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烏江流域各民族的反抗與鬥爭
元、明、清時期，烏江流域的民族關係顯得更加複雜，這與中央王朝對烏江流域各民族統治逐步加強有直接關係。當時，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互相交織導致了一連串的反抗鬥爭，其次數之多，規模之大，影響之深，前所未有，從而成為這一時期民族關係上的一個顯著特征。
元代主要靠武力征服，一開始就激起了烏江流域各民族的反抗，而以宋隆濟、奢節領導的反征派鬥爭最為激烈。明代統治方法稍有改變，實行“恩威共用”、“兼剿兼撫”的方針，又以衛所進行嚴密控製，但始終未能使少數民族“臣服”，各地“聚眾作亂”之事此伏彼起，層出不窮。入清以後，中央政府一直在烏江流域不斷用兵，特別是改土歸流期間，對少數民族大肆屠殺，以武力強行改流，用屠刀開辟苗疆，民族矛盾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改土歸流之後，官府加緊搜刮，肆意侵占田土，無端欺壓人民，致使雍、乾、嘉三代民族關係處於緊張狀態，黔東北石柳鄧、石三保領導的苗族起義就是在這種曆史背景下爆發的。鹹豐、同治年間，起義進入高潮，風起雲湧，聲勢浩大，與太平天國的反清鬥爭遙相呼應。這次起義是漢族與少數民族的聯合行動，農民起義與民族起義密切結合，互相促進，互相支援，當時，以漢族為主體的起義稱為“號軍”，有“白號”、“黃號”、“紅號”、“青號”數支，以少數民族為主體的有楊元保領導的布依族起義，有張秀眉、陶新壽各自領導的苗族起義，有薑映芳領導的侗族起義，有張淩翔、馬河圖領導的回民起義，還有曾毓華領導的仡佬族起義，這些起義匯成了一股巨大的洪流，猛烈地衝擊了封建統治，並與太平軍並肩作戰，影響極其深遠。
一、元朝時烏江流域各族人民的反抗鬥爭
（一）烏江中上遊地區宋隆濟、奢節領導的反征派鬥爭
蒙古貴族建立元王朝後，將全國各族人口分為四等，蒙古人地位最高，色目人次之，漢人又次之，南人（南宋統治下的漢族人口及西南各族）地位最為低下。在這種情況下，“貪官汙吏，寅緣侵魚。科斂則務求羨餘，輸納則暗加折耗。以致濫刑虐政，暴斂急征，使農民不得安於田裏”。吏治腐敗，戰爭頻繁，人民負擔沉重，最低等級的烏江流域各族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不堪奴役的烏江中上遊地區各族人民，前赴後繼，進行反抗鬥爭。
至元二年（1265年）張華率領苗族、仡佬族人在播州容山起義，沅州安撫司同知郭昂帶軍前來鎮壓，張華戰敗遇害，“山�土僚諸洞盡降”。但“九溪十八洞蠻僚，叛複不常”，當朝廷派四川行省官兵“討伐”時，仡佬族人民“伏險以拒”，英勇抵抗，後因敵我懸殊而“多就擒戮”。二十七年（1290年）六月，貴陽地區苗族3000餘人攻入順元城，“殺傷官軍，其眾遂甚”。之後，貴州各族零星的反抗鬥爭，此起彼伏，終於導致宋隆濟、奢節領導的仡佬族、苗族、彝族人民聯合的大起義。
大德五年（1301年）四月，官軍令雍真葛蠻（在今貴州開陽縣境）“出丁夫、馬百匹”，限期繳納。土官宋隆濟召集所屬苗族、仡佬族人民會議，當眾揭露官軍的暴虐，並與大家共誓：“寧死不往，雖就砦見殺可也。”六月，宋隆濟率領500苗族、仡佬族人攻下楊黃寨，雍真葛蠻總督府達魯花赤也裏千敗逃，正式舉行起義。在紫江、底窩（均在今貴州開陽縣境）龍骨（今貴州龍裏縣境）的苗族、仡佬族人聞風而起，“攻貴州（即貴陽）殺散普定、龍裏守令軍，燒官糧，殺張知州”。使官軍處於挨打受攻的困境。黔中地區“所在皆叛”，各族人民拒不納糧，致使“軍中乏糧，人自相食”，大軍潰散，劉深“計窮勢蹙，倉皇退走，棄眾奔逃，僅以身免”。朝廷震恐，“再發陝西、河南、江西、兩廣四省兵”及播州士兵1萬，會同四川、雲南官兵3萬，由“劉二霸（即劉國傑）都督，以圖收複叛地”，並命湖北、湖南“大起丁夫，運送軍糧至播州交納”，運糧丁夫達20餘萬。
大德五年（1301年）八月，水西土官之妻奢節因劉深威逼其“出金三千兩，馬三千匹”，大為不滿，對所屬彝族、苗族、仡佬族人言：“官軍征發爾等，將悉剪發，黥麵為兵，身死行陣，妻子為虜”，於是起兵響應宋隆濟。次年正月，宋隆濟帶領義眾“九次圍攻貴州”，與官軍反複爭戰，“殺傷甚眾，掠去行裝文卷”。奢節亦統“青衣破軍圍貴州甚急”。大德七年（1303年）正月，官軍雲集墨特川（今貴州赫章縣境）起義軍戰敗，奢節出降遇害。不久，宋隆濟之侄，曾竹蠻夷長官宋阿重，“以叔父宋隆濟結諸蠻為亂，棄家朝京師，陳其事宜”，歸來後，“深入烏撒、烏蒙至於水東，招徠木婁苗僚，生獲隆濟以獻”，四月，宋隆濟被殺。為時兩年的起義失敗。
宋隆濟、奢節起義，代表了烏江中上遊地區各族人民反抗元王朝暴政的決心和意誌，當時各族人民對官軍的苛勒已“怨深入於骨髓，皆欲得其肉而分食之，人心所惡”。這次聯合起義在軍事上雖然失敗，但在政治上、道義上卻取得了勝利，不僅使征“八百媳婦”的兩萬官軍隻剩十之一二，縱橫自恣的統兵官劉深受誅，而且迫使朝廷免除順元、播州等地一年稅糧，並罷征“八百媳婦”。尤為可貴的是，這次起義首開烏江中上遊地區各族人民聯合反抗封建壓迫、剝削的先河，為各族人民團結戰鬥樹立了光輝榜樣。
宋隆濟、奢節領導的起義雖遭鎮壓，但烏江流域各族人民反暴政的鬥爭並未停息。至大三年（1310年）“八番、乖西苗蠻阿馬等作亂”。泰定二年（1325年）十月，“八番蠻班光金等合兵攻石頭等寨”，八番宣慰司官“失備坐罪”。至順元年（1330年）五月，“八番乖西蠻作亂”，八番乖西等地苗族、仡佬族、布依族人民更舉行大規模的武裝鬥爭：“阿馬察伯秩等萬人，侵擾邊境，元文宗聞訊，特詔樞密臣分兵討之”。次年正月，“烏撒羅羅所斯蠻複叛”。
（二）烏江下遊地區的反元鬥爭
有元一代，在烏江下遊民族地區反抗元王朝的活動，此起彼伏，連綿不斷。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將楊文安攻克紹慶，執郡守鮮龍斬之，元朝勢力正式進入烏江下遊地區的渝東南。但是，烏江下遊的土著民族勢力也曾經多次對元朝的進入作過抵抗，如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爆發了以今重慶市秀山縣石堤為中心的“九溪十八峒蠻”起義。參加起義的有土家族、苗族等眾多的少數民族群眾，他們占領了今湘鄂渝黔邊區的大片地區，元王朝急派兵鎮壓，元軍兵分四路，綿亙千裏。九溪十八峒義軍設伏險隘，木弩弓矢，伺間竊發，英勇抗敵。但終因元軍勢大而遭致失敗。這次戰爭以四川行省參政曲裏吉思為主將，征討的九溪十八峒之地，主要在今重慶市酉陽、秀山縣境。這次起義雖然被鎮壓下去了，但它卻充分顯示了湘鄂渝黔邊區各族人民團結奮鬥、不畏強暴的革命精神。
在鄂西，也有過多次反抗鬥爭。同治《恩施縣誌・武勳》載：滿（一作潘）國珍，為“忠峒寨巡檢。泰定三年（1326年）峒蠻叛”，招降其首長。《元史・文宗本紀五》也載：至順三年（1332年）正月，“夔州忠信寨峒主阿具什用，合峒蠻八百餘寇入施州。”
二、明代烏江流域各族人民的反抗鬥爭
朱元璋遣大軍征雲南，達經烏江中上遊地區，令水西、烏撒等土司派人開築寬為10丈的道路，以保障其驛路暢通雲南，又令境內居民每人輸糧1石以供軍需，烏撒彝、苗人民奮起反抗，襲殺官吏。反抗失敗後，被斬殺者3萬餘人。
明洪武五年（1372年）因今重慶市黔江區的大部分地方被少數民族的土豪所據，明王朝派藍玉、趙世英率兵3000多人討平後，實行“就地開墾”、“控製諸夷”時，這裏反控製、反征剿的鬥爭時有發生，史書所載“土苗侵掠”、“溪蠻土豪叛服不常”就是指今烏江下遊渝東南土家族苗族人民多次舉行的反控製、反征剿的鬥爭。
