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羅易赴華使命的失敗
M。N。羅易的名字已為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所熟悉。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羅易為爭取印度獨立開展反英鬥爭，會奔走於中國、日本、印尼等國家。他曾在日本會見了中國民族主義領導人孫中山先生。他對孫中山先生極為敬慕。孫中山先生建議羅易與駐中國的德國大使取得聯係，以便從雲南、四川越過邊境運送軍火到印度，為武裝推翻英國殖民政府而做準備。羅易自信此舉可以使中國和印度人民在爭取自由的共同鬥爭中結成實際的聯盟。1915年羅易克服重重困難，奔赴中國山海關和北京，並與德國駐華領事、大使等磋商。由於德國人的失信，羅易的計劃未能如願以償，但是，他卻播下了印中兩國人民為反對殖民主義而共同奮戰的種籽。
1920年，共產國際二大通過了列寧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和羅易的《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的補充提綱》，兩個文件成為指導中國和其他東方國家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綱領。共產國際二大後，羅易主持共產國際中亞局工作，1922—1926年又先後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和主席團成員，參予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工作。
1927年2月至8月，正値中國大革命高潮之際，羅易二次來華。與第一次來華不同，羅易是以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身份直接指導中國革命。羅易在華期間，發表了有關中國革命的大量文章、講話和文件。它們大都收集在美國專家羅伯特·諾思和津尼亞·尤丁編著的《羅易赴華使命》一書之中（該書於1963年由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中譯本於1981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羅易在指導中國革命過程中盡管有不少過失，但他也卻為中國革命作了不少有益的積極的工作，是値得我們永遠記憶和懷念的。
羅易關於中國的主要著作有1929年撰寫的《中國的革命與反革命》（德文版，1930年出版；英文本，1946年出版，加爾各答複興出版社）。該書敘述了中國社會的曆史和中國革命運動的曆史。他的另一部著作是《我在中國的經曆》（最初以《中國的反叛》為名發表，1938年第一次出版，1945年第二次出版，加爾各答複興出版社），記述了他第二次中國之行及指導中國革命過程中的所見所聞。羅易在晚年所撰寫的《我所遇到的人》（1968年版）中介紹了孫中山及其夫人、毛澤東、周恩來，還有蔣介石和閻錫山等中國重要曆史人物。羅易的這些著作為中國革命的曆史提供了極其豐富的史料，具有重要的價値，是中國和印度人民的共同精神財富，也是印中兩國人民為共同的解放事業而結下的深厚友誼的又一象征和證明。
本文中心議題是評述羅易第二次赴華的主要經曆及對中國第一次大革命的影響和作用。對於後者，中國及其他國家的學術界是有不同看法的。
（一）羅易赴華使命
這要從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1962年11月22日至12月6日）說起。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中國革命問題。會議專門通過了關於中國問題的提綱，即《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中國問題決議案》。這份提綱是在彼得羅夫提綱、米夫提綱、拉費斯意見書和譚平山的報吿的基礎上起草的。據羅易說，“斯大林要求巴布諾夫、布哈林和我，又起草了另一份提綱，”但實際上這份提綱的起草者是羅易。
這一提綱的中心點是將中國革命發展成為土地革命。當時出席會議的中共代表（譚平山）連同其他大多數代表，都認為應當幫助民族資產階級領導革命；為了民族團結不應強調階級鬥爭，而應當同國民黨繼續保持良好關係。但羅易不同意這種意見。羅易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隻有我一個人主張一種不同的觀點：
中國革命已經到了緊要關頭，必須打開一條新的出路，不應該把同國民黨結成的同盟看做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采納了我的觀點。斯大林本人開始時曾反對這個觀點，但是他被說服了。執行委員會所通過的提綱是我草擬的。在這以後，我立刻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新代表團的團長，動身前往中國。”
斯大林是否被羅易說服，有待進一步證實。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羅易起草的提綱以及他本人在11月30日會上的講話，同斯大林同一天的演說，即《論中國革命的前途》的思想，是大體上一致的。羅易在講話中正確地說明了“中國現階段革命鬥爭必須主要是土地革命”，因為，“在中國大部分是農民，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反帝革命鬥爭必須依靠他們。”“為了動員農民並把他們吸引到統一戰線裏來，共產黨和國民黨有必要製定土地綱領。”
羅易起草的提綱中還指出：“以為加緊鄉村間的階級鬥爭，可以削弱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的顧慮，是不對的”，“如果不能使民族解放運動和鄉村革命合而為一，則廣東國民政府將來不能保持政權，革命將來不能進展至完全戰勝外國帝國主義與國內反動派。”
關於資產階級，羅易在會上明確地指出這時帝國主義的對華政策，是盡可能同中國資產階級的某一部分暫時妥協。如果由民族資產階級來決定革命的進展和策略，那麽，革命就會由於帝國主義的這個新政策而遭到破壞和削弱。因此，事情很明顯，當我們談起反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時，我們不得不把大資產階級拋開……。資產階級的一部分離開革命已經愈來愈遠；而且，隨著革命力量（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愈來愈強，資產階級上層離開革命也必然會愈來愈遠，結果會同帝國主義者結成統一戰線，反對革命的中國。”羅易的這些思想在當時是很可貴的。
但是，羅易的講話和提綱也仍然存在一些問題：（1）羅易認為解決中國土地綱領的中心問題是土地國有化，而在現時，應在國民黨政策管理下，實行減租、減稅等措施。至於如放手發動廣大農民群眾、武裝農民、開展強大的農民運動，他則沒有觸及。（2）羅易雖然在理論上承認，資產階級上層會同帝國主義結成統一戰線反對中國，承認不應把同國民黨的結盟看作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但在實際論述國民黨時，卻又對其中的大資產階級叛變革命這一點估計不足，過份強調共產黨留在國民黨的必要性。提綱中說，“中國革命的整個發展過程，它的性質及其前途，均需要共產黨留在國民黨，並加緊在其中的工作。”羅易對蔣介石一夥勾結帝國主義叛賣革命的一係列行為，也沒有觸及。
