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七卷）

第30章 包公墓的風風雨雨

　　陳桂棣 春桃

　　收錄在陳桂棣、春桃新出版的《調查背後》武漢出版社出版）中的《風雨包公墓》，是這兩位作家所著的《包公遺骨記》一書的幾個章節的縮寫。原書先後在中國、泰國和我國台灣三家出版社出版。此書記敘的事發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可以說是中國文明史上十分荒唐的一件事。現摘登如下——

　　安徽省的省會合肥，古稱廬州府。自秦贏置縣，已逾兩千年。這是一座有著悠久曆史的古城了。合肥城東南十五裏，兀兀然隆出一個緩緩的岡頭。就在這岡頭之上，長眠著聞名天下的“包青天”包公。其實，包公墓在北宋年間就已經名播天下。到了明代之後，在合肥近郊大興集的包公墓地又多了兩座墳塋，包公墓右前方那隆起的墳包，葬的是明朝的大學問家、理學名臣蔡悉；右後方突起的墳墓，埋的是大清王朝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不到一平方公裏的彈丸之地，竟長眠著三位曆史名人，以至被後世稱為“一裏三公”，這在中國的國土上是絕無僅有的。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包公墓被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在國家法律的保護之下，躲過了大躍進年代的劫難。可是，七年之後，一場以批臭清官為發端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便如疾風暴雨般地席卷而至。一時間，包公成為眾矢之的，在一片“清官比貪官更壞，更有欺騙性”的囈言中，包公祠被洗劫一空，包公塑像被粉身碎骨，包公後裔世代相傳保存下來的包公畫像和《包氏宗譜》被付之一炬，包公墓自然在劫難逃，很快遭到了令人發指的踐踏：先是墳頭被扒開，地宮上的條石被撬壞，幾場風雨後，墓室內便有了黑洞洞的的一窖清水，像個洗澡池；接下來就是盜墓者入室尋寶，他們在寒冷刺骨的水裏趟來趟去，最後隻摸到幾塊陶器碎片，幾乎一無所獲。

　　一九七三年春天，合肥二鋼要建個石灰窯，要讓在此長眠了九百七十四年的包公挪挪地方。他們與省“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展覽館”原省博物館，以下簡稱萬歲館“聯係。省”萬歲館“的領導小組對這件事十分重視，趕緊向上級寫出了報告。省革命委員會認真作了批文，要求保護好其中的文物，還撥出三萬元專款，並具體指示：由省”萬歲館、市文化局、合肥鋼廠、大興公社以及包公後裔聯合成立一個包公墓清理發掘領導小組。

　　於是這項足以牽動世人魂魄的發掘工作，從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一日正式開始。

　　省市各有關部門抽調出的人員集中到一起，共三十多位，由省“萬歲館”的文博幹部吳興漢擔任這項清理挖掘工作的主持人。在安徽的文博隊伍裏，吳興漢算是一個老兵，現在要他來主持包公墓的遷移，他卻感到困難重重。因為他心裏十分清楚，除去他和“萬歲館”派來的探墓技工陳廷獻以及搞古人類研究的方篤生，其餘的基本是門外漢。

　　吳興漢心裏最擔憂的，還是眼下的這種時局，所有圖書館的古籍書庫和有關的曆史文物均被塵封；參加到發掘組裏來的包公三十三代孫包義旭告訴他，世代相傳的包氏家譜及相關的文字也全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就被毀之一炬，就是說，這種發掘本來必不可少的前期資料的準備工作，無法做到有的放矢，隻能“摸著石頭過河”了。

　　陳廷獻用洛陽鏟先從墓群的外圍打起，地毯式地在墓區卷過。就這樣，包公墓群一帶前前後後上上下下打出了上百個“探眼”。

　　地下打上來的土，經過陳廷獻認真辨認，結論出來了：上方有一座主墓，地麵上的墳堆最大，高約五米；地下的墓室也最大，長寬均在三四米之間，墓室由堅硬的石料構築，初步可以肯定是包公墓。在主墓的後麵，即在“先塋之次”的位置上，有十幾個墳塋大體勻稱地布之於中軸線的兩側。估計這是包公子孫之墓。

　　吳興漢決定先從位置卑下，偏離墓群的一座小墓開始動手。這無疑是一種“投石問路”。小墓埋葬得並不深，墓上封土僅高約三米，成半球形。從“封土”到“填土”都沒有發現夯層，也沒發現夯窩，足見入葬時的匆忙和草率。再加上這是座土坑墓，挖起來自然很方便，大興公社派出的民兵，沒費多大氣力，就清除了封土，露出墓坑來。這一切無不表明，它不過是一座極其一般的墳塋。可是，等到除去棺木上的泥土時，大家都吃了一驚：居然是一口楠木棺材！

　　盡管是土坑葬，盡管年代已經久遠，兩邊的楠木卻還完好，呈純粹的咖啡色。待把棺木周圍完全清理幹淨之後，吳興漢又是一怔：他發現楠木棺材的底板兩邊排列有序地懸掛著六個供當時執紼抬運用的大鐵環。墓主何許人也？竟然受到如此規格的禮遇！這在他多年的考古生涯中從未遇到過。

　　由於棺蓋腐爛，棺內已填滿了淤土，仔仔細細清理之後，除了在棺材裏發現一些殘缺不全的人骨，再沒發現其他的器物。

　　可是，讓所有在場的人都大為意外的事情出現了！

　　小小的墓室之中，最後居然清理出了兩塊重疊豎立著的、長寬都在一米以上的墓誌石。先發現的一塊墓誌蓋上，陰刻著十二個厚重的隸字：“宋故永康郡夫人董氏墓誌銘”。這是宋朝的墓穴無疑。但“永康郡夫人董氏”是誰？沒人知道。再看另一個墓誌蓋，上麵竟清清楚楚地陰刻著十六個同樣蒼勁的隸字：宋樞密副使贈禮部尚書孝肅包公墓銘。

