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邊疆與民族問題—當代中國的挑戰及其曆史由來

序 邊疆與民族問題——曆史與現實層麵的思考

　　馬大正

　　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地域遼闊，曆史悠久，文化燦爛，在世界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自秦始皇統一七國，建立封建中央集權國家以來，悠悠兩千佘載，出現過多次全國大一統局麵。秦漢時期開創了全國統一局麵的先河。隋唐王朝疆域的開拓，擴大了中原傳統政治、經濟和文化與邊疆地區的聯係，實現了“華戎同軌”。宋、遼、金時期，漢族與邊疆各少數民族克服了戰爭造成的種種困難，進一步增強了中華意識。蒙古族建立的元朝，開創了我國少數民族一統全國的先例，中原和邊疆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乃至民族構成，發生了長達百年的富有特色的大融合，改變了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傳統結構和狹隘觀念。及至明、清，特別是清代前期，清王朝在元、明兩朝的基礎上實現了新的全國大一統，確立了中國的曆史疆域範圍。總之，中國最終形成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是各民族在漫長曆史進程中共同努力的結果。中國曆史發展的這一特有規律，已日益為更多的研究者所認識，並從不同的角度進行深入的探索。

　　一、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及其邊疆演變的曆史特點

　　中國的邊疆是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長期發展的產物。它不值有著較明顯的自然特征，更有著源遠流長的曆史特點：

　　第一，悠久的曆史曲折發展過程中的連續。

　　中國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國，而且是世界各早期文明國家中惟一沒有中斷自身文明發展過程的國家。在這一大前提條件下，中國邊疆不但在人類文明史中具有悠久的發展史，而且發展具有明顯的連續性。中國邊疆民族地區的發展史一般均可追溯到上古時期的石器時代，各個邊疆地區社會發展速度有快有慢，但都或早或遲地納入了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連續性發展的軌道。中原地區構成了發展中統一多民族的中國之中心地區，其外則是廣闊的邊疆。在漫長的歲月裏，中原與邊疆地區交往不斷（既有經濟、文化交流，也有政治管轄或戰爭），中國邊疆也在這樣複雜的環境中曲折發展。在資本主義殖民者入侵以前，中國邊疆形勢發展的總趨勢是朝著有利於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的方演進的，即使是來勢凶猛且入主中原的北方遊牧民族也從來中斷過中國曆史發展的進程。到了19世紀中葉，資本主義殖民侵略者給中國帶來了新的邊疆危機，這是與以往中國邊疆問題性質截然不同的民族危機，中國獨立發展的曆史麵臨著中斷的危險。但是強烈的挑戰也逐步喚起了中國人經過百餘年艱難曲折的探索與奮鬥，統一多民族的中國再次興起國邊疆也在縫承數千年曆史遺產的基礎上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第二，廣闊的地域——分散發展演進後的統一。

　　中國邊疆地區地域十分廣袤，從東北到西南，陸地邊疆地區麵積即超過全國麵積的一半以上，此外還有十分遼闊的海疆。中國各邊疆地區在社會人文環境與自然地理條件方麵往往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中國邊疆是在分散發展演進後統一為一體的。這裏所講的分散與統一均有兩重含義：講分散既有從全國角度看邊疆分散為若幹地區，也有在一個大的地區中又往往可分為若幹相對自成體係的局部；講統一既有各大邊疆區域逐步統一於中國的進程，也有各個邊疆區域內部趨於一體的演進。每個大的邊疆地區都有相對自成體係的發展史，這既是本地區的社會發展史，也是統一多民族國家邊疆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三，多樣的民族——自立發展基礎上的融合。

　　中國曆史上的民族（部族）演進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中國邊疆問題與中國民族問題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這不僅因為中國邊疆地區是各少數民族主要的聚居地，而且各民族在自立發展（各民族都有以自已為主線的發展史）基礎上的融合是構成統一多民族中國邊疆的基石。漢族是中國人口最多的民族，也是居住分布最廣的民族，漢族的發展對統一多民族的中國及其邊疆形成和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漢族有著十分漫長而從來間斷的發展史，而漢族得以以現代如此強大的狀態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與其他民族的不斷融合。華夏民族是漢民族的主源，但華夏民族在自身發展過《中也與蠻、夷、戎、狄諸族結下了長期的不解之緣。漢民族自形成後一直延續發展，並大量融合了其他民族人口，同時也有相當數量的漢族人口融於周邊其他民族。正是因為存在這種雙向融合現象，進而促進了更大範圍的民族融合。經過漫長的曆史演進過程，最終形成了統一多民族中國的主人——中華民族。在中國邊疆地區，還有一種民族現象也很普遍，這就是跨界民族的存在。這種跨界民族現象的存在又增加了中國邊疆地區民族問題的複雜性。

