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羅易“非殖民地化”理論的形成與主要內容
20年代初期，羅易的思想中就已包含有“非殖民地化”理論的萌芽。1920年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羅易受列寧委托起草了《民族殖民地問題補充提綱》，其後羅易又寫了《過渡中的印度》等著作。羅易在這些著作中認為在“當代印度占優勢的社會因素並不是封建主義”，而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得以發展的原因是英帝國主義改變了阻礙印度工業發展的政策。關於印度的階級狀況，羅易認為，印度資產階級已失去了革命作用，帝國主義政治、經濟上的讓步使民族資產階級更願意與帝國主義結成聯盟，資產階級領導人有朝一日必定會出賣民族主義運動而成為反革命的力量。印度的工人階級正在成為革命的主力軍。隻有它才能領導民族解放運動取得最終勝利。基於上述分析，羅易認為共產國際和各國共產黨不應與資產階級民族解放運動建立直接聯係，而應與殖民地的工人和農民組織保持聯係。
“非殖民地化”理論於1927年10月正式提出。據羅易追憶，在共產國際一次委員會的會議上，一位印度同誌（S·泰戈爾）就印度形勢做了一個報吿，報吿強調了印度工業的迅速發展。布哈林在總結關於印度代表報吿的辯論時建議，為研究這一問題而成立的委員會應就這種“非殖民地化”進程提出報吿。剛從中國返回的羅易承擔了這項任務，並草擬了《關於印度問題的決議草案》，在這份文件中羅易闡述了“非殖民地化”理論。1929年，羅易在遞交給共產國際的一份報吿中（《共產國際六大中的殖民地問題》）又進一步闡述了“非殖民地化”理論。
羅易的“非殖民地化”理論從產生萌芽到正式提出，其間經曆了短暫而迅速的發展過程，這一方麵是羅易在理論上深化的必然結果，另一方麵，印度20年代的政治經濟形勢對“非殖民地化”理論的形成也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20年代，英國殖民政府實施了一係列促進印度工業發展的政策，如1922年殖民當局頒布了對冶金工業的保護關稅，1927年頒布了對棉紡織業的保護關稅；1921—1923年期間，英國向印度的資本輸出迅速增加。在此期間，印度的工業有所發展。1921年，印度的工廠企業數從1914年的2，874家增加到3，965家。1923—1927年期間，工廠數目又從5，144家增加到7，515家，在業工人人數從1，361，000人增加到1，533，000人。在此期間股份公司也由5，211家增加到5，831家。煤的開采量由1923年的1，970萬噸增加到1927年的2，200萬噸。鐵礦產量由821，000噸增加到1，847，000噸。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印度資產階級也多次發動了反對英帝國主義、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但每次都因資產階級自己的動搖導致了運動的失敗。如1922年聯合省發生了打死22名警察的喬裏喬拉事件，國大黨立即發表了巴多利決議，宣布無限期地停止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國大黨的動搖暴露了資產階級懼怕群眾運動的特性。如果說20年代初羅易對這些情況隻是初步的認識，那麽這時羅易對印度工業發展的狀況和資產階級不革命作用的一麵則有了較為深刻的感受，尤其是羅易於1927年去中國指導革命，對中國資產階級背叛革命的敎訓感觸甚深。在這些體驗的基礎上，羅易將其早期的思想加以係統和深化，從而形成了“非殖民地化”理論。
與羅易20年代初期的思想比較起來，“非殖民地化”理論更為深刻地論述了英帝國主義對印度殖民政策的變化及其原因，論述了印度當時的政治、經濟特點及社會性質，分析了帝國主義殖民政策對印度資產階級的特性及階級關係產生的影響。槪括起來，羅易“非殖民地化”理論的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英國殖民當局對印度采取了新的殖民剝削方式，這種做法使印度的工業得到了充分的發展。