　　這就是包公墓？

　　兩塊墓誌石吊到地麵時，人們全傻了眼：一個墓室，一口棺材，放有兩個人的墓誌銘，這在中國的考古發掘史上尚無先例。但是，這肯定無疑是包公墓，而且，它還是包公夫婦二人的合葬墓。奇怪的是，他們為什麽會被葬在這個位置？

　　吳興漢感到一頭霧水：他所以避開主墓，找個偏離墓群、位置卑下的小墓動手，就是想來個“投石問路”，摸索出一點經驗，誰知歪打正著，倒是把包公墓給挖出來了。

　　發掘包公墓的新聞是被嚴密封鎖的，但這消息還是快捷得有如一陣疾風，一個早上，便刮遍了全城大街小巷，結果家喻戶曉，婦孺皆知。

　　這是包公的家鄉，有關包公的任何故事，都會格外引人注意。在流傳著的包公的故事中，有關包公墓的就有三則：

　　一是說包公生前有一個兒子，這唯一的兒子性子還特別的強，總愛跟包公“頂牛”，包公臨終時，心想要是叫兒子做口木頭棺材吧，他準會做口石頭的，於是他故意叮囑做口石頭棺材。誰知兒子聽了，暗忖：自己跟老人家頂了一輩子牛，最後一個要求，還能不聽嗎？最後真的就做了口石頭棺材。包公睡在石頭棺材中，屍體化不掉，靈魂出不來，就永遠不能超生，所以這世界上再也沒有出現包公這樣的清官了。

　　二是說包公墓裏有三道門，第一道門設有暗箭，第二道門灌滿了水銀，第三道門放著專斬皇親國戚的龍頭鍘、專斬貪官汙吏的虎頭鍘和專斬地痞惡霸的狗頭鍘。

　　三是說大興集的包公墓是假的，真正的包公墓誰也不知道在哪裏。因為包公生前執法如山，得罪了許多皇親國戚、貪官汙吏、地痞惡霸，這些人對包公恨之入骨，就是將包公焚屍碎骨也難解他們的心頭之恨。包公的家人對這一點也是心知肚明的，包公去世後，家人曾做了七口同樣的棺材，由合肥七座城門同時出棺，讓人真假難辨，誰也不知道包公最後被葬在哪裏。

　　這些撲朔迷離的傳說，為包公墓增添了一層神秘色彩，激發了人們更大的興趣和好奇心。挖出包公墓誌的那一天，圍觀的群眾人山人海，顯然還是有關包公墓的那三個傳說起了作用。

　　這分明是包公墓。非但是包公墓，還是包公夫婦的合葬墓。當這一點確信無疑之時，奇怪的事情再度發生：當從事古人類學研究的方篤生把他在這座合葬墓收集到的人骨進行認真研究之後，卻發現全部的人骨僅是一個人的骨骸。就是說，包公夫婦的合葬墓裏，實際上隻有一個人的遺骸！一個墓穴裏放著兩個人的墓誌銘，這在中國考古發掘的曆史上極為罕見；而合葬墓的墓室中居然又隻放著一個人的遺骸，這就更是曠古絕今的事。

　　包公墓誌出土以後，自願請纓加入這支挖掘隊伍的程如峰越來越強烈地感覺到，自己必須設法馬上閱讀到有關包公的史書和家譜，否則無法破譯隱藏在包公墓中的那許多秘密。

　　他想到了世代看守包公祠堂的“恩生”。包義旭老人曾告訴他，當年包公突然離世，宋仁宗趙禎很是悲痛。仁宗皇帝為追念包公的功勳，不僅照顧他的兒孫在朝為官，還特別敕賜一位“奉祀生”。“奉祀生”，通常就叫“恩生”，在包氏家族中，曆來是被看作族長的，負責管理包公祠堂、包公墓園以及有關包公的文物和文史資料，包括代表包氏後裔接待來訪客人。因為“恩生”是世襲的，一般隻能由長房長子接任。過去“恩生”就住在香花墩上的包公祠旁邊，包家人不叫香花墩，叫它“包墩”。“包墩”可以說是包家的一塊“聖地”，天下包氏後裔沒有不知道“包墩”的。包家的最後一代“恩生”，是包公的三十五代孫包先海。包公的畫像、《包氏宗譜》都保存在包先海的手裏。包先海沒有兒子，隻有一個女兒，叫包訓芝。包先海原打算在肥東縣大包村的親房中間抱一個侄兒做繼子，好讓“恩生”後繼有人，誰知解放以後包公祠由人民政府接管，“恩生”的事便從此作罷，包先海抱的兒子也就一直沒有到城裏來。一九五四年農曆八月初八，包先海去世，包公畫像和《包氏宗譜》就都傳到了包訓芝手裏。這天，包義旭將程如峰帶到了包訓芝家。提起畫像和家譜，包訓芝話沒出口，眼睛就紅了。她說，“文化大革命”剛開始，包公祠裏用檀香木雕的包公像就被合肥工業大學的紅衛兵用刀劈得粉身碎骨，兩旁原有的王朝、馬漢、張龍、趙虎的雕像，全被打翻在地，連石刻的包公像也被砸毀。合肥教院的紅衛兵知道她就是世代守候包公祠的“恩生”之後，大字報一直貼進了她的家。她怕極了，就主動把包公畫像和《包氏宗譜》交給了街道上的居委會。

