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七卷）

第3章 錢鍾書邀請錢穆：尷尬與無奈孫玉祥

　　以錢鍾書的博學睿智，他當然知道權力與代價的關係——你享受了怎樣的權力，就該付什麽樣的代價。所以，他一向對因擁有權力而可能帶來的尷尬持警惕態度。楊絳在《我們仨》一書中就有這樣的記載：抗戰勝利後，“朱家驊曾是中央庚款留英公費考試的考官，很賞識錢鍾書，常邀請錢鍾書到他家便飯——沒有外客的便飯。一次朱家驊許他一個聯合國教科文的什麽職位，錢鍾書立即辭謝了。我問鍾書：‘聯合國的職位為什麽不要？’他說：‘那是胡蘿卜。’當時我不懂‘胡蘿卜’與‘大棒’相連。壓根兒不吃‘胡蘿卜’，就不受大棒驅使。”

　　不過，這種“不吃胡蘿卜”，所以“不受大棒驅使”的做法到解放後似乎行不通了——因為當時提倡的是組織叫幹啥就幹啥，你沒有選擇餘地。錢先生學問雖大，智慧雖深，也逃不出這樣的網絡。於是——仍據《我們仨》記載——一九八二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要聘錢鍾書為文學研究所顧問，他力辭得免後高興地說：“無官一身輕，顧問雖小，也是個官。”錢先生不願為官，正為辭去“顧問”而得意。不料，第二天卻又被任命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主事者胡喬木告訴他這麽做是“為社科院增添些學術氣氛”，深知“胡蘿卜”與“大棒”關係的錢鍾書當然極力推辭：先是說自己沒時間，可胡喬木告訴他：“一不要你坐班，二不要你畫圈，三不要你開會；”錢鍾書又借口：“我昨晚剛辭了文學所的顧問，人家會笑我‘辭小就大’。”胡喬木說“給你辟謠”，如此這般，錢鍾書“這番捉將官裏去也”。一年之後，錢鍾書向胡喬木提出辭職，辭呈寫：“屍位素餐，於心不安”。胡喬木點評了八個字：“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結果這官一直做到一九九三年。

　　雖然網開一麵，又不坐班又不畫圈又不開會，可既然你坐了那個位置，該你幹的活你就還得幹——或者說“吃了胡蘿卜”，就免不了受“大棒驅使”，於是，錢鍾書也就不得不麵臨一些自己並不願幹，可又不得不幹的尷尬事了。

　　據楊絳先生的回憶散文《車過古戰場——追憶與錢穆先生同行赴京》（後收入雜憶與雜寫》一書，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介紹：一九八五年要舉行盛大的蘇州建城二千五百年紀念大會，自然，這也是個統戰機會，於是有關方麵打算邀請各方麵的知名人士參加，長期寓居台灣的錢穆老先生（字賓四，1895-1990）亦在其列，當時除了用公家的名義正式發函邀請之外，又特別請錢鍾書以個人名義寫信去勸駕，邀請他回來“觀禮”。

　　所以讓錢鍾書先生出麵寫信邀請錢穆，首先當然是因為錢先生是著名學者，又是是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讓這樣一位德高望重，又位高權重的學者來邀請錢穆，在有關方麵看來，是再合適不過的了。

　　其次，還因為錢先生與錢穆有曆史淵源。錢鍾書與錢穆同出一錢，都是五代十國時著名的吳越王錢鏐的第三十四世孫，同宗而不同支。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先生曾在一九二三年推薦本家新秀錢穆到無錫省立第三師範教書。據錢穆在《師友雜憶》中回憶，民國十二年（1923年）錢穆應錢基博之邀任教於省三師，時錢基博已在上海聖約翰大學任教，因任省三師四年級課，欲待其班畢業，故仍留校兼課，每周往返。課畢，錢穆常至其辦公室長談。“當時其子鍾書方在小學肄業，下學，亦常來室，隨父歸家。子泉（錢基博字——作者注）時出其課卷相示，其時鍾書已聰慧異常人矣。”“及餘去清華大學任教，鍾書亦在清華外文係為學生，而兼通中西文學，博及群書。宋以後集部殆無不過目。”一九二七年，商務印書館要出版錢穆的專著《國學概論》，錢穆請錢基博為之寫序，錢基博把此事交給了錢鍾書，錢鍾書立馬寫就，一氣嗬成，錢基博讀後竟一字未易交稿，就這樣，出版後的《國學概論》冠名錢基博的序言實際上是出於一個十七八歲的青年錢鍾書之手。而據楊絳在《車過古戰場——追憶與錢穆先生同行赴京》一文中回憶：一九二三年秋天，她跟錢鍾書訂婚時，在蘇州某飯館宴請兩家至親好友時，“錢穆先生也在座。參與了這個訂婚禮。”既然兩家素有淵源又交往甚深，有關方麵讓錢鍾書以錢氏宗親的身份和名義寫信去邀請錢穆回大陸，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總之，無論從公從私，讓錢鍾書出麵邀請錢穆回來，在有關方麵看來，都是勢所必至，理固宜然的。

