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六卷）

第17章 樓適夷在“反胡風運動”中

　　◎吳永平

　　筆者在《隔膜與猜忌：胡風與姚雪垠的世紀紛爭》（河南大學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尾聲”中曾述及當年文藝界人士在“反胡風運動”中的各種表現，寫道：“在批判胡風的運動中，許多知名的文藝界人士都曾被動或主動地‘表態’或‘深入揭露’。他們大都與胡風有過交往，而當他們的參與超出了‘表態’而到達‘揭露’的層次時，由於沒有了人事方麵的顧忌，有時也吐露出一些在正常的環境下所不能明白道出的‘心聲’。”接著，筆者詳述了姚雪垠當年如何“興高采烈”地撰文參與批判胡風的過程，還順便提到樓適夷如何在“反胡風運動”中“僥幸逃脫”的小插曲，並引證了他的一段回憶：

　　“運動中）有人找我談話，1946-1947年在上海《時代日報》工作時，為什麽發表了‘胡風分子’那麽多文章。果然‘東窗事發’，這一回不是隔岸觀火，而是火燒到身上來了。其實那時《時代日報》除了我這個副刊，還有（葉）水夫編的一個《星空》，算起來也發表不少這類稿子。《時代日報》負責的是薑椿芳，三個人檢討得不壞，《文藝報》發表了，《人民日報》也轉載了，而且都得到了稿費，便聯合在北京的陳冰夷、林淡秋‘時代’同人五個人到四川飯店大吃了一頓。吃得酒醉飯飽，高興自己過了‘關’，可沒想到胡風怎麽在過日子。”

　　樓老把“逃脫”過程寫得很簡單、很輕鬆，實際情況卻是相當複雜、相當沉重。

　　他是胡風的老朋友，早在一九三二年冬便與胡風相識，比聶紺弩晚一年，與馮雪峰同時。他還是胡風人生經曆中幾個重要時期的見證人：胡風在日本從事所謂“一些不可告人勾當”的時候（1932年至1933年），樓曾受“上海臨時中央”的委派赴日本，通過胡風的關係找到日共中央，商談“遠東泛太平洋反戰會議”籌備事宜，並受“文總”的委托調解胡風所在的“新興文化研究會”與另一留學生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的宗派糾紛；胡風在武漢創辦《七月》時期（1938年），樓曾多次參與胡風以“七月社”名義組織的“座談會”，並與胡風分別擔任《新華日報》副刊“團結”和“星期文藝”的主編，關係一度相當密切；胡風對進步文壇進行“整肅”期間（1946年至1948年），樓進行了積極的呼應，在其主編的《時代日報》副刊“文化版”上大量刊發“胡風派”的文章；胡風為第一次文代會茅盾關於“國統區文藝”報告苦惱時（1949年），樓曾當麵責備胡風“不該不提意見”，傷心得竟至“伏在桌子上痛哭了起來”……

　　以樓老與胡風如此深厚的關係，他要想在建國初期“胡風派”與“主流派”的曆次交鋒中“隔岸觀火”，幾乎是不可能的。但他幾乎做到了——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中宣部召集“胡風文藝思想討論會”，周揚主張讓幾位與胡風有過交往的黨內人士（林默涵、馮雪峰、丁玲等）擔任主要發言人，周恩來則建議再增加“批評”過胡風的胡繩和何其芳。他們都沒提到讓樓適夷參加。

　　一九五四年年底，在全國文聯、作協主席團召集的“關於《紅樓夢》問題及《文藝報》”的第四次會上，“戰線南移”，批判的矛頭突然轉向胡風。黃藥眠、康濯、羅蓀、袁水拍等在發言中都對胡風進行了指責，聶紺弩也站出來揭發朋友胡風“過去反黨，現在反黨”，但樓適夷卻保持著緘默。

　　一九五五年初邵荃麟為作協黨組起草致中宣部和中央的報告，提出一份“為了進行對胡風思想批判”而“都要負責寫出文章”的撰稿人名單，其中有胡風的老朋友馮雪峰、聶紺弩，但還是沒有樓適夷。

