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CT

第6節 襄樊疑雲

　　襄樊之戰誰之錯

　　關於襄樊之戰是劉備授意（或授權）關羽發動的，還是關羽擅自發動的，在正史、野史中都難以找到證據。後世曆史學者存在兩派相反的意見。

　　呂思勉先生的《三國史話》和張作耀先生的《劉備傳》代表一種意見，認為，襄樊之戰是劉備授權，至少是劉備授意關羽發動的。戰爭發動之後，劉備既不對關羽進行指導、約束，也不進行增援、救援，任憑剛愎自用、目空一切的關羽胡來。劉備，甚至諸葛亮，應對襄樊之戰的失敗負責。

　　何茲全先生的《三國史》和易中天先生的《品三國》代表另一種意見，認為，襄樊之戰是關羽擅自發動的，但劉備至少沒有反對。襄樊之戰的失敗，由關羽負責，劉備充其量負領導責任，諸葛亮則不負責任，因為此時諸葛亮還未進入決策中樞，又遠在成都負責行政和後勤工作。

　　首先，我們厘清一句古話的含義：“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這句話的意思是，將領領兵在外，君王（或軍事首腦）的命令有時是可以不聽的，必要的時候可以擅自做主。

　　任何一個詞，任何一句話，都有內涵和外延的界定。所謂內涵，是指這個詞或這句話的確切含義；外延，就是這個詞的含義的界限或這句話的使用、適用範圍。

　　“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這句話的外延是什麽？也就是說，一個領兵在外的將領，什麽情況下，可以不聽君主或軍事首腦的命令，可以擅自做主，擅自行動？

　　第一，情況危急或聯絡斷絕，來不及或不可能請示。劉備於五月占領漢中，七月在漢中稱漢中王，襄樊之戰也是七月開始。此時的形勢，漢中、巴蜀、江陵都被劉備占據。西邊稱王，東邊開戰，這個戰役，顯然不是在危急情況下開打。漢中到江陵的道路，暢通無阻。

　　第二，君主或軍事首腦的命令錯誤，執行會造成重大損失，在外之將明知要承擔政治責任，還是斷然拒絕執行命令。

　　第三，在執行命令的過程中，情況發生重大變化，必須權變處置。

　　當時的關羽存在上述幾種情況嗎？沒有。也就是說，關羽沒有“君命有所不受”的理由。

　　我們假定，劉備沒有授權關羽開戰，那麽，不管關羽怎麽桀驁不馴，即使他決意要打這一仗，哪怕象征性地，總要請示一下最高領導劉大哥吧？隻要得到了關羽哪怕是象征性的請示、報告，劉備又不同意開戰的話，劉備會堅決製止。開不開戰這樣的軍國大事，劉備不可能任老二胡來。

　　《三國誌·費詩傳》有一段記載：“先主為漢中王，遣（費）詩拜關羽為前將軍……”這個費詩，就是組織部派去宣布關羽任職，並給關羽做思想工作的，因為關羽對黃忠與其同列，很是不滿。

　　劉備派費詩赴荊州，有沒有別的任務呢？比如，傳達劉備的開戰命令和具體指示，史書沒有記載，不得而知。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劉備的使者與關羽有過接觸，而且，費詩到達荊州，肯定在關羽開戰之前，說劉備不知情，無論如何說不過去。即使劉備沒有明確指示開戰，既然劉備知情，這一仗打不打，最終還是劉備說了算——指示開戰或同意開戰。

　　更重要的是，“君命有所不受”的外延，還有第四種情況。根據我的軍事常識，所謂的“君命有所不受”，不適用於戰爭和戰役的開戰和終戰。一場戰爭或一次戰役的開戰和終戰，古代由君主決定，現代由國會或人大決定，而不是由將領決定。將領擅自開戰、停戰、終戰，那是要進軍事法庭的。

　　通常的情況是，“君命有所不受”適用於戰術行動。戰鬥怎麽打，將領有權決定，主將不宜幹涉，君主就更不應幹涉。將領也可完全不聽君主或主將的，不聽命令的結果，最多回去挨個處分，穿雙小鞋。“君命有所不受”可適用於戰役，但僅僅適用於戰役發動後，將領有權隨機處置意外、突發情況。

　　古今中外的軍隊，將領都無權發動和主動結束（戰敗屬於被動結束）一個戰役，在這個問題上，“君命必須接受”。

　　我們再來明確一個概念：襄樊之戰是一個戰役，而不是一次戰鬥。

　　這就很明白了，別說劉備、關羽是結拜兄弟，就是親兄弟、親父子，關羽也無權發動襄樊戰役。沒有君主的授權、授意，發動一次戰役，不管輸贏，對將領本人來說，後果都是不堪設想的。

　　關羽確實很狂，確實很傲，但他並不蠢，更不可能蠢到沒有一點政治和軍事常識的地步。

　　用不著什麽證據，憑常理就可以斷定，襄樊之戰是劉備授權，至少是授意關羽發動的。

　　要講證據，也不是一點沒有。《三國誌·廖立傳》記載了廖立對李郃、蔣琬講的一段牢騷話，作為諸葛亮廢廖立的證據。這段話很長，摘錄其中幾句：“昔先帝（指劉備）不取漢中……既亡漢中……後至漢中，使關侯（指關羽）身死無孑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關）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眾也……”

　　廖立這段話把漢中爭奪戰、關羽敗亡、孟達反叛三個事件相關聯。“劉備）使關侯身死無孑遺”，一個“使”字，把關羽的敗亡直接歸罪於劉備。廖立同時也指出，關羽在行軍布陣上的意氣用事，任性妄為，是戰場失敗的原因。如果關羽擅自發動襄樊戰役，與劉備無關，廖立再無聊，也不至於當著李郃、蔣琬的麵胡說八道，把關羽身敗名裂的責任推給劉備吧？

　　廖立是劉備集團的高級幹部，親身經曆蜀漢建國前後的內政外交，他的“反動言論”，應該有相當高的可信度。可能，姓廖的懷才不遇，牢騷滿腹，經常說些不該說的話，才被諸葛亮削為平民。

　　至此，如果硬要去劃分責任的話，劉備和關羽都有責任，劉備負政治責任，關羽負軍事責任。至於責任的比例，則無法劃分，因為不同質的東西，是不能做加減法的。諸葛亮呢？應該不負責任。當時法正、許靖、劉巴等“政治局常委”都還在世，諸葛亮充其量隻是個“政治局委員”，還沒有進入核心決策圈，他的主要工作，也主要在行政方麵。