　　那麽，錢鍾書是不是也這樣認為呢？顯然不是。

　　這首先是因為這次“紀念會”所以邀請錢穆參加，有統戰意味。而錢鍾書一生對政治都保持了盡可能大的疏離——關於這一點，易中天先生在《顧準與錢鍾書》一文中有這樣的說明：“錢鍾書是一個純粹的讀書人。讀書人不等於就不問政治，卻可以不介入政治，從而做到慎思不妄言。而且，錢鍾書還不像中國許多讀書人（比如馮友蘭）那樣，把自己看得非常重要，認為自己應該而且能夠‘為帝者師’、‘為王者師’；也不像中國許多讀書人（比如顧準）那樣，認為自己腰杆是硬的，肩膀是鐵的，可以擔盡天下的憂樂，挽狂瀾於既倒。他十分清楚自己不過一介書生，能做的隻有學問。而且，把學問做好也不容易。能讓學術薪盡火傳，就對得起每天吃的那份糧食了。因此他能超脫。”既然如此，他對這樣的活動顯然不感興趣，也不會願意出麵邀請什麽人。

　　而且，我們還應注意到：錢鍾書對什麽“紀念會”之類一貫持嗤之以鼻的態度——不妨舉一個例子：華中師大領導決定於一九八七年為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的百年誕辰時開個隆重的紀念會。其時錢鍾書的學術聲望正蒸騰日上，自然想邀請他出席。在接到有關方麵邀請後，錢鍾書寫了這樣一封回信：“祖年我兄大鑒：音問久疏，忽奉惠書，並示先君事略，感刻感刻。謹刪易數字，以塞虛懷。紀念會事，盛意隆情，為人子者，銘心洽髓，然竊以為不如息事省費。比來紀念會之風大起，請帖征文，弟概置不理。今年無錫為先叔父舉行紀念會，弟聲明不參預。三不朽自有德、言、功業在，初無待於招邀不三不四之人，談講不痛不癢之話，花費不明不白之錢也。貴鄉王壬秋光緒九年日記載《端午》絕句雲：‘靈均枉自傷心死，卻與閑人作令辰！’慨乎言之，可以移詠流行之某某百年誕辰紀念會矣。弟去冬患血壓高，服藥稍減，尚未平善，又不慎中寒，喘疾幾複發。草複，不盡。即頌近祉！弟錢鍾書上二十日”。對自己父親的“紀念會”尚且如此，他又怎麽會對“蘇州建城二千五百年紀念會”感興趣，還出麵邀請什麽人？

　　其次，事實上也是更重要的是——以錢鍾書的見識，他不難判斷：有關方麵對錢穆的邀請是一廂情願，對方根本就不會來。我們不妨先來看看錢穆的簡曆。

　　錢穆與錢鍾書同宗不同支，錢鍾書是其侄輩，錢穆又稱錢基博錢鍾書父親）為叔。錢偉長是錢穆長兄錢摯之長子，錢穆的親侄。錢穆九歲入私塾，一九一二年輟學後自學，任教於中小學。一九三〇年因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成名，被顧頡剛推薦，聘為燕京大學國文講師。錢穆居北平八年，先後授課於北京、清華、燕京、北師大等名校，與學術界友人時相切磋。

　　抗戰軍興，錢穆輾轉任教於西南聯大、武漢大學、華西大學、齊魯大學、四川大學、江南大學各大學。撰寫《國史大綱》，采取綿延的觀點了解曆史之流，堅持國人必對國史具有溫情和敬意，以激發對本國曆史文化愛惜保護之熱情與摯意，闡揚民族文化史觀，公推為中國通史最佳著作。

　　一九四九年四月，錢穆與江南大學同仁唐君毅一起應廣州私立華僑大學校長王淑陶之邀，南下廣州。十月，隨華僑大學再遷香港。不久，錢穆答應了他的朋友在香港的亞洲文商學院出任院長。一九五〇年，錢穆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使流亡學生得以弦歌不輟，而辦學有成，亦獲香港政府尊崇，於一九五五年贈予香港大學名譽博士學位。一九六〇年應邀講學於美國耶魯大學，又獲頒贈人文學名譽博士學位。一九六五年正式卸任新亞書院校長，應聘馬來亞大學任教。錢穆一生以教育為業，五代弟子，冠蓋雲集，餘英時、嚴耕望等人皆出門下。