　　樓適夷所以能置身事外，並不是沒有原因的：原因之一是他對文藝理論缺乏興趣，從未參加過“論爭”；原因之二是抗戰期間他沒有去過重慶，沒有卷入胡風與中共南方局文委的衝突；原因之三是解放前夕他曾奉中共華南局工委領導的指示“批評和幫助”過胡風，組織上對他的政治態度是信得過的。第三個原因也許是最重要的。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樓適夷奉命撤往香港後，與邵荃麟、葉以群、聶紺弩分在同一個黨小組。經過一段有組織的馬列主義理論學習，他們逐漸貼近了“毛主席的文藝路線”。一九四八年三月馮乃超、邵荃麟主持的《大眾文藝叢刊》創刊，發動了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激烈批判，胡風其時尚在上海，便聯絡一些青年作家進行淩厲的反擊，筆仗打得不可開交。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胡風奉命撤往香港後，中共華南局“文委”委員邵荃麟指派樓適夷出麵找胡風談話，想說服他也轉到“毛主席的文藝路線”上來。樓適夷在《記胡風》中憶及這次談話，寫道：

　　在香港工委管文藝工作的邵荃麟同誌把我叫去，告訴我：“全國快解放了，今後文藝界在黨領導下，團結一致，同心協力十分重要，可胡風還搞自己一套，跟大家格格不入，這回掀起對他文藝思想論爭，目的就是要團結他和我們共同鬥爭。你同胡風熟悉，你應該同他談談！”這是一個重要使命，我當然是堅決執行，保證完成。我特地把胡風請到九龍郊外的我的寓所裏，和他談了整整半夜……這一晚的談話，大部分是我談的多，他說得少。我談得很懇切，很激動，他看著我一股真誠的樣子，隻是微微地笑，很少答腔。看來我的話其實沒有觸到點子上，當然說服不了他，使命算是失敗了。

　　當年，黃永玉就住在樓適夷的隔壁，曾聞樓、胡的這次懇談。他在《比我老的老頭》一書中憶及：

　　一天快吃晚飯的時候，胡風先生找適夷先生來了。適夷夫人黃福煒在新四軍還在什麽解放區當過法官，人很善良精明，可是她不會做菜，還向我愛人“借”了兩個菜請這位貴客。胡、樓二位先生就這麽一直談到三更半夜，其中樓先生又敲門來“借”點心。可惜我當時不懂事，聽不懂他們談的什麽內容，隻覺得胡先生中氣十足，情緒激憤。樓先生是個厚道人，不斷說些安慰調解的話。

　　樓適夷雖有“堅決執行”上級指示的黨性，卻“談不出什麽道理來”，結果當然是“說服不了”；胡風“情緒激憤”，是詫異於昔日的朋友為何都這麽快地翻臉，桂林時期（1942年至1943年）邵荃麟的文藝思想與他很接近，如今卻提出要批判“所謂追求主觀戰鬥精神的傾向”；重慶時期（1943年至1944年）喬冠華曾與他一起反對整風中的“用教條主義反教條主義”傾向，如今卻把他自己首創的“到處都有生活”觀點不點名地批判一通；上海時期（1946年至1947年）樓適夷曾公開發表文章，全力支持他們對文壇進行的“整肅”……一到香港來，他們就全變了。樓、胡的這次長談是中共文藝領導在全國解放前對胡風的最後一次“批評和幫助”，“使命算是失敗了”，但樓的“黨性”卻長留在邵荃麟等文藝領導人心中。順便說一句，樓的“黨性”之強，曾一度達到了令老朋友聶紺弩咂舌的地步。聶在“反胡風運動”中曾被“隔離審查”，事過之後，他與樓有過談話，“樓適夷問我在反省期間是否相信黨，我說，當我承認我是胡風分子，是反革命的時候，就是最不相信黨的時候。他說，即使送你去槍斃，你也應該相信黨。我說我很慚愧，我就是沒有達到這一步。”

　　建國後，上層從未視樓適夷為“胡風派”，也許與認為他的“黨性”比較堅定不無關係。

　　因此，“反胡風運動”深入開展後，樓老“隔岸觀火”的好日子還持續了一段時間。

　　在運動的第一階段，即《人民日報》號召“提高警惕，揭露胡風”的時期（5月18日起），樓適夷發表了第一篇表態文章《真麵目掩蓋不住了》，文中除了大量引用該報“第一批材料”中的文字之外，也披露了一點“心聲”。他寫道：