　　第四，複雜的問題——多重矛盾發展的疊加。

　　從曆史發展的角度觀察問題，中國邊疆是發展到一定曆史階段的必然產物，是社會多重矛盾發展疊加的結果。作為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有機組成部分，全國性發展所遇到的矛盾在邊疆地區也會發生，這是矛盾運動具有普遍性的一麵。這類矛盾包括人類生存發展與自然環境製約的矛盾、生產力發展與生產關係製約的矛盾、社會不同階級和階層之間的矛盾、不同民族間的矛盾、不兩文化傳統和意識形態矛盾、國家與果家之間的矛盾等。辨析這些矛盾運動是認識中國邊疆問題的前提。與此同時，不可忽視的是中國邊疆社會矛盾運動還有其特殊性，不同邊疆地區的社會矛盾運動又有其特殊性。辨析這些邊疆特殊矛盾運動是認識中國邊疆發展現象的關鍵。邊疆地區社會矛盾的特殊性往往體現為上述各類矛盾更集中地發生於一地，多重矛盾的疊加增加了邊廳地區社會矛盾的複雜性，這對於探討矛盾發生的原因和尋求解決矛盾的方法都增加了難度。

　　二、近代中國的邊疆問題與民族危機

　　進入19世紀中葉以後，清王朝統治下的中國，危機此起彼伏。兩種民族矛盾——少數民族統治者與各族被壓迫人民的矛盾和中華民族整體與外國殖民主義侵略者之間的矛盾交織在一起。此時的清朝統治者既無法緩和國內民族矛盾，也無力抵抗外國侵略者的入侵。隨著中國社會與邊疆發展形勢的巨大變化，中國邊疆也而臨著一係列嚴峻的挑戰。

　　自19世紀中葉以後，資本主義列強入侵中國，割占中國領土，是本時氣最重要的邊疆大事。資本主義到強侵占中國領土大致可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種是與中國接壤的俄國。在東北，俄國迫使清政府簽訂了1858年《中俄璦琿條約》和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奪取了黑龍江以北和烏蘇裏江以東廣大地區。在西北，俄國通過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1869年《科布多界約和烏裏雅蘇台界約》、1881年《伊犁改訂條約》等不平等條約，強，占了從唐努烏梁海到巴爾喀什湖、帕米爾地區的大片領土。第二種是英、法兩圍在中國周邊鄰圍建立殖民地之後進而侵占中國西南邊疆地區的領土。第三種是逐漸強大起來的日本，首先將海外殖民目標對準了中國的近鄰——朝鮮，繼而在甲午之戰（1894年）中戰勝中國，次年迫使中國簽訂《中日馬關條約》，吞並了中國的台灣省。第四種是列強對中國沿海地區的強租強占，這包括葡萄牙在澳門，英國在香港、威海，德國在膠州灣，俄國（後為日本）在旅順口、大連灣，法國在廣州灣等。

　　伴隨著中國邊疆危機的加深，清王朝被迫對邊疆地區的政區管理體製進行了一定的改革，這些改革有益於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及其疆域的進一步鞏固，也是此時期中國邊疆發展的大事。這包括：1884年設新疆行省；1886年設台灣行省；1907年設奉天、吉林、黑龍江行省，置巡撫分駐奉天府、吉林府、龍江府。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但中國的邊疆與民族問題形勢依然十分嚴峻。沙俄政府不僅鼓動外蒙古“自治”、“獨立”，還在1914年出兵霸占了唐努烏梁海地區。1913年至1914年，英國策劃了旨在分裂西藏的西姆拉會議，中國政府代表拒簽並聲明不承認所謂英藏《西姆拉條約》。在邊疆民族地區內部，其社會經濟生活與清末比較並無明顯變化。20世紀30年代以後，中國陷入了空前的民族危機。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發，日本占領東北全境。1937年，抗日戰爭全麵爆發，不但有大片邊疆領土淪陷於日本，中原內地亦有許多地區先後為日軍占領。1945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結束，中國不但收複了在大陸的失地，還收回了被日本侵占50年的台灣及南海諸島。但是國民政府在1946年1月被迫承認外蒙古獨立，造成20世紀以來中囯疆域最大的一次變動。這一事件紿國人留下了諸多可以反思之處。

　　自鴉片戰爭爆發以來，特別是進入20世紀以來，在國家、民族、邊疆危機日益加深時，國人有識之士在指出中國“寇深矣”的同時還強調了“病革矣”。“寇深矣”即外患嚴重，這是中國社會發展遇到的嚴重的障礙。中國向何處去？這已成為擺在國人麵前的最嚴峻問題，然而回答好這個問題就不那麽簡單。中國為此付出了幾代人的努力。從改良維新到民主主義革命，20世紀前半葉中國社會開始發生巨變，資本主義民主革命思想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命思想相繼傳入中國，科學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等亦有人嚐試。經過近40年的國內社會矛盾運動，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終於成立。這標誌著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階段。

