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六卷）

第17章 誰盜走了“北京人”

　　林斐

　　今年五十歲的周久耕是農民的兒子，從基層走上領導崗位。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日，在北京周口店龍骨山上，挖掘出了第一塊完整的古人類頭蓋骨。當時年輕的中國學者裴文中手捧剛剛挖出的頭蓋骨化石，被後來考古學正式定名為：中國猿人北京種，簡稱“北京人”。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的發現，將人類自身曆史整整提前了五十萬年。

　　周口店的驚人發現，震動了全世界。

　　就在周口店考古發掘工作進入黃金時期的時候，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考古工作被迫停止。五個出土的北京猿人頭骨化石，被存放進了美屬北京協陝西在挖祖墳姚於和醫院，由中美學者共同創建的“中國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負責保管。上千年來，大唐帝國一直是世界史上的重要奇跡，關於大唐帝國，有許多留存後世的人文見證物。比如十八座恢弘的大唐帝王陵。

　　作為帝王們的長眠之地，大唐帝王陵已經在關中平原矗立了上千年。這些龐大的陵山群，橫跨了渭河北岸六座縣城：乾縣、禮縣、涇陽、三原、富平、蒲城。陵山綿亙，長達數百裏……

　　然而，在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即將結束的時候，一條讓人震驚的消息傳來：十八座唐王陵正在麵臨著滅頂之災。唐十八陵慘遭破壞，人們憤怒地說出了這樣一句話：不知道我們陝西人還要不要祖宗？！

　　盡管在唐末五代時期，唐十八陵因為戰亂和挖盜遭到嚴重破壞。但隨後的曆朝曆代，人們都對它極為嗬護：宋太祖登基後，曾下詔進行全麵修繕，並為每座皇陵令人遺憾的定陵發掘高蒙河重新下葬龍袍兩件，以表示尊敬；從明洪武三年開始，朱元璋每年必派專員前考古結果無不伴隨著遺憾，而遺憾總是出現在考古發現之中或之後。倘若像國外評選最差電影那樣，如果評選中國考古發現史上最大的遺憾，估計絕大多數的人都會把發掘定陵排在首位。

　　發掘定陵是五十多年前的一個偶然選擇，但卻是那個年代裏的一個必然結果。

　　定陵，是明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和孝端、孝靖兩位皇後合葬的陵寢，位於北京市北部昌平一片山穀中的十三陵陵區。定陵的主人萬曆皇帝是明朝曆史上在位時間最久的一位皇帝，也是一位到今天都很神秘的皇帝。他十歲繼位，二十二歲開始修建自己未來的壽宮，多次親臨陵址現場督察。陵寢在六年後建成，他卻在紫禁城中度過了三十年與世隔絕的生活，幾乎從不上朝，也從不理政，直到長眠於這一座閑置了三十年的地下宮殿。皇帝的地下玄宮是什麽樣子？著名的《永樂大典》是不是陪葬在永樂皇帝的陵寢裏？這樣那樣的疑問一直吸引著人們，也困擾著像明史專家吳晗那樣的學者們，總想探個究竟。

　　我們“地大物博”嗎？

　　高強一九五五年十月，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先生作為發起者，聯合了當時的目前，我國共有煤炭、森工、石油等各類資源型城市一百一十八個，其中煤炭城市六十三座、有色金屬城市十二座、黑色冶金城市八座、石油城市九座。然而一些城市的定語由富含資源變成了資源枯竭。

　　二〇〇八年，國家首批資源枯竭城市，共有十二個城市。

　　二〇〇九年三月，又有三十二個城市被列入第二批資源枯竭城市。

　　全國一千零十個大中型礦山資源潛力調查，結果表明，六百多座成為儲量逐年萎縮的危機礦山，占了近63%。

　　不僅僅是這些資源城市，一些經濟大市麵臨著的是另外一種資源困境。

　　北京，成為了世界上最缺水的大城市之一。人均水資源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為領導人特製服裝八分之一，世界水平的三十分之一。

　　從上世紀初革命先驅孫中山試製第一件“中山裝”開始，每個時期的“國服”都隨著黨政領袖要表達的“革命”訴求而相應作出改變。可以說，來自社會底層的裁縫們用刀剪針線，在一代代黨政領導人的衣服上“記載”了一個世紀以來中國大陸意識形態的流變。

　　而北京市最後僅存的一家國營服裝企業——紅都服裝集團，作為大陸最早的領導人製衣特供部門，見證了中共建政後的服飾政治變遷，也幾乎獨享了為領導人製衣的政治光環。

　　二十世紀初，孫中山在日本橫濱的中國城，向封建帝製“開了改革的第一槍”，即廢除長袍馬褂，“盡易舊裝”。

　　孫中山將創製中國新服裝的意圖傳達給日本服裝界的華僑後，華僑們采用西裝造型和製作技術，參照日本學生裝、士官服和鐵路工人的製服，融入中國服飾文化傳統，依據中國人的體型、氣質和社會生活新動向，試製出了後世以“中山”命名的中山裝。

　　這種中山裝，直翻領，裝有附代蓋的四貼袋。袋蓋做成倒山字形筆架式，稱為“筆架蓋”，象征著中國民主革命要重用知識分子。胸前原先是七粒紐扣，後來把門襟的七粒鈕扣改為五粒，象征五權憲法；袖口四粒鈕扣改為三粒，象征三民主義。

　　一九二九年，中山裝被國民政府定為“禮服”，所有政府工作人員以之為工作製一個北漂藝人之死徐滔服—大小官員無差別，以示與封建製度下的階級差別有別。而後來的革命者，劉旭是一個曾經在北京電影製片廠門口“趴活”的群眾演員，是一位北漂藝人。他有著一對大大的眼睛，一副濃濃的眉毛，一張圓圓的臉，充滿男子漢的英氣。但當我看到他的照片時，他已經悄然離開人世。

　　劉旭是一位在北京漂泊的東北藝人，以在娛樂場所“走穴”演出為生。二〇〇七年五月二十日，他的屍體在一家高檔娛樂場所的消防水井中被發現。隨後公安部門認定，他屬於溺水死亡。可是劉旭為什麽會在俱樂部的消防水井中溺水而死？他當晚在這家俱樂部裏都遭遇了些什麽？幾個月的時間裏，他的死亡一直蒙著一層層神秘的謎團。

　　在北漂藝人的圈子裏，許多人都認識劉旭。他是遼寧人，出生於一九八〇年三月。他的父親是一名坦克兵，母親是一家工業設備安裝廠的工人。劉旭從小就喜歡唱歌跳舞，上小學的時候，他常常在班裏世界每年有多少種語言在消失？

　　[英]傑西卡·威廉姆斯和學校參加演出，做聯歡會的節目主持人。他十二歲的時試想，你是最後一個講英語的人，你認識的人中沒有人懂得你所說的這種語言。因為再也不會有人對你的孩子們講這種語言，因此你會覺得把它教給你的孩子們毫無意義。試想一下，這種語言消失後你的感受：所有不能翻譯的英語諺語和俚語，例如a stiff upper lip（諺語，意思是：麵對困難或危險而能表現得堅定沉著）、a stitch in time（諺語，意思是：一針不縫九針難補，及時處理事半功倍）、a New York minute（俚語，指一段很短暫或快速的時間），都將消失。也不會再有人唱“咩咩！黑羊叫”和“編一個玫瑰花環”的英文歌了。所有那些與之有關的曆史和文化的記憶線索都將消失。

　　世界上目前有六千多種語言，其中至少有一半屬於瀕危語種。這些語種正在世界的各個角落逐漸消失。事實上，有位科學家曾指出語言種類的消失比鳥類和哺乳類動物消失的形勢更為嚴峻。東英格蘭大學史蒂夫·蘇澤蘭教授計算得出，過去的五百年中，百分之四點五的語言已消失——鳥類消失的比例是百分之一點三，哺乳類是百分之一點九。