　　襄樊之戰誰之過

　　襄樊之戰為什麽失敗，並且敗得如此之慘、如此之快？

　　關於襄樊之戰，已故台灣曆史學家柏楊在他的《柏楊版通鑒紀事本末》中，專門立了一個小標題：“關羽倨傲，為國招禍。”言下之意，襄樊之戰的失敗及其對蜀國國運造成的後遺症，責任全部應由關羽承擔，而且，用“關羽倨傲”簡單的一個理由，就概括了襄樊之敗的全部原因。

　　柏楊先生的曆史著作，不乏真知灼見。但我認為他的這個說法，對關羽明顯是不公道的，對曆史事件的分析也是不準確的、不全麵的。

　　上文已經論證，發動襄樊之戰的政治責任，不是關羽的。襄樊之役發動之後，軍事行動本身的失敗以及此後既有荊州的丟失，也不是“關羽倨傲”一句話那麽簡單。關羽的失荊州，並不是全中國人民認為的“大意”兩字所能概括，其原因，是各種因素的綜合。

　　關羽倨傲輕敵

　　戰爭層麵，除非具備四個條件，弱小的民族或集團，不可能戰勝強大的民族或集團。

　　在戰役層麵，弱小戰勝強大的戰例，曆史上比比皆是，史料俯首即拾。

　　戰役層麵的以弱勝強，應具備以下幾個條件。

　　第一，弱小的一方，集中優勢兵力，選準時間、地點、對象，狠狠地打，玩命地打，不顧一切地打，通過戰鬥的優勢來彌補戰役的弱勢，並將數個戰鬥的優勢轉化為整個戰役的優勢。兵法上有所謂的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之說。也可以說，傷其十指難，斷其一指易。既然斷其一指易，何不一指一指地斷？把他的十指都一個一個地斷完了，敵人不也就完了麽？

　　第二，強大一方的兵力被分散，被牽製。

　　第三，弱小一方的天才指揮，或強大一方指揮的低級錯誤。

　　第四，不可抗力的影響，如氣候突變、洪澇災害等。

　　第五，速戰速決。如果拖延不決，綜合實力強大的一方，必定而且能夠動員更強的兵力反擊。

　　用上述幾點取勝要件，對照襄樊戰役的形勢，不能說，關羽沒有一點取勝的把握。

　　盡管魏國的總兵力比蜀國強，但在襄樊戰場則未必。曹操在西邊，為防範已奪取漢中的劉備，關中必須保持強大的實力。東方，孫權隨時可以、可能進攻合肥，牽製了曹操的相當一部分兵力。曹操同時在應付三個戰場，不能集中全力對付荊州的關羽。徐晃的援軍，就是從漢中戰場抽調而來，而且大部分是新兵。

　　關羽自從赤壁之戰後，一直在休養生息，演兵講武，整整十年有餘。傾其全力，在單個戰場上，與曹操一較高下，完全是有可能的。

　　還有不可抗力。的確，戰事剛開始，關羽的運氣出奇的好。八月天降大雨，漢水暴漲，溢出堤外，於禁的數萬部隊成了蝦兵蟹將。老天確實是在免費地幫關大爺的大忙。

　　戰役目標的最初設置——占領襄陽、樊城，應該是正確的，這樣才能達成取得東路北伐根據地的戰役意圖。

　　當洪水退去，曹仁、滿寵堅守危城，關羽久攻不下，樊城的援兵源源而來，這就犯了綜合實力弱小一方對強大一方發動進攻戰役的致命傷——拖延不決。於禁全軍覆沒後，徐晃的兵力增至於禁的近兩倍，說明隨著戰役的推進，曹操逐漸以戰爭的高度來應對這個戰役，也顯示出魏國的強大。

　　此時的關羽，隻能靠抽調大本營的老本，來跟徐晃玩命。實際上，鑒於襄、樊兩城對魏國的重要，曹操已經把襄樊戰役轉化為蜀魏戰爭。一句廢話都不用說，把襄樊戰役當成蜀魏戰爭來打，關羽就算掏出自己的心肝來，也必輸無疑。

　　這是關羽的軍事理論水平問題。

　　說來說去，還是書讀得少啊。我們可以扳著腳指頭數一數，劉備集團中，有幾個科班出身的讀書人？以戰爭的現代觀念來衡量，劉備和他的親密戰友們有幾個真正弄清楚了戰爭、戰役、戰鬥這幾個生死攸關的基本概念？

　　如果關羽有足夠的軍事敏銳性，具備基本的軍事素養，就應該修正戰役目標，在久攻不下、師老兵疲的情況下，放棄襄、樊，回頭保住自己的老巢江陵和公安，以圖後舉。

　　《三國演義》描述，關羽整天手裏拿著一本《春秋》之類的古書，不知關老夫子讀懂了沒有。在我看來，關羽就是，也僅僅是，一介武夫而已。

　　陳壽在《三國誌·關羽傳》中對關羽的家庭出身和少年經曆未做詳細的介紹，開篇隻有一句：“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河東郡，今陝西省南部運城地區）解（縣）人也，亡命奔涿郡。”

　　這段話大概的意思是，關羽的名和字，是有了地位以後取的，原來叫做“長生”來著。給兒子取名“長生”的父母，估計是沒什麽文化的貧下中農。年紀輕輕就殺人亡命，大約關羽出生於受剝削、受壓迫、苦大仇深的一個階級。

　　如此看來，關羽沒多少文化，也沒有進過少年軍校，更沒有受過士官訓練，其軍事理論素養可想而知。

　　至於說關羽喜愛讀《春秋》，恐怕是羅貫中的附會。即使關羽成天拿著一冊《春秋》，能否讀懂也難以肯定。《三國誌》說他“善待伍卒而驕於士大夫”。關羽憑什麽“驕於士大夫”？十有八九是自己沒文化，對有文化的士大夫自卑、嫉妒的緣故。

　　以上說的是關羽的理論素養和軍事水平，現在來看看他的軍事能力。能力與素養、水平不是等同的概念。有的人，理論素養、理論水平不行，但悟性特好，能力特強，如蜀漢帝國後期的名將王平。