明朝在烏江中上遊地區實行“軍政分管、土流並治”，大肆搶占良田沃土以為屯田，據正統六年（1441年）統計，貴州等20衛所屯田數即達957600餘畝。土司除搜刮屬民財物作揮霍享樂外，還額外壓榨，馬匹、毛氈、水銀等方物供其入朝進貢之需，洪武十八年（1385年）普定土府者額一次即貢方物及馬300餘匹。朝廷定額征收賦稅，水西歲輸糧8萬石，烏撒稅納糧2萬石，氈衫1500領，古州的十二長官司歲繳秋糧8929石，思南府稅收課鈔12600餘貫。此外，還廣立名目役使各族人民。
由於“西南戍守將臣不能宣布恩威，虐人肥己，致令諸夷苗民困窘怨怒”，烏江中上遊地區地方文武官員“欺其愚蠢，占種田地，侵占妻女，遂至民不聊生”。各族人民忍受不了長期沉重的壓迫，或逃匿山林，或舉行武裝反抗。洪武十七年（1384年）黃平驛使者往還興役，“夷人不堪，其後竄入山林者眾”。二十一年（1388年）貴州宣慰司、金築安撫司“所屬租稅累歲逋負”，宣德七年（1432年）思南府“夷民貧困，雖鬻子女”亦不能完納稅課，追索急時，“則竄山峒”。永樂六年（1408年）貴州宣慰司屬穀勞、王石等寨“蠻民”在宋阿襖領導下，抗繳賦稅，失敗後800餘人被殺害。正統六年（1441年）烏江流域各地各族人民多因不堪官府欺淩壓榨，“往往聚嘯為盜”。烏江流域各族人民，不勝“供米、供役”之苦，於正統十四年（1449年）爆發聲勢浩大波及烏江中上遊地區的反對封建壓迫剝削的鬥爭。東自新添、清平、平越諸衛，西至畢節諸衛所，北至石阡府及播州，南達都勻等地參加武裝反抗的“夷眾不下二十餘萬”，駐守貴陽的官軍不及2萬。眾多衛所府城被圍困攻破，“城池、驛站、屯堡俱為燒攻”，湖廣至雲南的道路梗阻。由於“苗賊蜂起”，造成烏江中上遊地區“商賈不通”，“法司不問理”，“有司無催科”，封建統治秩序遭到巨大衝擊。朝廷命兵部尚書王駿為“平蠻將軍”，調集南京、北京、雲南、四川、貴州官軍士兵近8萬人東西夾擊，曆時3年的反抗鬥爭才被鎮壓下去。
（一）苗族的反抗鬥爭
洪武十九年（1386年）六月，平越衛的苗族在楊孟等領導下“聚眾作亂”遭到官軍鎮壓。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康佐長官司苗民抗繳賦稅，貴州衛指揮使金真領兵攻殺，千餘苗族被俘。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閏九月，鎮遠鬼長笛等處苗族與官軍激戰，擊斃衛指揮萬繼及百戶吳彬。次年金牌黃等為首的苗族人民在清水江流域反抗官軍失敗後，500人被俘，金牌黃逃匿貴州宣慰同知宋誠家得免於難。永樂年間（1403-1424年）乖西、巴香一帶苗族在卓巴同率領下，“不服輸稅”，反抗達80餘次。宣德元年（1426年）春，土官劉德秀奉命前往催逼賦稅，死於憤怒的苗民之手。一年後，官軍前往鎮壓，卓巴同率眾迎敵陣亡。在以後的若幹時間裏，苗族人民不懈鬥爭，取得了一定勝利。
明朝時期，隨著中央王朝勢力的深入，民族壓迫之加劇，烏江流域苗族人民的起義逐漸增多。僅明代的鬥爭就有百餘次，有的規模很大。如正統十三年到景泰二年（1448-1451年）各族人民起義，明朝動用了20多萬大軍鎮壓，曆時3年。苗族是這次鬥爭的主力。以韋同烈為首的黔東清水流域和貴定、福泉一帶的苗族農民軍，據香爐山一直堅持到最後。天順元年至三年（1457-1459年）龍裏、貴定、平越（福泉）等處“十三番”苗族首領幹把珠領導的起義，也曾震動一時。嘉靖十七年至三十年（1538-1551年）龍許保領導的黔東北和湘西的苗族起義，長達14年之久，先後抗擊明年16萬之眾。
朱元璋建立明朝後，培植新貴族地主勢力，倒算農民土地，還有沉重的租賦和徭役剝削，導致全國各地的農民起義此起彼伏，不斷發生。尤其是明朝的中後期，政治腐敗，宦官擅權，土地集中，各族人民所受壓迫加重。明統治者還不斷派兵對西南和其他少數民族地區征討清剿，致使農民起義風起雲湧，苗民的反抗鬥爭更加頻繁，規模也越來越大。據記載，自宣德五年（1430年）至崇禎十七年（1644年）間的200餘年間，僅大規模的苗民起義竟達300餘起，覆蓋湖南西南地區各縣和相鄰的貴州省大部分地區。
天順三年（1459年）黔中苗族於把珠等起義失敗後，有4490人被殺，5500個婦女被俘往他鄉，萬曆年間明朝用兵平定播州土司楊應龍之亂時，許多苗族、仡佬族橫遭屠殺，被迫逃走，戰後幸存者僅“十之二”。為了“開邊”，明王朝在黔東和貴陽、安順等地大量安屯設堡，強使許多苗族人民遷居。貴州軍務右副都禦史白圭的折子，左一個“斬首一萬”，右一個“斬首三千”。為了加強對“生苗”區的控製，明朝曆代統治者多次訴諸武力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征剿和屠殺，並發布賞格，凡生擒苗人一名賞銀五兩，殺一苗人賞銀三兩郭子章：《黔記》卷五十九。
苗族人民不屈不撓的反抗鬥爭，使明朝統治者大為震驚。明統治者除調集官兵剿殺外，還積極構建軍事防禦體係。明朝不但在北方修築長城，還在湖南、貴州交界的地方也修築長城，實行民族隔離。它是明王朝的統治者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對南方少數民族，主要是對南方苗族鎮壓的產物。為了持續統治，持續鎮壓，想出了這築牆屯兵，分割統治的毒計。烏江流域苗族人民富有鬥爭精神，在明朝統治期間因不堪忍受壓迫和欺淩，不斷爆發反抗鬥爭，被統治者視為化外之民的“生苗”區，當時劃定其地域界限為湘、黔、川3省交界的“經三百裏、緯百二十裏、周千二百裏”的範圍。為了加強對“生苗”區的控製，明朝統治者每次進行軍事征討後，便選擇要地，在“生苗”區修築碉堡、哨卡，“扼其險阻”，逐步形成了軍事封鎖線，人為地把“生苗”同“熟苗”、漢人區隔離起來。
早在宣德年間，都督肖授築灣溪等二十四堡，“留官兵七千八百有奇”“環其地守之”，對處在湖貴川三省交界地區中心而屢屢發生苗民起義的臘爾山“生苗”區開始形成圈圍之勢。由於派來苗區的文武官員與當地土官狼狽為奸，“西南戍守將臣不能宣布恩威，虐人肥己，至今諸夷苗民困窘怨怒”《太祖洪武實錄》卷255.加之屯軍霸占田土，驛站勒派夫馬，騷擾苗民，不斷引起苗民反抗。1426年（明宣德元年）湘黔一帶旱荒嚴重、臘爾山苗族爆發起義，明軍未能平息。1431年（宣德六年）湖南�子坪與貴州銅仁府平頭司（今鬆桃縣境）的苗族又聯合起事，前後抗擊明軍12萬之眾，堅持鬥爭達8年之久。1436年明英宗朱祁鎮即位以後，三次發動征討麓川之役，大軍所經，沿路派役征夫，激起各民族人民反抗。1449年（明正統十四年）二月，由於漢官的勒索和明朝連年征討麓川在沿途向各族人民勒派夫馬，使雲貴地區米糧艱難，人多死亡。清水江苗民首先起義，攻占思州府城。其後，爛土（今貴州省都勻市境）凱口（今貴州省平塘縣境）草城（今貴州省甕安縣境）苗民亦起而攻下平越、黃平、石阡、思南、龍泉（今貴州省鳳岡縣）等地。1450年（明景泰元年）興隆苗族韋同烈起事，“圍新添、平越、清平、興隆諸衛”。“平越被圍半歲，巡按禦史黃鎬死守，糧盡掘草根食之”。起義形勢“西至貴州龍裏，東至湖廣沅州”。各地苗族以及仲家等民族的起義武裝達20萬人之眾。
1451年春，明軍數萬進攻，與起義軍決戰香爐山（今貴州省凱裏市境）官軍“發炮轟崖後，聲動地”（《明史》卷一七二）苗王韋同烈被俘，香爐山攻破，起義歸於失敗。至嘉靖年間，當1548年明朝調集湘、黔、川三省官兵與土司兵16萬人，分10路圍攻義軍兩年之久後，苗民起義軍卻在龍許保率領下於嘉靖三十年（1551年）突然出擊黔東北，連破印江縣、石阡府等地，震驚了官府。最後以龍許保被叛徒出賣而告終。
總督張嶽在鎮壓臘爾山苗民起義後，又“疏罷灣溪等堡，更設哨所凡十三”，圍繞臘爾山苗區邊沿，由西而東而北築建，構成了對臘爾山地區的一個弧形防線。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夏，貴州衛、平越、新添、龍裏、清平等地苗族因明朝在鎮壓播州土司楊應龍反叛中，被迫出夫、供馬、納糧以及饑荒起而“劫商”、“搶官”，攻打衛所屯堡，以示反抗。