羅易認為，在一次大戰期間和戰爭以後，英政府對印度采取了新的殖民政策，即從阻障印度的工業發展轉變為促進印度的工業發展，這使印度的工業迅速發展。羅易詳細分析了英政府改變殖民政策的原因。首先，戰爭的緊迫需要加速了使印度工業化的計劃，“在東線的軍隊（美索不達米亞、加裏波利、東非等）隻能從印度提供給養、武器、軍火、軍隊裝備等都要在印度製造”，這就使印度國內很多年來一直受到英國人競爭的冶金和製造業突然得到了發展。其次，由於戰爭，英國國內衛業軍事化，戰時運輸也不方便，英國不能向印度市場提供足夠的工業製品，“日本利用這個時機嚴重威脅了英國對印度市場的壟斷。隻有發展印度的工業生產，才能阻止日本進入印度市場”。再次，英國自1600年入侵印度以來，長期的經濟掠奪使印度人民非常貧困，群眾的生活水平越來越低。而現在英帝國主義為了挽救國內的經濟危機，需要一個更大、更穩固的市場。“印度如果處在落後和不穩定的狀態中，就不能充當英國所需要的這樣一個市場”。隻有讓印度國內工業發展，它才能起到消化英國過剩工業品的作用。最後，由於英國國內的經濟危機，它沒有能力輸出充分的資本發展印度的工業，需要動員印度國內的資本，在英國殖民當局的財政控製下使用這筆資本，一方麵能補償英國資本的衰退，另一方麵也能促進印度的工業化。
羅易認為，這些客觀因素迫使英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使印度工業發展的政策。“戰爭開始時，英國已經感到印度經濟的落後是英帝國鏈條中薄弱的一環，較有遠見的帝國主義者意識到了改變政策的必要性，建議采取新的剝削方法以適應新的形勢”。1916年成立了印度工業委員會，這為進一步發展印度工業提供了可能性。經過兩年的調查硏究之後，委員會建議政府必須在印度的工業發展中起更積極的作用。在財政政策上，英政府也做了重大改變，差別保護政策代替了自由貿易政策；政府還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調查農民的稅收能力；皇家農業委員會也在努力尋求改善農業的方式和手段在英政府新殖民政策的鼓勵下，印度在朝著工業化方向前進。
第二，帝國主義使印度工業化的政策將導致印度的“非殖民地化”進程。
羅易認為：“資本主義的戰後危機迫使英帝國主義廢除舊的、過時的殖民剝削方式，采取新的方式和方法，從這個意義上說，印度處在一個“非殖民地化”過程中”。“非殖民地化”的具體含義是：“印度將被允許從‘附屬國’地位上升到‘自治領’地位，印度資產階級也將不再被作為一個潛在的對手，而是成為在帝國主義領導下發展經濟的合作者，印度將從一個落後的、農業的殖民國變成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國——‘英聯邦自由國家’的一個成員”。這樣，不可避免的漸進的‘非殖民地化’孕育著英帝國解體的胚胎。事實上，為了帝國的鞏固采取的新政策……表明英帝國的基礎正在動搖”。
羅易指出，“非殖民地化”是一個發展趨勢，而不是現實。“印度從附屬國地位向自治領地位過渡是一個事實，這個過渡需要多長時間則是另外一個問題”。羅易指出，如果澳大利亞、南非這樣的自治政府殖民地不算是眞正的殖民地的話，那麽印度則正處在接近自治政府殖民地的地位，即正處在“非殖民地化”過程中。
羅易還認為，他提出“非殖民地化”理論並不違背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認為，資本主義創造了自己的掘墓人，“非殖民地化”理論正是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這個觀點。英帝國主義之所以采取工業化的政策，並不是它主觀上無視這個政策對自己的威脅，而是由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決定的。他說：“由於宗主國資本主義的衰退，帝國主義被迫尋找能更好地剝削印度的新方式和方法，並因此創造了一個削弱其統治基礎的形勢”。羅易認為，對帝國主義的統治起作用的是主客觀兩種力量。從主觀上說，帝國主義不希望丟掉其在印度的任何一點權力，但主觀力量不能起決定性的作用，客觀力量要對它起反作用。統治階級的衰退，現存生產製度的衰落及國家權力的腐敗是一場成功的革命的先決條件，而這些客觀條件又恰恰是帝國主義政策造成的後果因此，盡管帝國主義新政策的主觀目的是要加強、鞏固自己在殖民地的地位，但新政策的客觀後果卻使這個目的遭到失敗。
