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七卷）

第1章 南方大山間的小小蘇聯——“蘇維埃運動”側影

　　胡平

　　上世紀二十年代末，蘇維埃，一個陌生的詞，開始在中國頻頻出現。

　　它使一些人溢滿激情，即使人在窮鄉僻壤，也深感自己是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最前線作戰。它使一些人感到溫暖，宛如一無所有的一個工人，卻憑著一曲《國際歌》找到了自己的祖國。

　　它讓一些人驚慌失色，好像看到一頭恐龍，奔跑在南方布滿水澤的大地上，隨著巨足的踐踏，動蕩即刻似水柱一般噴射開來。它讓一些人在心裏竊笑：列寧、斯大林的剪刀下，馬克思的紙樣已經走形，而中國的一些革命家，還常常歡喜到俄國人開的二手店裏去挑選服裝……

　　毛澤東喜歡這個根據俄文音譯、其意為會議或代表會議的詞。

　　在他的思索中，蘇維埃是一條道路，即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廣泛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推翻國民黨反動派的政權。蘇維埃還是一種製度，即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由工農兵掌握政權和管理社會，一種可能在布滿茂林修竹的中國南方建立國中之國的製度。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日，在討論於湘贛邊境即將發動秋收起義的湖南省委會上，在毛澤東的堅決主張下，會議已決定此次起義的性質就是共產黨人領導的武裝暴動，暴動成功後立即建立各級蘇維埃政權。在兩天後給中央的一封信裏，他建議中央莫再遲疑，應下決心“立即在粵湘鄂贛四省建立工農兵政權”，並可首先在湖南實行。

　　從一九二七年夏秋的南昌起義、秋收起義開始，到一九三〇年春，共產黨人在全國三百多個縣發動了武裝起義。在打出了一支共產黨人的武裝力量——工農紅軍的同時，也創建了大小不等的十幾個農村根據地。第一批以蘇維埃命名的縣級政權，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間成立的井岡山下的茶陵縣工農兵政府，廣東海豐、陸豐等縣蘇維埃政府，及湖北省黃安縣的農民政府。隨後，整個南方，蘇維埃政權由點到麵：贛西、贛南、贛東北、閩西、閩北、湘東、湘南、湘西北、鄂東北、鄂西南、皖西北、粵東、瓊崖、廣西左右江及豫南、陝北等廣大地區。

　　蘇維埃，這首激情、溫暖的詩，在不為第一次大革命失敗而沮喪的共產黨人手裏，獲得了詩意的表達。它最富有想象力的詩行，是寫在贛西東固地區，一九二八年，這裏打出了“中華蘇維埃元年”的蘇維埃紀年……

　　在一切飄拂著蘇維埃旗幟的地方，改製換代之勢可謂波急浪湧。其中，最必要去做的，自然是對於各個農村根據地具有奠基意義的土地革命。對此，領導者們深有感觸，在秋收起義和井岡山鬥爭之初，“紅軍每到一地，群眾冷冷清清”，連毛澤東也“深感寂寞”。但“分田、辦蘇維埃、建立自己的武裝”三管齊下，便是“群眾到處找共產黨”，“到處舉行代表大會和群眾大會，地主階級的政權被打得落花流水”……

　　蘇區的土地革命，一般分三個階段完成——

　　先是減租借穀，抗租抗債，抗捐抗稅。這一階段，風雲乍起，似乎考慮到地主與農民彼此固化了多年的心態，一下還難以調整過來，行動尚比較溫和：在江西，借穀，不管私下裏是否打算日後歸還，但眼下還是“借”的名義。減租則多“由農民自己請茶議租，大家決定繳幾成，然後向地主公開要求”，多“要求減租十分之五或十分之六”，宛如英國女皇對唐寧街十號首相府轉來的呈文，地主一般會照準如儀。

　　再是分糧分財產。這一階段，紅軍進駐了或是地方政權業已成立，“打土豪”、“散財產”成了軍隊或地方領導的重要工作。在前期，革命仍保留了俯身鄉野、實事求是的一麵，並不是所有地主的財產都予以沒收，至少每戶留下可資日後生活的一塊份地。鬥爭的目標規定為土豪劣紳、大地主、惡地主和其他反動分子。一份閩西蘇區留下來的檔案裏，對杭武縣大厚鄉沒收分配財產的過程作了如下記錄：