　　一九六七年十月，錢穆應蔣介石之邀，以“歸國學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築素書樓於台北市士林區外雙溪，一九六八年膺選“中央研究院”院士。晚年專致於講學與著述，雖目力日弱仍隨時提出新觀點，賴夫人誦讀整理出版，謙稱為《晚學盲言》。

　　一九九〇年六月一日，錢穆先生不滿當時身為“立法委員”的台灣地區前領導人陳水扁與台北市“議員”周伯倫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築物，以九十六歲高齡之身毅然搬離素書樓，同年八月三十日逝於杭州南路寓所。中國學術界尊之為“一代宗師”。更有學者謂其為中國最後一位士大夫、國學宗師。

　　在政治傾向上，錢穆非常推崇孫中山先生的《孫文學說》和《三民主義》，認為孫中山的思想貢獻是“能融會舊傳統，開創新局麵；對西方思想不僅能接受，還能批評，能在自己的思想係統裏來接受、來批評；思想態度能承續近代中國思想所必然發展的客觀路向”，使長期飽受清朝高壓所摧殘蹂躪的思想界開始重新上路，從宋明思想偏於個人內心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等虛靜想象，挽回到先秦思想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類共同大業上來，同時又匯進了世界新潮流，形成了博大的思想係統。錢穆還多次讚揚中山先生所創立的“五權憲法”和“五院製度”，尤其考試製度、監察製度，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精神。在上世紀四十年代，錢穆所著《國史大綱》風行全國，成為各大學通用的曆史教科書——這在當時看來，意味著以三民主義同馬列主義爭奪年輕一代。

　　於是，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發表的《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文中，毛澤東就點了錢穆的名——“為了侵略的必要，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了數百萬區別於舊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識分子。對於這些人，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隻能控製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後來，隻能控製其中的極少數人，例如胡適、傅斯年、錢穆之類，其他都不能控製了，他們走到了它的反麵，”這裏，毛澤東將錢穆與胡適和傅斯年相提並論。對此，錢穆是不會服氣的：當時胡適堅決跟國民黨走，已經上了戰犯的名單，傅斯年做過國民黨政府的官，也不去算他，為什麽要把自己劃到反動派那裏去呢？一九五〇年秋，他在給學生酈家駒的一封信中說自己抗戰勝利後“足跡不到京、滬、平、津，不在公立學校教書”、“單槍匹馬，一介書生”、“怎麽找到我頭上？”也因此，當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他的老師呂思勉寫信勸他回來教書時，他回了這麽一封信：

　　老師一生勞瘁，無一日之餘閑，現在年事已高，我做學生的不能為您盡一點孝心，不能為老師掃掃地，鋪鋪床，每想到此，心中總感到非常遺憾。老師勸我滬港兩地自由來往，這是我做不到的，回來雖無刀鑊之弄，但須革心洗麵，重新做人，這是學生萬萬做不到的。學生對中國文化薄有所窺，但不願違背自己的主張……願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傳播中國文化，也很希望在南國傳播中國文化之一脈。

　　所以，我們可以斷言：以錢穆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價值取向，和他對大陸的看法，他是不會輕易回來的。寫信邀請他回來，幾乎就是枉費心機。以錢鍾書的見識，他不會看不到這一點。

　　說錢鍾書不願意寫信邀請錢穆回來，除了基於錢鍾書對錢穆的基本思想的了解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錢鍾書的養父錢基成曾經作過類似的事，結果碰了壁，而且事後證明：錢穆是對的。

　　據錢穆《師友雜憶》一書記載：一九四九年，解放軍以排山倒海之勢越過天塹長江，開始向江南挺進，知識分子麵臨去與留的兩難抉擇。以研治古典文學著名的錢基博先生的孿生兄長錢基成，勸錢穆留下來。錢穆問，君治古文辭，看軍隊渡江的那篇布告，有無大度包容之氣象？基成先生不語。我們現在知道，那篇文告正出自毛澤東的手筆。毛早年曾在湖南一師從袁吉六先生學古文辭達六年之久，造詣非同尋常。就連胡適也認為，中共的白話文以“我的學生”毛潤之為第一。但是這篇布告，辭氣卻頗為嚴厲。錢穆先生從中讀出了世路英雄不能涵容萬有之氣，頗疑作為史學家的自己不能見容，所以轉赴香港去了。而錢基博先生大約受乃兄影響而留了下來。結果，由於對一篇文章的解讀不同，他們其後的命運也大相徑庭。錢穆先生不但在港創立新亞書院，絳帳春風，桃李滿天下，而且著作等身。錢基博先生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卻在一九五九年的學界“拔白旗”運動中被大量焚毀，他自己也被劃為“右派”，最終鬱鬱而亡。