羅易還指出：“非殖民地化”隻是對資產階級才是有意義的，它不是指帝國主義自願給印度廣大勞動人民以自由和權力。殖民主義者絕不會讓印度的工人和農民非殖民地化，印度資產階級也不會領導人民爭取民族自由。羅易說：“新政策的非殖民地化影響隻限對資產階級，甚至在“非殖民地化”達到授予自治領地位的頂點後，印度群眾仍處在殖民奴役狀態中。但是由於對印度資產階級做出了經濟上的讓步，印度資產階級的經濟地位發生了變化”。“這個理論幾乎不包括印度人民在帝國主義的準許下得到自由的最小可能性，相反，它清楚地斷言，資產階級的狀況得到一定改善是計劃加強對整個民族的剝削的結果”。
第三，由於帝國主義殖民政策的變化，印度資產階級已失去了革命作用。
羅易認為，從印度資產階級的曆史來看，它就具有不革命的特征，因為它“一方麵與反動的封建經濟有密切聯係，另一方麵與帝國主義的貿易和財政有密切聯係，推翻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勢力的革命鬥爭勢必會損害自己的階級利益”。因此，印度資產階級的本性中有不革命的特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帝國主義采取了阻礙印度工業發展的政策，引起了印度資產階級的反抗，這個時候的印度資產階級還具有一定的革命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帝國主義政策的新變化引起了民族資產階級的相應變化”。帝國主義采取的“一係列促進殖民地資本主義發展的措施引起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政治要求的不斷衰退，與帝國主義向民族資產階級的讓步相對應，資產階級的各階層一個接一個地與帝國主義合作”，“廢除……自由貿易政策、實行保護關稅的做法奠定了帝國主義與民族資產階級合作的基礎”。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不是其與帝國主義鬥爭的結果，而是做為帝國主義的小夥伴在帝國主義的保護之下發展起來的。印度漸進的“非殖民地化”進程是帝國主義勉強和被迫贈送的禮物，因此，“非殖民地化”過程伴隨著印度資產階級的“不革命化”過程。
印度的工業發展還使無產階級的力量壯大，群眾革命運動也隨之高漲。在這種情況下，資產階級不會充當群眾革命運動的領導人。相反，“一旦運動具有群眾性，資產階級就會轉而反對它，並與帝國主義聯合與之戰鬥”。共同的利益及對革命的同樣恐懼，使他們在階級鬥爭中站在同一戰線上。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讓步使資產階級的妥協叛賣性暴露出來，群眾革命運動的高漲更加劇了資產階級的妥協叛賣性。
羅易還認為，殖民當局“把一部分權力交給殖民地資產階級不會削弱帝國主義，因為民族資產階級不是使用這個權力更進一步地發展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而是用它來鎮壓革命。羅易斷言：“不論從印度國內形勢來看，還是從當前世界形勢來看，印度資產階級都是站在反革命一邊，它不能夠也沒有領導或參加爭取民族自由的鬥爭”。
羅易在“非殖民地化”理論的基礎上，為印度共產黨製定了爭取民族獨立鬥爭的戰略和策略，進一步了解羅易這些思想，有助於深入認識羅易的“非殖民地化”理論。
羅易認為，由於民族資產階級背叛了人民群眾，與英帝國主義聯合起來共同鎮壓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印度的階級矛盾尖銳起來，“麵對這種情況，基於資本主義對抗的民族鬥爭失去了其重要性”，印度革命的動力是階級鬥爭，反帝鬥爭將發展並做為反資本主義的鬥爭取得勝利。
羅易承認印度民族革命的直接任務仍然是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並建立一個民族民主國家來代替它。但由於民族革命的社會基礎是被壓迫和被剝削階級，這場革命所建立的民主國家就不能是虛假的資產階級民主，印度民族革命的任務不是實現做為資產階級專政的核心的議會民主”。“對於資產階級來說，民主本身是一個目的，資產階級把民主國家變成其專政的工具。對無產階級來說，民主是達到其目的——社會主義的一種手段”。“無產階級通過在民族革命鬥爭中實現自己的領導權，將會把鬥爭推向比資產階級議會製更高一級的民主自由”。為達到這個目的，“革命要經過連續的發展階段”。