　　三、當代中國邊疆民族地區麵臨的機遇與挑戰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基本國策實現了由以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轉移，中國邊疆省區的戰略地位實現了由“反修、反帝”國防前綫到邊防與對外開放前沿為統一體的戰略轉變。社會經濟發展滯後的邊疆民族地區，與國家發展方向和經濟利益有了更多的交匯點。國內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給邊疆民族地區提供了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極好時機：沿海地區的高速發展，增加了國家在人才、技術、資金等方麵支持邊疆民族地區的實力，邊疆民族地區的資源優勢、區位優勢日益發揮著對沿海和內地的重要支持作用。有約30個少數民族與15個國家相同民族毗鄰而居，多年來與原蘇聯、越南、印度等國的對抗和戰爭局麵己轉變為和平環境。周邊國家為謀求發展本國經濟，對與我國尤其是邊疆民族地區在經濟上的互補性相當重視。與此同時，當前我國邊疆民族地區也存在著許多需要研究與預防的問題。

　　第一，當前我國邊疆民族地區在發展道路上遇到挑戰。

　　在經濟上，邊疆地區經濟發展滯後的局麵短期內難以得到根本改變，絕大多數地區的人均經濟指數都低於全國人均水平。邊疆民族地區還有相當一部分群眾的溫飽問題沒有解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總之，邊疆地區社會經濟發展起點很低，自我發展的基礎（包括物質和精神方麵）薄弱，這是我們必須麵對的現實。

　　在政治上，當前邊疆地區民族團結、社會穩定的大局是好的。但影響民族團結、社會穩定的消極因素不容忽視。這主要表現在兩方麵：一是反分裂鬥爭是邊疆地區的長期任務；二是緝毒、緝私鬥爭在維護邊疆地區穩定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文化上，邊疆地區教育整體水平低下和文盲率高的現狀，難以在短時期內得到扭轉。

　　在周邊環境上，國際政治格局由兩極向多極的轉化和國際經濟結構的調整，產生了新的競爭。東南亞國家經濟發展迅速，與我國（特別是西南邊疆地區）在資金、原料、市場、人才等方麵的競爭日趨激烈。東北亞、北亞、中亞、南亞地區諸國的社會政治結構正處在重組時期，其政局動蕩和國家間的矛盾均會對邊疆地區的社會穩定和對外開放產生不同程度的負麵影響。

　　第二，影響我國邊疆民族地區社會穩定的分裂活動類型複雜。

　　從我國邊疆地區的實際情況看，誘發社會動亂、破壞社會穩定的因素仍然存在。局部的、地區性的影響社會穩定的突發事件時有發生。若以性質區別，可大體分為兩種類型。

　　類型之一，動亂製造者以分裂國家統一為主要目的，製造分裂與反對分裂是鬥爭的焦點。這也是邊疆民族地區的一項長期任務。不同地區的反分裂鬥爭既有共間之處，也有不間特點，應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在維護國家統一、主權完整、民族團結的原則下，製定靈活的政策、策略。西藏地區和新疆地區是當前我國反分裂鬥爭的重點地區。還有一種情猶值得注意，由於周邊國家政局的動蕩，或者由於領土歸屬、邊界劃分造成我主權受到危害，邊疆地區穩定受到威脅，這種情況當前在東北地區和南海海域較為突出。

　　類型之二，則是為追逐高額利潤，一些非法分子在邊疆地區大肆販毒。由此引發一係列社會問題，紿邊區地區的穩定造成了極大的衝擊力。當今，世界範圍內的毒品泛濫，已成為危害人類最嚴重的國際問題之一。販毒、吸毒等社會醜惡現象，在我國雲南、廣西等邊疆省區已發展到十分嚴重的程度。尤其是雲南省的毒品問題現狀，更是讓國人堪憂。

　　第三，反分裂鬥爭是邊疆民族地區特別是西藏和新疆地區的長期任務。

　　分裂與反分裂鬥爭是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不同地區的反分裂鬥爭既有共同之處，也有不同特點，應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在維護國家統一、主杈完整、民族團結的原則下，製定靈活的政策、策略。西藏地區和新疆地區是當前我國反分裂鬥爭的重點地區。