（3）羅易雖然也強調中國無產階級在民族革命中的領導地位，但它隻是一句空洞的口號，並沒有物質基礎。羅易的講話和提綱均沒有強調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工農武裝，這一點遠不如斯大林的演說。斯大林在演說中，專門有一節論述“中國的革命軍隊”，並提出“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的著名論斷。盡管斯大林在這裏講的武裝，是武裝國民黨革命軍，而非指建立一支獨立的武裝。然而，羅易連這點也沒有給予應有的注意。
羅易正是帶著上述不徹底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思想，開始他的中國之行的，這使他一踏上中國的領土就陷入了無能為力的境地。他的赴華使命一開始就預示了他失敗的必然結局。
（二）羅易受到熱烈歡迎
由羅易率領的國際工人代表團從俄國出發，於1927年2月柢達廣東。這個代表團還有英國的湯姆·曼、法國的傑奎·多裏奧特、美國的厄爾·布勞德。該代表團是去廣州參加1927年5月1日在這裏召開的泛太平洋勞動者大會。大會將有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菲律賓、日本、蘇聯、美國以及太平洋沿岸國家的代表參加。中華全國總工會是這次大會的東道主。大會實際是在漢口舉行。羅易熱切期望印度代表能參加這次大會。在他的提議下，有4名印度工人領袖申請來華護照，但未能獲準。
國際代表團訪華被中國看作是一件重大事件。《廣東日報》描繪這個事件是東、西方革命工人階級富有戰鬥精神聯盟的象征。當地報紙報道說，廣州舉行了盛大的歡迎會，歡迎代表團的到來。代表團作了許多熱情洋溢的講演。他們會見了香港罷工糾察隊員和廣州工人自衛隊員。3月22日，還舉行了盛大宴會，在會議結束，還唱了《中國國民黨之歌》。
羅易在廣州停留了三個多星期，準備乘飛機去中國國民政府所在地一漢口，由於飛機引擎出了故障，改由陸路旅行前往。他們乘著轎夫抬著的轎子旅行了五個星期。1927年4月1日，羅易到達長沙。在這裏，他和代表團成員受到湖南政府和農民、商人、學生以及工會代表的熱烈歡迎。到達漢口時，共產國際高級顧問鮑羅廷熱情地接待了羅易。
羅易在廣州期間，先後發表三篇文章。第一篇為《中國革命的意義》，第二篇為《一個警吿》（代表中典和一些社會團體），第三篇為《注視領導人》（為中共廣東省委所寫，未公開發表）。三篇文章繼續堅持中國“資產階級不可能領導革命鬥爭”的觀點，而且指責蔣介石“允許帝國主義在上海對無產階級的大屠殺”，把國民黨的“英勇的盟友出賣給反革命的恐怖者”。他還尖銳地指出：“形勢的嚴重性證明，一種同國內軍閥主義和外國帝國主義勾結出賣革命的明顯傾向在民族運動中存在著。國民黨內有著組織的很好的小集團代表著這種傾向”。因此，對這種傾向提出“警吿”。羅易認為這一警吿是對國民黨內危機做出的最初的估量，是對國民黨封建——資產階級右翼的第一次攻擊”。這表明，羅易已對蔣介石右派集團有了認識。4月13日，羅易代表共產國際給蔣介石打了一封電報，解釋共產國際不能與蔣會談（因蔣過去曾表示要與共產國際代表團舉行會談，討論他與共產黨的分歧問題）的理由，並勸阻蔣不要在南京召集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議。電報最後說：“在國際帝國主義集團向中國革命發動野蠻進攻的時刻，各種革命力量的統一是非常之必要的”，“如果你接受這一建議，我們將高興地訪問南京，以便同你討論一切迫切問題”，“第三國際將竭盡全力幫助一切革命力量建立統一的民族陣線。”羅易的最後努力落空，蔣拒絕回電，得到的唯一答複是蔣介石變本加勵地屠殺共產黨和革命群眾。4月20日，羅易代表中共起草了聲討蔣介石背叛革命的檄文，即《中國共產黨為蔣介石屠殺革命民眾宣言》。這篇宣言讚成罷免蔣介石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開除黨籍和拿辦的決定。宣言稱蔣介石是“封建資產階級的反動的代表，帝國主義的工具”，應該“打倒”。
（三）羅易對五大的作用
如果說羅易在初到中國的幾個月裏，沒有起到什麽明顯作用，那麽到中共五大時則有些不同了。代表共產國際在大會上致詞的是羅易，作關於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對中國問題的提綱報吿的也是羅易。更為主要的，五大通過的幾份主要文件是按羅易的思想製定的。這似乎是人們所公認的。《羅易政治傳記》作者說：中共五大通過的三個文件：五大宣言、政治形勢和黨的任務決議案、土地問題決議案，是“根據羅易路線製定的”，“羅易使大會接受了他的觀點，而沒有接受鮑羅廷和陳獨秀的觀點”。
五大與羅易思想的關係，可以從羅易在五大上的兩次講話（4月30日和5月3日）和會後撰寫的盛讚五大的文章《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之意義》中明顯看出。它的基本思想是：
（1）羅易反複強調了無產階級獨立自主的政策。他在4月30日講話中指出，中共過去的錯誤在於，統一戰線時期沒有做到把工人階級做為一種獨立勢力來發展，忽視團結第一次北伐時期發展起來的革命力量，對蔣介石和軍閥存有幻想。他批評當時中共的政策是依附於國民黨的政策，不是一種“獨立的政策”，“在革命的發展問題上，我們沒有按自己的方式行事”。羅易隻批評中共，不檢查自己和共產國際的政策，這是很壞的作風，但他看出並強調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的必要性則是可貴的。羅易的這一思想在五大通過的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案中有明顯的反映。決議案說，過去我黨“隻注意於反帝國主義及反軍伐的鬥爭，而忽略了與資產階級爭取革命領導權的鬥爭。”今後“本黨的任務是繼續的去爭取領導權，建立一個左派的革命聯盟，包含工農小資產階級，以反對封建分子及資產階級的領導…”。這些思想和提法當然包含過左的偏向（不區別兩類不同的資產階級），但強調領導權應該是對的，這正好反映了羅易思想積極的一麵。
（2）羅易強調土地革命和武裝農民，建立鄉村農民革命政權。羅易在4月30日講話中，提出了五條行動綱領：“一、最根本的是土地革命。二、武裝農民以保衛革命成果。三、建立農民自己的政府，破壞農村的封建地主政權。四、建立國家機構，通過它實現民主專政。五、在堅實的社會基礎之上，組織革命軍隊，而非通過軍伐轉變革命者的辦法建立革命軍隊”。這些思想比起他赴華前的思想有很大進步。羅易的這方麵思想在五大文件中也得到了一定的反映。決議案中指出：“這個時期鬥爭的主要任務，是除去反動根基，以鞏固革命。要做這件事，必須執行激進的土地改良政綱和創造鄉村的革命民主政權。”決議案否定了鮑羅廷等人主張的第二次北伐的觀點，而支持羅易深入土地命革的主張。五大決議說：“中國共產黨必定反對以擴大革命地域為借口，而實際上拋棄或削弱現時革命根據地的傾向”，“應當執行深入革命的職任，以鞏固革命根據地”。
