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與西藏問題

第二節 供施關係的實質是政治隸屬關係

　　然而，對自元朝以來西藏正式納入中國版圖的曆史事實，西方某些學者及西藏分裂主義分子予以否認。認為元朝皇帝與薩迦喇嘛的關係是一種施主關係：喇嘛是教主，是世俗政權首腦皇帝的崇拜對象，是皇帝的精神導師；皇帝是向神及其化身喇嘛提供保護的庇護人；在元朝，帝師八思巴是教主，兼西藏的國王，忽必烈大帝則是施主；二者之間的關係就象羅馬教皇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關係一樣，都是地位平等的君主關係；西藏是一個獨立於元朝中央之外而又與之有特殊關係的王國。這一爭論涉及到供施關係的本質及“帝師”的地位，有必要加以澄清。

　　供施關係隨著政治歸順而開始

　　“供施關係”本來是佛教詞語，藏文為mchod yon，英譯為 Lamas and Patrons，或 Lamas and Benefacter。藏文 mchod 意為“布施對象”或“供養對象”，即受施者，接受布施或供養的人。佛教語言中稱作“福田”。在藏傳佛教裏接受供養與布施的人是喇嘛。藏文 yon意為“施主”，即提供布施與供養的人。藏文mchod yon讀音為“卻雲”（也有音譯“曲絨”的）。因此有人將“供施關係”譯為“卻雲關係”。也譯為“喇嘛與施主的關係。”

　　供施關係始於元代的忽必烈皇帝與八思巴。曆史事實表明，蒙元王室與西藏宗教領袖之間的關係首先是由政治、軍事關係開始的。1206年，成吉思汗45歲建立蒙古汗國後，開始用兵於土伯特（即衛藏）。很快原來隸屬於西夏的甘青藏族諸部在蒙古征服西夏後相繼歸順。1208年，成吉思汗西征中亞時，他的騎兵從葉爾羌南下進入西藏西部阿裏，並在該地設都元帥二員，實行軍事管製。阿裏也是較早降附蒙古汗國的藏族地區。1220年，成吉思汗追擊花刺子模末王紮闌丁時，他的軍中還有吐蕃兵。這些簡單的曆史事實表明，蒙古汗國與西藏關係的發生早於忽必烈和薩班時期，並且一開始就是政治、軍事關係，那時還沒有供施關係可言。

　　此時，蒙古汗國的戰略重點在西線，他們為了彌補頻繁爭戰消耗的人力、物力，需要首先鞏固西部戰線，解除後顧之憂，並為襲滅金國與宋朝作準備。因此成吉思汗及其子孫非常重視吐蕃地區的戰略地位。蒙古王室對統一西藏采取了軍事威脅和政治談判相結合的辦法而不是首先通過宗教的辦法即建立供施關係來實現。那時，蒙古王室的目的就是要征服包括西藏在內的全中國，要使西藏在政治上成為蒙古的臣屬。當時隻信薩滿教和景教而不知佛教為何物的蒙古大軍一味追求的隻是領土擴張和獲取財富，對西藏佛教根本不感興趣。蒙古滅西夏和金朝以後，在中原建立元帝國，元太宗窩闊台將原來西夏轄區及甘肅部分藏區劃為闊端的領地。闊端駐營前西夏重鎮涼州，開始準備進軍西藏本土。為了使西藏歸附蒙古，闊端先後兩次派其大將多達那波率領少量部隊，奉命調查西藏情況，並進行勸降。西藏初始拒降。於是蒙古軍隊火燒傑拉康寺和熱振寺。一路上殺死藏族僧侶500多人。多達那波的進藏使西藏政教首領們劇烈震懾，各派勢力紛紛請求蒙古王室歸收西藏。多達那波進藏後還了解到各派政治、宗教勢力的社會情況，為蒙古汗國統治西藏提供製定政策的依據。1240年，多那達波返回後，建議闊端任用當地宗教首領協助蒙古統治西藏。蒙古王室根據對西藏地區各派宗教首領的考察，決定任用薩迦派首領薩班。1244年多達那波再次攜帶闊端聖旨進藏，特召薩班赴涼州磋商西藏歸順蒙古事宜：

