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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喜劇大師
卓別林
（1889～1977）
[傳略]英國電影藝術家。1889年4月16日生於倫敦，父母都是遊藝場的歌唱演員。5歲時曾代替母親登台演唱。6歲喪父，母親失業，卓別林與同母異父的哥哥流浪街頭，一度被送進孤兒院。後來，兩兄弟在遊藝場和巡回劇團裏演唱、跳舞和幹各種雜活。
1913年，卓別林隨卡爾諾啞劇團去美國巡回演出，被啟斯東電影公司看中，與該公司簽了為期一年的合同，從此開始了其漫長的電影生涯。1914年2月28日，他頭戴圓頂禮帽、反穿大皮靴、手持一根文明杖、走路搖搖晃晃的流浪漢夏爾洛的形象首次在喜劇片《陣雨之間》中問世，成為卓別林喜劇電影的標誌性形象。從1919年開始獨立製片，卓別林一生共拍攝了80餘部喜劇片，其中著名的有《淘金記》（1925）《城市之光》（1931）《摩登時代》（1936）《大獨裁者》（1940）《凡爾杜先生》（1947）《舞台生涯》（1952）等。
由於卓別林一直對小人物、失業者寄予深切的同情，對美國社會的種種弊端施以辛辣的諷刺，對法西斯頭子希特勒進行無情的鞭笞，並且在第二次大戰期間呼籲開辟第二戰場，因而受到美國麥卡錫主義的迫害，1952年9月，他受到調查，並不準再入境，遂定居瑞士，直到去世。在此期間，他拍攝了無情揭露和嘲諷麥卡錫主義的《一個國王在紐約》（1957）。1967年，卓別林拍攝了他最後一部影片《香港女伯爵》。
1972年，卓別林重返好萊塢，接受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因他“在本世紀為電影藝術所作的不可估量的貢獻”而授予他的藝術成就獎。1975年，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授予他爵士封號。1977年12月25日卒於瑞士。
[影響]美國電影史學家路易斯・約科布斯曾經說過：“談論查理・卓別林也就是談論電影。美國電影史上還沒有一個人像查理・卓別林那樣，成為全世界這樣珍愛的人物。”
對失敗者來說，磨難是苟且的借口；對於成功者來說，反而是寶貴的財富。癡迷於藝術的他一生都在不懈追求。這個幾乎沒有受過學校正規教育的人，以他超人的才華和悟性，解決了自己在影片製作過程中所產生的一切難題。作為一代喜劇大師、傑出的電影藝術家，卓別林一生創作了80多部影片，他往往集編劇、導演、主演、製片、剪輯、作曲於一身，這是電影史上從未有過的奇跡。他能夠使自己的影片獨樹一幟，達到高度的統一、精美和完整，在給人們帶來歡樂的同時，也給人們留下了很多思考。人們這樣評論卓別林的影片，“既讓人笑得渾身顫抖，又忍不住淚水直往上湧”。卓別林影片的最大創新，就是喜劇中交融著悲劇的成分，這種笑中含淚的藝術以其獨特的魅力帶給觀眾別樣的審美感受。這種笑中含淚的效果的產生，來自天才喜劇大師對人生和幽默的理解。他說“人生主要是由矛盾和痛苦組成的。”
卓別林塑造的流浪漢夏爾洛的形象，走入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成為不朽的藝術典型而家喻戶曉。這個幾乎貫穿了他所有影片的小人物，在觀眾的心目中已變成一個代表某種具體概念、觀念和理念的符號和象征。通過這個形象，這位藝術大師不僅揭示了自己的內心世界，而且揭示了這個世界的內心。影片《流浪漢》是世界電影史上的一個經典。片中的小流浪漢是他首次成功的銀幕形象，多數人一想到查理・卓別林就自然聯想到這位小流浪漢：他頭戴圓頂緊小的高禮帽，身穿緊繃繃的上衣和肥大而又鼓鼓囊囊的褲子，足配一雙特大號靴子，手持有紳士氣派的輕便手杖，他那腳板朝外蹣跚行走的方法，產生於小時候所見的一位醉漢的形象。這個角色在人們的眼中總是這樣：個子矮小、衣衫襤褸、既像兒童亦似成人、性格溫和、愁眉苦臉、頑皮淘氣而又勇敢大膽，而且關鍵時刻總能絕處逢生。