但五大在如何實現資產階級領導權，特別在實現對農民武裝的領導權問題上，在如何具體貫徹土地綱領問題上，是存在缺點的。蔡和森在《黨的機會主義史》中記載，五大農民問題委員會討論土地問題時，在有人提出“政治沒收”（隻沒收反革命的財產）的辦法時，“羅易在坐未反對，同時還發言表示不讚成俄顧問同誌所擬之沒收一切土地的主張，隻讚成沒收廟宇祠產及大地主的土地。顯見此時，他對土地問題沒有確定的具體的態度。”在這點上，羅易與鮑羅廷又有某些共同之點。毛澤東誌同曾尖銳地指出五大“沒有能通過一個適當的土地政綱”。他雖然表麵批評的是陳獨秀，但實際上也批評羅易和鮑羅廷。關於武裝工農實現對武裝鬥爭的領導權這一關鍵問題，羅易雖然在五大會上提出了一些寶貴意見，但沒有為五大所重視，這也正是五大的致命問題。
此外，羅易在五大期間，對於資產階級和國民黨問題上，似乎有右傾麻庳思想。在他看來，似乎蔣介石政變後，資產階級就不會再發生分化，國共合作就會一勞永逸。他說：“蔣介石等大資產階級脫離革命後，國民黨內部的衝突因而減少，國共兩黨的關係比以前更加密切，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政治同盟遂因之實現，民族資產階級之一部也隨著這個同盟向前進行”。他在五大的第二次講話中還說：“國民黨現在是革命組織，將來仍然是革命組織，因為它正在從事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因此，資產階級將同國民黨合作，直到最後勝利”。要與國民黨保持統戰關係，無可非議，問題在於把國民黨固定化，看不到資產階級進一步叛賣革命的危險性，而且沒有切實可行的爭取領導權的辦法。
五大可以說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貫徹了羅易的思想，旣有積極一麵，也有消極一麵。五大之後，積極一麵沒有能夠鞏固，消極方麵則得到進一步發展，五大是羅易赴華發揮最大作用的頂點，從此以後便是羅易不斷被他的政治對手鮑羅廷排斥、打擊。
（四）羅易與鮑羅廷之爭
羅、鮑之爭在國民黨分裂之後、五大之前就已激烈展開。在五大前和五大期間主要集中在是進行北伐還是深入土地革命問題，五大後則是集中在如何對待左翼國民黨和農民運動問題。
五大前，鮑羅廷主張繼續北伐，與馮玉祥的國民黨會師河南，然後取京津，在北打通西北，外蒙連接蘇聯的通道，在東合圍南京。至於土地革命問題，可延至占領北京之後再實行。這一“西北學說”得到汪精衛、唐生智的支持，在國際上也得到斯大林的支持。
羅易反對鮑羅廷的這種“西北學說”。他主張革命先應深入，再求擴大。據說，羅易在4月13～15日對中共領導人的談話中闡明了他的這種看法。他說，從總的原則上並不反對二次北伐，但他反對立即實行北伐，因為，這“將為蔣介石和北伐軍閥勢力提供一種來自南京方麵進攻的機會，在這種情況下進行北伐等於是一種軍事冒險。”他認為“中國革命在現在最根本的任務是鞏固革命的社會基礎和領土”。他提出的辦法是：一、根除農村的反動勢力（地主、土豪劣紳）。二、將實際政權擴大到廣東、廣西等南方一些省份。三、發展革命軍隊。
如前所述，中共五大根據羅易的意見在政治形勢的決議案中作了明確的決定。但是，據羅易說，此決議案通過兩天後，中共中央委員會就收回了這一決議，支持國民黨立即派遣軍隊北伐的決定”。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會議也推翻了中共五大決議，支持武漢政府的二次北伐”。羅易回憶道：“我把這個爭論不決的問題反映到莫斯科，可是得到的答複眞是令啼笑皆非。領導讚成兩件事同時進行，一麵采取軍事行動，一麵在武漢政府統治區內發展革命”。
五大後，羅鮑之爭的重心隨著革命形勢的變化而轉移。五大閉幕後兩個星期，5月10日夏鬥寅在湖北叛變，5月21日許克祥在湖南叛變，與此同時，兩湖農民運動迅猛異常，如何對待反革命政變，如何處理與武漢國民政府的關係，又如何對待農民運動，在這一連串的要害問題上，羅易和鮑羅廷的分歧逐漸擴大。
在5月1日夏鬥寅叛變時，羅、鮑在這幾個問題上的觀點是相近的。羅易在當時為中共起草了兩份文件，一份是向叛軍的呼籲書，一份是關於夏鬥寅叛變的宣言。宣言說：“在鄉村，共產黨是反對沒收小地主及革命軍官的土地的”，宣言高呼“國民革命的領導者——國民黨萬歲！”“國民政府萬歲！”。宣言承認農民運動過火，但這不是共產黨做出來的，乃是農民自己做出來的。羅易認為他起草這一宣言的目的是“為了贏得小資產階級的信心與激起它反對反革命軍官”。但正如蔡和森所指出的，羅易卻因此“喪失了頭腦和原則。”他“當此緊張之時，不僅未把政治局的中心問題置在鎮壓反革命上，反而把它建立在所謂與左派的關係上，這是與老鮑（即鮑羅廷）全然相同的”。
但在5月21日許克祥叛變之後，羅易立場則發生了較大變化。他反對鮑羅廷和中共派代表團（由鮑羅廷、譚平山等6人組成）赴湘查辦所謂農民過火行為和許克祥叛變的機會主義作法。羅易後來回憶說我曾竭力反對共產黨人去執行製止農民行動的任務。”我認為這種製止農民行動的政策是“自殺的政策”，“它已使反動勢力轉向進攻”，但他的反對意見卻“遭到漠視”。在對待武漢國民黨政府問題上，羅易極力反對鮑羅廷的溫和立場，他主張實行一種新的激進政策。他在5月24日中共政治局會議上發表講話，與鮑針鋒相對。羅易說在繼續同國民黨合作的同時，必須準備新的鬥爭形式和新的組織”。羅易還強調“同國民黨繼續合作是為了作必要的準備提供機會。如果同國民黨的合作是為了其他目的，並對國民黨領導人的社會特征和政治目的抱幻想，那我們就將會走向滅亡，革命就將處在危難之中”。另據蔡和森的回憶說，羅易當時的觀點是：“（一）現在國民黨中央及其政府已經不是左派而是土劣地主軍閥的代表，我們應號召左派群眾起來推翻他們；（二）推翻國民黨現在的中央，並不是根本決裂與政變；（三）我們現在應一直到工農民主獨裁製（未多說理由）；
（四）C。P（共產黨）中央應發宣言，反對國民黨中央及其政府近日所公布之一切反動的法令，在這些法令中不僅反工農運動，並且保護封建製度。”蔡的這一說法是否眞實還有待進一步核實。但羅易此時不同於鮑羅廷的看法，而且有較大進步則是事實。
鮑、羅之爭多數情況下是羅敗鮑勝。羅易回憶他自己的處境時說：“加倫（國民政府軍事顧問）完全同意我的意見，許多俄國同誌也支持我的觀點。但是，全部權力集中在鮑羅廷之手。莫斯科雖然過去在政治上支持，反對他的機會主義，然而在其他方麵，他卻一直處於控製地位，作為共產黨的獨裁者而發揮作用。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作為他的信徒，追隨著他，思想上與他站在一起，一再漠視共產國際，無視負責的代表”。羅易企圖把自己說成是共產國際正確路線代表而受機會主義的代表鮑羅廷的打擊和排斥，似乎言過其實，但在羅、鮑鬥爭中，他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確實提出過不少正確的或基本上是正確的看法，這是羅易的難得可貴之處。然而，他的最大毛病在於言多行少或言過行無，正如毛澤東同誌所說，羅易“隻是站在陳獨秀和鮑羅廷左邊一點，可是他隻是站著而已”；或如蔡和森所說，“老鮑是有辦法無原則，羅易是有原則無辦法”。
（五）所謂羅易“泄秘事件”
