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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新加坡政治發展為中國提供的經驗教訓
（發言提綱）
藍平兒
引言
在政治發展方麵，中國和新加坡有很多可以互相學習的經驗教訓，當然，兩國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學習。
在2008年國慶慶典大會上，李顯龍總理說：我們正在前進，在這個新的世界上，無論有什麽樣的風險和不定因素，我們必須一往無前，堅持開放。你們不能裹足不前，誠惶誠恐，也不能因循守舊。你們將大有作為。你們必須繼續前進，堅持開放，這條基本路徑不能改變。我們並不是擁有所有問題的答案。我們也不知道所有的風險是什麽。我們正在摸索著前進，正如鄧小平曾經說過，我們正在摸著石頭過河。
為了分析起見，我主要講講中國從新加坡政治經曆中可能學習的經驗教訓。
提示
新加坡是一個城市國家，中國不僅僅是一個國家，而且是一個擁有世界上五分之一人口的文明大國。
治理中國比治理新加坡明顯要複雜和艱難。
新加坡實行選舉民主，而中國不是。
龍向蝴蝶學習似乎是荒謬的。
然而，所有的國家都可以互相學習，選擇別國的經驗，以資己用。
鄧的黑貓白貓的實用論也可以這樣解釋：貓大貓小，隻要能抓老鼠，就行。
新加坡又稱獅城，獅子就是大貓。然而，新加坡隻不過是一隻小貓。但是，它能捉到比它大的老鼠。
為什麽說中國可以學習新加坡？
因為新加坡是一個成功典範。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也是腐敗最少的國家之一。
76%的新加坡人口是華裔。新加坡的華人比中國內地的華人在文化方麵更顯得中國化，因為很多新加坡華人通過家庭和教育保留著中國的文化傳統――民風與儒教。“文化大革命”不幸攻擊和破壞了儒教和中國的傳統，把它們當做封建迷信“連同洗澡水和嬰孩一起倒掉了”。
新加坡的政治領導人認為他們自己是“君子”和正直的“儒官”，希冀儒教和亞洲價值觀作為新加坡政治文化的核心。
李光耀資政參考過儒教的“五常”。
新加坡作為中國城市的樣板：新加坡的蘇州工業園項目和天津的生態園項目。
新加坡的主權財富基金（政府投資公司和淡馬錫控股）對中國來說也許也是有用的樣板。
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一些年輕的中國知識分子和改革家曾經考慮過“新權威主義”的發展模式來適用於中國的發展。新加坡被認為是“新權威主義”的典範。
這個模式部分是由賽繆爾・亨廷頓的模式所激發的。亨廷頓認為，政治參與必須更好地保障政治穩定和經濟增長，同時，製度化必須提升。一旦這些前提條件到位，民主化也許能夠得到保證。
大量的中國官員、學生和旅遊者參訪新加坡這個城市國家，他們能夠辨別新加坡哪裏好哪裏差。
新加坡雖小，但是是最具都市氣息，最有競爭力的國家。它東西合璧，這一點，其他國家也許會發現它的迷人之處。
新加坡給中國提供的治理經驗
國家和社會的反腐敗：根據多種國際腐敗指數，新加坡是世界上腐敗最少的國家之一。這方麵有兩個特點：高層政治領導樹立了道德榜樣，對腐敗行為嚴懲不貸。
避免裙帶關係：即使是李光耀和李顯龍總理的孩子也無權免除遭到責問、公眾審查和批評。下麵案例由新加坡媒體公開。
新加坡武裝部隊在2007年責問了身為中尉的新加坡總理的兒子。
新加坡首席大法官在2008年公開告知李資政的女兒，無人能淩駕法律之上。
堅持法治：例子：反對黨領袖詹時中訴達那巴蘭部長，因為部長把他叫做“不稱職的律師”，部長不得不與他進行庭外調解。
最高政治領導幫助繼任者取得成功：李光耀――吳作棟――李顯龍。他們維持著互助的關係：現任者尊重前任，前任不給現任者搗亂。
還政治參與的意願於民眾：新聞自由，有權在“演說角落”示威遊行，對因特網和政治電影管製相對寬鬆。
接受少數族群在政治和政府管理中的作用：20個內閣部長有5個來自少數族群。新加坡的總統是一個印度人。新加坡雖小，但是充斥著賽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一書中所講的“文明的斷層線”（中國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和西方文明）。然而，這個城市國家不但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樣板，因為它向世人昭示：不同文明，種族和宗教在這裏和平相處。中國能做到不是象征性的而是真正的讓非漢族的少數民族成為最高層的領導嗎？
肯定清廉的選舉：在2006年的大選中，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得到了66%的民眾選票。因此，它的執政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人民的同意之上的。政治的合法性不是“上天神授”，而是在經濟成就本身和民族主義之上的，它必須建立在人民的同意之上。對所有的政權來講，民族主義是一把雙刃劍，在市場資本興衰驅動下的全球化的世界上，哪個國家的政府都不能把本國的經濟隔絕於世界經濟的衰退之外。在21世紀，必須建立在人民的聲音的基礎上，而不是僅依靠執政黨。因此，中國的政治發展的當務之急是怎樣以和平和有意義的方式容納公民的參與和他們的利益，並且使其製度化。其中有一條道路就是，在下一個十年，把中國的地方選舉實驗從村級擴展到市級，直轄市和省級。
結論
新加坡和中國都必須適應這個正在迅速變化的世界和正在轉變的公民的價值觀。
最高層領導的頭等重要的作用是樹立反腐敗的榜樣。
國家和領導依靠人民的合作和他們的能動性。擺在兩個國家麵前的挑戰是不僅要獲得經濟成功，同時滿足人民實質性地參與政治的願望，而在此轉變中確保不造成動蕩。
