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印度工農黨的發展與作用（1925——1929）
（一）印度工農黨的建立
如前所述，羅易和印度國內的共產黨人在1922—1923年間曾幾次嚐試建立工農黨，然而，均是草擬宣言和綱領，並未付諸實踐，但是，這必竟有了良好的開端。不幸的是，英印政府於1923—1924年先後製造了白沙瓦和康普爾兩次所謂“謀叛案”，逮捕了大部分共產黨人，從而使印度共運處於癱瘓和瓦解狀態，工農黨的建設活動也因此而中斷。
自1925年以來，工農黨的組織活動又重新開始活躍起來，最早出現在孟加拉。1925年11月1日，伊斯拉姆等人在加爾各答組成了“印度國民大會勞工自治黨”。（又譯“國民大會工人獨立黨”，簡稱“工人獨立黨”），參加創建的還有希曼塔·古馬爾、薩卡爾和薩姆斯丁·侯賽爾。機關刊物是《耕犁》（又譯《犁》）。該黨要“組織工人和農民，以謀求印度的獨立，要為工人和農民的利益在議會中進行鬥爭。黨員可以自由參加自治黨。”
1926年2月6日，全孟加拉佃農會議在克裏希納加爾舉行。會議決定建立孟加拉農工黨，並同工人獨立黨合並。“該黨的領導集團主要是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組成的”。“工人自治黨的原則成為這個新黨的綱領基礎。”據艾哈邁德自己回憶說：在1926年2月的會上，有人提議黨的名字應該是“孟加拉工農黨”，但因為會議上農民代表占多數，“工人”這個字沒有放在黨的開頭，隻是在1927年2月的會上，才“自然地”改為“工農黨”。印度共產黨人穆劄法爾·艾哈邁德於1926 1月到達加爾各答，很快就投入到了該黨的活動，同年8月任該黨機關報的編輯。他回憶說：“《耕犁》這一刊物的管理及編輯工作逐漸移交給了我。當時之所以發生這樣的事情，是因為人手極少。我們把這一雜誌改名為《群言》，因為《耕犁》僅僅是農民的標誌。然而，這一雜誌事實上是勞動人民的喉舌。雖然印度共產黨不是非法的，但公開地在它的名義下進行工作是困難的。通常我們在共產黨內部決定的事情實際上以工農黨政綱的名義來付諸實施。這個黨的宣言都是由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擬定的。在孟加拉，工農黨中多半是非共產黨人，但是我們的工作並沒有因此而受到損害。”
這時，英國共國共產黨也積極從事這項工作。1926年12月30日英共黨員菲利普·斯普拉特到達孟買，他的使命是同穆劄法爾·艾哈邁德、S。V。卡特等印度共產黨人聯係，指導他們組織一個能合法掩護共產黨活動的工農黨。1927年2月8日在孟買召開了一個會議，孟買工農黨在會上正式成立。
孟買工農黨是在1925年孟買已存在的國大黨一個工人小組的基礎上成立的，其機關刊物是《革命》周刊。黨的總書記是S。S。密拉季卡。
1927年5月31日共產黨人在孟買舉行會議。大部分重要的印度共產黨人都參加了這個會。其中包括5月24日獲釋的S。A。丹吉。會上S。V。卡特繼任總書記，艾哈邁德、K。S。伊因加爾和S。A。丹吉被選入主席團。會上第一次討論了加入共產國際的問題。
1928年9月28日旁遮普工農黨成立。這是由旁遮普原先存在的阿姆利則工農小組和拉合爾工農小組合並而成的，機關刊物是《工人》。艾哈邁德回憶說他在1927年全印工會上認識了索漢·辛格·左施：“我們同索漢·辛格進行過一次討論，其結果是1927年在旁遮普建立了工農黨。”1928年9月，菲力普·斯普拉特和艾哈邁德應邀去米拉特參加一個政治會議。辛格·左施和P。C。約希參加了會議。在米拉特會議上，建立了北方邦的工農黨。P。C。約希擔任黨的書記。
全印工農黨大會於1928年12月21日～24日在加爾各答舉行。索漢·辛格·左施為會議主席。會議通過了《政治決議》和《工農黨的原則和政策》。決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和工農黨的任務。決議指出：“在群眾運動日益發展的形勢下，工農黨必須：（1）支持運動的發展，並將它進行到底；（2）澄清各種混亂的思想。”
（3）改善運動的組織，特別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組織，擴大和加強黨的力量。
為了實現第一個目標，工農黨必須同一切有助於增強運動的力量和組織建立統一戰線，不管這些組織是工人的、農民的、還是小資產階級的。但是，必須比以前更堅定地堅持工農黨的獨立性，把它作為實行正確政策、團結和領導國內所有革命力量的唯一組織。工農黨不能再象過去那樣，隻作為其他組織中的一部分或一個派別，它應當成為正在興起的群眾運動的唯一代表。《工農黨的原則和政策》明確了該黨的宗旨和總的戰略方針：
“工農黨作為群眾運動中最有覺悟的部分，是在印度的絕大多數居民處於經濟上受剝削、政治上受奴役的條件下產生的。它的宗旨就是要實現政治獨立，消滅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它的戰略是由國內的一切剝削階級正在或者已經結成同盟這個事實所決定的。它的戰略就是要動員國內的所有被剝削階級進行反對剝削階級的共同鬥爭。”1929年3月17日—19日印度共產黨再次在孟買開會。會議決定改組印共，使之成為“全印共產主義工作的基礎。”同時會議決定保留工農黨。
不過，就在這個會的第二天，即1929年3月20日，英國政府逮捕了31名工農黨員、共產黨員、工會領導人等，開始了著名的“米拉特審判案。”
由於重要領導人的被捕，共產黨在組織上一時受到重大損失，工農黨也受到重大損失。工農黨的工作以及其它方麵的工作幾乎都陷於停頓。此後，印度共產黨人麵臨的主要任務是建立統一的共產黨和開展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因而沒有再提及印度工農黨的問題。在這個時期，雖然工農黨召開過代表會議，但是除了旁遮普工農黨以外，其他地區的工農黨已不再發揮任何作用。1932年，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印度共產黨建立“工人黨”，從而取代了工農黨。
