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九卷）

第1章 往事：一九七八

　　李潔非

　　一九七八年有多重的曆史意義。一、政治方麵，開啟了鄧小平時代，重要性可同一九四九年並立；由此進入曲折然而充滿銳氣的改革開放時期。二、是社會、國民勇敢表達和追求物質及個人利益之始，是“吃飯穿衣，即是人倫物理”這一庶民價值觀複活的開端：“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舊道德逐漸作古，對財富、享樂的向往以致崇拜逐漸成為完全正麵的情感，就像清末民初“鹹與維新”一樣，國民開始“鹹與逐富”。三、文化和意識形態方麵，析分明顯，非主流話語啟其端倪，從此，精神思想出現兩條線索，博弈過程貫穿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紀終於基本形成彼此並存關係。

　　精神話語的整一性，從建國起維係到紅衛兵運動式微和知青運動開始。以前，自上而下隻有一種聲音，至“文革”初達於極致；之後，絢爛已極、歸於平淡，也可謂物極必反。紅衛兵向知青的轉換，誘發獨立思考。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使思想分化進一步加劇，普遍開始自發的精神探索。地下思想群落在知青和城市青工聚集地廣泛形成，借讀書、通信和文學創作等，有持續而穩定的活動，唯處於地下狀態，未獲公開表現的機會。

　　其首度展示於公共空間，即一九七六年清明節的“天安門事件”。先是“反擊右傾翻案風”為民議不滿，隨後周恩來逝世令民眾情緒更加激化（此盡可借“周總理遺囑”偽造案窺之），經過兩三個月的積累與發酵，終釀成“天安門事件”。突然之間，民眾在廣場和街頭用詩歌、演說、挽聯、標語等，發出不同於報紙、電台或文件的獨立聲音，為建國二十餘年來所僅有。“丙辰清明”實際上宣告官媒全權代言民意的時代已經結束。

　　這一含義，在“四人幫”垮台後，圍繞“天安門事件”平反與否，繼續延伸。“兩個凡是”作繭自縛，拂逆民意，使民眾自行表達的願望益為強烈。事情膠著兩年。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共政治局常委會決定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由北京市委予以宣布。十六日，《人民日報》頭版以《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為題，報道了這一消息。平反本身構成新的契機，民意深受鼓舞，從勝利喜悅中品嚐巨大的自信。

　　這樣，已存在數月的“西單牆”現象迅速升溫，很快便到高潮。同類情形，不隻見於北京，其他大城市也有規模不等的表現。例如，上海的“人民廣場”。筆者那時剛入複旦大學讀書，大約十一月下旬聽說人民廣場場麵熱烈，遂偕同學前往一觀。但見人流不息，到處在辯論，但秩序良好。

　　回憶當時，筆者思想猶為自幼一貫的課堂教育所限，將毛澤東拜為偶像，初聞現場各種自由論說，極不適應。然而經此一幕，不覺間啟動獨立思考意識，多讀多辨之後，終於走出心障。對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出生的一代人而言，也許普遍有此體驗。如今可以確認，一九七八年人民廣場的見聞，於筆者是啟智之始。

　　所謂“西單牆”，在今電報大樓以西。當年，因地處鬧市口，近傍一座大的公交站（北京人所時稱的大1路、大4路等公共汽車在此停靠），人流如織，所以人行道邊上一堵約二百米長的灰牆，常被貼上尋人啟事之類便條。一九七八年春季起，先是有百姓在此張貼告狀信及申訴材料等，後來出現了言論性的大字報，就政治及思想問題表達個人之見。“西單牆”取締後，灰牆被修成帶玻璃窗的宣傳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拓為西單文化廣場。

　　在其短暫曆史上，《中國青年》複刊風波是重要的時間窗。

　　《中國青年》為共青團中央所辦老牌刊物，“文革”間停辦。一九七八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籌備共青團“十大”，同時決定《中國青年》、《中國青年報》、《中國少年報》等三家報刊將在團代會前後陸續複刊。八月，團中央“十大”籌委會決定，《中國青年》於九月十一日正式出刊。

　　其時，“天安門事件”平反仍然未決，民議不便久之。《中國青年》編輯部在策劃複刊時，注意到這絕佳的選題，“全國所有報刊雜誌沒有一家敢碰。這肯定是個最大最敏感的‘地雷’。如果我們青年刊物敢於赴湯蹈火，大聲疾呼，把顛倒的曆史再顛倒過來，肯定是驚天動地的。”（孫興盛《（中國青年）複刊風波》，《百年潮》2008年第10期。）在讀者，是眾望所在；對刊物來說，則是精彩的亮相。

　　圍繞這一方案，複刊號形成以下主要內容：

　　一、“童懷周”所編《天安門革命詩抄》。此係“四五”期間民眾詩歌集本，編者是北京二外漢語教研室一些教師，集體化名“童懷周”。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周恩來逝世周年後，該集本就以非正式出版物流布民間，但作為公開發表尚屬首次。為避風頭、通過審查，《中國青年》未用《天安門革命詩抄》原題，改為《青年革命詩抄》。

　　二、發表題為《革命何須怕斷頭》的人物通訊，傳主為北京青工韓誌雄，一位“天安門事件”的活躍分子。

　　三、以“本刊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論文《破除迷信，掌握科學》。提出大破“現代迷信”，號召青年“站在破除現代迷信的前列”；指出科學與迷信之間鬥爭是長期的，眼下現代迷信妖霧既未散去，今後亦難免再現借“高舉”營私的政治騙子。

　　四、通過複刊詞《春風吹又生》，歡呼正義必將戰勝邪惡。

　　九月十日，複刊麵世的前一天。北京地區承印的六十萬份全部印好，編輯部一麵將樣本送呈黨中央主席、副主席等，一麵向社會發送雜誌，約已發送出去四萬多份。

　　正在此時，情況突變。

　　當日下午四時五十分，汪東興打電話給團“十大”籌委會主任韓英，指責《中國青年》複刊號有嚴重問題。韓英當即電召雜誌社負責人，宣布全國各印點馬上停印停發，已發至北京地區各郵局的要設法回收，已到讀者手中的那四萬多份，將來也要用新出的刊物換回來。

　　參與複刊工作的編輯孫興盛，後來寫道：“這可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步驟！編輯部早有預料，這期刊物肯定會招致一些反對和批評，但萬萬沒想到竟遭如此厄運。大家憤憤不平地說：解放三十年來，還從來沒有因為刊物內容而被停印停發的先例。”（《（中國青年）複刊風波》）

　　此話如果不錯，則《中國青年》複刊號停發收回事件，就在當代新聞出版史和思想史上寫下了特殊的一筆。其特殊性，就在於“解放三十年來，還從來沒有因為刊物內容而被停印停發的先例”這種情形終於打破。過去“從無先例”，不僅是控製較嚴，從精神思想狀況而言，也確無從出現需要“停印停發”的書刊，原因如前所說：精神話語一直維係著很高的整一陛。現在則不然，即如《中國青年》這種官辦刊物，也開始不與“上麵”嚴格保持一致。

　　九月十二日，韓英傳達汪東興對於如何處置的具體指示：九月十四日，汪又在人大會堂召集編輯部主任以上幹部開會。概括起來，有以下內容：一、必須增加華國鋒題詞；二、增加新發表的毛澤東詩詞三首和毛的照片；三、對《革命何須怕斷頭》和《青年革命詩抄》進行圖文刪削；四、“特約評論員文章《破除迷信，掌握科學》，有影射毛主席之嫌”；五、不得妄談“天安門事件”：“你們寫的是‘天安門事件’，詩歌全是天安門的詩，畫也是天安門廣場。誰看不出來？！英雄人物不是不可以寫，但是‘天安門事件’的性質是定了的。”