羅易1922年就說過，殖民地國家實現民族獨立要經過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政治獨立”，這一階段的任務是推翻外來的統治，以印度資產階級的統治取而代之。第二階段是“經濟解放”，這一階段的任務是推翻資產階級政府，群眾鬥爭大規模展開，迫使資產階級接受群眾的要求。第三階段是社會解放，這階段的任務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由於印度民族革命的任務是解放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羅易認為能領導人民取得勝利的隻有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雖是民族運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它們一方麵“不可能擺脫資本主義方向，另一方麵不可能擺脫反動的半封建社會意識。他們仍會和革命共同走過一段長路，但是最終會象中國資產階級一樣背叛革命。印度的農民占全部人口的75%，他們的積極支持是反帝鬥爭的決定因素，但是農民階級“本身落後到不能成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的地步，他們或者在資產階級反對封建主義、建立資本主義的鬥爭中跟隨資產階級，或者成為無產階級領導的同盟軍。隻有無產階級才是最革命的階級，印度的民族解放鬥爭隻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才能取得勝利。
槪括起來，羅易是“非殖民地化”理論包括不可分割的經濟和政治兩方麵的內容。其經濟含義就是，英帝國主義由於其國內的經濟危機、戰爭的需要及群眾革命覺醒的壓力，對印度實行了新的工業化政策，這個政策導致了印度工業的快速發展，使印度產生了漸進的“非殖民地化”過程。其政治內容包括兩個方麵：其一，英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讓步會使印度從“附屬國”地位上升到“自治領”地位，非殖民地化過程會導致英帝國的解體；其二，印度的經濟發展引起了階級關係的變化，印度資產階級從英帝國主義的讓步中得到了好處，他們願意在帝國主義創造的“和平”、“秩序”下得到發展，和平地取得對國家的統治權。印度資產階級已經失去了革命作用。
更進一步說，羅是的“非殖民地化”理論觸及了以下幾個問題：帝國主義宗主國能否讓殖民地以和平的方式實現民族獨立？民族資產階級在民族解放運動中到底起什麽作用？民族殖民地國家的發展趨向是什麽？
“非殖民地化”理論於1927年10月正式提出。據羅易追憶，在共產國際一次委員會的會議上，一位印度同誌（S·泰戈爾）就印度形勢做了一個報吿，報吿強調了印度工業的迅速發展。布哈林在總結關於印度代表報吿的辯論時建議，為研究這一問題而成立的委員會應就這種“非殖民地化”進程提出報吿。剛從中國返回的羅易承擔了這項任務，並草擬了《關於印度問題的決議草案》，在這份文件中羅易闡述了“非殖民地化”理論。1929年，羅易在遞交給共產國際的一份報吿中（《共產國際六大中的殖民地問題》）又進一步闡述了“非殖民地化”理論。
羅易的“非殖民地化”理論從產生萌芽到正式提出，其間經曆了短暫而迅速的發展過程，這一方麵是羅易在理論上深化的必然結果，另一方麵，印度20年代的政治經濟形勢對“非殖民地化”理論的形成也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20年代，英國殖民政府實施了一係列促進印度工業發展的政策，如1922年殖民當局頒布了對冶金工業的保護關稅，1927年頒布了對棉紡織業的保護關稅；1921—1923年期間，英國向印度的資本輸出迅速增加。在此期間，印度的工業有所發展。1921年，印度的工廠企業數從1914年的2，874家增加到3，965家。1923—1927年期間，工廠數目又從5，144家增加到7，515家，在業工人人數從1，361，000人增加到1，533，000人。在此期間股份公司也由5，211家增加到5，831家。煤的開采量由1923年的1，970萬噸增加到1927年的2，200萬噸。鐵礦產量由821，000噸增加到1，847，000噸。