在影片中卓別林對於備受欺淩的“失業者”形象的典型塑造和對於資本主義社會價值觀念的質疑與抨擊，與同時期的好萊塢影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為此，卓別林曾遭到過種種中傷和迫害，甚至被美國政府稱做“不受歡迎的人”而被驅逐出境。然而，全世界人民都喜愛卓別林的影片，喜愛他所塑造的夏爾洛這一流浪漢的銀幕形象。
實際上，卓別林對於電影所做出的貢獻正如霍華德・勞遜所指出的那樣：卓別林和格裏菲斯一樣“他們著手解決的是類似的技術問題和美學問題，他們在方法上和題材上相互影響，彼此得益。格裏菲斯夢想創造宏偉的群眾性藝術，而卓別林出色而又樸實無華地鑄造了一種為群眾服務的藝術”。
卓別林的影片突出了以電影的形式來創造富有人性的人物形象。事實上，對於觀眾來說，這個被卓別林所扮演的人物形象，比卓別林本人更深刻、更真實、更具有社會價值。無論是流浪漢夏爾洛的善良、風趣、不幸，還是大獨裁者的剛愎自用、自高自大，都成了世界電影史上的經典造型。
卓別林在表現這個失業的流浪漢注定的悲劇性命運和“在混亂中謀求安全”生存的過程中，極其善於把握和處理喜劇和悲劇的辯證關係。人物都是包含著心酸、喜悅和憂鬱、快慰的。卓別林通過夏爾洛的笑容傳達給觀眾的酸楚，是比淚水更沉痛得多的微笑，而他從夏爾洛的憂鬱中所傳達給觀眾的深思，又是比生存本身更艱辛得多的悲哀。卓別林並不消極，他以夏爾洛的機智和幽默、樂觀和倔強精神，表現了一個弱小的身軀與強大的惡勢力之間所進行的鬥爭，使觀眾在觀賞他的作品時，在獲得喜劇愉悅的同時，也獲得了一種正義感。卓別林以富有個性化的人物形象作為影片創作的基礎，以現實主義的創作態度和傑出的電影喜劇觀念，創造了世界電影史上一個有血有肉的銀幕形象。
在卓別林的影片中，特別是他那許多成功的長片創作中，情節隻是作為一個編造的框架，影片動作的結構基礎是那些寓意雋永，甚至可以獨立存在的一個個插曲。然而這卻是卓別林不依賴於文學、戲劇的傳統方式，而創造性地發展了電影的結構觀念的表現。卓別林強調畫麵內部的表演、節奏、情調和氣氛的視覺因素所形成的概念，達到視覺結構的統一。因此，在卓別林的影片中時常出現主題上的變奏和情節上的鬆散、淡化。對於卓別林的視覺結構觀念的表現、電影獨特敘事形式的探索與貢獻，霍華德・勞遜曾做出這樣的評價：“這些影片的魔力在於，它們的結構賦予它們最高級藝術所特有的統一性。這種結構是簡單的，但卻難以用語言來形容。”
法國電影理論家，安德烈・巴讚曾指出“卓別林的最優秀的影片可以反複地看而樂趣絲毫不減――這同一般情況正好相反。毫無疑問，其中某些噱頭能給人以無窮無盡的滿足，功力竟是如此深厚，但更重要的一條真理是喜劇形式與美學價值決不是靠驚奇完成的，驚奇隻有一次性效果，轉瞬即逝，而這更微妙的樂趣是期待和發現完美事物的喜悅心情。”霍華德・勞遜也曾指出：“他之所以不平凡就在於他的平凡。”
從50年代開始，電影理論給予卓別林的影片以新的重視，他們不再把卓別林僅僅當做一個醜角來對待。如果沒有電影的存在，那麽卓別林肯定是一個天才的醜角，而電影卻給他帶來了機會，使他擺脫了醜角的局限走向了喜劇藝術更高的美學形式，創造了與舞台或馬戲團完全不同的表現時空。有意思的是當人們在對卓別林及其他的作品做進一步深入研究的時候，竟發現，他的電影喜劇觀念在許多方麵恰恰與現代電影的結構觀念和空間觀念極為相似。
[餘論]查理・卓別林是好萊塢默片時代的巨星。他以鮮明的銀幕形象、深刻的社會批判價值和獨特的電影喜劇觀念，戰勝了他的所有對手，成為全世界人們所愛戴的喜劇大師。他的一生全部獻給了電影藝術，晚年受到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讚美。卓別林在全世界是擁有最多觀眾的電影藝術家，同時他對於電影美學觀念的發展所進行的探索與實驗，也正如美國電影藝術科學院所稱讚的那樣，卓別林“在本世紀為電影藝術做出了無可估量的貢獻”。
