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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洗刷汙名

  保持名譽不受玷汙必須遵循名譽的“義理”。“義理”是一係列的美德,在西方人看來,其間大有齟齬之處,但日本人卻認為它們完全一致,因為它們是人之本分,並非因受惠而報償。它們不屬於“恩”的範疇。遵循“義理”的行為能使人名譽清白,它們不是對某人先前給予的特殊恩惠的報答。因此,“恰如其分”所要求的種種繁瑣禮節、麵對痛苦堅忍不拔、維護所從事的職業與行業的榮譽等等,皆屬義理範疇。遵循名譽的義理也要求在遭到中傷與侮辱時采取行動,中傷使良好的名譽蒙塵,必須加以洗刷。或許必須對中傷者實施報複,或許必須自殺,在這兩種極端手段間還有許多可能采取的行動。但對於有損名譽之事,是不能聳聳肩,一笑置之的。

  我所謂的“名譽的義理”,日本人並沒有獨立的術語。他們隻是簡單地將其描述為“恩”的範疇之外的義理。這便是分類的根據。至於對社會的義理是一種回報善意的義務,對名譽的義理顯然隻包括複仇,這種分類法並非事實。在西方語言中,二者分屬於感恩與複仇那樣截然相反的範疇,而日本人顯然對此並不認同。對別人的善意所做出的反應與受到侮辱與怨恨所做的反應,為什麽不屬於同一種品德呢?

  在日本的確如此。一個品德高尚者對侮辱與恩惠有同樣強烈的感受,對之施以回報都是美德。他不能如同我們那樣將二者截然分開,視其一為冒犯,而另一為非冒犯。對他來說,冒犯僅僅是指“義理範圍”外的行為。隻要一個人維護義理,洗刷加諸自身的汙名,他便沒有冒犯之罪。隻要侮辱、中傷或失敗未被報複或消除,他們便會說,“世道不公”。一個品德高尚者必須恢複世界的平衡。報複是人類的美德,而非人性至惡。

  然而,對名譽的義理和隨之而來的存在於任何文化之中的所有的敵意與戒備,並非亞洲大陸特有的品德。它也不是我們習慣上所認為的那樣,屬於東方品德。中國人並不如此,暹羅人不,印度人也不。中國人認為,所有這些對侮辱與誹謗的敏感是“小”人的特性——是道德意義上的小。不像在日本那樣,這並非是他們理想中的高貴品質的一部分。一個人突然對他人施以暴力,這種行為是錯誤的,就算是為了回敬對方的侮辱,也仍然不合乎中國的倫理。中國人認為如此敏感頗為荒謬。在遭人中傷時,他們不去反擊,也不會盡其所能,表現出自己高尚的一麵,以證明誹謗毫無根據。

  如果不把包含在其中的所有非侵略性的品德都加以考慮的話,就無法全麵理解名譽的義理在日本的意義。複仇僅為必要時所要求的品德之一。義理也包括許多平和穩健的行為。對一個自尊的日本人來說,堅忍、克己也是名譽的義理的一部分。婦女在分娩時不可大叫,男人也應當超越痛苦與危險。當洪水侵襲日本人的村莊時,自尊的人都各自收集隨身帶的必要品去往高地,既不叫喊,也不東奔西跑,驚恐萬狀。當春分或秋分時的風雨轉為颶風時,他們也同樣能夠自控。這種行為是日本人自尊的一部分,即使個人可能無法信守。在日本,這種自控的要求是“位高則任重”,因此,在封建時代,對武士的要求高於對平民的要求,但是這種品格卻是各階層人遵守的定規。如果武士被要求去忍受身體上的極端痛苦,那麽平民則必須毫無怨言地忍受持械武士的攻擊。

  關於武士堅忍品質的故事流傳很廣。他們不能屈服於饑餓,那隻是不足掛齒的區區小事。盡管饑腸轆轆,他們仍然得裝出剛剛用過餐的樣子:用牙簽剔著牙。諺語有雲:雛鳥哀啼以求食,武士隻能剔牙。在過去的戰爭中,這變成了服役士兵的格言。他們絕不能屈服於痛苦。