　　有這樣一段家族史，又有錢穆以前那些言行，錢鍾書怎麽會願意給錢穆寫那注定會碰壁的“邀請信”？然而，雖然不願意，可因為職務需要，也是眾望所歸，最後，錢先生還是無奈地給錢穆寫了一封邀請信，這封信在楊絳的《車過古戰場——追憶與錢穆先生同行赴京》一文中有載：

　　賓四宗老大師道座：

　　契闊暌違，忽五十載。泰山仰止，魯殿巋存。遠播芳聲，時殷遐想。前歲獲睹大著憶舊一編，追記先君，不遺狂簡，故誼親情，感均存歿。明年蘇州市將舉行建城二千五百年紀念大會，此間人士僉以公雖本貫吾邑，而梓鄉與蘇接壤，處廉讓之間，又卜宅吳門，乃古方誌所謂“名賢僑寓”。且於公欽心有素，捧手無緣，盛會適逢，良機難得，竊思屆時奉屈責臨，以增光寵，俾遂瞻對。區區之私，正複齊心同願。舊國舊鄉，望之暢然，而況於聞聞見見，莊生至言，當蒙忻許，渴盼惠來。公家別具專信邀請，敬修片楮，聊申勸駕之微忱。襯拳邊鼓，力薄而意則深也。即叩春安不備。

　　宗末鍾書上楊絳同候

　　一九八五年二月三日

　　據楊先生說，起先錢鍾書在信裏寫錯了幾個數字，“主辦單位把信退回，請他改正重寫。我因而獲得這封作廢的信。我愛他的文字，搶下沒有讓他撕掉默存寫信不起草稿，也不留這類廢稿）”，於是這封信才得以留存。後來楊先生遂將此信作為追憶錢穆先生文章的附錄發表了出來。

　　其結果，用楊絳的話來說，就是“賓四先生沒有回信，也沒有赴請”，對此無奈的結果，楊絳先生有這樣意味深長的一句話“如果他不憶念故鄉，故鄉卻沒有忘記他”。

　　那麽，在邀請錢穆回來這件事上，錢鍾書的尷尬與無奈除了以上帶推理性質的證據外，還有沒有更直接一點的旁證呢？有的，有的。

　　在張世林先生最近出版的《大師的側影》中《懷念錢鍾書先生》一文，有這樣的文字，“有一次談到錢穆先生，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指錢鍾書——筆者）說：‘他（指錢穆——筆者）歲數比我大，但若按家譜算，我輩分比他高。今年（張先生原注：可能是1989年——錯了，應該是1985年。筆者）正值蘇州建城二千五百年，中央出於統戰工作的需要，想請他回大陸看看。由誰去信邀請呢？於是便想到了我。一位領導出麵，要我寫這封信。依我對他的了解，我相信他接到我的信也是決不會回來的。有可能還會來個反統戰。我說出了我的考慮，但來人堅持要寫。沒辦法，我隻好寫了信。可是，果不其然，沒過多久，我給他的信連同他的聲明就在香港的一家報紙上發表了。我知道他是決不會和中共合作的。’我想，依先生之世事洞明，他是不願意寫這封信的。”

　　這就是錢鍾書的尷尬與無奈——明明自己知道對方“接到我的信也是決不會回來的。有可能還會來個反統戰”、“我知道他是決不會和中共合作的”，可是因為“中央出於統戰工作的需要”、“一位領導出麵，要我寫這封信”，最後“沒辦法，我隻好寫了信”，結果卻是不僅人沒有來，“我給他的信連同他的聲明就在香港的一家報紙上發表了”！冼星海，延安文藝創作的異數現象在延安知識分子參加的所有藝術創作中，冼星海與趙樹理、孫犁三人當屬異數。冼星海譜曲的《生產大合唱》、《黃河大合唱》，趙樹理創作的中長篇小說《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孫犁創作的短篇小說《荷花澱》、《蘆花蕩》，分別代表了延安文藝創作的最高成就。這些藝術成就的取得，是與他們沒有直接參加延安整風審幹搶救運動，從而可以保存自己的藝術個性有直接關係。冼星海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四大怪人”之一冼星海（1905～1945）是個有著強烈個性的人。他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到延安，一九四〇年五月離開，總共隻有將近兩年的時間，環境允許他自由揮灑著生命的才情。