　　由鄉政府召集貧農團會議，討論沒收地主豪紳財產問題，確定沒收對象名單。當晚派武裝人員對其徹底看守、標封，以防其轉移和逃逸；第二天，先“把首要捆起來”，由鄉政府召開群眾大會，通過徹底沒收土地、財產和殺地主的豬來吃的決定。組織“沒收地主財產委員會”，具體負責保管、登記和拍賣沒收財產；然後，動員男女老少農民集體到地主家搬東西，堆放到鄉政府，東西“堆得不能插足”。中午，農民們則“聚在草場上吃豬肉，吃得滿麵春風”；第三天，召開全鄉農民大會，處決“反動地主、惡棍共五個”，並按規定物價拍賣物品（隻賣給貧雇農）。至此，貧雇農得到了房子、衣服、用具等，財產也就“真分到農民身上”了。羅壽春《關於沒收豪紳地主財產的工作經驗——杭武縣巡視工作報告1931年4月7日》，轉引自何友良《中國蘇維埃區域社會變動史》，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

　　很長一段時間，在中國農民的集體潛意識裏，吃豬肉，而且是聚在大院或草場上一起吃豬肉，一定是個很重要、很活躍的意象。在簡陋得不能再簡陋的生存狀態中，是否吃上豬肉，成了日子是否富庶、還是否快活的一個標識。但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裏，快活是要獨自享受的，如同有財最好不要外露，有紅燒肉吃，多半是關起門來和老婆孩子一塊吃，不要說拒絕外人，就是東房住著的老爹老娘，也可能最好免了……

　　能夠光天化日之下，聚在一起大塊吃肉，大碗喝酒，大抵隻會發生在一種時候——造反，革命，或者改朝換代。這種時候，因生理欲望長期地遭壓抑，要在最短的時間裏能夠獲得最強烈的滿足，除了幹女人外，當然是吃豬肉。這是群體性的快活，集團性地口袋裏有了錢，集團性地改變了昔日卑微的社會身份。吃豬肉，在滿足了口欲之外，還有了慶典儀式的意味。在水泊梁山的聚義廳上，在曆代新皇登基的金鑾殿上，也在湖南被農民運動燒得像一塊通紅鐵板的日子裏，我們都無數次地看過這一場麵……

　　昔日一切的恐懼與卑微，眼下一切是否在夢中的半醒未醒狀態，經過這頓紅燒肉一吃，都煙消雲散了，精神霍然為之一爽！

　　隨即，便是最後最重要的階段——

　　最根本的財產權的轉移，即沒收地主階級的所有土地和所謂屬於家族、祠堂、廟宇的公地、僧地等，以平均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農民。這時，前一階段白天分到財物、晚上又偷偷送回地主家的農民，也敢說：“土地是自己的。”、“土地終於回老家了！”一種地主與農民間被固化了多年的心態一下傾覆了後，蘇區各地很快便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沸騰景象。

　　蘇區土地革命的深入，推動著“擴紅”運動的壯大。有資料統計，在紅軍中，原來職業以農民為最多，約占總數的三分之二。而在地域上，來自蘇區的人員，又占到了紅軍總數的三分之二。在紅軍的主力部隊，林彪任過軍團長的紅一方麵軍，一九三四年四月時，農民出身的占到了百分之六十八，來自蘇區的則占到了百分之七十七。據統計，整個蘇區時期僅贛南參加紅軍者，便達到了三十萬人。這表明從土地上獲得利益的農民踴躍參軍，是“擴紅”運動迅速壯大的一條主要原因。

　　國民黨的地方政權被推翻了，宗族勢力不算數了。土地革命很快操持起一批隊伍，迅速填補農村的權力真空。鄉村政權在早期的領導鬥爭、分配土地、“擴紅”支前等方麵，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進行了一係列行政製度建設後，在規劃和領導農業生產，調劑糧食、勞力和生產工具，管理市場，組織商貿，乃至建列寧小學、夜校和識字班，成立鄉村俱樂部，普及紅色歌謠……等經濟建設、文化需求上，也擔負起義不容辭的角色。