  對名譽的義理也要求人過一種合乎身份的生活。如果一個人不遵從這種義理的話,他就無權獲得尊重。這就意味著,在德川時代,人們必須遵守取締奢侈令所規定的細則以作為他自尊的一部分,該細則實際上對吃穿住用等各個方麵都有嚴苛的規定。讓我們震驚的是,德川時代的法律竟然規定,一個等級的農夫隻能為自己的孩子買某一種玩偶,而另一個等級的農夫則隻能買另一種。在日本,變得富有是不名譽的,維持恰當的身份則是可喜的。甚至在今天,窮人和富人也都以等級製度的傳統來確保其自尊。這種品德在美國是看不到的。

  除了保持恰當的身份外,對名譽的義理也要求服從許多約束。借貸人貸款時可以用自己名譽的義理發誓,二三十年前,“如果我還不起這筆錢的話,願意當眾受到嘲笑”,這樣的話是很常見的。不過,就算無法償還,他也不會像所說的那樣成為笑柄,在日本並無公開嘲弄人的習慣。但無償付能力的債務人可能會自殺以“洗刷自己的汙名”。除夕時自殺者甚眾,他們以此來挽回自己的名譽。

  各個行業都受到對名譽的義理的約束。若因特殊情況,日本人在眾目睽睽之下遭到普遍的指責,他們對自己的要求經常會顯得很奇特。舉例來說,因為教室失火而自殺的校長名單有長長的一列,事實上對失火一事他們毫無責任,僅僅因為這威脅到了懸掛在教室的天皇像。教師也常因衝入火海搶救這些畫像而喪生。他們以死亡來顯示自己如何看重名譽的義理和對天皇的“忠”。也有許多著名的故事,說有些人因為在公開宣喻天皇的教育或軍事詔令時發生口誤而自感有罪,從而以自殺來洗刷汙名。在當今天皇在位期間,某人無意間為自己的兒子取名“裕仁”——在日本,天皇的名字是從來不能宣諸於口的——他便會殺死兒子,然後自殺。

  在日本,作為一個從業人員,對名譽的義理的要求也很嚴格,但它不必用美國人所理解的崇高的職業道德標準來維持。教師會說:“為了維護教師的名譽,我不能承認對此一無所知。”他的意思是說,如果他不知道一隻蛙的種屬,也得假裝知道。如果他僅憑幾年的學校學習來教授英語,他也不能承認有人能糾正他的錯誤。“教師之名譽的義理”便特指這種防禦性的態度。對商人而言,名譽的義理指的是,不能讓任何人知道自己的資產已近枯竭,他為公司所製定的計劃已經失敗。義理也要求外交人員不能承認自己策略的失敗。所有義理的用法都將個人與其工作合二為一,任何對個人行為或能力的批評都會自然而然地變成對其本人的批評。

  在日本,這種防禦性心理根深蒂固,不當個人的麵談他所犯的工作錯誤被視為明智的表現——這也是一般的禮節。

  若一個人在競爭中敗北,這種敏感就會表現得尤為明顯。所謂失敗可能僅僅是另一個人獲得了工作,或自己未能通過答辯考試。失敗者因諸如此類的失敗而“蒙羞”,盡管這種羞愧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促使人做出更大的努力,但在許多情況下也可能成為某種危險的壓抑因素。它使人失去信心,變得憂鬱或憤怒,或者兩者兼而有之。這會妨礙他做進一步的努力。

