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七卷）

第6章 告別革命

　　一九七七年秋天，敝人在西北一所中學任教。這是粉碎“四人幫”之後的第二個年頭，中央決定在全國範圍內調整工資。並非人人有份，原則上不得超過本單位職工人數的百分之四十。按文件規定，要優先考慮貢獻較大、工作多年、工資偏低的工作骨幹，且需經過群眾評議、領導審批的程序。

　　此事關係到每個員工的切身利益，校領導自然不敢怠慢，遂定於某日下午分別召開大組會醞釀，也就是搞群眾評議。工資十好幾年沒有動過，誰會一點不上心呢？管它有棗沒棗，先捅上兩竿子再說！可就在這節骨眼上，我偏偏玩兒了一把“悍然”失蹤，無故缺席。事後遭到同事好一頓臭罵：“你小子，知道你得幾票嗎？才兩票！你要是在場，能得兩票嗎？”我的表現簡直是不可理喻。

　　好在是有驚無險，順利晉級。因為不管怎麽說，我畢竟屬於工作多年工資偏低的業務骨幹這個範疇，而且由於政治上的原因，打從參加工作，頭幾年隻發生活費，後來好不容易拿上工資，卻再也沒有動過。那麽，我為什麽要逃會呢？人們有所不知，敝人義務當了二十年反麵教員，對於所謂的當眾檢討、交代、交心、坦白、認罪、把自己說得狗血淋頭之類，早已是深惡痛絕，避之猶恐不及。這次也少不了要講什麽個人的優點缺點，煩不煩嘛，我寧可冒著評不上工資的風險，也不願再一次當眾糟踐自己。我不玩兒了！

　　回想起來，這實際上是一次“告別革命”的膽大妄為。

　　說來叫人難以置信，想當初，在下可是一個哭著喊著要革命的純真少年，甚至還有過一段“光榮史”呢！

　　解放區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民主政府愛人民啊，共產黨的恩情說不完，啊，呀呼嗨嗨一個呀嗨，呀呼嗨呼嗨，呀呼嗨，嗨嗨，呀呼嗨嗨一個呀嗨！

　　一九五〇年初春，位於祖國西南的崍山古城，倏地響起了歡快活潑、節奏感強的革命歌曲。沉悶氣氛一掃而光。曾幾何時，國民黨也搞“天天讀”。每天上學後第一件大事是朝會，眾頑童齊集學校禮堂唱國歌：“三民主義，吾黨所宗……”音調低而平緩。複誦讀總理遺囑：“餘致力於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如和尚念經，不知所雲。

　　家鄉解放時我剛滿十一歲，跟著了迷似的成天往縣學聯跑，和大家一起扭秧歌，跟解放軍馬同誌和南下幹部、滿口京腔的白姓女同誌學唱：“走，跟著毛澤東走，走，跟著毛澤東走……”“年輕人，火熱的心，跟隨著毛澤東前進，跟隨著毛澤東前進……”還唱過曲調低沉的《你是燈塔》：“你是燈塔，照耀著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著前進的方向。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們永遠跟著你走，人類永得解放，我們永遠跟著你走，人類永得解放。”

　　原先縣城的文化生活較為貧乏，僅東街有一家戲院（俗稱“戲園子”），專演川戲。有時跟著家裏大人進去看戲，大人倒是聽得津津有味，我們則隻看見“穿紅穿綠，打進打出”，武打場麵還能勉強看看，到了小生或者小旦出得場來，慢條斯理地唱開戲文，我們就呆不住了，百無聊賴地在過道裏跑來跑去。此外，天主教會的高鼻子外國人在西校場放過幾部無聲電影，例如《人猿泰山》之類。雖覺新奇，也就看個熱鬧而已。

　　如今，解放軍五十四師文工團在戲園子免費演出歌劇《劉胡蘭》和《血淚仇》。我覺得新奇有趣。有些唱詞已能倒背如流，至今不忘。例如“數九那個寒天來下啊大雪，天氣那個雖冷心裏熱，勾子軍來了整一個團，被咱們包圍的牢又牢”和“三叔三叔，你聽我說，胡蘭子家，來了個八——路”。