曆史永遠關閉著對它做簡單化評價的大門。盡管少數民族的每一次起義，或因邊官“邀功生事，擅殺苗人”、“侵逼峒穴，至生疑懼”，或因“徭稅失平”，民不堪命，或因客民中“奸蠹無賴之徒”，強占土地，掠奪資源，“客民之侵日見其多，苗疆田土日見其少”，或因增設屯兵占田，從“均三留七”、“均七留三”乃至“寸土歸公”，卻總以封建統治者的血腥鎮壓告終。官府竟懸賞“殺一人頭當錢十千”，“輸城者貰其罪，從賊為逆者殺無赦”。
到了明末清初，中原漢族人口激增，為解決人口與土地矛盾，不斷侵占苗疆，而苗人已經退無可退守無可守，致使漢苗兩族為爭奪生存空間時時兵戎相見。苗族被一步步逼入西南山區的高寒地帶，生存環境更趨惡劣。據《苗防備覽・風俗考》：“苗中四時氣候與內地向異。常有黑霧彌漫，卓午始稍開朗。當朦翳之時，人畜對麵不相見，寸趾難移。春夏淫雨連綿，兼旬累月，常駐泥滓難行。雨勢甫霽，蒸濕之氣，侵入肌骨。其泉為山洞岩漿，性極寒冽，飲之敗胃，水土惡劣，外人居其間，常生癘疫。”1947年商務印書館刊行的淩純聲、芮逸夫《湘西苗族調查報告》認為：“苗人終歲勤勞，豐年僅免凍餒；一遇災荒，則不能自給。弱者鬻子女以換鬥升之食，占者則結伴四出掠劫。有司追捕過急，常常釀成大亂。故諺曰‘苗疆五年一小亂，十年一大亂。’此非苗人生性好亂，實因地狹人稠，為生計所迫。”
（二）仡佬族的反抗鬥爭
明代朱元璋鑒於“蠻僚叛複不常”，而廣設衛所“屯兵鎮之”。各地仡佬族人不服其統治，往往遭受殘酷鎮壓。自洪武十五年至正德六年（1382-1511年）的百餘年間，仡佬族人的反抗鬥爭，以西堡最為頻繁、激烈。《貴州圖經新誌》載“西堡長官司部落皆仡佬”。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朝大軍經資州征雲南，西堡仡佬族15000餘人聚攻普定衛所城。指揮使司顧成堅守不出，待圍城鬆弛時，方突擊解圍。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阿傍領導西堡仡佬族人與官軍激戰，戰績輝險擊斃官軍37000餘人，西堡人也付出慘重代價，5300餘人犧牲，3700餘石稻穀被掠走。天順四年（1460年）底，西堡仡佬族人複聚眾攻焚屯堡，朝廷竟調雲貴川三省官軍35000及水西土兵2萬進行大規模鎮壓，西堡人民頑強抵抗。戰爭持續3月之久，首領楚德彪被俘，千餘人戰死，眾多村寨被焚毀。成化十四年（1478年）西堡仡佬族萬餘人再次舉行武裝鬥爭，分道攻擊官軍，致道路梗塞，朝廷以貴州、湖廣兵合軍夾擊。戰爭持續半年，首領堅婁、附五遇難。餘部由阿毛、果詔帶領遁入山洞，另一部由卜著、紀複帶領據守白崖。官軍堵洞門燃燒毒藥，扇煙入洞，將洞內人全數毒死，募敢死士兵於夜半趁濃霧偷襲白崖。戰爭中，仡佬族人犧牲2200餘人，130餘人被俘，700餘名老幼被掠走，數千件兵器及牛羊遭搶奪，578座村莊遭燒毀。正德六年（1511年）西堡人民拒向官府繳納常賦。西堡副長官溫鎧既不敢前往催收，又無法向官府交差，心急如焚，自縊而死。其子溫廷玉繼任，為避免官逼民反，曾請求免去西堡所欠租賦，但遭拒絕。溫廷玉無奈，在官府逼迫下前往催繳租賦，結果為仡佬族人潛糾、乜占等所殺。溫廷玉之弟溫廷瑞奏訴遭遇，請兵征剿。貴州守臣對西堡仡佬族人心有餘悸，恐發生變故。反對擅用兵刃，明武宗也表示同意，溫氏父子自殺、被殺一事遂不了了之。
當然，仡佬族人在明代曆次戰鬥中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僅洪武二十八年，水西（今貴州畢節地區）境內仡佬族人因拒不輸租，為官軍“攻討”，30000餘人慘死，萬餘人被俘虜。居住在黔西南的仡佬族支係之一的“徠子”，先後於明洪武、永樂、嘉靖年間橫遭官軍土司兵驅趕，被迫渡過紅水河，遠避於廣西隆州的山箐之中。
（三）彝族的反抗鬥爭
洪武十五年（1382年）七月，明朝大軍圍攻烏撒，“俘獲次第，見搜林箐，諸蠻四散逃去”，烏江上遊地區彝族人民慘遭屠殺，於當年十月聚眾襲擊官軍。洪武三十年（1397年）水西彝族在居密、必登等的領導下，抗擊官軍，失敗後3300餘人被殺，2100餘人被俘，2200匹馬被掠。次年二月，水西麽不領導的彝族人民聯合西堡仡佬族人攻屯堡。宣德二年（1427年）水西的阿閉妨宜帶領8000餘彝族人民“拒不輸稅”，他們“攻殺官軍，占據山巒”。景泰元年（1450年）初，水西彝族以阿推、加納等為首，焚燒屯堡、糧倉，並造梯攻打城池。嘉靖七年（1528年）春，芒部、烏撒等地彝族、苗族以隴革為首，攻打畢節衛屬屯堡，遭到貴州、四川官軍的聯合鎮壓。水西地區土司勢力強大、統治嚴密，彝族人民的反抗鬥爭受到極大抑製。嘉靖十三年（1534年）朝廷以貴州宣慰使“安萬銓頃年頗效勤勞，所部安靜”，決定給予“加恩，以慰土人之心”，籠絡土司效忠朝廷。至此，彝族的反抗鬥爭才稍有停息。
（四）土家族的反抗鬥爭
明末李自成、張獻忠所率領的起義隊伍於崇禎十三年（1640年）入川後，土家族人民紛紛響應，當明王朝征調土兵鎮壓起義軍時，酉陽大江裏、小江裏及黔江等地土家族人民紛紛起來反對土司帶土兵鎮壓。
三、清代烏江流域各族人民的反抗鬥爭
（一）清初苗族人民的抗暴鬥爭
清朝統治階級對烏江流域的少數民族尤為歧視，認為“夷性犬羊”，“苗彝野性自古難訓”，“是以為人之道，責之豺狼，似難奏效”，主張“必加懲辦，不事姑息”，鄂爾泰用人屠殺方式強行“開辟苗疆”，導致漢族地主商人趁機兼並苗地，官府勒索無度，官兵濫殺報功。“自開拓苗疆之計行，於是生苗地界為官兵所駐紮，漸次踞其土地，幹戈日尋，而生苗始不得安其所”。“一應勞苦力役之宰，皆出於苗。”官軍差役“出入苗寨，擅動苗夫，需索供應”，苗族人民隻有“吞聲飲恨”。殘暴的壓迫剝奪，終於激成包利、紅銀領導的苗族人民大起義。
雍正十二年（1734年）七月，古州苗民老包以宣傳有“苗王出世”相號召，迅速得到眾多苗民響應。次年二月，包利、紅銀用木刻傳集苗眾2萬親人於八妹、高表等寨舉行武裝起義，“婦人女子群起若狂”，積壓心頭的怒火終於迸發而出。數月之內占據黃平、清平、餘慶、施秉等各廳、州、縣，方園千裏，義眾數萬。烏江中遊之平越、甕安、湄潭、都勻、石阡、思南、印江等州縣，“處處盤獲奸細，藏有木刻”，烏江上遊之威寧、大定、鎮寧、清鎮等處的“苗倮亦多觀望，木刻相通”，安平縣的要路上則插有紅旗“聲言攻城”。聲勢浩大的苗族人民起義，波及烏江中上遊各地，各族人民互通信息、遙相呼應，亦作好揭竿而起的準備。官紳地主四處驚逃奔走，惶惶不安。為撲滅這次起義，雍正於六月調集雲南、四川、湖南、廣東、廣西五省兵力共3萬人，會同貴州軍萬餘及貴州各府州縣團練鄉勇2萬餘，共7萬兵力，實行鎮壓，授貴州提督哈元生為揚威將軍，以湖南提督董芳為副將軍，又命刑部尚書張照為撫定苗疆大臣，總理錢糧兵馬事務。官軍四麵殺來，苗族人民毫無畏色，他們悲壯地“多手刃妻女而後出抗官兵”決一死戰，從而“銳不可當”。
數萬官軍在苗族人民拚死搏鬥下，數月無所進展，哈元生與張照遂發生意見分歧。哈元生主張繼續鎮壓，張照主張改剿為撫。二人各自移文入朝爭辯，致軍隊指揮失靈，苗族義眾趁勢發起廣泛攻勢，使官軍“顧此失彼，疲於奔命”，節節失利。消息傳至北京，朝野皆驚，許多臣僚“爭咎前此苗疆之不當開辟，目前苗疆之不可守”，出現“全局幾變”的局勢。以“開辟苗疆”、“改土歸流”而得以位尊權重的鄂爾泰在朝議壓力下引咎辭爵削職。雍正無奈，忍痛免去其大學士職，雍正本人亦在憂鬱不安中死去。乾隆嗣位，十一月，湖廣總督張廣泗上奏自責，謂：“若從前不設營汛在內，逆苗必遽行蠢動”，出現了這種嚴重失控局麵，乾隆也認為“開辟苗疆”，“實實非我皇考之本懷”，“今日之宜棄置也，謂開始之不應開也”。