  孩提時代過去後,這種狀況尤其明顯。因為日本的孩子多視競爭為兒戲,並不過分在意。但對於青年與成年人來說,競爭會使人表現欠佳。某些人在獨自工作時能夠取得長足的進步,錯誤減少,速度也能提高,但引入競爭對手後,卻開始犯錯誤,工作速度也大大降低了。以自己而非別人的成績為標準測試他們的進步時,他們做得最好。對此競爭態勢下不盡如人意的情況進行研究的日本學者正確地給出了原因。當在工作中引入競爭時,人們會主要關注自己被擊敗的風險,從而影響工作。他們感到競爭猶如侵略一般激烈,這使他們的注意力轉向自己與侵略者的關係而非手頭的工作。

  日本人總有足夠的機巧設法避免直接競爭。在日本的小學裏,競爭被減少到美國人無法想像的程度。老師被要求教導每個孩子提高自己的成績,而不讓他們有機會與其他人進行比較。在小學階段,沒有讓學生留級重讀之事,所有同時進校的孩子也同時結業。小學孩子的成績報告單是根據操行而非功課成績排定的。可以想見,當真正的競爭狀態無法避免時,比如在中學入學考試中,孩子們自然極度緊張。有些男孩在得知自己考試失敗後便會自殺,這樣的事情,所有的老師都曾經曆過。

  將直接競爭減少到最低的努力覆蓋了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麵麵。在一個建基於“恩”上的倫理體係中,競爭是很難有立足之地的。為各階層製定苛細規則的整個等級體係會最大限度地減少直接競爭。家族體係也把競爭最小化,因為從製度上說,日本的父子間不像美國那樣彼此競爭:他們或許可能相互指責,但不可能競爭。

  對於某些可能使人懷疑某人是否為自己的名譽盡了“義理”的境況,日本人設定了種種禮節去避免使人受辱。這些因此而被限製在最小範圍內的境況遠遠不限於直接競爭。日本人認為,主人應該衣冠楚楚地以某種儀式歡迎客人。因此,若有人拜訪農家,發現農夫身著工作服,便應該稍事等候,而農夫則在換上合適的衣服、安排好適當的禮儀前,要裝出不知道有人前來拜訪的樣子。就算主人就在客人等候的房中更衣,情形也是一樣。在他著裝完成前,他似乎根本不在現場。在鄉村地區,小夥子總在姑娘家人熟睡、且姑娘上床後才前去拜訪。姑娘可能接受也可能拒絕他們的追求,但小夥子以毛巾蒙臉,以便被拒絕後的翌日無須感到羞愧。采取偽裝並不是要防止姑娘認出他來,這純粹是一種鴕鳥策略,是為了不必承認自己曾經受到羞辱。禮節也要求任何計劃在確保成功前要盡可能地少為人知。媒人的職責之一是在締結婚約前安排未來的新娘新郎見麵。要盡量使這樣的見麵好像是一次偶然的邂逅,因為如果在這一階段介紹的目的就被公開,若婚約終止,一方或雙方家庭的名譽就有可能受到威脅。因此,年輕的一對必須由父母一方或雙方陪同,媒人則充作東道主,而他們在每年一度的菊花展或一個著名的公園或娛樂場所“不期而遇”,這便是最適當的安排。

  通過這些和其他種種方式,日本人避開那些令人羞恥的失敗場合。盡管他們強調洗刷汙名的責任,但是在實際中,這種責任卻引導他們以盡可能少受辱的方式來安排事情。這與太平洋諸島的眾多部落大相徑庭,盡管那裏同日本一樣,洗刷名聲占有極為突出的地位。

  日本人是禮貌的典範,這些顯見的禮貌是一種標尺,借此可以衡量他們如何盡力去限製那些必須洗刷汙名的情況。他們始終把侮辱所引起的憤恨作為獲得成就的無與倫比的激勵因素,但他們會限製引起這種激勵的境況。它隻在特定狀況,或傳統的消除侮辱的方式在壓力下失效時才會發生。毫無疑問,對這種激勵手段的使用,使日本獲得了在遠東的統治地位,並對它最近十多年對英美的戰爭政策頗有影響。