　　事情實際不了了之。編輯部做了無關痛癢的改動，葉巴華主席題詞和毛主席詩詞及照片都放進去，其他的都不動。“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編輯部以組織名義，”越級給華國鋒和五位中央副主席寫信，說明情況，而華國鋒認為無須把事情看得過於嚴重，其他副主席亦持同感。這樣，汪東興態度趨於緩和。他對編輯部人員轉述說：

　　華主席讓我和你們商量，一是不動，就照你們的意見辦，毛主席詩詞不登，華主席題詞也不登了。怕什麽？最多隻能說汪東興講的、韓英講的、籌委會講的都不靈了嘛！最多說你們打了個勝仗。第二條意見，把華主席題詞、毛主席詩詞三首和照片放進去，其他都不動。因為動了也不行。這也是你們信中說的。幾位副主席同意你們的意見，說他們代表組織來的信，不同意怎麽辦？華主席同李副主席通了電話，批還是批一下。我說把握不大。華主席說，人家敢發你怕什麽？發出去就發出去，隻要他們敢幹就幹吧。（《（中國青年）複刊風波》）

　　華國鋒沒有支持汪東興的做法，不覺得隻登葉帥題辭未登他的（實際事出有因，編輯部作了解釋），以及未登毛澤東照片和詩詞，是什麽大不了的問題。由此可見，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耀邦同誌在“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前前後後》（《決策與信息》2008年第11期）中所述華國鋒溫和寬厚，言之不虛。當時在一些事情上，華國鋒或許欠缺些勇氣，或許不能開風氣之先；但是，他不阻攔別人。“人家敢發你怕什麽？發出去就發出去，隻要他們敢幹就幹吧。”這樣的話，難以從心胸狹隘、錙銖必較者口中說出。

　　停印禁發導致《中國青年》複刊號大熱。當它經整改而重新發行時，首印二百七十萬份，全國迅即搶購一空，隨後再印三十多萬份，單期銷量逾三百萬份，創下該刊最高曆史紀錄。從此，“愈禁愈火”大抵成為規律，凡責令停發、收回的書刊，無不受到民眾熱烈追捧。這一奇特現象，如實地反映兩種話語的逆向而行。

　　以上，將《中國青年》複刊號遭禁過程略述一遍，回頭再講此事與“西單牆”的關係。

　　卻說九月十日上午，汪東興下令收回之前，部分複刊號流入京城社會。先睹為快者中，有中國社會科學院《未定稿》編輯部的工作人員。眾人交口稱讚，大呼過癮。沒有這份雜誌的人，下午上街購買，“回來說，買不到，不準再賣了。”

　　李淩，時為《未定稿》編輯。三十年後，他回憶同事們當時的心情：

　　我們想，“四五運動”被定為反革命事件四人幫粉碎兩年多，仍未平反，現在《中國青年》又被扣押，肯定遇到巨大壓力。（後來知道是汪東興下令禁止發行的。）我們應該盡力支持，讓廣大群眾看到這些文章，讀到這些悲壯的詩篇，以產生更大的影響。

　　他們設法從《中國青年》編輯部得到一本雜誌，李淩和另兩位編輯王小強、王曉魯，葉巴雜誌拆開，一頁一頁貼在大張白紙上，並在重點文章和詩篇上加了鮮明的大紅標記，以引起讀者注意。我們又用紅墨水大字寫上一段按語，大意說：這是今天出版的《中國青年》雜誌，不知為什麽，街上買不到了，現張貼出來，供大家閱讀，請大家評議。

　　如此，經過拆分和粘貼的《中國青年》複刊號，成為一份大字報。李淩和另一同事聶峙砥女士，帶著它以及一桶糨糊、一把笤帚，趕往“西單牆”。“一到那段牆下，我就趕緊刷糨糊，她急忙往上貼。很快就吸引了很多人來看。”

　　張貼受到阻攔，“兩名戴著紅袖章的持槍士兵前來幹涉，吆喝：‘不準貼，不準貼！’有一個士兵的兩隻手像鐵鉗一樣，緊緊地抓住我的雙臂，命令說：‘你們不能貼！’還說：你到我們領導那裏說清楚……顯然，那時”西單牆已處在監控中。

　　但是，周圍群眾前來幫助李、聶。有些入圍著士兵，一麵相勸，一麵形成屏障，使張貼能夠繼續：另一些人，幫著聶峙砥往牆上刷糨糊。眼看要貼完，群眾幫助李淩脫離控製，“低聲叫我‘趕緊走，趕緊走！’我得以脫身”。兩名士兵並未堅持帶李、聶“到我們領導那裏說清楚”，大字報也沒有被扯掉，他們的態度更像是例行公事。

　　這份“特殊的大字報”，大大提升了“西單牆”的人氣。複刊號被禁之事，不脛而走，現在，“傳說中的雜誌”終於露麵，豈能不轟動？人們從四麵八方趕來，一睹為快。

　　張貼了《中國青年》複刊號的“西單牆”，很像後來的網上論壇，“主帖”後麵有無窮無盡的“跟帖”——很多群眾奮筆而書，把或長或短的感想、評論、聲明，貼在複刊號周圍。至此，“西單牆”真正成為北京的焦點。

　　至少在形式上，“西單牆”接受了“文革”的饋贈。這層淵源，曆史研究者不僅不必回避，而且應予指認。直觀看去，“西單牆”與“文革”間到處搭建的大字報欄不分軒輊，樣式和氣氛都像——雖然內容大不相同。這種形式與內容間的不協調，受限於現實，事出無奈。《沉淪的聖殿》編者在第五章《（今天）的創刊與黃金時期》認為，產生“西單牆”的原因之一，是“公開發行的國家出版物”未能“與民間輿論同步成熟”。

　　以文學為例。關於“文革”後文學，教科書習慣性地把其開端寫得生意盎然，好像“四人幫”一倒，文學的春天隨之就來。其實基本不是那個樣子。

　　一九七八年“文壇”處在什麽狀態？是年十月二十至二十五日，有個高端會議，《人民文學》、《詩刊》、《文藝報》三大刊物編委會聯席會議，“文壇”重鎮基本到齊，此外有各地知名文藝理論家。劉錫誠先生作為工作人員，留下會議發言詳細筆錄，如今他將其整理後載於所著《在文壇邊緣上》。閱讀這些記錄，可對一九七八年“文壇”有直接印象。

　　蔣孔陽先生鄭重提出：“第一，是恢複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權威性。”乍見此語，讓人一時摸不著頭腦。不過，看到趙尋提出“要《講話》還是要《紀要》”的問題，就稍稍理出了頭緒。所謂《紀要》，指《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成文於一九六六年三月。這個文獻，隸於江青名下，實際是在毛澤東直接部署、親自修改三次的情況下形成，其產生經過請參閱筆者的《“文藝革命”述略》（《鍾山》2010年第1期）。由於這層關係，按照“兩個凡是”，雖然江青倒台了，《紀要》還是不能動。但《紀要》全盤否定建國以來文藝工作，提出與“繼續革命”相適應的一套文藝政策。與《紀要》相比，《講話》的尺度不算過苛。所以三刊編委會聯席會議上，提出“要《講話》還是要《紀要》”的問題，恢複《講話》“權威性”，被視為文藝解放的一條途徑。

　　這頗能說明一九七八年“文壇”的狀況。當時體製內文學，尚在爭取從《紀要》退到《講話》，換言之，設若能以《講話》為準，即皆大歡喜。如此輒不難於弄懂，為何《傷痕》或“暴露文學”的出現，讓人痛心疾首——連《講話》對“歌頌/暴露”的規定都是可以跨越的麽，這遠遠超出於那時“文壇”所能達到的思考限度。