　　據說一九四二年之前，在眾多延安知識分子中，有所謂“四大怪人”之說。多個版本，不同說法，但冼星海都榜上有名。其中有一種說法是，塞克長發披肩，公開宣布，凡是有人站崗的大門，請我也不進；蕭軍特立獨行，嫉惡如仇，憤激時刻，刀刃相見；王實味暴躁尖刻，激烈犯上；冼星海半是玩笑半是真地宣稱，保證我吃雞（一說保證我吃糖），否則一行也寫不出來。此說至今尚為孤證，不足以為信。但聊備一說，是可以幫助想像延安文人於此時在政治與道德完全走向一元化之前的心靈空間與社會空間。

　　冼星海出生於澳門一個漁民家庭。父親早逝，母親帶星海謀生南洋，撫孤不易，以博大的情懷和頑強的性格深深地影響著冼星海的人生和藝術。中學時冼星海便半工半讀，一九二六年進北平國立藝術專門學校，兩年後改進上海國立音樂院，在一次學潮中，被迫退學。一九三〇年初，他到巴黎求學，常常在失業與饑餓中求救無門。為了生存，他做過餐館跑堂、理發店雜役、做過西崽（boy）、做過看守電話的傭人和其他各種被人看作下賤的跑腿。在這種艱難的情況下，他堅持勤奮苦學，成績優異。按其成績和資格是應該得到政府公費的，他幾番請求都沒獲答應，至一九三五年夏便毅然回國，投入民族救亡，創作救亡歌曲，組織民眾歌詠。

　　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海戲劇界組織救亡演劇隊，分赴內地宣傳抗戰。冼星海淚別老母，參加洪深領導的救亡演劇隊第二隊。十月到武漢，冼星海參加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工作。幾年見識，他認識到，“中國現在是成了兩個世界，一個是向著墮落處下沉，而另一個就是向著光明的有希望的上進”。一年後，他偕同未婚妻錢韻玲乘上武漢失守前的最後一班北行列車，從武漢經西安，在西安拒絕友人的高薪相聘，執意去了延安。六天六夜譜名曲被稱為革命聖地的延安，一度是座歌的城，是座詩的城。冼星海到延安是如魚得水，他很活躍，到處去教唱歌，指揮合唱。據何其芳回憶，“那時魯藝還在延安城北門外，還是草創時期。沒有大教室，也沒有禮堂，他就在運動場上站著教大家唱。場子外麵，就是一片長著草的墳地……冼星海同誌一來到延安，他的活動與作風就和這種空氣很和諧。”

　　一九三九年延安歡度第一個“五四”青年節的晚上，近萬名青年聚集在城北門外西山腳下的坪壩上，煤氣燈下，毛澤東演講《青年運動的方向》後，冼星海指揮《生產大合唱》開始。據當時的參加者吳伯簫回憶：“冼星海同誌指揮得那樣有氣派，姿勢優美，大方；動作有節奏，有感情。隨著指揮棒的移動，上百人，不，上千人，還不，仿佛全部到會的，上萬人，都一齊歌唱。歌聲悠揚、淳樸，像諄諄的教誨，又像娓娓的談話，一直唱到人們的心裏，又從心裏唱出來，彌漫整個廣場。聲浪碰到群山，群山發出回響；聲浪越過延河，河水演出伴奏；幾番回蕩往複，一直輻散到遙遠的地方。”

　　在這樣的社會群體裏，他找到了藝術的知音，得到了心靈的共振，激發出極大的創作熱情。與冼星海在延安共同生活的錢韻玲介紹，“在延安時期，是星海的創作最旺盛的時期。他的樂思如泉湧，有時飯吃到一半，突然有一個樂想，立刻放下碗，寫下這段旋律。甚至有一次睡在床上，聽到風聲，腦海裏浮現出一段旋律，趕快起來記下。”生活安定，感於時代，憂乎民族，追求“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他更善於抒發壯麗強烈的情感。一九三九年春，創作《生產大合唱》，是他在延安第一次嚐試民族形式、進步技巧的作品。接著，在一個星期時間裏便創作出《黃河大合唱》組曲。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象征。描繪黃河形象，塑造黃河性格，正可以藝術地表達作者在抗日救亡運動中對民族命運的強烈憂患情感。當延安文人胸襟開闊，情緒激昂，讓黃河從心中流過，延安的歌詠更是如浪如濤，壯麗輝煌。

　　千裏黃河迂回曲折，沉重地流過了黃土地，終於爆發出積蓄已久的力量，衝斷呂梁山脈，縱身躍下黃土高原，在山西吉縣留下了千古奇觀——壺口瀑布。當地老鄉至今都用最純樸的感情，最純樸的語言世世代代地驚歎著：