正如法國電影史學家、詩人阿拉貢所說：“他的影片曾經是我們這一世紀的光明，是整個世界，也是我們時代的曆史。”
（賈東瀛）
（1889～1977）
[傳略]英國電影藝術家。1889年4月16日生於倫敦，父母都是遊藝場的歌唱演員。5歲時曾代替母親登台演唱。6歲喪父，母親失業，卓別林與同母異父的哥哥流浪街頭，一度被送進孤兒院。後來，兩兄弟在遊藝場和巡回劇團裏演唱、跳舞和幹各種雜活。
1913年，卓別林隨卡爾諾啞劇團去美國巡回演出，被啟斯東電影公司看中，與該公司簽了為期一年的合同，從此開始了其漫長的電影生涯。1914年2月28日，他頭戴圓頂禮帽、反穿大皮靴、手持一根文明杖、走路搖搖晃晃的流浪漢夏爾洛的形象首次在喜劇片《陣雨之間》中問世，成為卓別林喜劇電影的標誌性形象。從1919年開始獨立製片，卓別林一生共拍攝了80餘部喜劇片，其中著名的有《淘金記》（1925）《城市之光》（1931）《摩登時代》（1936）《大獨裁者》（1940）《凡爾杜先生》（1947）《舞台生涯》（1952）等。
由於卓別林一直對小人物、失業者寄予深切的同情，對美國社會的種種弊端施以辛辣的諷刺，對法西斯頭子希特勒進行無情的鞭笞，並且在第二次大戰期間呼籲開辟第二戰場，因而受到美國麥卡錫主義的迫害，1952年9月，他受到調查，並不準再入境，遂定居瑞士，直到去世。在此期間，他拍攝了無情揭露和嘲諷麥卡錫主義的《一個國王在紐約》（1957）。1967年，卓別林拍攝了他最後一部影片《香港女伯爵》。
1972年，卓別林重返好萊塢，接受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因他“在本世紀為電影藝術所作的不可估量的貢獻”而授予他的藝術成就獎。1975年，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授予他爵士封號。1977年12月25日卒於瑞士。
[影響]美國電影史學家路易斯・約科布斯曾經說過：“談論查理・卓別林也就是談論電影。美國電影史上還沒有一個人像查理・卓別林那樣，成為全世界這樣珍愛的人物。”
對失敗者來說，磨難是苟且的借口；對於成功者來說，反而是寶貴的財富。癡迷於藝術的他一生都在不懈追求。這個幾乎沒有受過學校正規教育的人，以他超人的才華和悟性，解決了自己在影片製作過程中所產生的一切難題。作為一代喜劇大師、傑出的電影藝術家，卓別林一生創作了80多部影片，他往往集編劇、導演、主演、製片、剪輯、作曲於一身，這是電影史上從未有過的奇跡。他能夠使自己的影片獨樹一幟，達到高度的統一、精美和完整，在給人們帶來歡樂的同時，也給人們留下了很多思考。人們這樣評論卓別林的影片，“既讓人笑得渾身顫抖，又忍不住淚水直往上湧”。卓別林影片的最大創新，就是喜劇中交融著悲劇的成分，這種笑中含淚的藝術以其獨特的魅力帶給觀眾別樣的審美感受。這種笑中含淚的效果的產生，來自天才喜劇大師對人生和幽默的理解。他說“人生主要是由矛盾和痛苦組成的。”
卓別林塑造的流浪漢夏爾洛的形象，走入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成為不朽的藝術典型而家喻戶曉。這個幾乎貫穿了他所有影片的小人物，在觀眾的心目中已變成一個代表某種具體概念、觀念和理念的符號和象征。通過這個形象，這位藝術大師不僅揭示了自己的內心世界，而且揭示了這個世界的內心。影片《流浪漢》是世界電影史上的一個經典。片中的小流浪漢是他首次成功的銀幕形象，多數人一想到查理・卓別林就自然聯想到這位小流浪漢：他頭戴圓頂緊小的高禮帽，身穿緊繃繃的上衣和肥大而又鼓鼓囊囊的褲子，足配一雙特大號靴子，手持有紳士氣派的輕便手杖，他那腳板朝外蹣跚行走的方法，產生於小時候所見的一位醉漢的形象。這個角色在人們的眼中總是這樣：個子矮小、衣衫襤褸、既像兒童亦似成人、性格溫和、愁眉苦臉、頑皮淘氣而又勇敢大膽，而且關鍵時刻總能絕處逢生。