共產國際在中共五大稍後不久召開執委會第八次會議（1927年5月10日—26日）。會議專門通過了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根據這一次議案，共產國際又給中共發來兩個指示文件。人們後來通稱共產國際的“四點指示”，是指第二個文件。四點指示的要點是：一、沒有土地革命，勝利是不可能的，……不應該脫離農民運動，而應該用一切可能的辦法去促進它。二、必須從下麵吸收更多的新的工農領袖到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裏去，他們“大膽的呼聲會使老頭們堅定起來，或者使他們變成廢物”。三、動員兩萬左右的共產黨員，加上湖南、湖北約五萬的革命工農，編成幾個新軍，用軍官學校的學生來充當指揮人員，組織一支可靠的軍隊。四、組織已有聲望的，不是共產黨員的國民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罰和蔣介石保持聯係或唆使士兵殘害人民、殘害工農的軍官。
羅易在6月1日收到共產國際指示的電文。電文是直接打給羅易和鮑羅廷的。據記載，6月5日，羅易約汪精衛至其寓所，問汪：你見到斯大林致鮑羅廷和本人的電報嗎？汪說沒有。羅易說，鮑反對給你看，我則以為你不會反對該電報內容，還是給你看吧。汪看過電文後，對羅易說，這個文件違反當年“孫（文）越（飛）宣言”精神。汪離開羅易的寓所時，又問羅易，“這個電報譯文可否給我一個沙本”，羅易稍加猶豫地說：“好的，我明日送一份抄本給你……”第二天，汪果然收到一份，他立即傳示左右，迅速傳播到國民黨領袖之中，成為公開的秘密。這就是轟動一時的“羅易泄秘事件”。
羅易的這一做法顯然是輕率的、不明智的。它為汪精衛的最後叛變提供了一個重要借口。汪精衛在1927年7月15日武漢國民黨中央討論國共分家的會議上說，“上月（6月5日）……羅易同誌約本席去談話，拿出第三國際首領斯大林拍給他同鮑羅廷同誌的電報交本席……我們可以看出這個電報有五層意思，都很利害的。……綜合這五條而論，隨便實行那一條，國民黨就完了，”因此他決定立即分共：“對於本黨內的CP同誌，應有處置的方法，一黨之內不能主義與主義衝突，更不能有兩個最高機關。”羅易采取此舉的原因有待進一步硏究。可以初步斷定，羅易的動機在於爭取汪精衛。羅易自己是這樣解釋的：“汪精衛相信共產黨已經出賣了他，因此遂與右派進行協商（合作），而右派是樂於因共產黨流血而討好蔣介石的……，我認為在這關鍵上，一定要再作一次最後努力以期贏回汪精衛的信任。我把莫斯科的來電轉達給他（汪精衛）……那隻是他在莫斯科時，當局對他個人保證的一個重複聲明……”。這裏所說的當局對他個人的保證，按羅易的說法是指汪精衛“在返國歸程中曾路過莫斯科，並得到蘇維埃政府以及第三國際的保證，對他個人將予以全力支持……他曾特地致電莫斯科要求再次保證。另一方麵，我對他提供了一個具體行動計劃——必須推行在武漢政府中建立他個人有效的領導。他讚成這個計劃（包括土地收歸國有政策、武裝農民、解除地主民團的武裝等等）”。這種解釋是有一定道理的。據蔡和森說，羅易當時是“想極力拉住汪精衛為左派中心”，“擴大左派的武力”。
“泄秘事件”發生後，羅易對汪精衛和武漢國民黨的態度又有新的改變，而這恰好與鮑羅廷、陳獨秀的一貫右傾形成鮮明對照。據記載，6月9日，羅易為中共政治局起草了一份宣言，宣言說：“在政治上和社會上，武漢所謂的右翼集團與南京幾乎很少有區別。迄今為止，他們二人均代表封建資產階級利益。武漢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正在按反革命的指示行動”。對於國民黨要求糾正農民過火行動，宣言則表示堅決反對。他說“不，同誌們，共產黨不能做到這一點，共產黨必須給奪取土地、沒收地主豪紳土地的農民以完全支持，黨必須領導農民，建立恐怖政權，以便根除農村的反動勢力”。同時，羅易還提出兩項建議：（1）武漢全體工人總罷工反對國民政府縱容許克祥的建議；（2）提出要求免去朱培德職務、討伐朱培德等口號。羅易的這些主張又很快被鮑羅廷等否定，他們大罵羅易“左派幼稚病”“發狂”，羅易在多數的反對下，也隻好放棄原來的總罷工等主張。6月15日，羅易又為政治局擬出一項“民族革命綱領”，提出土地革命、武裝工農、懲罰反革命及討伐廣東等主張，同樣也遭到鮑羅廷反對而流產。
“羅易泄秘”事件之後，中央政治局一致反對羅易，鮑羅廷更乘此機會致電共產國際，要求調羅易回去，羅易也因此事件在中央的地位越趨下降，鮑羅廷的機會主義路線在中央政治局得到了暢通無阻的貫徹。據羅易本人講，他在7月3日還參加過中央一次緊急會議，並發表過反對鮑羅廷的意見，但已不起任何作用。羅易於7月底8月初黯然被調返蘇聯。羅易赴華使命就此結束。
有人把中國第一次大革命的失敗或汪精衛之最後叛變歸咎於羅易的“泄秘事件”，這是欠公平的。汪精衛叛變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從共產黨方麵來說，主要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所造成，“羅易泄秘事件”歸結到底也是這條路線的產物，因而羅易對中國大革命的失敗不能不負有一定責任。但倘若不加分析地簡單地把中國大革命的失敗或汪的叛變都推給羅易，那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除上述羅易在“六一事件”前後的表現外，還可以舉出幾件曆史事實：（1）羅易給汪看電報，為汪屠殺革命提供了借口，從這種惡果上看，羅易的作法是愚蠢的。但從姐織上看，也並非就是叛賣行為。過去共產國際的通知文件也是給汪看的，從不對汪保秘。當時國共合作，汪精衛承認共產國際的指導，他不僅派代表參加共產國際的重要會議，而且還親自出席中共五大並致賀詞。這些客觀情況不能不加以考慮。（2）羅易給汪看電報時，汪本人背叛革命的麵目幾乎沒有什麽暴露，當時共產國際駐中國的代表和中共重要領導人幾乎沒有人對汪有警惕，而且均把希望寄托在汪這一“大左派”人物身上。是羅易比較早地提出對武漢國民黨進行新的鬥爭方式甚至推翻武漢國民黨中央和政府的主張。但羅易沒能將其正確主張堅持到底，最後仍然未能逃脫右傾機會主義的羅網。（3）“泄秘事件”發生後一個半月之後才發生汪的叛變，而不是“泄秘事件”發生後立即就發生政變，在這一個半月之內發生了許多導致汪政變的事件和因素。汪雖然以四條指示作政變借口，但即使羅易不向汪“泄秘”，汪也要遲早知道這四條指示，同樣也要以此為借口的，因為共產國際的指示幾乎都是公開的。總之，不能把“泄秘事件”性質看待過重，實事求是的分析是很必要的。
羅易沒有完成他的赴華使命。但羅易的失敗不是他個人的失敗，確切些說是共產國際的失敗。“共產國際試圖在離開運動的中國數千萬公裏的地方，製定政策指示象中國這個人口眾多、情況複雜的國家的革命，這本身就是一種病態的冒險”。參與這一冒險的人都沒有意識到它的唐吉歌式的性質”。羅易在中國大革命中所遇到的重重矛盾恰恰是共產國際本身重重矛盾的一種反映。羅易所存在的致命弱點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共產國際所有領導人的致命弱點。他們的共同致命弱點就在於脫離中國和其它國家的實踐。象羅易這樣一位長期居住在國外（先在美國、墨西哥、後在蘇聯）的人，一下子跑到一個和印度相似的複雜的中國來指導複雜的革命，豈不“盲人騎瞎馬”、“閉門造車”？