　　長期以來，黨的文藝工作者和黨外的進步作家們，不斷地對胡風做了許多批評和幫助，耐心地等待他的自覺。而胡風不但完全拒絕批評，拒絕檢討，而且加緊了他進攻的部署，一直發展到向黨中央提出他的所謂意見書，並認為《紅樓夢》問題的討論和對《文藝報》的批評，是他公開向黨進攻的最好的時機，而終於徹底地暴露了他的反黨的獰惡的麵目。

　　文中說“黨的文藝工作者”曾對胡風進行過“批評和幫助”，當然包括一九四九年初他在香港與胡風的那次“失敗”的談話。不過，以樓老對胡風的了解，他本不該輕信報紙上的所謂“材料”，而應有自己的判斷。為何人雲亦雲？樓老晚年曾對此有過自省，他在《記胡風》中寫道：

　　（胡風派）從文學流派的所謂“小宗派”，一下子突然變成“明火執杖的反革命集團”，這還得了！當然得積極響應。《列子》中有一條寓言，某翁丟失了一把斧子，懷疑是鄰人某某所偷，暗中窺查，越看越覺得這某某很像是偷斧子的人。不管什麽老朋友，大義滅親，我就是這樣，以為胡風真是偷了斧子了。

　　這是時代的局限性！那時人造的階級鬥爭急風暴雨仍在神州大地上肆虐，集體無意識的領袖崇拜已外爍為時代精神，剛經曆過“鎮反”、“三反”、“五反”的善良的人們絕不敢對黨抱有任何懷疑，他們寧可懷疑自己的眼睛和頭腦，犧牲自己的親人和朋友。“疑人偷斧”，這是何等可悲的曆史宿命！

　　在運動的第二階段，即《人民日報》號召“堅決徹底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時期（5月31日起），樓適夷又發表了第二篇表態文章《刻骨銘心的教訓》，文中除了沿襲報紙上的一些套話外，也披露了一點“心聲”。他寫道：

　　從這個勝利中，我們所得到的教訓，也是深刻的。這是一個用怎樣的代價所換來的勝利？不是一個短的時期，而是二十多年，這個革命的叛徒，美蔣匪幫的最忠實的狗，死硬的階級敵人，潛藏在我們的隊伍裏，日日夜夜地進行其從內部來破壞革命的陰謀。他們把中美合作所訓練出來的特務送到我們黨裏來了，我們接受了；他們把蔣介石的信徒，胡宗南的走狗送到我們文化工作的崗位上來了，我們接受了；他們把惡霸地主、還鄉團員、對人民有血債的分子送進我們國家的文化機關裏來了，我們也接受了；他們拉走了我們隊伍中一些蛻化變節的分子，讓他們在我們的組織內替他們當坐探，我們不知道；他們在到處散布對黨對人民的瘋狂的仇恨，我們不知道。我們把最可怕的階級敵人當做自己的朋友，和他握手，對他微笑，團結他，爭取他，認為他們隻是思想上有問題，善意地幫助他們，耐心地等待他們，以為最後他們一定會被黨和人民的力量改進，這是怎樣的一種“天真”和麻痹。

　　三個“我們接受了”，兩個“我們不知道”，一個結論“這是怎樣的一種‘天真’和麻痹”，前兩點是沿襲報紙上的說法，後一點是具有個性的表述。“我們”與“他們”之間“二十多年”來的界限劃得非常清楚，實際上卻是貌似清醒實則糊塗的認識。順便說一句，時人常以“天真”或“老天真”來喻樓適夷，這是對他在某些曆史階段中政治上的輕信與盲從的恰當概括。晚年樓老在致友人信中曾自省道：“我這人說好聽點叫‘天真’……”他也許已經深刻地反思到了這一點。

　　在運動的第三階段，即《人民日報》號召“堅決肅清胡風集團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6月13日）時期，樓適夷又寫了他的第三篇表態文章《不要忘記》，竟是一首詩。全錄如下：