　　宣傳這玩意兒就是厲害。別看不過是唱唱歌，看看戲，那潛移默化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對於一張白紙的天真少年說來更是如此。這不，一來二去，我這個小不點兒居然也躍躍欲試，要投身革命了。縣裏開人民代表會議，我跟著湊熱鬧，別的本事沒有，隻有在豐席台上端茶送水的份兒。許是因為這個小家夥憨態可掬吧，會議簡報上刊出了表揚“小招待員”的文章。學聯組織大家到附近的鄉場搞宣傳，我也軟磨硬泡要求參加，終於得逞，遂興奮異常地打起背包隨隊出發。可到了擺開陣勢向老鄉做宣傳時，又張口結舌，不知說什麽好。因為表現積極，還被愛吹牛的學聯主席封為縣裏的“招待先鋒”。多年之後回到故鄉，有人提起這段經曆，稱我是“老革命”，我唯有苦笑。

　　我對於革命的向往，已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看到西幹校的男女學員三三兩兩、手捧野花到遇難烈士的臨時墳地來祭奠，也著實羨慕。我覺得他們的裝束、做派、甚至情調都很革命，很浪漫。西幹校即西康人民革命幹部學校，解放初期一批熱血青年在成都經過短期培訓後，即奔赴西康新解放區開展工作。不料在從成都步行前往邛崍的途中遭土匪伏擊，有人員傷亡。遇難者就臨時安葬在我家附近的西校場上。革命在我的心目中，是無比高尚美好的事情。其實，革命也漸漸露出不那麽光彩的另外一麵。隻是我當時有意無意地對此視而不見罷了。

　　一九五〇年，為應付財政十分困難的局麵，新政權發行“中國人民勝利折實公債”。名為自願認購，但當時大部分人家一貧如洗，哪有餘錢認購公債？隻好層層攤派，於是學聯就有幫助催公債的任務。各街道都有具體的任務指標。我分到東街街公所下屬的東二保（相當於現今的居委會）。我們這些學生娃娃每天挨門逐戶地去催公債。記得有一位老先生身體虛弱，早已臥病在床，我們卻不管不顧，每天跑去，在他耳朵邊上大聲嚷嚷：“買公債！”“買公債！”如此折磨一位行將就木的老人，情何以堪？我們卻樂此不疲，自以為是在幹革命。

　　不久，“四大運動”（減租，退押，清匪，反霸）正式開場。縣裏一些頭麵人物原本平安無事，眼下則末日來臨。一日，在縣師範學校操場上舉行群眾大會。現場人山人海，隻見著名士紳、原國大代表張鶴林操著成都口音在台上交代：“本人張鶴林，解放前受的封建教育……”好像沒讓他羅嗦多久，下麵“打倒張鶴林！”“打倒張鶴林！”的口號聲就此起彼伏。最後是砰地一聲槍響，將張鶴林當場擊斃俗稱“敲砂罐兒”）。有生以來初次經曆如此殘酷的殺人場麵，一種強烈的感覺是心驚肉跳和惶恐不安，幸好身邊沒有一個熟人，那可是要命的階級立場問題啊。

　　我姑父與張鶴林的命運完全一樣，也是在鬥爭大會上當場槍斃。罪名是“惡霸地主”。當天居然是鄰裏街坊出麵張羅，用梯子將舅父抬回並安葬入土的，令人匪夷所思。同樣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事過之後，原先的佃戶還甘冒風險，偷偷往老東家屋裏背大米。姑母則從此成為“地主份子”，被掃地出門，後半生受盡屈辱和折磨。姑父的人生軌跡是怎樣的呢？成都高等師範畢業，曾去日本遊學一年，回國後先後擔任四川省省議員、新津縣縣長、四十七軍軍長李家鈺的主任秘書。李家鈺也絕非等閑之輩，乃川中抗日名將，一九三七年率部千裏奔襲，前往晉西南前線與日軍浴血奮戰，次年在戰鬥中為國捐軀。一九八四年，被追認為“在抗日戰爭中壯烈犧牲的革命烈士”。姑父抗戰後返回故裏，賦閑在家。長子早年參加革命，出生入死，一九四九年已是駐京部隊的一名營級幹部。姑父也算得上響當當的革命軍屬了。數月之前，他還興衝衝地以“開明士紳”身份參加縣人民代表會議呢。哪能想到說翻臉就翻臉。遠在北京的長子非但愛莫能助，反而因此受到牽連，被貶至北京郊區去管勞改犯。姑父的次子則一直替國民黨賣命，舟山戰役後即音信渺無。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台胞身份榮歸故裏，其時已是父母雙亡，地方當局不敢怠慢，待若上賓。次子當麵質問為何將父親處死，答以當時訂有指標雲雲。