　　程如峰問包訓芝：“肥東縣的包村，是包公的出生地，那兒還會藏有家譜嗎？”

　　包訓芝搖著頭，說：“不會有了，不可能有了，收藏的譜早全進造紙廠了。”

　　想了一會，包訓芝又說：“六安縣東南九十裏的雙河公社，有個叫包訓才的炊事員。他在合肥做臨時工時，舉目無親，就把‘恩生’當至親，常往我們家跑，我曾問過他，雙河包家還有沒有家譜，他說有。但說這話已經不少年了，‘文化大革命’以後就沒有來往過，那家譜也不知在不在了。”

　　包義旭接過話，說道：“這人我也見過，可以寫封信過去問一問。”

　　果然，沒有幾天，包義旭就悄悄告訴程如峰，六安方麵來信了，雙河包家的譜還在。

　　這消息讓程如峰喜出望外，他沒想到消息來得這麽快，這麽令人興奮。

　　程、包二人乘長途客車到六安。

　　原來，這譜是放在專用的漆木盒裏，那漆木盒很有些年頭了，誰也說不清它經曆了多少代，又經過了多少人的手。原本黑漆漆的木盒子已變得白亮亮地照人。“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席卷到雙河時，譜的主人唯恐這譜兒毀在自己手裏，急得幾天不敢出門。這天半夜他睡不著，索性爬起來，跪在地上向譜兒磕了三個響頭，說聲：“老祖宗，對不起你老人家，就暫時委屈委屈吧。”然後，砸碎了祖祖輩輩好不容易傳下來的漆木盒子，將譜塞進一個裝化肥的塑料袋子裏，藏入床底下。因為他平日就守口如瓶，除包家少數人知道譜兒藏在他家，村裏人大都不知情；再加上他家往上數三輩兒都是貧農，“掃四舊”的進門轉了一下，見他家徒四壁，料定不會有啥值錢的東西，沒再翻箱倒櫃，譜就這樣保護下來了。

　　這是線裝豎排用繁體漢字印製出來的家譜。由於年代久遠，紙早已發黃變軟，也正因為它的“古色”，這譜才越發顯得金貴。

　　程如峰極力掩飾自己內心的激動，迅速地翻看著。他把十幾本譜書快速地查找了一遍，不覺皺起了眉頭。他發現這其中居然沒有他最想看的內容。

　　“不全嘛，”他問主人，“好像還應該有幾本吧？”村婦想了想，不好意思地解釋道，她男人非常愛惜這譜，每逢梅雨季節，他都會把譜找出來，悄悄地在自家院子幹燥的地方一本不落地吹一吹風。有一年冬天，他隨隊外出興修水利，一去就是一兩個月，這期間，孩子們不知怎麽把譜從床底下翻出來，用譜紙卷了香煙，撕掉了好幾本。程如峰一聽，心疼得差點嘁出聲。他還注意到，有許多本譜書的正中間，都有碗口大一塊褐黃色的黴斑，就又指著問村婦：“這是怎麽回事？”村婦笑著說：“那是我拿它蓋醃菜罐口搞的。”

　　程如峰歎了一口氣，再沒說什麽，但他的內心卻很難平靜：愚昧啊愚昧！愚昧不除，這種珍貴的包氏家譜可以躲過“掃四舊”一關，卻依然難逃脫其他形式的災難。

　　顯然，這又是白跑了一趟。

　　回到合肥，程如峰把六安雙河的情況一說，包訓芝卻仍有信心地說：“不要緊。譜印得多，不是一部兩部；姓包的也多，東方不亮西方亮。”

　　她告訴程如峰：“舒城縣的包家窪，嶽西縣的包家河，都有不少姓包的，大家都有譜，都可以去看看，不見得就會被搞光。”

　　後來果然在包家窪找到一部被完完整整地保存了下來十四本的《包氏宗譜》。

　　程如峰看到這部《包氏宗譜》時，興奮得心裏直發顫。這是他平生第一次看到如此完整的譜書。

　　在這部《包氏宗譜》上，程如峰發現了有關包公墓的一些非常寶貴的資料。

　　譜裏有一篇《慶元重修孝肅包公墓記》的文章，記述了南宋慶元五年，包公誕生二百周年的時候，淮西路官員見包公墓被嚴重破壞，已到了慘不忍睹的地步，遂撥公款進行了一次重修。這篇《慶元重修孝肅包公墓記》，使得程如峰的思維頓時變得活躍。他想：既然包公墓早在南宋慶元五年之前，就曾經遭到過嚴重的破壞，破壞到了“慘不忍睹”的程度，那麽，今天清理出的包公墓誌石會碎成五塊，且中有鑿孔；包公夫人董氏墓誌石也裂成七塊，就都不奇怪了。他又想：既然包公墓遭到如此破壞，那麽，是否在南宋慶元五年重修之時，就已經把真正的包公墓給搞錯了，否則，今天怎麽可能在位置卑下、埋葬草率的一座小墓中清理出了包公和董氏二人的墓誌銘呢？總之讀到這篇文章後，有一點程如峰已經堅信，這就是，被編為“一號墓”的那座小墓顯然不會是包公夫婦二人的原葬墓，而隻應該是遭到了一場變故之後的遷葬墓。他甚至認定，被包氏後裔世世代代年年歲歲祭掃的主墓，極有可能就是包公夫婦二人的原葬墓。