　　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破獲，

　　擦亮了群眾的眼睛，

　　一個個暗藏的家夥，

　　都現出了他們的原形。

　　有的狂妄自大，

　　好像隻是思想有些毛病；

　　有的滿臉陰沉，

　　誰也莫測他的高深；

　　有的笑口常開，

　　見了麵總是恭維人；

　　有的假裝正經，

　　看起來好像又幹練又忠誠；

　　偽裝得倒是形形色色，

　　原來他們卻是一家人。

　　就在我們的身邊，

　　就在我們的跟前，

　　這批反革命分子，

　　曾跟我們“握手言歡”，

　　稱過“同誌”，

　　當過“朋友”，

　　還曾一起喝過酒，

　　卻沒有把他們看清，

　　等到一揭發出來，

　　才不覺大吃一驚。

　　但是不要忘記，

　　你身邊還有壞蛋呢。

　　揭穿了這一套偽裝，

　　還有另一種化身，

　　這一批是肅清了，

　　也還會暗藏著另一種。

　　我們要時刻警惕，

　　守衛黨和人民的利益，

　　像守衛自己的眼睛，

　　連一粒砂子，

　　也不要讓它吹進。

　　如果一次又一次地，

　　老是“大吃一驚”，

　　那麽你，

　　也會變成革命的罪人。

　　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三日

　　樓早年也寫詩，並不以詩名世；中年多搞翻譯，少有詩作。他的這首詩，所表述的內容大致與上一篇批判文章相同，隻是在第三節中加入了“鬥爭未有窮期”的誓言，所傳遞的正是上層繃緊階級鬥爭弦時發出的嘎嘎聲。“反胡風運動”進展到這一階段時，所有與胡風有過友誼的人士都有履冰臨淵的危機感，而樓適夷卻突然來了詩興，似乎仍在“隔岸觀火”的處境及心境中。這當然是錯覺！未久，他便感受到“東窗事發”的切膚之痛了。

　　在運動的第四階段，即《人民日報》號召“堅決徹底幹淨全部地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時期（8月4日起），“反胡風運動”轉入了“肅反運動”。就在此時，樓適夷遇到了麻煩，更準確地說，是發現了潛伏已久的危機。他在《憶胡風》中寫道：“一天）我無意中發現藏在辦公室抽鬥裏一本發信的複寫留底本，不知何時到一位主持運動者的桌上去了……信稿上查不出什麽‘現行’，於是算舊賬，查曆史，有人召我談話……”他在《我談我自己》中更明確地談到：“當時社的另一領導叫秘書偷我的信稿，想把我打成‘胡風分子’，沒有打成！”

　　“算舊賬，查曆史”，很容易就會翻出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間樓適夷主編《時代日報》“文化版”時的“舊賬”。抗戰勝利後胡風和他的青年朋友們“整肅”文壇，把郭沫若、茅盾、沙汀、嚴文井、姚雪垠、碧野、馬凡陀、田漢、劉盛亞、陳白塵等一大批進步作家綁上祭壇，弄得天怨人怒，已沒有什麽刊物“再敢發表這一派作者的文字”。樓創辦“文化版”後耽心稿件不足，胡風便把積存的稿件源源不斷地送去。樓在《我談我自己》中自述雲：“他把阿壟的文章、路翎的文章送來，批評這個，批評那個，我都給他登了，如批評馬凡陀、臧克家、姚雪垠、田漢的我都登了。”樓主編的副刊從此不缺稿件，胡風的“整肅”於是得以延續，一拍兩好。由於《時代日報》是“蘇商”辦的，副刊的主編又是知名的進步人士，“胡風派”所造成的不良影響於是更被放大了。直言之，“胡風派”在抗戰後推行“整肅”運動，傷害了許多進步作家，造成了自我孤立的嚴重後果。解放初“胡風派”動輒得咎及在運動中少有人同情，大抵也與此“舊怨”有關。《人民日報》前後刊載的三批關於“胡風集團”的“材料”中，第一批“材料”中的第二類是“一貫反對和抵製黨所領導的由黨和非黨進步作家所組成的革命文學隊伍”，第三批“材料”中的第五類是“用種種惡毒的和下流的詞句咒罵革命文藝界的黨的領導，咒罵革命文藝工作者和他們的作品，咒罵黨和革命文藝界對於他們的批評”。這些，都是很能激起“民憤”的東西。從某種角度上看，郭沫若、茅盾、臧克家等在運動中所表現出的積極性，沙汀、姚雪垠等在運動中所表現出的“興高采烈”，都可以得到解釋。

　　“算舊賬，查曆史”，也很可能會翻出建國後樓適夷同情、關懷、幫助胡風的若幹“舊賬”。上麵已述及，第一次文代會中，他曾真誠地勸告胡風不要沉默，胡風於是在第二天的小組會上作了發言，並寫出書麵意見送交大會主席團；一九四九年梅誌的《小紅帽脫險記》發表後，各地轉載困難，他曾主動要求由國家出版局來出版單行本，送交編審局被駁回後，他仍據理力爭，鬧到了文化部；一九五四年初胡風的處境維艱，他曾與馮雪峰不避嫌疑地去看望胡風，並帶去一份日本作家作品目錄，希望胡風選幾種譯出交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梅誌曾感念地談到：“這是他們的好意，不願他的作品遭到和路翎、阿壟一樣的命運，更不願他再寫文章惹禍！”