　　皇帝聖旨：

　　我為報答父母及天地之恩，需要一位指示道路取舍之上師，在選擇時選中了你。故望不辭道路艱辛前來此處。若你以年邁為借口不來，那麽以前釋迦牟尼為利益眾生做出的施舍犧牲又有多少？對比這下，你豈不是違反你學法時的誓願？你難道不懼怕我依邊地的法規派遣大軍前來追究給無數眾生帶來損害嗎？故此，你若為佛教及眾生著想，請盡快前來，我將使你管領西方之僧眾。

　　這就是《闊端召請薩迦班智達令旨》的核心內容。闊端聖旨以軍事威脅和政治利誘相結合，要求薩班為皇帝做佛事，代表西藏歸順蒙古。

　　同年，薩班應召，並攜帶他的侄子八思巴從薩迦起程赴涼州。1246年薩班抵涼州。1247年初，闊端與薩班在涼州舉行了協商會談，商定西藏歸順蒙古條件。與此同時，薩班寫信通告西藏僧俗首領，規勸他們接受條件，歸順蒙古大汗，西藏由蒙古指派的官員與薩迦首領共同管理。這就是前麵提到的著名的《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讚致烏思藏善知識大德及諸施主信》。

　　以上曆史事實充分證明，蒙元王室與西藏地方首領之間的關係，首先是政治上的歸順，西藏歸順元朝是通過和平的政治談判來解決的，隻是在解決政治從屬問題後，蒙藏才建立了宗教上的供施關係。

　　供施關係服務於政治統治

　　正是在薩班致西藏僧俗官員要求歸順蒙古的信中，第一次提出了供施關係。薩班在信中稱讚蒙古汗為“大施主”，是菩薩的化身。這段信原文如此：

　　祈願吉祥利樂！向上師及怙主文殊菩薩頂禮！……吾為利益佛法與眾生，尤為利益所有操蕃語之眾，前來蒙古之地，召我前來之大施主（闊端）甚喜，曰：“汝領如此年幼之八思巴兄弟與侍從一起前來，是眷顧於我。汝以頭來歸順，他人以腳來歸順，汝係因我召主而來，他人是因恐懼而來，此情吾豈能不知！……若我以世間法護持，汝以出世間法護持，釋迦牟尼之教法包有不遍弘於海內者歟！”

　　這段文字十分清晰地說明，西藏應歸順元朝，施主與上師要利用俗法與佛法共同護持國家。也就是說，蒙古王室要利用佛教來統一國家和維護政治統治。此點在後來元世祖忽必烈與八思巴的關係中表現得更為清楚。

　　但是，有人把元朝中央朝廷與西藏地方首領之間的這種具有強烈政治色彩的“供施關係”，與西藏內部僧俗之間的宗教“供施關係”相提並論，認為皇帝與西藏喇嘛之間的關係是“地位平等”的相互尊重的關係。夏格巴說：

　　薩班死後不久，闊端王子也去世了。繼承他的權力的是忽必烈……他把十九歲的八思巴召到宮廷，他對這位年輕僧人的學問大為讚賞。忽必烈請求他傳授佛法……拜八思巴為師……忽必烈在受戒時坐在一個比八思巴位子低的坐位上，在處理政府事務時，則坐在相同的位子。……

　　忽必烈與八思巴之間的供施關係是一種“互相合作與尊重的關係”，“在這裏對世俗權力的支持，換來了對宗教權力的精神支持。這種關係不能用西方的政治術語來說明。”