　　他的思緒在中國曆史的長河中漂流。

　　程如峰注意到了，包公墓遭到嚴重破壞的，有過兩次，兩次都與金兵、元兵有關。因為他們對大宋天下有著不共戴天之仇，也絕不會放過躋身“二府”執國命的宋朝命官包拯的。其墓誌被砸、墓地上的一對望柱被毀，便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了。

　　當程如峰兜了一圈，重新回到大興集的黃泥坎之後，吳興漢正在設法清理包公墓誌銘，他就協助吳興漢把氣力完全花在對包公墓誌銘的研究上。

　　程如峰一個字一個字地辨認，一段話一段話地分析，常常為搞清一個字花上一兩個小時，為弄懂一句話，更是絞盡了腦汁，想方設法去查閱史書。經過反複辨認、分析、判斷、研究、核對，三千六百多字的包公墓誌銘，終於被整理出來。由於包公離世之後才有了印刷術，所以刻在碑石上的文字便越發顯得珍貴。

　　包公的墓誌銘寫得十分具體，不僅有對包公一生整體的評價，還有大量生動的故事，甚至把許多故事的細節都做了繪聲繪色的交代：天長巧斷牛舌案、端州掘井為民解渴、廬州板打惡霸阿舅、開封府正門放告、六彈國舅張堯佐……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在長長的墓誌銘上，大大出乎人們意料地披露了包公生前一個最大的隱私：包公有過三個女人，既有原配夫人“張氏”，續妻“董氏”，還有“媵孫氏”！

　　“媵”，就是“陪送出嫁之人”，當然也可以泛指“身邊的女傭”。墓誌銘說得明明白白，包家“香火”借以延續的“獨根獨苗”包綖，原來是包公與一位“陪送出嫁之人”或曰“身邊的女傭”生下的孩子！

　　墓誌就此寫得十分清楚。包公一生有過四個孩子，長子“繶，太常寺太祝，先公卒”，過早地夭折了；兩個女兒，一個遠嫁“陝州硤石縣主簿王向”，一個許配給了“國子監主簿文效”，除此而外，包氏家族繁衍至今靠的全是包公次子包鋌。

　　這麽說，包公不僅有兩個妻子，唯一之子，還是包公年近花甲時與媵媾合而生。這事，發生在鐵麵無私“自是閻羅氣象”的包公身上，似乎讓人難以接受——它顯然有損“凜凜然如不可奪之節”的清官直臣包公的形象，也會導致包氏後裔對自身血統產生懷疑，甚而認為有辱門風，其實，在那個年代將陪嫁人納為妾室應該是很正常的事情。

　　清理工作繼續進行。

　　“七號墓”是位於整個墓區中軸線東南側下方左起的第一座。這是一座用石條砌成的分為南北二室的夫妻合葬墓。清理時，發現男方墓室的蓋板已經不全，從塌陷到墓底的四塊殘斷蓋板的麵積推算，還應該有八塊蓋板不翼而飛。再從北牆大部崩塌，條石破碎，位置十分淩亂的這些現象分析，此墓也曾被人盜掘過。但是，搜索還是出現了奇跡！

　　看上去好像“一貧如洗”的女方墓室，卻發現了一盒墓誌。這盒方形墓誌居然與包拯墓誌同等大小，墓蓋上的篆字也和包拯的一樣，都是當時著名書畫家文勳的手筆。撰寫墓誌的是翰林大學士錢勰，墓誌上的文字竟是當朝宰相文彥博之子文及甫手書。

　　男方墓室之大，表明著他的高貴身份，卻空有一方石槨；女槨雖較男槨要小，但一盒非凡的墓誌讓人刮目相看，顯示著她生前的顯赫。這種強烈的反差，又把大家搞糊塗了。

　　他是誰？她又是誰？男槨沒留下一丁點兒文字，女槨的墓誌蓋上卻標明了墓主的身份：宋節婦永嘉郡君崔氏。

　　從墓誌上得知，原來這是包公長子包繶和崔氏夫人的合葬墓。墓誌銘記述了一個十分感人的美麗故事。

　　崔氏家住荊州（今湖北江陵），母親姓呂，外公是當過三朝宰相的呂蒙正。因此，崔家與包家算得上門當戶對。她十九歲與包公長子包德結為伉儷。包德因包公官居高位，受到特殊的“蔭補”，獲得“太常寺太祝”的官銜，但還未上任便於婚後的第二年病故，崔氏悲慟欲絕。誰知禍不單行，好不容易已經哺養到五歲的孩子包文輔又夭折。

　　包公和董氏失去唯一的兒子，心如刀絞，但他們畢竟是開明的，不希望崔氏在家守節，念及她太年輕，勸她重新建立一個新的家庭。崔氏卻執意不去，認為公婆失去寵兒已夠悲傷，她再離開豈不叫老人更添一層痛苦，便說：“公公是天下知名之人，我能夠代替丈夫奉養公婆，就心滿意足了。”

　　其實，崔氏是個有心人。她發現包公已年屆花甲，常為膝下無子暗自嗟歎，同時又察覺到包公身邊的侍女孫氏被包公打發回了娘家，而孫氏已懷有身孕。飽受喪子之苦的崔氏，於是背著公婆，暗下裏不斷派人去向孫氏問寒問暖，送去錢財、衣物和食品。天遂人願，後來孫氏生下的竟是一個男孩，崔氏就偷偷把男孩抱養在自己的房裏。一年之後，正逢包公六十大壽，崔氏則把孩子獻於包公麵前，說：“這就是公公的小兒子啊！”包公大吃一驚，待問清了情況，從無笑臉的包公不禁開懷大笑，董氏也樂得合不攏嘴。包公為孩子取名包綖。

