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九卷）

第28章 腐敗使緬甸共產黨覆沒

　　徐焰

　　緬甸是我們的近鄰，可是，讀者對它的了解並不多。不久前，媒體報道了緬甸果敢特區的消息，許多人驚愕地發現，當地武裝從服裝到口號都與我們很相似。原來這些“自治”的部隊曾是緬甸共產黨“人民軍”舊部，然而，那個模仿中國革命模式的緬甸共產黨在二十一年前已經瓦解。《文史參考》刊登的《緬共興亡始末與教訓》一文對此作了介紹，現摘登如下。緬共興起和突然覆滅的教訓，很值得正在進行反腐鬥爭的國人反思。

　　聽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期國內政治宣傳的人，對報紙和電台上曾大力宣傳的緬甸共產黨武裝都會記憶猶新，部分紅衛兵還曾憑著一時衝動搞過“國際支左”。改革開放後，國內報道對緬共不再提及，其滅亡情況也不為人所知。

　　一九三九年，在英國對緬甸實行殖民統治的末期，德欽丹東等讀過馬列著作的知識分子發起成立了緬甸共產黨。

　　一九四五年緬共組織反日起義時，曾建立起兩萬人的武裝，在英國恢複統治後成為一支重要力量。一九四八年緬甸獨立時，緬共提出“和平發展”口號，曾放棄武裝走和平議會道路，卻未獲成功。一九四九年中國革命勝利後，緬共主席德欽丹東提出要“麵向東方，學習毛澤東思想”。在此情況下，如何對待緬共，中共中央一時左右為難，拿不定主意。

　　緬甸政府於一九五〇年初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社會製度不同的國家中最早同新中國建交，因為緬共的存在，其政府對華自然抱有擔憂情緒。

　　一九五五年以後，緬共因得不到實際外援，開始與政府和談，其內部也分裂為“白旗派”和“紅旗派”。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中蘇分裂後，緬共重新凝聚起來並表態支持中共，並自稱“國際共運由ABC支撐”。所謂A，即是Albania（阿爾巴尼亞），B即是Burma（緬甸），C指China（中國），緬共儼然與阿爾巴尼亞、中國並列為馬列的最正統繼承者。當時中共因在國際共運處於孤立狀態，自然欣賞這一表態。緬共於一九六六年進入了鼎盛期，其根據地在國內發展到九塊，人口近百萬，還建立了三萬軍隊。

　　一九六六年夏，中國掀起“文革”風暴，緬共中央很快加以仿效，其根據地內每個村口都搭起竹木做的牌坊，上麵並掛毛澤東、德欽丹東像，每天人們都要舉行宗教儀式般的“早請示、晚匯報”。從一九六六年底起德欽丹東還展開了“黨內革命”，將與他過去有派別糾紛及不同意見的領導人，都上綱定為“修正主義分子”，隨後又模仿中國的政治口號，將他們宣布為“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在緬共的代理人”。此時的中國因處於極“左”思潮泛濫的狀態，對緬共公開表示支持，一九六七年允許緬共第一副主席德欽巴登頂在群眾集會中亮相，《人民日報》還刊登了他們的文章《緬甸的蔣介石——奈溫軍人政府必敗！人民必勝！》。

　　緬共黨內此時的鬥爭方式，完全重演了中共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內部“肅反”的悲劇。在德欽丹東直接掌握勃固山脈的中央根據地內，所謂“黨內革命”進行得最為殘酷，鬥爭方式是一撤職、二開除、三處決，為節省子彈，對被批鬥者都由“紅衛兵執法隊”用竹尖刺死。兩年前政府鎮壓學生運動時逃到根據地的大批青年知識分子，過去曾被認為是“革命新鮮血液”，隨著深入清查成分，這些家庭出身較富裕的學生幾乎全被殺光。

　　看到緬共內部發生大動亂，政府軍於一九六八年春季以後，向勃固山區進攻。德欽丹東提出“以我們的進攻粉碎敵人的進攻”，采取硬打硬拚，反對這一主張的軍隊領導人波吞迎於同年八月底被公審處決。內部濫殺造成了人人自危，緬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巴刻被定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後，逃至仰光，下層也掀起投降風潮。同年九月，眾叛親離的德欽丹東被迫撤出中央根據地向東轉移，九月二十四日在途中休息時被身後的警衛員謬苗開槍打死，此人隨之也向政府投降。事後，緬共另一個副主席德欽辛接任中央主席，並宣布“謬苗”是“敵人派來的奸細”，中國《人民日報》於一九六九年全文登載了這一公告。緬共這種遇災禍不檢查自身缺點，反而一味推諉客觀原因的做法，隻能延續錯誤。

　　一九七一年，緬甸領導人奈溫再度訪華，中緬兩國政府恢複了友好關係，緬共得到的外援隨之減少。此後十年間，緬共主要靠佤族山民和果敢等地的武裝來勉強支撐，成員中還有不少抱著“世界一片紅”幻想越境而來的中國紅衛兵。