　　這且不說，看看林默涵的發言，我們對粉碎“四人幫”已曆兩年之後“文壇”思想究竟抵於何處，會有更真切的了解。他集中談論了《紀要》發明的“黑八論”問題，但不是從駁斥角度來講，是從自我辯護角度來講。他逐一講了“寫真實”論、“中間人物”論、“反火藥味”論、“真人真事”論、“無差別境界”論等，每講一處，都附上“是我們批評過的”這樣的說明，之後他總結道這些論調都是我們批評過的，“四人幫”卻反過來，加在我們頭上，說是我們提倡的。

　　簡單概括一下：他不認為“黑八論”批錯了，隻是糾正說，“我們”對“黑八論”的批判其實還早於“四人幫”——他以“四人幫”批判的正是“我們”批判的，來證明沒有什麽“黑線”。這意味著，晚至一九七八年十月，“文壇”一位重要領導者，在公開場合明確肯定了所謂“黑八論”的存在，繼續主張“十七年”文藝界的批來鬥去是正確的。

　　由此，能夠體會會議思想氣氛如何。隻有馮至的發言，閃現了火花。他結合自己對德國的認識，批判說：“想出種種殘酷的辦法來虐待人，在世界史上隻有德國的希特勒和我們中國。”“德國人有一種奴性，對上級卑躬屈節。我們中國人，這種奴性也沒有很好解決。是否需要有一個啟蒙運動？需要一個啟蒙運動，來把野蠻的、殘酷的東西肅清。”長約二萬五千字的全部發言記錄，大致“與民間輿論同步”的，筆者隻見到這麽一段。

　　這次匯聚了眾多重量級人物的高端會議，帶給我們一個印象：對於時代，“文壇”是滯後的。如日不然，不妨看看一篇《傷痕》如何就把“文壇”搞得心勞意攘，一副“不能承受之輕”的樣子——更不要說，還有人居然跟“四人幫”比誰更早批判了“黑八論”——這樣的“文壇”，沒有辦法容納文學中那些新鮮而有活力的因素。

　　所以才有《今天》一類自發文學、草根文學、民刊文學。它們進不了“文壇”，隻好走向街頭，出現在“西單牆”那樣的地方。四與那些養尊處優的“文壇”刊物相比，《今天》以近乎於零的物力，慘淡起家，卻辦到那樣的水準，取得全國性影響，給以後文學注入重要、新鮮的養分，成為文學史上不能繞過的存在……這一切，讓我們切實領受了解放中的時代所賦予文學的充沛活力。顯然，《今天》的成員們，抓住了這種活力：而三刊編委會聯席會議的“文壇”顯要，卻沒有抓住。

　　《今天》的源頭，可溯至林彪事件後北京地下文藝沙龍和白洋澱知青聚居點的自發性寫作，自那以來未嚐中斷，但始終沒有機會使作品與公眾見麵。他們采取自行打印或油印成冊的方式，在很小範圍中交流。例如，北島在一九七八年上半年，芒克在一九七八年八、九月間，都自製了個人詩作的打印、油印本。芒克說，自製詩集“可以說是辦《今天》的一個引子”。（《沉淪的聖殿》，《芒克訪談錄》，唐曉渡）

　　不過，“西單牆”使自發性寫作走出封閉，閃出機會。

　　北島述說，一九七八年秋季某日，他、芒克和黃銳三人小聚，“大家認為現在形勢不錯，然後，我就說我們是否能幹點事兒——我說辦一個刊物，當時，芒克是屬於這種性格的人，隻要有人‘煽動’他，他馬上就會跳起來。芒克說：‘好，咱們幹。’”（《沉淪的聖殿》，《北島訪談錄》，唐曉渡）

　　而芒克的回憶，將背景交待更清楚些：

　　就在我們忙著印詩集的同時，西單牆已經貼了許多大字報，還不斷有上訪的人遊行。到十月，氣氛相當熱烈了。一次我、北島、黃銳一起商量，覺得應該尋求一種更有力的形式表達內心的聲音，結論是應該辦一份文學刊物。（《沉淪的聖殿》，《芒克訪談錄》，唐曉渡）

　　編印經過不盡一一。這裏舉其一隅：紙的來源。當時紙張控製很嚴，個人難以致之。芒克說，他正好在造紙總廠工作，“就請朋友們一塊兒往外‘順’”。北京人所謂“順”，是對道德問題加以規避之後的“挾帶”或“偷”的同義語。這樣，“順”了不少紙，加上設法自購一些，在文學史上有裏程碑意義的民刊《今天》方得問世。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剛好是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的那天，第一期《今天》印畢，翌日，與社會見麵，方式是張貼。第一份張貼出來的《今天》，出現在“西單牆”，然後依次是天安門廣場東邊一排大木板、王府井某家大商店的門麵、人民文學出版社、文化部和虎坊橋《詩刊》編輯部。第三天二十四日，在北大、人大兩所高校張貼。

　　各處反響無不熱烈，駐足閱讀者甚多。張貼處留有編輯者通訊方式，提供郵購並征求訂戶。同時，也在“西單牆”等處搞現場零售。銷路迅速打開。第一期一千冊，連郵帶售很快告罄，遠不能滿足需求，又加印一千五百冊。

　　經第一期的張貼，許多有誌於草根文學的人留下聯係方式，願意加入《今天》的工作。這樣，第二期的時候，組成了編委會，並確定主編（北島）和副主編（芒克）。

　　第一期出版後，發生了芒克代表編輯部在一份民刊聯合抗議書上簽字的事情。為此，編輯部發生激烈爭論，大部分人均不認可芒克此舉，認為《今天》隻應是文學刊物，不涉及政治，爭吵竟致《今天》分裂。

　　隨即重建的《今天》因此有所規約。從內容看，《今天》專注於藝術性開拓，明確自己致力於非主流文學探索的使命，簡單說，就是使那種為“文壇”所不能接受的作品得到出路，搭建體製外作家藝術家的交流平台。《今天》由此找到了定位和角色，它的作者群，以及所聯係的各類青年藝術才俊，不單廣泛，而且以後多成大器。這當中，除北島、芒克自己，有食指、舒婷、顧城、楊煉、江河、阿城、艾未未、史鐵生、陳凱歌、萬之、梁小斌……由這名單，我們不僅麵對“朦朧詩”的全部主力陣容。亦遙見知青小說、“尋根派”以至新興藝術的幢旗。

　　《今天》，標識著自發文學或草根文學確鑿地獨立出來。從此，當代文學的線索不再是一條，而是兩條。在“文壇”內，文學憑其建國以來一貫的體製和組織架構，以自己的方式發展著：在“文壇”外，自發文學或草根文學則仰承時代的起伏變化，也以自己的方式發展著。它們一個居於主流，一個處在邊緣；一為廟堂，一為江湖。廟堂這一邊，按部就班，穩如泰山，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發表、出版、研討、評獎、職稱、住房……應有盡有；江湖這一邊，時起時落，忽隱忽現，斷斷續續，自生自滅，至論新鮮、探索、激情和活力，輒勝於廟堂。

　　後三十年文學大勢，概約如此。五“西單牆”是特定條件和時期的產物：與政治走向有同步性，承載民眾精神探索的願望，又是各種現實矛盾、曆史遺留問題匯聚和宣泄的管道……是複雜的混合體、多種意誌的共生物。