在影片中卓別林對於備受欺淩的“失業者”形象的典型塑造和對於資本主義社會價值觀念的質疑與抨擊，與同時期的好萊塢影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為此，卓別林曾遭到過種種中傷和迫害，甚至被美國政府稱做“不受歡迎的人”而被驅逐出境。然而，全世界人民都喜愛卓別林的影片，喜愛他所塑造的夏爾洛這一流浪漢的銀幕形象。
實際上，卓別林對於電影所做出的貢獻正如霍華德・勞遜所指出的那樣：卓別林和格裏菲斯一樣“他們著手解決的是類似的技術問題和美學問題，他們在方法上和題材上相互影響，彼此得益。格裏菲斯夢想創造宏偉的群眾性藝術，而卓別林出色而又樸實無華地鑄造了一種為群眾服務的藝術”。
卓別林的影片突出了以電影的形式來創造富有人性的人物形象。事實上，對於觀眾來說，這個被卓別林所扮演的人物形象，比卓別林本人更深刻、更真實、更具有社會價值。無論是流浪漢夏爾洛的善良、風趣、不幸，還是大獨裁者的剛愎自用、自高自大，都成了世界電影史上的經典造型。
卓別林在表現這個失業的流浪漢注定的悲劇性命運和“在混亂中謀求安全”生存的過程中，極其善於把握和處理喜劇和悲劇的辯證關係。人物都是包含著心酸、喜悅和憂鬱、快慰的。卓別林通過夏爾洛的笑容傳達給觀眾的酸楚，是比淚水更沉痛得多的微笑，而他從夏爾洛的憂鬱中所傳達給觀眾的深思，又是比生存本身更艱辛得多的悲哀。卓別林並不消極，他以夏爾洛的機智和幽默、樂觀和倔強精神，表現了一個弱小的身軀與強大的惡勢力之間所進行的鬥爭，使觀眾在觀賞他的作品時，在獲得喜劇愉悅的同時，也獲得了一種正義感。卓別林以富有個性化的人物形象作為影片創作的基礎，以現實主義的創作態度和傑出的電影喜劇觀念，創造了世界電影史上一個有血有肉的銀幕形象。
在卓別林的影片中，特別是他那許多成功的長片創作中，情節隻是作為一個編造的框架，影片動作的結構基礎是那些寓意雋永，甚至可以獨立存在的一個個插曲。然而這卻是卓別林不依賴於文學、戲劇的傳統方式，而創造性地發展了電影的結構觀念的表現。卓別林強調畫麵內部的表演、節奏、情調和氣氛的視覺因素所形成的概念，達到視覺結構的統一。因此，在卓別林的影片中時常出現主題上的變奏和情節上的鬆散、淡化。對於卓別林的視覺結構觀念的表現、電影獨特敘事形式的探索與貢獻，霍華德・勞遜曾做出這樣的評價：“這些影片的魔力在於，它們的結構賦予它們最高級藝術所特有的統一性。這種結構是簡單的，但卻難以用語言來形容。”
法國電影理論家，安德烈・巴讚曾指出“卓別林的最優秀的影片可以反複地看而樂趣絲毫不減――這同一般情況正好相反。毫無疑問，其中某些噱頭能給人以無窮無盡的滿足，功力竟是如此深厚，但更重要的一條真理是喜劇形式與美學價值決不是靠驚奇完成的，驚奇隻有一次性效果，轉瞬即逝，而這更微妙的樂趣是期待和發現完美事物的喜悅心情。”霍華德・勞遜也曾指出：“他之所以不平凡就在於他的平凡。”
從50年代開始，電影理論給予卓別林的影片以新的重視，他們不再把卓別林僅僅當做一個醜角來對待。如果沒有電影的存在，那麽卓別林肯定是一個天才的醜角，而電影卻給他帶來了機會，使他擺脫了醜角的局限走向了喜劇藝術更高的美學形式，創造了與舞台或馬戲團完全不同的表現時空。有意思的是當人們在對卓別林及其他的作品做進一步深入研究的時候，竟發現，他的電影喜劇觀念在許多方麵恰恰與現代電影的結構觀念和空間觀念極為相似。
[餘論]查理・卓別林是好萊塢默片時代的巨星。他以鮮明的銀幕形象、深刻的社會批判價值和獨特的電影喜劇觀念，戰勝了他的所有對手，成為全世界人們所愛戴的喜劇大師。他的一生全部獻給了電影藝術，晚年受到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讚美。卓別林在全世界是擁有最多觀眾的電影藝術家，同時他對於電影美學觀念的發展所進行的探索與實驗，也正如美國電影藝術科學院所稱讚的那樣，卓別林“在本世紀為電影藝術做出了無可估量的貢獻”。
正如法國電影史學家、詩人阿拉貢所說：“他的影片曾經是我們這一世紀的光明，是整個世界，也是我們時代的曆史。”
（賈東瀛）