（二）印度工農黨與國大黨的關係
印度工農黨自始至終與印度國大黨有著緊密的聯係，工農黨和許多活動是在國大黨內部進行的。工農黨在一開始就是以國大黨的左冀力量出現。它利用了國大黨在群眾中的影響，同時也促進了國大黨本身積極投入民族解放運動。
艾哈邁德說：“1926年2月，在克裏希納加爾由工人獨立黨發起舉行了一個農民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工人獨立黨改名為孟加拉農工黨。這意味著該黨不再屬於印度國民大會黨。”其實，艾哈邁德是有點誇大了。從工農黨的幾個綱領來看，它在思想上還保留著大量的舊跡，而在組織行動上它仍舊出席了國大黨的一些會議，並且在這些會議上起了積極的作用。共產黨人的方針基本也是在利用國大黨的影響，他們想由工農黨去支配、影響國大黨。
下麵列舉一些材料說明以上的觀點：
首先，孟加拉工人獨立黨的全稱就是“印度國民大會工人獨立黨”。它在成立時發表的宣言裏說，由於爭取自治的其他所有方法已經無能為力，本黨爭取自治和挽救國家的方法是組織占全國人口80%的工農，使他們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並為自由的利益，從有產階級手中爭得自由。
第一個工農黨——孟加拉工農黨在1927年2月第二次代表
會議通過了黨綱。黨綱的基本精神與國大黨還是一致的，它雖然沒有明確地確定自己對國大黨的態度，但它批評了國大黨忽視勞動者的利益，並指出工農黨將要敦促國大黨注意工人階級、農民和中產階級下層的要求。黨綱還說：“為了達到目的，黨準備和其他黨派合作。”
第二個工農黨——孟買工農黨在1927年5月舉行的國大黨全印委員會會議上提出了自己的長篇決議，這個決議的發表，表示了這個黨活動的開始，這個決議在國大黨的會議上進行了討論。決議的主要內容是：
1.國大黨及其現在的上層領導人都代表印度有產階級利益。印度居民基本群眾對國大黨的活動已經失去了好感。
2.為了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必須使國大黨擺脫“階級利益的束縛”，並提出爭取民族解放的任務。這個目的的實現，乃是使群眾完全擺脫剝削和壓迫道路上的第一步。
3.國大黨的目標應當是爭取完全的民族獨立，並建立以普遍選舉權為基礎的自治。
4.國大黨應當承認公民不服從運動和直接行動是印度人民徹底結束他們的從屬地位的唯一重要工具。
5.隻有在群眾普遍覺醒的情況下，才能順利地采取直接行動，如公民不服從運動。
6.為了盡早地喚醒群眾，國大黨應當立即通過旨在改善勞動者狀況的活動綱領。
可見，孟買工農黨是作為國大黨的一翼在國大黨內進行活動的，它並沒有把自己和國大黨對立起來。它是要把國大黨民主化，並把它變成全民爭取獨立的機關，而且孟加拉工農黨的決議中並沒有提出取消地主土地占有製的要求。
英國共產黨在印度的代表——斯普拉特在孟實工農黨成立大會召開前，會給會議發了一個指示，其中列舉了新政黨的主要任務是：“（1）取得國大黨各委員會中的代表權；（2）促使職工大會接受綱領並推選我們的代表；（3）支持‘紡織’文件；（4）增加黨員；（5）發起‘不幹涉中國運動’。”隨後他又說：“應該盡快地在孟買成立由國大黨委員會、自治黨、工會、工農黨等組成的統一戰線委員會。”可見共產黨人在當時的策略是企圖利用國大黨。
在19.27年12月國大黨於馬德拉斯舉行的例會上，各工農黨的黨員首次作為團結一致的集團出現，並在會上對於國大黨的進步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在1928年全印工農黨成立大會上通過了一個提綱，它詳細規定了工農黨同國大黨的關係。但是，這個提綱（即《政治決議》）的一些提法與過去有較大變化，它更多強調的是在此以後工農黨要發揮完全的獨立作用，從而使工農黨和國大黨的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時期。該提綱寫道：“過去一年的形勢發展，使工農黨和國大黨及其獨立派之間的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過去幾年中所表現出來的群眾和國大黨的逐步分離，現在已經十分明顯。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整體已經後退了，但是其中的一部分人由於策略上的原因還沒有這樣做，他們仍然保持著進步的立場。另一方麵，群眾已經大大地前進了。在過去，民族運動中的相互關係是工農黨構成了民族運動的左翼，作為國大黨的一部分進行工作。”
“現在，這種狀況已經不再適用了。工農黨代表的是不斷前進的群眾運動，而國大黨的領導集團已經和倒退的資產階級結合在一起了，全印政黨會議就是這種結合的代表機構。兩種運動已經分裂，它們的領導集團也必須這樣做。從此以後，工農黨必須發揮完全獨立的作用。”
“但是，國大黨在若幹時間內還會維持它的混合性特點，成為一個沒有明確的信念、由資產階級領導的鬆散組織。國大黨它還會擁有包括不同社會階層和不同政治傾向的人士在內的小資產階級追隨者，有的還具有潛在的革命性。在這種情況下，當著工農黨仍然比較弱小，而且尙未在國內組織起來時，它必須遵循傳統的政策，在國大黨內建立黨團，以便進行宣傳鼓動，揭露國大黨的反動領導，把國大黨內的革命分子吸收到工農黨裏來。但是，這種政策隻是暫時的。工農黨並不打算控製或奪取國大黨，它在國大黨內的黨員純粹是起一種批評者的作用。因此，黨員未經工農黨全國執行委員會的特許，不許在國大黨內任職。工農黨的目的隻能是建立自己的獨立組織，以求盡早排除在國大黨內進行宣傳鼓動工作的必要性。”