　　相反，馬謖指點江山，誇誇其談，理論水平很高，把諸葛亮忽悠得團團轉，深得諸葛亮的賞識，打仗卻一塌糊塗。街亭一戰，牛刀一試，卻成了終身的“滑鐵盧”。

　　關羽獨當一麵的能力如何？翻開《三國誌·關羽傳》仔細看看就知道，關羽獨自領軍作戰並且達到戰役的層次和規模的，隻有一次——襄樊之戰。五十多歲的人了，好不容易成了方麵軍司令（實際上是兵團司令），鐵樹開花，大器晚成，大幹一場，沒想到……

　　詳細了解關羽襄樊之戰之前的軍事生涯，應該看《三國誌·先主傳》。

　　關羽隨劉備參加鎮壓黃巾軍，作戰對象是民兵，而不是正規的訓練有素的國防軍。與拖家帶口的亂民作戰，也談不上什麽水平問題。因為這些亂民作戰，本身就沒什麽水平可言。

　　關東軍閥混戰時，隨劉備（劉備隨田楷）救孔融，支援徐州牧陶謙。在徐州的反複爭奪戰中，兩次與劉備分兵守下邳（今江蘇省睢寧市，徐州東南屏障），一次敗於呂布，另一次敗於曹操。

　　降曹後，參加官渡之戰（公元200年），為張遼的副先鋒，親手擊斬袁紹大將顏良。

　　劉備依附劉表（公元201年）後，關羽改版轉行，開始帶水軍。赤壁之戰，真正與曹操作戰的是東吳水軍，關羽出了多少力，正史沒有明確記載。但有一點可以肯定，赤壁之戰時的關羽，充其量是周瑜的馬前卒而已，戰前謀劃、戰場指揮沒他的份。

　　赤壁之戰後，關羽、劉備分頭略定江南四郡（今湖南省），劉表舊部雖然也得到了曹操（即中央政府）的封號，基本上是望風而降，遇到過幾次小打小鬧的戰鬥。比如在長沙攸縣，與老將黃忠真刀真槍地幹了幾下。

　　赤壁之戰至襄樊之戰的十一年間，對劉備集團而言，基本上“東線無戰事”。自然，在這段時間裏，關羽最多搞搞演習性質的圍獵行動，軍隊的戰鬥力可想而知。

　　一句話，關羽在襄樊之戰前，參加過很多次戰役，也指揮過很多次戰鬥，但肯定沒有獨立指揮過戰役層次的軍事行動。

　　有些曆史學者說，劉備要麽不分兵，要分兵，則關羽別領一軍。這種說法是正確的，但傳給別人的意思是不準確的。這種說法的問題在於，沒有弄清戰爭、戰役、戰鬥這幾個基本概念。

　　關羽“別領一軍”的“一軍”有多少人數？軍事行動達到哪個層次？隻要是帶了一幫人，獨立行動，無論是帶三十人還是三十萬人，都叫“別領一軍”。無論單獨帶三十人參加一次戰鬥，還是單獨帶三萬人進行一次戰役，或者單獨帶三十萬人進行一場戰爭，都叫“別領一軍”。

　　話說回來，關羽的武藝的確不錯，萬軍中取上將首級，如探囊取物，連曹操的主要謀士荀彧和程昱，都稱“關羽、張飛萬人敵”。其實，就是這種不錯的武藝，也要考慮以下因素。

　　第一，關羽武功天下第一，可能是羅貫中封的。

　　羅貫中給了關羽武功天下第一的桂冠，卻又弄得不能自圓其說。《三國演義》描述，關東十八路諸侯討董卓時，有一個戲目叫“三英戰呂布”。劉、關、張三兄弟同時上陣，輪番出手，僅僅與呂布打了個平手，可見三兄弟的武功如何。

　　關羽在長沙初戰黃忠，大戰一百餘合不分勝負。此時的黃忠已年過花甲，體力肯定大不如往昔，關羽一個壯年人竟然與一個老頭子大戰一百餘合而不能勝，武藝可想而知。

　　陳壽在《三國誌·關張黃馬趙傳》中對黃忠的記載是“勇毅冠三軍”。這個“三軍”，當然包括關羽，看來，陳壽的意思，關羽的武藝倒在黃忠之下了。

　　第二，關羽不守規矩，搞突然襲擊。

　　關羽的玩法是，對方（比如顏良）還沒排陣勢，還沒準備好開打，他就衝了出去，根本就沒有通報姓名之類的過門套路。

　　古代打仗，兩將相遇，先是通報姓名，必要的時候，還要將對方聲討一番，對自己的參戰人員進行一下政治動員。關羽是不講究這一套的，上來就開打。

　　第三，赤兔馬的爆發力和速度，讓對方措手不及。

　　關羽的突襲讓對方的將領在刹那間錯愕失神，赤兔馬疾如閃電，對方將領沒有回過神來，稀裏糊塗腦袋搬家。同樣，對方的將士們在錯愕中來不及反應，來不及救援，赤兔馬像一陣風似的飄來忽去，關羽拎著敵將的首級全身而退。

　　正史沒有記載關羽的坐騎是不是赤兔馬。赤兔馬是呂布的，正史是有記載的。公元198年呂布敗亡後，赤兔馬被曹操繳獲是肯定的，至於曹操有沒有將赤兔馬送給關羽，不得而知，但總是有可能的。即使關羽得到了赤兔馬，襄樊之戰中騎的也不是赤兔馬。

　　馬的平均壽命是30～35歲，服役年限是15～20歲，滿3歲可以開始服役。呂布是於公元189年得到赤兔馬的，就算當時赤兔馬5歲，到襄樊之戰時已35歲。關羽隨曹操參加官渡之戰時（公元200年），騎著赤兔馬斬殺袁紹大將顏良，完全是有可能的。

　　野史、小說、電視劇、電影中，關羽在襄樊之戰中仍起著赤兔馬威風凜凜，真是老人騎老馬了，難怪關羽打不贏。

　　冷兵器時代，指揮一場戰鬥，指揮員的武藝可能是決定因素。指揮一次戰役，像關羽一樣，既是總指揮，還要親自打頭陣，一場大戲，自編、自導、自演，怎麽看都不像那麽一回事。

　　還有關羽的兵器——青龍偃月刀，也不符合力學原理。正史裏沒有記載關羽使用什麽兵器。在《三國演義》裏，關羽的一把青龍偃月刀，比九九八十一斤還重一斤，在他手中竟然虎虎生風。我沒有興趣將漢代的八十二斤折合成現在的重量，總之那是很重的一把刀，刀柄很長，刀頭沉重。握在前麵的那隻手是杠杆的支點，支點遠端的重量明顯大於近段。