（新加坡東亞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唐立新譯）
藍平兒
引言
在政治發展方麵，中國和新加坡有很多可以互相學習的經驗教訓，當然，兩國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學習。
在2008年國慶慶典大會上，李顯龍總理說：我們正在前進，在這個新的世界上，無論有什麽樣的風險和不定因素，我們必須一往無前，堅持開放。你們不能裹足不前，誠惶誠恐，也不能因循守舊。你們將大有作為。你們必須繼續前進，堅持開放，這條基本路徑不能改變。我們並不是擁有所有問題的答案。我們也不知道所有的風險是什麽。我們正在摸索著前進，正如鄧小平曾經說過，我們正在摸著石頭過河。
為了分析起見，我主要講講中國從新加坡政治經曆中可能學習的經驗教訓。
提示
新加坡是一個城市國家，中國不僅僅是一個國家，而且是一個擁有世界上五分之一人口的文明大國。
治理中國比治理新加坡明顯要複雜和艱難。
新加坡實行選舉民主，而中國不是。
龍向蝴蝶學習似乎是荒謬的。
然而，所有的國家都可以互相學習，選擇別國的經驗，以資己用。
鄧的黑貓白貓的實用論也可以這樣解釋：貓大貓小，隻要能抓老鼠，就行。
新加坡又稱獅城，獅子就是大貓。然而，新加坡隻不過是一隻小貓。但是，它能捉到比它大的老鼠。
為什麽說中國可以學習新加坡？
因為新加坡是一個成功典範。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也是腐敗最少的國家之一。
76%的新加坡人口是華裔。新加坡的華人比中國內地的華人在文化方麵更顯得中國化，因為很多新加坡華人通過家庭和教育保留著中國的文化傳統――民風與儒教。“文化大革命”不幸攻擊和破壞了儒教和中國的傳統，把它們當做封建迷信“連同洗澡水和嬰孩一起倒掉了”。
新加坡的政治領導人認為他們自己是“君子”和正直的“儒官”，希冀儒教和亞洲價值觀作為新加坡政治文化的核心。
李光耀資政參考過儒教的“五常”。
新加坡作為中國城市的樣板：新加坡的蘇州工業園項目和天津的生態園項目。
新加坡的主權財富基金（政府投資公司和淡馬錫控股）對中國來說也許也是有用的樣板。
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一些年輕的中國知識分子和改革家曾經考慮過“新權威主義”的發展模式來適用於中國的發展。新加坡被認為是“新權威主義”的典範。
這個模式部分是由賽繆爾・亨廷頓的模式所激發的。亨廷頓認為，政治參與必須更好地保障政治穩定和經濟增長，同時，製度化必須提升。一旦這些前提條件到位，民主化也許能夠得到保證。
大量的中國官員、學生和旅遊者參訪新加坡這個城市國家，他們能夠辨別新加坡哪裏好哪裏差。
新加坡雖小，但是是最具都市氣息，最有競爭力的國家。它東西合璧，這一點，其他國家也許會發現它的迷人之處。
新加坡給中國提供的治理經驗
國家和社會的反腐敗：根據多種國際腐敗指數，新加坡是世界上腐敗最少的國家之一。這方麵有兩個特點：高層政治領導樹立了道德榜樣，對腐敗行為嚴懲不貸。
避免裙帶關係：即使是李光耀和李顯龍總理的孩子也無權免除遭到責問、公眾審查和批評。下麵案例由新加坡媒體公開。
新加坡武裝部隊在2007年責問了身為中尉的新加坡總理的兒子。
新加坡首席大法官在2008年公開告知李資政的女兒，無人能淩駕法律之上。
堅持法治：例子：反對黨領袖詹時中訴達那巴蘭部長，因為部長把他叫做“不稱職的律師”，部長不得不與他進行庭外調解。
最高政治領導幫助繼任者取得成功：李光耀――吳作棟――李顯龍。他們維持著互助的關係：現任者尊重前任，前任不給現任者搗亂。
還政治參與的意願於民眾：新聞自由，有權在“演說角落”示威遊行，對因特網和政治電影管製相對寬鬆。
接受少數族群在政治和政府管理中的作用：20個內閣部長有5個來自少數族群。新加坡的總統是一個印度人。新加坡雖小，但是充斥著賽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一書中所講的“文明的斷層線”（中國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和西方文明）。然而，這個城市國家不但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樣板，因為它向世人昭示：不同文明，種族和宗教在這裏和平相處。中國能做到不是象征性的而是真正的讓非漢族的少數民族成為最高層的領導嗎？
肯定清廉的選舉：在2006年的大選中，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得到了66%的民眾選票。因此，它的執政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人民的同意之上的。政治的合法性不是“上天神授”，而是在經濟成就本身和民族主義之上的，它必須建立在人民的同意之上。對所有的政權來講，民族主義是一把雙刃劍，在市場資本興衰驅動下的全球化的世界上，哪個國家的政府都不能把本國的經濟隔絕於世界經濟的衰退之外。在21世紀，必須建立在人民的聲音的基礎上，而不是僅依靠執政黨。因此，中國的政治發展的當務之急是怎樣以和平和有意義的方式容納公民的參與和他們的利益，並且使其製度化。其中有一條道路就是，在下一個十年，把中國的地方選舉實驗從村級擴展到市級，直轄市和省級。
結論
新加坡和中國都必須適應這個正在迅速變化的世界和正在轉變的公民的價值觀。
最高層領導的頭等重要的作用是樹立反腐敗的榜樣。
國家和領導依靠人民的合作和他們的能動性。擺在兩個國家麵前的挑戰是不僅要獲得經濟成功，同時滿足人民實質性地參與政治的願望，而在此轉變中確保不造成動蕩。
（新加坡東亞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唐立新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