　　然而我們不用西方政治術語而僅用曆史事實就證明，夏格巴不僅歪曲了供施關係的政治本質，也曲解帝師的曆史地位。

　　前麵講到，供施關係是隨著政治歸屬而開始的，同時它也是為鞏固政治統治而服務的。在薩班去世後，元朝王室與西藏首領之間的供施關係不僅沒有中斷，而且自元世祖與八思巴之始，得到加強，其中突出的例子就是帝師製度。

　　帝師製度，是元朝中央政府處理皇帝與西藏地方政教領袖關係的一種特殊的製度。它始於八思巴。八思巴本名羅追堅讚，生於1235年，是薩迦班智達之弟桑察索南堅讚的長子。自幼穎悟，“學滿五明，淹貫三藏”。1251年，八思巴隨闊端之子蒙哥都在六盤山與元世祖忽必烈會晤。在此，忽必烈與八思巴結為施主與福田，尊八思巴為上師。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後，封八思巴為國師。《大正大藏經》說“庚申（1260年），師年二十二歲，世祖皇帝登基建元中統，尊為國師，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統天下教門”。1270年，元世祖忽必烈將八思巴的封號從“國師”升為“帝師”。

　　從八思巴受封為帝師始，元朝曆代皇帝都封有帝師。

　　帝師是元朝中央政府設置的一個特別職位。《元史·釋老傳》說“大元帝師，統領諸國僧尼，中興釋教之印”。這就是說，帝師的職責有三項，第一，作為元朝皇帝的老師，要由他傳授佛法，授給法戒，舉行灌頂儀式，皇帝登基前要由帝師授戒九次才能正式即帝位；第二，帝師要統領天下僧尼，主管全國佛教事務，全國管理佛教事務的最高機關為宣政院，由帝師掌管；第三，帝師要弘揚佛教，保佑皇帝平安，國家興盛。

　　因此看來，帝師是皇帝的宗教或精神上的老師，享有崇高地位。這種地位之崇高可以說比皇帝本人還要高。《元史·釋老傳》稱八思巴是“皇天之下，一人之上”的“大元帝師”。但這種崇高宗教地位的獲得，仍然是由皇帝封賞的。皇帝封賞“帝師”的目的，主要是希望用宗教的力量，加強對全國的政治統治，用佛法為皇帝保駕，祝禱皇圖永固，皇帝萬壽無疆。

　　八思巴除了任帝師外，還擔任元朝中央政府總製院的總管。元朝中央有四大機關。中書省，管理全國的行省及中央的行政事務；禦史台，主持全國監察事務；樞密院，主管全國軍事事務；總製院，管理全國佛教事務和藏族地區的軍政事務。總製院是1264年忽必烈遷都大都後設立的。1288年，總製院改稱宣政院，其由是唐朝接待吐蕃官員向例在宣政殿。帝師“領宣政院事”，也就是說他是宣政院最高負責人，總管全國佛教事務及吐蕃地區的軍政事務。《元史·釋老傳》說“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釋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廣而險遠，民獷而好鬥，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縣土番之地，設官分職，而領之於帝師，乃立宣政院”。對於宣政院的職司，《元史·百官誌三》說：宣政院，“秩從一品，掌釋教僧侶，乃土蕃之境，而隸治之。”

　　從以上曆史事實可知，帝師是元朝皇帝設置的一個特殊職位，在宗教上，帝師是皇帝的老師，主管全國佛教事務；在政治上，帝師是元朝中央政府總製院的總管，代皇帝管理藏族地位的軍政事務：他是皇帝屬下的高級官員。由此看來，僅根據史料中幾條關於蒙元王室對藏傳佛教發放布施的記載，僅僅根據某些傳說，而對元朝中央政府設立宣政院及元朝皇帝在西藏委任官員、調査戶口、建立驛站等重要史實視而不見，將帝師抬高到與元皇帝平起平坐的君主地位，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