　　關羽打仗是騎馬的，騎者上半身用力時馬鐙是會晃來晃去的。關羽能把這樣的一把不符合力學原理的青龍偃月刀用得如臂使指，的確是神人了。

　　關於關羽的軍事能力，可以打個比方說，在現代軍隊裏，其水平、能力，充其量做個不錯的師長、軍長。做個合格的兵團司令甚至方麵軍司令，是難以勝任的。

　　說關司令是一介武夫，包括他政治上的極端幼稚。做個軍長、師長，可以是個職業軍人，可以不問政治；一旦做到方麵軍司令，如果還停留在職業軍人的層次，不懂政治或不問政治，非進地獄不可。

　　看看關羽，被“盟軍”將領、晚生後輩、白麵書生領陸遜一餐忽悠，自尊心便極度膨脹，竟然對潛在的敵人——“盟軍”——徹底放鬆了警惕。

　　一個稍有政治常識的將領，都應該對“盟軍”保持最低限度的警惕，留有應對突發事件的應急預案。連曹營裏的司馬懿、蔣濟都斷定“關羽得誌，孫權必不願也”。旁觀者清，當局者迷，關大將軍又落入這個老套路。

　　關羽的水平問題，還體現在對情報的疏忽。縱觀整個戰役，好像就是關羽兵團一家的事，關司令愛怎麽打就怎麽打，他的對手、他的敵人，想什麽、幹什麽，統統可以忽略不計。在後方，呂蒙裝病，陸遜裝孬，孫權磨刀，關羽渾然不覺，可能關羽從來不知有間諜這回事，從來不去搜集情報。在前線，徐晃增兵至六萬人，關羽還稀裏糊塗，還要死纏爛打，不知關羽的兵團裏有沒有偵察連或偵察排。

　　為了某種需要，作為文化現象，把關羽捧得再高，無可厚非，也不去說它。問題是，今天還有一些讀曆史甚至一些靠寫史書揚名發財的人，非要說關羽是武聖，看了實在讓人堵心。

　　什麽是武聖？武字的含義是“戈止”，聖是指在某個行業、領域的水平達到最高境界、出神入化、超凡脫俗者。不戰而屈人之兵者，兵不血刃而達成和平者，才是武聖。關羽一戰而自毀長城，叫什麽“聖”？還真是不好說，充其量隻能是武癡——癡呆的“癡”。

　　還有關羽的性格。

　　根據心理學、行為學的基本理論，結合史料對關羽行為的描述，可以認為，關羽的個性屬於權威個性，也稱為專製個性。

　　這種個性，由對現狀和權威的非理性崇拜而產生，表現為極力維持現狀和權威，並伴隨著一種懲罰現狀反對者、權威挑戰者的強烈願望。這種個性的本質，是極度自卑與極度自尊的混合物，表現為極度的愛慕虛榮。這種愛慕虛榮，又分為兩個方麵。一方麵，需要不如自己的人恭維、迎合自己；另一方麵，對於勝過自己的人，則橫眉冷對，不屑一顧。這就是關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的心理學基礎。

　　專製個性是一種綜合性的病態個性。專製個性者，並不反對，而是自覺地服從自認為合情、合理、合法的權威；甚至受到權威的作踐、虐待，也毫無怨言，絕不反抗。但是，對於下屬，則要求毫無例外地服從自己的權威，稍有不順從，則辱罵、威脅、懲罰。專製性格的另一個表現，便是對同一層級的同事，一味地排斥，不上心，不上眼。

　　關羽曾經投降曹操，曹操對他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封侯拜將，不能動其心；金錢美女，不能毀其節。一旦得知劉備的下落，義無反顧地追隨一無所有、柳絮般飄零的劉大哥而去，而且終生不渝。劉皇叔、劉大哥，也隻有劉皇叔、劉大哥，才是他心中的紅太陽。別的王侯將相，都是狗屎、人渣。諸葛亮還湊合，是因為諸葛亮雖然沒什麽大不了的本事，但諸葛亮特會做人，馬屁拍得梆梆響，讓關老爺心裏舒坦。

　　馬超人才了得，武藝了得，無可奈何的情況下，無處可去的時候，投效劉備，關羽不服氣。黃忠勇冠三軍，老當益壯，斬了夏侯淵，劉備自封漢中王後被拜為後將軍，關羽與不上眼的馬、黃同列，勃然大怒，說什麽“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伍”。

　　其實，關司令實是在說自己的笑話，你關大爺不就是老兵一個麽？而且還是個殺人亡命之徒。非要諸葛亮、劉備連哄帶騙，才肯屈就，才肯與馬超、黃忠同列，真搞不懂關將軍是自尊還是自卑。

　　赤壁之戰之後，孫權為了鞏固孫劉聯盟，對劉備“進妹顧好”，把年輕漂亮又會幾手拳腳的妹妹嫁給整整大三十歲的劉備，做第N任老婆。又曾經為自己的兒子，向關羽之女求婚，《三國誌》的記載是“關）羽罵辱其使，不許婚，（孫）權大怒。”據說，關羽罵的是“虎女焉能配犬子”，侮辱人格。

　　盡管，這些都是政治婚姻，而那個時候的政治婚姻，就如今天買大白菜一樣的稀鬆平常。不管如何，孫權態度是誠懇的，動機是善良的。不同意也罷，關大將軍為何要出言不遜呢？就憑你是劉皇叔的拜把子兄弟嗎？何況，既然是政治婚姻，即使不答應，也應該用政治方式或外交語言來拒絕。孫權是什麽人？一方諸侯，天下公認的梟雄。孫權不大怒，不恨得咬牙切齒才怪。

　　《三國誌·關羽傳》記載：“又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南郡治所），將軍士仁（即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輕己。自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鹹懷懼不安。”一方麵，要靠糜、傅二位供軍餉，守後方，稍不如意，就威脅秋後算賬。這無異於在自家大院裏放火，把同誌往敵人陣營裏趕。

　　《三國誌·張飛傳》說關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是關羽個性的真實寫照。關羽的“驕於士大夫”，可能是心理自卑的表現。士大夫都是有文化的，關羽卻沒讀過什麽書，所以也要整天拿一本《春秋》，裝模作樣地看。如果關羽真的整天在看《春秋》，其實是做給別人看：看，那些士大夫算什麽！俺關大爺不是也挺有文化麽？《春秋》這麽深奧的玩意，在我眼裏還不是小兒科。