　　姑父一本家侄兒原係省高中學生，解放後也很積極，是縣學聯的活躍人物。多才多藝。記得他曾給一首歌填上新詞：“封建統治中國幾千年，造成中國貧窮和落後……”，這首歌在縣城裏傳唱一時。忽一日，隻見他衣衫襤褸，腳蹬草鞋，和犯人一起到西河壩挑石頭，據傳他是特務！後來查無實據，無罪釋放。一九五七年，親弟弟為兄長鳴冤叫屈，又被打成右派，當了二十餘年“賤民”。哥兒倆先後落難，說怪也不怪，都是出身不好惹的禍。

　　我舅父多年離鄉背井，去西康省謀生，不過一個小小職員而已。劉文輝率部起義後，他也返鄉賦閑。多年積蓄和苦心經營的商號統統化為烏有，一家老小生計無著。老友聶瑞奇原係地下黨員，如今有了一官半職，動員他去當教員，舅父嫌待遇太低，不夠養家活口，婉言謝絕，在自家院子裏搞起了手工業作坊，磨麵粉、做麵條，苦苦掙紮。但慘烈的政治運動如火如荼，無良小人又立功心切，趁機栽贓誣陷，舅父惶惶不可終日。終於在一天夜裏，自沉於後院的水井，撇下老母和妻兒撒手西歸。這是我母親第一次失去親弟弟。十八年之後，母親另一個親弟弟、我的小舅則在又一場浩劫中因“曆史問題”自沉於工廠的水池，前往天堂與兄長相會。

　　一九五〇年冬天，中國人民誌願軍入朝參戰，學校裏掀起一股報考軍幹校的熱潮。我們這些年齡太小、不夠尺碼的學生，眼看著同窗學友光榮應征，隻有羨慕的份兒。卻並不甘心，每天早上背起背包，嘁著“一、二、三、四”的口令，在結滿白霜的操場上結隊跑步。

　　解放前，縣城西街有一家書店，店主叫李欣奇。我經常光顧，站在書架旁邊看書。但可讀之書不是很多，印象最深的是關於神探福爾摩斯和大盜亞森·羅賓之類的偵探小說。解放後，東街開了一家新華書店，門臉不大，但書籍甚多。牆上掛著“書籍是人類進步的階梯——高爾基”的橫幅。我成了這裏的常客，但隻看不買，把書店當成了圖書館。革命文學作品，包括蘇聯文學作品，對我影響很大。例如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年輕人，讓你的青春更美麗吧》，蘇聯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真正的人》、《普通一兵》、《卓婭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衛軍》等等。書中的主人公或者說英雄人物都成了我學習的楷模，保爾·柯察金的那段膾炙人口的內心獨白（“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生命於人隻有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來度過：當回首往事時，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恥，在死的時候能夠說：我的全部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鬥爭”）更成了我的座右銘。

　　在兒時的記憶裏，“同誌”是個極榮耀的字眼。隻有入城不久的解放軍戰士和南下幹部才配稱同誌。懵懵懂懂的我把“同誌”和“革命”連在一起，當成十分向往的目標。終於有一天，我也成了“同誌”，那是在掛上鮮紅耀眼的紅領巾之後的事情。別提有多自豪了！當時少年兒童隊員（後來叫少年先鋒隊員）之間要行隊禮。有時走在大街上，迎麵過來一個並不認識的隊員，我趕忙舉手行隊禮，誰知對方竟毫無覺察，於是我高喊：“同誌，同誌！”

　　一九五四年夏季，我僥幸考上北京師範大學俄語係。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首都北京乃千千萬萬熱血青年無比向往之革命聖地。能到這裏來接受高等教育，而且一切免費，衣食無憂，自然是如登天堂，幸福無比。來自天南海北的學友會聚一堂，大家相濡以沫，情同手足。