　　包公去世之後，崔氏陪著婆婆，抱著五歲的包綖，護送包公的靈柩從開封來到合肥，剛把包公安葬完畢，崔氏母親呂氏也從荊州趕到合肥，母女多年未見，自然格外親熱，但小住數日之後，呂母便向崔氏道出這次來的意圖。原來她已為女兒找了個有才有貌的郎君，要崔氏跟她一道回去。可是崔氏決心已定，她說：“我已守節十年，如果我想改嫁，就不會等到今天了。”呂母又好言開導她：“在家從父，出門從夫，夫死從子。如今你丈夫去世多年，兒子又死了，還有什麽可守的呢？”崔氏說：“從前我沒有離開包家，主要是為了公婆，現在公公雖去，婆婆年事已高，還有一個小弟弟，如同我自己的兒子，包家的門戶全靠我來撐持，我怎能在他們最困難時丟開他們不管呢？”呂氏生氣了，衝著女兒道：“我也老了，為了你，我千裏迢迢，不辭勞苦，你不跟我回去，我就待在這裏不走了。”崔氏仍耐心地回答：“我陪伴母親回去，順便看看舅舅、舅母，這我心中樂意；但母親千萬別勉強我去做不願意做的事。”

　　幾天之後，崔氏打點行裝，隻帶了幾件隨身換洗的衣服，金銀首飾一件不拿，連箱櫃的鑰匙也一起交給婆婆保管，並說：“我很快就會回來的。”

　　臨走時，包府舉家相送，廬州城的街道上也擠滿了送行的人群。包綖從屋裏衝出來，緊緊抱著崔氏的腿不放。董氏抱起了包綖，淚流滿麵地對崔氏母女二人說：“孩子，你就放心走吧，親家母多保重。”

　　大家都覺得，崔氏跟母親這一去，將很難再見麵了，崔氏卻平靜地說：“我會回來的。”

　　一路上，崔氏好生伺候母親，平平安安回到荊州。舅舅、舅母自然熱情接待，並為她孝順婆婆、撫愛幼弟、舍己為人、矢誌不移的古道熱腸所感動。

　　過了一陣子之後，呂氏終於理解了女兒的心願。這一天，崔氏拜別母親，又踏上回合肥的路。當崔氏重新出現在合肥街頭的時候，人們又驚又喜，這事一傳十，十傳百，霎時轟動了一座廬州城。

　　廬州知州張田知道後，深受感動，他親自寫了一篇《節婦傳》報告朝廷。朝廷也大為驚異，傳旨特封崔氏為壽安縣君。

　　此後，包綖漸漸長大，崔氏請來啟蒙老師，教包綖讀書識字，並把包綖的乳名改成學名包綬。

　　包綬九歲時，董氏一病不起，崔氏親自為董氏調理湯藥，整天不離床頭。董氏去世後，崔氏又一手張羅後事，修建墓室，刻寫墓誌，把董氏妥善地安葬在包公墓地。從此，包家的門戶便全由崔氏一手掌管。崔氏將包綬撫育成人後，又做主給他娶了廬州知州張田的女兒張氏為妻。當朝宰相文彥博念及“包拯之後，惟綬一身”，就給朝廷呈上《舉包綬》的奏折。這時宋仁宗趙禎早已駕崩，繼位的宋哲宗趙煦也深知包拯舉世推崇，即敕包綬做了濠州（今安徽風陽）團練判官。張氏不幸早逝，崔氏再次主婚，讓包綬與文彥博的小女兒文氏結為秦晉之好。

　　崔氏待這一切都辦妥當，就派人到開封一帶去尋找包綬生身母親孫氏的下落。最後把孫氏接到合肥，讓包綬母子骨肉團聚。

　　崔氏在包氏家族和社會上都享有極高聲譽，“長嫂當母”這句民諺便由此得來。

　　崔氏於紹聖元年，即一〇九四年去世，享年六十二歲。生前，包綬像對母親一樣的孝順她，當她去世的時候，包綬正在開封最高學府裏擔任國子監丞，聞訊之後，連夜趕回合肥奔喪，披麻戴孝，用對生身母親一樣的禮節為崔氏辦了喪事。

　　比享有皇帝表彰更榮光的，是《宋史》為崔氏立了傳。公公和兒媳，同時被寫進了國史的，這在中國五千年的曆史之中，也是絕無僅有的。可以這樣說，是包公的精神感染了崔氏，而崔氏的風範又為包公增添了異彩，於是同垂青史。甚至還可以這樣認為：沒有崔氏，便不會有子孫繁衍分布於天下的包氏後裔。

　　此後，挖掘“六號墓”的工作正式開始。

　　果然不出所料，在清除了墓室的泥土之後，一座精心建造的地宮便豁然展現在人們的麵前。

　　地宮石門洞開，室內空無一物。然而令人振奮的是，在墓門外一米處的封土中，卻意外地發現墓誌蓋上的一個拐角。把它和從一號墓出土的董氏墓誌蓋相比照，不大不小，嚴絲合縫，正好補上。

　　似乎可以這樣認為：金兵南下，主墓遭到破壞之後，包公的棺骨被偷偷遷到了一號墓。因為遷移時的匆忙，也可能因為董氏棺木已朽，沒來得及或沒辦法隨同遷走，才造成後來的一號墓成了“一棺兩銘”。

　　不管怎麽說，包公墓之謎似乎已經全部解開了。剩下的，就是請有關專家把從包公墓棺中收集到的那堆白骨作科學鑒定，最終搞清這骨殖是包公的，還是包公與董氏二人的。

　　對骨殖進行鑒定的任務，自然落到了方篤生的身上。本來這事在方篤生看來並不難，他曾在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學習過半年，裏麵的專家學者大都熟悉，可是，眼下正鬧著“文化大革命”，那個“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是否還存在？