　　關羽這種人，還沒做的甚至做不到的事，一高興或一不高興，就說出來。這種人和老古我一樣，注定成不了大事。所謂的政治家，是說了不做，做了不說；做了壞事，永遠不說；做了好事，該說的時候再說。

　　其實，孫權對關羽的恨，並不是他背後捅刀的根本原因。駐守公安的傅士仁，留守江陵的糜芳，毫不抵抗，望風而降，關老爺平時對他們的苛刻、鄙視、威脅可能隻是主觀原因。他們投降的真正原因，隻有他們自己清楚。也可能，根本的、客觀的原因，是他們無兵可戰。因為，主力部隊已經被關羽抽調到北方作戰，糜芳、傅士仁戰與不戰，公安、江陵都是同樣的結局。

　　當然，封疆大吏，守土有責。一槍不放，連象征性的一丁點抵抗也沒有，怎麽也說不過去。不過，好死不如賴活，是可以理解的，除非對於少數貞女烈士。

　　不少學者認為，發動襄樊之戰，是因為關羽好大喜功；相持不下而又不肯退卻，是因為關羽自視太高；孫權背後捅刀，糜、傅不戰而降，是因為關羽樹敵太多。一句話，襄樊之敗，從頭到尾，徹頭徹尾，敗在關羽本身，敗在關羽的性格。

　　這種認識難免流於膚淺，難免顯得狹隘。關羽的性格，對襄樊之敗有影響，但這種影響並不是決定性的。失敗的主要原因，是上麵已說的、下麵還要說的，性格之外的諸多原因。

　　孫權背信棄義

　　關羽要占領襄陽和樊城，不是不可能，問題是曹操和孫權會不會答應。對曹操來說，襄陽、樊城一旦失守，黃河以南也就岌岌可危。

　　鑒於襄、樊的重要，曹操會不惜血本保衛，一旦曹操以戰爭的高度來應對一次戰役，關羽就是玩命也達不到目的。於禁失敗後，徐晃的援軍源源而來，這個時候的關羽，應該速戰速決。在這種久拖不決的情況下，迅速撤軍，保住自己的老巢江陵和公安，是唯一的活路。

　　本來，這個結局是能達成的。這個次一等的結局卻被兩個因素破壞。

　　其中一個因素，是關羽自視太高，又狐疑不決，死纏爛打，錯過了撤軍的最佳時機。

　　另一個因素是孫權的背後捅刀。當孫權的黑刀從背後伸過來的時候，關羽想速戰速決也來不及了。

　　而且，孫權背後捅刀對關羽的敗亡，起的作用更明顯。

　　孫權為什麽要這麽做？

　　古往今來，善男信女都異口同聲地說，孫權背信棄義。其實，孫權背信棄義的說法，可以成立，也可以不成立。

　　此說可以成立，是因為，在別人看來，孫劉兩家是“盟友”。既然是“盟友”，就不應該眼前撒沙子，背後捅刀子。此處的盟友和上文的盟軍，都打上引號，是因為，這個盟友有點不明不白，有點說不清楚。

　　赤壁之戰後，魯肅“借”荊州，劉備“賴”荊州，孫權逼劉備“還”荊州，發展到公元215年的孫劉“搶”荊州、“分”荊州，此後兩家“扯”荊州，直至公元219年的襄樊之戰——兩家“拚”荊州。

　　從這些瓜瓜葛葛可以看出，孫劉聯盟是臨時的，而非長久的；是權宜之計，而非正式結盟。從史料也找不到兩家正式結盟的依據，隻是說到，公元215年，諸葛瑾到劉備處談判。不像公元229年，孫權稱帝那一年的結盟，那是有正式盟約的，並且在盟約上瓜分了魏國的領土。

　　至少，站在孫權的立場上，這不叫背信棄義，因為，兩家之間沒有盟約，甚至口頭協議都含糊其辭，可當做外交辭令處理。孫劉之間的聯盟確實有些說不清道不明。

　　別的人站在道義的立場看，孫權是理虧的。但我們不要忘了，那是你死我活的戰爭，生存就是硬道理，勝利就是硬道理，用什麽方法，使什麽手段，是不在乎的。白虎黑虎，抓到水牛，就是好虎；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

　　更何況，背後捅刀子這樣的齷齪事，劉備幹得還少嗎？可以這樣說，劉備的天下，就是靠玩這一手得來的。

　　如今，月黑風高夜，殺人放火天，劉老大也被孫晚輩從背後捅了一刀，血流如注，立馬失血性休克，嗚呼。

　　孫權這樣做的根本原因，不是“背信棄義”一詞可以概括。決心下定之前，壞事幹完之後，孫權肯定知道，自己要背上背信棄義的罵名。驅使他這樣做的，是利益，是形勢。什麽利益？政權生死存亡的核心利益。什麽叫形勢？“形”，是一種狀態；“勢”，是由這種狀態決定的態勢和走向，同時也是引起變化的能量。

　　如果關羽占有襄陽、樊城，孫、劉兩家各自會從此“態”轉化為彼“態”。“彼態”又隱含著另一種“勢”，必然會引起致命性的連鎖反應。上文說過，三國的分布和態勢，像一個畸形的品字。如果關羽占有襄、樊，這個“品”就會嚴重向右下角傾斜，上部這個“口”的重量就會全部壓向右下方的“口”，最先被壓碎的是右下角的“口”（東吳）。

　　公元219年下半年的形勢，劉備集團已占有今天的雲南、四川、陝南、重慶以及湖南、湖北兩省的西半部，我們看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就知道，劉備已占領了廣大的領土，連成一片。退，自保有餘；進，可兼並天下，至少可以單獨或聯合曹魏兼並東吳。

　　如果關羽再占領襄、樊，孫權集團已然成了最弱小的一角，無論曹操、劉備怎麽玩，最先玩完的肯定是自己。孫權當然不幹，打死也不幹。

　　孫權想背盟毀約，背後捅刀，正中老曹下懷。當初，魯肅把“荊州”借給劉備，消息傳到時，曹操正在寫字，震驚之下，竟然毛筆也掉到地上。劉備有了立足之地，孫劉聯手，鼎立之勢已成，怎能不讓曹操心驚肉顫。如今，他們之間要狗咬狗了。正要瞌睡，有人遞來枕頭，豈不大大的好事？曹操立即答應，並承諾孫權把劉備趕走後，割江南之地給孫權。

