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六卷）

第26章 當前需要研究的若幹重大問題？葚

　　◎吳敬璉

　　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三十年的路程了！回首看看這三十年進程中學界和百姓關注的諸多問題，是十分有意義的。

　　最近三聯書店出版了經濟學家吳敬璉所著的《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此書分析了中國一係列經濟和社會問題。對這些年來社會上的一些焦點問題，作者也作了回答和辨析。無論是從事經濟工作的，抑或對經濟不熟悉的讀者，讀讀此書，都會有所裨益。以下是收錄在此書中的一篇文章——

　　如何評價十一屆三中全會

　　以來的改革開放路線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路線，究竟是一條應當堅持的正確路線，還是一條應當否定的錯誤路線？這是過去兩年從黨內開始繼而涉及整個社會的第三次改革大爭論的焦點。在這場爭論中，傳統路線的支持者重彈他們在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一年大爭論中唱過的“取消計劃經濟、實行市場化，就是改變社會主義製度，實行資本主義製度”的舊調，指責改革。他們把中國改革說成“是由西方新自由主義主導的資本主義化的改革”，指責改革的領導人是“背叛了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走資派”和“資改派”：“一是經濟上繼續推行私有化”，“中央領導在上邊極力號召各地‘大力發展非公有製經濟’，閉口不提大力改革公有製經濟”。“二是在政治上繼續推行自由化”，“具體表現就是拋棄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背叛無產階級專政”，“這兩年，中央莫名其妙地提出一些沒有階級性和革命性的口號和主張，例如什麽‘以人為本’、‘和平崛起’、‘和諧社會’、‘小康社會’等”。“三是在外交上繼續實行投降妥協的路線。我們黨這些年根本不講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了，也不提帝國主義。新班子上來也不講”。“在改革中，私化、西化、腐化、分化基本完成，並且一再借改革開放在製度上肯定下來，培養了一些親美的新資產階級分子”。他們還攻擊說，當前醫療、教育體製存在的弊端以及國有資產流失、貧富兩極分化乃至礦難頻發等問題，都是由這種市場化的“資改路線”造成的。

　　據此，他們提出的“革命任務”是：“學習文化大革命文件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文獻”，徹底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平反昭雪”，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打倒國內的壟斷資產階級和黨內的修正主義分子”，“對資產階級全麵專政”，還“應當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改革開放反對派的這種宣傳鼓動，已經造成相當大的思想混亂，其阻擋改革腳步、破壞社會和諧的消極後果正日益明顯地顯露出來。

　　他們對改革開放的指責是不是真有道理？回到“左”的路線重拾“階級鬥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甚至“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實行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對我們的民族意味著什麽？對所有這些問題，都很有必要給予明確的回答。對於他們引為口實的種種社會問題到底是由改革造成的，還是由於改革受到阻礙因而不到位或不徹底造成的，也需要正麵講清楚。否則將無法團結全國人民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建設富裕、民主、文明和和諧的中國。

　　什麽是我們追求的社會主義目標

　　改革的反對派攻擊改革開放的重要的論據，是說改革開放背棄了社會主義目標。

　　問題的症結在於，什麽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什麽是值得為之努力奮鬥的社會主義目標？

　　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曆史上，對於什麽是社會主義，曆來有不同的看法。從一開始，社會主義者所追求的目標，就是社會公正和人民的共同富裕。過去在社會主義各國流行的說法卻是一種從蘇聯搬過來的國家主義曲解。它把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規定為：1、國有製的統治地位；2、實行國家計劃。或者用一九九六年所謂“第三個萬言書”的說法：“國有製是公有製的高級形成和社會主義必須追求的目標”。為了追求這一目標而進行的全麵國有化，以及“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等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是普遍的貧窮和幾千萬人的生命損失，因而遭到了人民的唾棄。

　　在經曆了“左”的路線橫行造成的巨大災難之後，鄧小平根據從事領導工作數十年的切身經驗，透徹地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蘇聯的說法也沒有搞清楚什麽是社會主義。“我們過去照搬蘇聯搞的社會主義模式，帶來很多問題”，“一九五八年經濟上搞‘大躍進’，使生產遭到大破壞，人民生活很困難。一九五九、一九六〇、一九六一三年非常困難，人民飯都吃不飽，更不要說別的了”。“一九六六年開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這是一場大災難”。改革開放以後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些問題才逐步得到解決。按照鄧小平的說法，“社會主義的本質”、“社會主義的原則”、“社會主義的任務”、“社會主義的目的”、“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不是別的，而是“解放生產力，逐步實現全國人民的共同富裕”。