　　方篤生憑著多年的經驗，在骨殖中挑選出了一部分最典型的殘骸，細心地裝入郵遞專用的木盒子裏。他很想把信直接寫給著名的古人類專家吳汝康，等到把“吳汝康”三個字寫出來，又改變了主意，他怕這事會給吳教授惹出不必要的是非。社會上在批判清官，他請人家來鑒定包公的遺骨，說不定會惹出亂子來。

　　這麽一想，方篤生就幹脆公事公辦，為不致發生意外，索性把清理包公墓的事也按下不提。

　　隻隔了一個多月，對方就寄來了正式鑒定書。郵去的骨殖也“完璧歸趙”，盡數郵了回來。從鑒定出的性別與年齡來看，終於被證實：這正是包公的遺骨！

　　從包公墓開始清理的那天起，圍觀的人就沒有斷過。在這些人山人海的圍觀者中，有一位極不起眼的老人，每天會出現在清理的現場，不言不語地觀看著。這一天，在主墓發掘結束，清理工作也已經收尾，發掘清理的隊伍準備從黃泥坎撤走的時候，老人突然說了一句奇怪的話：“這墓是假的。”

　　他的口氣是十分肯定的：“包公是單獨安葬的，他的墓還在上頭呢。”

　　程如峰這時正站在離他不遠的地方。“這怎麽可能？”程如峰想，黃泥坎地麵上的所有墳頭，都被清理得一幹二淨，老人說的“上頭”，那裏不是水田就是公路，並無隆出的土丘。

　　老人說完那句話後，並不噦嗦，轉身就要離去。老人的這種態度，引起了程如峰的注意。他喊住老人；“請問貴姓？”老人倒是爽快：“我叫夏廣宏。”他往不遠的村子一指，“就住在附近。”

　　“你怎麽可以肯定這座主墓不是包公墓？”這是程如峰最感奇怪的。

　　“信不信由你們。”老人說罷，便徑自離開。

　　程如峰把這一新情況向吳興漢作了反映。第二天，程如峰和吳興漢一道在大興公社雙圩大隊夏大郢東村找到了夏廣宏。這真是天上落下一根線，正好掉進了針眼裏。原來，夏廣宏的祖先世世代代都是耕種包公墓田，看護包公墓的。他回憶道：“我自小就知道，真的包公墓不是坎上那座最大的墳頭，而是埋在了一塊油菜田的田埂底下。雖然那兒以後再沒種過油菜，我卻牢牢地記住了。”

　　程如峰問：“現在那塊田還在嗎？”夏廣宏果斷地說：“就在公路下麵。”

　　吳興漢疑惑地起身向窗外望去，程如峰也不禁打起了眉結。連包公三十三代孫包義旭對此都一無所知，難道一位耕種包公墓田的老人，反而會知情？

　　夏廣宏看出二人的疑惑，便把他們領到公路的一處，肯定地說：“就在這下麵。”為了表示出他的自信，他又不容置疑地說道：是這兒，不會錯。

　　於是發掘小組先請陳廷獻在夏廣宏圈定的範圍縱橫交叉地打出“十”字形的兩排探孔，為保險起見，陳廷獻又上下左右各補了幾眼探孔。其結果證實了老人的話，公路的下麵確有石造的地宮一個，其規模遠比坎上的“主墓”要大，但被破壞的程度也極為嚴重。

　　一九七三年七月三日，這座被編為“八號墓”的墳塋正式開工清理。

　　挖進公路至四點一六米深處時，地宮遺跡便初露端倪。這確實是墓群中最大的一座，盜墓者是用大揭頂的方式明火執仗地破壞的，整個墓底居然沒發現一塊鋪地的磚石，由此看出，這絕非一般以經濟為目的的盜墓者所為，隻能是金兵。這是一種發泄，而且，顯得窮凶極惡！

　　直到墓已經清理出來了，仍然沒發現棺木及人骨的跡象，卻在墓室的西北角，下距墓底三十厘米的被擾亂的填土中，發現了一件“雕成人模樣的木頭。”看來，八號墓墓室中原先應該有十二個同樣的木雕男傭，隻是被盜墓者盜走了其中的十一件，而這一件僥幸地遺留在了填土之中。這樣，墓主的身份就被進一步證實：隻有官至二品的包拯才能享有“十二時神”陪葬的殊榮。

　　這種結論，不久又得到另外的證實。在墓室南端正中處，工作人員發現一個用方形的磚所砌的台子。毫無疑問，這原是置放墓誌銘的磚台。原來一號墓出土的包公墓誌就是從這兒遷移過去的。這座墓遭到破壞的程度，與包公墓誌石被破壞的程度完全相符，又是可以互相印證的。

　　再從整個包公家族墓群各坑位分布情況看，它座落在黃泥坎的最高處，有著高屋建瓴之勢，其規模之大、構造之精，無不顯示出墓主人高貴的身份。

　　顯然這才是真正的包公墓！

　　原來被認定為“主墓”的“六號墓”，其實並非包公夫婦的原葬墓，而僅僅是董氏一人的獨葬墓。

　　包拯原葬墓的發現，確實是一個曆史奇跡。這座坡，既無文字資料可考，更無地麵痕跡可尋，近千年來，守墓人卻代代口傳，為避免再次遭到洗劫，這條信息居然對包氏後裔也進行了“封鎖”，實在令人驚異。