　　如果考慮到蘇維埃政權在許多方麵是未來共和國的雛形，他們或許能稱為二十世紀中國的第一批公務員，他們身上也暴露了公務員們一些源遠流長的弱點，諸如：鄉村政權有的很快蛻變為事務機關，“一天忙的是放哨，打路條，開飯”。有的沾染上了官僚主義習氣，老百姓以為不是“他們自己的政府”。有人認為自己是為共產黨打工，“不吃蘇維埃的飯，就不做蘇維埃的事”，倘若是中午走進過去是祠堂或地主宅院的大屋，在粗糙的馬克思、列寧畫像及兩邊“主義遵馬列，政權為工農”的對聯下，常常可見三四桌人吃得不亦樂乎，每個月的辦公費算下來，都得好幾百元……

　　總體上，如何友良先生在上書裏評述道，蘇維埃運動開展後，“得到土地的農民，勞動熱情明顯高漲，生產積極性明顯提高，蘇區此後連續幾年在勞力減少下生產提高一二成，說明土地分配後農村社會財富確有新的增長。”與此相應證的是，有一首蘇區歌謠這樣唱道：“奪回了土地奪回了田，奪回了房產奪回了權，窮人從此伸腰杆，有吃有穿比蜜甜……”（見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的徐向前傳》）

　　蘇維埃，終究不是一首詩，不管是在它正版的故鄉，還是在它山寨版的異國。

　　在反映這一時期的電影作品，如《紅孩子》、《黨的女兒》、《閃閃的紅星》中，人們常常可以看到，蘇維埃是濃煙火光中一堵不倒的斷垣，是敢以血洗麵、再拆自己骨頭下來磨製梭鏢的一條漢子。當革命理想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如節日焰火一般繽紛地掛滿了天際的時候，人們很難有眼力去看到蘇維埃別的什麽；當革命的激情，與曾給曆史鑲了一串串曼妙花邊的泡沫，一起潮水般地退去，雲煙深處，蘇維埃卻可能給後人以嶄新而又豐厚的曆史況味……

　　大概誰讀完何友良先生的《中國蘇維埃區域社會變動史》，都會有一個強烈的印象：蘇區的地主，並不都是“胡漢三”。

　　當然，被嚇得魂不附體、能跑就跑的不少。史料記載，一九三〇年時僅吉安、贛州，便陡然增加了十餘萬逃亡地豐及其家屬。決意要與蘇維埃為敵的“胡漢三”們也有，他們“請兵的電報如雪片地飛揚於南昌、南京、吉安、贛州一帶”；或拉起靖衛團、挨戶團、保安隊、清鄉委員會等組織，對抗紅軍，威脅群眾，乃至隨同敵軍進犯蘇區。“例如，一九二八年八月，湘贛兩省敵軍會攻井岡山時，邊界各縣的縣城及平原地區盡為敵據，為虎作倀的保安隊、挨戶團橫行無忌，白色恐怖布滿城鄉……農民被屠殺者以千計，房屋被燒者不計其數”，此等危害最為酷烈。

　　地主中，卻也有參加革命的。即是說“沈定一現象”，並非僅僅產生於相對富庶的江浙。沈定一，1883-1928年，字劍侯，號玄廬，浙江省蕭山縣人。1920年8月，他參加了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李達、沈雁冰等人發起組織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此會後轉為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小組，他自然成為中共第一批黨員，並發動和領導了蕭山縣的衙前農民運動，由此，翻開中國現代農民運動的第一頁。但他本人即為蕭山縣裏擁有萬畝以上土地的大地主，早年還在雲南任過知縣、知州、昆明巡警總辦、浙江省第一屆議會議員等職，是浙江頗有名望的紳士。）蘇區的“沈定一”們，多為中小地主和富農。肯定“有革命洪流裹挾的因素，不無投機取巧者，但是其中也確有相當一部分對社會現實不滿（主要是青年）、對自身境況不滿而真心要求革命者。就參加革命的狀況言，由於他們一般具有良好的文化水平，頭腦較為靈敏，能說會道。所以，蘇區最初的鄉村政權，大多在他們掌握之中……”