　　有道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倏忽之間，一場政治風暴呼嘯而來，打破了校園的寧靜。這便是所謂的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簡稱肅反運動。一九五五年，校方宣布暑假不休息，全校師生留校搞運動。都是一幫年幼無知的娃娃，入學時就曾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查，怎麽會有漏網之魚呢？偏偏我們這個小班就挖出一個來。許君是部隊轉業來上大學的，年齡偏大，平日表現與大家並無不同，將他定為肅反對象，是因為“曆史可疑”。他本是孤兒，為生活所迫，進了國民黨青年軍的軍校，後因思想進步，於解放前夕投奔解放軍。現在懷疑他是打進來的特務，卻又無任何真憑實據。隻有進行輪番批鬥，唯一的材料是他在國民黨軍校時的私人日記。除了開鬥爭會外，還煞有介事地對他搞監視、釘梢，以防他有別的活動或者自殺。好端端的一個同學，卻要當成敵人去鬥，真有些下不了手。但又告誡自己：可不能有溫情主義啊。於是會上發言就力求尖銳、有力，內心裏盡量把他當成敵人來恨。我當時很希望他最終承認自己是反革命分子，也不枉鬥爭一場。冷靜下來時，卻免不了擔心：會不會白鬥一場啊？萬一他不是反革命呢？

　　一九五六年，形勢大好。這一年我光榮地加入共青團，並擔任團總支幹事。我曾在日記中記述吸收我入團的團支部大會。那是一九五五年的初冬時節，會議一結束，“祝賀你！”“祝賀你！”大家紛紛向我伸出手來，不知是由於興奮，還是由於屋裏的熱氣，我覺得自己滿臉發燙，直燙到耳朵根兒。會上對我的意見主要集中在一點：同學們出於好心送給我的筆記本、毛巾等物，我不好意思拿出來用，說明“小資產階級虛榮心”、“愛麵子的思想”比較嚴重。這樣的批評今天看來似覺幼稚可笑，其中卻折射出當年親密無間的同學關係。用“溫暖的大家庭”來形容，並不為過。當時我在班裏年紀最小，周圍全是大哥哥大姐姐。處處受到他們無微不至的關懷。我穿過他們送給我的衣服，還用他們的自行車學過騎車。記得一九五九年的除夕之夜，一位老大姐勉勵我說：入了團也不要停步，要打著紅旗一直走下去。她指的是進一步爭取入黨。

　　祖國建設突飛猛進，捷報頻傳。我們雖身在校園，卻也按捺不住，摩拳擦掌，緊張學習之餘，總想著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添磚加瓦。一個星期日的下午，我們結伴來到北郊離城很遠的一個農家院，好像是個農業合作社，我們幫助農民剝玉米粒兒。正值數九寒天，凍得夠嗆，但大家都樂嗬嗬的：總算給農民做了一點實事。我們還曾利用晚上的時間參加掃盲，就是到學校附近的北太平莊農民家中，在昏暗的煤油燈下教他們識字。不就是教幾個最簡單的漢字嗎？這有何難？沒想到這裏也遇到了問題。原來是我講的普通話帶有濃重的四川口音。四川方言裏沒有後鼻音，把“燈”（deng）念成（den），豈不是“誤人子弟”嗎？隻好臨時抱佛腳，向土生土長的北京同學請教，這才弄清楚前鼻音後鼻音的區別。

　　總之，我和千千萬萬年輕學子一樣，始終滿腔熱情，在革命的大道上高歌猛進。

　　轉眼到了一九五七年。最高領袖一聲號令，全國上下開展了整風運動。動員大家本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精神，給黨提意見。一個星期日，我在師大文史樓旁邊閱報欄看到中文係穆木天教授發表於《光明日報》的《我的呼籲》一文，文章內容記不清了，隻記得提到師大有個“黑暗王國”。我不免大吃一驚：原來師大也不太平！

　　又過了幾日，師大校園開始出現大字報。對於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光榮、正確，我早已深信不疑。想不到竟有這麽多陰暗麵！難怪中央要下決心開展整風運動，大反三風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啊。