　　在訪談中，北島談道：

　　我還記得鄧小平在十一月十六日接見日本社民黨委員長的時候說：“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力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就讓他們出。”十二月二十七日，一個加拿大記者在西單牆前麵轉達了和鄧小平談話內容。當時聚集了好幾千人，我也在場。當時沒有擴音設備，所以他的講話是被一層層人聲傳達出來的。（《沉淪的聖殿》，《北島訪談錄》，唐曉渡）

　　這段回憶的內容本身，即如一首交織著多重旋律和聲部的樂曲。鄧小平不無支持甚至肯定的態度，民眾聆聽、傾聽時的專注和隱然透出的親切感、興奮感，以及一個外國人置身北京街頭、向中國民眾“轉達”鄧小平談話內容這略顯怪異的場麵……某種彼此交集、穿插、難以分解的感覺或氣氛，唯一九七八年可見，大約也隻屬於一九七八年。

　　上述鄧小平會見日本客人的談話，見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因年月已久，北島有兩處誤記：一、會見時間不是十一月十六日，是十一月二十七日；二、客人佐佐木良，是日本民社黨委員長，不是社民黨委員長。有關“群眾貼大字報”（實即“西單牆”）的那一段，《人民日報》所發新華社消息是這樣報道的：

　　有關群眾貼大字報的問題，鄧小平副總理指出，這是正常的現象，是我國形勢穩定的一種表現。他說，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利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要讓他們出氣。群眾的議論，並非一切都是深思熟慮過的，也不可能要求都是完全正確的，這不可怕。經過文化大革命的鍛煉，我國絕大多數人民群眾鑒別是非的能力和關心國家命運的覺悟是了不起的。廣大群眾是要求安定團結的，是顧全大局的。有些問題群眾有疑問，有些話對安定團結、實現四個現代化不利，要向群眾說清楚，要善於領導。

　　由於剛剛開完十一屆三中全會，有理由認為，鄧小平以上談話能夠代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高層對於“西單牆”或類似現象的看法。現在網上有一些材料，顯示十一屆三中全會期間葉劍英、胡耀邦對“西單牆”均予肯定，由於材料目前還是非正式性質，這裏暫不對原話加以征引：但鄧小平對佐佐木良的談話，確實說明截止一九七八年年底，高層未以“西單牆”為負麵的事物。

　　翌年十一月下旬，五屆人大常委會舉行第二次會議。關於這次會議，當時擔任采訪任務的新華社記者李尚誌這樣說：它是“根據中共中央的建議和精神”而召開，“特別討論了‘西單牆’的問題。”（《“西單牆”是怎樣消失的》，《新聞記者》2001年第2期）亦即特為解決“西單牆”問題召開。

　　李尚誌將其現場記錄的部分委員發言內容，抄錄文中。這些當年所不見的材料，對了解“西單牆”的結局，自然很有意義。

　　幾乎每位委員發言，都提到和圍繞“安定團結”四個字；而我們知道，這正是一年前鄧小平對佐佐木良談話的基本觀點之一。當時，鄧講了兩點：一、肯定“西單牆”是“發揚民主”；二、希望顧及安定團結。從委員發言來看，如今認為“西單牆”已經有損於此。

　　在這一總的看法之下，委員們從各自角度反映、說明、論證了“西單牆”的危害。

　　張福財委員說：

　　你北京有個“西單牆”，下邊省裏、市裏也有個類似的牆；北京不處理“西單牆”，省裏、市裏就不敢處理他們那裏的什麽什麽牆。因為下邊看上邊，地方看北京嘛！北京把“西單牆”處理了，下邊也就有了依據，就會把下邊那些類似的“牆”拆掉，全國才不至於亂，才不至於出現“文革”那樣的動亂。“西單牆”到了該拆的時候了。還有上訪問題，上邊提倡上訪，又給路費，又是接見，報紙上一個勁地支持，弄得下邊很難辦。下邊對宣傳教育部門意見很大，特別是宣傳上的片麵性，人民群眾是有意見的，思想解放不能沒有邊……

　　由此可知，“西單牆”已形成示範效應，引起全國模仿，像滾雪球那樣有越滾越大之勢。他連帶批評了“上邊”鼓勵上訪和宣傳媒體的思想解放，視為“亂象”。

　　李瑞環委員說：

　　“西單牆”一開始就是在不正常的情況下出現的，而我們有些同誌還支持，這也是不正常的。你看看“西單牆”上那些內容，都是“文革”那一套，打倒當權者，你下去我上來，為什麽我們整治不了呢？我看應該對它采取措施。有些人打著“民主”的幌子，到“西單牆”上去貼大字報，攻擊共產黨，攻擊社會主義製度，出賣情報，還有些人在那裏聚眾鬧事，堵塞交通，破壞社會正常秩序，這是社會主義法製不能容許的。如果容許少數幾個人的“民主”，就會損害全國人民的民主。如果照顧這幾個人的“自由”，就會損害全國人民的自由。他同樣認為宣傳工作上離開了馬列主義、有自由化傾向，這也必須引起我們高度重視。我覺得，當前一些報刊在關於民主問題的宣傳上，不僅有片麵性的毛病，而且也有時機上的錯誤。我們剛剛打倒了“四人幫”，剛剛結束了“文革”十年的搞所謂大民主的動亂，不集中力量批判無政府主義，相反卻一個勁地片麵宣傳什麽“民主”，我看這無論如何是不對的。

　　顯然，“安定”與“動亂”是各位委員所突出的主要矛盾，“西單牆”則被認為有導致動亂的嚴重潛質。

　　這樣談問題，或者這樣來思考，其實有特殊的語境。那就是，中國剛剛走出“文革”。“文革”一物，有個怪異而且背反的特色：雖然它根本是反人民、反民主的，但在形式上卻采取了所謂“大民主”——把所有秩序打得稀爛，上天入地，為所欲為。當其曲終人散，“文革”實際上給中國人造成一個慘痛記憶或恐慌：民主，將會帶來社會動蕩和動亂；甚至，民主就等於“亂”。知識分子自不會有這錯覺，但絕不要低估千千萬萬百姓蒙此心理陰影的可能性。中國似乎就是帶著這種記憶走出“文革”，並非隻是國家決策層警惕再度動亂，大部分普通百姓也確實懼怕和厭倦動亂，他們的表述是“折騰不起”。

　　前麵提到，盡管“西單牆”與“文革”內容截然不同，但因時代和條件的製約，它卻無奈地借用了“文革”的形式或外觀，在視覺上頗易相混。其次，一九七九年冬末春初以後，“西單牆”本身也發生一些變化，內容與話語漸集中為兩種，一是特殊人群（如上訪者、知青等）的利益訴求和意願表達，二是精英思想和精英立場。這兩者，民眾一般感覺與自己關係不大，或者說，不在普通百姓所理解和關心的“現實”之內。

　　李瑞環所說“如果容許少數幾個人的‘民主’，就會損害全國人民的民主。如果照顧這幾個人的‘自由’，就會損害全國人民的自由。”其實頗有依據。什麽是“全國人民的民主”、“全國人民的自由”？亦即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飽嚐“文革”十年乃至此前整整三十年之苦的老百姓，普遍希望迎來“太平盛世”，踏踏實實“過日子”。這種心態，一直延續到今。從某個角度，可以說中國國民心態和覺悟有問題，魯迅早年即苦於“寄意寒星荃不察”，然而揆諸曆史與現實，至少一百多年禍亂不止，如今老百姓隻想“一心一意奔小康”，並非不可理解。

　　應該看到，在思想解放運動後，中國社會價值觀已走上分化之路。起碼精英立場、知識分子使命感，與普通百姓的價值觀之間，南轅北轍。後者堅定地向往“吃飯穿衣，即是人倫物理”，而且隨著物質生活改善的日益落到實處，態度也愈加明確。時至於今，精英階層“修齊治平”那一套，在社會上基本貨而不售。