　　地主裏，讓步、歸順者亦不少。

　　表現形式多種多樣，“例如，修水小地主‘自己將田契拿出來焚燒，送軍米軍衣給工農軍’。湘贛邊區，有的地方豪紳地主勢力複辟後，‘地主仍然放棄他們已經被沒收了的田，因為恐怕我們勢力再來’。閩西上杭四區亦然，‘所有各地租息一般地不敢向農民索要’；贛西南地區開初外逃的地主，很快便有一部分因在城市生活不下去而通過各種關係，紛紛跑回來向蘇區自首，他們的要求是所有的家產都可以拿出來分配，隻要不殺就行。鄂豫皖地區，則有地主主動提出減租，說：‘我們今後不講什麽主人、佃戶，隻是互相幫助。你們種出的穀子，以後我得四份，你們得六份。我們今後一路做事，過去的租課我完全不提。’羅山縣一個地主，甚至提出給每個佃農分幾鬥米。”

　　在湖北黃安縣一些地方，“甚至有不敢而且不願回鄉的大地主，把土地、房屋幾乎送讓給自己的雇農、佃農，名義上是請他們代為管理，但實際上，已經是從沒有過收租、收息的一回事了”……

　　讓步、歸順的表現，在地主階級麵對蘇維埃運動的上述全部反應方式中，應該說是最符合地主特征的方式。

　　在撕開多少年裏附著於地主身上的太多的意識形態外衣後，可能一個詞——算計，最能夠體現地主的本性。算天算地，算時節算收成。算上輩子留下來的遺產，算自己留給下輩子的田地。算一個蛋孵出雞後能變成多少蛋，算半年錢貸出去後能漲出多少錢。算種水稻或者油料、使農家肥或者化肥、用長工或者用短工的任何一點細微差異。風調雨順、世道太平時，算怎樣以最快的速度發家致富，兵燹匪禍、社會動蕩時，為趨安避危，算怎樣的付出，才算是最小的代價……

　　算計，自然意味著，在中國農村總是顯得逼仄的生存環境裏，沒有哪一個階層，像地主這樣總富有開掘性；算計，可能也意味著，在中國農村上世紀最複雜多變的生存環境裏，在村氓黔首、樵夫野老中，沒有任何人像地主這樣，得盡力去與這一環境保持著某種妥協。

　　蘇維埃運動，無視於地主的讓步、歸順。

　　革命，必須在一潭活水裏除舊布新，似乎還必須在風聲鶴唳中增添力量，否則就會像一匹懶洋洋的老馬一樣倒下來一九三一年秋，在蘇區黨政軍中開始階級清理，除少數高層領導，至一九三二年，地主出身者一般均已清退。比較徹底的例子是，同年一月召開的鄂豫皖省黨代表大會，在三百二十六名代表中，“僅有的四名地主成分者為張國燾、沈澤民等中央分局領導人”。

　　在這前後，共產國際東方部認為地主殘餘及其家屬絕不能分得土地，隻能罰做苦工。中共中央據此要各蘇區執行，並進一步擴大了一九三〇年夏已在贛西南出現的“赤色清鄉運動”，政治上、經濟上乃至人身上的種種打擊，構成了比蘇維埃運動初期的那次剝奪還要嚴酷得多的第二次剝奪。

　　經濟上，過去所分得的份地一律收回，同時“必須進一步沒收其全部財產”，即“其家中一切糧食、衣物、牲畜、農具、家私、銀錢等”，隻允許、強迫地主及其家屬去開墾荒山廢田或做苦工。不少地方，凡地主需在胸前掛上白布條，布條上編有號碼，寫著姓名、地址等，無論走到哪裏，都必須戴上。在湘贛和湘鄂贛蘇區，則幹脆將他們驅逐出境。僅在湘贛蘇區，被驅逐者大約有五千人以上。有的地主及其家屬們隻有背井離鄉，乃至流為乞丐。而有的人為了留下來，被迫將十七八歲的女兒，嫁給論年紀可以做父親的鄉蘇維埃主席……

　　政治上，蘇區捕捉了一大批所謂“豪紳地主不良分子”，多被處決、監禁和罰做苦工。據中共湘贛省委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一日給中央的報告，在湖南的一個縣，“甚至有把十六歲以上、三十歲以下豪紳家屬的壯丁，無論男女都殺掉了”……