乾隆因官軍進剿不力，命將巡撫展元成、副將董芳捉拿回京，交部問罪，又將張照撤回，命張廣泗兼理貴州巡撫經略苗疆事務，統率諸軍。張廣泗首先對參加起義的“熟苗”進行招撫，讓他們放下武器，退出戰鬥行列，使“生苗”勢孤。後來，苗族人民被屠殺者“實不下數萬”，死於凍餓、疾病者“亦不止萬人”，1200餘寨子被毀。《貴州通誌・宦跡誌》謂：“殺戮十之七八”，造成“數十寨無一人”的慘狀。
1841年，鄂西苗族子弟雷世興，率領苗家健兒到廣州，與英帝國主義英勇鬥爭，屢立戰功。1842年，他被調往浙江與英軍作戰，由於戰功卓著，欽賜藍翎而凱旋。
（二）土家族人民的反抗與起義
清嘉慶初年（1796年）反清起義的湖北白蓮教首領覃家耀率部來到烏江中遊地區，沿途土家族群眾聞風響應。義軍進兵黔江時，當地少數民族還協助義軍擊斃知縣王垂重。清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率十萬大軍，經湖北進入四川，正月二十二日，太平軍攻克石柱廳城，處決了豪紳馬勉齋，土家族群眾拍手稱快，參加義軍者數千人。土家族人民同全國人民一道，紛紛響應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並在辛亥革命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和犧牲。
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土家族青年、同盟會員溫朝鍾在黔江、彭水與湖北鹹豐一帶發動武裝起義，庚戌年冬月，溫朝鍾、黃玉山、王克明等人在鳳池山商討起義計劃時，不料事被泄露，黔江縣令立即派兵圍剿，溫朝鍾得知被圍困的消息，就在清末（1911年11月3日）聚集身邊的200餘人，剪掉發辮，宣布起義。義軍高舉“除暴安民，強國保種，掃清滅洋”的旗幟，一舉攻下了黔江縣城，起義隊伍也迅速發展到七八千人。聞此消息，清廷驚恐萬狀，急電令川鄂湘黔四省督撫調集鄰近清軍合力圍剿，“以免蔓延”。臘月二十八日，官軍攻破義軍固守的飛龍寺，溫朝鍾燒掉會員名冊，挺身而出，厲聲說道：“我是溫朝鍾，一切皆我所為，不與他人相幹！”溫朝鍾壯烈犧牲了，死時年僅32歲。溫朝鍾犧牲以後，他的革命精神在烏江下遊民族地區廣泛傳揚。
（三）鹹豐同治時期烏江流域各族人民大起義
在改土歸流、“開辟苗疆”、鎮壓乾係起義的過程中，烏江流域各族人民遭到封建統治者的直接統治和血腥屠殺，階級仇恨積壓於心。1840年鴉片戰爭後，以滿族統治者為主體的腐朽清王朝屈服於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不斷喪權辱國，一筆又一筆巨額賠款導致國庫空虛。清王朝將此經濟重壓轉嫁於人民，巧立名目向全國人民強行攤派搜刮，以補財政虧空。吏治日趨腐敗，文武官吏“苟且恬嬉，玩視民瘼，又複上下爭利，層層剝削”，烏江流域各族人民受害尤其深重。殘存土司製的地區，人民仍未擺脫強烈的人身依附，土司通事的“一切食米、喪葬、娶嫁、夫馬供應之費，無不取之於民”，或“假任官吏的相淩”，隨時進行敲詐。官府對各族人民更是窮凶極惡，僅“采買”一項即弄得民不聊生，“名為官發價買苗民米以養兵，苗民實不得價而求取無製”，名雖曰買，實際是無代價地向少數民族人民無限製地掠奪。頻繁的徭役更逼得各族人民走投無路。凡有“委員過境或官吏下鄉，則合境應役”。實際出役的僅是一部分，未安排出役者須交錢200-300文。不能出役或交不出錢的就要被捉拿關押，處以數倍罰款。服役者須事前自行準備“數日裹糧”。男子病不能服役，則由其女子代役，稍不如意，即遭官吏打罵，“官吏待之如牛馬”。於是，道光末年，黔東南地區的苗族人民在“漢民匪徒”“相與勾結下”，“結黨橫行”，“動輒屯聚數百人”，在黃平、施秉、思州、鎮遠一帶不斷襲擊官紳富豪，由於人多勢眾，以致“官司不敢查拿”，其中以凱裏保禾、高禾兄弟與九鬆、計乜等為首的勢力最大，道光三十年（1850年）保禾、計乜等帶領數千苗眾起事，拉開了鹹同時期長達20餘年的烏江中遊地區各族人民大起義的序幕。後在太平天國革命鼓舞推動之下，各族人民紛紛投入反對清王朝的鬥爭，起義烽火席卷整個烏江流域。除貴陽、遵義、畢節等極少數城池外，整個流域城鄉無一地不為起義軍攻占過。起義大軍到處攻打封建政權，擒斬貪官汙吏，誅殺土豪劣紳。數十支起義大軍馳騁在遼闊的戰場上，前赴後繼地與封建統治者血戰20餘年。
（四）號軍起義
白蓮教是在烏江中遊地區各族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而廣泛組織發動的群眾起義。白蓮教以黔北地區漢民為主體，兼有苗族、仡佬族、布依族、土家族等群眾參加起義。參加白蓮教武裝起義者，分別以黃巾、白巾、紅巾、青巾裹頭為號，故有“黃號軍”、“白號軍”、“紅號軍”、“青號軍”之稱。號軍皆信奉白蓮教，故又別稱“教軍”。
鹹豐四年（1854年）八月，楊隆喜、舒裁縫組織黃號軍於九壩誓師起義，建立政權，改元“江漢”，楊鳳為“都督大元帥”，舒裁縫為“王”。鹹豐四年（1854年）至同治十年（1871年）先後攻下貴州仁懷、桐梓、開州、廣順州、長寨廳和定番州，勢力達安順府、安平縣，擊斃守備王三錫等。
鹹豐五年（1855年）十月，銅仁縣舉人徐廷傑（土家族）等率眾入城抗議官府征糧，爭執中將知府葛景萊打死。江口的劉世美、印江的田宗達亦率眾呼應，舉行武裝鬥爭。這支義軍以紅巾為號，稱紅號軍。紅號軍以徐廷傑、梅濟鼎為軍師，以苗族吳勞苟為元帥，土家族徐興為將軍組成領導集團。紅號軍勢力發展迅速，相繼攻占銅仁、鬆桃、思南、石阡、印江等府廳縣城。次年正月，徐廷傑、梅濟鼎、吳勞苟、徐興等犧牲。餘部以劉世美、田瑞龍等為元帥，繼續戰鬥，並與鬆桃苗族起義軍配合作戰。十一月，劉、田分別於施秉、鎮遠被俘殺，包茅仙帶領殘部，先後與白號軍和進入貴州的太平軍一起抗擊清軍。同治四年（1865年）包茅仙於鎮遠甘佃目被官府收買的刺客暗殺，紅號軍隨之瓦解。
鹹豐七年（1857年）白蓮教首領劉儀順組織正安、思南教徒準備起義，被團首李春華告密。年底，李春華自領千餘地主武裝攻進劉儀順的傳教基地汪家寨，被劉儀順率眾擊退。劉儀順見已暴露，聚眾於鸚鵡溪宣布起義，以白巾為號，稱白號軍。白號軍攻入思南府城，擊斃知府福奎，並向石阡府、龍泉、務川、湄潭等縣擴展。鹹豐九年（1859年）四月，白號軍建立政權，以朱明月（原名張保山）為秦王，劉儀順、覃魁榜（苗族）為左、右丞相，何冠蓋為大老板，土家族田宗保為元帥，下設公、侯、鄉正、將軍等職，沿襲“江漢”年號，改為江漢六年。繼而下務川，占湄潭。十一月攻遵義縣，知縣江炳琳敗逃自殺。鹹豐十年（1860年）至同治七年（1868年）白號軍轉戰於黔北及黔東北地區，同治七年（1868年）元月四日，12000餘白號軍除3000餘人突圍外，其餘全數犧牲。劉儀順在逃離上大坪的途中被叛徒劉俊民帶川軍捉住，九月，在成都處死。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青號軍千餘人攻陷仁懷縣城，擊斃知縣馬均。五年（1866）初，青號軍東進入遵義境後，首領吳彪投降，並協助官軍攻擊譚繼虞領導的青號軍，八月，譚繼虞被官軍擒殺。
“黃白青紅四號，皆劉儀順黨”。白蓮教所屬各支號軍以烏江中遊地區為中心勢力影響及於烏江流域大部分地區。號軍的民族成分以漢族為主，兼有苗族、仡佬族、土家族、布依族等各族群眾。他們以白蓮教為紐帶聚集起來，將鬥爭鋒芒指向共同的敵人――封建統治階級。在鹹同烏江流域各民族大起義中，是一支影響最廣、實力最強的武裝力量。
（五）仡佬族人民起義
鹹豐四年（1854年）十一月，安順雞場仡佬族農民曾毓華（人稱曾三浪）帶領仡佬族和苗族、布依族、漢族人民舉行武裝抗糧鬥爭，苗族的黃曉義、漢族的周老杠是其得力助手。以仡佬族為主的這支起義隊伍迅速得到安順、鎮寧、平壩等地各族人民的支持響應，投入曾三浪屬下。鹹豐五年（1855年）三月，地主士紳率團練來攻，義軍迎戰，“甫交鋒，三團相繼驚潰”，團總楊奠川、團首花訪春、左明等戰死。地主士紳赴貴州省向督辦貴州省團練的丁寶楨和貴州提督孝順等求援。在官軍和團練的聯合鎮壓下，起義軍英勇迎戰，鹹豐五年（1855年）三月，終因寡不敵眾而失敗。曾三浪被押解貴陽就義。其親屬四散逃匿，或改稱漢族，或改稱苗族以避株連。