　　其中三百種語言的使用者超過一百萬人。漢語、英語和西班牙語的使用者最多。有十種主要的語言是世界上半數人的母語。但是有六千種語言會的人不多——因此全球有一半的語言其使用者很少。

　　語言，就像人類的其他表現形式一樣，出現又消失了，數千種語言沒有留下任何存在過的痕跡。隻有少數幾種語言，例如巴斯克語、古希臘語、古希伯來語、拉丁語，曾經在曆史上持續存在了兩千多年。現在這些語言消失的進程似乎越來越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稱世界上每年有十種語言在消失。

　　世界語言目錄《民族語》指出，有四百十七種語言說的人很少，瀕臨滅亡；目前隻有一人會說喀麥隆洛人的語言，僅有一人懂俄勒岡的克拉瑪斯語，隻有瑞典和挪威的一小部分人會說薩米皮提阿語（SammiPite）。

　　那些曾在偏遠地區存在的語言，在同外部世界擴大接觸的情況下，現在幾乎都消失了。講國際通用的語言，肯定會對於那些希望通過交流贏得更多發展機會的人們有所幫助。結果，他們可能還沒意識到他們還沒有把自己的母語教給孩子們。

　　語言在人們遷移的過程中也可能會消失，比如當人們從一個偏遠的小村搬遷到一個大都市，或是當他們的生存環境被石油勘探等行為破壞時。自然災難在奪走人們的生命的同時也帶走了他們的語言，比如印尼馬魯古群島僅存五十人會說堡羅希語（paulohi），他們在一次地震引發的海嘯中全部喪生。

　　政府對於語言的消失也負有一定的責任。在指定了官方語言的國家，官方語言將成為人們教育孩子們的教學用語，成為執行政策法規的語言，也是商人們的工作語言，這樣將對許多小語種造成毀滅性的影響。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澳大利亞禁止土著居民講他們自己的語言，當時土著語言有四百多種。據“世界瀕危語言地圖”報道，現在當地隻有二十五種土著語言存在。

　　如果一種語言消失了，又會有什麽跟著消失呢？有些人認為語言的消失隻是物種不斷進化的一個標誌，在提倡交流的時代，語種同一化隻是進化的一個負麵影響而已。很顯然，如果全球都使用同一種語言，那將多麽方便——有些行業已經體現了這一點，比如英語已成為飛行員和航空管理人員的必學語言。但是，這種便利帶來的危險也是顯而易見的。隨著語言的消失，這種語言反映的生活方式和係統知識也可能隨之消失。複雜的宗教儀式，口耳相傳的曆史也會隨之消亡。世代積累的有關植物、動物和環境的知識也將停止傳遞。人類獨具的描述周圍事物的天賦及豐富的創造力也將變得越來越貧乏。

　　簡而言之，語言表明了我們的身份和地域特色。新西蘭的一位毛利語老師安妮·若西西總結道：“如果你在成長的過程中不說本族語言，將不知道自己是誰。”

　　人們甚至還可以讓一種已經消失的語言恢複生機。在公元二百年左右，古希伯來語曾一度被禁止使用，但是後來猶太人把它當成“神聖的語言”又開始使用。在十九世紀晚期，本·耶胡達發起了複興運動，他的目標是重創希伯來語，使它成為猶太人的語言。創造新語言成為猶太複國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樣當猶太人返回他們的家園時，將使用同一種語言。本·耶胡達還自創了上千個詞語，並鼓勵大家在家和學校都講希伯來語。目前希伯來語的使用者有五百多萬人，其中百分之八十一是以色列人。

　　人們似乎開始明白失去語言意味著什麽。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在倡導語言多元化，鼓勵人們保護文化遺址和有民族特色的公園，同時還鼓勵人們保護無形的文化資產。語言處的主任約瑟夫·波斯建議每個人應至少學會“三種語言”——母語、“臨近國家”的語言和國際語言。甚至我們還可以在學校教授瀕危語言，從而創造一個挽救語言的體係。

　　現在才開始挽救那些隻有幾個人使用的語言也許太遲了。因為使用這些語言的人已經老了，而且因為用得少，很多以前知道的詞語現在都已經忘了。但是這似乎是我們認識這些語言的最後機會，也是我們挽回損失的第一步。

　　候，父母由於感情不合離婚了。父親把家裏所有的財產都留給了他們母子，孑然一身離開了家。

　　在母親的嗬護下，劉旭一天天長大。劉旭天生就有藝術細胞：他不但擅長唱歌和表演，還彈得一手好吉他；在十八九歲的時候，他就自己作詞作曲，寫出了第一首歌。

　　劉旭始終不能忘記父親，在可以靠表演掙到錢的時候，劉旭重新找到了父親。雖然父親不肯再踏入他們的家門，但逢年過節，他會去看望父親，平時父子間也時不時通個電話。

　　二〇〇三年，二十三歲的劉旭懷揣夢想，來到北京尋找發展機會。剛來北京的時候，因為找不到演出機會，劉旭常到北京電影製片廠門口“趴活”。不論春夏秋冬，北影廠門口總聚集著許多像劉旭一樣追求藝術夢想的人，當年，王寶強就是其中的一位。為了渺茫的成功機會，也為了掙點兒飯錢，劉旭經常一早就守在北影廠門口，直到天黑才離去。

　　一個初冬的早上，他剛走到北影廠門口，就看見旁邊有幾輛中巴車，一個光頭的人正招呼等在那裏的一些人排隊上車。“去哪裏呀？”“去拍外景！”劉旭一聽就上車了。

　　中巴車把劉旭和其他人被拉到了距北京城幾十公裏外的荒郊，負責服裝道具的人讓大家脫下厚厚的外套，穿上又薄又髒的戲服。劉旭和一群年輕的小夥子扮演土匪，其他人扮演老百姓。導演說，今天拍的是一個戰亂時期的大場麵，“老百姓”在前麵的荒地裏和山丘上“四散逃跑”，“土匪”在後麵追攆。

　　劉旭和同伴們在高低不平的荒地裏拚命奔跑，初冬的北京已經非常寒冷，郊外的風吹得隻穿著單薄戲服的他們直打哆嗦，導演不喊過，他們就得一遍又一遍重來。同伴們不停地埋怨，而劉旭沒有，他的心被拍電視劇的新奇和喜悅填得滿滿的。等中巴車把他們送回北影廠門口時，天已經黑了。那個光頭給每人發了二十元錢，有的人不滿意，跟他大聲爭吵起來。劉旭才知道，光頭和劇組的人熟悉，負責“組織”大家去演戲，然後從中扣錢獲利。

　　除了偶爾拍戲，劉旭大多數時間都是在失落中度過的。北影廠門口每天都有幾百人等活，劇組每次需要的也不一樣，不是每次都能挑中他。而且拍一次戲，隻有二三十塊錢的收入。於是，吃飯就成了問題，住宿則更是個難題。在北京，這兩項都是一筆很大的開銷。這批北影廠外的特殊人群，就這樣掙紮著。劉旭住過地下室，吃的是賣給工地民工的盒飯——這種盒飯最便宜；也挨過餓，一整天就吃一個饅頭。後來他在離北京城區二十公裏外的大興郊區，租下了一個大雜院裏的一間舊平房。為了工作，每天都要花兩個小時倒三次公共汽車，輾轉奔波到城裏。

　　劉旭堅持了下來，並漸漸有了一些人際關係。二〇〇五年，他認識了在北京某演藝俱樂部擔任主持人的牛麗。牛麗經常介紹一些藝人去俱樂部演出，這些藝人多數都是北漂一族。

　　牛麗和劉旭非常聊得來，為了幫助劉旭，她給劉旭提供了不少演出機會。慢慢地劉旭不用再去北影廠趴活了，固定在牛麗工作的俱樂部裏擔任歌手。每天晚上八點，俱樂部都會安排一場熱鬧的演出，有模特表演、人蛇共舞，還有主持人幽默的“脫口秀”表演。最初，劉旭在這兒的工作是一些串場演出，也就是最初級的“跑龍套”：在一段熱鬧的表演結束後，他穿插著給客人唱幾首歌，緩解一下客人的心情。雖然不是什麽重要表演，工資卻長了不少，每個月都能拿到二千多塊錢。