　　孫權集團的核心利益，是孫權背後捅刀的內在需要。曹操的配合，是孫權“背盟”的外部條件。這就是形勢，可惜劉備君臣不去分析，或不會分析。

　　有一種說法是，如果主和派、聯劉派魯肅還在，東吳就不會幹出如此肮髒的活計來。

　　其實，這種看法是很膚淺的。形勢比人強，形勢逼人瘋。主和也好，主戰也好；聯劉也好，吞劉也好，根本上是形勢決定的。魯肅可以主戰，呂蒙也可以主和，那得看什麽形勢。即使善良的魯肅還在，孫權也絕不會讓劉備擁有整個荊州。最多，好好先生魯肅的做法稍有不同而已，關羽個人的下場不那麽悲慘而已。

　　在東吳的某些“有識之士”，比如周瑜、呂蒙看來，這背後的一刀不僅應該捅，而且還要早捅、狠捅。

　　赤壁之戰結束之後，周瑜建議孫權，繞過江南的劉備，進據益州，並已著手準備，隻是去世太早（公元210年），壯誌未酬。

　　呂蒙接替魯肅（公元217年）之後，與孫權討論過調整基本國策的問題。呂蒙指出以下幾點。

　　第一，劉備君臣反複無常，毫無信義，不可以心腹待之。

　　第二，如果東吳向西推進至白帝（今重慶市奉節縣），向北推進至襄、樊，據有荊州的西、北天險，真正保有荊州，則進可兼並天下，退可據長江自保。其實，荊州的重要，對劉備也是如此。隻要占有襄、樊，還怕什麽曹操，還靠什麽孫權。英雄所見略同。

　　第三，進攻曹操的徐州（今江蘇省北部和山東省南角），雖然容易得手，但難以固守。因為徐州為平原，無險可守，又適合北方騎兵作戰，故擴張領土，應以西進而不是北伐為先。呂蒙的看法是，應將軍事重心放在西方，而不是在東方與強大的曹操徒耗力量。

　　中國幾千年的曆史，盡管分分合合，中間還有長時期的大分裂，但最終還是保持大一統的狀況。

　　大一統裏麵有很多原因，其中根本的原因，是中國古代大一統的哲學思想。

　　古代中國大一統的哲學浸潤了每一個人的頭腦，近一兩個世紀又引進階級鬥爭的學說。因此，一些學者解剖曆史的時候，要麽用大一統的曆史必然性來解釋，要麽用階級鬥爭的學說來解釋。

　　其實，當時的當事人，麵對當時的形勢，作出自己或集團的行為選擇的時候，頭腦中的思維可能達不到這麽高的層次。曆史人物當時的行為，往往甚至僅僅基於利益、地緣、情感、個性諸如此類的具體情況。

　　三國曆史上的荊州之爭，主要的就是基於地緣。

　　比如上文所說的呂蒙之謀，是幹掉或攆走關羽，徹底驅逐劉備在荊州的存在，將劉備集團關在四川盆地這個籠子裏。呂蒙當時的考慮，不是什麽大一統，也不是什麽階級鬥爭，隻是戰爭地緣學。

　　呂蒙的計謀是高明的，也是惡毒的。曆史上，關在四川盆地的政權，沒有一個是有作為的，最後的命運都一樣——被盆地外的政權吃掉。孫權沒有立即實施呂蒙之謀，是在等待時機。如今機會送上門來，孫權不冷笑才怪。

　　孫權笑關羽？不，笑劉備。

　　劉備糊塗顢頇

　　整個襄樊之戰，看起來就像關羽一個人在玩過家家。戰前，劉備君臣沒有運籌帷幄；戰中，讓關羽孤軍決勝千裏；戰敗，讓關羽自生自滅。至少，史書上沒有劉備指揮、調度、幹預襄樊之戰的證據。於是，大多數曆史學者便認定，襄樊之戰是關羽發動的，劉備不聞不問，不管不顧，君臣打的都是糊塗仗。

　　上文已論證，關羽沒有權力發動一場戰役。其實，襄樊之戰不僅是劉備授權、授意關羽發動的，而且是劉備的係列軍事行動。

　　我們讀史，要把瑣碎的曆史片段，用常理這根線串聯起來，對曆史事件才能有一個粗略的脈絡。以這個觀點來考察襄樊之戰，也是如此。

　　關羽在樊城苦戰的時候，他的不遠處，就有一位蜀軍大將孟達。

　　《三國誌·劉封傳》記載，當初，劉璋派法正為正，孟達為副，各領兵二千，迎接劉備入川（公元211年）。劉備令孟達兼領法正之軍，駐江陵（一年前，魯肅已把江陵“借”給劉備），法正則隨劉備入益州。

　　劉備據有益州（公元214年）之後，以孟達為宜都郡（今重慶市奉節、巫山、湖北省宜昌一帶，長江三峽地區）太守。公元219年，劉備命孟達從秭歸進攻房陵（今湖北省房縣），殺中央政府的房陵太守蒯祺（諸葛亮的姐夫）。孟達下一步的目標是上庸（今湖北省竹山縣）。

　　此時，劉備派其義子劉封從漢中出沔水，與孟達會於上庸，曹操的上庸郡太守申耽舉眾降。關羽圍樊城時，已占領今天湖北省的中、北部，劉封、孟達已占領今天湖北省的西部和重慶市的東北部。也就是說，關羽與劉封、孟達之間，已連成一片，這已經不是能“遙相呼應”的問題，而是能“近相呼應”了。

　　關羽圍樊城，久攻不下，曾多次向劉、孟求救，劉、孟以新占之地民心未附為由，拒不發兵相救。當然，這確實是個理由。另外，可能也有他們的私心作怪。劉封年輕氣盛，剛猛強梁，統領孟達之軍後，淩辱孟達，把孟達的儀仗隊也奪了過去。劉備收劉封為義子時，據說關羽曾表示反對，說的話很難聽。孟達殺了諸葛亮的姐夫，心懷恐懼。

　　無巧不成書啊，孟達恨劉封，劉封恨關羽，孟達又對諸葛亮心存疑懼。關羽盼水救火，劉、孟扯來扯去，幹脆就讓關羽獨自玩去好了。

　　劉備剛剛占領漢中，牽製曹操的一部分力量，關羽攻襄、樊，劉封、孟達攻房陵、上庸，很明顯，劉、孟之軍就是策應關羽之軍的。能說劉備對關羽不管不顧嗎？

　　隻不過，有幾件事情，老謀深算的劉備沒有料到：一、孫權的背後捅刀。二、劉封、孟達的見死不救。三、襄、樊戰場速勝、速敗之間的劇烈轉折。人算不如天算，這不是劉備錯不錯的問題。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打仗不是高中生做小學算術題，一加一等於二，那麽清清爽爽、有板有眼。有時候，意想不到的一些情況，往往起決定性的作用。