　　黃河，你像條蛇（sha），/曲裏拐彎到這搭（裏）。/白兒黑夜都流不完（wa），/媽呀，哪來這麽些（xa）呀！

　　這裏，黃河被阻的山峽斷為明顯的上下兩截。兩三裏寬的河水被擠壓在幾丈寬的峽口裏，沉默已久的黃河憤怒了。它以雷霆萬鈞之勢直奔狂瀉，泥漿翻騰，激起數丈巨瀾，震天動地地吼叫著。靠近峽口，頓然間你會聽覺麻木，天昏地暗，日月無光。直到離開峽口，走出五六裏地後，聽覺才能逐漸恢複正常。

　　一九三八年秋，二十五歲的詞作者光未然（張光年）在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工作，帶領抗敵演劇隊第三隊從武漢到晉西一帶的呂梁遊擊區從事抗日宣傳活動，途經壺口瀑布。啊，這是一派何等壯麗的景象！詩人被黃河的氣魄驚呆了，從心底裏發出慨歎。一九三九年一月，詩人行軍中不幸墜馬，左臂骨折，被擔架一村一嶺地轉送延安診治。途中，詩人在永和關又有幸觀光黃河，河上船夫與惡浪搏鬥的情景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情感不斷地被升華，意象不斷地被提煉，心中黃河的藝術形象越來越清晰了。

　　在延安，當初在三廳同事並一起合作過《新中國》、《新時代的歌手》、《拓荒歌》等十幾首歌曲的合作者冼星海到醫院看望詩人，並提議再來一次合作。與詩人同到延安的抗敵演劇隊第三隊的同誌們，也急切需要新的節目匯報演出。詩人的心不能平靜了。他利用住院治療的空閑，構思著刻畫表現心中黃河的藝術形象。

　　朋友！/你到過黃河嗎？/你渡過黃河嗎？/你還記得河上的船夫/拚著性命和/驚濤駭浪搏戰的情景嗎？/如果你已經忘掉的話，/那麽你請聽吧——

　　一首好詩，一部名曲，《黃河大合唱》誕生了。詞作者光未然後來回憶說：“三月間，我便把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兩次渡河以及在黃河邊上行軍時的一些感受，原來打算要寫一首題為《黃河吟》的長詩的，改寫成《黃河大合唱》的歌詞。”當時，他左臂腫脹，行動不靈，躺在病床上。是用五天的時間，口授給三隊的胡誌濤筆錄的。不久後的一個晚上，在西北旅社的一間窯洞裏，請來了冼星海，開個小小的朗誦會。光未然把歌詞念給大家聽，還談了寫作的動機和意圖。冼星海聽著聽著就入迷了。他忽地站起來，把歌詞一把抓在手上，當仁不讓地說：“我有把握把它寫好！”一陣熱烈的掌聲和歡呼從窯裏傳出來。

　　此後的六天六夜時間裏，冼星海在橋兒溝東山魯藝教師宿舍的窯洞裏，寫下了《黃河大合唱》的全部曲調。當時見證冼星海為《黃河大合唱》譜曲的光未然回憶，他的工作毅力是驚人的，一開始寫作就不願休息，偶爾斜躺在小床上抱頭沉吟一下，忽地又起來振筆直書下去。他的頭腦裏仿佛有無盡的樂語的泉源，刷刷地迸流出來，就使他經常處在一種興奮的無法自抑的精神狀態中。他愛吃糖果，當時延安買不著糖果，他要我買兩斤白糖送給他。白糖放在桌上，寫幾句便抓一把送進嘴裏，於是一轉瞬間，糖水便轉化為美妙的樂句了。

　　冼星海完全沉浸在藝術創作的極度興奮之中。他捕捉到了詞作者描繪的黃河形象，點燃了自己多年來南奔北走，患難追求的民族情感，用心靈的樂匯刻畫突出黃河的形象，表現出氣勢磅礴的時代精神。寫黃河的形象，就是寫民族的靈魂。

　　中國空前的音樂會為了盡快演出，演劇三隊每天早上派田衝、鄔析零去小心地探問前一天的成果，他倆從不空手而歸。全部組曲的八個部分，除了《黃河怨》、《黃河頌》寫過二稿、三稿，其他全部寫得得心應手。

　　冼星海指導田衝演唱時又說：你的第一句不要唱得太高昂，要把黃河之水從高處引出來，然後，經過幾個迂回宛轉，再一步步高昂到“把中原大地劈成南北兩麵”，這樣唱也許就不平板了。要不然，一開口像一個英雄擺著架子唱“我站在高山之巔”，那黃河之水就像在你的腳下，那就不是歌頌黃河，而是高山頌，或者是自我頌了。藝術是一種生命形態的審美表現。《黃河大合唱》的詞作者和曲作者他們都是用心靈在塑造著黃河的形象，表達著崇高的民族情感，唱出一個時代的心聲。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三日，抗敵演劇三隊在魯藝音樂係和抗大文藝工作團的協助下，於陝北公學大禮堂舉行音樂會，第一次公開演出《黃河大合唱》。冼星海當天日記記載：