　　對此，不能簡單論以對、錯。現實從不無緣無故。凡現實即合理，反過來，凡合理亦當合於現實。以此而言，鄧小平的凡事服從“大局”，尊重實際、忍耐缺陷、理智治國的思路，可謂深諳民意、洞中肯綮。

　　所以，“西單牆”會在他曾表嘉許之後一年，由北京市人大、市政府拆除——當時宣布是“搬移”，從西單移到月壇公園。又一年，一九八〇年九月，五屆人大三次會議決定取消“四大自由”（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

　　對一九七八年，以一詞形容足矣：大開大闔。

　　闔，門板之謂；用為動詞，意“閉合”。《易·係辭上》：“一闔一闢謂之變。”一九七八年，有所開，有所闔。開闔之間，時代轉換，新局成形，就此奠定三十年改革開放、以穩為重的基業。讀《悅讀》隨感王學泰從七月底到八月中在同仁醫院作針灸，由於大夫醫術高明，就診者很多，每天都要花很長的時間耐心排隊掛號和候診。此時就以《悅讀》為伴，消磨時間。不料越讀越有感觸，便隨手簡要地記在書眉上，有暇整理成文。所涉及的文章不少是熟人或師友的作品，引文中一律稱名道姓，臨文不諱，尚祈鑒諒。

　　講人道先從對“壞人”開始王培元的《百姓的苦與公卿的苦》中的所引資料，雖然大多也知道，但經作者的編織，讀來還是感到痛楚。現在年輕人戲論史書，每好討論“你願意生活在哪個朝代”？實際上，如果做老百姓、特別是當農民，哪個時代都差不太多，真是“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當年胡適提出“五鬼亂中華”，呼籲中國人發展教育，趕走“五鬼”（貧窮、疾病、愚昧、貪汙、擾亂）；梁漱溟駁斥胡適說“五鬼”皆因帝國主義，胡適反問道，難道帝國主義沒來之前，老百姓生活就很幸福麽？問得梁漱溟張口結舌。

　　大亂一來，玉石俱焚，不僅民不聊生，公卿貴人也沒有好果子吃。“內府燒為錦繡灰，天街盡踏公卿骨”，這是韋莊《秦婦吟》中最尖銳的詩句，使得公卿們很沒麵子，弄得韋莊也以此佳句為諱。朱元璋做了皇上以後，也曾以憶苦思甜的方式，訴說元末戰亂給全民帶來的苦難。他說，我親眼見到各個階層的百姓全家在戰亂中流動，“所存眷屬眾多，遇寒朔風凜凜，密雪霏霏，飲食不節，老幼悲啼，思歸故裏，不可得而歸。不半年，不周歲，男子俱亡者有之，幼兒父母亦喪者有之，如此身家滅者甚多矣”（《大誥》三）。兩千年來太多的戰亂，太多的苦難，使得人們對生命、對苦難麻木起來。受罪、受苦、不得好死等隻要沒有攤在自己的身上，都是漠然處之。

　　嚴格來說“文革”不能算“動亂”，那是一場有精密部署的政治運動。其目的就是要“觸及”人們的“靈魂”。在主持者看來，被整的人，皮肉不受點苦，哪能觸動靈魂？因此，參與運動的中國人充分調動了聰明才智，用了許許多多人們想象不到的手段折磨他們心目中的“壞人”，甚至為了滿足折磨人的心理需求，隨意製造出一些“壞人”。此文中敘述劉少奇、彭德懷、吳晗、羅瑞卿、張誌新、林昭等人所遭受的苦難，真是令人發指，感到這是大悖人道的。因為他們好人遭難，分外令人憤憤不平，認為極不人道。我們換位一想，如果他們都是“壞人”，這樣對付他們就人道、就正確嗎？

　　長期以來，我們把人道看為一種工具和手段，對戰俘實行“人道主義”是為了爭取敵人、瓦解敵人。我們看重的是“目的”；工具、手段可以隨時調換，原則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換句說隻要認定了他是“壞人”，怎麽對付他也不為過，因為我們總是宣傳“壞人”對“好人”的殘酷，其言外之意就是我們也可以這樣來對待他們。其結果我們都看到了。這樣反複來去，把人惡性（或說獸性）都調動出來了，什麽殘酷的、不仁的手段都能拿得出來，許多都超出了人的底線。我認為評判一種社會行為，不要老聽當事人所說的“目的”，因為目的可以編造，應該多看看他們行事的手段。目的往往是抽象的，而手段是實實在在的；未有野蠻的、無恥的手段能夠達到文明目的的。當年斯大林審判布哈林，布哈林是經過多次革命考驗的老革命家，居然也因為要維護共同得來的“偉大的事業”承認自己是德國間諜，他不想一想，斯大林用那樣卑鄙的手段來對付他，還有什麽“偉大的事業”？

　　當前社會中，“四氣”泛濫——浮躁之氣、猜忌之氣、暴戾之氣、痞棍之氣。有的人歸咎於改革，實際上大多是“鬥爭時代”的產物。陰謀詭計、刀光劍影、雞爭鵝鬥，不僅分裂著社會，也在毒化人們的靈魂。經過三四十年，人們終於認識到“人道”以及其背後的博愛思想對國人的重要。對好人講人道現在沒有分歧了，其實對“壞人”也要講人道，而且講人道應該從“壞人”做起。不僅“壞人”與好人之間沒有嚴格界限，更重要的是不講人道，戕害的是自己。那種動不動就把“妓女”、“小偷”弄來遊街的，不僅戕害了主持者自己，也毒害了廣大的看客。

　　我們為什麽才追求真理？

　　讀了陳四益的《想起胡繩》，其中有一段很有趣。陳先生問胡繩：“當年你們都是反對鉗製輿論的先鋒。那時你們確信思想不能查禁，真理不能封殺，它必然會贏得群眾。所以盡管政權在國民黨手中，報刊也大多在他們手中，你們除去思想與自信，兩手空空，但無所畏懼。為什麽現在政權在共產黨手中，報刊也在共產黨手中，反而好像缺乏了當年的自信？對那些不樂意聽的話，難道不能用說理的方法，而定要用查禁的方法？”胡回答“現在不同了”。“現在掌權了”。“掌權了，就怕亂”。“當初亂，是亂了國民黨”。我們從胡繩先生回答的思路很容易看出，當初的“反對鉗製輿論”，打破思想禁忌、去追求真理的目的就在於“亂了國民黨”，是為了奪取政權；那麽自然反觀現在的“反對鉗製輿論”的人們，認為其打破思想禁忌的目的也在於“政權”了。其實這是許多國人的思路。我們為什麽追求真理？它是價值理性，還是為實現某種目的的工具？

　　人類追求真理的熱情，源於對自然和社會奧秘的好奇。雖然自古以來的經世致用的觀念往往對學者有影響，但大多的青年人出於上進求知的熱忱，才那樣積極去探索。當年“亂了國民黨”雲雲隻是一些從事政黨組織者們的想法，至於當時的廣大青年未必作如此想。就連胡繩本人當年也未必如此，這隻是他對“鉗製輿論”一種辯解。在上位者是不相信有單純追求真理的？還是為了打壓異己的意見故意把真理追求者說成有政治目的呢？