該提綱認為：黨必須發展它在其他領域的鬥爭，絕不能因為國大黨過去的運動和口號，就把自己的鬥爭建立在國大黨的基礎之上，必須在所有的問題上提出自己完全獨立的主張。黨必須：
（1）開展反對“工會衝突法”的更廣泛鬥爭。盡管資產階級政治家在這個問題上和我們是一致的。（2）必須開展反對戰爭危險的宣傳鼓動工作，特別要反對針對蘇維埃俄國的戰爭準備。
（3）必須用具體的方式來強調革命民族主義和工人階級運動的國際性質，要用具體的政治實例敎育群眾，特別要敎育工人階級。要特別支持中國的工人和農民進行的反對同帝國主義結成了聯盟的資產級階民族主義者的白色恐怖的鬥爭，揭露中國資產階級在民族運動中的眞正作用。在這個問題上，所有的民族主義報刊和宣傳都是徹底反革命的。必須揭露印度資產階級和中國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一致性。
由上述情況可以看出：
1.工農黨在共產黨人的領導下，在國大黨內部做了不少工作。雖然它的綱領還不是社會主義的，距離無產階級政黨的要求還有很大距離，但它在國大黨內是最先進的了；
2.工農黨借國大黨擴大了自己的勢力，同時它也促進了國大黨的進步，致使國大黨也不得不重視這支力量；
3.1928年以後，工農黨與國大黨關係發生了重要變化，工農黨自此以後變成了一個對立於資產階級國大黨的組織。其原因不能不歸結於共產國際在路線上的根本變化。
（三）印度工農黨領導了工農群眾的革命鬥爭，推動印度革命的發展從組織上說，工農黨與工農有著廣泛的聯係，這當然有不少是因為利用了國大黨以前的影響。孟加拉工農黨之下領導有：孟加拉黃麻工人聯合會，孟加拉玻璃工人工會，孟加拉清道夫工人工會，達卡紡織工人工會和其它一些工人組織。孟加拉工農黨也力圖在農村設立自己的分部，而孟加拉工農黨原先一部分就是由“佃農代表會議”而來的，因此在一開始被稱為“農工黨”。
孟買工農黨的工人力量則更強一些。它原來就是在國大黨的一個工人小組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隨著共產黨人對工農黨影響的逐漸加強，對它以後活動性質發生了深刻影響。
孟買工農黨領導了工人階級的許多次大規模的經濟和政治運動。在孟買工農黨的參加下，在孟買和孟買省的其它地方成立了許多革命工會，其中有在印度國內外聞名的孟買紡織工人紅旗工會。在許多年間，紅旗工會一直是印度革命工人的首要工會。在這些工會和工農黨的領導下，孟買工人展開了英勇的階級鬥爭。
旁遮普工農黨的阿姆利則工農小組主要在農民中進行工作，拉合爾小組主要是在達裏瓦爾的靑年鐵路工人和紡織工人中進行活動。其機關刊物是《工人》雜誌，用烏爾都文和旁遮普文出版。此外這個黨還有《工農》周刊。
關於工農黨的黨員究竟有許少，現在還沒有精確的資料。蘇聯人編的《印度近代史》（上冊）說：“各工農黨的組織原則，各有不同。孟買工農黨采取個別吸收黨員，總共隻有幾百人，雖然，如上所述，這個黨的影響很大。孟加拉工農黨采取個別吸收黨員和集體吸收黨員兩種方式。有些農會和工會成為它的集體黨員。1928年，孟加拉工農黨共有125名個別黨員和大量集體黨員（約1萬人）”
1927年是印度革命的一個轉折點。印度的民族解放運動在1922年以後日趨低落，到了1927年開始向新的高潮發展，終於發展成為1928年至1933年的不合作運動的髙潮。工農黨在這次高潮過程中，利用其群眾基礎，大大推動了革命的發展。
1927年11月，英國政府為維持其在印度的殖民統治，派了“西門調查團”去印度，這一事件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遭到了全印度人民的強烈反對。國大黨1927年12月召開了例會，采取了堅決積極的立場，通過了《關於給印度以完全的民族獨立的決議》，通過了《抵製西門調查團的決議》《支持中國人民的解放鬥爭的決議》等一係列積極的決議。這個會議是標誌國大黨進步的一個明顯階梯，而工農黨在這次會上起了極重要的作用。
在這個會上，孟加拉工農黨發表特別宣言，這個宣言在國內獲得廣泛傳播。孟加拉工農黨在這個宣言中就英國政府派西門調查團一事，揭露了英帝國主義在印度的政策，號召為爭取完全的民族獨立而鬥爭，支持了工農的要求，宣言在結尾號召國大黨：
“把對西門調查團的抵製……由純粹議會的示威遊行變成爭取自治的民族鬥爭。”
在會議上，工農黨成員在列入議事日程的所有重要問題上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和修正案。比如，他們建議國大黨通過實現勞動群眾要求的廣泛的綱領。工農黨所提出的大部分決議和修正件，包括在西門調查團到來時不僅舉行群眾的抗議性示威遊行，而且在各地舉行工人的總罷工的建議，都被國大黨領導上所否決。然而工農黨黨員在國大黨會議講壇上的一切發言，都對推廣他們的綱領和國大黨內左派的形成（如尼赫魯），起了重大的作用。
1927年11月在坎普爾還舉行了全印工會大會第一次例會。這個會上揭露了英國工黨的麵目，通過了抵製西門調查團的決議。在這個會議上，由共產黨人和工農黨黨員組成的左派，首次形成了有組織的力量。左派就一切急待解決的主要問題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例如他們要求放棄向英國工黨獻媚的政策，並說明工黨的活動是帝國主義的活動。他們在第二年的全印工會大會領導機關的選舉中，獲得了顯著的勝利。孟買工農黨主席滕格迪被選為全印工會大會副主席，而共產黨人丹吉被選為全印工會大會付書記。
1928年4月26日，孟買紡織工人工會——“紅旗工會”（它是工農黨領導的一個組織，其領導人是C。A丹吉和英國共產黨人布拉德裏和其它一些工會運動的革命領袖）因反對資本家推行“企業合理化”而開除工人和警察鎮壓工人運動，宣布總罷工，結果孟買15萬紡織工人停止了工作，全城所有的紡織廠都關了門。這印度曆史上的最大一次罷工。