元代主要靠武力征服，一開始就激起了烏江流域各民族的反抗，而以宋隆濟、奢節領導的反征派鬥爭最為激烈。明代統治方法稍有改變，實行“恩威共用”、“兼剿兼撫”的方針，又以衛所進行嚴密控製，但始終未能使少數民族“臣服”，各地“聚眾作亂”之事此伏彼起，層出不窮。入清以後，中央政府一直在烏江流域不斷用兵，特別是改土歸流期間，對少數民族大肆屠殺，以武力強行改流，用屠刀開辟苗疆，民族矛盾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改土歸流之後，官府加緊搜刮，肆意侵占田土，無端欺壓人民，致使雍、乾、嘉三代民族關係處於緊張狀態，黔東北石柳鄧、石三保領導的苗族起義就是在這種曆史背景下爆發的。鹹豐、同治年間，起義進入高潮，風起雲湧，聲勢浩大，與太平天國的反清鬥爭遙相呼應。這次起義是漢族與少數民族的聯合行動，農民起義與民族起義密切結合，互相促進，互相支援，當時，以漢族為主體的起義稱為“號軍”，有“白號”、“黃號”、“紅號”、“青號”數支，以少數民族為主體的有楊元保領導的布依族起義，有張秀眉、陶新壽各自領導的苗族起義，有薑映芳領導的侗族起義，有張淩翔、馬河圖領導的回民起義，還有曾毓華領導的仡佬族起義，這些起義匯成了一股巨大的洪流，猛烈地衝擊了封建統治，並與太平軍並肩作戰，影響極其深遠。
一、元朝時烏江流域各族人民的反抗鬥爭
（一）烏江中上遊地區宋隆濟、奢節領導的反征派鬥爭
蒙古貴族建立元王朝後，將全國各族人口分為四等，蒙古人地位最高，色目人次之，漢人又次之，南人（南宋統治下的漢族人口及西南各族）地位最為低下。在這種情況下，“貪官汙吏，寅緣侵魚。科斂則務求羨餘，輸納則暗加折耗。以致濫刑虐政，暴斂急征，使農民不得安於田裏”。吏治腐敗，戰爭頻繁，人民負擔沉重，最低等級的烏江流域各族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不堪奴役的烏江中上遊地區各族人民，前赴後繼，進行反抗鬥爭。
至元二年（1265年）張華率領苗族、仡佬族人在播州容山起義，沅州安撫司同知郭昂帶軍前來鎮壓，張華戰敗遇害，“山�土僚諸洞盡降”。但“九溪十八洞蠻僚，叛複不常”，當朝廷派四川行省官兵“討伐”時，仡佬族人民“伏險以拒”，英勇抵抗，後因敵我懸殊而“多就擒戮”。二十七年（1290年）六月，貴陽地區苗族3000餘人攻入順元城，“殺傷官軍，其眾遂甚”。之後，貴州各族零星的反抗鬥爭，此起彼伏，終於導致宋隆濟、奢節領導的仡佬族、苗族、彝族人民聯合的大起義。
大德五年（1301年）四月，官軍令雍真葛蠻（在今貴州開陽縣境）“出丁夫、馬百匹”，限期繳納。土官宋隆濟召集所屬苗族、仡佬族人民會議，當眾揭露官軍的暴虐，並與大家共誓：“寧死不往，雖就砦見殺可也。”六月，宋隆濟率領500苗族、仡佬族人攻下楊黃寨，雍真葛蠻總督府達魯花赤也裏千敗逃，正式舉行起義。在紫江、底窩（均在今貴州開陽縣境）龍骨（今貴州龍裏縣境）的苗族、仡佬族人聞風而起，“攻貴州（即貴陽）殺散普定、龍裏守令軍，燒官糧，殺張知州”。使官軍處於挨打受攻的困境。黔中地區“所在皆叛”，各族人民拒不納糧，致使“軍中乏糧，人自相食”，大軍潰散，劉深“計窮勢蹙，倉皇退走，棄眾奔逃，僅以身免”。朝廷震恐，“再發陝西、河南、江西、兩廣四省兵”及播州士兵1萬，會同四川、雲南官兵3萬，由“劉二霸（即劉國傑）都督，以圖收複叛地”，並命湖北、湖南“大起丁夫，運送軍糧至播州交納”，運糧丁夫達20餘萬。
大德五年（1301年）八月，水西土官之妻奢節因劉深威逼其“出金三千兩，馬三千匹”，大為不滿，對所屬彝族、苗族、仡佬族人言：“官軍征發爾等，將悉剪發，黥麵為兵，身死行陣，妻子為虜”，於是起兵響應宋隆濟。次年正月，宋隆濟帶領義眾“九次圍攻貴州”，與官軍反複爭戰，“殺傷甚眾，掠去行裝文卷”。奢節亦統“青衣破軍圍貴州甚急”。大德七年（1303年）正月，官軍雲集墨特川（今貴州赫章縣境）起義軍戰敗，奢節出降遇害。不久，宋隆濟之侄，曾竹蠻夷長官宋阿重，“以叔父宋隆濟結諸蠻為亂，棄家朝京師，陳其事宜”，歸來後，“深入烏撒、烏蒙至於水東，招徠木婁苗僚，生獲隆濟以獻”，四月，宋隆濟被殺。為時兩年的起義失敗。
宋隆濟、奢節起義，代表了烏江中上遊地區各族人民反抗元王朝暴政的決心和意誌，當時各族人民對官軍的苛勒已“怨深入於骨髓，皆欲得其肉而分食之，人心所惡”。這次聯合起義在軍事上雖然失敗，但在政治上、道義上卻取得了勝利，不僅使征“八百媳婦”的兩萬官軍隻剩十之一二，縱橫自恣的統兵官劉深受誅，而且迫使朝廷免除順元、播州等地一年稅糧，並罷征“八百媳婦”。尤為可貴的是，這次起義首開烏江中上遊地區各族人民聯合反抗封建壓迫、剝削的先河，為各族人民團結戰鬥樹立了光輝榜樣。
宋隆濟、奢節領導的起義雖遭鎮壓，但烏江流域各族人民反暴政的鬥爭並未停息。至大三年（1310年）“八番、乖西苗蠻阿馬等作亂”。泰定二年（1325年）十月，“八番蠻班光金等合兵攻石頭等寨”，八番宣慰司官“失備坐罪”。至順元年（1330年）五月，“八番乖西蠻作亂”，八番乖西等地苗族、仡佬族、布依族人民更舉行大規模的武裝鬥爭：“阿馬察伯秩等萬人，侵擾邊境，元文宗聞訊，特詔樞密臣分兵討之”。次年正月，“烏撒羅羅所斯蠻複叛”。
（二）烏江下遊地區的反元鬥爭
有元一代，在烏江下遊民族地區反抗元王朝的活動，此起彼伏，連綿不斷。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將楊文安攻克紹慶，執郡守鮮龍斬之，元朝勢力正式進入烏江下遊地區的渝東南。但是，烏江下遊的土著民族勢力也曾經多次對元朝的進入作過抵抗，如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爆發了以今重慶市秀山縣石堤為中心的“九溪十八峒蠻”起義。參加起義的有土家族、苗族等眾多的少數民族群眾，他們占領了今湘鄂渝黔邊區的大片地區，元王朝急派兵鎮壓，元軍兵分四路，綿亙千裏。九溪十八峒義軍設伏險隘，木弩弓矢，伺間竊發，英勇抗敵。但終因元軍勢大而遭致失敗。這次戰爭以四川行省參政曲裏吉思為主將，征討的九溪十八峒之地，主要在今重慶市酉陽、秀山縣境。這次起義雖然被鎮壓下去了，但它卻充分顯示了湘鄂渝黔邊區各族人民團結奮鬥、不畏強暴的革命精神。
在鄂西，也有過多次反抗鬥爭。同治《恩施縣誌・武勳》載：滿（一作潘）國珍，為“忠峒寨巡檢。泰定三年（1326年）峒蠻叛”，招降其首長。《元史・文宗本紀五》也載：至順三年（1332年）正月，“夔州忠信寨峒主阿具什用，合峒蠻八百餘寇入施州。”
二、明代烏江流域各族人民的反抗鬥爭
朱元璋遣大軍征雲南，達經烏江中上遊地區，令水西、烏撒等土司派人開築寬為10丈的道路，以保障其驛路暢通雲南，又令境內居民每人輸糧1石以供軍需，烏撒彝、苗人民奮起反抗，襲殺官吏。反抗失敗後，被斬殺者3萬餘人。
明洪武五年（1372年）因今重慶市黔江區的大部分地方被少數民族的土豪所據，明王朝派藍玉、趙世英率兵3000多人討平後，實行“就地開墾”、“控製諸夷”時，這裏反控製、反征剿的鬥爭時有發生，史書所載“土苗侵掠”、“溪蠻土豪叛服不常”就是指今烏江下遊渝東南土家族苗族人民多次舉行的反控製、反征剿的鬥爭。
明朝在烏江中上遊地區實行“軍政分管、土流並治”，大肆搶占良田沃土以為屯田，據正統六年（1441年）統計，貴州等20衛所屯田數即達957600餘畝。土司除搜刮屬民財物作揮霍享樂外，還額外壓榨，馬匹、毛氈、水銀等方物供其入朝進貢之需，洪武十八年（1385年）普定土府者額一次即貢方物及馬300餘匹。朝廷定額征收賦稅，水西歲輸糧8萬石，烏撒稅納糧2萬石，氈衫1500領，古州的十二長官司歲繳秋糧8929石，思南府稅收課鈔12600餘貫。此外，還廣立名目役使各族人民。