　　政治家、革命家為什麽都專橫？

　　作者講完了當年的熱情追求真理的青年變成讚成“鉗製輿論”的當權者以後，又講了魯迅《文藝與政治的歧途》一文。魯迅說文藝家不安於現狀，革命家也不安於現狀，政治家維持現狀，前兩者曾一起改造現狀，受到政治家的打壓，待革命成功了，革命家變成了政治家，文藝家仍舊不安於現狀，因此就會受到以往的革命家、現在的政治家的“排軋”乃至“割頭”。好像有點道理。其實這個問題的關鍵是文藝家與革命家雖然都不安於現狀，但兩者表現是不同的。文藝家隻是寫一寫，或說一說；而革命家是真刀真槍。隻有極權社會的政治家才把兩者等同起來。維持現代社會主要方法是“法治”，哪能憑政治家的“喜歡不喜歡”決定文藝家的存留？魯迅說的革命家、政治家對文藝家的專斷不是由於他們有真理、得人心，而是因為他們有權力，或說有暴力工具。人類文明的曆史就是不斷從叢林走出的曆史，如果革命不能把文明程度提高，那麽它與以前造反、改朝換代有什麽區別呢？

　　最洋與最土的結合讀胡平《南方大山間的小小蘇聯——“蘇維埃運動”側影》我覺得第四段兩句說得最到位：“最洋的與最土的結合；最富先驗性的和最富本能性的結合”。近百年來，革命運動鬧得最厲害當屬湘贛兩省。為什麽？原因很多，如貧困、階級矛盾尖銳、割據勢力強，山區與半山區的封閉性等等，其中還有重要的一點，很少有人說，就是遊民眾多，形成了各式各樣造反活動，有形式不同的，但不屬於政府管轄的武裝集團（比如客家大族多有武裝）。江西省是中原（包括安徽）地區遭受天災人禍以後的流民南下的第一站，從江西有的輾轉到福建、廣東、湖南、南洋，有的就在當地沉積下來。用專門從事贛南地域研究的黃誌繁的話說這是個“賊”、“民”難分的地區（見《“賊”“民”之間——12-18世紀贛南地域社會》）。這個地域的人造反精神、主動進擊精神強。台灣學者龔鵬程原籍江西吉安，也就是毛澤東詩詞中所說的“十萬工農下吉安”的吉安，也是蘇維埃活動中心。他在《俠客行》中寫父親口述中的老家也是充滿江湖豪俠之風的地方，當地“雜有許多武獷豪俠之氣。因為鄉居樸鄙，為了爭資源、鬥閑氣，村子間經常械鬥，教打習武之風甚盛”（《俠的精神文化史論》）。湖南東部可視為江西的延展，太平天國之後，特別是曾國藩等解散湘軍以後，遊民組織遍地，山、堂、香、水林立。底層社會有很強的力量。湖南鬧災時“吃大戶”就是極平常的事，不待有“農民運動”。寫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白石老人自述》中說到他湖南湘潭老家百姓生活之苦：“逢到災荒，就沒有飯吃，為了活命，隻有去吃富戶一法。他們去的時候，排著隊伍，魚貫而進，倒也很守秩序，不是亂搶亂撞的。到了富戶家裏，自己動手開倉取穀，打米煮飯，但也不是把富戶的存穀，完全吃光，吃了幾頓飽飯，又往別的地方，換個人家去吃。鄉裏人稱他們為‘吃排飯’。但是，他們這一群去了，另一起又來，川流不息地來來去去，富戶存的稻穀，歸根結蒂，雖沒吃光，也就吃得所剩無幾了。”這說的是清朝光緒二十幾年的事，離湖南農民運動還有三四十年。農民之所以有這樣威力，一是傳統，二是鄉間有“破靴黨”。齊白石說這是“不安分的讀書人”實際上就是有點文化的遊民（我稱之為“遊民知識分子”），這些組織性的活動都是他們組織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原稿中也把“踏爛皮鞋的、挾爛傘子的、打閑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遊民視為“革命先鋒”，他們就是齊白石所說的“破靴黨”。遊民希望社會動亂，所謂“亂世英雄起四方”；遊民具有主動進擊精神，敢於“得出手時就出手”。曆來所謂農民起義都得有遊民做領導和中堅（如明末的李自成、張獻忠，清朝的洪秀全），他們有豐富的社會經驗，有臨事應急的手段。而農民大多是宗法農民，他們受著宗法、土地和行政的多重束縛，如果沒有遊民的領導和鼓動，天災人禍之來，他們隻有等死的分，這也是為曆史證明的了。從陳勝吳廣開始，這二位不就是失去宗法和土地的遊民，為人傭耕；他們經過遊蕩，開闊了眼界才會說出“苟富貴，毋相忘”、“燕雀安知鴻鵠之誌”、“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才會神道設教、才會用各種手段鼓動人們去冒死“舉大事”。湖南、江西近百年一直處在動蕩之中，就與兩省多遊民有關，因此說第二次國內革命有“最土”的一麵。然而這次革命運動畢竟與以往底層社會的武裝反抗不同，它的指導思想（也就是領導人的指導思想，它也未必灌輸到每個參與者的頭腦裏去了）和啟動經費卻來自遙遠的異邦——蘇聯，而且連名字——蘇維埃都是從那裏照搬來的。據說（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當地老百姓不懂得“蘇維埃”到底是什麽意思？有聰明人解釋說：“我們這裏最早打天下做皇帝是蘇兆征，他戰死了，蘇維埃是他兒子，這是太子繼位。”可見不論多洋的東西，到了老百姓那裏，他們自有“最土”的解讀方式，這種解讀紮根於社會現實生活，來自他們所受的文化熏陶。

　　畢竟是書生

　　年輕時讀錢鍾書先生的小說《圍城》、《人·獸·鬼》和散文集《寫在人生的邊上》，就驚歎錢先生如此年輕（寫這些作品時他隻有二三十歲）就如此洞悉世事人情，令人生畏。說好聽點是“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說難聽點，不免有些老奸巨滑。後來又讀《宋詩選注》論楊萬裏詩說“讀者隻看見他瀟灑自由，不知道他這樣謹嚴不馬虎，好比我們碰見一個老於世故的交際家，隻覺得他豪爽好客，不知道他花錢待人都有分寸，一點兒不含糊。”覺得錢老太精了。可是讀了《錢鍾書邀請錢穆，尷尬與無奈》，我覺得錢先生畢竟還是書生。他懂得的那一套並沒有熟練地應用到生活中去。例如請錢穆事明知被利用，還是被拖下水。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中高調表揚了兩個死人，厲聲痛罵了兩個活人。罵的人中錢穆就是一個。五十年前，他的老師呂思勉（從錢穆當年返校講話中可見他與老師感情之深）勸他回來，他都婉拒。而且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錢穆的侄子錢偉長正當紅時，那時錢偉長是民盟副主席、政協常委，而且叔侄兩人感情很深，錢偉長的名字都是叔叔錢穆起的，為什麽不叫錢偉長寫這封信？豈不更合適？另外我想起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胡喬木請錢先生替他改詩，錢先生真的給他改了，而且改得很多，最後還經過李慎之先生的斡旋。這都顯示了錢先生不世故、書生氣的一麵。我想錢先生是這樣的人，這套世故，他都懂，但書生氣還是支配了他，使他很難實踐。