這次罷工一開始就得到孟買全體工人的同情，在罷工時舉行了群眾大會和示威遊行。迫使英國當局和工廠主不得不做些讓步。印度其它工業中心的工人都表示支援孟買的無產階級，共產黨人在紹拉普爾紡織工人中做了很多工作，並成立了與“紅旗工會”有密切聯係的革命工會。紹拉普爾許多工廠和大印度半島鐵路很多車站的工人同孟買的工人同時罷了工，鐵路工人力圖阻止警察隊前往孟買增援。
孟買的共產黨人和工農黨還領導工人成立了有500人參加的工人誌願隊，反對殖民當局的破壞活動。工農黨還在農村為罷工工人收集糧食。
這次罷工其延續了6個月，1928年10月底以全麵勝利而吿終。這次罷工是印度1928—1933年革命高潮到來的重要標誌，他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鬥誌（國際好多國家的無產階級都給予了道義上和物質上的支援）。這次罷工給無產階級樹立了英勇、有組織的鬥爭的典範。而共產黨人和工農黨在其中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到1928年底，共產黨人和工農黨可以說進入印度早期共產主義運動的黃金時代。他們在全國各大城市幾乎都建立了自己的工會組織，在孟加拉、孟買和旁遮普還領導了一大批靑年學生和小資產階級，此外還出版了許多周刊和日報，大大加強了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他們在工會代表大會和其它組織團體中有具有相當規模的影響。在這基礎上全印工農黨又宣吿成立了。而他們的最主要、也是最有力的陣地恐怕要數孟買的“紅旗工會”和紹拉普爾“紅旗工會”了。
1929年2月，工農黨還和國大黨進行合作，組織了一個反對西蒙委員會的巨大示威遊行。這次行動的一個特點是打出寫著不同口號的各種標語。在這次遊行隊伍中，第一次展出了“革命萬歲”的口號標語工農黨這時還領導了加爾各答克裏夫黃麻工廠的一次罷工。
艾哈邁德在回憶中說：“1927年的最後幾個月，工人的鬥爭開始在我國各地爆發。1928年，這些鬥爭越益強烈和廣泛。不僅共產黨的毎個黨員投入了鬥爭，而且工農黨的黨員（非共產黨黨員）也全心全意地參加到鬥爭中去。在罷工集會上，不僅對經濟問題而且對政治問題發表演說。”
“我們的領導權在孟買以及孟加拉的一些地區的工人中內建立了。由於1928年工人鬥爭的結束，工人運動具有了戰鬥的姿態。運動獲得了完全新的性質。”印度工農黨的活動給英國殖民當局以極大的威脅。1929年1月，英印總督宣稱：“擾亂人心的共產主義的蔓延巳令人憂慮，並指示政府采取措施。”在《1928—29年的印度》政府年度報吿中寫道：“共產主義的宣傳和影響，特別在某些大城市的產業階級中的增長，引起了當局的憂慮。”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英國殖民當局采取了殘酷的鎮壓措施。
1929年3月20日，即印度共產黨舉行孟買會議的第二天，英國殖民當局逮捕31名共產黨、工農黨和其它工會重要領導人，製造了所謂“米拉特謀叛案”。這對於印度共產黨人說來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據報道：米拉特審判的罪名是陰謀推翻英王兼印度帝國皇帝對印度的統治權。印共領導人幾乎全部被捕；有8名被吿是國大黨全國委員會委員，還有一名是全印工會大會以前的主席。米拉特案件對共產黨人來說無疑損失重大，可另一麵它對共產黨來說卻是空前地提高了威信。
米拉特謀叛案的被吿在國內得到各派民族解放力量的同情，M。A。安薩利博士和賈瓦哈拉爾·尼赫魯等人為其組織了辯護委員會。尼赫魯甚至說：“我願意指出，這次審判是和總的形勢分不開的，必須把它看作印度政府對工人運動所發動的進攻的一個方麵。……人們大叫大嚷，說印度有共產黨人和共產主義。毫無疑問，印度是有一些共產黨人的。但同樣肯定的是，關於共產主義的叫嚷無非是為了掩飾印度政府的累累罪行而已。”而且，聖雄甘地也跑到監獄去，親自給他們以鼓勵。
重要的工會領導人被捕之後，引起了印度工人罷工的新浪潮。紅旗工會的第二次總罷工在其領袖被捕後仍延續了一個時期，此外還有加爾各答黃麻工業工人的罷工，阿達姆冶金工廠的罷工、哈斯廠工廠的罷工和馬德拉斯及拉合爾鐵路的罷工。罷工的人們提出了釋放政治犯的要求。在所有各大工業城市，都成立了為米拉特案件辯護的委員會，進行募捐並寄送食物和書報到監獄。以後又成立了全印度的辯護委員會，在世界上許多國家都給予了聲援。
在整個審判過程中，在印度各地一再舉行群眾大會和抗議性示威遊行。未被捕的共產黨人利用這個運動加緊進行了共產主義宣傳。許多靑年組織都承認了共產主義學說。
監獄當局顯然對被吿是寬大的，致使他們能夠指導獄外同誌。斯普拉特回憶說：他們在獄中還成立了相當於黨的辦公室的機構。
共產黨人還充分利用了法庭這一陣地進行戰鬥。斯普拉特回憶說：“總而言之，法庭揭露我們秘密工作方法隻能使人們欽佩我們：我們所做的都是大多數靑年人所要做的。……我們在法庭中有機會發表政治言論，而且得到報刊的廣泛刊登。有幾篇發言長得足以印成一本小書；毫無疑問，凡是有利於共產主義的話幾乎都說了。”
就在這時候，又湧現出了後來成為印度共產黨的一些重要領導人物，如：S。V。堆什班堆，P。Q。帕臘德瓦支和B。T。蘭那地夫。
艾哈邁德回憶說：“自米拉特謀叛案那時起，共產主義思想體係開始在印度確立起來。在孟加拉的監獄和集中營中，恐怖主義的在押犯開始閱讀馬克思主義文獻。安達曼監獄中的犯人也同樣如此。他們中的許多人在獲釋後參加了印度共產黨。”泰戈爾和斯普拉特也都認為米拉特謀叛案“為共產主義在印度打下了穩固的基礎。”
還有一點能說明被吿在國內取得同情和支持的是判決結果。1933年1月16日宣判結果是：艾哈邁德無期徒刑；丹吉、卡特、卓格雷加爾，寧勃加爾和斯普拉特是12年；布萊德雷、米臘吉卡和烏斯瑪尼是4年；最輕是3年。可是大多數人在上訴後得到減刑、到了1933年底，米拉特案件的被吿幾乎全部獲釋了。