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印度資產階級也多次發動了反對英帝國主義、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但每次都因資產階級自己的動搖導致了運動的失敗。如1922年聯合省發生了打死22名警察的喬裏喬拉事件，國大黨立即發表了巴多利決議，宣布無限期地停止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國大黨的動搖暴露了資產階級懼怕群眾運動的特性。如果說20年代初羅易對這些情況隻是初步的認識，那麽這時羅易對印度工業發展的狀況和資產階級不革命作用的一麵則有了較為深刻的感受，尤其是羅易於1927年去中國指導革命，對中國資產階級背叛革命的敎訓感觸甚深。在這些體驗的基礎上，羅易將其早期的思想加以係統和深化，從而形成了“非殖民地化”理論。
與羅易20年代初期的思想比較起來，“非殖民地化”理論更為深刻地論述了英帝國主義對印度殖民政策的變化及其原因，論述了印度當時的政治、經濟特點及社會性質，分析了帝國主義殖民政策對印度資產階級的特性及階級關係產生的影響。槪括起來，羅易“非殖民地化”理論的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英國殖民當局對印度采取了新的殖民剝削方式，這種做法使印度的工業得到了充分的發展。
羅易認為，在一次大戰期間和戰爭以後，英政府對印度采取了新的殖民政策，即從阻障印度的工業發展轉變為促進印度的工業發展，這使印度的工業迅速發展。羅易詳細分析了英政府改變殖民政策的原因。首先，戰爭的緊迫需要加速了使印度工業化的計劃，“在東線的軍隊（美索不達米亞、加裏波利、東非等）隻能從印度提供給養、武器、軍火、軍隊裝備等都要在印度製造”，這就使印度國內很多年來一直受到英國人競爭的冶金和製造業突然得到了發展。其次，由於戰爭，英國國內衛業軍事化，戰時運輸也不方便，英國不能向印度市場提供足夠的工業製品，“日本利用這個時機嚴重威脅了英國對印度市場的壟斷。隻有發展印度的工業生產，才能阻止日本進入印度市場”。再次，英國自1600年入侵印度以來，長期的經濟掠奪使印度人民非常貧困，群眾的生活水平越來越低。而現在英帝國主義為了挽救國內的經濟危機，需要一個更大、更穩固的市場。“印度如果處在落後和不穩定的狀態中，就不能充當英國所需要的這樣一個市場”。隻有讓印度國內工業發展，它才能起到消化英國過剩工業品的作用。最後，由於英國國內的經濟危機，它沒有能力輸出充分的資本發展印度的工業，需要動員印度國內的資本，在英國殖民當局的財政控製下使用這筆資本，一方麵能補償英國資本的衰退，另一方麵也能促進印度的工業化。
羅易認為，這些客觀因素迫使英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使印度工業發展的政策。“戰爭開始時，英國已經感到印度經濟的落後是英帝國鏈條中薄弱的一環，較有遠見的帝國主義者意識到了改變政策的必要性，建議采取新的剝削方法以適應新的形勢”。1916年成立了印度工業委員會，這為進一步發展印度工業提供了可能性。經過兩年的調查硏究之後，委員會建議政府必須在印度的工業發展中起更積極的作用。在財政政策上，英政府也做了重大改變，差別保護政策代替了自由貿易政策；政府還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調查農民的稅收能力；皇家農業委員會也在努力尋求改善農業的方式和手段在英政府新殖民政策的鼓勵下，印度在朝著工業化方向前進。
第二，帝國主義使印度工業化的政策將導致印度的“非殖民地化”進程。
羅易認為：“資本主義的戰後危機迫使英帝國主義廢除舊的、過時的殖民剝削方式，采取新的方式和方法，從這個意義上說，印度處在一個“非殖民地化”過程中”。“非殖民地化”的具體含義是：“印度將被允許從‘附屬國’地位上升到‘自治領’地位，印度資產階級也將不再被作為一個潛在的對手，而是成為在帝國主義領導下發展經濟的合作者，印度將從一個落後的、農業的殖民國變成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國——‘英聯邦自由國家’的一個成員”。這樣，不可避免的漸進的‘非殖民地化’孕育著英帝國解體的胚胎。事實上，為了帝國的鞏固采取的新政策……表明英帝國的基礎正在動搖”。