　　可是近幾年來，一些傳統體製和傳統路線的支持者再次搬出蘇聯教條，根據蘇聯的社會主義定義斷言鄧小平和中共領導“執行了一條修正主義路線，走了一條資本主義複辟道路”；與此同時，他們大肆為那些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倒行逆施翻案，甚至斷言“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曆史性的人民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在這種情況下，辨明社會主義本質，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開放，就成為政治上的迫切需要，也正是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對自己的黨員和幹部進行黨的路線教育所必須完成的首要任務。

　　現代化過程中社會分層的新變化

　　和對中等階層的政策

　　如何對待在現代社會中嶄露頭角的中等階層（西方統稱為“middleclass”，在中國，有時也譯為中產階級或中等收入階層），對任何一個現代政黨而言都是一個性命攸關的重大政治問題。

　　各國現代化過程中社會結構的一個重大變化，是以各類專業人員為主體的新中等階層（新中產階級）的崛起和取代傳統社會中的權貴階層，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來，隨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的進展，這種趨勢在中國社會中也開始表現出來。包括技術人員、經理人員、教學科研人員、醫護人員以及公共機構工作人員在內的專業人員和隊伍不斷壯大，在社會經濟體係中的作用也愈來愈大。按照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他們是工人階級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國執政黨必須依靠的基本社會力量。但是，一些頑固堅持“左”的錯誤思想的人繼續把專業人員看做一種異己的力量，把知識分子說成是“資產階級的一部分”或者“無產階級全麵專政”的對象。在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二年的改革大辯論中，市場化改革的反對派甚至宣稱，“中產階級”是“危險的異己階級”，主張對他們采取限製和壓製的政策。隻是在鄧小平一九九二年“南巡”講話對那些反改革的“理論家、政治家”的言行痛加批判以後，他們才有所收斂。不過他們始終沒有放棄這種“左”的錯誤觀點。

　　雖然改革開放以來黨政領導一再重申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方針和發揮專業人員積極性的政策，二〇〇二年的中共十六大還確定了“擴大中等收者比重”的正確方針，但在幾次“左”傾思想回潮中，傳統路線的支持者仍然利用一些人的民粹主義情緒蒙蔽“弱勢群體”，挑撥他們與中等階層之間的關係，煽動“反精英”和“仇智”。這種宣傳鼓動，已經造成部分社會關係（例如醫患關係）的緊張狀態，嚴重損害了專業人員發揮聰明才智、服務社會和企業家群體艱苦創業、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對構建和諧社會形成威脅。對於這種社會動向，必須認真對待。

　　關於分配政策的思考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黨政領導針對“左”的路線下平均主義極大地損害了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和抑製了經濟效率提高的嚴重情況，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方針。根據這一方針，我們在赤貧人口大幅減少和居民收入水平逐步提高的情況下適當拉開了收入差距。這種變化得到了廣大民眾的理解和支持。但是，主要由於腐敗和壟斷等非市場的原因，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全體居民的基尼係數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突破了0.4的公認警戒線。十六大根據這種形勢，對我國的分配方針作了進一步的規定，提出要在“初次分配注重效率，發揮市場的作用，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的同時，采取“合理調節少數壟斷性行業的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和“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水平”的政策，以期更大程度地實現社會公正和逐步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

　　可是近年來，由於預定進行的改革推進乏力，限製行政權力和打破壟斷等有利於縮小貧富差別的改革措施沒有到位，腐敗活動有增無減，使收入差距繼續擴大，成為社會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

　　然而在最近幾年的爭論中，少數人極力散布他們對貧富差別過大的原因所做的歪曲解釋，把大眾對於腐敗的義憤引向錯誤的方向。他們說，目前貧富差別懸殊的根本原因，不在於腐敗和壟斷，而在於市場化改革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方針。他們以此蒙蔽和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轉移視線，把大眾“仇腐”的正當感情引向不分青紅皂白地“仇富”的歧路。在政策取向上，也就不是針對貪官汙吏和“紅頂商人”的非法收入，而是針對專業人員的合理報酬和企業家的合法利潤，鼓吹對高層經理、教授、醫生、高工等的工薪收入進行限製或課以重稅。

　　麵對這種平均主義歪曲，應當對近年來我國收入差別擴大的實際狀況和根本原因作出科學的分析和判斷；同時，要采取應對措施來有效地解決貧富差別過大的問題。分配政策影響深遠，必須審慎地作出決斷。