如前所述，羅易和印度國內的共產黨人在1922—1923年間曾幾次嚐試建立工農黨，然而，均是草擬宣言和綱領，並未付諸實踐，但是，這必竟有了良好的開端。不幸的是，英印政府於1923—1924年先後製造了白沙瓦和康普爾兩次所謂“謀叛案”，逮捕了大部分共產黨人，從而使印度共運處於癱瘓和瓦解狀態，工農黨的建設活動也因此而中斷。
自1925年以來，工農黨的組織活動又重新開始活躍起來，最早出現在孟加拉。1925年11月1日，伊斯拉姆等人在加爾各答組成了“印度國民大會勞工自治黨”。（又譯“國民大會工人獨立黨”，簡稱“工人獨立黨”），參加創建的還有希曼塔·古馬爾、薩卡爾和薩姆斯丁·侯賽爾。機關刊物是《耕犁》（又譯《犁》）。該黨要“組織工人和農民，以謀求印度的獨立，要為工人和農民的利益在議會中進行鬥爭。黨員可以自由參加自治黨。”
1926年2月6日，全孟加拉佃農會議在克裏希納加爾舉行。會議決定建立孟加拉農工黨，並同工人獨立黨合並。“該黨的領導集團主要是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組成的”。“工人自治黨的原則成為這個新黨的綱領基礎。”據艾哈邁德自己回憶說：在1926年2月的會上，有人提議黨的名字應該是“孟加拉工農黨”，但因為會議上農民代表占多數，“工人”這個字沒有放在黨的開頭，隻是在1927年2月的會上，才“自然地”改為“工農黨”。印度共產黨人穆劄法爾·艾哈邁德於1926 1月到達加爾各答，很快就投入到了該黨的活動，同年8月任該黨機關報的編輯。他回憶說：“《耕犁》這一刊物的管理及編輯工作逐漸移交給了我。當時之所以發生這樣的事情，是因為人手極少。我們把這一雜誌改名為《群言》，因為《耕犁》僅僅是農民的標誌。然而，這一雜誌事實上是勞動人民的喉舌。雖然印度共產黨不是非法的，但公開地在它的名義下進行工作是困難的。通常我們在共產黨內部決定的事情實際上以工農黨政綱的名義來付諸實施。這個黨的宣言都是由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擬定的。在孟加拉，工農黨中多半是非共產黨人，但是我們的工作並沒有因此而受到損害。”
這時，英國共國共產黨也積極從事這項工作。1926年12月30日英共黨員菲利普·斯普拉特到達孟買，他的使命是同穆劄法爾·艾哈邁德、S。V。卡特等印度共產黨人聯係，指導他們組織一個能合法掩護共產黨活動的工農黨。1927年2月8日在孟買召開了一個會議，孟買工農黨在會上正式成立。
孟買工農黨是在1925年孟買已存在的國大黨一個工人小組的基礎上成立的，其機關刊物是《革命》周刊。黨的總書記是S。S。密拉季卡。
1927年5月31日共產黨人在孟買舉行會議。大部分重要的印度共產黨人都參加了這個會。其中包括5月24日獲釋的S。A。丹吉。會上S。V。卡特繼任總書記，艾哈邁德、K。S。伊因加爾和S。A。丹吉被選入主席團。會上第一次討論了加入共產國際的問題。
1928年9月28日旁遮普工農黨成立。這是由旁遮普原先存在的阿姆利則工農小組和拉合爾工農小組合並而成的，機關刊物是《工人》。艾哈邁德回憶說他在1927年全印工會上認識了索漢·辛格·左施：“我們同索漢·辛格進行過一次討論，其結果是1927年在旁遮普建立了工農黨。”1928年9月，菲力普·斯普拉特和艾哈邁德應邀去米拉特參加一個政治會議。辛格·左施和P。C。約希參加了會議。在米拉特會議上，建立了北方邦的工農黨。P。C。約希擔任黨的書記。
全印工農黨大會於1928年12月21日～24日在加爾各答舉行。索漢·辛格·左施為會議主席。會議通過了《政治決議》和《工農黨的原則和政策》。決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和工農黨的任務。決議指出：“在群眾運動日益發展的形勢下，工農黨必須：（1）支持運動的發展，並將它進行到底；（2）澄清各種混亂的思想。”
（3）改善運動的組織，特別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組織，擴大和加強黨的力量。
為了實現第一個目標，工農黨必須同一切有助於增強運動的力量和組織建立統一戰線，不管這些組織是工人的、農民的、還是小資產階級的。但是，必須比以前更堅定地堅持工農黨的獨立性，把它作為實行正確政策、團結和領導國內所有革命力量的唯一組織。工農黨不能再象過去那樣，隻作為其他組織中的一部分或一個派別，它應當成為正在興起的群眾運動的唯一代表。《工農黨的原則和政策》明確了該黨的宗旨和總的戰略方針：
“工農黨作為群眾運動中最有覺悟的部分，是在印度的絕大多數居民處於經濟上受剝削、政治上受奴役的條件下產生的。它的宗旨就是要實現政治獨立，消滅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它的戰略是由國內的一切剝削階級正在或者已經結成同盟這個事實所決定的。它的戰略就是要動員國內的所有被剝削階級進行反對剝削階級的共同鬥爭。”1929年3月17日—19日印度共產黨再次在孟買開會。會議決定改組印共，使之成為“全印共產主義工作的基礎。”同時會議決定保留工農黨。
不過，就在這個會的第二天，即1929年3月20日，英國政府逮捕了31名工農黨員、共產黨員、工會領導人等，開始了著名的“米拉特審判案。”
由於重要領導人的被捕，共產黨在組織上一時受到重大損失，工農黨也受到重大損失。工農黨的工作以及其它方麵的工作幾乎都陷於停頓。此後，印度共產黨人麵臨的主要任務是建立統一的共產黨和開展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因而沒有再提及印度工農黨的問題。在這個時期，雖然工農黨召開過代表會議，但是除了旁遮普工農黨以外，其他地區的工農黨已不再發揮任何作用。1932年，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印度共產黨建立“工人黨”，從而取代了工農黨。