  日本人的確禮貌周全,但美國人不應因此而低估他們對誹謗的敏感。日本人將那些無足輕重的評論看得如此嚴重,實在令我們難以理解。一位日本藝術家,牧野吉夫,在他用英文寫就,並在美國出版的自傳中,極其生動地描寫了他對自己視之為譏嘲的事情的正宗日本式反應。他寫這本書時已經在美國和歐洲度過了自己的大部分成年時期,但他的感受依舊是那麽強烈,好像他還生活在家鄉愛知縣的鄉村一樣。他是一個頗有身份的地主的小兒子,其家庭和睦,自己也備受寵愛。在他童年時代即將結束時,他的母親去世,不久後,他的父親也破產並賣掉了所有的財產以充抵債務,他的家境從此一落千丈。牧野吉夫身無分文,無法實現自己的抱負。他的抱負之一就是學習英語,為此,他寄身於附近的一所教會學校充任看門人。直到十八歲,他從來沒有離開過附近幾個鄉鎮,但他決心去美國。

  我前去拜訪一位我信任的傳教士,告訴他我要去美國的想法,希望他能給我一些有益的建議。令我失望的是,他驚呼道,“什麽,你想去美國?”他的妻子當時也在房中,他們兩個一起譏笑我。那一刻,我感到血全從頭沉到了腳底!我在原地沉默地呆立了幾秒鍾,然後,連再見也沒有說就回到了我的房子。我對自己說,“一切到此為止。”

  第二天早晨我便離開了。現在我想寫出理由。我一直相信,不真誠是這世界上最大的罪惡,而沒有什麽比譏笑更不真誠的了。

  即使謀殺者我也能視其情節給予諒解,但對於譏笑卻無從寬宥。因為,一個人若無有意的不真誠,便不能譏笑一個無辜的人。

  讓我給兩個詞下出自己的定義。謀殺者:戕害他人肉體的人。譏諷者:戕害他人靈魂和肉體的人。

  靈魂和心靈遠比肉體珍貴,因此,譏笑是最嚴重的罪行。的確,那位傳教士和他的妻子想要戕害我的靈魂和心靈,我的心靈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它哭喊道,“為什麽你要這樣做?”

  第二天早晨,他便將所有的財產包在一個包袱裏離開了。

  如他自己所感覺的那樣,傳教士不相信一個不名一文的窮鄉僻壤的男孩能去美國並成為藝術家,這“戕害”了他。他的名譽受到了玷汙,他隻能以實現目的的行動去洗刷。遭到傳教士譏笑後,他別無選擇,隻能離開那裏去美國以證明自己的能力。

  “即使謀殺者我也能視其情節給予諒解,但對於譏笑者卻無從寬宥。”對於誹謗,“忘卻”是不合適的,唯一可能的反應是報複。牧野吉夫以到美國來洗刷自己的汙名,但在日本的傳統中,若受到侮辱或被擊敗,報複作為“善行”卻占有很高的地位。岡倉由三郎在一本名為《日本的生活和思想》的書中,將報複與日本人的一個獨特的習慣相比較:

  日本人許多所謂的精神特性起源於他們對潔淨的喜好以及相應的對汙穢的厭惡。否則,請問,還能作何解釋?我們實際上接受的教育使我們習慣於把對家庭的名譽或民族的自豪感的侮辱看作汙穢與創傷,若不澄清或加以徹底洗刷,便無法潔淨或愈合。你可以將在日本公私生活中所發生的複仇事件看作一個熱愛潔淨以至於形成潔癖的民族所進行的晨浴。

  他繼續說,因此,日本人便“過著幹淨而純潔的生活,如同盛開的櫻花般明麗絢爛”。所謂的“晨浴”,換句話說,便是洗去別人擲於你身上的汙物。隻要有一點汙跡還沾在身上,你就不能算是個品德高尚的人。日本人並沒有以這樣的倫理去教育大家:除非自己認為受辱,否則就不算受辱。隻有“自己的所作所為”才能玷汙自己,他人的言行都無法玷汙自己。