　　總而言之，曆史告訴人們，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間的供施關係不僅僅是單純的宗教關係，而且是具有特殊意義的政治隸屬關係。它說明中國皇帝為了國家的統一，穩定蒙藏甚至全國局勢，很注意宗教的作用。一位蘇聯學者也指出“忽必烈篤信佛教，有他一家的政治考慮，一方麵他力圖通過共同的宗教來鞏固國家的統一與集中；另一方麵力圖將實際上已控製西藏的喇嘛作為在西藏的支柱。”後來清王朝繼承元製尊寵黃教，也是為了利用宗教，維護國家統一。乾隆帝說“中外黃教總司以此二人（指達賴與班禪），各部蒙古，一心歸之”。

　　錯誤的類比及其後果

　　正如夏格巴所言，供施關係是一種“不能用西方政治術語來說明”的特殊的關係。可是恰恰有些現代西方學者在考察中國皇帝與西藏喇嘛的關係時將它套入“西方政治術語”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範普拉赫，他將西藏曆史上的供施關係，與歐洲中世紀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與羅馬教皇的關係作牽強的類比，認為，後者是對等的君主之間的關係，前者，中國皇帝與西藏喇嘛之間也存在著對等的君主關係。其實這是一種錯誤的類比。

　　首先，我們看看中世紀歐洲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與羅馬教皇的關係。羅馬教皇（Pope）是梵蒂岡城國的君主，天主教羅馬主教的最高稱號。眾所周知，基督教在歐洲占有統治地位。公元前二世紀羅馬帝國時代主教製就產生了，並形成了五大教區。但羅馬主教因其駐羅馬帝國都城，政治經濟實力最大，希圖淩駕於其他四位主教之上。自五世紀起，羅馬主教乃改稱教皇。這時的羅馬教皇仍隻是一個宗教領袖，還不是一個擁有領土與臣民的君主。756年，法蘭克國王矮子丕平出兵征服意大利，將羅馬至萬臘一帶的地方贈給教皇斯蒂芬二世，成立了教皇國，從此羅馬教皇既為天主教之宗教首領，又為一國之君主，擁有了世俗的統治權。教皇國也成了與其他歐洲國家一樣的封建國家。公元962年，德意誌國王鄂圖一世在羅馬由教皇加冕稱帝，成立了神聖羅馬帝國。以後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由教皇加冕登基成為慣例。這是世俗皇權與宗教神權相互關聯的開始，也是二者相互鬥爭的開始。自962年到12世紀末，教皇國一直受製於神聖羅馬帝國。1274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魯道爾夫一世正式承認教皇國的獨立。此後，教皇權勢大增，甚至位於世俗皇權之上。但是隨著中世紀的結束，即歐洲宗教改革運動的開始，以及後來資產階級革命的來臨，教皇的地位嚴重削弱。1870年，教皇國的全部領土被並入意大利王國，教皇退居梵蒂岡，成為一“小城之國”的君主。但是此後關於教皇的國際法主體地位出現了爭論。許多國際法學者認為教皇不再是世俗的君主，而隻是天主教會的首領，並以此資格與外國政府進行宗教事務的交涉。如奧地利國際法學家就認為“梵蒂岡是一個國家，但不是一個主權國家，而是一個淵源於教法的國家”。我國著名國際法學家周甦生教授明確地指出，教皇與教廷肯定不是國際法主體。

　　綜上所述，中世紀時期的羅馬教皇是一個擁有領土與臣民的君主，同時他又是天主教世界的最高宗教領袖。從宗教上講，雖然神聖羅馬帝國由教皇加冕稱帝，但二者並無上下隸屬關係，從政治上講，二者則是兩個獨立國家君主間對等關係。

　　為了削足適履，將中國皇帝與西藏喇嘛之間的主從關係套入上述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與羅馬教皇之間的對等關係，某些人不惜歪曲中國曆史。他們在這方麵做了二個手腳。一是將元世祖忽必烈與帝師八思巴的主從關係顛倒過來；二是將清朝順治皇帝與達賴五世的主從關係顛倒過來。將二者說成是對等的君主關係。關於忽必烈與八思巴的關係前麵已專門講過，下麵再談談清朝順治帝與達賴五世的關係。