羅易赴華使命是失敗了，而且犯了錯誤，但是，對羅易本人還應全麵分析，不應全麵否定。他旣有過，也有功。他的過雖然不小，但不能誇大；他的功小，但不能一筆抹煞。中國大革命的失敗責任，斯大林、鮑羅廷、陳獨秀、羅易都有份，但羅易比起鮑、陳來還是第二位的。1929年羅易被共產國際開除爾後又走上歧途，但這與他赴華使命的失敗沒有必然聯係，後者不是由前者所造成，用前者說明後者，從而否定羅易是不公正的。應還其曆史本來麵目。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羅易為爭取印度獨立開展反英鬥爭，會奔走於中國、日本、印尼等國家。他曾在日本會見了中國民族主義領導人孫中山先生。他對孫中山先生極為敬慕。孫中山先生建議羅易與駐中國的德國大使取得聯係，以便從雲南、四川越過邊境運送軍火到印度，為武裝推翻英國殖民政府而做準備。羅易自信此舉可以使中國和印度人民在爭取自由的共同鬥爭中結成實際的聯盟。1915年羅易克服重重困難，奔赴中國山海關和北京，並與德國駐華領事、大使等磋商。由於德國人的失信，羅易的計劃未能如願以償，但是，他卻播下了印中兩國人民為反對殖民主義而共同奮戰的種籽。
1920年，共產國際二大通過了列寧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和羅易的《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的補充提綱》，兩個文件成為指導中國和其他東方國家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綱領。共產國際二大後，羅易主持共產國際中亞局工作，1922—1926年又先後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和主席團成員，參予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工作。
1927年2月至8月，正値中國大革命高潮之際，羅易二次來華。與第一次來華不同，羅易是以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身份直接指導中國革命。羅易在華期間，發表了有關中國革命的大量文章、講話和文件。它們大都收集在美國專家羅伯特·諾思和津尼亞·尤丁編著的《羅易赴華使命》一書之中（該書於1963年由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中譯本於1981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羅易在指導中國革命過程中盡管有不少過失，但他也卻為中國革命作了不少有益的積極的工作，是値得我們永遠記憶和懷念的。
羅易關於中國的主要著作有1929年撰寫的《中國的革命與反革命》（德文版，1930年出版；英文本，1946年出版，加爾各答複興出版社）。該書敘述了中國社會的曆史和中國革命運動的曆史。他的另一部著作是《我在中國的經曆》（最初以《中國的反叛》為名發表，1938年第一次出版，1945年第二次出版，加爾各答複興出版社），記述了他第二次中國之行及指導中國革命過程中的所見所聞。羅易在晚年所撰寫的《我所遇到的人》（1968年版）中介紹了孫中山及其夫人、毛澤東、周恩來，還有蔣介石和閻錫山等中國重要曆史人物。羅易的這些著作為中國革命的曆史提供了極其豐富的史料，具有重要的價値，是中國和印度人民的共同精神財富，也是印中兩國人民為共同的解放事業而結下的深厚友誼的又一象征和證明。
本文中心議題是評述羅易第二次赴華的主要經曆及對中國第一次大革命的影響和作用。對於後者，中國及其他國家的學術界是有不同看法的。
（一）羅易赴華使命
這要從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1962年11月22日至12月6日）說起。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中國革命問題。會議專門通過了關於中國問題的提綱，即《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中國問題決議案》。這份提綱是在彼得羅夫提綱、米夫提綱、拉費斯意見書和譚平山的報吿的基礎上起草的。據羅易說，“斯大林要求巴布諾夫、布哈林和我，又起草了另一份提綱，”但實際上這份提綱的起草者是羅易。
這一提綱的中心點是將中國革命發展成為土地革命。當時出席會議的中共代表（譚平山）連同其他大多數代表，都認為應當幫助民族資產階級領導革命；為了民族團結不應強調階級鬥爭，而應當同國民黨繼續保持良好關係。但羅易不同意這種意見。羅易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隻有我一個人主張一種不同的觀點：
中國革命已經到了緊要關頭，必須打開一條新的出路，不應該把同國民黨結成的同盟看做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采納了我的觀點。斯大林本人開始時曾反對這個觀點，但是他被說服了。執行委員會所通過的提綱是我草擬的。在這以後，我立刻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新代表團的團長，動身前往中國。”
斯大林是否被羅易說服，有待進一步證實。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羅易起草的提綱以及他本人在11月30日會上的講話，同斯大林同一天的演說，即《論中國革命的前途》的思想，是大體上一致的。羅易在講話中正確地說明了“中國現階段革命鬥爭必須主要是土地革命”，因為，“在中國大部分是農民，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反帝革命鬥爭必須依靠他們。”“為了動員農民並把他們吸引到統一戰線裏來，共產黨和國民黨有必要製定土地綱領。”
羅易起草的提綱中還指出：“以為加緊鄉村間的階級鬥爭，可以削弱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的顧慮，是不對的”，“如果不能使民族解放運動和鄉村革命合而為一，則廣東國民政府將來不能保持政權，革命將來不能進展至完全戰勝外國帝國主義與國內反動派。”
關於資產階級，羅易在會上明確地指出這時帝國主義的對華政策，是盡可能同中國資產階級的某一部分暫時妥協。如果由民族資產階級來決定革命的進展和策略，那麽，革命就會由於帝國主義的這個新政策而遭到破壞和削弱。因此，事情很明顯，當我們談起反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時，我們不得不把大資產階級拋開……。資產階級的一部分離開革命已經愈來愈遠；而且，隨著革命力量（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愈來愈強，資產階級上層離開革命也必然會愈來愈遠，結果會同帝國主義者結成統一戰線，反對革命的中國。”羅易的這些思想在當時是很可貴的。
但是，羅易的講話和提綱也仍然存在一些問題：（1）羅易認為解決中國土地綱領的中心問題是土地國有化，而在現時，應在國民黨政策管理下，實行減租、減稅等措施。至於如放手發動廣大農民群眾、武裝農民、開展強大的農民運動，他則沒有觸及。（2）羅易雖然在理論上承認，資產階級上層會同帝國主義結成統一戰線反對中國，承認不應把同國民黨的結盟看作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但在實際論述國民黨時，卻又對其中的大資產階級叛變革命這一點估計不足，過份強調共產黨留在國民黨的必要性。提綱中說，“中國革命的整個發展過程，它的性質及其前途，均需要共產黨留在國民黨，並加緊在其中的工作。”羅易對蔣介石一夥勾結帝國主義叛賣革命的一係列行為，也沒有觸及。