　　“想把我打成胡風分子，沒有打成”，事情當然不會如此簡單。樓適夷在《我談我自己》一文中曾略述過“逃脫”的過程，他寫道：

　　後來反胡風時我們就大檢討一番，我和薑椿芳、葉水夫聯合寫了檢討文章發表在《文藝報》上，又在《人民日報》照樣轉載，過了一關。

　　他們寫的這份“大檢討”題為《胡風反革命集團是怎樣進攻“時代日報”的》，署名為“前《時代日報》編輯部同人”。順便提一句，執筆的這三位“同人”解放初都有相當高的地位，樓適夷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薑椿芳時任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副局長、葉水夫正在牽頭籌辦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由於該文發表時間甚晚，未被收入當年各種批判“胡風派”的專輯之中；又由於是集體署名，迄今尚未見有論者將此文與他們掛起鉤來。

　　筆者在拙著《隔膜與猜忌：胡風與姚雪垠的世紀紛爭》中曾談到樓適夷僥幸“逃脫”的原因之一，寫道：

　　順便提一句，樓適夷等僥幸過“關”的緣因，是因為另有一人頂了罪，那人便是當年《時代日報》派往胡風處拿稿件的小編輯顧征南。他根本就不是“胡風派”，卻被冤枉地牽扯進了胡風事件，無辜地當了25年的“反革命”。

　　“頂罪”說並不是毫無根據。樓、薑、葉三人的那份“大檢討”近三千言，涉及到兩個時段中的若幹人：其一（1945年9月至11月），揭露“麵目比較隱蔽的胡風分子王元化和滿濤”主持《時代日報》副刊“熱風”時期的活動；其二（1946年底至1948年初），揭露胡風派來的“坐探”顧征南在該報擔任“外勤”期間的活動。在此，隻引證與顧征南有關的部分，其文稱：

　　到了一九四六年底，他們便派了一個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黨羽顧征南，打進到《時代日報》來。當時上海及全國的人民鬥爭的情勢日益緊張，社會各階層對國民黨發動內戰與壓迫民主運動愈來愈感到不滿，經常發生罷工和騷動；顧征南利用《時代日報》外勤力量的不足，以不要名義、不計報酬、代跑新聞的辦法混進報社裏來，表麵上裝得非常進步積極，等到騙取了編輯部的信任，就立刻與胡風反革命集團施展裏應外合的手法，執行其當坐探的任務。那時《時代日報》開辟了幾個帶文藝性的副刊，需要大量組織外稿。胡風反革命集團找到了這個空子，便通過顧征南不斷地送來許多胡風分子的稿子。當時《時代日報》為了滿足讀者的需要，並更好地為和平民主的文化服務，吸收來稿一般地比較廣泛，同時認為胡風雖然自有一個“小宗派”，畢竟還是進步陣營內的“朋友”，因此在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八年初一年多的時間內，就在大量湧到的胡風分子的來稿中，采用了其中的一部分，雖然在審查中我們退還了他們來稿的三分之二，但留用的三分之一，仍舊是一個相當的數量。現在檢查起來，幾乎胡風反革命集團大部分主要分子，如阿壟、舒蕪、方然、路翎、揚力（賈植芳）連同胡風本人，都或多或少地在《時代日報》幾種副刊上發表過文章。由於我們政治上的麻痹，使這個報紙部分地被反革命分子利用而進行了反動的宣傳，這實在是一件十分痛心的事情。

　　樓適夷等人的“大檢討”對顧征南或許有一定影響。顧征南於五月十四日被“隔離審查”，其初始罪狀是由於對周揚一九五四年底的《我們必須戰鬥》一文有意見，曾上書毛澤東為胡風鳴不平，於是被抓了“現行”；下獄受審時又增加了曆史問題，說他是受胡風派遣打進《時代日報》的“坐探”。平反昭雪之後，顧征南在回憶文章《我所認識的胡風先生》中寫道：“我在《時代日報》工作，那是地下黨直接領導下的戰鬥陣地，卻要我承認是‘胡風集團’派進去的‘坐探’。其實我進《時代日報》在先，以後才和胡先生來往的。”這裏的“坐探”雲雲，就是“前《時代日報》編輯部同人”在“大檢討”中為免責而強派給他的。