　　後來，合鋼二廠基建處的張國麟和王占奎，他們代表企業就如何處理裝在十一口小棺材盒中的遺骨一事找到包公三十三代孫包義旭。包義旭早已和族人商量過，考慮到包公父親包令儀的墓原來葬在合肥市東門外的螺螄崗，因為一九五三年那兒要建安徽紡織廠，他們就把令儀公墓遷到了肥東縣文集大包村的龍山，於是就說：“也遷到龍山去。”張國麟和王占奎覺得這是最好的辦法，葉落歸根嘛，這樣包公也就合家團聚，五代同堂了，他老人家在天之靈，亦會感到安慰了。

　　按照規定，當時每穴的遷墳費是五塊錢，就發了五十五元人民幣給包義旭。這天，他們調來一輛解放牌大卡車，裝上十一口小棺材，由包義旭帶著十多位包氏後裔，護送老祖宗的遺骨向大包村進發。

　　車到文集，他們拿著介紹信去找公社革委會聯係，卻遭到了堅決拒絕。公社書記一句話：“宋朝的保皇派，誰敢在文集埋，就打誰現行反革命！”話說得沒有一點商量的餘地。他還說：“馬上把那些棺材匣子送走，不然，就當場銷毀！”包先長極力申辯：“他們是組織上安排來的，不是來搞宗族迷信活動。”

　　為了保住老祖宗遺骨不被銷毀，第二天，包先長隻得委屈求全，讓人把十一個木棺材匣子送回合肥，暫放包遵元處。

　　包遵元在自己平房外的山牆邊上搭出間披廈，然後，把裝有老祖宗骨頭的十一個棺材匣子統統搬進去。他說：“讓老祖宗和我們一起住！”就這樣，曾經讓那些為非作歹的皇親國戚聞風喪膽的包老爺的遺骨，竟然在合肥前進新村一間簡易的披廈裏度過了幾個月辛酸的時日。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冬至的第二天，正是星期日，大包村一個外號叫“聾子”的農民包先正到合肥來運飼料。每次大包村來人，如果當天走不了，一般就在包遵元家歇腳。包先正知道從大包村運回來的老祖宗的骨骸還放在這裏，心裏頓時如刀割般的難受。他答應偷偷送回去安葬。

　　在回家路上，包先正故意慢吞吞磨到天黑才通過縣城。隨後，在店埠一個雜貨店買了十一口陶器壇子。

　　回家後，包先正就悄悄回家摸出了鐵鏟，然後自己拉著小板車，在那個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的晚上，像幽靈一樣地消失在村東通向龍山的小路上……

　　一轉眼七八年過去了，“文化大革命”終於結束。

　　程如峰這時雖然已經離休，但他仍覺得包公這件事還有沒了的心願。這天他鬥膽給合肥市領導寫了《關於包河公園建設規劃的意見》，建議按照北宋當年的格局和規模重修一座“包公墓園”。

　　他下決心把包公墓的一切文字資料盡可能地查閱到，同時搞清包公遺骨的下落。

　　包公的遺骨原是分為兩處，一是曾由省博物館的方篤生寄往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去鑒定的那一部分，當初是把一號墓的一些碎骨，特別是把頭骨碎片單獨存放的，原是三十四塊，後來有一塊折斷，變成了三十五塊，據說專家鑒定後，已全部從北京郵回，還在不在呢？二是被送往肥東縣文集大包村的那一口木棺匣子，記得包義旭、包遵元都曾悄悄告訴過他：“包公遺骨還是偷偷送回大包村安葬的。”如今遺骨究竟葬在哪兒？是怎樣安葬的？必須搞清楚。

　　他決定先找吳興漢。吳興漢幫助他從放滿了雜亂無章的盆盆罐罐的文物櫥架前，找出了那個牛皮紙信封。這時程如峰才發現，不僅包公的遺骨在，從北京郵回遺骨包裝用的木盒子也還在。程如峰把盛有包公遺骨的那個牛皮紙信封，幹脆也裝入盒中。

　　接著，程如峰急於要搞清楚的，就是偷偷送回大包村安葬遺骨的情況。

　　到了大包村，經過不少曲折，找到了包先正。

　　包先正認真看了看程如峰，然後就一聲不吭地沿著田壟向鳳凰山的方向走去。他們穿過一個小山丘，又穿過一段平地，便看到山坡上荒塚累累。包先正走到一座枯草蓬鬆的小土堆前，不緊不慢地說：“這就是。”“你沒認錯吧？”包先長半信半疑地看著並不起眼的小土堆，“這一片，亂糟糟的，看上去全都差不多。”包先正扶著一棵已有人高的小樹道：“這是我去年栽的，留有記號。”

　　可是，程如峰怎麽也想不到，這是他最後一次見到包先正。他沒有告訴他此行的目的其實是要給包公再造一座新地宮，以致幾年以後，他將為當時沒有對包先正講明這層意思而後悔不已。

　　一九八六年四月四日那一天，風和日麗，春光明媚。肥東縣文集鄉大包村村南的龍山上，一大清早便鞭炮聲不斷，人聲鼎沸。人們懷著崇敬和好奇的心情，從四鄉八村紛紛湧來，參加由合肥市委、市政府在這裏舉行的“包孝肅遺骨遷安儀式”。

　　祭奠完畢，人們用一塊巨大的白布將整個包公墓罩住，據說這是為了防止遺骨見天。當幾位彪形大漢開始揮動鐵鍬掘墓時，龍山上下突然變得萬籟俱寂。一會兒，墓穴裏的陶罐全挖出來了，數一數，十一隻，這個數字和當年的木棺匣子的數字正好是吻合的。於是大家猜想，這個“聾子”包先正還是很有主意的，他把木匣換成陶罐，肯定是希望將遺骨存放的年月更久遠一點。再看看十一隻陶罐在墓穴裏的排列方式，也挺耐人尋味：最裏頭隻是一隻，接下來是四隻，再下來是六隻。不用說，最裏頭的那隻，裝的是包公的遺骨。