　　作為一個共青團員，我也覺得自己有責任有義務幫助黨整風。因平時一心念書，孤陋寡聞，正愁提不出什麽意見來呢，這時我班許君出來鳴冤叫屈了。原來他的曆史問題有了結論：政治態度屬中間偏左，根本不是什麽反革命。他本人感到受了莫大的冤屈，言詞激烈，表示自己對此事的憤怒和抗議。作為一個曾積極參與其事、說得難聽點是充當“打手”的我，感到自己的良心受到譴責，很為他抱不平。正是從他的身上，我看到了肅反的若幹副作用，如傷害被鬥者的感情、挫傷了他們的積極性、造成新的隔閡等。一時衝動之下，便寫了題為《肅反“收獲”剖析》的大字報，結尾的一句話是：“可見，肅反運動的最大‘收獲’是：後患無窮。”自認為是積極響應號召，幫助黨整風。誰知後來風向突變，上麵要大開殺戒，抓右派了。曾幾何時，我還和同學們在天安門前聲嘶力竭地向領袖高呼萬歲，眼下僅憑這篇不足三百字的短文，一夜之間就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從此打入十八層地獄，受盡屈辱和磨難。

　　當時我滿打滿算，也就十八九歲，乳臭未幹的一個小屁孩。恩師成都二中楊仲清老校長驚悉自己的得意門生不幸誤中“陽謀”，怒目圓睜，氣得直跺腳：“他還是個小娃兒啊！”然而一旦劃到敵人的範疇，成了反麵教員，人家就得拿上放大鏡，挖空心思在你身上挑毛病，找缺點，無限上綱，批倒批臭。功課好，就說你是走白專道路的典型，一心想出人頭地，成名成家。出身不好，就說你同反動家庭劃不清界限，甚至同黨有仇。後來到了工作單位，因為頂著右派分子的桂冠，人家更是戴著有色眼鏡來看你。可說是動輒得咎。三天兩頭便開會批判。在文印室刻鋼板，關心工作、出謀劃策被說成“指手畫腳”，甚至“不服罪”、“與黨爭奪領導權”。工作賣力說成“與黨團員爭高低”。甚至如實說出自己的出生年月，也因大學畢業尚不滿二十而被譏之為“吹噓自己的光榮史”。有一次講義沒有印好，我隨口說了一句：“怪我們沒有掛帥。”無非是說我們沒有親自去印。不料日後這也成了一條罪狀：右派還想掛帥？最糟糕的是，曾在全校大會上作為不好好改造的典型當場點名，受到羞辱。

　　盡管如此，我仍然“不思悔改”地以革命者的標準衡量自己，對自己嚴格要求。並未破罐破摔。業務工作也是幹一行專一行，無論到哪兒都受到好評。但這對我說來也是最致命的，因為這就說明我還不服罪，總之是不像個反革命。最高領袖嘲弄說右派分子“好像唱戲一樣，有些演員演反派人物很像，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像，裝腔作勢，不大自然。”他當然不會想到，因他的“金口玉言”被定為所謂“右派分子”的好人，明明不是反派人物，卻硬要被迫扮演反派角色，那才是怎麽裝怎麽不像呢。當政者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出爾反爾，自食其言，把赤膽忠心跟黨幹革命的成千上萬、甚至數十萬熱血青年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著實令人目瞪口呆。隻知有仙人可以點石成金的神話，至於點金成石，則聞所未聞。能夠點金成石，將千千萬萬可堪造就之才變成賤民、反革命，非具有雄才大略者莫屬。拚命貶低和打擊知識分子，肆意摧殘人才，深受其害的豈止是個人，國家才是最大的受害者。誠如某論者所言，反右派鬥爭是壓製人民民主、敗壞黨的作風、失信於民的開端，是黨由正確路線走上錯誤路線、國家由興旺發達轉入多災多難的轉折點。自一九五七年開始，中國的發展走了一個V字形。曾一度被本來名不見經傳的亞洲四小龍遠遠地拋到後麵，顏麵盡失。

　　如果說“文革”前雖然處境不好，但日子還勉強過得下去的話，那麽“文革”中的血腥暴政就逼得你走投無路、無處逃遁了。什麽烏龜王八蛋都可以朝你吐唾沫，甚至踹上一腳。一遍又一遍地把你當成社會渣滓任意蹂躪，把你折磨得豬狗不如，痛不欲生。最後，老實聽話如我者也終於變得心灰意冷，對黨、對領袖、對整個社會徹底絕望，在求死不能的情況下，隻求苟活於世。對於一切豪言壯語、假大空、高大全統統嗤之以鼻。與此同時，也變得不那麽聽話、不那麽好使喚了。我深切地感到人生苦短，被迫與政治打了二十來年的交道，充當隨叫隨到的反麵教員，白白浪費了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時光。苦海餘生，對這來之不易的“第二次生命”自然倍加珍惜，決意告別革命，做點對社會有益的事情。從此不再隨波逐流，拒絕一切假話套話空話，謝絕關於加入某某組織之類的善意勸告。我的事情我做主。“八十歲學吹打”，亡羊補牢，未為晚矣。終日手不釋卷，書海遨遊。如於謙所言：書卷多情似故人，晨昏憂樂每相親。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無一點塵。偶有所得，即形諸筆墨，示之同好。倒也樂在其中。