（3）羅易雖然也強調中國無產階級在民族革命中的領導地位，但它隻是一句空洞的口號，並沒有物質基礎。羅易的講話和提綱均沒有強調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工農武裝，這一點遠不如斯大林的演說。斯大林在演說中，專門有一節論述“中國的革命軍隊”，並提出“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的著名論斷。盡管斯大林在這裏講的武裝，是武裝國民黨革命軍，而非指建立一支獨立的武裝。然而，羅易連這點也沒有給予應有的注意。
羅易正是帶著上述不徹底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思想，開始他的中國之行的，這使他一踏上中國的領土就陷入了無能為力的境地。他的赴華使命一開始就預示了他失敗的必然結局。
（二）羅易受到熱烈歡迎
由羅易率領的國際工人代表團從俄國出發，於1927年2月柢達廣東。這個代表團還有英國的湯姆·曼、法國的傑奎·多裏奧特、美國的厄爾·布勞德。該代表團是去廣州參加1927年5月1日在這裏召開的泛太平洋勞動者大會。大會將有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菲律賓、日本、蘇聯、美國以及太平洋沿岸國家的代表參加。中華全國總工會是這次大會的東道主。大會實際是在漢口舉行。羅易熱切期望印度代表能參加這次大會。在他的提議下，有4名印度工人領袖申請來華護照，但未能獲準。
國際代表團訪華被中國看作是一件重大事件。《廣東日報》描繪這個事件是東、西方革命工人階級富有戰鬥精神聯盟的象征。當地報紙報道說，廣州舉行了盛大的歡迎會，歡迎代表團的到來。代表團作了許多熱情洋溢的講演。他們會見了香港罷工糾察隊員和廣州工人自衛隊員。3月22日，還舉行了盛大宴會，在會議結束，還唱了《中國國民黨之歌》。
羅易在廣州停留了三個多星期，準備乘飛機去中國國民政府所在地一漢口，由於飛機引擎出了故障，改由陸路旅行前往。他們乘著轎夫抬著的轎子旅行了五個星期。1927年4月1日，羅易到達長沙。在這裏，他和代表團成員受到湖南政府和農民、商人、學生以及工會代表的熱烈歡迎。到達漢口時，共產國際高級顧問鮑羅廷熱情地接待了羅易。
羅易在廣州期間，先後發表三篇文章。第一篇為《中國革命的意義》，第二篇為《一個警吿》（代表中典和一些社會團體），第三篇為《注視領導人》（為中共廣東省委所寫，未公開發表）。三篇文章繼續堅持中國“資產階級不可能領導革命鬥爭”的觀點，而且指責蔣介石“允許帝國主義在上海對無產階級的大屠殺”，把國民黨的“英勇的盟友出賣給反革命的恐怖者”。他還尖銳地指出：“形勢的嚴重性證明，一種同國內軍閥主義和外國帝國主義勾結出賣革命的明顯傾向在民族運動中存在著。國民黨內有著組織的很好的小集團代表著這種傾向”。因此，對這種傾向提出“警吿”。羅易認為這一警吿是對國民黨內危機做出的最初的估量，是對國民黨封建——資產階級右翼的第一次攻擊”。這表明，羅易已對蔣介石右派集團有了認識。4月13日，羅易代表共產國際給蔣介石打了一封電報，解釋共產國際不能與蔣會談（因蔣過去曾表示要與共產國際代表團舉行會談，討論他與共產黨的分歧問題）的理由，並勸阻蔣不要在南京召集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議。電報最後說：“在國際帝國主義集團向中國革命發動野蠻進攻的時刻，各種革命力量的統一是非常之必要的”，“如果你接受這一建議，我們將高興地訪問南京，以便同你討論一切迫切問題”，“第三國際將竭盡全力幫助一切革命力量建立統一的民族陣線。”羅易的最後努力落空，蔣拒絕回電，得到的唯一答複是蔣介石變本加勵地屠殺共產黨和革命群眾。4月20日，羅易代表中共起草了聲討蔣介石背叛革命的檄文，即《中國共產黨為蔣介石屠殺革命民眾宣言》。這篇宣言讚成罷免蔣介石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開除黨籍和拿辦的決定。宣言稱蔣介石是“封建資產階級的反動的代表，帝國主義的工具”，應該“打倒”。
（三）羅易對五大的作用
如果說羅易在初到中國的幾個月裏，沒有起到什麽明顯作用，那麽到中共五大時則有些不同了。代表共產國際在大會上致詞的是羅易，作關於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對中國問題的提綱報吿的也是羅易。更為主要的，五大通過的幾份主要文件是按羅易的思想製定的。這似乎是人們所公認的。《羅易政治傳記》作者說：中共五大通過的三個文件：五大宣言、政治形勢和黨的任務決議案、土地問題決議案，是“根據羅易路線製定的”，“羅易使大會接受了他的觀點，而沒有接受鮑羅廷和陳獨秀的觀點”。
五大與羅易思想的關係，可以從羅易在五大上的兩次講話（4月30日和5月3日）和會後撰寫的盛讚五大的文章《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之意義》中明顯看出。它的基本思想是：
（1）羅易反複強調了無產階級獨立自主的政策。他在4月30日講話中指出，中共過去的錯誤在於，統一戰線時期沒有做到把工人階級做為一種獨立勢力來發展，忽視團結第一次北伐時期發展起來的革命力量，對蔣介石和軍閥存有幻想。他批評當時中共的政策是依附於國民黨的政策，不是一種“獨立的政策”，“在革命的發展問題上，我們沒有按自己的方式行事”。羅易隻批評中共，不檢查自己和共產國際的政策，這是很壞的作風，但他看出並強調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的必要性則是可貴的。羅易的這一思想在五大通過的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案中有明顯的反映。決議案說，過去我黨“隻注意於反帝國主義及反軍伐的鬥爭，而忽略了與資產階級爭取革命領導權的鬥爭。”今後“本黨的任務是繼續的去爭取領導權，建立一個左派的革命聯盟，包含工農小資產階級，以反對封建分子及資產階級的領導…”。這些思想和提法當然包含過左的偏向（不區別兩類不同的資產階級），但強調領導權應該是對的，這正好反映了羅易思想積極的一麵。
（2）羅易強調土地革命和武裝農民，建立鄉村農民革命政權。羅易在4月30日講話中，提出了五條行動綱領：“一、最根本的是土地革命。二、武裝農民以保衛革命成果。三、建立農民自己的政府，破壞農村的封建地主政權。四、建立國家機構，通過它實現民主專政。五、在堅實的社會基礎之上，組織革命軍隊，而非通過軍伐轉變革命者的辦法建立革命軍隊”。這些思想比起他赴華前的思想有很大進步。羅易的這方麵思想在五大文件中也得到了一定的反映。決議案中指出：“這個時期鬥爭的主要任務，是除去反動根基，以鞏固革命。要做這件事，必須執行激進的土地改良政綱和創造鄉村的革命民主政權。”決議案否定了鮑羅廷等人主張的第二次北伐的觀點，而支持羅易深入土地命革的主張。五大決議說：“中國共產黨必定反對以擴大革命地域為借口，而實際上拋棄或削弱現時革命根據地的傾向”，“應當執行深入革命的職任，以鞏固革命根據地”。