　　襄樊之戰後，孟達投降曹操，受到優榮，也勸劉封如法炮製，到中央政府去混碗飯吃，否則必有後患。劉封沒有聽從孟達的勸說，回到成都即被賜死。一年半以後，劉備不顧一切，發動對東吳的最後一擊。可見，劉備對孫權的背後捅刀以及劉封的見死不救，心裏有多恨——至少表麵上看起來如此。

　　那麽，劉備有沒有錯？當然，劉備肯定有錯，而且不是一般的錯。

　　首先，他沒有對襄樊之戰的戰役目標做出明確的指示，或者做出的指示太過死板。也沒有派出像法正這樣的人，作為自己的欽差大臣，去約束關羽，並給關羽當軍師，致使關羽進退失據，舉止無章。

　　其次，劉備過高估計他二弟的能力，用人不當。在此之前，關羽根本就沒有指揮過像模像樣的戰役，個性上剛愎自用，虛榮心太強，得罪同僚。這樣至關重要的一場戰役，放手讓關羽去做，關羽的綜合素質和能力卻不勝任。

　　再次，想不到孫權背後捅刀，是不應該的；而且，不是一般的不應該，而是絕對的不應該。《三國誌·吳主傳》記載：“建安）二十二年（217）春，（孫）權令都尉徐祥詣曹公請降，公報使修好，誓重結婚。”關羽的襄樊之戰是在建安二十四年秋，即公元219年秋。也就是說，兩年半之前，孫權就已經和曹操眉來眼去，“暗度陳倉”，訂立了友好條約。

　　更早的公元215年，孫、劉平分荊州江南四郡的時候，孫權派諸葛瑾與劉備談判，和平解決荊州領土問題。此時的孫權，有無撕毀與劉備的和平約定（有無條約不得而知，故隻好說約定），不得而知，至少是腳踏兩隻船。作為一個政權的首腦，對這樣的政治形勢判斷不明，有什麽好說呢？

　　劉備君臣對孫權完全喪失警惕，不作任何防備，實在是難以理解。此時的孫權，即使不是自己的敵人，至少也不是自己的朋友。對不是朋友的人，又在戰爭年代，多少總要有所防備吧？可能，劉備真的是老了，老得腦子一桶糨糊，連一丁點政治敏銳性都沒有；要麽，剛剛當上漢中王，叫花子撿了元寶，高興得昏了頭；要麽，劉備從來就不搞什麽情報工作，連曹、孫結盟的爆炸性舊聞也一無所知。

　　這實在是個低級錯誤。當然，行家裏手犯的一般都是低級錯誤，要犯高級錯誤也難。

　　話又說回來，也有可能，劉備對上述問題已有考慮和部署，隻是關羽的盲目樂觀、一意孤行，造成此戰的最後結局。如果關羽對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有一個基本的了解，如果關羽對敵我力量對比有一個基本的估計，如果關羽不是那麽剛愎自用、目空一切，最後的結局也不至於如此的不堪。

　　單有劉備的錯或關羽的錯，事情都不至於糟到這個程度。劉備的錯，是前半；關羽的錯，是後半；兩兄弟的錯，加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鑄成一個完整的錯。

　　什麽叫難兄難弟？這可能是最好的又是最壞的注釋。

　　公元201年，劉備最困難的時候，降曹後的關羽回到了身邊，為劉備以後的得荊州和益州，為劉備的建立政權奠定了基礎。公元219年，劉大哥最得意的時候，關二弟永遠離他而去，還弄丟了“荊州”。

　　可以說，決定劉備此生失敗的，是關羽的襄樊之戰，盡管，襄樊之敗，不是關羽一個人的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嗚呼！

　　關於劉備的責任問題，呂思勉先生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我摘錄他的《三國史話》中的一段：“這件事情，如其就事論事，關羽的剛愎而貪功，似應負其全責。如其通觀前後，則劉備的急於並吞劉璋，實在是失敗的原因。倘使劉備老實一些，竟替劉璋出一把力，北攻張魯，這是易如反掌可以攻下的。張魯既下，而馬超、韓遂等還未全敗，彼此聯合，以擾關中，曹操倒難以對付了。劉備心計太工，不肯北攻張魯，而要反噬劉璋，以致替曹操騰出了平定關中和涼州的時間，而且仍給予削平張魯的機會。後來雖因曹操方麵實力不充足，仍能進取漢中，然本可聯合涼州諸將共擾關中的，卻變作獨當大敵。於是不得不令關羽出兵以為牽製，而荊州喪失的禍根，就潛伏於此了。”

　　呂先生的意思是，關羽出兵襄、樊，僅僅是為減輕漢中壓力，而在荊州牽製曹操的兵力。在我看來，關羽攻襄、樊，的確有牽製曹操兵力減輕漢中壓力的戰役意圖。但關羽出兵的目的，又不僅僅於此。

　　呂先生的另一層意思是，如果當初劉備入川後，老老實實地替劉璋北攻張魯，就不至於有今日的荊州之失。公元211年，劉備入川後，如果攻漢中，的確易如反掌，因為張魯根本就沒有正規的軍隊。

　　但我們要替劉備想想，劉備進了漢中，關羽、張飛、諸葛亮在荊州，中間隔著巴蜀，這個弱小的、剛剛有了立足之地的集團，兵分兩處，恐怕很快就會被別人包了餃子。奸詐的、反複無常的劉梟雄，不可能像曆史係教授那麽忠厚。如果劉備是忠厚老實之人，他就會安安穩穩地在曹操手下做他的左將軍，也就沒有三國鼎立，也沒有說不清、道不明的這次襄樊之戰。

　　按照呂先生的觀點，劉備君臣應該感到悔不當初才對。

　　襄樊之戰為何而戰

　　對一個外科醫生來說，什麽疾病需要手術治療，是有講究、有規定的，這叫作手術指征。

　　所謂手術指征，是指某種疾病進行手術治療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與手術指征相對應的概念，叫手術禁忌症。所謂手術禁忌症，就是手術的反指征，即哪些情況下不能手術、不應手術。