　　王學泰先生的《鴻爪掠影（二）》上半部在本書第十五卷刊登後，引起了讀者的關注。現將此文的下半部分刊載如下——鴻爪掠影（二）六、K字樓中的犯人沒進過監獄的良民，以為監獄中人多是青麵獠牙之輩，千萬別挨近，太近了有被吞噬的危險。實際上，監獄中人不是什麽特殊訓練班培養出來的，絕大多數與社會上其他人一樣，但在占人數極少的兩極中還有在社會上難得一見的最壞的人和最好的人。俗話有雲：“河裏無魚市上找。”這句話對監獄也適用。

　　我在看守所的一年多裏遇到的犯人絕大多數是一般刑事犯，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之後所謂的現行反革命犯才多了起來。人們過去無論是口頭還是文字上，常說“政治犯”。連一九七八年我平反之後上訪時，市高級法院接待我的一位老同誌也這樣說，可能她剛剛到法院工作，不知道這是個禁忌。這個說法被認為是錯誤的，無論過去、還是現今的政法當局都不承認中國有政治犯。為什麽？因為你在政治上有了自己的想法、意見，過去叫現行反革命罪，現在叫顛覆國家罪。這些罪都是納入“刑律”的。因此政治上異議是觸犯“刑律”的，觸犯了刑律自然是刑事犯，為了避免與一般刑事犯相混淆，在政法上稱為“現行反革命犯”。

　　所謂一般刑事犯，那時大體上有三類：一是經濟上，包括偷盜，搶劫，做買賣（當時稱為投機倒把罪）等；二是所謂“男女”問題，這包括麵廣，有些雙方同意的不正常的男女關係，如有些特別惡劣的強奸犯（如強奸下鄉知識青年）也常常自稱是“生活作風”問題；三是流氓犯罪，打架傷人，乃至殺人。

　　進了監獄，成了犯人，本來無所謂“高低”之分，可是在當時輿論和“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學說影響下，一般刑事犯都屬於“人民犯了法，也要受處罰，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而反革命則是敵人，在當局看來自然一般刑事犯要比反革命可靠一些。當然，在監獄執行上也還是因人而異，大多隊長對不給他找事（兒）的犯人好些，有些好鬧事的刑事犯，看守也會找他的麻煩。

　　在犯人中間，青年犯人多盯砸搶或偷盜），這些孩子對於“男女”問題的犯人特別鄙視，稱之為“杆（兒）犯”，經常拿他們尋開心。我見過一個南郊某公社的書記，是個麻子，大高個，因為利用權力強奸知識青年，又正趕上全國貫徹毛主席給“李慶霖的一封信”的精神，清查各地不善待和虐待知青的狀況，他正趕在點上，被抓了起來。進了監獄，這麻子還有點不服氣，小青年逗他，拿他開涮。有一次，他急了，扯白臉地說：“我跟你們不一樣，我一不反黨，二不反社會主義，三不偷不搶不盜，不就有點生活作風問題嘛！”全號的人聽了都很生氣，不知誰嘁了一聲“攢（北京俗語，群毆之意）他！”一個小青年把被子蒙到他頭上，眾人（主要是青年）一通亂揍。我在一邊看著特別可笑。麻子在被窩中掙紮、亂喊，但外麵聽不見。過了一會，青年們盡了興，麻子從被子中鑽了出來，一臉鼻涕眼淚。大嘁“報告隊長”，正趕上老隊長值班，對他也沒有什麽好感，聽了他的訴說後，隻說了一句“知道了”，“砰”的一聲，關上大鐵門拿著鑰匙走了。