　　一九三三年夏天，在全蘇區又開展了大規模的“查田運動”。因為蔣介石已經開始了對蘇區的軍事圍剿，還有外逃地主及蘇區邊緣地主武裝少有間斷的騷擾，戰爭形勢的日益嚴峻與緊張，更導致了地主及其家屬境遇的全麵非人化。

　　地主被集中起來，被編為“永久的勞役隊”，不管晴天雨天，每天都得無償地幹著苦活、重活。如發現有“反革命活動者”無須審判，即可就地槍決。家屬中老老實實的，可留在蘇區內依靠勞動維持生活，並在勞動中獲得改造，其他的，則一律驅逐出境或移居別處……

　　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張聞天，在這一運動脫韁野馬般跑了一年之後，寫了幾篇糾錯的文章，其中一篇為《是堅決地鎮壓反革命還是在反革命麵前的狂亂？》提到了正是在這名為“鎮壓”而實際的“狂亂”下，有的地方要求將所有的地主富農，不論男女不論老幼，統統抓起來一律殺盡。有的地方，視地主老婆一句不服的笑罵為反革命活動，執行了槍決。還有的地方，將中農、貧農也戴上地主富農等項帽子，並亂捉亂打……

　　誠如何友良先生所說：“這表明，此時即便是不反動的地主，乃至無辜者，也受到了殘酷打擊。這時的地主，就不僅僅是其形極穢，而且是其命堪虞了。”

　　在蘇維埃運動中，中國蘇區富農們的命運，亦步亦趨著蘇聯富農的命運。

　　上世紀二十年代，蘇聯農村中的富農，大約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期中國農村裏的“萬元戶”，他們被廣大農民普遍地視為“能人”。而且，蘇聯不像咱們，毛主席曆來重視將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落實到每一個基層，即便小似蝸牛殼的單位，也部門、職能一應俱全；蘇聯卻幅員遼闊，人口偏稀，當時交通不暢，這班“能人”對一般農民的政治影響，超過了黨和政府的影響。而他們經濟能量的熱度，則讓紅星下的克林姆林宮，屢屢感到國家工業化的藍圖擱在一個火藥桶上。在一九二八年蘇聯采取“非常措施”收購糧食期間，在基輔地區一戶富農家裏搜出了一萬多普特糧食，一普特約合十六公斤多，即是說這戶人家藏有一百六十多噸糧食。在北高加索一個村子，連抄九戶富農，家家都搜出了一千普特以上的糧食……

　　在一九二九年開始的全蘇集體化熱潮中，隨著富農不準參加集體農莊，停止其貸款和供應其生產資料，高額征收可能要奪去富農全年收入的個人稅，以造成其破產等各項強硬措施，據說富農便成了遍及全蘇的反集體化陰謀的大本營。他們或與宗教勢力相結合，阻止農民加入集體農莊；或挺而走險，以暴動和暗殺來反對集體化運動。大量的，則飆起一股日本武士們的“剖腹”勁兒，不過三個月內，在烏克蘭宰殺了六十四萬五千頭馬匹和大角牲畜，伏爾加河中遊地區宰得更多，達到了八十二萬頭。那些日子，從來墨綠如翡翠的伏爾加河水，卻漂起了一層淡淡的紅色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一個名為馬克思主義者土地問題專家的科學會議上，斯大林發表了從此在蘇聯執行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的講話。接著，次年一月十一日的《真理報》，刊登了一篇題為《把富農作為階級消滅將提到日程上來》的社論，社論號召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你死我活地向富農宣戰，最終從地球上消滅富農！”

　　這一時期，也正是中國蘇區裏，不但地主、還有富農們，也得在胸前掛白布條的日子。

　　在莫斯科的共產黨人，總自稱他們比中國共產黨人更了解中國的情況，早在一九二九年六月，共產國際執委會便致信中共中央，內稱：

　　“中國的富農，在大多數情形之下，都是小地主，他們用更加束縛和更加殘酷的剝削形式去剝削中國農民基本群眾”；“在農村裏，富農分子照例到處都是公開地站到反動勢力方麵，來反對農民群眾的革命鬥爭。”因此，要求中國黨“極堅決地克服在富農問題上最有害的機會主義的動搖”，實行“加緊反對富農的路線”，領導農民“去反對地主和富農的壓迫與剝削。”（見《共產國際執委會致中共中央關於農民問題的信》1929年6月》）