　　馮亦代先生

　　讀虞非子的《有一種痛死不瞑目》我也感到一種痛。去年章詒和先生在《南方周末》發《臥底》之前曾給我打電話，說及《悔餘日記》和馮亦代先生事。當時我也大吃一驚，因為我與馮先生也有一麵之雅，他給我的印象是那麽平和淡定。上世紀六十年代，馮先生住西城前紗絡胡同三號外文局宿舍時與我的發小好友胡天培是同院鄰居，天培常常對我說及馮先生（他稱“馮伯伯”）。一九八〇年初，我寫了一篇批評郭沫若先生《李白與杜甫》的文章——《關於（李白與杜甫）的一些異議》。天培說“拿給馮伯伯看一看”。我們一同到了三不老胡同的馮家。馮先生戴一頂藍毛線軟帽，麵色白皙，在我心目中是位典型的江南文人。後來這篇文章發在他主持的《讀書》一九八〇年第三期上，這是我在粉碎“四人幫”後發的第一篇文章，給我記憶極深刻。後來《讀書》雜誌又一直贈我，從一九八〇年代直到現在，持續三十餘年，也屬馮先生間接之賜吧。我對馮先生是很感激的。然而，詒和兄來電談到馮先生在她家臥底事，聲淚俱下，在電話的一端都能感受到痛苦給她帶來的衝擊。她反複說“一個讀書人怎麽能夠這樣幹事呢？”我也找不出一句適當的話安慰她，隻好說：“何必用他人的錯誤懲罰自己呢？”說老實話，我對馮先生這樣有名的文化人的作為也感到難以理解。此後，天培也給我打過電話。他說，“過去我老疑惑不解的事，現在豁然而解了。一九六〇年代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很奇怪馮伯伯怎麽老來打電話呢？現在弄清楚了，是向組織匯報情況。”前紗絡胡同三號院隻有一個電話，這個電話就安在胡天培住的房間的門口，我也用過這個電話。天培打電話很方便，出門就打，馮先生要打電話還要走段路。那時除了達到一定級別的官員外，私人沒有電話，馮先生匯報公事也得用這種缺少保密性的電話。

　　文人與知識分子

　　《悅讀》一連發了幾篇談類似問題的文章，如王曉漁《在非常年代維護常識底線》，苗振亞《讀書人的故事》，林穀的《從搶記王芸生臨終回憶說起》都涉及到文人與知識分子解放前後的生活與思想問題。

　　我提一個大家都知道、但自解放以來很少用的概念——文人，並用這個概念來定義解放前活躍在各大城市的文化人。文人這個詞是宋代產生、明代成熟的一個群體。這個群體到了民國期間有了新的特點，他們多來自於背叛宗法家庭的逆子（如《家》中的高覺慧）或是出身於貧寒家庭（如蔣光慈、蕭紅等）的闖蕩者。這些青年知識人大多對現實不滿，有理想、有追求。但他們脫離了家來到上海一類大城市後，麵臨的第一個問題卻是生存。如果有家裏寄錢（如高覺慧就用哥哥高覺新寄來的錢）還好辦，如果沒有這種支持，他們隻好自己去掙錢，而掙錢之道絕大多數是賣文、做文人（鬱達夫小說《春風沉醉的晚上》就是寫落魄文人的賣文生活）；有藝術才能的則投入娛樂圈（如聶耳）。這種掙錢方式是極不穩定的，因此文人們熱衷搭幫結夥，以互相提攜。比如組織社團，辦同仁雜誌，闊一點的辦書局、出版社等，其第一目的就是為了生存，當然也不排斥有宣傳自己的理想的意思。如果此時有現成的組織找到他們，又與自己誌趣相投，自然更是積極投入。文人們有的選擇了國民黨，有的選擇了共產黨，他們一般都是黨內的活躍分子。那些對政治不感興趣，整天講哥哥妹妹的一類人，自己抱團，成為鴛鴦蝴蝶派，如陳蝶衣、包天笑、陳歌辛等。因此文人對組織有較強的向心力，並愛搞小圈子，不同的圈子之間容易爭鬥（創造社、太陽社圍攻魯迅就是一例），而且無不以革命進步自詡，視他人為落伍反動。文人的理想和追求多流於感性，因此容易激進，容易接受革命，也容易頹唐。

　　知識分子，這是個新詞，指自從西學傳人，特別廢科舉、興學校以後培養出的有專長的知識人，這是過去所沒有的。這些人上承傳統的士人的風範，還受到西方價值觀的影響，因為當時的學校就是以傳授西學為己任的。知識人有專業，比較容易獲得穩定的工作，如在學校教書，在工業、商業、金融係統工作，包括一些從事技術性工作的公務員等。他們各有專長，憑本事吃飯，對於所謂組織、集團很少有依賴（國民黨執政之時，也有許多從事技術工作的公務員不願意加入國民黨）。他們各自專注自己的學問，雖然不能說他們完全沒有小圈子，但其主要精力還是在專業上。他們大多有家有業，生活安定，不願意把精力浪費在雞爭鵝鬥上。他們也希望社會進步，但多持理性態度。被熱衷革命的人們視為改良主義。

　　二十世紀中國的政治組織大多有嚴密的組織規則，再加上“從一而終”的傳統觀念，加入組織者的後半生基本上就被決定了，而文人浪漫性格與奇情幻想往往會影響他們的堅定性，何況他們在統一的嚴密組織中又往往有自己的小集團呢？因此在解放前看來很進步、很革命的文人在解放後挨整最多、最嚴厲，下場也最悲慘。

　　解放後，“文人”這個詞不用了，統稱“知識分子”，如果分析起來文人的思考方式、行事的方式還是與其他領域的知識人有很大區別的。文人的改造與其他領域的知識分子改造也有不同，他們往往是內部先鬥，一撥整另一撥。《武訓傳》、“胡風集團”、“丁陳集團”（丁玲、陳企霞）、馮雪峰、“二流堂”等事，雖然都有後麵的大政治背景的操作，但也不能說與其內部小集團完全無關。在這個基礎上，文人一批一批倒下，“最後用三十年代文藝黑線”這個名義把加入共產黨和跟著共產黨走的所有文人一鍋端了。思想活躍的文人老黨員夏衍先生從監獄出來後把過去的《剃頭歌》改為《整人歌》：“聞道人須整，而今盡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人自由他整，人還是我人。試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我聽老所長許覺民先生說：“夏衍告訴我，上世紀七十年代，他和周揚都關在秦城，‘文革’末期，兩人同時得到釋放通知，夏衍高高興興收拾行李就要走：周揚不肯走，要再呆幾天，總結坐監獄的思想收獲，向毛主席匯報。”從這個小例子可見夏衍先生還是文人，而同他屬於一個小圈子的周揚已經完全“布爾什維克化”了。馮亦代先生的想法與做法和最終的痛苦是不是與他徘徊於周、夏之間有關，如果他徹底成了周揚或夏衍都不會如此痛苦了。

　　各個行當知識分子解放後的思想改造則比較難，那時與主流思想構成衝突的主要思想也來自這些人，特別是高校知識分子。他們還有與主流思想意識爭奪青年學生的問題。因此，解放初期對他們的改造（主要是打壓“自以為高貴”的氣焰）主要是依靠廣大思想進步的青年，那時青年也感到自己被重視是時代的使命，對於自己的老師、長輩是不假辭色的。他們忘記了在以往的學生運動中，這些老師是如何保護青年學生的了。北大的樂黛雲先生是湯用彤先生的兒媳，我們從她的自述中可以感受到那個時代自認為的革命青年在對知識分子改造的中堅作用。後來的“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討論，“拔白旗、插紅旗”的轟轟烈烈學術批判運動（當時就有人批判號稱“萬能科學家”的錢偉長是最無知識的）都是以這些知識分子為標靶的，而批判的主力就是當時的青年學生。當然後來這批革命知識青年也成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成了“臭老九”。不過到此也就成了知識分子“改造”的最後一幕。