羅易指出，“非殖民地化”是一個發展趨勢，而不是現實。“印度從附屬國地位向自治領地位過渡是一個事實，這個過渡需要多長時間則是另外一個問題”。羅易指出，如果澳大利亞、南非這樣的自治政府殖民地不算是眞正的殖民地的話，那麽印度則正處在接近自治政府殖民地的地位，即正處在“非殖民地化”過程中。
羅易還認為，他提出“非殖民地化”理論並不違背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認為，資本主義創造了自己的掘墓人，“非殖民地化”理論正是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這個觀點。英帝國主義之所以采取工業化的政策，並不是它主觀上無視這個政策對自己的威脅，而是由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決定的。他說：“由於宗主國資本主義的衰退，帝國主義被迫尋找能更好地剝削印度的新方式和方法，並因此創造了一個削弱其統治基礎的形勢”。羅易認為，對帝國主義的統治起作用的是主客觀兩種力量。從主觀上說，帝國主義不希望丟掉其在印度的任何一點權力，但主觀力量不能起決定性的作用，客觀力量要對它起反作用。統治階級的衰退，現存生產製度的衰落及國家權力的腐敗是一場成功的革命的先決條件，而這些客觀條件又恰恰是帝國主義政策造成的後果因此，盡管帝國主義新政策的主觀目的是要加強、鞏固自己在殖民地的地位，但新政策的客觀後果卻使這個目的遭到失敗。
羅易還指出：“非殖民地化”隻是對資產階級才是有意義的，它不是指帝國主義自願給印度廣大勞動人民以自由和權力。殖民主義者絕不會讓印度的工人和農民非殖民地化，印度資產階級也不會領導人民爭取民族自由。羅易說：“新政策的非殖民地化影響隻限對資產階級，甚至在“非殖民地化”達到授予自治領地位的頂點後，印度群眾仍處在殖民奴役狀態中。但是由於對印度資產階級做出了經濟上的讓步，印度資產階級的經濟地位發生了變化”。“這個理論幾乎不包括印度人民在帝國主義的準許下得到自由的最小可能性，相反，它清楚地斷言，資產階級的狀況得到一定改善是計劃加強對整個民族的剝削的結果”。
第三，由於帝國主義殖民政策的變化，印度資產階級已失去了革命作用。
羅易認為，從印度資產階級的曆史來看，它就具有不革命的特征，因為它“一方麵與反動的封建經濟有密切聯係，另一方麵與帝國主義的貿易和財政有密切聯係，推翻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勢力的革命鬥爭勢必會損害自己的階級利益”。因此，印度資產階級的本性中有不革命的特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帝國主義采取了阻礙印度工業發展的政策，引起了印度資產階級的反抗，這個時候的印度資產階級還具有一定的革命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帝國主義政策的新變化引起了民族資產階級的相應變化”。帝國主義采取的“一係列促進殖民地資本主義發展的措施引起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政治要求的不斷衰退，與帝國主義向民族資產階級的讓步相對應，資產階級的各階層一個接一個地與帝國主義合作”，“廢除……自由貿易政策、實行保護關稅的做法奠定了帝國主義與民族資產階級合作的基礎”。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不是其與帝國主義鬥爭的結果，而是做為帝國主義的小夥伴在帝國主義的保護之下發展起來的。印度漸進的“非殖民地化”進程是帝國主義勉強和被迫贈送的禮物，因此，“非殖民地化”過程伴隨著印度資產階級的“不革命化”過程。
印度的工業發展還使無產階級的力量壯大，群眾革命運動也隨之高漲。在這種情況下，資產階級不會充當群眾革命運動的領導人。相反，“一旦運動具有群眾性，資產階級就會轉而反對它，並與帝國主義聯合與之戰鬥”。共同的利益及對革命的同樣恐懼，使他們在階級鬥爭中站在同一戰線上。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讓步使資產階級的妥協叛賣性暴露出來，群眾革命運動的高漲更加劇了資產階級的妥協叛賣性。