　　緬共中央退到貧瘠的東北山區時，根據地內百姓糧食自給尚且不足，百年來都是靠種植販賣鴉片彌補生計，對“人民軍”及脫產幹部兩萬多人自然難以供養。緬共領導人號召學習“延安精神”，幹部戰士都耕地生產。由於當地自然條件差，種糧收獲不多，緬共隻好嚴重依賴外援“輸血”，起初還嚴禁任何幹部戰士參與當地鴉片貿易。

　　一九七六年中國粉碎“四人幫”後，開始調整對外政策，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完全中止了對緬共的支援。嚴重依賴外援而自身又沒有“造血”功能的緬共，為增加收入，於一九七八年內在東北根據地進行了“階級排隊”，按中國土改的模式清查地主、富農。其實當地叢山中的經濟形態還處於原始社會後期，階級分化尚不明顯，連土地買賣都未產生，哪有什麽“地主”！硬性采取的“階級排隊”，隻能將住竹樓、養水牛和口糧勉強夠吃的人劃為“地富分子”，並展開鬥爭沒收他們幾背籮就能裝下的可憐財產。同時，為了滿足下屬的四個軍區和十個縣委的撥款要求，緬共中央政治局隻好在根據地加收糧米，結果造成大批百姓逃亡。

　　當緬共在經濟上捉襟見肘、陷入困境時，一些人提出利用鴉片貿易解決經費來源。緬共領導人政治威信此時已大幅下降，無法約束下屬，最後隻好妥協，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緬共開始進行秘密的“特貨”貿易時，中央曾做出嚴格規定，隻限指定的“五一小組”經營，得錢全部歸公，不許向中國販運，也不準在“解放區”內銷。然而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開，放出來的魔鬼就難以控製了。“五一小組”將鴉片生意作為中央主要經費來源後，四個軍區乃至一些遊擊隊看到毒品的巨額利潤，也紛紛經營此道，獲利後留為單位小金庫或者直接收入私囊。緬共過去的“黨內革命”已把知識分子為主體領導的黨委、黨支部砸爛，各民族武裝實際形成了首長個人專權，經商後造成“槍一錢”結合，變成中央無法控製的一個個“獨立王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後，緬共“人民軍”各部都各顯神通賺錢，一些單位直接賣鴉片，甚至設廠加工海洛因，緬共中央的禁令在拜金主義衝擊下完全失效。

　　據知情者透露，至緬共後期，除德欽巴登頂等幾個人還潔身自好，其他中高級幹部都或多或少卷入鴉片貿易。歸公的經費越來越少，某些領導（包括個別政治局委員及其親屬）個人的腰包卻畸形膨脹起來，有的軍區司令員還由茅棚住進了模仿雲南私人豪宅而修起的小樓，根據地內還不斷出現謀財害命的凶殺，過去生死與共的團結戰鬥精神蕩然無存，因利益分配不均而產生的矛盾不斷加劇。

　　此時，德欽巴登頂主席仍然拘守《毛澤東選集》中的教條，不能與時俱進地提出新理論，製定新政策，僵化的傳統政治教育已近乎對牛彈琴。在這種黨內凝聚力完全喪失的情況下，隨著國際國內大氣候的變化，緬共解體已勢在必然。

　　一九八八年，國際大氣候發生變化，緬甸奈溫軍政府下台，蘇貌執政後宣布施行多黨議會製和對外開放，對國內各派武裝也采取“對話溝通”。緬甸新政府同彭家聲談判並承認果敢地區“自治”，彭本人也決定同無法再革命的緬共分家。彭家聲宣告歸順政府，宣告了緬共中央走向覆亡。

　　緬共中央失去棲身之地隻好解散。德欽巴登頂再次被“禮送”去一個地方，那裏既不幹涉鄰國內政，對昔日的朋友還會養老送終。

　　公正地回顧緬共由建立到覆亡的五十年曆史，應該承認，緬甸像德欽丹東、德欽巴登頂這樣的知識分子，引來共產主義學說建立黨組織，浴血奮鬥多年，還是為著國內人民擺脫貧窮壓迫的理想。沒想到美好的奮鬥理想與可悲的結局，差距竟如此之大。緬共興起於民族解放和階級鬥爭，衰敗於極“左”的內部鬥爭，最終亡於腐敗，這種教訓在不少落後國家帶有規律性，有識者不能不站在時代高度進行深層反思。

　　一個革命政黨，出於對民族、階級雙重壓迫的反抗心理，可以一呼崛起，但是如果不能順應時代要求與時俱進，當初進行的革命勢必會出現異化。其具體表現形式往往是——先由內部狂熱的極“左”自殘，造成理想破滅，接著又是腐敗滋長導致組織崩潰或“易幟”。要跳出這種由盛至衰的周期率，不僅要靠社會結構的改造，更要靠實行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