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維民
蔣介石是我的父親和革命友人,現在卻是我的敵人。幾天前,他已經不再是革毛澤東講話時,曆來不喜歡別人做筆記,更不喜歡錄音。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曾兩次批評錄音工作,後來被稱為“秘密錄音”問題。“文化大革命”時期,林彪、“四人幫”一夥把所謂“秘密錄音”問題炒得沸沸揚揚,並且把所謂“秘密錄音”篡改為駭人聽聞的“秘密竊聽”,不僅是強加在楊尚昆頭上的一大罪狀,還在全國範圍內株連了一大批幹部。
楊尚昆作為中央辦公廳主任,是這一事件最主要的當事人,他是怎樣評說所謂“秘密錄音”問題的呢?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楊尚昆撰寫回憶錄,同中辦的一些老同誌共憶往事時,自然而然地說起所謂“秘密錄音”問題。
楊尚昆說,所謂“秘密錄音”,這個問題本來很簡單,事情過去了,可以不提了。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它搞得神秘化了,說是“秘密竊聽”,如此駭人聽聞,其實隻需幾句話就可以講清楚。他說:
錄音工作的建立是從一九五四年黨的七屆四中全會開始的。錄音的目的,開始是為了核對速記,保證會議記錄的準確性;後來隨著技術的發展,建立了錄音檔案,錄音帶成了中央檔案的一部分。
毛澤東講話曆來不喜歡人家做記錄。這在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作關於斯大林問題的秘密報告事件發生以後,表現得更為明顯。但是毛澤東是我們黨的領袖,講話沒有記載,留不下個東西,我這個辦公廳主任不是失職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有一次我向毛澤東提出,以孔子墓蒙難記劉炎迅後不管開什麽會都應該作個記錄才好。毛澤東說那你和胡喬木兩個記一下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山東省曲阜縣政府接到消息,外地的紅衛兵即將衝過來,他們正一路打砸,毀壞文物。曲阜一中的學生們在孔廟大門上貼出了“緊急行動起來,防止階級敵人的一切破壞活動”標語,並將本來開放的孔廟東華門、西華門和南門封了起來。
許多農民來到孔府門口站崗,他們來不及製作紅袖標,就在胸前別上一個紅布條,寫著“貧下中農”。
此時,曲阜縣委書記李秀公開演講,說“三孔”是國務院明文規定的全國重點“文革”中的部分名人墓文物保護單位,破壞它,就是破壞國家財產,幹擾鬥爭方向。他後來回憶,當時的想法是,當譚厚蘭等人挖了孔子墓後,當時的“文革”風雲人物戚本禹很認可他們的行為,公開稱讚說:“造反造得很好!”這句話簡單有力,掘墳風迅速蔓延全國。
諸如明太祖朱元璋、明朝一代名相張居正、明末抗清英雄袁崇煥、中國文學巨著《西遊記》作者吳承恩、《聊齋誌異》作者蒲鬆齡乃至近代“戊戌變法”的主角康有為、抗日戰爭中為國捐軀的張自忠上將等人的墓,都在那個癲狂的年份裏被破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