由於“西南戍守將臣不能宣布恩威，虐人肥己，致令諸夷苗民困窘怨怒”，烏江中上遊地區地方文武官員“欺其愚蠢，占種田地，侵占妻女，遂至民不聊生”。各族人民忍受不了長期沉重的壓迫，或逃匿山林，或舉行武裝反抗。洪武十七年（1384年）黃平驛使者往還興役，“夷人不堪，其後竄入山林者眾”。二十一年（1388年）貴州宣慰司、金築安撫司“所屬租稅累歲逋負”，宣德七年（1432年）思南府“夷民貧困，雖鬻子女”亦不能完納稅課，追索急時，“則竄山峒”。永樂六年（1408年）貴州宣慰司屬穀勞、王石等寨“蠻民”在宋阿襖領導下，抗繳賦稅，失敗後800餘人被殺害。正統六年（1441年）烏江流域各地各族人民多因不堪官府欺淩壓榨，“往往聚嘯為盜”。烏江流域各族人民，不勝“供米、供役”之苦，於正統十四年（1449年）爆發聲勢浩大波及烏江中上遊地區的反對封建壓迫剝削的鬥爭。東自新添、清平、平越諸衛，西至畢節諸衛所，北至石阡府及播州，南達都勻等地參加武裝反抗的“夷眾不下二十餘萬”，駐守貴陽的官軍不及2萬。眾多衛所府城被圍困攻破，“城池、驛站、屯堡俱為燒攻”，湖廣至雲南的道路梗阻。由於“苗賊蜂起”，造成烏江中上遊地區“商賈不通”，“法司不問理”，“有司無催科”，封建統治秩序遭到巨大衝擊。朝廷命兵部尚書王駿為“平蠻將軍”，調集南京、北京、雲南、四川、貴州官軍士兵近8萬人東西夾擊，曆時3年的反抗鬥爭才被鎮壓下去。
（一）苗族的反抗鬥爭
洪武十九年（1386年）六月，平越衛的苗族在楊孟等領導下“聚眾作亂”遭到官軍鎮壓。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康佐長官司苗民抗繳賦稅，貴州衛指揮使金真領兵攻殺，千餘苗族被俘。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閏九月，鎮遠鬼長笛等處苗族與官軍激戰，擊斃衛指揮萬繼及百戶吳彬。次年金牌黃等為首的苗族人民在清水江流域反抗官軍失敗後，500人被俘，金牌黃逃匿貴州宣慰同知宋誠家得免於難。永樂年間（1403-1424年）乖西、巴香一帶苗族在卓巴同率領下，“不服輸稅”，反抗達80餘次。宣德元年（1426年）春，土官劉德秀奉命前往催逼賦稅，死於憤怒的苗民之手。一年後，官軍前往鎮壓，卓巴同率眾迎敵陣亡。在以後的若幹時間裏，苗族人民不懈鬥爭，取得了一定勝利。
明朝時期，隨著中央王朝勢力的深入，民族壓迫之加劇，烏江流域苗族人民的起義逐漸增多。僅明代的鬥爭就有百餘次，有的規模很大。如正統十三年到景泰二年（1448-1451年）各族人民起義，明朝動用了20多萬大軍鎮壓，曆時3年。苗族是這次鬥爭的主力。以韋同烈為首的黔東清水流域和貴定、福泉一帶的苗族農民軍，據香爐山一直堅持到最後。天順元年至三年（1457-1459年）龍裏、貴定、平越（福泉）等處“十三番”苗族首領幹把珠領導的起義，也曾震動一時。嘉靖十七年至三十年（1538-1551年）龍許保領導的黔東北和湘西的苗族起義，長達14年之久，先後抗擊明年16萬之眾。
朱元璋建立明朝後，培植新貴族地主勢力，倒算農民土地，還有沉重的租賦和徭役剝削，導致全國各地的農民起義此起彼伏，不斷發生。尤其是明朝的中後期，政治腐敗，宦官擅權，土地集中，各族人民所受壓迫加重。明統治者還不斷派兵對西南和其他少數民族地區征討清剿，致使農民起義風起雲湧，苗民的反抗鬥爭更加頻繁，規模也越來越大。據記載，自宣德五年（1430年）至崇禎十七年（1644年）間的200餘年間，僅大規模的苗民起義竟達300餘起，覆蓋湖南西南地區各縣和相鄰的貴州省大部分地區。
天順三年（1459年）黔中苗族於把珠等起義失敗後，有4490人被殺，5500個婦女被俘往他鄉，萬曆年間明朝用兵平定播州土司楊應龍之亂時，許多苗族、仡佬族橫遭屠殺，被迫逃走，戰後幸存者僅“十之二”。為了“開邊”，明王朝在黔東和貴陽、安順等地大量安屯設堡，強使許多苗族人民遷居。貴州軍務右副都禦史白圭的折子，左一個“斬首一萬”，右一個“斬首三千”。為了加強對“生苗”區的控製，明朝曆代統治者多次訴諸武力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征剿和屠殺，並發布賞格，凡生擒苗人一名賞銀五兩，殺一苗人賞銀三兩郭子章：《黔記》卷五十九。
苗族人民不屈不撓的反抗鬥爭，使明朝統治者大為震驚。明統治者除調集官兵剿殺外，還積極構建軍事防禦體係。明朝不但在北方修築長城，還在湖南、貴州交界的地方也修築長城，實行民族隔離。它是明王朝的統治者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對南方少數民族，主要是對南方苗族鎮壓的產物。為了持續統治，持續鎮壓，想出了這築牆屯兵，分割統治的毒計。烏江流域苗族人民富有鬥爭精神，在明朝統治期間因不堪忍受壓迫和欺淩，不斷爆發反抗鬥爭，被統治者視為化外之民的“生苗”區，當時劃定其地域界限為湘、黔、川3省交界的“經三百裏、緯百二十裏、周千二百裏”的範圍。為了加強對“生苗”區的控製，明朝統治者每次進行軍事征討後，便選擇要地，在“生苗”區修築碉堡、哨卡，“扼其險阻”，逐步形成了軍事封鎖線，人為地把“生苗”同“熟苗”、漢人區隔離起來。
早在宣德年間，都督肖授築灣溪等二十四堡，“留官兵七千八百有奇”“環其地守之”，對處在湖貴川三省交界地區中心而屢屢發生苗民起義的臘爾山“生苗”區開始形成圈圍之勢。由於派來苗區的文武官員與當地土官狼狽為奸，“西南戍守將臣不能宣布恩威，虐人肥己，至今諸夷苗民困窘怨怒”《太祖洪武實錄》卷255.加之屯軍霸占田土，驛站勒派夫馬，騷擾苗民，不斷引起苗民反抗。1426年（明宣德元年）湘黔一帶旱荒嚴重、臘爾山苗族爆發起義，明軍未能平息。1431年（宣德六年）湖南�子坪與貴州銅仁府平頭司（今鬆桃縣境）的苗族又聯合起事，前後抗擊明軍12萬之眾，堅持鬥爭達8年之久。1436年明英宗朱祁鎮即位以後，三次發動征討麓川之役，大軍所經，沿路派役征夫，激起各民族人民反抗。1449年（明正統十四年）二月，由於漢官的勒索和明朝連年征討麓川在沿途向各族人民勒派夫馬，使雲貴地區米糧艱難，人多死亡。清水江苗民首先起義，攻占思州府城。其後，爛土（今貴州省都勻市境）凱口（今貴州省平塘縣境）草城（今貴州省甕安縣境）苗民亦起而攻下平越、黃平、石阡、思南、龍泉（今貴州省鳳岡縣）等地。1450年（明景泰元年）興隆苗族韋同烈起事，“圍新添、平越、清平、興隆諸衛”。“平越被圍半歲，巡按禦史黃鎬死守，糧盡掘草根食之”。起義形勢“西至貴州龍裏，東至湖廣沅州”。各地苗族以及仲家等民族的起義武裝達20萬人之眾。
1451年春，明軍數萬進攻，與起義軍決戰香爐山（今貴州省凱裏市境）官軍“發炮轟崖後，聲動地”（《明史》卷一七二）苗王韋同烈被俘，香爐山攻破，起義歸於失敗。至嘉靖年間，當1548年明朝調集湘、黔、川三省官兵與土司兵16萬人，分10路圍攻義軍兩年之久後，苗民起義軍卻在龍許保率領下於嘉靖三十年（1551年）突然出擊黔東北，連破印江縣、石阡府等地，震驚了官府。最後以龍許保被叛徒出賣而告終。
總督張嶽在鎮壓臘爾山苗民起義後，又“疏罷灣溪等堡，更設哨所凡十三”，圍繞臘爾山苗區邊沿，由西而東而北築建，構成了對臘爾山地區的一個弧形防線。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夏，貴州衛、平越、新添、龍裏、清平等地苗族因明朝在鎮壓播州土司楊應龍反叛中，被迫出夫、供馬、納糧以及饑荒起而“劫商”、“搶官”，攻打衛所屯堡，以示反抗。
曆史永遠關閉著對它做簡單化評價的大門。盡管少數民族的每一次起義，或因邊官“邀功生事，擅殺苗人”、“侵逼峒穴，至生疑懼”，或因“徭稅失平”，民不堪命，或因客民中“奸蠹無賴之徒”，強占土地，掠奪資源，“客民之侵日見其多，苗疆田土日見其少”，或因增設屯兵占田，從“均三留七”、“均七留三”乃至“寸土歸公”，卻總以封建統治者的血腥鎮壓告終。官府竟懸賞“殺一人頭當錢十千”，“輸城者貰其罪，從賊為逆者殺無赦”。