　　眾所周知，達賴喇嘛係統是藏傳佛教格魯派兩大活佛轉世係統之一（另一為班禪係統）。起初，格魯派隻是藏傳佛教眾多派係之一。後來在清朝皇帝的扶植之下，格魯派逐漸提高了地位。1652年，達賴五世應順治帝之邀來北京，受到崇高的禮遇。次年順治帝正式冊封達賴五世阿旺羅桑嘉措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此後，達賴喇嘛的地位得到了清朝的正式確認。而且以後曆輩達賴喇嘛的轉世必須經中央政府的冊封，成為定製。達賴五世受封後其在西藏的地位與聲望得到很大提高，但他仍隻是“所領天下釋教”的宗教領袖。那時西藏世俗政權由藏王行使。1751年，乾隆皇帝為了便於統治西藏，廢除了西藏政教分離的製度，將統治西藏地方的行政大權正式授予達賴喇嘛，而且冊封了格魯派另一個活佛轉世係統——“班禪額爾德尼”，使之與達賴係統共掌西藏的政教事務。

　　由此可見，“達賴喇嘛”並非藏傳佛教格魯派領袖固有的稱號，達賴係統也並非一開始就是統治西藏的最高權威。其稱號及權威地位的來源都是中國皇帝與中央政府支持的結果。對此範普拉赫是有意回避，以混淆視聽呢，還是孤陋寡聞不知有此曆史？若屬後者，不太可能。因為他不惜筆墨對順治帝1652年接見達賴五世的隆重禮遇進行詳細的描寫與分析，並從各個角度論證這種禮遇隻有一國君主才能享有，還認為此次會見後順治帝與達賴喇嘛兩個君主間建立了親密的關係。而問題的關鍵在於，正是在這次達賴來北京時，順治帝頒賜給達賴金冊、金印和封號。如此重大的事件，作者是決不會不知曉的：可見，作者為了論證“西藏自古獨立”的謬論，是不惜誇大或歪曲史實的。由歪曲了的史實得出的結論自然是錯誤的。

　　的確，元、清兩朝皇帝對藏傳佛教的領袖十分尊重，每每會見都賜以隆重的禮遇。但這種禮遇不能表明八思巴和達賴喇嘛就是西藏的君主，而隻能說明中國皇帝為了國家的統一和穩定蒙藏局勢，非常重視宗教的作用。

　　綜上所述，在政治上，無論是八思巴，還是達賴喇嘛，都是中國皇帝冊封的主持西藏地方政務的高級官員，他們與皇帝的關係是中央與地方的政治隸屬關係；而在宗教上，達賴喇嘛隻是藏傳佛教格魯派的首領之一。但無論是誰，都隻是中國皇帝委任的下屬官員，均不享有與歐洲羅馬教皇相提並論的君主地位，更談不上與中國皇帝享有同樣的“平等”、“獨立”的君主地位。範普拉赫企圖把八思巴與達賴喇嘛比作羅馬教皇，並以此來推論他們是君主，而西藏自古是一個獨立國家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但是，範普拉赫的錯誤類比還是能夠蒙騙不少西方人的。在西方人眼中，中世紀羅馬教皇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確是兩個地位平等的君主，教皇為世俗皇帝加冕的事實正好表明君權是由神授予的。可是西方人，甚至許多西方學者對東方曆史與宗教史所知不多。範普拉赫鑽了這一空子，或歪曲或誇大曆史事實，將達賴喇嘛與八思巴等西藏地方的宗教領袖與中國皇帝的主從關係肆意篡改，並套入羅馬教皇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關係中，進行錯誤的類比。這種類比為西方人看西藏問題設下了一個險惡的陷阱，使西方人由此推論，達賴喇嘛跟羅馬教皇一樣，是一個君主，西藏則是達賴統治下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