　　西藏的分裂勢力主要來自達賴集團，他們依賴的是以西方大國為代表的國際反華勢力的文持。由此，達賴喇嘛在國際上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在一些西方主要國家和一些重大國際會議上對達敕集團的同情、支持往往呈一邊倒的態勢。達賴在意識形態領域對西藏地區的現實影響主要源於藏傳佛教賦予他的神聖地位。特別是在班禪大師圓寂後，西藏僧俗群眾的宗教認同感有趨向達賴喇嘛之勢。因此，在當前形勢下，隻有很好地解決西藏的宗教問題，才可能真正贏得民心，保持西藏社會的穩定。

　　國際上新疆分裂主義勢力的影響雖不及達賴集團，但其問題的複雜性和恐怖暴力的嚴重性不容低估，未來要超過西藏分裂集團。境外分裂勢力在崖疆的活動目前出現了一些新動向：其一，境外分裂勢力正加緊勾結，尋求聯合；其二，妄圖使“東突”問題國際化；其三，叫囂采取武裝年爭實現新疆“獨立”，偷運武器入境已由過去零星偷運發展成有計劃輸入；其四，千方百計擴大在新疆的宗教影響力。與此同時，境內分裂主義分子活動也日趨活躍，一是非法組織不斷出現，二是加緊向政府工作人員滲透，三是非法宗教活動繼續蔓延，有的黨員幹部開始參加宗教活動。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新疆（主要是南疆地區）陸續發生了由分裂主義分子煽動的多次小範圍的騷亂和武裝暴亂事件。搞暴力恐怖活動是新疆分裂主義勢力的新手段和新特點。

　　第四，西部大開發與邊疆穩定戰略問題，尚需有全盤的戰略考慮。

　　我國西部地區生活著眾多的民族，存在著特殊的社情。受20世紀90年代世界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民族分離主義思想對邊疆的民族關係衝擊很大，紿當地的社會政治穩定帶來了不小的威脅，如果我們在西部大開發戰略中片麵強調發展經濟，不重視社會穩定問題，就有可能給經濟發展帶來極大的負麵影響。如果西部大開發戰略中忽視了民族宗教等因素帶來的社會穩定問題，那其本身也不能稱為是一個完整的發展戰略。

　　從中央提出西部大開發所包含的12個西部省區直轄市看，屬於邊疆她區的占到了大多數。其餘不包括在邊疆地區範圍內的省區直轄市，實際上也包含著邊疆地區的某些特點。具體分析，可以發現我國的邊疆地區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民族自治地方多；二是周邊鄰國多，有些國家的情況較複雜，存在許多不可預見的因素；三是老、少、邊、窮地區多；西是地大物博，潛力很大。因此，以上這四個特點是考慮西部經濟發展戰略和西部社會穩定戰略所必須首先考慮的因素。從穩定的角度看，當代中國邊疆麵臨的穩定形勢主要有兩個大的方麵：一是經濟發展滯後。這既有曆史的原因，也有現實的原因；二是邊疆的穩定現狀麵臨著嚴峻的挑戰。首先，根據挑戰的不同內涵，可以分為政治性的和經濟性的兩種類型。政治性又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某些集團勢力出於政治目的，欲在中國製造分裂，表現得最明顯的就是西藏和新疆。另外一種是由於曆史上的邊界問題沒有解決，或者是當前還存在領土爭議，由這種領土糾紛所帶來的不穩定。第二種情況還有另外一種表現形式就是鄰國地區本身的政治發展的不穩定性，對邊疆地區的穩定也帶來一定的負而影響，這也是應引起我們足夠重視的。經濟性的不穩定性主要表現在某些集團或個人為了追求高額利潤，進行販毒、走私槍支、販賣人口等。

　　總之，根據以上的基本認識，當前維護邊疆穩定有四個重點地區：一是新疆、西藏；二是雲南；三是東北；四是南沙。在這西個重點地區中，新疆地區的社會穩定更值得關注。而新疆、西藏和雲南又恰恰都是屬於中央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所包含的地區。因此，要穩定邊疆，進行西部大開發，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就必須要重視社會穩定戰略問題。沒有社會穩定戰略，整個邊疆發展戰略是不完整的。

　　機遇與挑戰並存，我們必須居安思危，抓住機遇，迎接挑戰！

　　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國難當頭，我國老一代邊疆專家為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救亡圈存，掀起了邊疆與民族問題研究的高潮。如今我國改革開放事業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國際上民族宗教問題的抬頭，國內東西部差距的擴大，以及鄰國對我海疆的覬覦，均構成了新世紀我國麵臨的主要挑戰。這就更加需要年輕一代的學者以前輩為榜樣，居安思危，繼往開來，推陳出新。張植榮同誌在北京大學長期從事我國邊疆與民族問題特別是西藏問題的研究，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欣聞其新作出版，以此文表達我對他的鼓勵和推薦。

　　2004年寒冬

　　於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

　　§§引言 民族問題與蘇聯解體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