到了明末清初，中原漢族人口激增，為解決人口與土地矛盾，不斷侵占苗疆，而苗人已經退無可退守無可守，致使漢苗兩族為爭奪生存空間時時兵戎相見。苗族被一步步逼入西南山區的高寒地帶，生存環境更趨惡劣。據《苗防備覽・風俗考》：“苗中四時氣候與內地向異。常有黑霧彌漫，卓午始稍開朗。當朦翳之時，人畜對麵不相見，寸趾難移。春夏淫雨連綿，兼旬累月，常駐泥滓難行。雨勢甫霽，蒸濕之氣，侵入肌骨。其泉為山洞岩漿，性極寒冽，飲之敗胃，水土惡劣，外人居其間，常生癘疫。”1947年商務印書館刊行的淩純聲、芮逸夫《湘西苗族調查報告》認為：“苗人終歲勤勞，豐年僅免凍餒；一遇災荒，則不能自給。弱者鬻子女以換鬥升之食，占者則結伴四出掠劫。有司追捕過急，常常釀成大亂。故諺曰‘苗疆五年一小亂，十年一大亂。’此非苗人生性好亂，實因地狹人稠，為生計所迫。”
（二）仡佬族的反抗鬥爭
明代朱元璋鑒於“蠻僚叛複不常”，而廣設衛所“屯兵鎮之”。各地仡佬族人不服其統治，往往遭受殘酷鎮壓。自洪武十五年至正德六年（1382-1511年）的百餘年間，仡佬族人的反抗鬥爭，以西堡最為頻繁、激烈。《貴州圖經新誌》載“西堡長官司部落皆仡佬”。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朝大軍經資州征雲南，西堡仡佬族15000餘人聚攻普定衛所城。指揮使司顧成堅守不出，待圍城鬆弛時，方突擊解圍。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阿傍領導西堡仡佬族人與官軍激戰，戰績輝險擊斃官軍37000餘人，西堡人也付出慘重代價，5300餘人犧牲，3700餘石稻穀被掠走。天順四年（1460年）底，西堡仡佬族人複聚眾攻焚屯堡，朝廷竟調雲貴川三省官軍35000及水西土兵2萬進行大規模鎮壓，西堡人民頑強抵抗。戰爭持續3月之久，首領楚德彪被俘，千餘人戰死，眾多村寨被焚毀。成化十四年（1478年）西堡仡佬族萬餘人再次舉行武裝鬥爭，分道攻擊官軍，致道路梗塞，朝廷以貴州、湖廣兵合軍夾擊。戰爭持續半年，首領堅婁、附五遇難。餘部由阿毛、果詔帶領遁入山洞，另一部由卜著、紀複帶領據守白崖。官軍堵洞門燃燒毒藥，扇煙入洞，將洞內人全數毒死，募敢死士兵於夜半趁濃霧偷襲白崖。戰爭中，仡佬族人犧牲2200餘人，130餘人被俘，700餘名老幼被掠走，數千件兵器及牛羊遭搶奪，578座村莊遭燒毀。正德六年（1511年）西堡人民拒向官府繳納常賦。西堡副長官溫鎧既不敢前往催收，又無法向官府交差，心急如焚，自縊而死。其子溫廷玉繼任，為避免官逼民反，曾請求免去西堡所欠租賦，但遭拒絕。溫廷玉無奈，在官府逼迫下前往催繳租賦，結果為仡佬族人潛糾、乜占等所殺。溫廷玉之弟溫廷瑞奏訴遭遇，請兵征剿。貴州守臣對西堡仡佬族人心有餘悸，恐發生變故。反對擅用兵刃，明武宗也表示同意，溫氏父子自殺、被殺一事遂不了了之。
當然，仡佬族人在明代曆次戰鬥中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僅洪武二十八年，水西（今貴州畢節地區）境內仡佬族人因拒不輸租，為官軍“攻討”，30000餘人慘死，萬餘人被俘虜。居住在黔西南的仡佬族支係之一的“徠子”，先後於明洪武、永樂、嘉靖年間橫遭官軍土司兵驅趕，被迫渡過紅水河，遠避於廣西隆州的山箐之中。
（三）彝族的反抗鬥爭
洪武十五年（1382年）七月，明朝大軍圍攻烏撒，“俘獲次第，見搜林箐，諸蠻四散逃去”，烏江上遊地區彝族人民慘遭屠殺，於當年十月聚眾襲擊官軍。洪武三十年（1397年）水西彝族在居密、必登等的領導下，抗擊官軍，失敗後3300餘人被殺，2100餘人被俘，2200匹馬被掠。次年二月，水西麽不領導的彝族人民聯合西堡仡佬族人攻屯堡。宣德二年（1427年）水西的阿閉妨宜帶領8000餘彝族人民“拒不輸稅”，他們“攻殺官軍，占據山巒”。景泰元年（1450年）初，水西彝族以阿推、加納等為首，焚燒屯堡、糧倉，並造梯攻打城池。嘉靖七年（1528年）春，芒部、烏撒等地彝族、苗族以隴革為首，攻打畢節衛屬屯堡，遭到貴州、四川官軍的聯合鎮壓。水西地區土司勢力強大、統治嚴密，彝族人民的反抗鬥爭受到極大抑製。嘉靖十三年（1534年）朝廷以貴州宣慰使“安萬銓頃年頗效勤勞，所部安靜”，決定給予“加恩，以慰土人之心”，籠絡土司效忠朝廷。至此，彝族的反抗鬥爭才稍有停息。
（四）土家族的反抗鬥爭
明末李自成、張獻忠所率領的起義隊伍於崇禎十三年（1640年）入川後，土家族人民紛紛響應，當明王朝征調土兵鎮壓起義軍時，酉陽大江裏、小江裏及黔江等地土家族人民紛紛起來反對土司帶土兵鎮壓。
三、清代烏江流域各族人民的反抗鬥爭
（一）清初苗族人民的抗暴鬥爭
清朝統治階級對烏江流域的少數民族尤為歧視，認為“夷性犬羊”，“苗彝野性自古難訓”，“是以為人之道，責之豺狼，似難奏效”，主張“必加懲辦，不事姑息”，鄂爾泰用人屠殺方式強行“開辟苗疆”，導致漢族地主商人趁機兼並苗地，官府勒索無度，官兵濫殺報功。“自開拓苗疆之計行，於是生苗地界為官兵所駐紮，漸次踞其土地，幹戈日尋，而生苗始不得安其所”。“一應勞苦力役之宰，皆出於苗。”官軍差役“出入苗寨，擅動苗夫，需索供應”，苗族人民隻有“吞聲飲恨”。殘暴的壓迫剝奪，終於激成包利、紅銀領導的苗族人民大起義。
雍正十二年（1734年）七月，古州苗民老包以宣傳有“苗王出世”相號召，迅速得到眾多苗民響應。次年二月，包利、紅銀用木刻傳集苗眾2萬親人於八妹、高表等寨舉行武裝起義，“婦人女子群起若狂”，積壓心頭的怒火終於迸發而出。數月之內占據黃平、清平、餘慶、施秉等各廳、州、縣，方園千裏，義眾數萬。烏江中遊之平越、甕安、湄潭、都勻、石阡、思南、印江等州縣，“處處盤獲奸細，藏有木刻”，烏江上遊之威寧、大定、鎮寧、清鎮等處的“苗倮亦多觀望，木刻相通”，安平縣的要路上則插有紅旗“聲言攻城”。聲勢浩大的苗族人民起義，波及烏江中上遊各地，各族人民互通信息、遙相呼應，亦作好揭竿而起的準備。官紳地主四處驚逃奔走，惶惶不安。為撲滅這次起義，雍正於六月調集雲南、四川、湖南、廣東、廣西五省兵力共3萬人，會同貴州軍萬餘及貴州各府州縣團練鄉勇2萬餘，共7萬兵力，實行鎮壓，授貴州提督哈元生為揚威將軍，以湖南提督董芳為副將軍，又命刑部尚書張照為撫定苗疆大臣，總理錢糧兵馬事務。官軍四麵殺來，苗族人民毫無畏色，他們悲壯地“多手刃妻女而後出抗官兵”決一死戰，從而“銳不可當”。
數萬官軍在苗族人民拚死搏鬥下，數月無所進展，哈元生與張照遂發生意見分歧。哈元生主張繼續鎮壓，張照主張改剿為撫。二人各自移文入朝爭辯，致軍隊指揮失靈，苗族義眾趁勢發起廣泛攻勢，使官軍“顧此失彼，疲於奔命”，節節失利。消息傳至北京，朝野皆驚，許多臣僚“爭咎前此苗疆之不當開辟，目前苗疆之不可守”，出現“全局幾變”的局勢。以“開辟苗疆”、“改土歸流”而得以位尊權重的鄂爾泰在朝議壓力下引咎辭爵削職。雍正無奈，忍痛免去其大學士職，雍正本人亦在憂鬱不安中死去。乾隆嗣位，十一月，湖廣總督張廣泗上奏自責，謂：“若從前不設營汛在內，逆苗必遽行蠢動”，出現了這種嚴重失控局麵，乾隆也認為“開辟苗疆”，“實實非我皇考之本懷”，“今日之宜棄置也，謂開始之不應開也”。
乾隆因官軍進剿不力，命將巡撫展元成、副將董芳捉拿回京，交部問罪，又將張照撤回，命張廣泗兼理貴州巡撫經略苗疆事務，統率諸軍。張廣泗首先對參加起義的“熟苗”進行招撫，讓他們放下武器，退出戰鬥行列，使“生苗”勢孤。後來，苗族人民被屠殺者“實不下數萬”，死於凍餓、疾病者“亦不止萬人”，1200餘寨子被毀。《貴州通誌・宦跡誌》謂：“殺戮十之七八”，造成“數十寨無一人”的慘狀。
1841年，鄂西苗族子弟雷世興，率領苗家健兒到廣州，與英帝國主義英勇鬥爭，屢立戰功。1842年，他被調往浙江與英軍作戰，由於戰功卓著，欽賜藍翎而凱旋。