　　中國的富農，遠不同於法、德農民中的大農，沙皇俄國的農民企業家，仍是中國傳統農業和近代社會曆史條件的產物。本來按照毛澤東早些時候的看法，富農在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可能參加一份力量，在反對地主的鬥爭中也可能保持中立。在現實中，革命乍起時，富農在整體上雖與地主一樣，也有反動、外逃和參加革命等各種動向，但反動者的比例較地主低，參加革命的比例要大大高於地主。據興國縣第十區一九三〇年十月的調查，全區二十九戶富農裏，參加革命的達到了十家。同年，在贛西南區鄉蘇維埃政府的幹部中，富農約占到了百分之三十……

　　對此，毛澤東是明白的，這反映在他一九二九年四月主持製定的《興國縣土地法》中。該法規定，隻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及公共土地，不沒收富農的土地。中共也是清醒的，一九二八年夏在莫斯科，由李立三主持召開了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亦製定出在土地革命中保存富農經濟、中立富農的政策。

　　風從莫斯科來。有學者摩挲舊史後發現，是蘇維埃之旗在蒼涼的北風中旋舞，與那顆遙遠的高懸於宮頂的紅星互通款曲——

　　一九二九年，共產國際開始推行“反富農”的新方針，隨即迅速傳至中國，毛澤東在蘇區積極貫徹並發展了共產國際這項“反富農”的方針。一九三〇年六月，毛主持製定了《富農問題決議案》，雖然強調了“抽多補少、抽肥減瘦”的分田原則，但是在對待富農的問題上，毛的態度與共產國際的有關方針並無任何差別，甚至更為激烈。毛猛烈抨擊富農，宣稱“富農的剝削比較地主更加殘酷”、“這個階級自始至終是反革命的”。毛甚至還將打擊的矛頭指向那些未出租土地、也不雇工的富裕中農，指稱他們是“第三種富農”，號召：“堅決讚助群眾沒收他們的土地，廢除他們的債務。”高華：《“肅AB團”事件的曆史考察》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1999年第8期）

　　所謂“抽多補少”，是在經濟上沒收富農多餘的土地，分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所謂“抽肥減瘦”，是富農的債務被盡數廢除後，又將他們的土地與農民的土地重新搭配。但實際上做起來，在江西蘇區是“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到了一九三二年，發展到凡認為是“好”的東西，富農便必須與此割絕：好房子，被貧雇農調換了。好農具、好牲口、好種子，隨時可能被拖走。在湘鄂西還一度發動大規模的挖窟行動，以追查收繳埋在地下的現金、細軟和糧食。追查的手段就是捆綁吊打，屢屢發生逼死富農人命……

　　當年底，開始編組富農勞役隊，在赤衛軍的監督下，擔當拆毀城牆、土圍子、敵工事，修築橋梁道路，以及蘇區內各兵站沿線間一部分笨重物質的挑運等勞務。在出大力幹重活之外，富農們還得自帶夥食。與地主們有不同的是，地主們編入的是永久勞役隊；富農則為臨時勞役隊，有事集中，無事回家，繼續種那塊壞田。有些地方壞田也不分，隻有到荒山野地去開墾，以維持“現在富農家況比雇農差”的生活，這個評價出自於毛澤東本人的《長岡鄉調查》。

　　作為一種經濟成分，富農在蘇區已不再存在。作為個體的人，富農與地主，大體上成了一條正沉下去的破船上的難兄難弟。他們無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失去了行動自由，受社會嚴密監管。至一九三三年夏查田運動開始後，在蘇區，原先在經濟上削弱富農，已經完全變成“消滅富農”。在一些地方，更發生了在肉體上不但消滅地主也消滅富農的“狂亂”，導致地主富農們被逼上山為匪、或勸誘群眾反水逃出蘇區的事件時有發生……四當革命的夢幻，終於在有玻璃窗子的城市房子裏破滅了時，蘇維埃運動，在很大程度上，作為理想的捷徑，氣概的雕塑，是早期的共產黨人在中國南方淡然遠岫其實藏龍臥虎的大山之間崛起的小小蘇聯。