（二）印度工農黨與國大黨的關係
印度工農黨自始至終與印度國大黨有著緊密的聯係，工農黨和許多活動是在國大黨內部進行的。工農黨在一開始就是以國大黨的左冀力量出現。它利用了國大黨在群眾中的影響，同時也促進了國大黨本身積極投入民族解放運動。
艾哈邁德說：“1926年2月，在克裏希納加爾由工人獨立黨發起舉行了一個農民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工人獨立黨改名為孟加拉農工黨。這意味著該黨不再屬於印度國民大會黨。”其實，艾哈邁德是有點誇大了。從工農黨的幾個綱領來看，它在思想上還保留著大量的舊跡，而在組織行動上它仍舊出席了國大黨的一些會議，並且在這些會議上起了積極的作用。共產黨人的方針基本也是在利用國大黨的影響，他們想由工農黨去支配、影響國大黨。
下麵列舉一些材料說明以上的觀點：
首先，孟加拉工人獨立黨的全稱就是“印度國民大會工人獨立黨”。它在成立時發表的宣言裏說，由於爭取自治的其他所有方法已經無能為力，本黨爭取自治和挽救國家的方法是組織占全國人口80%的工農，使他們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並為自由的利益，從有產階級手中爭得自由。
第一個工農黨——孟加拉工農黨在1927年2月第二次代表
會議通過了黨綱。黨綱的基本精神與國大黨還是一致的，它雖然沒有明確地確定自己對國大黨的態度，但它批評了國大黨忽視勞動者的利益，並指出工農黨將要敦促國大黨注意工人階級、農民和中產階級下層的要求。黨綱還說：“為了達到目的，黨準備和其他黨派合作。”
第二個工農黨——孟買工農黨在1927年5月舉行的國大黨全印委員會會議上提出了自己的長篇決議，這個決議的發表，表示了這個黨活動的開始，這個決議在國大黨的會議上進行了討論。決議的主要內容是：
1.國大黨及其現在的上層領導人都代表印度有產階級利益。印度居民基本群眾對國大黨的活動已經失去了好感。
2.為了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必須使國大黨擺脫“階級利益的束縛”，並提出爭取民族解放的任務。這個目的的實現，乃是使群眾完全擺脫剝削和壓迫道路上的第一步。
3.國大黨的目標應當是爭取完全的民族獨立，並建立以普遍選舉權為基礎的自治。
4.國大黨應當承認公民不服從運動和直接行動是印度人民徹底結束他們的從屬地位的唯一重要工具。
5.隻有在群眾普遍覺醒的情況下，才能順利地采取直接行動，如公民不服從運動。
6.為了盡早地喚醒群眾，國大黨應當立即通過旨在改善勞動者狀況的活動綱領。
可見，孟買工農黨是作為國大黨的一翼在國大黨內進行活動的，它並沒有把自己和國大黨對立起來。它是要把國大黨民主化，並把它變成全民爭取獨立的機關，而且孟加拉工農黨的決議中並沒有提出取消地主土地占有製的要求。
英國共產黨在印度的代表——斯普拉特在孟實工農黨成立大會召開前，會給會議發了一個指示，其中列舉了新政黨的主要任務是：“（1）取得國大黨各委員會中的代表權；（2）促使職工大會接受綱領並推選我們的代表；（3）支持‘紡織’文件；（4）增加黨員；（5）發起‘不幹涉中國運動’。”隨後他又說：“應該盡快地在孟買成立由國大黨委員會、自治黨、工會、工農黨等組成的統一戰線委員會。”可見共產黨人在當時的策略是企圖利用國大黨。
在19.27年12月國大黨於馬德拉斯舉行的例會上，各工農黨的黨員首次作為團結一致的集團出現，並在會上對於國大黨的進步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在1928年全印工農黨成立大會上通過了一個提綱，它詳細規定了工農黨同國大黨的關係。但是，這個提綱（即《政治決議》）的一些提法與過去有較大變化，它更多強調的是在此以後工農黨要發揮完全的獨立作用，從而使工農黨和國大黨的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時期。該提綱寫道：“過去一年的形勢發展，使工農黨和國大黨及其獨立派之間的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過去幾年中所表現出來的群眾和國大黨的逐步分離，現在已經十分明顯。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整體已經後退了，但是其中的一部分人由於策略上的原因還沒有這樣做，他們仍然保持著進步的立場。另一方麵，群眾已經大大地前進了。在過去，民族運動中的相互關係是工農黨構成了民族運動的左翼，作為國大黨的一部分進行工作。”
“現在，這種狀況已經不再適用了。工農黨代表的是不斷前進的群眾運動，而國大黨的領導集團已經和倒退的資產階級結合在一起了，全印政黨會議就是這種結合的代表機構。兩種運動已經分裂，它們的領導集團也必須這樣做。從此以後，工農黨必須發揮完全獨立的作用。”
“但是，國大黨在若幹時間內還會維持它的混合性特點，成為一個沒有明確的信念、由資產階級領導的鬆散組織。國大黨它還會擁有包括不同社會階層和不同政治傾向的人士在內的小資產階級追隨者，有的還具有潛在的革命性。在這種情況下，當著工農黨仍然比較弱小，而且尙未在國內組織起來時，它必須遵循傳統的政策，在國大黨內建立黨團，以便進行宣傳鼓動，揭露國大黨的反動領導，把國大黨內的革命分子吸收到工農黨裏來。但是，這種政策隻是暫時的。工農黨並不打算控製或奪取國大黨，它在國大黨內的黨員純粹是起一種批評者的作用。因此，黨員未經工農黨全國執行委員會的特許，不許在國大黨內任職。工農黨的目的隻能是建立自己的獨立組織，以求盡早排除在國大黨內進行宣傳鼓動工作的必要性。”
該提綱認為：黨必須發展它在其他領域的鬥爭，絕不能因為國大黨過去的運動和口號，就把自己的鬥爭建立在國大黨的基礎之上，必須在所有的問題上提出自己完全獨立的主張。黨必須：