（二）土家族人民的反抗與起義
清嘉慶初年（1796年）反清起義的湖北白蓮教首領覃家耀率部來到烏江中遊地區，沿途土家族群眾聞風響應。義軍進兵黔江時，當地少數民族還協助義軍擊斃知縣王垂重。清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率十萬大軍，經湖北進入四川，正月二十二日，太平軍攻克石柱廳城，處決了豪紳馬勉齋，土家族群眾拍手稱快，參加義軍者數千人。土家族人民同全國人民一道，紛紛響應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並在辛亥革命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和犧牲。
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土家族青年、同盟會員溫朝鍾在黔江、彭水與湖北鹹豐一帶發動武裝起義，庚戌年冬月，溫朝鍾、黃玉山、王克明等人在鳳池山商討起義計劃時，不料事被泄露，黔江縣令立即派兵圍剿，溫朝鍾得知被圍困的消息，就在清末（1911年11月3日）聚集身邊的200餘人，剪掉發辮，宣布起義。義軍高舉“除暴安民，強國保種，掃清滅洋”的旗幟，一舉攻下了黔江縣城，起義隊伍也迅速發展到七八千人。聞此消息，清廷驚恐萬狀，急電令川鄂湘黔四省督撫調集鄰近清軍合力圍剿，“以免蔓延”。臘月二十八日，官軍攻破義軍固守的飛龍寺，溫朝鍾燒掉會員名冊，挺身而出，厲聲說道：“我是溫朝鍾，一切皆我所為，不與他人相幹！”溫朝鍾壯烈犧牲了，死時年僅32歲。溫朝鍾犧牲以後，他的革命精神在烏江下遊民族地區廣泛傳揚。
（三）鹹豐同治時期烏江流域各族人民大起義
在改土歸流、“開辟苗疆”、鎮壓乾係起義的過程中，烏江流域各族人民遭到封建統治者的直接統治和血腥屠殺，階級仇恨積壓於心。1840年鴉片戰爭後，以滿族統治者為主體的腐朽清王朝屈服於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不斷喪權辱國，一筆又一筆巨額賠款導致國庫空虛。清王朝將此經濟重壓轉嫁於人民，巧立名目向全國人民強行攤派搜刮，以補財政虧空。吏治日趨腐敗，文武官吏“苟且恬嬉，玩視民瘼，又複上下爭利，層層剝削”，烏江流域各族人民受害尤其深重。殘存土司製的地區，人民仍未擺脫強烈的人身依附，土司通事的“一切食米、喪葬、娶嫁、夫馬供應之費，無不取之於民”，或“假任官吏的相淩”，隨時進行敲詐。官府對各族人民更是窮凶極惡，僅“采買”一項即弄得民不聊生，“名為官發價買苗民米以養兵，苗民實不得價而求取無製”，名雖曰買，實際是無代價地向少數民族人民無限製地掠奪。頻繁的徭役更逼得各族人民走投無路。凡有“委員過境或官吏下鄉，則合境應役”。實際出役的僅是一部分，未安排出役者須交錢200-300文。不能出役或交不出錢的就要被捉拿關押，處以數倍罰款。服役者須事前自行準備“數日裹糧”。男子病不能服役，則由其女子代役，稍不如意，即遭官吏打罵，“官吏待之如牛馬”。於是，道光末年，黔東南地區的苗族人民在“漢民匪徒”“相與勾結下”，“結黨橫行”，“動輒屯聚數百人”，在黃平、施秉、思州、鎮遠一帶不斷襲擊官紳富豪，由於人多勢眾，以致“官司不敢查拿”，其中以凱裏保禾、高禾兄弟與九鬆、計乜等為首的勢力最大，道光三十年（1850年）保禾、計乜等帶領數千苗眾起事，拉開了鹹同時期長達20餘年的烏江中遊地區各族人民大起義的序幕。後在太平天國革命鼓舞推動之下，各族人民紛紛投入反對清王朝的鬥爭，起義烽火席卷整個烏江流域。除貴陽、遵義、畢節等極少數城池外，整個流域城鄉無一地不為起義軍攻占過。起義大軍到處攻打封建政權，擒斬貪官汙吏，誅殺土豪劣紳。數十支起義大軍馳騁在遼闊的戰場上，前赴後繼地與封建統治者血戰20餘年。
（四）號軍起義
白蓮教是在烏江中遊地區各族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而廣泛組織發動的群眾起義。白蓮教以黔北地區漢民為主體，兼有苗族、仡佬族、布依族、土家族等群眾參加起義。參加白蓮教武裝起義者，分別以黃巾、白巾、紅巾、青巾裹頭為號，故有“黃號軍”、“白號軍”、“紅號軍”、“青號軍”之稱。號軍皆信奉白蓮教，故又別稱“教軍”。
鹹豐四年（1854年）八月，楊隆喜、舒裁縫組織黃號軍於九壩誓師起義，建立政權，改元“江漢”，楊鳳為“都督大元帥”，舒裁縫為“王”。鹹豐四年（1854年）至同治十年（1871年）先後攻下貴州仁懷、桐梓、開州、廣順州、長寨廳和定番州，勢力達安順府、安平縣，擊斃守備王三錫等。
鹹豐五年（1855年）十月，銅仁縣舉人徐廷傑（土家族）等率眾入城抗議官府征糧，爭執中將知府葛景萊打死。江口的劉世美、印江的田宗達亦率眾呼應，舉行武裝鬥爭。這支義軍以紅巾為號，稱紅號軍。紅號軍以徐廷傑、梅濟鼎為軍師，以苗族吳勞苟為元帥，土家族徐興為將軍組成領導集團。紅號軍勢力發展迅速，相繼攻占銅仁、鬆桃、思南、石阡、印江等府廳縣城。次年正月，徐廷傑、梅濟鼎、吳勞苟、徐興等犧牲。餘部以劉世美、田瑞龍等為元帥，繼續戰鬥，並與鬆桃苗族起義軍配合作戰。十一月，劉、田分別於施秉、鎮遠被俘殺，包茅仙帶領殘部，先後與白號軍和進入貴州的太平軍一起抗擊清軍。同治四年（1865年）包茅仙於鎮遠甘佃目被官府收買的刺客暗殺，紅號軍隨之瓦解。
鹹豐七年（1857年）白蓮教首領劉儀順組織正安、思南教徒準備起義，被團首李春華告密。年底，李春華自領千餘地主武裝攻進劉儀順的傳教基地汪家寨，被劉儀順率眾擊退。劉儀順見已暴露，聚眾於鸚鵡溪宣布起義，以白巾為號，稱白號軍。白號軍攻入思南府城，擊斃知府福奎，並向石阡府、龍泉、務川、湄潭等縣擴展。鹹豐九年（1859年）四月，白號軍建立政權，以朱明月（原名張保山）為秦王，劉儀順、覃魁榜（苗族）為左、右丞相，何冠蓋為大老板，土家族田宗保為元帥，下設公、侯、鄉正、將軍等職，沿襲“江漢”年號，改為江漢六年。繼而下務川，占湄潭。十一月攻遵義縣，知縣江炳琳敗逃自殺。鹹豐十年（1860年）至同治七年（1868年）白號軍轉戰於黔北及黔東北地區，同治七年（1868年）元月四日，12000餘白號軍除3000餘人突圍外，其餘全數犧牲。劉儀順在逃離上大坪的途中被叛徒劉俊民帶川軍捉住，九月，在成都處死。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青號軍千餘人攻陷仁懷縣城，擊斃知縣馬均。五年（1866）初，青號軍東進入遵義境後，首領吳彪投降，並協助官軍攻擊譚繼虞領導的青號軍，八月，譚繼虞被官軍擒殺。
“黃白青紅四號，皆劉儀順黨”。白蓮教所屬各支號軍以烏江中遊地區為中心勢力影響及於烏江流域大部分地區。號軍的民族成分以漢族為主，兼有苗族、仡佬族、土家族、布依族等各族群眾。他們以白蓮教為紐帶聚集起來，將鬥爭鋒芒指向共同的敵人――封建統治階級。在鹹同烏江流域各民族大起義中，是一支影響最廣、實力最強的武裝力量。
（五）仡佬族人民起義
鹹豐四年（1854年）十一月，安順雞場仡佬族農民曾毓華（人稱曾三浪）帶領仡佬族和苗族、布依族、漢族人民舉行武裝抗糧鬥爭，苗族的黃曉義、漢族的周老杠是其得力助手。以仡佬族為主的這支起義隊伍迅速得到安順、鎮寧、平壩等地各族人民的支持響應，投入曾三浪屬下。鹹豐五年（1855年）三月，地主士紳率團練來攻，義軍迎戰，“甫交鋒，三團相繼驚潰”，團總楊奠川、團首花訪春、左明等戰死。地主士紳赴貴州省向督辦貴州省團練的丁寶楨和貴州提督孝順等求援。在官軍和團練的聯合鎮壓下，起義軍英勇迎戰，鹹豐五年（1855年）三月，終因寡不敵眾而失敗。曾三浪被押解貴陽就義。其親屬四散逃匿，或改稱漢族，或改稱苗族以避株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