　　世間做事，方法各異，道理相同，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我老是想，打仗這玩意，道理應該跟我做顱腦手術差不多，都是玩命的幹活。隻不過，做手術玩的是別人的命，打仗玩的是自己的命。別人的命和自己的命，一樣重要。這就是“方法各異，道理相同”了。

　　這樣，我們就可以借用手術指征和手術禁忌症的概念，來說明襄樊之戰該不該打。

　　首先，襄樊之戰有戰役指征嗎？也就是說，襄樊之戰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嗎？我們來逐條分析。

　　第一，劉備剛占領漢中，立足未穩，民心未附，曹操親自到了長安，隨時有反攻的可能。必須開辟另一個戰場，以轉移曹操的注意力，分散曹操的兵力，阻止曹操在漢中的潛在反攻。毫無疑問，襄陽、樊城，最適合作為第二戰場，無論是從牽製曹操兵力而言，還是就地緣戰略、地緣政治而言。

　　第二，關羽一直局促在荊州的江陵（南郡的一小部分）和江南三郡，南郡的大部分，尤其是襄、樊兩座軍事重鎮一直被曹操占領。不占領襄、樊，《隆中對》兩路北伐的戰略規劃不可能實現。如果占領了南郡全部，則漢中、南中、巴蜀、荊州連成一片，三國這個“品”字，就向右下角傾斜，讓右下角的“口”（東吳）去承受整個品字的壓力。與其說，讓關羽發動襄樊之戰達到牽製曹操荊州兵力、減輕漢中壓力的目的，不如說，劉備自己牽製曹操關中兵力，以達到讓關羽占領襄、樊的目的。

　　第三，本年度，劉備已五十九歲，此生要完全實現《隆中對》的目標，是不可能了。垂垂老矣，來日無多，必須利用一切機會，抓緊點滴時間，至少在有生之年，完成《隆中對》的第一階段任務，即完全據有益州和荊州，為北伐奠定基礎。

　　除了形勢以外，劉備的年齡因素對襄樊之戰的發動是至關重要的。人到了老年，要麽意誌消沉下去，關起門來過安生的日子，像一個成語說的：含飴弄孫；要麽，抓緊時間，拚上老命，去實現自己的理想，像曹操說的：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劉備屬於後者。劉備一直拚殺到四十八歲，才有自己的立錐之地。這種人，意誌的堅忍，追求的執著，非同於一般人。在三國名人中，劉備是真正的大器晚成者。這種人，是生命不息，戰鬥不止的。

　　第四，劉備占領漢中，蜀軍士氣大振。關羽已在荊州養兵講武多年，巴蜀形勢穩定，上庸一帶又有劉封、孟達配合、策應。這樣說來，這仗還是有得一打。

　　襄樊之戰，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套用外科醫生的行話，有戰役指征。

　　有沒有戰役禁忌症呢？有，但不是絕對禁忌症，而是相對禁忌症。

　　外科手術的絕對禁忌症，是指存在絕對不能手術的情形。例如，一般患者得了肝癌，應該手術治療，如果某位患者的肝癌是彌漫型的（除非切除整個肝髒，才能切除腫瘤本身），這就是腫瘤切除術的絕對禁忌症（但可作為肝移植的手術指征）。如患者診斷為肝癌，癌瘤包膜完整，適合手術切除，但患者年齡較大，這是相對禁忌症，通過支持治療等措施，還是可以手術的。

　　如果把襄樊之戰比成肝癌手術，這次手術是應該做、可以做的，但風險比較大，應格外小心，作好各種應急準備。

　　具體而言，在戰役目標上，能占領襄、樊兩座軍事重鎮最好，如果不能迅速達成戰役目標，應退保江陵和公安。同時，對於騎牆搖擺的孫權，保持高度警惕，留有足夠的防備力量。寧可不占有襄、樊，也不能失去江陵和公安，此次戰役目標的底線，即在於此。

　　總而言之，根據當時的形勢，此戰必打，而且可打，但要冒相當的風險。不幸的是，由於戰役發動者、戰役指揮者的水平、能力、個性、情緒等問題，導致這次戰役徹底失敗，還賠光老本——丟失了江陵和公安。

　　結果的失敗，不能反證動機的不應該。目的沒有達到，不能說出發點錯誤。

　　現在，回到本集的主題。

　　真正的北伐

　　本集的上述內容，已基本上回答了這個問題。現在從正反兩個方麵，對這一問題作一總結。

　　襄樊之戰的戰役目標是占有襄陽、樊城，其戰略意義，是為《隆中對》第二階段任務——北伐中原、統一全國，奠定基礎。在《隆中對》中，劉備的戰略規劃，是占有、治理好荊州和益州全境，等待時機，兩路北伐中原。

　　從赤壁之戰至今，整整十一年，南郡的大部分，仍然在曹操手中。如今，在占領漢中的大好形勢下，第一階段的目標，已然觸手可及。隻有趁熱打鐵，拿下襄、樊，才算基本達到第一階段的目標。從戰略意義的高度看，關羽的此次向北進軍，是真正意義上的北伐。

　　劉備發動襄樊之戰，除了為《隆中對》的戰略規劃奠定基礎外，也是拚了老命，要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北定中原，複興漢室。從掌權者的個人動機來看，也是真正意義上的北伐。

　　兩年後，劉備在成都稱帝，建立了自己的帝國。由於襄樊之戰的失敗以及“荊州”的喪失，劉備的帝國局促在益州一隅，伸展不開手腳，就像螺螄殼裏做的一個道場。

　　道場裏鑼鼓喧天，熱鬧非凡，其樂融融，但是，自始至終，就是螺螄殼裏方寸之地的熱鬧。什麽布雨露於黎庶，揚國威於四海，都是螺螄殼裏的夢。

　　蜀漢帝國從誕生之日起，注定重複無數個蜀地割據政權的老路——坐等滅亡。劉備去世之後，諸葛亮發動一次次飛蛾撲火式的“北伐”，其中緣由之一，可能是對這種宿命的心理反應和臨床表現。由於襄樊之戰的失敗，諸葛亮的所謂北伐，其實都是徒然的掙紮，都是形式上的，或形而上的。

　　隻有關羽的襄樊之戰，才能算真正的北伐。可惜……

　　“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

　　杜甫為諸葛亮寫的這兩句詩，獻給關羽，可能會恰當一些。

　　§§第4章 諸葛亮的悲與苦——自殺的第三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