　　今天晚上是空前的音樂會，也就是全國從沒有的音樂晚會。因內容非常新鮮，而且都是帶著最新的創作形式。《生產大合唱》博得全場的歡迎！《黃河》（即《黃河大合唱》，引者注）因第三隊女聲獨唱走音，給觀眾不好印象。整個曲子，他們覺得很雄偉！文藝工作團最差，人數隻有八人。魯藝動員五十人的合唱，可謂空前。

　　五月十日，魯藝隆重舉行周年紀念（因突擊開荒，改原4月10日為5月10日）活動，次日晚為周年紀念第一次音樂會。經過認真準備，冼星海親自指揮百餘人的合唱團演唱《黃河大合唱》，聲勢浩大，相當成功。冼星海日記記載：

　　今晚的大合唱可真是中國空前的音樂晚會。裏麵有幾首非常感動人的曲：（一）《黃河船夫曲》；（二）《保衛黃河》；（三）《怒吼吧！黃河》及（四）《黃水謠》。當我們唱完時，毛主席都跳起來，很感動地說了幾聲“好”。我永不忘記今天晚上的情形。我是很嚴格地、熱情地去指揮歌唱隊。

　　此後，冼星海在延安還指揮過有五百人左右參加演唱的《黃河大合唱》，波瀾壯闊，氣勢磅礴。周恩來由重慶回延安期間，觀看演出之後，親筆題詞：“為抗戰發出怒吼，為大眾譜出呼聲！”茅盾在延安聽到過三百人左右的演出，感受頗深：“這開了我的眼界，這使我感動，老覺得有什麽東西在心裏抓，癢癢的又舒服又難受……它那偉大的氣魄自然而然使人鄙吝全消，發出崇高的情感，光是這一點也就叫你聽過一次就像靈魂洗過澡似的。”

　　冼星海以一曲《黃河大合唱》，走進了民族心靈的深處，激發起革命英雄的時代精神。有人批評《黃河大合唱》是喊出來而不是唱出來的，是歇斯底裏的。殊不知即使是歇斯底裏的，是喊出來的，也正是一個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危險的時候所發出的怒吼的心聲。時代選擇了他，時代寵愛著他；他激蕩著時代，他升華了自己。

　　個性成就藝術冼星海的聰慧讓他自信，履曆給他經驗，苦難給他意誌，藝術又使他敏感。中學時代的他質樸、熱情、開朗，喜歡參加社會活動，是一個剛毅木訥的人。

　　青年的星海，身材頗高，皮膚微黑，眼睛深沉而富有神采。穿的多是布料的西裝，他愛敞開領子——領帶是不常結的，使人望之而想起那些常常看到的雪萊或貝多芬的肖像。他說不好普通話，但待人對事，“有氣魄，有粗野的力，有誠懇的真情”。他對何其芳說，他作曲已經寫壞了好幾支派克筆。何其芳驚歎這“不僅說明他的創作的豐富，還可以想象到他創作時的情緒的飽滿與奔放，仿佛五線潛成了他的鍵盤，鋼筆尖成了他的手指，他完全忘卻它是容易磨損的金屬了”。

　　藝術創作是全部身心的投入，是生命的頂峰體驗與瘋狂狀態，是對平常人生的偏離。他“由於極度地使用他的腦子而常常頭痛”。這種人難免怪異，個性獰厲，但絕無惡意，甚至沒有防範，本質上隻是生命的一派天真可愛。冼星海尊重集體，尊重進步，尊重自己向上的意誌。

　　一九三九年六月，他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今天就算我入黨的第一天，可以說生命上最光榮的一天。我希望能改變我的思想和人生觀去為無產階級的音樂來奮鬥！”（冼星海日記）他帶著鮮明的個性入了黨。據曾經與冼星海共事者回憶，在武漢政治部第三廳工作中，“他和張曙兄的火氣都相當大，有時為了一些細小的事也難免爭得麵紅耳赤。”另據在魯藝同事的李淩回憶，在延安魯藝的一次音樂晚會上，他的小提琴節目排在另一教授的小提琴節目後，以為安排節目的人與該教授串通一氣，有意欺侮他。到他演奏時，他一連拉斷了幾根E弦，想借口沒弦不能拉。但實際還是拉了。後來，他常常“把間壁教授那裏過來的小雞打得滿房亂飛”。“許多人都感到星海異常倔強，而且有點好勝，英雄主義的氣質異常濃厚。在那時候，其間也還夾雜著一些個人主義成分，對於這種人，有什麽不遂心願，他會爆發到可怕的地步”。有性格的人生都是有缺陷的人生，但隻有承認並容許性格、個性，才會有生命的活力，藝術的生機，思想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