　　不知是什麽原因，大多“男女”問題的犯人，形容猥瑣，讓人望而生厭。有個真實的故事，讓現代青年看看，並非涉及男女，必有浪漫。看守所每過一段時間都要搞一個交代“餘罪”的活動。動員已經結案的人員，交代以前沒有交代過的“餘罪”，這實際上也就是民間說的“有棗沒棗先打一竿子”。號裏的喇叭每天要廣播好幾次，隊長還常常坐在號門口聽，並加以督促。有個遠郊區縣的農民大約有五十歲了，一輩子沒結婚，因為亂搞男女關係，被抓了起來；他的案子已在原住地分局審理結清，隻是到市局再過一遍，就等著押回分局宣判了。此時他突然站起來，他瘦長個，有點駝背，一站起來很顯眼。隊長正參加這個號的會，警惕地問他：“你要幹什麽？”駝背趕緊舉起一隻胳膊哆哩哆嗦地說：“報告隊長，我有餘罪交代……”隊長：“你交代什麽？”“我還跟我嫂子……”駝背還沒有說完，馬上被隊長打斷：“去去……不再說你那點臭事了！”

　　因偷盜進獄的大多是久與公安局打交道的“油子”，因為第一二次進局子，怎麽也到不了K字樓，最多也就是“強勞”強製勞動，一種行政處罰，現已廢止），“勞教”。能到K字樓的大多是公安局的常客，進進出出不知多少回了，有的可能還被“強勞”或“勞教”過，出來照樣幹，最後被選出來幾個屢教不改的逮捕判刑。當然這說的隻是小偷小盜，如果是大宗盜竊、入室盜竊（室主人的身份很重要）、攔路搶劫等，一次就可能判個十多年，甚至無期、死刑。大宗盜竊主要是盜竊國家財產，因為當時老百姓已經沒有什麽個人財產，沒有什麽可盜竊的。搞得最大的是“馬路提貨”。這些都是團夥作案，有信息來源，有作案工具如汽車、起重設備等）、有銷售渠道。那時都是國營單位，工廠、商店、機關來了大宗貨物一時不能拉進單位，堆在馬路旁邊。這些“馬路提貨”者便開著汽車，帶著起重工具和搬運工而來，到了就裝車，裝滿了就拉走，大模大樣，與正常搬貨運貨毫無區別，很少有人質疑，待到失主報了案才知道這裏發生了大宗盜竊。那時農村有些隊辦企業，沒有物資計劃指標，就成為銷贓對象。

　　我就遇到過一個“馬路提貨”的司機。這是個典型的北京小市民，喜愛傳統的摔跤，經常與小青年比畫比畫，小青年對他挺崇拜。他非常滿足自己殷實體麵的生活，不管這錢是怎麽來的。已經到了看守所他是宣武分局送來的），每天必展示他的包袱裏數件不同顏色、而且極鮮豔的運動衣褲，那時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運動衣褲是奢侈品，喜好運動的有一兩件換著穿，也就行了。他卻有那麽多，足以使那些“小佛爺”（小偷自稱“佛爺”，因為“偷”的黑話是“拂”，他們佛、拂不分）垂涎三尺。他常常樂道如何夜間在馬路上拉“盤條”（一種卷成盤的鋼條）、螺紋鋼等。

　　“小佛爺”大多是小偷小摸。有個還未脫稚氣的近郊區的小青年，自稱“銅鐵佛爺”，這很令人聯想到峨嵋山以銅鐵合鑄的大佛，其實兩者毫不相幹。這個小青年隻是個偷點破銅爛鐵換錢的小偷小摸。因為他到工廠偷了機器上緊要的的銅部件，拿出去賣了，找不回來了，工廠非常恨他，才要求公安局把他逮捕判刑。這孩子前有锛（兒）頭，後有腦勺，長得十分可笑。一進了號子總是愁眉不展，與他的年齡不相稱。有的獄友問他，你年紀輕輕，又沒犯了死罪，發什麽愁。他苦笑著說：“從小在我姥姥家長大的，我要是判了刑會影響我舅舅的。他是‘高幹’。”“你這小東西倒有良心，你舅舅既然是高幹，你不會影響他，他能救你出去。”“他是部隊的，不是地方的。”“你舅舅是什麽官啊？”“連長。”這最後一句惹得全號哄笑。他沒上過幾天學，跟文盲差不多。可是每天吃完早飯這段很長的空閑時間裏，他常常盤著腿，把報紙放在床板上嘴裏嘟嘟嚷嚷似乎在念。有人說他，“小佛爺你認識字嗎？不要老霸著報紙，讓別人看看。”“怎麽不認識，你看黑四哥來了”。大家一愣，不知怎麽回事，待一看，才知道原來是“墨西哥”來賓，又是一陣哄笑。

