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七卷）

第8章 由此及彼陳四益

　　黃永厚 小引

　　黃永厚先生的第一次個人畫展，在一九七九年，地點是上海——那時他在安徽工作。一個安徽來的畫家，名不見經傳，要想進上海美術館？沒門兒。那時書畫市場尚未開放，不像今天，隻要花得起錢，別說上海美術館，就是中國美術館也未必很難。

　　那麽，憑畫行不行？中國名不見經傳的畫家多了，都進，美術館豈不要擠破？

　　名不見經傳不妨，可有哪位領導批示？

　　沒領導批示不妨，可有哪位名家推薦？

　　倩人說項？偏偏黃永厚不屑為。

　　朋友看不過，搬出了他家老大黃永玉的名頭。這名字自然夠響，但口說無憑。所以對方說：那就請大先生給二先生的畫展寫個前言或是題個展名吧。

　　誰知湖南人的強勁上來，幾條牛也拉不轉。黃永厚想展示的是自己的藝術而不是他的家門。寧可不進上海美術館，也不願讓人說是因人成事，靠了大哥的牌頭。於是，畫展隻能移師虹口公園一處僻靜的展室。

　　沒有隆重的揭幕式，沒請頭銜很多的貴賓，沒有媒體的造勢，那時也沒有花錢的廣告，就算有，黃永厚也花不起。

　　僻處虹口的展覽在寂無聲響中度過了幾天。

　　幾位朋友不忿，要他再延長展期，但黃永厚已旅囊羞澀，向學校借的旅費已經用罄。

　　隻剩下最後一天。不料就在這一天，幾位上海畫界的重量級人物——顏文樑、朱屺瞻、關良、錢君匐——還有一些我沒記住名字的——聯翩而至。上海美術館的展覽也少有這樣名家雲集。

　　“這些人，我那時雖聞其名，卻並不認識。”黃永厚說。

　　他們的評價使在場觀眾大開眼界。看慣了山水花鳥的觀眾，對黃永厚的畫風不解，逸筆草草，題跋滿紙。“這是中國畫嗎？”有人問朱屺瞻先生。朱先生答日：“是中國畫。這種畫很難畫，要讀許多書。”也難怪，書憤喻世、寄托明誌的文人畫傳統自一九四九年後，已幾乎斷絕。那時還是中學生、今天已成名家的江蘇畫家劉二剛，回憶當年看這個展覽的震動，道：“原來中國畫也可以這樣畫！”

　　聽過這個故事，由此及彼，勾起一串隨想。

　　曾有過為政治服務的文藝：“寫中心，唱中心，演中心。”一個時期的中心工作，就是文藝圖解的題材；一定階段的方針政策，就成了小說的故事、戲劇的對白，歌曲的唱詞，舞蹈的表演。於是，作家失去了思想的獨特性和藝術的獨創性。起初，是依據領導的意見沒完沒了地修改作品，直到領導點頭為止。後來，幹脆形成了極具中國特色的“領導出思想，群眾出生活，作家出文采”的所謂“三結合”創作方式。文藝創作可以如此拚接，可算一大奇聞。

　　革命的時代，曾催生過一批璀璨的名作。但到了文藝家將寫作服從於“中心”和“政策”之後，便失去了文藝的多樣性和獨創性。“中心”是同一的，政策是同一的，對政策的解釋也是同一的，作家的思想也自然是同一的。輿論一律的環境裏，寫出來的作品，人物可有張三李四之別，地域可有天南海北之異，文字也可有精粗雅俗之分，但看去總是千人一麵。在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年代，寫農村的作品便幾乎出如出一轍：“隊長犯錯誤，支書來幫助，貧下中農來憶苦，背後揪出個老地主。”

　　服務於中心工作和階段政策的作品，及至中心工作更換，階段政策改變，作品也便隨之消亡，因為那時又需要服務於新的中心和新的政策了。“當紅”作家最大的本領，就是不斷地緊跟中心，領會政策，以拚湊出“適時的作品”。但“當紅”的代價則是時過境遷，一無所有。這樣的結局，非文藝所獨有。文學家、理論家、學問家的一切非獨立思想製作，無不遭遇同樣的尷尬。四文藝的價值在於獨創——對時代、對生活、對人物的獨到觀察，獨到感受、獨到理解、獨到反映。唯因“獨到”，方能獨樹於著作之林。幹部一腔，隨著一個旋律旋轉，起哄而已，何談藝術。五文藝既是政治的附庸，政治家便成了文藝批評的無上權威。作品要權威部門審查，演出要權威人物點頭，評論要權威人物定調，文藝家完全失去了創作與評論的自由。黃永厚先生的尷尬，就是因為他的畫作從創作到展出，都缺少了這重要一環。但也正因為“文革”時期的特定環境，閉門創作之際，壓根兒就沒想到這些畫可以展出，所以並不曾有意迎合“中心工作”的需要，得以保持自由創作的心境。這樣的作品進美術館不易，得到大師們的讚賞卻並不意外了。六不曾告別成為政治附庸的文藝，又迎來了為市場操控的文藝。這類文藝起初也是“為政治”的。典型的口號是“文藝搭台，經濟唱戲”。因為發展經濟已是“最大的政治”，為經濟就是為政治。那時“搭台”的文藝，至今已經蕩然無存。這也同作為政治附庸的文藝遭遇了同一命運。

　　七為市場操控的文藝，對政治的依賴越小，對金錢的依賴就越大。列寧當年批駁資產階級的創作自由論，以為在金錢勢力為基礎的社會裏，所謂自由，隻是戴著假麵具的對於錢袋的依賴，對於收買的依賴，對於豢養的依賴。這話頗點到了要害。但他沒有料到或不肯講到，在另一種以權勢為基礎的社會裏，對於權勢、收買、豢養的依賴同樣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這種收買和豢養還可以表現為對金錢和權勢的雙重依賴。而且這種依賴會表現得更加直接、更加貪婪、更加無賴。八黃永厚那次畫展的尷尬，在於他不屑對於權勢的依賴。後來的他又不屑對於金錢的依賴。他始終想保有的是自己那一份藝術創作的主動權。這對他的創作是必需的。但在以耳代目，或以畫價論英雄的環境下，他的尷尬便注定難免了。他不悔。這也是一種信念，一種人格。九講到那一次畫展，黃永厚歎道：“那些人都已經走了。”顏文樑走了，朱屺瞻走了，關良走了，錢君匋也走了。那是一個時代的代表。在那個時代過去之後，是否還有這樣的大師：為了一個不知名、不相識的畫家，自掏腰包，風塵仆仆，趕往一處僻靜的展室，為的就是給他一些鼓勵、讚賞和溫暖。

　　在官場、文場、藝場、學場，出場費都以知名度論價的社會，這種對藝術的真誠，培育，愛護，怕是很難再有了吧。

　　十前幾天去看望李銳老人。他傷感地說，我們這些人都不行了。潤生不行了，李昌不行了，光遠也不行了，朱厚澤年輕些，但又得了癌。言下頗為惋惜。過了兩天，便聽到了朱厚澤去世的消息。

　　隨著這些代表人物的去世，那一個時代也隨之消逝。《儒林外史》把王冕當做一個時代最後文人的代表。王冕一旦入山，不知所終。就隻有靠天上降下的百十個小星來維持文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