　　一邊是莫斯科老佛爺翻動那本紅色《聖經》的簌簌聲不絕於耳；一邊是大致平靜了千百年的鄉村一旦打碎平靜後，所表現出的激烈乃至暴戾的要求。

　　最洋的與最土的結合；

　　最富先驗性的和最富本能性的結合這是一頓難吃的飯，擺在眼前的是一張麵包、黃油、羅宋湯和紅米飯、南瓜湯攪在一起的餐桌。對世世代代在鄉村中多扮著士紳角色的地富階級來說，蘇維埃運動已然是他們最後的晚餐。但對另一些人來說，蘇維埃懷抱裏的所有過失，所有荒唐，乃至“狂亂”，都比不上一個事實重要，即蘇維埃不是革命最後的晚餐，相反，蘇維埃保存了革命，並使之飲馬於都河後再度出征……在黨史軍史中這番業績當是不可磨滅的。

　　冤情雖會化作汩汩而去的流水，森然的白骨終將融入青山。但是，在所有的過失、荒唐乃至“狂亂”中，都活躍的一種思維，若不加以清理、清算，它是不會消失的——

　　毛澤東自己到贛南的尋烏縣調查發現，土改之初，縣蘇維埃政權曾提出四種分田的辦法，即按人口平分、按勞動力平分、按生活財源多寡分配、按土地肥脊分配，並要求各區蘇維埃召集群眾代表討論，從中擇一。討論結果，“多數地方采取第一個辦法”，即按人口平分。以後這一辦法因“得到了多數貧農群眾的擁護”，又在全縣各區執行。

　　參見毛澤東《尋烏調查》）

　　又一份來自贛西南的報告中說：“平均分配容易辦，群眾也歡迎”，到蘇區“農村中去同農民群眾談話，隻要留心一聽，‘平產’兩字是很普通的，就是有些蘇維埃政府的對聯上也刊上‘平產’兩字。”（《贛西南劉作撫給中央的綜合性報告》1930年7月22日。轉引自何友良《中國蘇維埃區域社會變動史》）

　　傳統農業社會裏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普遍心態，由於蘇維埃政權的性質，使之合法化了；而在周邊嚴峻的政治、軍事形勢的壓力下，動員群眾從來比發展經濟重要的頭等目標，總是百試不爽地通過“平分”、“平產”的法寶予以實現，更使得這一心態大大地膨脹了。此時，它所要求的絕對平均，幾近容不下一根銀針的差異，倘若出現了差異，它便要飛過去蝗蟲般撕咬。蘇區對富農的消滅，便源自於全社會的心理圍堵。倘若這一膨脹了的心態，卻感到了膨脹空間的趨小，它會爆炸成一股股讓領導者們駭然神變、最後不能不服從的激烈情緒。有研究這段曆史的學者認為，蘇區對於富農的政策，之所以會日益向左傾滑去，自然有共產國際、毛澤東前後變化了的思想的影響，但也有為著稀釋貧農、雇農們激烈情緒的原因。

　　在當今生活在法治時代的人們眼裏，這是一個多麽不可理喻的邏輯——

　　為了煥發一些人的情緒，就要剝奪另一些人的生存。為了讓一些人的胃口得到充分滿足，就得讓另一些人的頭低下來，鴕鳥似的低下來……

　　因為從來對平均主義思維和仇富心態缺乏有力地滌蕩，相反，它們卻能在此後各個時期的革命理論中得到五光十色的包裝，在我們這塊國土上頻頻舉行的運動與鬥爭的汽車方程賽中，充當第一級官方號令之外的第二級的心理驅動。它們盤結而成一條碩大的螞蝗，有了強大的吸附力，看起來不動聲色地貼在我們民族的肌體上，卻在不斷散發開的血腥氣中，日益消耗去她的生命力與創造力。

　　可以說，直到駛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的江麵，曆史之櫓才欸乃一聲驚歎：

　　被中國革命加以利用和倡導的某些傳統意識，卻是中國在自己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極力要摒棄與打碎的……誰第一個高呼“毛澤東萬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