　　如何推進政治改革和建設

　　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正如鄧小平和中國領導人多次說過的，“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然而，在中國這樣一個沒有民主傳統和習慣的國家，推進政治體製改革，建設民主政治，又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根據世界各國的經驗和中國的實際情況，我國的政治體製改革應當采取積極而穩妥的方針，穩步地向前推進。

　　按照這樣的方針，我以為，目前應當進行以下兩方麵的工作：第一，認真總結我國進行政治體製改革的經驗，特別是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八年在鄧小平的直接領導下推進政治體製改革的經驗和二〇〇二年十六大對於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如何改革執政方式的探索，爭取在充分吸收前人智慧和曆史教訓的基礎上，用兩到三年的時間製定出政治改革的總體規劃施工藍圖。第二，在以下方麵著手進行改革：1、解決長期存在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實現黨政分開；2、在有法可依、司法獨立和依法行政的基礎上建立法治的基本框架；3、實現黨內民主的製度化；4、逐步擴大公民的民主參與；5、進行傳媒改革，使言論自由和言論責任者得到保證。

　　在以上五點中，鄧小平把其中的第一點即實現黨政分開放在首位，然而這又是一個一直存在著較大爭議的問題，需要通過認真的討論取得共識。

　　鄧小平曆來把克服以黨代政、黨政不分的錯誤做法、實現黨政分開看做是進行政治體製改革和建設社會主義民主製度的關鍵。早在抗日戰爭時期，鄧小平就在論述抗日根據地民主建設時鮮明地提出過“反對‘以黨代政’”的口號。他尖銳地批評了把黨的領導誤解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黨權高於一切”的錯誤觀念，要求改變“包辦一切”，“遇事幹涉”的錯誤做法，肅清“以黨治國的國民黨遺毒”。雖然在一九四二年中共中央作出“九一決定”，要求各根據地建立黨委的一元化領導以後，鄧小平沒有再正麵批判“以黨治國”的提法和做法，但是他並沒有放棄必須實行黨政分開的基本想法。他不但在一九九三年指導編輯三卷集的《鄧小平文選》時把上述一九四一年的講話放在全書卷首第二篇，而且把克服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弊端，實現黨政分開確定為政治體製改革的首要任務。他在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所作的《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這篇綱領性報告中指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權力過分集中”，“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的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是出現官僚主義、機構臃腫、濫用權力、壓製民主、專橫跋扈、貪贓枉法等弊端的製度性根源。他說：“這種體製已經越來越不能適應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現在再也不能不解決了”，要求立即著手進行改革。在這個報告中，鄧小平還提出了實現黨政分開的一係列具體辦法，包括：今後凡屬政府職權範圍內的工作，都由國務院和各級政府討論，不再由黨中央和地方各級黨委發指示作決定；改變黨委領導下的廠長經理負責製，實行工廠管理委員會、公司董事會領導下的廠長、經理負責製；改變黨委領導下的校長、院長負責製，等等。一九八六年，他更三番五次地指出實現黨政分開的重要意義。他說：“政治體製改革的內容，首先是黨政要分開，解決黨如何善於領導的問題。這是關鍵，要放在第一位。”

　　鄧小平的這些思想在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八年的政治體製改革實踐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體現。雖然這一試驗沒有進行下去，但是它的經驗和教訓仍然是我們在規劃今後的政治改革和製定具體的改革措施時應當認真研究和汲取的。

　　“中國”意思多演變

　　“中國”這個名詞在古代文獻裏出現很早，但含義卻很不一樣。

　　《詩經·大雅·民勞》：“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意思是說先愛護京都的百姓，再安撫四方百姓。這裏的“中國”指的是帝王所在的國都。《孟子·公孫醜》：“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毛傳解釋道：“中國，京師也。”《集解》引劉熙解釋道：“帝王所都為中，故曰中國。”

　　“中國”的另一個意思是指古代華夏族、漢族居住的地區。《史記·楚世家》記載：“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縊。’”為什麽這麽說呢？因為華夏族與漢族多在黃河南北建都，以此為天下之中，不斷擴張，因而黃河中下遊一帶先後就有了中國、中土、中華、中州、中廈、中原等稱謂。其他地方則稱為四方。

　　《史記·天官書》又記載道：“其後秦遂以兵滅六國，並中國。”漸漸地，不屬於黃河流域的地方也開始成為中國的版圖。而今“中國”指全部領土，與古代的“中國”不是一個概念。

　　大禹治水後，中國乃劃為九州。九州、赤縣、神州也因此成了中國的別稱。因為中國最初的含義裏隻包括華夏族和漢族，所以，今天國外很多有中國血統的人多稱自己為炎黃子孫。

　　（摘自《新說文解詞》郭燦金等著）

　　明明都是下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