　　從此，劉旭算是踏進了半個演藝圈，至少身邊接觸的朋友都是在俱樂部裏演出的。沒多久，劉旭有了女朋友，叫李馨，也是從東北來京闖蕩的年輕人。李馨性格外向，擅長交際，經常穿梭於北京大大小小的演出俱樂部之間。這種到處演出的舉動，在圈內叫做“走穴”、“趕場”，誰走的穴多，就說明誰的能力大，收入也越高。劉旭認識李馨時，正趕上李馨在這家俱樂部裏跳舞，兩個經曆相同的年輕老鄉一見麵，就有了誌同道合的感覺。

　　在俱樂部這種“小演藝圈”裏，人際關係尤為重要，一些朋友找到了新的演出機會，沒準兒就能幫身邊的朋友一把。劉旭通過李馨和朋友的介紹，增加了不少演出機會，他的藝術才華更充分地發揮了出來。

　　劉旭打算簽一家演藝公司，做一名真正的藝人。但是劉旭到演藝公司一打聽才知道，像自己這種絲毫沒有名氣的藝人，是需要自己拿包裝費的，最起碼也得一百萬。

　　母親孫容從來都是劉旭最堅定的支持者。可是，劉旭這幾年的積蓄，再加上孫容半輩子的積蓄，隻夠五十萬這個數字的零頭。劉旭找過父親商量簽約的事兒，父親也願意幫忙，但是父親五十多歲下了崗，把全部存款拿出來，也隻是杯水車薪。

　　簽約不行，劉旭想到了進修。二〇〇六年五月底，北京電影學院開始招生了，劉旭也報了名。但考試當天，他看到電影學院裏裏外外黑壓壓擠了上千人，就感覺希望渺茫。

　　他跟身邊的考生一聊，發現不少人都有專業基礎，或有提琴、鋼琴、薩克斯管等音樂特長。他們都做了精心準備，並經過專業老師的輔導。劉旭看看自己，沒有專業基礎，沒有什麽獨特的專長，沒有背景，沒有根基，沒有錢，條件顯然差得很遠。

　　他連考場的門都沒進就離開了。

　　經過這兩次經曆，劉旭的心又回到了從前。他安下心來繼續在京城各個娛樂場所間奔波，去演出，去掙錢，去尋找也許會遇到的成功機會。

　　在北京打拚的這幾年，劉旭在大大小小的娛樂場所嚐試過各種角色。他唱歌，給人伴舞，演小品，做主持人，他的機智和幽默贏得了不少人氣。做主持人的收入比較高，一般一場演出有近五百元，這讓他的經濟狀況大為好轉。為了讓母親住得舒服一些，劉旭退掉了大興的平房，另租了一處離市區比較近的一室一廳。

　　二〇〇七年三月十四日下午，一位朋友給劉旭打來電話，說某俱樂部的一位演員臨時有急事，晚上無法出演，舞台總監讓他推薦個替代的演員，問劉旭可不可以晚上去趕個場。劉旭一口答應了下來。他很高興，因為這家俱樂部是京城知名的高檔商務會所，不少商務人士都在那裏談生意、休閑，以前他還沒有機會到這裏表演，希望通過這次“救場”，能讓自己今後多一條演出的渠道。下午六點，劉旭吃過晚飯，洗了澡，往手提包裏裝好了演出服和伴奏帶。

　　出家門時，他親親熱熱地對母親說：“媽，我去一個俱樂部演出，唱幾首歌就回來。您甭惦記，我十一點前一定到家！”

　　可是當晚，劉旭卻沒有出現在這家俱樂部的舞台上。

　　劉旭離奇失蹤了。

　　接到劉旭失蹤的消息，孫家的親戚趕到了北京。他們穿街走巷散發尋人啟事，還在報紙上連續刊登了六天尋人廣告。孫容和親屬們連劉旭可能路過的下水井都看過（他們卻沒有想到劉旭會在另一口水井裏）。所有能找的地方全找了，所有能想到的辦法都試過了，最終還是沒有劉旭的消息。

　　二〇〇七年五月中旬，北京的天氣開始轉熱。五月二十日，一個晴朗的日子，這家俱樂部的一名管道工對位於俱樂部後部演員通道一側的消防水井進行檢查。打開井蓋，竟然看見井裏泡著一具屍體！管道工嚇壞了，一失手，井蓋磕在地上，碎成了幾塊。

　　當即，俱樂部向派出所報了案。

　　警方經過比對，發現這具男屍和兩個月前孫容報案時所稱男子的體貌特征十分相似。經過調查，確定死者就是劉旭。在二〇〇七年三月十四日這天晚上，這家俱樂部並沒有發生過打架等治安事件，警方經過調查，排除了他殺的可能性，沒有刑事立案。

　　二〇〇七年九月三日下午二點，法庭對此案進行公開審理。劉旭的小姨孫芹和聘請的律師作為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出庭。被告俱樂部委派了一位律師出庭。旁聽席上，坐著至少二十家媒體的記者。記者們關注劉旭瘋了的母親，關注此案的審理結果，更關注法庭能否搞清楚劉旭的死亡之謎。

　　原告律師首先進行陳述。原告律師說：“警方對劉旭死亡的調查結果，認定劉旭是失足掉進消防水井中溺水死亡，這是由於該俱樂部的管理疏漏所造成的。劉旭接到演出工作後，到達了俱樂部，他準備從俱樂部後邊的演員通道走進後台。在演員通道旁邊有一座假山，假山前掛著一個門簾，門簾不遠處就是消防井。但因為是第一次去這家俱樂部，再加上當天是晚上八點多鍾，天色已黑，通道上不僅沒有標誌，也沒有任何照明設施，劉旭本應該從通道左轉上樓，但是通道右邊假山前的門簾，讓他誤以為是上舞台的小門，結果墜入水井中。”原告出示了三份證據：一份警方出具的劉旭落井死亡的證明，一份醫院出具的劉旭母親孫容精神分裂症的診斷證明，還有一份是劉旭的親人隨警方到溺亡現場察看後，憑記憶畫的事發現場草圖。原告當庭提出要求俱樂部賠償死亡賠償金、被撫養人生活費、精神損害賠償金等共計八十四萬餘元。

　　輪到被告質證了。俱樂部的委派律師，一上來就否定了劉旭和俱樂部的關係。俱樂部的律師麵無表情地表達了俱樂部方麵的意見：法官必須要對此案的疑點進行調查，俱樂部不同意在莫名其妙的情況下，賠錢給劉旭家屬。

　　孫芹無法按捺內心的憤怒。除了憤怒，還有沮喪，因為俱樂部對他們出示的所有證據都不予認可，而他們再也拿不出更多的證據了。她向法官提出一個申請：調閱警方卷宗。

　　法官同意了。事後證明，這是一個決定最後審理結果的極其關鍵的決定。法官還決定將聯絡劉旭到俱樂部演出的中間人張離追加為本案第三人。

　　主審這起人身賠償案的宋培海是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奧運村法庭的法官。以辦案細膩著稱。

　　這起人身賠償案判決的關鍵在於：被告人到底有沒有過錯？有多大的過錯？遇難者自身有沒有過錯？有多大的過錯？

　　警方的卷宗從公安局調來了，好幾大本，摞起來有近一尺高。宋培海把厚厚的卷宗一頁一頁、一行一行細細地全看了。

　　第二次庭審在二〇〇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聯絡演出的中間人張離來到了法庭，當庭做了陳述：我是這家俱樂部從二〇〇六年三月到二〇〇七年五月聘用的舞台總監，負責管理舞台演出和演員。演員經常要換。當天，因為一個演員來不了，有人推薦劉旭。那天的演出時間是從晚上九點開始，演員們都是自己趕到俱樂部，從俱樂部側麵的一個專門的小通道上樓。