  日本的傳統不斷地把這種複仇的“晨浴”理想展示於眾,無數的事件與英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其中最流行的便是曆史上的《四十七浪人的故事》。日本人能在教科書、劇院的演出、當代電影和通俗出版物中看到它們。它們已經成為日本當代生氣勃勃的文化的一部分。

  曆史故事中的兩個主題:在自己犯錯誤的時候報複正確的人、為自己受到誹謗而報複,即使誹謗者是自己的主君,是日本最負盛名的文學作品的普遍主題,而且被描寫得多姿多彩。人們檢視當代的傳記、小說和發生的事件就會發現,很明顯,無論日本人如何對傳統故事中的複仇大加欣賞,但發生在當代生活中的報複卻同西方國家一樣罕見,甚至更為罕見。但這並不意味著日本人對名譽的念念不忘有所減弱,而是說明,其對失敗和誹謗的反應更趨於防禦性而非攻擊性。日本人對待羞辱仍像以前那樣認真,但恥辱越來越讓他們內斂而非勃然作色。在無法無天的明治時代,人們更容易為複仇而直接發起攻擊。而在近代,由於法律和秩序的約束,兼之維持相互依存的經濟關係愈發困難,報複也變得不動聲色,或者深藏在自己心中了。

  日本人在麵對失敗、誹謗和排斥時的脆弱使其容易自尋煩惱,而非使他人煩惱。日本小說再三描寫到數十年來受過教育的日本人在憂鬱與狂怒的交替中迷失自我的困境。故事的主人公處於厭倦之中——厭倦生活、厭倦家庭、厭倦城市、厭倦鄉村。但那並非因遙不可及的目標而產生的煩惱,對那些誌存高遠的人來說,與其心目中的宏大目標相比,一切努力都顯得微不足道。這也並非現實與理想脫節所產生的厭倦,日本人有了目標,便能擺脫煩惱,一旦日本人夢想到偉大的使命,他們便擺脫了這些煩惱。無論目標多麽遙遠,他們都能完全地、決然地擺脫這些煩惱。他們這種獨特的倦怠是這個易受創傷的民族的通病。

  現代日本人對自己所采取的最極端的行為便是自殺。根據他們的信條,手段適宜的自殺,能洗刷汙名、恢複名譽。推崇自殺的日本人認為自殺是一種值得尊重且目的明確的行為,在某些情形下,它是實現對名譽的義理的最值得敬重的程序。

  當對名譽的義理受到威脅時就轉而針對自己,這種趨向日益增長,但這並不意味著要付諸於極端的行動,例如自殺。轉向自我的攻擊僅僅產生沮喪與厭倦,這種典型的日本式厭倦在知識界極為盛行。這種情緒在這一特定階層蔓延是有其充分的社會學原因的:知識分子過剩,且其在等級中所處的地位頗不穩固,隻有極少一部分知識分子能實現自身的抱負。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由於當局擔心他們具有“危險思想”,對其頗為疑懼,所以知識分子的處境尤為艱難。日本知識分子通常滿懷怨恨地將自己所受的挫折歸因於西化所帶來的混亂,但這種解釋並不充分。典型的日本式情緒波動是從強烈的奉獻精神一變而為強烈的厭倦情緒。眾多知識分子所承受的精神重創是傳統的日本式的。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中期,他們中的許多人也以傳統的方式自我救贖:他們懷著國家主義信念,再次將攻擊的鋒芒從針對自我而轉向外部。極權主義者從對其他國家的侵略中重新“發現了自我”,他們借此改善了自己的惡劣心境,重新感受到內心滋生的新的巨大力量。在人際關係中,他們無法做到這一點,但他們相信,作為一個征服國,他們可以做到。