　　有個因盜竊而入獄的，姓南，公安局進進出出不下十幾回，可仍然不太油，還有點青年的純真。有一次我們聊起來：“家住北京哪兒？”他回答：“就在崇文門內的船板胡同。”“多少年沒回家了？”“年年過年都回家，但沒進去過，都是隔著玻璃窗子看著他們過年。”我大吃一驚：“為什麽不進去呢？”“怕有雷子（指警察）等著我，我倒是不怕雷子抓我，好歹也被抓了十多回了，就是怕讓爹媽看著受不了。”後來知道他是自己的父親送去勞教的。上初中時，他是個特調皮的孩子，學校家裏都不待見。一九六五年，上初三，有一次拿家裏五元錢，把他爸爸氣壞了，就把他送到派出所，說自己管不了這孩子，要求政府替他管。起先派出所還不收，他不走，派出所就把孩子留下來。那時正趕上北京要搞“水晶石，玻璃板”意思是把北京打造成純潔而又純潔的城市），地富反壞都要清除，於是就把他送去勞動教養了，說是教養半年。家裏不懂“教養”是怎麽回事，還同意了。他被發到東北興凱湖勞改農場，確實就半年。但有期的教養，無期的就業。半年之後，期滿了仍然不讓離開興凱湖。這是勞改場，對就業人員的管理與勞教人員沒多大區別。“文革”起來之後，這個農場解散了，仍然不讓這幫人回北京、回家（那時，勞改、勞教釋放後，想回北京幾乎是不可能的），把他們安排到就近的生產隊去。到了生產隊，當地把他們當作戴帽子的“四類分子”看待。在勞改場雖然活累，但還能吃飽。到了生產隊就不行了，活重吃不飽，天天還要聽民兵連長訓話。稍有過錯就挨打。後來實在受不了了，在快過年時逃回北京，不想，還沒到家就被抓了回來。後來他多次逃跑，也不敢回家，就在外麵漂著，沒錢，就走上偷竊的道路。他說：“在外麵‘刷夜’，夏天還好，冬天凍得受不了，到火車站被抓的機會多，就睡在暖氣井蓋上，或暖氣管道上。北京哪兒的暖氣管道埋得淺，適宜睡覺，我都知道。過年，特別是三十晚上，常常到船板胡同家門口，我們家有個臨街的窗戶，我就遠遠目肖著，看著爸爸在那裏喝酒或玩牌……不敢久待，怕巡夜的民兵。”怪不得他一到了號裏，倒頭便睡，原來他太缺覺了。南某說K字樓就是我的休養所，到這裏足睡。後來，調號後，遇到過他的同案鍾某，證實了他說的大體不差。鍾某說：“真怪，他爸爸送了他，他還那麽想他爸爸，活該！”鍾某與南某顯然不同，鍾很硬，到了K字樓一語不發，死不交代，帶背銬用一種叫梅花銬的死銬子把雙手銬在背後，日夜都銬著）半年，一切行動都靠自己，拒絕同號的人幫助，後來摘了銬子，一隻胳膊抬不起來了，一聲不吭。聽說這兩個人，每人各被判五年。一九九〇年代我一度住在東交民巷東口社科院宿舍，離船板胡同很近，常常要到船板胡同菜攤買菜。我每進這條胡同就會想到K字樓的偶遇，想到那個興凱湖勞教的南姓青年，想知道哪扇對外開的窗戶是他在除夕夜常常從遠處嘹望的地方。他們一家團聚了嗎？

　　我在K字樓呆了一年零四個月，沒有見到過牢頭獄霸，因為這裏常常調號。隊長一看到這個號的犯人一起呆的久了，彼此熟悉了，就要調號了。所以我對今年雲南發生“躲貓貓”事件感到不可理解，如果不是看守有意縱容，看守所根本不會有牢頭獄霸勞改場比較容易形成，那是管不勝管的），看守所的牢頭獄霸都是看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