　　晚上八點十五分左右，我接到他的電話：‘張姐，我到了。’我說我在路上，堵車，我十分鍾後到，讓他在二層的門口等我一會兒。

　　“可我在那個門口沒有見到他。演出前半小時，我不停地給他打電話，話筒裏的聲音卻始終是‘您撥打的用戶無法接通’。以前演出從來沒有人誤過場，後台也特別著急。我就打電話找介紹劉旭來的朋友，介紹人給他電話也無法接通。掛斷介紹人的電話，我讓我們的工作人員在俱樂部裏找了個遍，沒能找到人。演出結束後，我還一直給他打電話，到晚上十一點多以後，他的手機就變成‘您撥打的用戶已關機’了。”

　　為此，張離還給劉旭發過一條短信：“你到底在哪兒，速跟我聯係，不管什麽事兒，你得給我解釋清楚。”張離說沒有人能想到，那時劉旭其實就在俱樂部，泡在冰冷的井水中。

　　張離的出庭證明了劉旭當晚的確是受邀去這家俱樂部演出的。劉旭自殺的可能被排除了。

　　然而，被告律師仍然全盤否認俱樂部對劉旭之死負有責任。針對張離的證言，被告律師表示：“俱樂部隻與張女士的公司有演出合同關係，至於劉旭是不是張女士公司請的演員，和俱樂部無關。”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五日，宋培海法官第三次對此案進行了公開審理，這次，劉旭的家人沒有到庭，出庭的隻有雙方的律師。

　　當天，法院對此案做出了一審判決：“根據現有證據，可以排除劉旭係他殺、自殺導致死亡，可以認定劉旭係因夜間失足墜入被告俱樂部後部的消防蓄水池內導致溺水死亡。”

　　法院認為：“在建築物內從事經營活動的經營者，對在此建築物內活動的公眾負有安全保障義務。如果經營者沒有在合理限度範圍內履行安全保障義務，造成他人人身損害，應當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朝陽區人民法院一審判決被告俱樂部於判決生效後十日內賠償劉旭母親死亡賠償金等各項損失共計七十萬元。

　　一審後，這家俱樂部不服判決，上訴到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二〇〇八年五月，二中院經過審理，駁回了俱樂部的上訴，維持了一審判決。

　　感謝法院的判決。這個判決結果，體現了法律對生命的尊重。但是無論多少金錢，也無法彌補一個年輕生命的毀滅，以及對他的家庭造成的傷害。

　　這個世界上最不能被原諒的過錯就是對生命的忽視。

　　包括國民革命軍和紅軍、新四軍、八路軍軍服，無不受其影響。

　　毛澤東作為中共領導人，同樣選擇了中山裝。

　　中共建政後，要群塑新中國領導人在國際舞台上的形象，必須有好的西裝裁縫，而當時好的“洋服”裁縫和服裝店幾乎都集中在上海。一九五六年，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協調北京市領導彭真，以北京被服廠名義，與上海市第一商業局談妥，從紅幫裁縫的聚居地上海，抽調一些服裝名店和裁縫高手赴京工作，“支援首都建設”。

　　一九五六年三月至四月，滬上二十一家服裝店，二百餘名職工先後遷到首都，並分別在東交民巷附近以及北京飯店、東單和王府井周圍，開設了西服加工的作坊。

　　同年秋，中央辦公廳又從上海招收了十二名服裝技師，成立了“中央辦公廳特別會計室服裝加工部”，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核和體格檢查，專為中南海裏的中央首長們製裝。

　　這十二名服裝技師，皆出自上海紅幫門派——舊指為“紅毛”（洋人）縫製洋服的裁縫。由於洋服店是浙江寧波商幫長期經營的傳統行業，因此紅幫裁縫中以寧波人最眾、技術最強、勢力最大。有些裁縫即使不是寧波人，但追溯其師宗多屬寧波人。如十二人中的田阿桐，雖然是江蘇揚州人，但早年在上海灘拜寧波籍紅幫裁縫為師。

　　“特別會計室服裝加工部”，其實就是由這十二名服裝技師組成的製裝小組，這些名師原來在上海時，大多已成家立業，為讓他們安心在中南海裏工作，周恩來特批他們攜眷來京。

　　田阿桐、王庭焱等名師們進了中南海後才明白，原來，“特別會計室服裝加工部”在當時成立的真正目的和首要任務，就是為毛澤東研製合體的著裝，包括讓毛以嶄新的形象出現在一九五七年中共“八大”的主席台上。

　　於是，十二人進入半軍事化封閉狀態的工作中：吃住都在中央辦公廳一個小院的集體宿舍裏，上午九點準時上班，下午五點下班，周日可上街購物，但須遞交假條，按時回來再銷假。遇領導人緊急製裝任務，一連數周加班加點，甚至通宵不歸家。

　　這些紅幫技師們上崗前一律被要求學習保密守則，即使是日常通信也被嚴格要求保守秘密，與親人朋友“不能說太多自己工作上的事，會暴露首長們的隱私”，對外統稱“中南海工作人員”。每月，他們都按時在中辦領取幾塊錢的工資。

　　製裝所需的麵料，隻需裁縫們發話，中央辦公廳便會派人去各地廠家定向采購。十二名服裝技師各有千秋，比如淩溪生師傅以做女裝見長，帶一隊人專門給女賓做衣服，田阿桐和王庭焱負責給領導人做特體服裝。

　　為毛澤東製作中山裝時，十二名紅幫名師沒有照搬中山裝原有的款式、造型，而是按照毛的體型、神態大膽改進了原來的中山裝。將上麵兩個衣袋的兜蓋改為彎而尖，墊肩稍微上翹，兩肩更加平整服帖。領子變化最大，領口加寬，翻領變得大而尖，完全改變緊扣喉部的格式。

　　“八大”來臨，毛澤東穿上這套中山裝後，拍了標準像，站上主席台的一刻令海內外矚目，西方將這款大尖領中山裝稱為“毛裝”（Mao suit）。之後，標準像被放大懸掛在天安門城樓正中。

　　“毛裝”就此讓中南海裏的紅幫裁縫們名揚海內外。

　　完成“毛裝”的製作後，特別加工部的十二名紅幫裁縫於一九五八年搬出中南海，來到了東交民巷的紅都服裝店。實際上是國務院外交部外交人員服務局的一個服裝加工部。

　　對紅都公司而言，為中南海最高領導人和外國友人製裝是壓倒一切的政治性任務。紅都服裝店的裁縫，中辦幾乎隨叫隨到。

　　而中辦根據領導人的偏愛，往往指定專門的裁剪師為之服務。給人“量體裁衣”自然少不了測量一下人體相關部位的尺寸，然而，為領導人做衣服卻會例外。當時出於安全考慮，為毛澤東做衣服的裁縫都不能靠近他，自然也談不上“量體裁衣”，隻能靠“目測”解決問題。第一次，田阿桐在工作人員帶領下來到毛澤東所在的中南海書房時，已是午夜十二點了。盡管田阿桐從來沒有通過“目測”來做衣服，但憑著幾十年的經驗，他站在離毛澤東五米遠的地方，一次“目測”成功。

　　紅幫名師餘元芳也有過類似經曆。一九六四年的一天，為周恩來做過幾次服裝的餘元芳，被周安排到中南海會見廳，要求目測來訪的西哈努克親王、王妃和王子，隨後為他們一家三人做大衣和西裝。餘元芳經仔細觀察，兩天後送來三套服裝，西哈努克一家穿後發現很合體，大為驚奇。

　　同年四月的一天，餘元芳突然被中辦人員電話催促，趕往西郊機場乘中國民航的一架專機去昆明。當時這架外交部租用的專機上隻有外交部禮賓司司長餘沛文和一名普通官員，上機後餘元芳才知道，國家主席劉少奇在訪問了印度、緬甸、柬埔寨、越南四國後，準備再到印尼訪問。在昆明作短暫停留時，劉吩咐外交部用專機接餘元芳到他的住處，再給他的衣服作一番修改。