但五大在如何實現資產階級領導權，特別在實現對農民武裝的領導權問題上，在如何具體貫徹土地綱領問題上，是存在缺點的。蔡和森在《黨的機會主義史》中記載，五大農民問題委員會討論土地問題時，在有人提出“政治沒收”（隻沒收反革命的財產）的辦法時，“羅易在坐未反對，同時還發言表示不讚成俄顧問同誌所擬之沒收一切土地的主張，隻讚成沒收廟宇祠產及大地主的土地。顯見此時，他對土地問題沒有確定的具體的態度。”在這點上，羅易與鮑羅廷又有某些共同之點。毛澤東誌同曾尖銳地指出五大“沒有能通過一個適當的土地政綱”。他雖然表麵批評的是陳獨秀，但實際上也批評羅易和鮑羅廷。關於武裝工農實現對武裝鬥爭的領導權這一關鍵問題，羅易雖然在五大會上提出了一些寶貴意見，但沒有為五大所重視，這也正是五大的致命問題。
此外，羅易在五大期間，對於資產階級和國民黨問題上，似乎有右傾麻庳思想。在他看來，似乎蔣介石政變後，資產階級就不會再發生分化，國共合作就會一勞永逸。他說：“蔣介石等大資產階級脫離革命後，國民黨內部的衝突因而減少，國共兩黨的關係比以前更加密切，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政治同盟遂因之實現，民族資產階級之一部也隨著這個同盟向前進行”。他在五大的第二次講話中還說：“國民黨現在是革命組織，將來仍然是革命組織，因為它正在從事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因此，資產階級將同國民黨合作，直到最後勝利”。要與國民黨保持統戰關係，無可非議，問題在於把國民黨固定化，看不到資產階級進一步叛賣革命的危險性，而且沒有切實可行的爭取領導權的辦法。
五大可以說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貫徹了羅易的思想，旣有積極一麵，也有消極一麵。五大之後，積極一麵沒有能夠鞏固，消極方麵則得到進一步發展，五大是羅易赴華發揮最大作用的頂點，從此以後便是羅易不斷被他的政治對手鮑羅廷排斥、打擊。
（四）羅易與鮑羅廷之爭
羅、鮑之爭在國民黨分裂之後、五大之前就已激烈展開。在五大前和五大期間主要集中在是進行北伐還是深入土地革命問題，五大後則是集中在如何對待左翼國民黨和農民運動問題。
五大前，鮑羅廷主張繼續北伐，與馮玉祥的國民黨會師河南，然後取京津，在北打通西北，外蒙連接蘇聯的通道，在東合圍南京。至於土地革命問題，可延至占領北京之後再實行。這一“西北學說”得到汪精衛、唐生智的支持，在國際上也得到斯大林的支持。
羅易反對鮑羅廷的這種“西北學說”。他主張革命先應深入，再求擴大。據說，羅易在4月13～15日對中共領導人的談話中闡明了他的這種看法。他說，從總的原則上並不反對二次北伐，但他反對立即實行北伐，因為，這“將為蔣介石和北伐軍閥勢力提供一種來自南京方麵進攻的機會，在這種情況下進行北伐等於是一種軍事冒險。”他認為“中國革命在現在最根本的任務是鞏固革命的社會基礎和領土”。他提出的辦法是：一、根除農村的反動勢力（地主、土豪劣紳）。二、將實際政權擴大到廣東、廣西等南方一些省份。三、發展革命軍隊。
如前所述，中共五大根據羅易的意見在政治形勢的決議案中作了明確的決定。但是，據羅易說，此決議案通過兩天後，中共中央委員會就收回了這一決議，支持國民黨立即派遣軍隊北伐的決定”。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會議也推翻了中共五大決議，支持武漢政府的二次北伐”。羅易回憶道：“我把這個爭論不決的問題反映到莫斯科，可是得到的答複眞是令啼笑皆非。領導讚成兩件事同時進行，一麵采取軍事行動，一麵在武漢政府統治區內發展革命”。
五大後，羅鮑之爭的重心隨著革命形勢的變化而轉移。五大閉幕後兩個星期，5月10日夏鬥寅在湖北叛變，5月21日許克祥在湖南叛變，與此同時，兩湖農民運動迅猛異常，如何對待反革命政變，如何處理與武漢國民政府的關係，又如何對待農民運動，在這一連串的要害問題上，羅易和鮑羅廷的分歧逐漸擴大。
在5月1日夏鬥寅叛變時，羅、鮑在這幾個問題上的觀點是相近的。羅易在當時為中共起草了兩份文件，一份是向叛軍的呼籲書，一份是關於夏鬥寅叛變的宣言。宣言說：“在鄉村，共產黨是反對沒收小地主及革命軍官的土地的”，宣言高呼“國民革命的領導者——國民黨萬歲！”“國民政府萬歲！”。宣言承認農民運動過火，但這不是共產黨做出來的，乃是農民自己做出來的。羅易認為他起草這一宣言的目的是“為了贏得小資產階級的信心與激起它反對反革命軍官”。但正如蔡和森所指出的，羅易卻因此“喪失了頭腦和原則。”他“當此緊張之時，不僅未把政治局的中心問題置在鎮壓反革命上，反而把它建立在所謂與左派的關係上，這是與老鮑（即鮑羅廷）全然相同的”。
但在5月21日許克祥叛變之後，羅易立場則發生了較大變化。他反對鮑羅廷和中共派代表團（由鮑羅廷、譚平山等6人組成）赴湘查辦所謂農民過火行為和許克祥叛變的機會主義作法。羅易後來回憶說我曾竭力反對共產黨人去執行製止農民行動的任務。”我認為這種製止農民行動的政策是“自殺的政策”，“它已使反動勢力轉向進攻”，但他的反對意見卻“遭到漠視”。在對待武漢國民黨政府問題上，羅易極力反對鮑羅廷的溫和立場，他主張實行一種新的激進政策。他在5月24日中共政治局會議上發表講話，與鮑針鋒相對。羅易說在繼續同國民黨合作的同時，必須準備新的鬥爭形式和新的組織”。羅易還強調“同國民黨繼續合作是為了作必要的準備提供機會。如果同國民黨的合作是為了其他目的，並對國民黨領導人的社會特征和政治目的抱幻想，那我們就將會走向滅亡，革命就將處在危難之中”。另據蔡和森的回憶說，羅易當時的觀點是：“（一）現在國民黨中央及其政府已經不是左派而是土劣地主軍閥的代表，我們應號召左派群眾起來推翻他們；（二）推翻國民黨現在的中央，並不是根本決裂與政變；（三）我們現在應一直到工農民主獨裁製（未多說理由）；
（四）C。P（共產黨）中央應發宣言，反對國民黨中央及其政府近日所公布之一切反動的法令，在這些法令中不僅反工農運動，並且保護封建製度。”蔡的這一說法是否眞實還有待進一步核實。但羅易此時不同於鮑羅廷的看法，而且有較大進步則是事實。
鮑、羅之爭多數情況下是羅敗鮑勝。羅易回憶他自己的處境時說：“加倫（國民政府軍事顧問）完全同意我的意見，許多俄國同誌也支持我的觀點。但是，全部權力集中在鮑羅廷之手。莫斯科雖然過去在政治上支持，反對他的機會主義，然而在其他方麵，他卻一直處於控製地位，作為共產黨的獨裁者而發揮作用。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作為他的信徒，追隨著他，思想上與他站在一起，一再漠視共產國際，無視負責的代表”。羅易企圖把自己說成是共產國際正確路線代表而受機會主義的代表鮑羅廷的打擊和排斥，似乎言過其實，但在羅、鮑鬥爭中，他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確實提出過不少正確的或基本上是正確的看法，這是羅易的難得可貴之處。然而，他的最大毛病在於言多行少或言過行無，正如毛澤東同誌所說，羅易“隻是站在陳獨秀和鮑羅廷左邊一點，可是他隻是站著而已”；或如蔡和森所說，“老鮑是有辦法無原則，羅易是有原則無辦法”。
（五）所謂羅易“泄秘事件”