　　人們懷著肅穆而又崇敬的心情將十一隻陶罐依次搬上汽車。等到全部陶罐拉到包公墓園工地時，已到了正午時分。

　　程如峰和張林二人因為在負責籌建包公墓辦公室的日常工作，都掛有副主任的頭銜，大家散後，他們還不能馬上就離開，必須把十一隻陶罐一一搬放到作為臨時辦公室的簡易平房裏去。

　　當他們把所有陶罐搬進屋，又在地上放穩之後，張林就好奇地向標有記號的那隻陶罐走過去，他想來個先睹為快。

　　他把那隻陶罐輕輕傾斜，迎著窗口射進的陽光，歪著腦袋兒，要瞅個究竟。誰知，不瞧便罷，一瞅，竟駭得臉都變了顏色，他惶恐地看著程如峰。

　　張林的聲音變得發抖：“這裏麵……”

　　“裏麵怎麽啦？”程如峰想，莫非裏麵躲進去了蛇，或者有其他怪異的東西？

　　張林急促地喘著氣，好像生怕被其他人聽到似地壓低聲音說：“裏麵啥也沒有！”

　　程如峰趕忙奔過去，也迎著外邊的亮光把陶罐傾斜著，歪著腦袋朝裏瞅，瞅罷，直覺得腦袋裏一片空白。

　　“這是怎麽回事？”他張著嘴巴，一下驚呆了，慌忙去看其餘的陶罐：十一隻陶罐全是空的，裏麵啥也沒有！

　　這事來得太唐突，太蹊蹺，誰也沒有心理準備，自然感到有點讓人吃不消。回想上午那隆重又莊嚴的“遷安儀式”，便覺得這件事變得十分滑稽又十分可笑。

　　這麽說，包公和他的兒孫的遺骨都還留在家鄉的龍山上。

　　“既然事情已經這樣，就隻能保密。”程如峰嚴肅地對張林說，“不要再對任何人說。陶罐一定要保存好。”

　　程如峰和張林分手後，心情沉重地回了家。他在反複思忖：包先正為什麽要這樣做？

　　他決定再到肥東大包村走一遭。

　　程如峰又找到包先正家。接待他的是包先正的兒子包訓祥，一了解，才知道鬥大的字不識一籮筐的包先正，卻出息了一個“知識分子”的兒子，人挺斯文，是大包村小學校的校長。程如峰仔細打量包先正的家，這個家庭也是家徒四壁，幾乎沒有值錢的東西。程如峰的目光忽然在牆邊的一個碗櫥上停住了，他發現碗櫥的木料是那樣眼熟，分明就是盛包公遺骨的木棺匣子的材料。程如峰感到不是滋味。裝過死人骨骸的木匣子怎麽可以用來打造碗櫥呢？這顯然是不能用貧窮和不講衛生來解釋的。或許，這倒更真實地讓人體會到多少帶有幾分傳奇色彩的包先正的性格。

　　就在包訓祥隨便的閑談中，程如峰有了意外的新發現。他早聽包訓芝提起過，她的父親——守護包公祠的最後一代“恩生”包先海，考慮到自己沒有兒子，曾打算在大包村的親房中間找一個後生做繼子，好讓“恩生”後繼有人。原來包訓芝說的這個“親房中間的後生”，就是包先正的兒子包訓祥！

　　可是，包訓祥並不知道遺骨掩埋的情況。程如峰對包先正臨終時竟然沒有向包訓祥交待這件事，依然將信將疑。現在事情非常清楚，如果包先正撒手而去，連偷埋包公遺骨這樣的事也不交待給自己的兒子，隻能說明他對這個社會已經絕望，正如包公的遺骨由原葬墓移到遷葬墓，肯定是包氏後裔所為，但這種重要的事，偷葬者也沒有告訴他的後人，以至於包氏的子子孫孫沒人知道，幾百年來燒香磕頭都拜錯了墳頭。

　　當然，還有一種可能，那就是包訓祥非常清楚包公遺骨偷埋一事，或者大包村的某個人會知道，但是他們不願意透露，作為包氏後代子孫，他們有權利不希望再讓外人知道。

　　從肥東大包村回到城裏，程如峰的心總算平靜了一些。雖然被偷葬的包公遺骨以及包氏子孫的遺骨，都無法再找回，然而，萬幸的是，那三十五塊寄往北京鑒定用的包公的頭骨畢竟提前拿到了手裏，現在就藏在他臥室上了鎖的箱子裏。

　　這是僅存的包公的遺骨了！

　　有包公頭骨在，包公墓就有靈魂，重建中的包公墓就不會是“假古董”。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程如峰將精心保存的三十五塊包公遺骨，連同當年北京郵回時用的木盒子，一道獻給了合肥籌建包公墓委員會。

　　新的包公墓的修建曆時兩年，於一九八七年十月一日正式竣工，並向海內外人士開放。聞風前來瞻仰的，人山人海，盛況空前。

　　在巨大的“複鬥形”的包公墳丘中，程如峰和張林埋進去的是從大包村挖出的那十一隻陶罐和準備盛放遺骨的那一口石棺。那十一隻陶罐，當然是空的。那一口石棺，自然也是空的。被埋進的，顯然是一段永遠不打算向外界張揚的、充滿坎坎坷坷而又浸透著痛楚、困惑和無奈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