　　在田阿桐等老一輩裁縫的回憶中，中南海眾多領導人中，最難做的是鄧小平的衣服。鄧小平不要衣服裏有襯布和裏子，因而設計、製作起來相當麻煩。但這並沒有難倒紅都的裁縫高手們，經過一段時間摸索，田阿桐終於做出了令鄧小平滿意的衣服。

　　一九八三年之前，紅都公司不對外營業，來這裏定製服裝的人須持有部級以上介紹信。看到衣服領口有紅都品牌，當時人們馬上會產生兩個印象，你是政府高官，或是出國人員。除了紅幫名師的老鄉親朋，普通北京市民一般無緣穿上紅都服裝店製作的衣服。

　　為適應改革開放新形勢和服裝新潮流，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紅都公司變身為“紅都服裝公司”，紅幫裁縫們打破計劃經濟體製，開始接受團體業務。

　　一九九二年，紅都加工部正式對社會開放，與市場接軌的紅都時裝集團公司，傳統政治優勢不減，仍為中央領導，國內外政經界、文化界等知名人士製裝，獨家承擔為全國人大、政協兩會代表製裝的任務。

　　二〇〇〇年以後，除了紅都公司，外交部禮賓司有時也會派人在全國範圍內甄選服裝廠家給領導人製裝。

　　（摘自《鳳凰周刊》）

　　杭州，連續多年出現電力緊張，不得不拉閘限電。

　　我國煤炭人均可采儲量98.94噸，僅為世界人均的53%。

　　石油人均可采儲量僅為世界人均的15%。

　　天然氣人均可采儲量僅為世界人均的10%。

　　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僅為世界的三分之一，排名第八十八，是全球十三個貧水國之一。

　　森林覆蓋率隻相當於世界森林覆蓋率的61.3%，全國人均占有森林麵積隻有世界人均占有量的21.3%。

　　我們銅鋁隻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六分之一和九分之一。

　　……

　　得天獨厚的地之稟賦給了我們聚集財富的砝碼，同時，我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交換無度的瘋狂挖掘使資源枯竭，不斷削弱我們“地大物博”的底氣，越來越多的城市被迫躋身資源枯竭型城市的行列，患上“荷蘭病”。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荷蘭發現天然氣，荷蘭政府大力發展天然氣，天然氣“一枝獨秀”，荷蘭其他產業中斷。十年後，天然氣幾近枯竭，荷蘭出現收入降低、失業率增加等不良反應。短暫繁榮的代價是長期的後遺症，這就是“荷蘭病”。

　　資源枯竭型城市，指的是由於該城市資源豐富，把資源開發加工作為主導產業，對資源的依賴性很大，但隨著資源的枯竭，城市賴以發展的“龍脈”被斬斷，城市經濟出現大滑坡。如今，患有“荷蘭病”的城市不是幾個，十幾個，幾十個，而是上百個。

　　這些資源型城市“成也資源，敗也資源”，曾因資源豐富而搭上急劇繁榮的快車，但犯了竭澤而漁的錯誤，短暫繁榮後重症重重，蕭條比繁榮來得更為迅猛。

　　人們不能抱怨祖先留給我們的財富太少，而是由於有些人太過貪婪。資源意識薄弱，隻盯著稅收和GDP增長，隻關心口袋裏又多了多少銀子。政策上的“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鼓勵采礦者對財富毫無節製地追逐，導致一個個大礦產資源豐富的城市變得瘋狂且目光不夠長遠，中國礦產資源不斷被透支。政府戀稅，企業戀礦，礦山被掏空的速度越來越快。

　　礦產地質環境破壞，誘發地質災害，出現地下水枯竭、水土資源受汙染等環境惡化現象；大量礦工失業，除了挖礦，他們什麽都不會，下崗這個詞語對於他們尤其沉重；大量農民失地，他們的土地再也挖不出“金子”，沒有了土地，哪裏才是活路；城市依仗的資源優勢已經消失殆盡，滯後的資源優越慣性還在發揮作用，經曆陣痛，卻擺脫不了資源依賴情緒；市場規律被打破，產業過於單一，人員被高度專業化，城市若轉型，很難吸引外來產業和資金……這些都是“荷蘭病”的後遺症。

　　“地大物博”，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經典寫照。今天，人們向這個約定俗成的詞語提出憂患般的質疑，“現在時代不同了。地大物博應該請出中小學課本，從小應該以人均資源的缺少來對資源引起足夠的重視”。

　　一百五十年前，一位叫李希霍芬的德國人隨外交使團來華。兩赴山西考察後，這個德國人說：“中國是世界第一石炭國”、“山西煤炭資源可供世界兩千年之用”。我們也一直把地大物博寫在中小學的課本中。但今天，我們要重新審視我們的資源了。

　　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的國土，蘊藏著一百七十一種礦產資源，它們的生命周期悄然變化。

　　自一九九三年中國石油消耗首次出現拐點成為石油淨進口國以來，進口量逐年增加，直到占據石油消費的半壁江山。有人預測，到二〇三〇年，中國的石油對外依存度將高達80%。另一個預測同樣震懾人心：全球石油可用四十年，至多一百年。

　　我們把希望寄托在清潔的核能。在中國的能源比例構成中，核能僅占微小的1.6%。我國屬於貧鈾國家，現有探明的天然鈾儲量，最多可供四千萬千瓦裝機容量的熱核電站運行五十至六十年。未來中國的鈾礦資源中，三分之一國內供應，三分之一國外找礦，三分之一依靠進口，中國鈾資源需求的對外依存度高達66%。

　　於是，我們不得不依靠煤炭。在中國的能源結構中，石油是貧乏的，煤炭是富足的。作為世界最大的煤炭消耗國，中國的煤炭消耗曾占能源消耗總量90%以上的壓倒性席位。

　　工業化的階段性，發電需要煤，燃燒需要煤，冶煉需要煤，中國現在大量地燃燒煤。然而，今日的工業環境，早已不同於西方的工業化環境，不允許大量燃燒煤炭。熱值高又便於儲運的石油，成為各國的首選資源。其次為天然氣、核能，煤炭最次。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中國鐵礦從人們視野中消失。位於河北遷安的鐵礦，素有“鐵遷安”之稱。儲量豐富，且埋藏淺，易於露天開采。鐵礦石主要供京津唐鋼鐵基地。自一九六八年起，挖掘了不過四十年的遷安水廠鐵礦，十億噸儲量所剩無幾，這個大坑，麵積是方圓數公裏。

　　我國的稀有金屬較多，很多稀有金屬如鎢、稀土等儲量居世界第一。令人抱憾的是，這些工業、國防、航空領域中的“工業牙齒、工業味精”，也瀕臨殆盡。

　　二戰時期希特勒曾哀歎：“要是再給我一萬噸鎢砂，就可以征服俄羅斯。”抗日戰爭初期，德國為了獲得中國的鎢礦，不肯支持結盟的日本侵華，竭力在中日之間調停。因為支撐大規模裝甲作戰全世界消耗的80%～90%的鎢資源，都是來自中國。二戰時期，由於從土耳其進口鉬礦的渠道被切斷，從中國進口鎢礦的渠道被切斷，納粹德國軍事工業受到嚴重影響。由於濫采，中國的鎢礦資源也瀕臨枯竭。有色金屬總公司直屬的十年以下的大中型礦山有九個，年產鎢精礦一萬噸以上，預計七八年後都將消失。

　　甘肅白銀，以產銅、金、銀、鋁、鉛、鋅而聞名，當地地方誌記載：鳳凰山下，日出鬥金。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兩萬噸炸藥炸掉了連綿數百裏七個山頭，爆破震驚世界，由此拉開了白銀開發建設的序幕。今天，這裏的礦山已經關閉了80%。