（1）開展反對“工會衝突法”的更廣泛鬥爭。盡管資產階級政治家在這個問題上和我們是一致的。（2）必須開展反對戰爭危險的宣傳鼓動工作，特別要反對針對蘇維埃俄國的戰爭準備。
（3）必須用具體的方式來強調革命民族主義和工人階級運動的國際性質，要用具體的政治實例敎育群眾，特別要敎育工人階級。要特別支持中國的工人和農民進行的反對同帝國主義結成了聯盟的資產級階民族主義者的白色恐怖的鬥爭，揭露中國資產階級在民族運動中的眞正作用。在這個問題上，所有的民族主義報刊和宣傳都是徹底反革命的。必須揭露印度資產階級和中國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一致性。
由上述情況可以看出：
1.工農黨在共產黨人的領導下，在國大黨內部做了不少工作。雖然它的綱領還不是社會主義的，距離無產階級政黨的要求還有很大距離，但它在國大黨內是最先進的了；
2.工農黨借國大黨擴大了自己的勢力，同時它也促進了國大黨的進步，致使國大黨也不得不重視這支力量；
3.1928年以後，工農黨與國大黨關係發生了重要變化，工農黨自此以後變成了一個對立於資產階級國大黨的組織。其原因不能不歸結於共產國際在路線上的根本變化。
（三）印度工農黨領導了工農群眾的革命鬥爭，推動印度革命的發展從組織上說，工農黨與工農有著廣泛的聯係，這當然有不少是因為利用了國大黨以前的影響。孟加拉工農黨之下領導有：孟加拉黃麻工人聯合會，孟加拉玻璃工人工會，孟加拉清道夫工人工會，達卡紡織工人工會和其它一些工人組織。孟加拉工農黨也力圖在農村設立自己的分部，而孟加拉工農黨原先一部分就是由“佃農代表會議”而來的，因此在一開始被稱為“農工黨”。
孟買工農黨的工人力量則更強一些。它原來就是在國大黨的一個工人小組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隨著共產黨人對工農黨影響的逐漸加強，對它以後活動性質發生了深刻影響。
孟買工農黨領導了工人階級的許多次大規模的經濟和政治運動。在孟買工農黨的參加下，在孟買和孟買省的其它地方成立了許多革命工會，其中有在印度國內外聞名的孟買紡織工人紅旗工會。在許多年間，紅旗工會一直是印度革命工人的首要工會。在這些工會和工農黨的領導下，孟買工人展開了英勇的階級鬥爭。
旁遮普工農黨的阿姆利則工農小組主要在農民中進行工作，拉合爾小組主要是在達裏瓦爾的靑年鐵路工人和紡織工人中進行活動。其機關刊物是《工人》雜誌，用烏爾都文和旁遮普文出版。此外這個黨還有《工農》周刊。
關於工農黨的黨員究竟有許少，現在還沒有精確的資料。蘇聯人編的《印度近代史》（上冊）說：“各工農黨的組織原則，各有不同。孟買工農黨采取個別吸收黨員，總共隻有幾百人，雖然，如上所述，這個黨的影響很大。孟加拉工農黨采取個別吸收黨員和集體吸收黨員兩種方式。有些農會和工會成為它的集體黨員。1928年，孟加拉工農黨共有125名個別黨員和大量集體黨員（約1萬人）”
1927年是印度革命的一個轉折點。印度的民族解放運動在1922年以後日趨低落，到了1927年開始向新的高潮發展，終於發展成為1928年至1933年的不合作運動的髙潮。工農黨在這次高潮過程中，利用其群眾基礎，大大推動了革命的發展。
1927年11月，英國政府為維持其在印度的殖民統治，派了“西門調查團”去印度，這一事件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遭到了全印度人民的強烈反對。國大黨1927年12月召開了例會，采取了堅決積極的立場，通過了《關於給印度以完全的民族獨立的決議》，通過了《抵製西門調查團的決議》《支持中國人民的解放鬥爭的決議》等一係列積極的決議。這個會議是標誌國大黨進步的一個明顯階梯，而工農黨在這次會上起了極重要的作用。
在這個會上，孟加拉工農黨發表特別宣言，這個宣言在國內獲得廣泛傳播。孟加拉工農黨在這個宣言中就英國政府派西門調查團一事，揭露了英帝國主義在印度的政策，號召為爭取完全的民族獨立而鬥爭，支持了工農的要求，宣言在結尾號召國大黨：
“把對西門調查團的抵製……由純粹議會的示威遊行變成爭取自治的民族鬥爭。”
在會議上，工農黨成員在列入議事日程的所有重要問題上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和修正案。比如，他們建議國大黨通過實現勞動群眾要求的廣泛的綱領。工農黨所提出的大部分決議和修正件，包括在西門調查團到來時不僅舉行群眾的抗議性示威遊行，而且在各地舉行工人的總罷工的建議，都被國大黨領導上所否決。然而工農黨黨員在國大黨會議講壇上的一切發言，都對推廣他們的綱領和國大黨內左派的形成（如尼赫魯），起了重大的作用。
1927年11月在坎普爾還舉行了全印工會大會第一次例會。這個會上揭露了英國工黨的麵目，通過了抵製西門調查團的決議。在這個會議上，由共產黨人和工農黨黨員組成的左派，首次形成了有組織的力量。左派就一切急待解決的主要問題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例如他們要求放棄向英國工黨獻媚的政策，並說明工黨的活動是帝國主義的活動。他們在第二年的全印工會大會領導機關的選舉中，獲得了顯著的勝利。孟買工農黨主席滕格迪被選為全印工會大會副主席，而共產黨人丹吉被選為全印工會大會付書記。
1928年4月26日，孟買紡織工人工會——“紅旗工會”（它是工農黨領導的一個組織，其領導人是C。A丹吉和英國共產黨人布拉德裏和其它一些工會運動的革命領袖）因反對資本家推行“企業合理化”而開除工人和警察鎮壓工人運動，宣布總罷工，結果孟買15萬紡織工人停止了工作，全城所有的紡織廠都關了門。這印度曆史上的最大一次罷工。