　　他個性的自然發展使他申請加入共產黨，加入共產黨讓他繼續發展著自己的個性。共產黨是他民族救亡的理想歸宿，是他個人生命追求的價值實現，對於他的藝術創作是明了——而非強迫接受、執行——一種藝術理論，明了同誌們的勉勵，更可以深入到民族心靈的最深處，真是幸莫大焉。

　　他學習理論，學習社會科學，主張深入民間，強調作品的現實戰鬥性，這與整風運動後的理解有一個根本的區別，在於知識分子生命主體的有無。有之，則藝術創作的審美品性未傷，從藝術的本性立場去參與生活，藝術存焉。

　　貧病中客死他鄉一九四〇年五月，冼星海受派去蘇聯，為電影《延安與八路軍》配樂。一年後，蘇德戰爭爆發，不懂俄文的冼星海沒有辦法為戰爭效力，便想回國。但由於盛世才已經表現出對共產黨的不友好態度，冼星海一行無法通過新疆原路返回延安。

　　當時，林彪正在蘇聯治病。迫於日益嚴峻的戰爭形勢，林彪不得不中斷養病提前回國。他持有國民黨政府簽發的邊境通行證，並且可以使用專機。冼星海一行準備扮作林彪的隨從、翻譯，搭乘林彪的專機回國，林彪也勉強同意了。然而就在登機前，林彪卻突然變卦，拒絕了冼星海一行的請求，隻答應給每個人帶封家書。

　　一九四一年九月，冼星海一行離開了戰亂中的莫斯科，準備取道蒙古回國。但在國境線上受阻，他隻得流浪在烏蘭巴托，生活極端困難。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他輾轉到阿拉木圖，化名黃訓取得政治居留權。在這裏，冼星海結識哈薩克作曲家拜卡達莫夫和薩科裏斯基等朋友，才暫時擺脫了居無定所、食不果腹的窘境，並重新拿起了創作的筆。

　　一年後，冼星海又搬遷到哈薩克斯坦的庫斯坦奈州，住在十月大街四十四號二十二室。他在《我學習音樂的經過》中寫道：“生活相當艱苦，而營養比在阿拉木圖更差，自己的衣服和手表等拿去市場出賣，還不夠供給幾個月生活，薪金實在是不多，經常還要斷頓。膳堂的紙證雖然發給，但不發給早晚餐營養品，隻有等到月底才能領到一些，即使領到也隻夠三四天吃。”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冼星海開始患病，寒冷的氣候中身體贏弱不堪。但是，從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開始至二月十五日，他仍然堅持完成了交響樂《中國狂想曲》的鋼琴部分，以表達自己對祖國人民和蘇聯人民反對法西斯鬥爭精神的崇敬之情。

　　戰爭環境，惡劣氣候，貧乏的物質條件，焦慮的精神心理，冼星海一曲未成，疾病纏身。他不僅肺部結核，還有肝腫、腹膜炎和心髒病，每天要抽出幾升腹水。在危及生命的情況下，冼星海由其猶太族夫人拉伊女士陪同，再回莫斯科。這時，共產國際組織早已解散，中共方麵沒有正式機構在莫斯科。加之，戰事激烈，國際救濟會也無力安排他的住宿。重病中的冼星海，走投無路，找到莫斯科外文出版社的李立三。李立三很愉快地把重病中的冼星海請到自己的家裏住下。

　　經多方聯絡，一個多月後，李立三為冼星海爭取到蘇聯國際救濟總會的幫助，把冼星海送到莫斯科的醫院治療。李立三夫婦經常到醫院去看望照料。由於冼星海身患沉屙積疾，醫院回天無力。四個多月後，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日，冼星海病逝在莫斯科的醫院中，終年四十歲。

　　延安時期文藝創作的異數，是沒有直接參加延安整風審幹搶救運動的藝術家們，秉持獨特的藝術個性，並在允許藝術個性存在的寬容、寬鬆、寬厚的藝術環境下，創作了不巧的藝術作品，成為抗戰時期延安文學藝術的高峰。其中，趙樹理的作品在延安《解放日報》發表，其本人並未到過延安。孫犁是整風運動之後的一九四四年春天，隨華北聯合大學學員們自冀西山區長途跋涉一個月，來到延安魯藝，一九四五年秋日本投降後便返回冀中。冼星海在整風運動前的一九四〇年五月，離開延安到蘇聯，不料一去不返，客死他鄉。他們的生活經曆和藝術實踐，都是異乎當時其他延安知識分子的。這是一種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探討的文藝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