　　……

　　正當我們歡天喜地告別刀耕火種的農業社會，興奮地邁向工業社會時，卻遭遇了礦藏危機。幾千年的資源需求總和，與今天幾十年的開采相比，竟是如此微不足道。

　　突然間，地不再大，物不再博，像一場從天而降的夢魘，人們驚慌了。從“地大物博”到“地小物薄”，也不過彈指幾十年的時間。如果我們仍然以相同的速度，在我們的國土上濫采，我們將很有可能進入資源枯竭式的徹貧。

　　大自然終究恩慈，在我們腳下埋藏了世界第一的稀有金屬。然而，我們在世界資源分布圖上的富饒，往往使得這些稀有資源成為世界各國覬覦爭奪的對象。稀有金屬資源被濫采並賤賣。按照目前的開采速度，再等三十年，世界上最大稀土礦——包頭白雲鄂博礦藏將消失；再等二十年，江西稀土資源礦將消失；再等十四年，世界儲量最大的中國鎢礦資源也將消失。

　　即使這樣，中國還麵臨著更重要的問題，就是中國的人均數量。再大的數字，用十三億作基數來除，都將得到一個很小的結果。

　　二〇〇五年，人均煤炭可采儲量為八十八噸，為世界平均值的62%；

　　二〇〇五年，我國人均石油可采儲量隻有一點七噸，僅為世界平均值的6.6%；

　　二〇〇五年，人均天然氣可采儲量為一千七百九十七立方米，僅為世界平均值的6.5%；

　　二〇〇五年，我國的人均水資源量隻有二千三百立方米，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是全球人均水資源最貧乏的國家之一；

　　根據二〇〇五年公布的“第六次森林資源清查”結果，中國森林覆蓋率18%，僅相當於世界平均水平的61.52%；人均森林麵積0.132公頃，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地大物博應該退出中國課本了。中國的資源總量相對豐富，但人均絕對不足。

　　建國五十多年來，我國的GDP增長了大約十倍，同時礦產資源消耗增長了四十倍。以二〇〇四年為例，我國消耗的各類國內資源和進口資源約五十億噸，原油、原煤、鐵礦石、鋼材、氧化鋁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別為世界消耗量的7.4%、31%、30%、37%、25%和40%。而創造的GDP卻隻相當於世界總量的4%。

　　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文化部副部長沈雁冰、人民日報社社長鄧拓、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長範文瀾等人，聯名上書政務院，請求發掘明成祖永樂皇帝的陵墓長陵。這在今天是一定要經過全國人大議程但絕對不會被表決通過的上書，但在那個年代卻很快就獲得批準，盡管當時它受到了來自國家文物局局長、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鄭振鐸和副所長夏鼐先生等考古專家們的理性反對。

　　不過，吳晗他們上書請求發掘的長陵是十三陵中的首陵，由於建造麵積實在是太大，一時難以找到墓道，考古學家們隻好放棄原有計劃，決定先找一個小一點的陵墓進行試掘，等積累一些經驗後再發掘長陵。在其他十二陵的調查中，他們偶然發現定陵有塌陷漏洞，由此定陵成了最初上書發掘長陵計劃的試驗品。

　　當兩年以後發掘完工時，考古人員已在反對無效卻又不得不參與領導的夏鼐先生的指揮下，曆盡艱辛地把地宮內的所有文物都清理了出來。遺物總計約三千件，絕大多數是萬曆皇帝和他的兩個皇後生前使用的生活用品。這些奇珍異寶作為隨葬品被埋入地宮，原本是為了讓墓主人在死後仍能繼續享受奢侈的生活，可在三百多年後它們被考古發掘出來時，大多已經腐朽破碎。萬曆皇帝和皇後的屍身也已腐爛，隻剩枯骨了，而且他們的葬式看上去顯得很奇特。

　　在棺槨中發現的萬曆皇帝的金冠，用一百五十根細如發絲的金線，經過拔絲、編織、焊接等非常複雜的工藝製作完成，重量隻有八百二十六克。用一百多粒紅藍寶石和五千多顆珍珠鑲嵌的鳳冠，重二千三百二十克。色澤瑰麗、典雅莊重的鳳冠，比起輕薄似紗的皇冠要重了許多，肯定不適合經常使用，恐怕隻是在奉迎大典時才偶爾使用。這樣的鳳冠共出四頂。

　　金器和首飾永遠是皇家的最愛。金器二百八十九件，幾乎都是手工製成；首飾二百四十八件，其中簪就占了一百九十九件，表明發型和發飾同樣是用來彰顯皇家威儀的，僅次於皇冠和鳳冠。王室和皇家的女性總是引領著新風尚，這不由讓人感慨萬千。除了頭飾，定陵出土的衣物四百六十七件，也大多是供帝後穿戴的。但說到威儀，那還得說是萬曆大典用的五件袞服最為惹眼——這種一衣所成，用工十年的十二團龍袞服，萬曆皇帝身穿一件，棺內還放了四件。

　　與這些華貴服飾相配套的，也是出土最多的隨葬品是織錦布料，總計一百六十五匹，僅萬曆皇帝身邊就放了六十九匹。在此之前，還從沒有發現過數量如此眾多的古代絲織品，而且整匹的絲織品在出土時色彩依然豔麗。但這些每一件都堪稱精品的專為宮廷織造的衣物和絲織品，在發掘出土後卻慢慢變硬、變脆、變黴……比出土文物的變質更叫人痛心疾首和毛骨悚然的事情，還在後麵。

　　那是定陵發掘十年後的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一天，定陵博物館大門前的廣場上，一大群紅衛兵高喊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把萬曆皇帝朱翊鈞和孝端、孝靖兩位皇後的屍骨砸爛後付之一炬。考古學家們精心發掘並用了一年多時間才拚合完整的三位帝王、帝後的屍骨，從此不存。在南京博物院龔良院長主編的《中國考古大發現》一書中，特別記錄了有關萬曆皇帝和帝後的骨架被焚毀前後的一些細節：

　　郭沫若對萬曆的屍骨十分關心，他對考古發掘人員說：“萬曆帝一生多病，有人說是瘸子，但到底是什麽病使他身體變形，卻成了不解之謎。將來可用多種手段測試，凡能做到的都要詳細分析研究。”

　　吳晗在被捕入獄之前，曾以極其悲傷的心情對夏鼐說：“文獻記載，罌粟在明代中葉就已傳入中國，作為藥用，我總懷疑萬曆生前抽過大煙，可證據不足。本來萬曆的骨頭可以用來化驗，好證實真假，然而一把火，什麽也別想了。”他含淚說：“作銘（夏鼐的號），在定陵發掘這件事上，到現在我才明白，當初我們的爭論，你和老鄭（指鄭振鐸）是對的，你比我看得遠。”

　　這段話是吳晗先生在紅衛兵焚燒萬曆皇帝和皇後屍骨一年後所說的。又過了一年，他懷著無盡的悲憤和悔恨，慘死在獄中。這一年離他當初發起上書發掘定陵墓整整十四年，但月份卻是相同的，都是十月。吳晗去世二十一年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編寫的《定陵》考古發掘報告正式編輯出版。吳晗去世三十二年後，定陵考古發掘在二〇〇一年入選二十世紀中國一百項考古大發現。