這次罷工一開始就得到孟買全體工人的同情，在罷工時舉行了群眾大會和示威遊行。迫使英國當局和工廠主不得不做些讓步。印度其它工業中心的工人都表示支援孟買的無產階級，共產黨人在紹拉普爾紡織工人中做了很多工作，並成立了與“紅旗工會”有密切聯係的革命工會。紹拉普爾許多工廠和大印度半島鐵路很多車站的工人同孟買的工人同時罷了工，鐵路工人力圖阻止警察隊前往孟買增援。
孟買的共產黨人和工農黨還領導工人成立了有500人參加的工人誌願隊，反對殖民當局的破壞活動。工農黨還在農村為罷工工人收集糧食。
這次罷工其延續了6個月，1928年10月底以全麵勝利而吿終。這次罷工是印度1928—1933年革命高潮到來的重要標誌，他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鬥誌（國際好多國家的無產階級都給予了道義上和物質上的支援）。這次罷工給無產階級樹立了英勇、有組織的鬥爭的典範。而共產黨人和工農黨在其中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到1928年底，共產黨人和工農黨可以說進入印度早期共產主義運動的黃金時代。他們在全國各大城市幾乎都建立了自己的工會組織，在孟加拉、孟買和旁遮普還領導了一大批靑年學生和小資產階級，此外還出版了許多周刊和日報，大大加強了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他們在工會代表大會和其它組織團體中有具有相當規模的影響。在這基礎上全印工農黨又宣吿成立了。而他們的最主要、也是最有力的陣地恐怕要數孟買的“紅旗工會”和紹拉普爾“紅旗工會”了。
1929年2月，工農黨還和國大黨進行合作，組織了一個反對西蒙委員會的巨大示威遊行。這次行動的一個特點是打出寫著不同口號的各種標語。在這次遊行隊伍中，第一次展出了“革命萬歲”的口號標語工農黨這時還領導了加爾各答克裏夫黃麻工廠的一次罷工。
艾哈邁德在回憶中說：“1927年的最後幾個月，工人的鬥爭開始在我國各地爆發。1928年，這些鬥爭越益強烈和廣泛。不僅共產黨的毎個黨員投入了鬥爭，而且工農黨的黨員（非共產黨黨員）也全心全意地參加到鬥爭中去。在罷工集會上，不僅對經濟問題而且對政治問題發表演說。”
“我們的領導權在孟買以及孟加拉的一些地區的工人中內建立了。由於1928年工人鬥爭的結束，工人運動具有了戰鬥的姿態。運動獲得了完全新的性質。”印度工農黨的活動給英國殖民當局以極大的威脅。1929年1月，英印總督宣稱：“擾亂人心的共產主義的蔓延巳令人憂慮，並指示政府采取措施。”在《1928—29年的印度》政府年度報吿中寫道：“共產主義的宣傳和影響，特別在某些大城市的產業階級中的增長，引起了當局的憂慮。”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英國殖民當局采取了殘酷的鎮壓措施。
1929年3月20日，即印度共產黨舉行孟買會議的第二天，英國殖民當局逮捕31名共產黨、工農黨和其它工會重要領導人，製造了所謂“米拉特謀叛案”。這對於印度共產黨人說來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據報道：米拉特審判的罪名是陰謀推翻英王兼印度帝國皇帝對印度的統治權。印共領導人幾乎全部被捕；有8名被吿是國大黨全國委員會委員，還有一名是全印工會大會以前的主席。米拉特案件對共產黨人來說無疑損失重大，可另一麵它對共產黨來說卻是空前地提高了威信。
米拉特謀叛案的被吿在國內得到各派民族解放力量的同情，M。A。安薩利博士和賈瓦哈拉爾·尼赫魯等人為其組織了辯護委員會。尼赫魯甚至說：“我願意指出，這次審判是和總的形勢分不開的，必須把它看作印度政府對工人運動所發動的進攻的一個方麵。……人們大叫大嚷，說印度有共產黨人和共產主義。毫無疑問，印度是有一些共產黨人的。但同樣肯定的是，關於共產主義的叫嚷無非是為了掩飾印度政府的累累罪行而已。”而且，聖雄甘地也跑到監獄去，親自給他們以鼓勵。
重要的工會領導人被捕之後，引起了印度工人罷工的新浪潮。紅旗工會的第二次總罷工在其領袖被捕後仍延續了一個時期，此外還有加爾各答黃麻工業工人的罷工，阿達姆冶金工廠的罷工、哈斯廠工廠的罷工和馬德拉斯及拉合爾鐵路的罷工。罷工的人們提出了釋放政治犯的要求。在所有各大工業城市，都成立了為米拉特案件辯護的委員會，進行募捐並寄送食物和書報到監獄。以後又成立了全印度的辯護委員會，在世界上許多國家都給予了聲援。
在整個審判過程中，在印度各地一再舉行群眾大會和抗議性示威遊行。未被捕的共產黨人利用這個運動加緊進行了共產主義宣傳。許多靑年組織都承認了共產主義學說。
監獄當局顯然對被吿是寬大的，致使他們能夠指導獄外同誌。斯普拉特回憶說：他們在獄中還成立了相當於黨的辦公室的機構。
共產黨人還充分利用了法庭這一陣地進行戰鬥。斯普拉特回憶說：“總而言之，法庭揭露我們秘密工作方法隻能使人們欽佩我們：我們所做的都是大多數靑年人所要做的。……我們在法庭中有機會發表政治言論，而且得到報刊的廣泛刊登。有幾篇發言長得足以印成一本小書；毫無疑問，凡是有利於共產主義的話幾乎都說了。”
就在這時候，又湧現出了後來成為印度共產黨的一些重要領導人物，如：S。V。堆什班堆，P。Q。帕臘德瓦支和B。T。蘭那地夫。
艾哈邁德回憶說：“自米拉特謀叛案那時起，共產主義思想體係開始在印度確立起來。在孟加拉的監獄和集中營中，恐怖主義的在押犯開始閱讀馬克思主義文獻。安達曼監獄中的犯人也同樣如此。他們中的許多人在獲釋後參加了印度共產黨。”泰戈爾和斯普拉特也都認為米拉特謀叛案“為共產主義在印度打下了穩固的基礎。”
還有一點能說明被吿在國內取得同情和支持的是判決結果。1933年1月16日宣判結果是：艾哈邁德無期徒刑；丹吉、卡特、卓格雷加爾，寧勃加爾和斯普拉特是12年；布萊德雷、米臘吉卡和烏斯瑪尼是4年；最輕是3年。可是大多數人在上訴後得到減刑、到了1933年底，米拉特案件的被吿幾乎全部獲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