羅易還認為，殖民當局“把一部分權力交給殖民地資產階級不會削弱帝國主義，因為民族資產階級不是使用這個權力更進一步地發展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而是用它來鎮壓革命。羅易斷言：“不論從印度國內形勢來看，還是從當前世界形勢來看，印度資產階級都是站在反革命一邊，它不能夠也沒有領導或參加爭取民族自由的鬥爭”。
羅易在“非殖民地化”理論的基礎上，為印度共產黨製定了爭取民族獨立鬥爭的戰略和策略，進一步了解羅易這些思想，有助於深入認識羅易的“非殖民地化”理論。
羅易認為，由於民族資產階級背叛了人民群眾，與英帝國主義聯合起來共同鎮壓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印度的階級矛盾尖銳起來，“麵對這種情況，基於資本主義對抗的民族鬥爭失去了其重要性”，印度革命的動力是階級鬥爭，反帝鬥爭將發展並做為反資本主義的鬥爭取得勝利。
羅易承認印度民族革命的直接任務仍然是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並建立一個民族民主國家來代替它。但由於民族革命的社會基礎是被壓迫和被剝削階級，這場革命所建立的民主國家就不能是虛假的資產階級民主，印度民族革命的任務不是實現做為資產階級專政的核心的議會民主”。“對於資產階級來說，民主本身是一個目的，資產階級把民主國家變成其專政的工具。對無產階級來說，民主是達到其目的——社會主義的一種手段”。“無產階級通過在民族革命鬥爭中實現自己的領導權，將會把鬥爭推向比資產階級議會製更高一級的民主自由”。為達到這個目的，“革命要經過連續的發展階段”。羅易1922年就說過，殖民地國家實現民族獨立要經過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政治獨立”，這一階段的任務是推翻外來的統治，以印度資產階級的統治取而代之。第二階段是“經濟解放”，這一階段的任務是推翻資產階級政府，群眾鬥爭大規模展開，迫使資產階級接受群眾的要求。第三階段是社會解放，這階段的任務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由於印度民族革命的任務是解放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羅易認為能領導人民取得勝利的隻有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雖是民族運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它們一方麵“不可能擺脫資本主義方向，另一方麵不可能擺脫反動的半封建社會意識。他們仍會和革命共同走過一段長路，但是最終會象中國資產階級一樣背叛革命。印度的農民占全部人口的75%，他們的積極支持是反帝鬥爭的決定因素，但是農民階級“本身落後到不能成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的地步，他們或者在資產階級反對封建主義、建立資本主義的鬥爭中跟隨資產階級，或者成為無產階級領導的同盟軍。隻有無產階級才是最革命的階級，印度的民族解放鬥爭隻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才能取得勝利。
槪括起來，羅易是“非殖民地化”理論包括不可分割的經濟和政治兩方麵的內容。其經濟含義就是，英帝國主義由於其國內的經濟危機、戰爭的需要及群眾革命覺醒的壓力，對印度實行了新的工業化政策，這個政策導致了印度工業的快速發展，使印度產生了漸進的“非殖民地化”過程。其政治內容包括兩個方麵：其一，英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讓步會使印度從“附屬國”地位上升到“自治領”地位，非殖民地化過程會導致英帝國的解體；其二，印度的經濟發展引起了階級關係的變化，印度資產階級從英帝國主義的讓步中得到了好處，他們願意在帝國主義創造的“和平”、“秩序”下得到發展，和平地取得對國家的統治權。印度資產階級已經失去了革命作用。
更進一步說，羅是的“非殖民地化”理論觸及了以下幾個問題：帝國主義宗主國能否讓殖民地以和平的方式實現民族獨立？民族資產階級在民族解放運動中到底起什麽作用？民族殖民地國家的發展趨向是什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