　　“如果”二字，永遠是遺憾的後悔藥。如果不是二〇〇三年而是再早幾十年，包括定陵在內的整個十三陵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這個成為全人類共同遺產的昔日皇家陵寢，可能就不會被開啟；如果國務院最後不是出於長陵規模大，決定先試掘小一點的定陵，今天在地下含笑的就是萬曆皇帝而不是永樂皇帝；如果吳晗先生不提出發掘可以開展對明史研究的學術理由，不認為發掘帝陵建博物館才是貫徹毛澤東“古為今用”的方針，才能對廣大人民群眾進行階級教育和曆史唯物主義教育；如果吳晗先生不是當時的北京市副市長，隻是一位普通的明史專家；如果吳晗先生在鄭振鐸和夏鼐的極力勸阻後，慎重考慮，改變初衷，不再急切地催請國務院……那就不會給中國考古留下一個永遠無法痊愈的病灶標本。這個標本一直吊掛在中國考古的天空下，成為後來無數發掘帝陵言論的鎮靜符和冷卻劑。下麵提到的乾陵，就是因為當時吸取了定陵發掘結果不利於保護文物的教訓，才停止了進一步的發掘計劃。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一天，因修西蘭公路需要大量石料，陝西省鹹陽市乾縣附近的農民去乾陵所在的梁山炸山取石。炮聲過後，在清理碎石時他們發現了幾根石條。原來這炮點恰好炸在乾陵墓道上，石條就是墓道的階梯。考古學家隨後對墓道進行了清理，還發現了陵墓入口的金剛牆。如果打開金剛牆，乾陵地宮即可麵世。但能不能發掘皇陵，不是陝西所能決定的。當時他們組成代表團進京請示主管部門，向中央有關部門遞交了《乾陵發掘計劃》。當時的文物局領導沒有明確表態，建議他們去參觀一下正在進行發掘工作的定陵，結果定陵不盡如初衷的考古使乾陵的計劃再也無法實施下去。現在看來，定陵的發掘教訓可以說是挽救了乾陵。

　　今天，定陵已成為北京市最著名的旅遊景點之一，每年都吸引著數百萬遊客來到這裏。人們在被這個古老的中國皇陵深深折服，感受著一代皇帝的傳奇和魅力時，可能根本不知道關於它曾經有過一個讓我們受用至今的細節：當年極力反對發掘但又不得不受命參加發掘定陵的鄭振鐸和夏鼐先生，痛定思痛，上書國務院，請求立即停止再批準發掘帝王陵墓的申請。當年作出同意發掘批示的周恩來總理立即批準，隨後通令全國，試掘定陵後再發掘長陵的計劃，就此擱淺。

　　如果說發掘定陵有所收獲的話，那就是中國其他帝王的陵墓從此保住了！

　　來祭祀；清朝時，清政府曾對唐陵重新進行立碑、劃界，並專設“陵護”人員承擔陵區保護重任。

　　關於這橫跨六縣的唐王陵的毀壞，最早的寧靜於上世紀七十年代被打破。那時候，皇陵迎來的不是拜祭的後人，而是挖掘機、炸藥、雷管和運輸車隊——隨著陝西省內各大城市的迅速發展，鐵路以及各種建築設施的修建都需要大量的石料。在高利潤的誘惑下，有人竟打起了皇陵陵山的主意。這期間，國家有關部門曾下重力整治非法炸陵采石的行為，但由於種種原因收效甚微，毀陵行為愈演愈烈，到了最後，唐十八陵居然遭遇了滅頂之災。

　　二〇〇九年年底，《國家人文地理》對這些被後人糟蹋得遍體鱗傷的祖先陵墓進行暗訪……

　　采訪的第一站，就是位於關中平原中部的鹹陽地區三原縣，這個因境內有孟侯原、豐原、白鹿原而得名的小縣城，在曆史上被三位皇帝看作風水龍脈——大唐開國皇帝李淵、敬宗李湛、武宗李炎的陵寢都被安置在這裏。

　　從鹹陽市區出發，在一望無邊的關中平原上經過三個多小時的顛簸，抵達了三原縣徐木鄉。史料記載，公元六三五年唐高祖李淵駕崩，就在此地“封土為陵”，後人將它稱為獻陵。當時的獻陵壯觀罕見，分為內外兩城，內城四門各有石虎一對，南門外矗立著一對高大的華表和石犀，在陵墓的周圍，還分布著六十七座皇親重臣的陪葬墓，宛如眾星捧月。

　　作為大唐帝國的開國皇帝，李淵墓的恢弘壯觀完全可以想象。但遺憾的是，我們的采訪車在狹窄的鄉村公路上轉了數圈，經過多次詢問，最終才搞清這座巨陵的位置。在詢路的過程中，甚至連當地人都忘了陵主本名叫李淵，隻知道這裏有個“唐王陵”。

　　眼前的一幕卻讓我們黯然神傷：陵前的華表早已破碎不堪，隨處可見散落的石雕碎塊，從那被幾塊磚頭重新墊起來的倒塌的墓碑目測，我們才勉強可以辨別出神道的位置——昔日寬闊的神道早已不見了蹤影……

　　記者在獻陵旁的永合村進行走訪。這裏曾經是陵的西門所在地。五十一歲的村民鄧大爺祖上幾代人都在這裏居住，在他的引導下，記者見到了一尊被草垛掩埋得隻露出半個腦袋的守護獸，鄧大爺解釋道：“現在偷盜者多啊，隻能這樣勉強保護起來……”

　　接下來，先後走訪了敬宗的莊陵，武宗的端陵，以及唐之先世李虎（李淵的爺爺，被追諡為唐太祖）的永康陵，其狀況都讓我們備感遺憾；破碎的皇陵，一片廢墟，讓昔日的輝煌與今日的蒼涼匯聚，也讓古代的人文與現代的工業狹路相逢……

　　我們采訪的第二站是蒲城縣，這其實是唐十八陵破壞最為嚴重的地方。

　　蒲城縣共葬有五位皇帝（其中葬於惠陵的李憲後來也被追諡為“讓皇帝”），其中包括中國曆史上的傳奇皇帝唐玄宗李隆基——就是那位曾經把大唐帝國推上極盛巔峰，又因紅顏禍水讓國家岌岌可危的“唐明皇”。他謝世之後的墓地，曆史上稱為泰陵，具體位置是以蒲城縣東北金粟山為陵，在山腹中建造墓室，四周還繞陵築牆。據《舊唐書》記載，這個陵墓是唐玄宗親自選定的。當時，李隆基來到金粟山，看見崗巒有龍盤鳳翔之勢，就對身邊的人們說：千秋後，宜葬此地。

　　我們驚異地發現：麵前的陵山，早已籠罩在采石爆破騰起的煙塵中，飛揚的塵土甚至讓神道上原本青翠的鬆柏，變成了土黃色……當我們一行登上泰陵東門往下看去，一座投資千萬的巨型采石場讓人震撼：大到六輪卡車、小到三輪農用摩托車，正熱火朝天地運輸碎石，炮聲、機械轟鳴聲此起彼伏……整座陵山，全都成了采石的戰場，隻有缺胳膊少腿的“守陵人翁仲”（翁仲是秦代一名文武雙全的大將，他的石像被廣泛立於帝王陵前，象征著帝王的文治武功），還忠心地站在陵前。

　　陵山上遍布著的，還有“洛陽鏟”留下的探洞。所謂“洛陽鏟”，其實是一種考古專用工具，是用來探測地下墓葬的。據當地人介紹，這些“洛陽鏟”探洞，有些是考古隊留下的，但更多的可能來自盜墓者……

　　泰陵周邊的采石活動在二十一世紀初形成規模，采石和石料加工所得的收入，已經成為當地村民家庭收支的主要來源，陵區村莊一半以上的勞動力都參與了其中。

　　“前幾個月，那邊的采石場還挖出過陪葬的石馬等文物。”一位工作人員歎了一口氣：“有關部門已經出了通告，二〇一〇年起停止采石，不過從現在的情況來看，難說，唉……你們再逛逛吧，注意別給文件拍照，這些都是不能複原的寶貝，我得多去山上轉轉，冬天是盜墓賊的活躍期……”

　　在蒲城縣的采訪中，我們還看到：遭到爆破的並不僅隻是泰陵，還有憲宗景陵和穆宗光陵。穆宗李恒與憲宗李純是一對父子，他們的陵寢位於距離泰陵僅數公裏的堯山一帶，在這裏，記者看到，陵山滿目瘡痍，兩座陵寢已被多個采石場緊密包圍，尤其是景陵，甚至已經有采石場完全侵入了陵園內，嚴重破壞著景陵的整體風貌。