  既然戰爭的結果已經證明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厭倦情緒就再次成為日本人巨大的心理威脅。無論其意圖如何,他們都無法輕鬆應對這種威脅。“再也沒有炸彈了,”一個在東京的日本人說,“放鬆的感覺的確很美妙。但是戰爭結束了,生活也失去了目的。人人都感到茫然,做起事來心不在焉。我是這樣,我妻子也是這樣,大家都像醫院裏的病人。大家對自己做的事情都很遲鈍,也很迷茫。大家都在抱怨政府的戰爭善後與救濟工作進行得太緩慢,我覺得原因在於所有的政府官員都和我們一樣,陷入了同樣的情緒之中。”

  在奮進與完全原地踏步的厭倦中搖擺不定是日本人的天性。當前日本人主要關注維護一個戰敗國的名譽,他們認為可以用友好的姿態來達到這一點。必然的,很多人認為要實現這一目的,最安全的方式無疑是恭順。再稍進一步,他們便會認為努力會令人生疑,還是原地踏步較為穩妥。這樣,厭倦情緒便蔓延開來。

  然而,日本人絕不情願懶散。“讓自己從倦怠中覺醒”、“讓別人從倦怠中覺醒”這樣號召人們追求更好生活的口號在日本很常見。即使在戰時,他們的播音員也時時將其掛在嘴上。他們以自己的方式同消極無為作鬥爭。1946年春,日本報紙不斷討論著“全世界都注視著我們”,他們卻仍未清理戰後的廢墟,公共設施仍未有效運行,這令日本的名譽蒙塵。他們抱怨那些夜間聚集在火車站睡覺、使得美國人窺見他們窘境的無家可歸者的懶散。這種對良好名聲的呼籲,日本人是很能理解的。他們也希望作為一個國家未來能盡最大的努力在聯合國工作,以獲得一個受尊重的位置。他們將再次為名譽而工作,隻是換了一個新方向。如果將來大國之間能維持和平,日本將沿著這條自尊之路走下去。

  因為對榮譽的追求是日本人恒定不變的目標,獲得他人的尊重對日本人來說是必不可少的,為達此目的所使用的手段是根據環境的要求可拿起亦可棄置的工具。如果情況發生變化,日本人會改變他們的態度,轉向新的方向。除了極少數頑固分子,日本人不認為有必要針對美國占領軍進行抵抗運動或組織地下反抗。對他們來說,堅守舊規則並無道德上的必要性。從最初的幾個月開始,美國人就可以隻身一人乘坐擁擠的火車安全地抵達這個國家的任何偏僻的角落,並受到以前的國家主義官員彬彬有禮的歡迎。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仇殺。當我們的吉普車穿過鄉村時,站在路邊的孩子們會大喊“你好!”“再見!”母親們握住因為太小而無法自己揮手的嬰孩的手向我們致意。

  日本人是從另一方麵得出其侵略依據的。他們極其需要在世界上受到尊重。他們看到大國依靠軍事力量贏得了尊重,便如法炮製。由於其能源缺乏,技術落後,他們不得不采取比希律王更為殘暴的手段。巨大的努力終歸失敗,這對他們來說意味著侵略終究不是獲得名譽之路。義理總是同等地意味著侵略手段的使用或相互尊重的慣例,因此,失敗的日本人便從前者轉向後者,很顯然,他們並無對自己施加精神暴力的意識,其目標仍然是他們的好名聲。這種隨機應變的現實主義是日本人對名譽的義理的光明麵。

  對西方人來說,了解義理對日本人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麽,比以往更為重要。義理是各階層的普遍美德。如同其他的義務與規則一樣,在日本,義理為社會各階層所需要,且隨著一個人社會地位的提高而逐漸“加重”,至少日本人認為武士階層要承擔更重的義理。一位非日本籍的觀察家可能會認為義理對大多數的普通人要求更高,因為普通人似乎較少因遵從義理而獲益。對於日本人來說,在自己所處的圈子裏受到尊敬,這便是最好的報償。“不懂義理的人”仍然是一個“可憐的不幸者”,將受到他的朋友們的恥笑和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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