共產國際在中共五大稍後不久召開執委會第八次會議（1927年5月10日—26日）。會議專門通過了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根據這一次議案，共產國際又給中共發來兩個指示文件。人們後來通稱共產國際的“四點指示”，是指第二個文件。四點指示的要點是：一、沒有土地革命，勝利是不可能的，……不應該脫離農民運動，而應該用一切可能的辦法去促進它。二、必須從下麵吸收更多的新的工農領袖到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裏去，他們“大膽的呼聲會使老頭們堅定起來，或者使他們變成廢物”。三、動員兩萬左右的共產黨員，加上湖南、湖北約五萬的革命工農，編成幾個新軍，用軍官學校的學生來充當指揮人員，組織一支可靠的軍隊。四、組織已有聲望的，不是共產黨員的國民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罰和蔣介石保持聯係或唆使士兵殘害人民、殘害工農的軍官。
羅易在6月1日收到共產國際指示的電文。電文是直接打給羅易和鮑羅廷的。據記載，6月5日，羅易約汪精衛至其寓所，問汪：你見到斯大林致鮑羅廷和本人的電報嗎？汪說沒有。羅易說，鮑反對給你看，我則以為你不會反對該電報內容，還是給你看吧。汪看過電文後，對羅易說，這個文件違反當年“孫（文）越（飛）宣言”精神。汪離開羅易的寓所時，又問羅易，“這個電報譯文可否給我一個沙本”，羅易稍加猶豫地說：“好的，我明日送一份抄本給你……”第二天，汪果然收到一份，他立即傳示左右，迅速傳播到國民黨領袖之中，成為公開的秘密。這就是轟動一時的“羅易泄秘事件”。
羅易的這一做法顯然是輕率的、不明智的。它為汪精衛的最後叛變提供了一個重要借口。汪精衛在1927年7月15日武漢國民黨中央討論國共分家的會議上說，“上月（6月5日）……羅易同誌約本席去談話，拿出第三國際首領斯大林拍給他同鮑羅廷同誌的電報交本席……我們可以看出這個電報有五層意思，都很利害的。……綜合這五條而論，隨便實行那一條，國民黨就完了，”因此他決定立即分共：“對於本黨內的CP同誌，應有處置的方法，一黨之內不能主義與主義衝突，更不能有兩個最高機關。”羅易采取此舉的原因有待進一步硏究。可以初步斷定，羅易的動機在於爭取汪精衛。羅易自己是這樣解釋的：“汪精衛相信共產黨已經出賣了他，因此遂與右派進行協商（合作），而右派是樂於因共產黨流血而討好蔣介石的……，我認為在這關鍵上，一定要再作一次最後努力以期贏回汪精衛的信任。我把莫斯科的來電轉達給他（汪精衛）……那隻是他在莫斯科時，當局對他個人保證的一個重複聲明……”。這裏所說的當局對他個人的保證，按羅易的說法是指汪精衛“在返國歸程中曾路過莫斯科，並得到蘇維埃政府以及第三國際的保證，對他個人將予以全力支持……他曾特地致電莫斯科要求再次保證。另一方麵，我對他提供了一個具體行動計劃——必須推行在武漢政府中建立他個人有效的領導。他讚成這個計劃（包括土地收歸國有政策、武裝農民、解除地主民團的武裝等等）”。這種解釋是有一定道理的。據蔡和森說，羅易當時是“想極力拉住汪精衛為左派中心”，“擴大左派的武力”。
“泄秘事件”發生後，羅易對汪精衛和武漢國民黨的態度又有新的改變，而這恰好與鮑羅廷、陳獨秀的一貫右傾形成鮮明對照。據記載，6月9日，羅易為中共政治局起草了一份宣言，宣言說：“在政治上和社會上，武漢所謂的右翼集團與南京幾乎很少有區別。迄今為止，他們二人均代表封建資產階級利益。武漢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正在按反革命的指示行動”。對於國民黨要求糾正農民過火行動，宣言則表示堅決反對。他說“不，同誌們，共產黨不能做到這一點，共產黨必須給奪取土地、沒收地主豪紳土地的農民以完全支持，黨必須領導農民，建立恐怖政權，以便根除農村的反動勢力”。同時，羅易還提出兩項建議：（1）武漢全體工人總罷工反對國民政府縱容許克祥的建議；（2）提出要求免去朱培德職務、討伐朱培德等口號。羅易的這些主張又很快被鮑羅廷等否定，他們大罵羅易“左派幼稚病”“發狂”，羅易在多數的反對下，也隻好放棄原來的總罷工等主張。6月15日，羅易又為政治局擬出一項“民族革命綱領”，提出土地革命、武裝工農、懲罰反革命及討伐廣東等主張，同樣也遭到鮑羅廷反對而流產。
“羅易泄秘”事件之後，中央政治局一致反對羅易，鮑羅廷更乘此機會致電共產國際，要求調羅易回去，羅易也因此事件在中央的地位越趨下降，鮑羅廷的機會主義路線在中央政治局得到了暢通無阻的貫徹。據羅易本人講，他在7月3日還參加過中央一次緊急會議，並發表過反對鮑羅廷的意見，但已不起任何作用。羅易於7月底8月初黯然被調返蘇聯。羅易赴華使命就此結束。
有人把中國第一次大革命的失敗或汪精衛之最後叛變歸咎於羅易的“泄秘事件”，這是欠公平的。汪精衛叛變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從共產黨方麵來說，主要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所造成，“羅易泄秘事件”歸結到底也是這條路線的產物，因而羅易對中國大革命的失敗不能不負有一定責任。但倘若不加分析地簡單地把中國大革命的失敗或汪的叛變都推給羅易，那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除上述羅易在“六一事件”前後的表現外，還可以舉出幾件曆史事實：（1）羅易給汪看電報，為汪屠殺革命提供了借口，從這種惡果上看，羅易的作法是愚蠢的。但從姐織上看，也並非就是叛賣行為。過去共產國際的通知文件也是給汪看的，從不對汪保秘。當時國共合作，汪精衛承認共產國際的指導，他不僅派代表參加共產國際的重要會議，而且還親自出席中共五大並致賀詞。這些客觀情況不能不加以考慮。（2）羅易給汪看電報時，汪本人背叛革命的麵目幾乎沒有什麽暴露，當時共產國際駐中國的代表和中共重要領導人幾乎沒有人對汪有警惕，而且均把希望寄托在汪這一“大左派”人物身上。是羅易比較早地提出對武漢國民黨進行新的鬥爭方式甚至推翻武漢國民黨中央和政府的主張。但羅易沒能將其正確主張堅持到底，最後仍然未能逃脫右傾機會主義的羅網。（3）“泄秘事件”發生後一個半月之後才發生汪的叛變，而不是“泄秘事件”發生後立即就發生政變，在這一個半月之內發生了許多導致汪政變的事件和因素。汪雖然以四條指示作政變借口，但即使羅易不向汪“泄秘”，汪也要遲早知道這四條指示，同樣也要以此為借口的，因為共產國際的指示幾乎都是公開的。總之，不能把“泄秘事件”性質看待過重，實事求是的分析是很必要的。
羅易沒有完成他的赴華使命。但羅易的失敗不是他個人的失敗，確切些說是共產國際的失敗。“共產國際試圖在離開運動的中國數千萬公裏的地方，製定政策指示象中國這個人口眾多、情況複雜的國家的革命，這本身就是一種病態的冒險”。參與這一冒險的人都沒有意識到它的唐吉歌式的性質”。羅易在中國大革命中所遇到的重重矛盾恰恰是共產國際本身重重矛盾的一種反映。羅易所存在的致命弱點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共產國際所有領導人的致命弱點。他們的共同致命弱點就在於脫離中國和其它國家的實踐。象羅易這樣一位長期居住在國外（先在美國、墨西哥、後在蘇聯）的人，一下子跑到一個和印度相似的複雜的中國來指導複雜的革命，豈不“盲人騎瞎馬”、“閉門造車”？
羅易赴華使命是失敗了，而且犯了錯誤，但是，對羅易本人還應全麵分析，不應全麵否定。他旣有過，也有功。他的過雖然不小，但不能誇大；他的功小，但不能一筆抹煞。中國大革命的失敗責任，斯大林、鮑羅廷、陳獨秀、羅易都有份，但羅易比起鮑、陳來還是第二位的。1929年羅易被共產國際開除爾後又走上歧途，但這與他赴華使命的失敗沒有必然聯係，後者不是由前者所造成，用前者說明後者，從而否定羅易是不公正的。應還其曆史本來麵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