　　帶著遺憾的心情，我們的采訪車一路走走停停。當我們來到穆宗光陵的時候，記者看到了充滿反諷的一幕：在一座蒲城縣人民政府所立的“陵山文物本體不容破壞”的警示牌之後，就是多個規模龐大的采石場……記者一行遂下車察看，突然，攝影師一聲低喝：“快走。”轉身一看，原來是采石場的工作人員看見有人拍照，遂衝出來多人，叫罵著向采訪車奔來……記者在迫不得已下的情況下，隻能迅速駕車離開。

　　在采訪中我們了解到：目前的唐皇十八陵，多數都曾經遭受或正在遭受采石破壞。蒲城縣的相關資料表明：在二〇〇六年，當地三十二家水泥企業產值曾超過八點五億元。陝西省蒲城縣文物局局長賀正全對這個問題非常無奈：“陵區五萬多名群眾都是靠天吃飯，產業比較單一，采石打工是他們無法選擇的生計，隻能是靠天吃飯，靠山致富，說白了就是挖山。”

　　陝西考古院研究員張建林，從一九九五年便開始參與唐十八陵的研究與保護工作，他對這些破壞痛心疾首：“陝西境內的鐵路、高速公路修建都需要大量石料，於是，更多的采石場在利益驅使下，動作比以前也更甚，晝夜不停地挖，甚至一個月就能讓一座小陵山消失……”

　　同時，記者還了解道，實際上從唐代後，曆朝曆代統治者都對陵區采取過嚴密保護措施。比如在宋代後很長一段時間裏，朝廷不但定期對皇陵進行修繕、祭祀，同時還規定當地農田耕種者需要承擔對陵區內所有石刻、林木的保護責任，作為回報，朝廷不征收其農業稅……

　　禮泉縣與乾縣位於鹹陽北部，兩地共有昭、乾、建、靖四座唐皇陵、葬有五位皇帝。盡管相較其他十四陵受到的破壞要小，但千年時光裏，它們依舊飽經風霜。

　　這其中，昭、乾二陵最為著名。昭陵位於禮泉縣東北九嵕山，埋葬的是太宗李世民，陵墓麵積達兩萬公頃，除了一百八十多座陪葬墓外，最具特色的就是“昭陵六駿”——這六塊按照李世民生前常騎乘的六匹戰馬雕琢而成的石刻，既象征他所經曆的六大主要戰役，也代表了他在王朝建立過程中立下的赫赫戰功；乾陵建於公元六八四年，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夫妻皇帝合葬陵，裏麵埋葬著高宗李治和中國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全陵曆時二十三年才修建完成，堪稱“曆代諸皇陵之冠”……

　　從禮泉至乾縣，不過幾十分鍾車程，但這裏卻記錄了唐帝國最悲慘的記憶：唐陵曆史上第一次遭到焚毀就發生在這裏：唐代宗時期，吐蕃入侵，焚毀了位於禮泉縣的建陵（建陵埋葬的是玄宗李隆基之子李亨，“安史之亂”中玄宗西逃，李亨趁機繼位，史稱唐肅宗），連皇帝的牌位都被亂兵砸碎，十八年後才得以修複。

　　在五代時期，這裏的唐陵更是多次遭到盜墓者的挖掘破壞。時任幽州盧龍節度使的朱泚、農民起義軍首領黃巢等人都曾是破壞唐陵的禍首，而最出名者，則當屬時任耀州節度使的溫韜：關中地區廣為流傳，溫韜出生時有匪星劃過昭陵，有迷信者傳說：一個會給唐皇陵帶來劫難的“災星”降世了——事實上，許多史書也都對溫韜挖盜唐陵有明確記載，後人認定十八陵中除乾陵因開挖時天降暴雨驚雷未能挖開外，其他十七陵均未能幸免，甚至有專家認為，陪葬昭陵的王羲之《蘭亭序》真跡之所以再未現世，很可能就是在溫韜盜陵事件中被毀。

　　在昭陵下，記者走訪了關中地區著名的“袁家村”——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一座大型水泥廠在這裏崛起，昭陵的石頭使這裏成為關中地區最早富起來的村子。後來在政府保護陵山的號召下，水泥廠關閉，昭陵好歹是保住了剩下的身體。不過，人們卻很難再見到完整的“昭陵六駿”了——六駿中的“颯露紫”和“拳毛騧”兩駿，一九一四年被盜賣到美國，現存於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其餘四駿在一九一八年也曾被砸成幾塊裝箱企圖外運，幸被攔截，為保安全被迫搬離昭陵，現存於陝西省西安碑林博物館……

　　難道，我們真的隻能眼見這唐皇陵被蠶食成廢墟？為什麽曆經宋元明清的千年風雨，唐皇陵尚能留存，現在卻將粉碎？為什麽連日本人都會贈巨款修複唐陵，我們自己卻為了利益對祖先下如此狠手？

　　四年之後，包括這五個“北京人”頭骨化石在內的全部人類學研究資料，在轉移到美國的運送途中，神秘失蹤。

　　如此國寶，何以要轉移出國？移送途中，到底發生了些什麽？誰是最後一個見過北京人頭蓋骨的人？

　　“鑒於美日關係日趨緊張，美國正與中國站在一條戰線共同抗日，我們不得不考慮在北平新生代研究室的科學標本安全問題……我們準備同意將它們用船運往美國，委托某個學術研究機關，在中國抗戰期間替我們暫為保管。”

　　——這是一封求助信，信件的日期是一九四一年一月十日，寫這封信的人是時任國民黨中央行政秘書長的翁文灝，這封信被同時發給協和醫學院院長胡頓、新生代研究室名譽主任魏敦瑞，以及美國駐中國大使詹森。信中所提到的“北平新生代研究室的科學標本”，正是當時保存在協和醫院的北京人頭蓋骨。

　　北京人頭蓋骨堪稱國寶，中國國寶出境，這可是非同小可啊，各方麵都不敢貿然行事。然而，隨著戰事越來越激烈，蔓延的硝煙，對於文物的威脅已經越來越明顯。在經過將近一年的反複考慮之後，到一九四一年年底，重慶國民黨政府和美國方麵終於達成一致意見：頭蓋骨化石由美國領事館安排，帶出中國，暫存美國。

　　想把如此珍貴的文物帶出北京，遠渡重洋，誰來帶？怎麽帶？這就不能不提到胡承誌。一九四一年，胡承誌時年二十四歲，是新生代研究室名譽主任魏敦瑞的助手，同時也是專門製作化石模型的技師。當時在轉移頭蓋骨之前，魏敦瑞特別授意胡承誌給北京人頭蓋骨化石製作了相同大小的模型，後來寄去了美國。

　　現有資料表明，胡承誌就是最後一個見到和摸到“北京人”化石的中國人——北京人頭蓋骨化石在轉移前的全部裝箱工作，就是由他來親手完成的。

　　根據胡承誌的回憶，“先將骨骼用擦顯微鏡頭用之細綿紙包好，再用軟紙包著，然後再裹以潔白醫用吸水棉花後，用粉蓮紙包上，然後再用醫用細紗布多層包在外麵，裝入小箱，再用吸水棉花填滿，小木箱內周圍六麵有具有彈性之黃色瓦楞紙數層包好，一一裝入大箱內，用木絲填裝。”

　　對於頭蓋骨的丟失，胡承誌非常痛心，直到現在，他還清楚地記得所有的細節。在胡承誌當年向國民政府提交的這份遺失報告中，他詳盡描述了裝載化石的經過，包括裝化石所用的兩隻大箱子的形態：二〇〇六年，胡承誌向北京周口店遺址工作人員又一次回憶了當時的裝箱情況，這位當年的技師還憑記憶畫出了清晰的箱子草圖。

　　按照中美協商和美國公使館的安排，這兩隻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