　　樓適夷等人的這篇“大檢討”中還有一段也涉及到顧征南，文中寫道：

　　顧征南在一篇《胡風〈七月〉和〈希望〉》中更露骨地頌揚了胡風，惡毒地咒罵批判了胡風的進步文藝界，在文章最後並大聲疾呼：是的，以上一切事實，證明在八年抗戰中胡風做了些什麽？那麽，讓一群侮蔑胡風，妒忌胡風的文化騙子們反省和譴責吧……

　　顧征南回憶文章的第三節題為“往事追憶——我寫《胡風〈七月〉和〈希望〉》”，對當年撰寫該文的經過作了認真的澄清。他說這是一篇樓適夷指定的“專訪”，“在訪問胡風以前，樓老向我作了交代，著重地寫胡風為抗戰文藝作出的重大貢獻”，稿成擬題似為《胡風訪問記》，“我將寫好的稿子交給適夷同誌，他很少改動就發稿了。題目改為《胡風〈七月〉和〈希望〉》”。這節文字當是顧征南對樓適夷等人所作“大檢討”的非常委婉、隱晦的反駁。

　　一九八〇年顧征南曾去探望老領導樓適夷，談話間對當年事有了進一步了解。他在回憶文章中寫道：

　　雖然他（指樓適夷）已年過七十，但仍如以前那樣坦率。他一見我說，“反胡風運動”時，因胡風與《時代日報》的關係，我們老薑、冰夷、水夫自然要揭發、表態，就把一切責任都推到你的身上，我們的批判稿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拿到稿費，幾個人去吃了一頓，說完哈哈大笑，我聽後真不是滋味。

　　樓老晚年依然直率，有錯便認錯，即使是對老部下也是如此；顧征南雖然有點鬱悶，但他也明白“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的道理。

　　不過，話又要說回來。即使沒有樓適夷等人的這篇“大檢討”，顧征南也許還是會被打成“胡風分子”的。就在一個月前，上海《文藝月報》（7月號）已刊載了署名“亦方”的揭露其“現行”的文章《顧征南的罪行》；一個月後（9月），該文又被收進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堅決徹底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第二冊，被該書點名的諸人都是已被上層認定的“胡風分子”。

　　樓老晚年對自己在“反胡風運動”中表現有所反思，他在《記胡風》中寫道：

　　應該感謝後來那場所謂的“文化大革命”，使好多人懂得了一種道理，大轟大嗡，是容易把人的頭腦搞昏的，不但懷疑別人，有時甚至自己到底是好人是壞人，也搞不清了。

　　一場悲劇終於落幕了，這不是個人的，而是時代的曆史的悲劇，我們大家的心情都一樣，祝願這樣的悲劇，今後永遠不再重演！

　　建國初期知識分子獨立意識的喪失，是從建國前個性意識消解於政黨政治的那一刻開始的。而個性意識的複歸，須得從獨立思考重新起步。經曆了幾番時代風雨的洗禮，樓老做到了——

　　樓老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文藝界思想解放的先驅者之一，曾為馮雪峰、胡風、吳奚如等蒙難者的徹底平反做過不少工作。早在一九七九年九月，他與剛出獄的胡風取得聯係後，便負責地把胡風對文藝事業發展的書麵意見轉送給時任中央秘書長兼中央宣傳部部長的胡耀邦；一九八〇年他對老領導夏衍的《應該忘卻而未能忘卻的往事》持有異議，即撰文逐條駁斥，並克服種種阻力公開發表；一九八一年他在一次作家座談會上談到“我相信黨中央”時，也強調“我也相信我自己”，提倡“應該說老實話，說心裏話”；一九九一年他為牛漢、綠原主編的《胡風詩全編》作序，盛讚胡風“是忠誠的文學戰士”，稱其“用自己整個的生命，譜寫了一篇雄偉莊嚴的文學史詩”；一九九二年初他在致王元化信中又寫道：“我佩服他（胡風）三十年硬不低頭，這一點比雪峰出色。”他的反思逐漸深入到了較深的層次，不僅不再有輕信與盲從的陰影，還能對數十年的師友有著獨具個性的評價了。

　　2007-12-25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