　　組織觀念

　　關於馮亦代先生的文章中有的提到了組織觀念。中國有組織起於民間結社，組織完備、規則嚴密當屬天地會。清末反清誌士各種地下組織如光複會、興中會、同盟會組織規則大都模仿天地會。因為是地下組織，對於叛離者懲罰特嚴，有“三刀六洞”之說。但這畢竟是落後的組織形式，其鬆散性是難以克服的。於是孫中山組織中華革命黨時有向領袖宣誓效忠和按手印的規定，但遭到內部許多人的反對，很難貫徹。無論革命家還是政治家對於追隨者的第一要求就是聽話，孫中山想出這些招數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後來，他向蘇俄學習，按照列寧主義原則改造國民黨，這個問題才有個基本解決。說“基本解決”，就是說國民黨是個老黨，孫中山不可能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國民黨隻能算半個列寧主義政黨，因為它保留私有製和不能放棄各類有產的支持者。這些就形成派別之爭。它的黨內派別之爭簡直是個死結：領袖與下級，也不可能做到如身使臂、如臂使指那樣。而共產黨是完全按照列寧主義原則建立的新黨，按照共產國際要求辦事，其有力量就來之於組織的力量。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以來劉少奇負責黨務，很強調組織觀念，所以他寫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教育如何當好黨員，其關鍵在聽組織的話。當時有“寧犯政治錯誤，不犯組織錯誤”之說。“文革”中雖然狠批過這句話，那是為了奪劉少奇的組織上權力，但戰勝了“錯誤路線”後，人們還是為自己站對和沒有站對路線（也就是跟對組織）而擔憂，因而有“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隊，做不完的檢討流不完的淚”的順口溜，希望能夠跟對人，站對路線。那是歧路多亡羊的時代，誰也沒有天眼通，因此隻能抱恨終生，或以“受蒙蔽無罪，反戈一擊有功”自慰。當天下安定，沒有那麽多紛爭的時候，平民百姓、普通黨員總算盼來了盛世，此時隻要跟緊領導、相信上級，嚴守規矩就可以了。馮先生懂得這個道理，他臨去時還說：“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講”。這就是嚴格的組織觀念。這很對，不應有痛苦了，但他始終沒有擺脫文人本色，所以他痛苦之極。

　　做人的底線

　　王曉漁提出了“常識底線”，其實更重要的還有一個做人底線。其實中國兩幹多年來，我們是有個做人底線的。比如不能告密，特別是朋友之間、師友之間，背師賣友，是為人所不齒的，這已經成為價值理性。例如在“一二·九”運動後，宋哲元派憲兵進清華大學抓捕幕後策動的共產黨員，姚依林在馮友蘭家藏了一周（見鳳凰台所作《水木清華九十年》）。馮先生政治上當時並不傾向共產黨，也不一定支持那次學生運動，但他做老師應該保護學生、作為知識人不能告密，這就是他的價值理性，所以他毫不猶豫地這樣做了。可是近幾十年來，把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政治視為唯一價值，其他都是工具。“文革”前學校老師參與整學生、校長向公安係統建議抓學生。一九五七年整的右派學生，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上半年各高校整的反動學生，許多老師都參與了，這一點我有親身體驗。其中匯報、告密、栽贓、陷害種種令人不齒之事都有，行同鬼蜮。人們一提起這些，當時參與者都還振振有詞，我們向資產階級作鬥爭有什麽不對？保護學生是學校的職責之一、不能告密賣友等等過去視為絕對價值的，現今在階級鬥爭和政治打壓之下變得一文不值。這種價值一元化所造成了無數悲劇，馮亦代先生在快到生命的終點的時候，仍然痛苦萬分，因為他還沒有解套。我以為在非戰爭的正常時期誰也無權以任何名義對他人下秘密的絕對命令。因為“秘密的”就不能保其正義，不是正義命令，就有不遵守的權利。

　　其實價值是多元的，統治者、社會管理者也自有其價值，但不能要求每個民眾都凜遵這種價值。《三國演義》華容道關羽義釋曹操。按說曹劉對立，不共戴天，作為劉備的部下應該劫殺曹操，但關羽寧肯冒死也要放了曹操。幾百年來讀者認同了這種“義釋”，盡管加了一些命定論的解釋。其原因在於老百姓肯定作為一個人應該知恩報恩，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曹操可能有罪於漢室，甚至得罪了天下人，更是劉備的敵人，但是他對關羽是有恩的。別的人都有權利殺曹操，唯獨關羽沒有。小說作者設計了這個情節（曆史上無其事），就是要講明人們之間的關係上不僅僅有“敵我”關係，還有許多關係，而且各有其價值。這個故事也表明關羽即使與劉備親如手足，但劉備的價值也不能完全取代關羽的價值。試想，如果關羽把曹操抓來向劉備獻功，他還能被稱為“千古完人”、還是“亙古一人”嗎？

　　人類為什麽要有一些價值理性存在，根本目的還是使人們能夠融合成為社會，使得正常的社會生活得以進行。例如誠信就是做人的底線、基本價值，因為沒有它，人際關係不會和諧，社會運轉不能正常。我曾經聽說過一個篤守誠信的故事，這不是古人的“抱柱信”，而是今人替他人受難的故事。一九八一年，我到永州參加柳宗元研討會，遇到山西大學的姚奠中先生，姚先生為人古樸誠篤，給我留下很好的印象。後來從永州去柳州的路上，山大的一位老同誌對我說起姚先生事，使我很敬佩。“老先生替別人戴了二十年右派帽子。”我很奇怪，政治帽子還有替別人戴的？山大同誌解釋說：“姚先生解放前參加共產黨領導的學生運動，曾被當時政府通緝，很革命。一九五七年整風時，領導讓他組織和動員老教師中的民主黨派成員鳴放。他認真組織，積極動員，與會者很熱情，提了許多意見。不料後來，這些意見大多被視為右派言論。領導問他這些都是哪個人說的，是反動言論，要進行反擊。這使得姚先生不解了，不是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嗎？他在組織會時也曾向與會者許諾過，自己不能不講誠信，於是他把這些言論都攬在自己的身上。”於是他倒黴了二十多年，這在當時這也屬特例，但可見帶有傳統士大夫風骨的知識分子把“誠信”看得多麽重要。維護做人的底線比“常識底線”更重要。

　　王曉漁文章中談到一些老人（黃苗子、文懷沙、馮亦代、楊憲益）的區別，其實北京文化界六十五歲以上老人都知道，楊憲益大節炳炳，自不必說；文先生那點事，大家也都知道，隻是心存忠厚，不願意說罷了。李輝年輕，做了一回說國王什麽也沒穿的小男孩。不過他的許多說法也不完全準確。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張建魁《揭開秦城監獄的麵紗》、章功《貪腐官員的服刑地》讓我知道了許多過去不知道的事情。我們現在是在建設法治社會，法治中很重要的兩條就是在依法辦事和法律麵前人人平等。“貪腐官員”一文中說對於關押在秦城的前高官，除牢房較大外，還有“寫字台、衛生間、坐式馬桶、洗衣機”，身體欠佳的“飲食可一日四餐，用餐標準和費用由國家規定和支付，家屬也可以私下打理”。“監獄雖有統一的囚服，但這裏的囚犯一般可以不穿”。當然這些遠遠不是全部。就這個問題我曾經請教過法律專家，問他們法律上是否有這樣的規定？他們都說沒有。那麽這樣做了是沒有法律依據的，然而大家對此也沒有特別的反感，好像高官進了監獄已經很委屈了，這樣寬待一些，也是人情之常。當年對待國民黨高官、日本戰俘中的高官，不是也這樣嗎？我以為當時那樣做屬於對敵鬥爭的一部分，實施的是政策。政策的靈魂就在於區別對待；現在是依法治國，其靈魂在於人人平等。

　　前兩天看鳳凰台播的《走讀大中華》，記者采訪了原來的紅塔集團董事長、現在的種植冰糖橙能手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