革命，操縱“外蒙獨立”，破壞中國的領土完整，試圖以所謂“緩衝區”，確保本國的安全。中蘇兩國有漫長的邊界線，維護邊界和遠東地區的安全一直是蘇聯外交中的重要方麵。維護邊疆穩定有兩種途徑。一是通過睦鄰外交和人民友好維護邊疆穩定；二是強化軍事力量，建立“以鄰為壑”的所謂緩衝區，斯大林時期，蘇聯先後在中國東北、北部和西北地區製造事端，甚至挑起革命，來實現其所謂的“緩衝區”。1921年11月，蘇聯在中蘇談判的過程中，與本屬於中國領土的外蒙古簽訂了《俄蒙修好條約》，其中規定，沙俄政府強迫前蒙古自治政府所締結的條約與協定完全失去效力，蘇俄承認蒙古民主政府為蒙古惟一合法政府。但是關於蒙古的國際法地位和他與中國的關係卻沒有提及，完全違背了蘇聯以前所持的蒙古地區為中國領土的立場。這一條約是蘇蒙之間形成政治聯盟的第一份文件，通過此文件，蒙古被置於對蘇俄的服從和依附地位。對蒙古來說，得到蘇俄的承認，就有了從中國獨立出來的政治和軍事保障；對蘇俄來說，其最大意義就是為將來與日本或中國可能發生衝突時，在其南部脆弱而漫長的邊界上有了蒙古這樣一個“緩衝區”。後來，蘇聯在對華關係中，不斷製造事端，暗中支持蒙古革命，最終導致了1945年蒙古的獨立。蘇聯的目的是顯而易見的。1941年4月抗日戰爭期間，蘇聯為了避免東西兩線同時作戰，與日本簽訂了為期5年的《蘇日中立條約》，條約內容共4條，附加一個以“共同宣言”形式發表的“聲明”。條約第一條規定：“雙方保證維持他們之間和平和友好，並相互尊重締約另一方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第二條規定：“如果締約一方成為第三者的一國或幾國的戰爭對象時，締約另一方在整個衝突過程中將保持中立”。“聲明”則稱：“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從內容看，這一條約嚴重損害了中國的領土主權，也與1937年的《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大相矛盾，更給中國的抗日戰爭帶來了很多不利後果，從而引起了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強烈失望和反對。蘇聯這樣做的目的之一，就是繼續要在中蘇、蘇日之間建立所謂的“緩衝區”，確保遠東地區的國家安全。站在蘇聯的角度上來說，其為了維護邊界安全，采取一定的防範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中國的領土上建立緩衝區，損害了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這種損人利己、以鄰為壑的做法，是對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侵犯，是大國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的表現。

　　著名曆史學家鄒讜曾經指出：“蘇聯的對華政策反映了民族利益和意識形態的根本利益的衝突，這一政策的根本是與國民黨敵對，支持中國共產黨。”但有三個因素決定了蘇聯采取了相反的做法。一、“蘇聯對國民黨政府政治上的生命力的過高估計和相應對中共力量的過低估計”；二、“它願意與現政府達成諒解或做一筆交易，因為這將有利於蘇聯的直接的民族利益”；

　　三、“對美國采取反對行動的憂慮”。這些分析突出了蘇聯在對華關係中過分注重實利性的特點。正是受這一特點的驅使，蘇聯對華政策常遊離於民族利益和意識形態之間、策略手段和戰略目標之間、國民黨力量的表麵強大和共產黨的潛力之間，煞費苦心地尋求自身的最大利益，甚至不惜犧牲他國的利益。在民族利益，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方麵，如何從斯大林主義對中國人民的曆史遺產中總結教訓，是值得中國深思的。

　　§§第六章 中越邊界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